中国式悲剧(5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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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式悲剧

中国悲句,你能撑到第几句? 中国悲句,你能撑到第几句?
这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

来源: 张帅ღ QQ 的日志

【中国悲句1】“我要回家,我要工资!”这是民工岳富国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后,他便因突发脑溢血昏迷。36小时之后,医生宣布岳富国死亡。直到此时,岳富国仍然没有拿到应该属于他的工资。他的遗孀姚玉芳悲愤的问 道:他们咋就不给钱呢? 【中国悲句2】“永不放弃我的北大梦”.因高考分数没达到一本录取分数线,17岁的咸阳姑娘小倩(化名)7月23日 从自家五楼阳台跳下,7天之后不治身亡.这纵身一跃永远断送了她的北大梦. 【中国悲句3】“我想要那个孩子!”马卫花因为贩毒而被捕,然而此时马卫花已有身孕。按律,有身孕者不得执行死 刑,于是警方在未征得马卫花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全麻,强行人工流产。事后警方说,怀疑马卫花故意怀孕避死(图为禁毒大队私自签署的手术同意书)【中国悲句4】“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穿上囚衣后,马加爵如是说,据说在场警察听了都流下泪来。马加爵是杀 了人,但法律不会去管他是怎样成长的。马加爵的助学贷款没有批下来时,他穷得不敢去上课,因为他已经没有鞋 子穿了。据同学回忆,自此之后,马加爵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性情大变。【中国悲句5】“我儿当你看信时,我已不在人间。”“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 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辽宁农民孙守军的儿子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老父因为无钱供儿子 上学,留下遗书后自杀。【中国悲句6】“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因一辆无牌自行车与警察起了冲突,对警察审查方式不满,杨丶佳在上丶海市公安局闸丶北分局袭丶击警察,导致六名警察身亡、五名警察及工作人员受伤。事后,杨被许多 人奉为英雄,更有包括茅于轼在内等约4000替他联合签名请求特赦,该句更广泛流传。【中国悲句7】“如果失去了苦心经营十多年的家,活着也没了意义……”为了抗拒暴丶力拆迁保护自家三层楼房,唐 福珍在楼顶天台自丶焚。因强拆而自杀的许多人中,唐引起的社会反响最大。但这也始终无法阻止拆迁的前进步伐 一丝一毫.. .. 【中国悲句8】“我救了十九人的生命,求县长救我的命。”这是重庆开县的农民金有树给当地政丶府领丶导的信里第 一句话。他在天冷地冻时跳下池塘,砸烂客车窗玻璃,勇救19条人命,却因此诱发旧病,无钱医治身亡。他在临死 前还坚信“我救了别人,别人也会救我。”然而,各部门根本对

他没反应.. .. 【中国悲句9】“. .母亲的生命、女儿的幸福、我11年的人身自由……这是无论赔多少钱都无法挽回的啊!”走出法 庭后,佘祥林对记者如是说.他因涉嫌杀害妻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事后女儿辍学、其母病故、亲友为他上丶访 时曾被扣押,但11年后其“亡妻”突然出现.. . 【中国悲句10】“我这是一个人在战斗!”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用”。而有职业病认证资格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他只好跑 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铁心“开胸验肺”,以此悲壮之举揭穿了谎言。【中国悲句11】“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最后一次和母亲谈话时,杨元元叹息,这也成了她的遗言.她六岁丧父,从 小与母亲相依为命,至死未有过完整爱情。因无力偿还贷款被武大扣留毕业证五年.09年考取了海事大学研究生,校方却不许母亲和她住在一起,母亲被赶出去后甚至在操场过夜.. .. 【中国悲句12】“我要我的儿子!……”张焕枝扑倒在聂丶树斌的坟头,哭声凄厉(图).聂父在儿子死后偏瘫至今,曾一度服毒自杀未遂。聂因强奸,故意杀人罪被枪决.05年,真凶王书金出现了,王承认奸杀系自己所为,且细节 与现场高度吻合.可聂却已冤死10年了..且时至今日,聂仍沉冤未雪.. . . 【中国悲句13】“去了长城却让水给淹死了”许珍姐(图)如是说.郑金寿是一名在北丶京打工的福建青年。他与女 友许珍姐在公园约会时遭联防盘查,因未带证件且不愿被罚款,遭到联防殴打。郑负伤掉水河里死亡。他的哥哥郑 金紫说“我弟弟的水性一直很好..如果不是被打得晕死过去,绝不会溺死。” .

【中国悲句14】“你上学去吧,妈妈马上要走了……”这是妈妈送六岁女儿慧慧(化名)去上学的最后一句话.爸爸弃 家而去.七年来,妈妈含辛茹苦的养育她;七年来,妈妈没添过一件衣服;七年来,妈妈只啃咸菜;七年来,母女 只有一张合影.可再怎么穷,妈妈都要为慧慧过生日.然而今年,妈妈实在没钱了.. . 【中国悲句15】“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丶0 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 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白宝山盗窃致人骨折被判10年#校园血案# 【中国悲句16】“我不是村霸,我杀的是村霸!”胡文海杀死8男6女,重伤3人.他多

多次表示不后悔,只是遗憾,遗憾 没把该杀的都杀干净了.被判死刑退庭时,他逮着一个审过他的干警就握手,边握边说:‘先走一步,先走一步’。那 么些警察,躲也躲不及他.. . 【中国悲句17】“我还能再坚持3天!”南京江宁铜井金矿发生矿难,被困井下靠喝自己的四泡尿坚持了7天的管传智,被救上来后对大家说的第一句话.---矿工兄弟,你们还要坚持多久? 【中国悲句18】“我曾经向往的高中生活,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结束。”河南高三学生李金川的7页遗书的第一句.接 着,列举了老丶师在办公室看黄色录像、老丶师对局长的儿子道歉、没收学生足球不按约退还、背后收礼,副校长 开现代车等现象.并称新密实验高中成了当地政丶府的形象工程和强势阶层的“御用学校”。【中国悲句19】“不要给他接了,包一包就行”.这是厂里领丶导对医生说的话.由于每天均要持续14个小时的连续 工作,惨剧终于发生了..除了“大发慈悲”的老板赔偿5000元经济损失外,17岁的熊祥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那份珍 . 贵的工作,更失去了自己的三个手指.. .. 【中国悲句20】“乡骗镇,镇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高*洁喜欢引用这个打油诗.她控诉防艾圈全是骗子,包括官 员医院专家基金会“你们记者写我没有意思,要写,就把这些骗子都写出来,这些吃艾滋饭、发艾滋财的骗子,还有 那些还在组织农民卖血的。要是我死了,你们不要写我,多揭发那些骗子、血头!” 【中国悲句21】“谢谢你啊!”这是29岁的张衡生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帮助他的村民说的。而这些村民,最 终也没能留住他的生命。张衡生被一辆疾驶的摩托车撞伤。当地村民先后拨打电话与湘潭县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 丶警大队、茶恩寺镇派出所、茶恩寺镇民政所取得联系,可5天内无人过问,直至张被冻死 【中国悲句22】“我很累,但必须给孩子找生活费”儿子考上了大学,是父亲的骄傲,可6000多元的学费实在太高昂 了.谢光福凌晨3点起床挑着100多斤的稻子翻越大山去卖.5点帮邻居抬猪.下午帮邻居挞谷子,晚饭后晒自家的 谷草.直到半夜12点才回家.他不敢休息,直到那个中秋夜他劳累 【中国悲句23】“我们都是你的孩子”.这是一位懂事的孩子宽慰程林祥夫妻的话.512那场劫难中,他们的儿子程磊 就读的漩口中学坍塌了一大半.夫妻俩疯了般用双手刨土,两天两夜后终于在废墟中找到孩子.(图为父亲背遇难儿 子尸体回家)【中国悲句24】“爸爸,我想睡觉了”13岁的戴文锋说完这句后永远的睡着在爸爸的背上,睡着在越秀北路路边榕树

下.11个月大时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时断时续的治疗让他走过了13个春秋。前几天,病情 愈发严重,父亲戴伟金背着他来到省人民医院,然而因为无钱住院只好又背了出来.. . 【中国悲句25】“如再来骚扰,我一不警告,二不报警,直接送你们归西。”这是杨义贴出的告示,他已死心.4月8 日辽宁抚顺高湾区指挥拆迁的建委主任王广良,被“钉子户”杨义用刀杀死。祸起暴丶力拆迁。和杨丶佳一样,他也 姓杨,也被人奉为义士,也有600人替他联名求保.. .. 【中国悲句26】“活着就好。”纵然在被当成右派被批斗时,他也常挂着这句口头禅.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加入中国人民解丶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金门战役……他没有倒在敌人炮火下,却倒在了“拆迁部队” 脚下.为阻强拆,陶兴尧和二儿子陶会西一起自丶焚,家毁儿死他重伤.. . 【中国悲句27】“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 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世俗 的炎凉,尘世的丑恶,恶心的嘴脸,可恶的压力,你们都随风去吧”北邮博士遗书第一段 【中国悲句28】“我没啥病!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身心很健康!”这一次,警方根据邱兴华他自己宣称的他没精

神病坚信他没精神病。对其律师和家属提出的精神鉴定置之不理.. .. 【中国悲句29】“大爹”(嘉兴方言,即爷爷)10岁男孩刘俊和姐姐刘雪静从公园游玩归来,手中枝条不小心碰到或 没碰到言某的一条狗.被言扇了两耳光,掐着脖子拖行10余米,踢四脚..一顿暴打,索要200块钱,两次逼小刘 . 俊给狗下跪,还要喊他的狗“大爹”. 【中国悲句30】“长大想做贪官”.广州一位一年级小学生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如是说.“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经证 实,这位小朋友是在家里听妈妈说到过贪官的事情。许多网友表示:小孩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人人不都想当贪官 么? 【中国悲句31】“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孙志、刚的家人已欲哭无泪.他是家乡的第 一名大学生.他认为自己是公民,有身丶份证有正常居所有工作单位,仅还没来得及办暂住证而已,和派出所顶了 几句他自认为不严重的嘴.就被送到收容站,被人活活暴打而死.-收容所,外来人的恶梦 【中国悲句32】“你不会是钓鱼的吧?”一自称被冻的年轻人求孙中界帮忙载他一程。孙中界想起前不久在报纸上刚 看过的

第二篇: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

南华大学毕业论文: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

——以《活着》和《许三关卖血记》为例

引 言

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的骨干,至今已经创作数十部作品,成为当代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作品,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观念,以冷酷的笔调书写人生和世界的阴冷与残酷,这时期“暴力”成为余华极度迷恋的母题,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往事如烟》等,进入90年代,余华嗜爱的暴力血腥场面已经淡出,开始用平淡的笔调书写充满温情又很无奈的现实生活,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优秀作品。余华创作风格转型中突出的变化就在于他对传统民间文化的态度从批判转向歌颂,血腥和暴力的叙述被温情的传统思想冲淡,福贵和许三观的忍让、遗忘、平和的人生观与山峰与山岗的暴力残酷形成强烈对比,不可否认的是,余华后期作品风格与前期相比更加成熟稳重了。

悲剧与荒诞虽是西方的美学理念,但在中国文学界也有广泛运用,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先锋作家,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运用相对较多,在余华前期作品中对悲剧和荒诞的描写都比较夸张,转型后的作品则多从现实角度温情的描写世间悲态,又不乏讽刺的幽默,起到“笑着流泪”的效果。西方的荒诞悲剧理论经过中国作家的笔便具有中国特色,《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鲜明的例子,在诉说中国本土故事的同时加入中国传统文化,使荒诞悲剧有了中国韵味。毫无疑问,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是任何一个关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人都不能忽视的两部作品。它们几乎都是一发表,便引起圈内圈外的巨大反响,而余华也借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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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作品,迎来他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余华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艺术上的再一次转变———回到朴素,回到现实,回到苦难的命运之中,而且也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又一次迁徙———从先前的哲学化命运思考向情感化生命体恤的转变,从冷静的理性立场向感性的人道立场的转变。

一、余华小说中的悲剧

众所周知,悲剧诞生于古希腊,经过长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简言之即:“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够借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1],现代悲剧观则认为,悲剧所毁坏的对象都是无价值(相对于传统悲剧中的“有价值”而言)的处于卑微荒诞处境的平凡人物,这种悲剧颇类似喜剧。余华小说中的悲剧所毁坏的对象就是平凡人物,如福贵与许三观,正是这类平凡人物才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

(一)悲剧的审美内涵

美学中的悲剧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它所注重的并不是在于艺术作品是不是有特定的戏剧形式,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艺术或者说一件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实质性内容是不是具有悲剧性的矛盾冲突。如歌德认为:“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而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有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的。”[2]因此有了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无论是诗歌、小说、音乐,还是电影、绘画、雕塑等形式都可以反映出悲剧性的内蕴。

作为审美范畴,悲剧冲突不同于通常的社会冲突,而是生命的、意志的、生与死的抗争,不可避免,不容退让。“悲剧主体则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拒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体自身的精神和人的意志力提到崭新的高度,展示出人生的全部价值。”[3] 《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浮士德》《推销员之死》《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雷雨》等这些中西方的经典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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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艺术的打动人心之处,就在于悲剧主人公在自身悲剧命运不可摧毁的气势下而毫不退缩并鼓足勇气以自己的主动选择去抗争命运,即使明知会以被命运的强大的力量压倒而告终。《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共同表现出一种抗拒苦难的自由精神,这种抗争精神也正是这两部作品的悲剧体现。

(二)《活着》的悲剧性

《活着》读起来令人感到沉重,在“活着”之下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它事实上是一部死亡史,从福贵的父母开始到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和外孙苦根都随着时间流逝而一个个死去,最后只剩下福贵一人。余华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了他们不同的死亡状态,如家珍因无钱医病而死,有庆因抽血过多而死,凤霞因难产而死,二喜因劳动意外而死,最后连仅剩的外孙苦根也因吃多了豆子而活活的胀死。作者让主人公的“活着”来见证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见证死亡的残酷与无奈。这种沉重感正是作者精心营造的生存悲剧意识,它的悲剧性在生而不在死。

《活着》这部作品里充斥了命运意识。人在世界面前只是一个无力而卑微的动物,既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不由自主地在命运的变奏中跳着欲望的舞蹈,仅仅以“活着”来显示存在悲剧——活着,就是接受“活着”那无可奈何的悲怆。《活着》展现了命运力量的强大无比和人在这种“天意”面前,仅作为一个生存代码和一个匆匆的过客而存在,无法逃脱命运之手的掌握。但是,正是这种命运意识,才更加凸显了悲剧主人公福贵的抗争精神——活着。活着可以说是福贵在被迫的接受命运,更可以说他是在与命运做抗争。福贵在抗争命运时所表现出来的忍耐品质是在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展现生命的韧性和精神的顽强。福贵的妻子家珍死时,他说“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4],儿子有庆抽血过多而死,在埋葬有庆后,福贵看着有庆时常走过的那条小路,“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5]我们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到福贵内心的痛苦,但是依旧是那么坦然,福贵以达观淡然的态度接受了这些死亡事实,这种态度就是他对命运的抗争,在面对亲人的死亡后,福贵依然坚强的生活,这种坚韧的品格也是他向命运抗争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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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许三观卖血记》的悲剧性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虽然没有像福贵那样与死神频频接触,却也同样经历了一番悲惨的人生苦难,他以卖血这种极端悲惨的方式追求自己婚姻和整个家庭的生存。《许三观卖血记》讲述的是小镇工人许三观四十年来不断卖血,第一次卖血是因为好奇,后面几次卖血除了一次是为“婚外情”外,都是迫于自己以及家人的生存,卖血是苦难的事实,这一残酷的举动成为小市民平庸而艰难的生活的救命良药,而且是接二连三的卖血,这部作品让人有窒息的感觉,无时无刻不为许三观的生活揪心。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苦难和《活着》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偶然与必然共同造就的,许三观面对苦难一次次的卖血,卖血已经成为许三观抗争苦难的唯一方式,也是唯一依靠,以至于老年的许三观不能再卖血时,他失声痛哭,怕遇到灾难家人没有出路,许三观是处于城市底层的平凡人,对生活充满了生的渴望,面对迎面而来的苦难,他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选择屈服,而是选择了抗争。许三观的抗争是无意识的,是本能的,也是自觉的。对于生活中的苦难,许三观没有其他的办法,他追求的只不过是生存,生存成了他最大的抗争目标。然而,许三观的抗争大多数或者说根本上还是失败的,在苦难面前,他的抗争如螳臂当车,他的抗争也不过只能让苦难撕开一条窄窄的裂缝。但许三观还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来抗争,也就是卖血。一次又一次的卖血记录着许三观他们一家的苦难史,也彰显出许三观无比坚韧和顽强的生命力。既然生活的原味就是苦涩,既然生活的底色就是苦难,那么许三观也就必须用尽全力去与之抗争,并且抗争到底。

二、余华小说悲剧的荒诞性

余华小说的悲剧不同于传统悲剧,它摈弃了悲剧中的“崇高”,从而将悲剧引向“荒诞”。钟情于卡夫卡的余华,从他踏上写作之途开始就着力揭示人生的荒诞和痛苦。荒诞,就是不真实,不合情理。但现实中这些荒诞是事情并不鲜见,甚至成为一个时代、一段历史都不奇怪。余华说:“我觉得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充满着荒诞,从压抑禁欲到纵欲乱性,从政治癫狂到经济混乱,从无视经济到金钱至上,从人性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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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到伦理颠覆„„”[6]余华通过他的作品向人们充分的展示了他心中的荒诞世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是以家庭为主要线索的小说,两部作品在叙述方式上有一种返朴归真的明快和纯净,放弃了复杂的表达方式,用最朴素的方式来讲述故事,故事单纯,叙述简洁,节奏明快,余华用这种最接近生活的话语写出了小说中各个人物鲜活的一面,这些极具特色的历史背景和人物行为与思想使余华小说更具荒诞性。

(一)荒诞的审美内涵

提到“荒诞”,不得不提到加缪,加缪是对荒诞理论论述的最全面、最深刻的哲学家,其哲学亦被称为“荒诞哲学”,他认为,荒诞来自于人与世界的冲突,“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与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7]。加缪对荒诞的解释从美学角度而言是通向了悲剧与崇高,但后现代主义则认为荒诞就是滑稽,荒诞没有了人与世界的对立,只有价值削平的狂欢,笔者认为,作为美学范畴的荒诞是具有一定的美学意义,并非为了取笑、狂欢来娱乐人生,它的美学意义在于荒诞虽是起点,但让读者反抗荒诞才是根本,因此,真正意义的荒诞看似滑稽,实则具有悲剧意味,它与悲剧是不可分割的。

作为审美观念上的“荒诞”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荒诞感”,但是现实中的荒诞为美学意义上的荒诞提供了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艺术中的荒诞就是取材于生活中的荒诞,而荒诞成为一种审美形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对于荒诞的社会、人生的认识及采取的行动,特别是那些艺术家们面对不可理喻,荒谬不经的现实,本着追求人本身的价值和自由,给予人以终极关怀的目的创造荒诞的艺术形式来反抗荒诞,寻求从荒诞世界中脱身的道路和方法。首先,他们借用“荒诞”,把现实的本质赤裸裸地挖掘出来;其次,艺术家们通过作品中所刻画的形象来反抗荒诞,如余华创作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在深刻披露社会现实的荒诞后,又巧妙地利用人物反荒诞,达到了唯美的艺术效果,引起读者的共鸣。

(二)《活着》悲剧的荒诞性

《活着》作为一出悲剧具有明显的荒诞性,这首先体现在小说所营构的历史时空的荒诞性。它以主人公福贵的一生为主题,记录了主人公几十年的生活历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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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间,福贵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动荡、变革,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大食堂的成立与解散、文化大革命等等,作者在叙述福贵经历的同时或深或浅的重现了这些历史事实,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观看那个时候的社会大背景,确实有些荒诞不经,如解放战争时期,福贵被抓了壮丁,辗转两年才回到家,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几百号伤兵一夜之间全部冻死;土地改革时期,地主龙二被抓,“我”分到了土地,“我回来的时候,村里开始搞土地改革了,我分到了五亩地,就是原先租龙二的那五亩。龙二是倒大霉了,他坐上了地主,一解放他就完蛋了。共产党没收了他的田产,分给了从前的佃户。他还死不认账,去吓唬那些佃户,也有不认账的,他就动手打人家。龙二也是自找倒霉,人民政府把他抓了去,说他是恶霸地主。被送到城里大牢后,龙二还是不识时务,那张嘴比石头还硬,最后就给毙掉了”[8],龙二最后还在喊:“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9]人民公社成立后,福贵的五亩地又成了人民公社的。“村长也不叫村长了,改叫队长。队长每天早上站在村口的榆树下吹口哨,村里男男女女都扛着家伙到村口去集合,就跟当兵一[10]样”,随后就到了大炼钢铁的时代,“谁知没多少日子,连家里的锅都归人民公社,说是要煮钢铁”[11],再之后大食堂成立了“家里的米柴盐什么的也村里没收了”[12]。

《活着》这出悲剧的荒诞性还体现在小说的一些具体情节及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活着》采用了“讲述”的方式,借用了民间歌谣的传统,由一个采风者“我”下乡采风引出福贵的故事。整篇文字都是“福贵”在叙述他的一生,不可避免的由主人公叙述自己的荒诞行为,这些言语看起来多了些滑稽的成分。福贵年轻时玩世不恭,小说中关于他的劣迹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年轻时吃喝嫖赌,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我常去的那家妓院是单名,叫青楼。里面有个胖胖的妓女很招我喜爱,他走路时两片大屁股就像挂在楼前的两只灯笼,晃来晃去„„我经常让她背着我去逛街,我骑在她身上像是骑在一匹马上。”[12]福贵骑着妓女逛街路过丈人家还要给丈人行礼,气的丈人脸像松花蛋。大炼钢铁时期,队长请来了风水先生,要找一块风水宝地煮钢铁,在人们都快马加鞭跑向共产主义的时候,仍然扔不掉封建思想,风水先生看中了老孙家的屋子后,队长就让老孙头把屋子腾出来,说“人民公社给你盖新屋”,随后就要烧掉屋子,还说“我就不信人民公社的火烧不掉这破屋子”,那时奔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已经占据了本就愚昧的人民的心,以至于他们已然把自己的所有行为都变成了人民公社这个“神”赋予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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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许三观卖血记》悲剧的荒诞性

许三观与福贵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也同样经历着那些历史变革,但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突出表现的是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历史事件,这与《活着》中的历史事件形成顺接关系,两部小说合起来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在小市民阶层的完美体现。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对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历史事件仅用一章以许三观和许玉兰的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历史事件描写得比较详细,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三观家度日如年,整日吃不饱,孩子已经不知道甜是什么滋味。许三观用嘴“炒”菜给孩子吃,“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今天我就辛苦一下,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一道菜,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你们别用嘴,用嘴连个屁都吃不到,都把耳朵竖起来,我马上就炒菜了”[14]。余华用了较大篇幅叙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许三观一家的生活,确实,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这部戏剧中最荒诞的一幕,许三观说:“文化大革命闹到今天,我有点明白过来了,什么叫文化革命?其实就是一个公报私仇的时候,以前谁要是得罪你,你就写一张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说他是漏网地主也好,说他是反革命也好,怎么说都行。”[15]许玉兰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到了迫害,被人诬陷为“破鞋”,被剃了阴阳头,成了“陪斗”,什么是“陪斗”?用许三观的话来说就是“味精,什么菜都能放,什么菜放了味精以后都可口”[16],有意思的是,许玉兰是这样沦为“陪斗”的:“没过两天,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来到许三观家,把许玉兰带走了。他们要在城里最大的广场上开一个万人批斗大会,他们已经找到了地主,找到了富农,找到了右派,找到了反革命,找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说为了找一个妓女已经费了三天时间,现在离批斗大会只有半个小时,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说:‘许玉兰,快跟我们走,救急如救火’”[17]。这个荒唐的事件看着滑稽,却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的上演过,后来有个莫名其妙的人指示他们要在家里批斗,于是许三观召集三个儿子对许玉兰进行“批斗”,许玉兰被迫讲述了同何小勇发生的唯一一次肉体关系,讲的绘声绘色极富感染力,两个小儿子听得眼睛都睁圆了,然后二儿子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质问”,一次本应正义和严肃的革命氛围中进行的批斗会就在这种荒诞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荒诞。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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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烈烈的展开了,许三观的儿子一乐、二乐都去了农村,只留小儿子三乐在身边,在此,许三观的苦难升级了,他为了一乐的病,二乐能回城,辗转多个地方,卖了多次血,差点把命卖掉,幸运的是,最终化险为夷。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荒诞写法表现的罪淋漓尽致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重复的人物行为和对话是其荒诞写法的点睛之笔,故事重复描写许三观卖血经历,卖血前要喝很多水,而且不能去厕所,卖血后都会举行一个“仪式”,要“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后来,许三观老了,家里也有了钱,但他又去卖血,只因为他想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当医院因为他老了,不要他的血的时候,许三观哭了,他说“以后家里遇上灾祸怎么办„„”,小说中一些人物思想也极具荒诞色彩,如男人不卖血,身体肯定是败掉了。

总之,荒诞性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到处可见的荒诞因素:日常生活的麻木和无意义,社会习俗的混乱模糊,世界和社会的残酷等等。“荒诞”题材的选择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写作维度的开启,其写作对象不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生活,而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另一种真实——荒诞的世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荒诞表现形式是余华对现实荒诞以审美方式所作出的否定、批判和反思。

二、余华小说荒诞悲剧的中国色彩

“荒诞”和“悲剧”是西方美学理论中的两个概念,先锋作家余华的作品中对这两个概念的独特运用让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以下具体分析余华小说荒诞悲剧的中国色彩。

(一)余华小说悲剧的中国色彩

从美学角度来说,悲剧可分两种,从个人过失到性格冲突构成的悲剧规定了悲剧的古典形态,而人性弱点直至人的终极对立力量构成的矛盾冲突则形成现代形态的悲剧,前者演示生活中的悲剧,后者说的是人生就是悲剧,陈晓明评论先锋文学的悲剧叙事是一种后悲剧风格叙事,“这些故事本身包含的悲剧意义及其发生机制,不是在崇高的意义上加以发掘,而仅仅是一些偶然的,莫名其妙的,甚至是一些愚蠢的错误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生活总是因为一些细微的差别而在顷刻之间破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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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18]。但这并不表明悲剧感的消失,相反倒是悲剧感得到了加强,因为“生活是如此之脆弱,而个人却是如此无能为力,这才是活生生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悲剧。”[19]这与西方古典悲剧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西方悲剧主人公一般代表着独立的个体秩序,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悲剧主人公钳制于自身独特的情欲,个人价值由此获得确证。哈姆雷特的犹豫、奥赛罗的嫉妒、麦克白的野心等都是极其深刻的例子,因此,西方悲剧主人公往往都有鲜活的个性,时刻都以个体身份行事,承担一切后果,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触犯宙斯,因而被铁链锁住,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备受折磨,却甘愿受罚,始终坚贞不屈。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推动西方悲剧主人公追求较高的层次境界,他们不安于现状,这不同于中国的悲剧主人公。中国悲剧主人公缺乏西方那种富有个性的强烈的抗争行为,往往只是满足精神上的坚忍自宽,追求精神、行动的含蓄蕴藉,在挫折和毁灭性的打击面前俯首听命,任人宰割。中国悲剧主人公单调僵硬的类型化冲淡了丰满的个性,他们大多定格于某种伦理观念的框架之内,成为一种化身和象征,悲剧作家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的属性,而不是人物相互区别的独特个性。如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他们是中国平民阶层的代表,他们的处世态度也代表了中国的大部分百姓。他们面对生存与生活的困境所拥有的达观、淡然甚至是麻木的态度是大部分国人的缩影,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

(二)余华小说悲剧荒诞性的中国色彩

荒诞与悲剧的结合是现代审美观念的新创,因为在古典审美理论中悲剧是在希望和绝望中表现的反抗和死亡,而荒诞所表现出的死亡和反抗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抗争;悲剧人物具有英雄性和非常性而荒诞却是反崇高反英雄的;悲剧因表现崇高而给人一种“怜悯”和“恐惧”的审美感受,而荒诞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嘲弄和幽默。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是悲剧与荒诞完美组合的一部作品,它讲述的是诸神惩罚西西弗不断地把巨石滚上山顶,而石头因为它自身的重量又会滚下去,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比这徒劳而无望的工作更可怕的惩罚了,然后西西弗看着石头马上朝着更低的地方滚下去,在那里,他不得不把它重新滚上山顶,我看到他回到山下,迈着沉重而整齐的步子,走向他永远不知道尽头的痛苦。当他离开山顶,渐渐沉没在诸神的领地,他是高于他的命运的,他比那巨石更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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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弗的神话》作为西方荒诞悲剧的代表作看似与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风格相似,有着同样的循环往复,看不到尽头的痛苦,依然每天做着那些接受命运又反抗命运的事,但是,余华作品与《西西弗的神话》也有截然不同的方面,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将人对命运之荒诞的态度概括为三种:一是生理上的自杀,这是一种消极的逃避,俯首投降的态度,而福贵和许三观面对苦难从未有过这个念头,他们一直都努力挣扎着试图活下去。二是哲学上的自杀,即不是正视现实的荒诞,而是寻求来世或彼岸的寄托,以虚妄神秘的天国作为逃避荒诞的乐园,而这是对自我理性的一种窒息与自残。福贵与许三观并没有寻求超验的精神慰藉,不信神不信鬼,眼中只有一个清清明明、有苦难更有温情的现实世界,并踏踏实实地立足此间继续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对“生命”与“生活”,也即“存在”或“活着”本身极大的尊敬与爱护,无论有什么灾难祸患,都坦然面对。加缪所说的第三种对待荒诞的态度是坚持奋斗、努力抗争,这也是加缪所赞许的高尚选择。反映在西西弗神话中,则是诸神眼中一项无尽头无效果的苦役,成为西西弗坚持不懈的奋斗源泉。而对于福贵和许三观来说,他们在荒诞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气馁的勇气,不畏艰难的奋斗,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满足感。每一次灾难都成为了过去,他们仍然顽强平静地活着。

余华的荒诞悲剧小说中独特的中国因素使其与西方的荒诞悲剧小说很多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中国民间百姓乐生恶死的情感非常强烈,王国维就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这种人生观使中国普通百姓对生活的苦难、人世的痛苦和不幸的命运有着相当强的忍耐力、承受力,所以即使是“赖活”、“偷活”,也要顽强地活着,这使得中国式悲剧的反抗不至于十分偏激,而这种悲剧的荒诞性也不显得特别的令人窒息,从而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独有的中和之美。

其二,更重要的是,中国普通百姓一般皆持有“类我”的人生观,也就是说,自我的生命不全是个人的,而主要是家庭的、家族的,乃至国家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杀行为。对于他们来说,自杀就是“招供”,“招供”自己已经被生活所击跨,或者招供自己不理解生活。一个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选择自杀,而是选择活着。《活着》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是由“我”口中说出:“家珍死得很好。”这个“好”意味着什么呢? 是:“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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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这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对做人(君子)的要求,不但“生”要体面清白,“死”也要死得干净、没有是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能够正视生活中的一切苦难,甚至克服死亡的恐惧,从而在无常命运中享受有限的幸福和满足。

总之,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式荒诞悲剧具有强烈的中和色彩,无论是悲剧还是悲剧的荒诞性都不像西方的那么惊心动魄,令人震撼,但却悠远绵长,令人回味无穷。

四、余华小说中国式荒诞悲剧的成因

余华小说中国式荒诞悲剧有其独特的魅力,他在吸收外国文学因素的同时融入中国因素,这些因素无外乎对中国历史的描写,对中国百姓的从传统角度的关注以及作者自身的因素,包括他写作方式的转变与人生观的转变。以下主要从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和个体因素三方面来阐释余华小说中国式荒诞悲剧的成因。

(一)历史因素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是以中国近现代几十年的历史环境作为大背景,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食堂的成立与解散、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都成为小说中独特的风景。福贵和许三观以及他们的家人在这历史大环境中默默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悲剧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让中国人民经受了十一年的苦难,这期间生死离别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无比惨痛的,另外,人们在面对苦难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些令人无奈又倍感荒诞的事,如抓壮丁,福贵就经历过这样的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被害者也不计其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长年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开始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个政策确实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实惠,但是深入现实,发现作为中国人民一员的地主却从此陷入了绝境,打击地主成了全国人民的行动,《活着》中的龙二就是一个典型。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大跃进上演了,大炼钢铁也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些都是中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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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做的错误决定,它不仅没让人们致富走进共产主义,还使人民更加贫困,打击了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运动之初,领导人以及人民群众都以无比的热情拥护它,观其原因,只能说领导人和人民群众都存在荒诞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具备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荒诞的想法致使了荒诞事件的发生。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大悲剧,再加上中国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中国每年饿死百万计人,这数字是惨不忍睹的。紧接着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荒诞的闹剧,政治斗争矛盾激烈化,大部分的无辜人士遭到迫害,并且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种损失是无法挽回的。随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又展开了,这场活动的直接后果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像。

纵观自解放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是悲剧与荒诞相结合的历史,这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创作荒诞悲剧的绝佳题材。

(二)文化因素

翻开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灾难一个接一个的来临,对于福贵来说,亲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样的痛楚让一个人承受是难以想象的,对于许三观,生存的困难让他一次次卖血。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并没有退缩,也没有激烈地奋起反抗,只是默默接受,默默解决这些生存难题。福贵和许三观的这些思想与行动无疑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道家文化的渗透。“道家认为人类由生到死是自然而然的,如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样,所以人们不必为生而喜为死而悲,应顺随大道的演化,坦然地去面对生死的问题。更深一层去看道家死亡观的最高目标在于超越生死,死而不亡”[20]。要达到这点就要体会到在变化万端的世界之外有一永恒之“道”,并与之合一。所以道家的生死观可以概括为“死而不亡”。可以把道家对待人生的态度就是“顺其自然”,福贵和许三观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面对苦难他们并没有选择死亡,也没有积极抗争,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对待,他们的活着是一种没有意识的活着,他们的活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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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为了证明生命的存在。

其次,儒家文化的渗透。道家在强调自然、无为的同时,过多地否定人的积极性,让人完全被动地附属于规律的运行,具有消极的影响,《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这方面也显示出人对自己的命运、历史发展的无能为力。但小说又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这与小说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不无关系。福贵和许三观有着儒家的不屈从于命运的精神上的力量,他们经受了巨大的打击,仍然没有失去活着的勇气,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人性中的善和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相濡以沫的温情和他们朴素的生存哲学,这一切使卑微的生存变得尊严,使受苦受难显得温暖,这就是人性的光辉。

显然,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令余杰小说的悲剧及悲剧的荒诞性具有明显的中国色彩,它削弱了悲剧的恐怖感和荒诞的压抑感,使之带有一点亮色和一丝温情。

(三)个体因素

九十年代余华开始进行写作转型,余华曾这样的解释自己的转变:“我觉得一个人的年龄慢慢增长以后,对时代的事物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敏感了,而对虚幻的东西则开始慢慢丧失兴趣”。到1992年《活着》和1995年《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余华对苦难的态度走向了缓和,开始认同人世间的苦难。在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作品时,余华回归传统,注重故事的讲述,人物和情节作为作品的表达重点,叙述者不再在作品中发言。“这两部作品余华融入了大众的生活,理解与同情中国普通民众的世俗情感”[21],无论是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身上都深深地凝聚了这种世俗情感。中华民族是一个多难的民族,老百姓也练就了面对苦难的本事--那就是历来顺受、默默地忍受,等待苦难的自动消失。福贵和许三观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他们生存下来了,这是对中华民族忍耐力的赞扬,但是福贵和许三观们只有承受苦难的能力,却没有办法去质问苦难,去探索苦难的根源。下一个福贵或者许三观仍会面临一样的苦难,因为苦难并没有因承受而消失。

余华的转型也证明了他自身人生观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事实上无法与现实对抗,因为现实世界远远大于、强过个体的力量,个体的反抗作用到现实上,就像拳头打在空气中,毫无反应。因而,聪明值得角度来说,个体不应与现实保持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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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创作中回归传统,从现实角度描写中国百姓的生活,这使其作品自然而然的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五、余华小说中国式荒诞悲剧的影响和价值

余华创作的中国式荒诞悲剧在世界范围内的获得广泛关注,它的价值不言而喻。在文学上它开创了先锋作家转型的道路,让作家回归传统,看重对人的终极关怀;在文化方面,它令世界再度关注中国文学,同时也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文学的方式被世人认知。

(一)文学影响

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在某种程度上开辟了一条先锋作家转型的道路,关注生活,描写现实,以荒诞的笔法叙述人间的苦难,让读者心灵震撼。《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所以受到歌颂,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它们提供了建构性的东西——无论是《活着》中那种对命运、现实的强大忍耐,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中那种伟大的父爱。一方面,相比余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颠覆性而言,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正面探求;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时代性对人性稳定性的文化需求。这无疑让曾经的先锋作家不得不关注人性方面,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目标,转变自己的写作风格。

余华小说中国式荒诞悲剧还以其特殊的形式引起了人们对生命哲学的探讨,其社会效应不比《等待戈多》的差。这些哲学问题有:人的巨大承受力的底线是哪里?福贵和许三观的人生观应不应该受到赞美?无论什么苦难人都是否应该承受?这些问题成为人们探讨的焦点,也成为人们思考人生的桥梁。

先锋作家余华开辟的转型道路,为全球化语境下建构具有本民族审美风格的文学创作体系树立了一个典范。

(二)文化影响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标志着在中国先锋作家中终于有人从西方的影子下走出来,复苏了自我意识,重新开始逼视自身,面向本土。这种独立的姿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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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以对世界上最先进的那些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的充分理解掌握为前提的,其次是作家自身的发展变化和成熟。“现在年纪大了一些以后,开始意识到还是更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而写得越来越实在,正是一名作家所应当具有的本领”,“我现在也确实感到生活很美好”[22]。从余华对语言的要求可以看出他对写作的选择:“我们对语言本身的要求已不是离事物越远越好,相反倒是认为离事物越近越好,这种表达更直接,更有力量”[23]。“离事物越近越好”就是贴近现实,而这现实必然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余华小说的最高评价,是从《活着》开始,他的小说里出现了真正的中国人,“他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和描述,与鲁迅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而他抛开虚浮直指内心的表现方式,也最接近于鲁迅”[24]。有所不同的是,鲁迅先生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怀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余华是“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世界在我心目中变得美好起来了”,这“美好”之中就包含着对人性的宽容,针对于国民性来说,则是肯定和感佩。当面对永无停顿的灾难时,似乎除了忍耐、乐天知的承受、消解之外,又能如何?如果要追问“怒其不争”,又如何去争呢?中国的国民性里似乎有一种能够消解一切的东西,会让任何灾难最终都无可奈何。不管余华对于国民性的态度如何,他能够发现其中的精髓和奥妙,体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便是一项特殊的成就。只有在这时,当他真正审视与回味这片使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时,他的独立姿态才算真正完成。从不顾一切,先视外来的影响再说,到关注脚下的土地,思考真正属于自己的表现领域和表达方式,余华作为敏锐出发最早的一位,完成了先锋作家的转型,转型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归传统,事实上余华的思想仍然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充满了现代性的。

余华对国民性的关注标志着中国先锋作家文化归属感的复苏,通过对本土文化所作的创造性发挥使中国传统文化再度被世界所关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海内外都赢了极高的声誉。意大利《共和国报》认为《活着》“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如何不死。”德国《柏林日报》称它为“一部伟大的书”,“十分成功和感人”。比利时《展望报》认为“余华是唯一能够以他特殊时代的冷静笔法,来表达极度生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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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余华是一位职业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他以先锋作家的姿态进入文坛,之后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转型,形成了第二次创作高潮。余华前期与后期创作都以悲剧和苦难为主题,荒诞意识贯穿文本。前期多诉诸暴力,后期描写温情,截然不同的风格。《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以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朴素的风格出现的,这两部作品成就了余华小说中国式荒诞悲剧的高峰,形成了文学界独特的风景,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并非偶然而成,也不是单纯的社会促成或者像一些学者所说的迫于现实的读者的压力而不得不改变风格,它是有一定的必然成因的,这包括作者自身人生观的改变以及他吸收的中西方文化因素完美的融合。他的中国式荒诞悲剧不仅对文坛形成了巨大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甚至读者对人生的重新思考,对生命哲学的换位解读,同样也让世界再度关注中国文学。可以说,余华的中国式荒诞悲剧让中国乃至世界文坛都刮起了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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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2]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9页 [3]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4][5][][8][9][10][11][12][13]余华.活着 [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第125页,第64页,第78页,第9页

[6]余华.我的文学道路[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7] 柳鸣九,沈志明.加缪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14][15][16][17]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第162页,第164页

[18][19]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吉林:时代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20]胡建.余华小说《活着》所渗透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J].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

[21]徐一玲.《活着》对儒道文化生存意识的继承 [J].大众文艺,2009年第14期 [22][23]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年第2期 [24]熊修雨,张晓锋.论九十年代余华写作的转型[J].学术探索,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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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专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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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柳鸣九,沈志明.加缪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6] 王世诚.向死而生[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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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 [11] 张学军.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先锋写作[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出版社,2006年版 [13] 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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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莹.活着的荒诞与高尚 [J].大众文艺,2009第17期

[3] 王志刚,孙秀英.由审父转向父性的召瞬[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第3期 [4] 熊修雨,张晓锋.论九十年代余华写作的转型[J].学术探索,2004年第2期 [5] 徐一玲.《活着》对儒道文化生存意识的继承 [J].大众文艺,2009年第14期 [6] 杨名.荒诞世界中的悲剧人生[J].文教资料,2009第9期

[7] 原磊.荒诞世界:从人性的异化走向人性的邪恶[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5期

[8] 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年第2期 [9] 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10] 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11] 俞姝.《活着》,由“荒诞”与“非理性”构成的现代悲剧[J].浙江师范大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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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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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式“守财”

“看到金子,占有金子。”

19世纪3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其名着《欧也妮 葛朗台》中这样描写他的主人公。这也成为当年的人们关于“守财奴”最基本的印象。

时光穿越近两个世纪,打开国门、接轨国际的中国人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都市,追寻着梦想。但让他们疑惑的是,收入在增加、财富在增长,手里的钱包却不得不攥得更紧。

“没有什么比看好自己的钱袋子,更能带来安全感的了。”一位新生代农民工说。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的今天,选择做一个“守财奴”,或许是老百姓最现实、最朴素、最本能、最理性的选择。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一直在不懈努力中,但是老百姓却依然紧捂钱包。

今天的中国人,难道都是“守财奴”?都乐意做“守财奴”?是什么粉碎了他们花钱的欲望?

什么时候,中国人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中国式“守财”

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本刊记者 邓凌原 熊帅

掐指一算,李眉已经有5个年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5年,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所谓老家,不是她的出生地山东,而是丈夫的家乡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村庄。

“不是不想回去,实在是回去一趟开销太大。来回车票、各处送礼、请客、压岁钱,加上给父母的钱,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孩子还小,南方没有暖气,万一冻病了,又是一笔开销。”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李眉成了“恐归族”。在农村出身的婆婆眼中,她或许有点冷血,甚至有些不孝,但她宁可被误解,也要拼命捂住自己的“钱袋子”。

“我老公经常笑我是‘守财奴’,难道我真成‘守财奴’了吗?”李眉笑了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是真的不敢花钱。”

不敢花钱的不只是李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上世纪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在2012年的调查中,仅有6.9%的城市家庭打算在未来一年增加家庭消费,60.5%的家庭表示2013年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一比例较2011年同期调查的数据(52.4%)有进一步提升。

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普通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人人甘当起“守财奴”呢?

一个家庭的流水账

电视剧《蜗居》中的郭海萍曾算过一笔账:“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这样的数字也时常蹦出李眉的脑海。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在读博士,虽然学的是文科,但她对数字非常敏感。这一优点遗传自母亲。

自从2006年在北京海淀区清河附近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李眉便将孀居的母亲接来同住,帮忙打点家务。母亲有两个账本,一本放在写字台抽屉里,一本记在心上。

谈起30多年前的消费情况,李眉母亲搬出了心中的账本:“那时候物价便宜啊,肉才一块多一斤,米才两毛多一斤,我和他爸爸每个月工资加起来100多块钱,光一家四口吃饭就花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工资,除去人情往来、两个孩子的零花以及孝敬父母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那会儿存不住钱,大家都穷,有点余钱早被亲戚朋友借走了,哪里还用去银行?”

李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记忆中过得最丰盛的春节是在1987年。当时夫妻二人的工资已经涨到了200多元,那次过年不仅购买了酒、肉、鱼、面等各种必备食品,一家四口还做了新衣裳,给两个女儿买了鞭炮、发了红包。一个月的工资花得干干净净。

“一直到1988年,吃饭、穿衣、孩子的学费基本占了每月开销的绝大部分。”1988年,李眉的父母从单位不到30平米的筒子楼里搬了出来,在小县城的郊区买了一块地皮,盖起一座两层小洋楼。

“买地皮和办手续花了6000多元,各种建筑材料以及工人的工钱,大概用了一万多元吧。那时候存款不多,大部分钱是找亲戚朋友借的,房子也没怎么装修,还债还了两年,哪像现在啊,一辈子就供个房子。”

老太太一边叹息,一边翻开了抽屉里的账本。这个账本始于2002年,即李眉上大学的第三年。当时李眉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已有5000多元。在2002年4月3日的开支明细中这样写道:“给两个女儿汇款800元,花生油62元,缴纳电话费42.7元,买菜53.9元,水果10.6元,共计969.2元。”

老人说,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每年过年的花费几乎涨了10倍,但工资的涨幅却远远跟不上这个速度。“就像龟兔赛跑,工资哪有房价跑得快啊。”

“对于我们那一代,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开销,可是现在不行了,供房、供车、培养孩子、老人看病„„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手头没有点存款,连病都生不起。”老人翻着这十年的账本,感慨良多。

“花钱有理,省钱无罪”

2006年,李眉结婚一年后决定在北京买房。得知这一消息,李眉的母亲拿出老伴生前几乎所有的积蓄,给女儿付了首付。

尽管从此步入房奴的生活,李眉却并不后悔,她甚至有些庆幸幸亏买得早,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房价就开始飞涨。“清河的房价现在已涨至2万多元每平米,我们买的时候才6千多。你算算,有多吓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李眉不愿回老家过年了。“婆婆打电话来总是哭穷。一次说要翻修老家的猪圈,需要两万元,老公背着我偷偷寄了3万块钱回去,我知道后跟他大吵了一架。”尽管事后李眉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但她依然觉得有些委屈,“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么?银行卡里没有余钱,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2009年儿子出生后,李眉辞职当起了全职妈妈,并于2011年秋季考上博士。她解释说,“学历史工作不好找,读完三年博士,也许能留高校任教吧。”她的这一举动虽然获得了丈夫的认可,却引起了婆家人的普遍不满。

面对并不明朗的就业前景,李眉没有想太多,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正因如此,她把“钱袋子”捂得更紧了。也有朋友笑她,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此精打细算是不是太过俗气。但在她看来,“花钱有理,省钱无罪”,生活是需要细水长流的,不是一场电影《泰囧》,看过、笑过也就散了。

小说《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不肯点两茎灯草的故事人人皆知。这个不惜采取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的“守财奴”,在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依旧参不透什么是生命中必须的,什么是附加的。李眉觉得自己也有点自虐,“结婚后我没有做过一次头发,没去过一次美容院,你信么?”

“每月4000多元的房贷,20年还清,我女婿一个月工资12000元,房贷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钱还要吃饭、穿衣、养孩子,可不敢乱花。”母亲算得十分清楚,对于博士期间每月只有1100元生活补助的李眉来说,经济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李眉的母亲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养老似乎不成问题,但她的公公婆婆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如今正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不敢回老家的真正原因了吧?”

拉不动的消费

李眉的母亲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虽已退休,却是耳聪目明,对时事十分关心。“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些新闻联播里经常出现的语句对她来说并不陌生,“说了有十来年了吧,现在还一直在强调。”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家政策开始有意识地拉动内需,将家电产业培育为第一个消费热点。当时,电视机销售进入前所未有的旺季,直到今天,依然是带动家电消费市场的主力。

然而,专家渐渐发现,家电并没有使中国人的消费欲望继续膨胀下去,国民储蓄的热情反而愈加强烈。

与储蓄率上升相对的,是最终消费率的连年下降。经济学家郑新立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时期,居民消费率即使再提高10个百分点,仍低于30年前国内的消费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真的成了“守财奴”么?究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还是迫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房子车子孩子”的现实压力呢?

云南籍北漂女孩杨畅怡说,“哪天一旦失业,如果没有存款,我在北京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住。”

身为国内某知名搜索网站的一名网页设计师,杨畅怡的年薪收入在10—15万元之间。在她看来,这个收入只够维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还远到不了肆意消费的程度。

“尤其是买房之后,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用在了房子首付上。”杨畅怡坦言,“远在乡下的父母病了不敢住院;结婚后不敢要孩子,怕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养一个孩子到他大学毕业,至少需要花费50—130万元。如果还要海外留学,没有200万元根本不可能做到。”杨畅怡感慨。

李眉也认为,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只能为中国人的“不敢花钱”做出牵强的解释。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结构决定我国正进入一个储蓄的高峰阶段。为了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高额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多数老百姓都在进行一种预期性的储蓄,这与人们的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

“你别无选择”

作为国内专门研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学者,早在十多年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杨思群就发现了中国储蓄高增长的反常现象。

据他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过去几年的实际利率(剔除通货膨胀率后,储户或投资者得到利息回报的真实利率)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2000年之后,很多时候都是负数的。这说明受通货膨胀影响,国民的购买力水平在逐步下降,储蓄的投资收益并不理想。

“然而,许多经济数据显示,居民的储蓄却在不断增加。”杨思群解释,按照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当利息率较低时,居民储蓄率应该呈下降趋势,因为相比储蓄,人们更愿意去消费、去投资,来获取其它的利润收益。

对于这一现象,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曾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中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已经达到了既定的存款水平,国内又缺乏其它合适的投资项目。所以当储蓄实际回报下降时,居民只有从现有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储蓄。

陈道富也认为,从居民的消费动机来看,老百姓对投资渠道的认识相对狭窄,现金储蓄、投资房产是处理余钱仅有的几种方式,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居民消费率的上升。

“所得收入除少数用于购买基金外,绝大多数存入了银行。”学计算机专业的薛同沁,目前月收入在1万元左右。在他看来,如要在收益与稳定之间做出选择,后者的吸引力更大,“因为收益就意味着风险,投资随时都会失败,最后血本无归。”

对于这一点,李眉的母亲感触更深。李眉的父亲在世时,夫妻二人工资存款共结余20多万元,“基本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攒下来的。”将这笔钱存在银行里,李眉母亲觉得很不划算,“物价一天天高涨,钱越来越贬值,又没有别的投资渠道,所以我总是催着她们姐妹俩早点买房。”

一次,通过一个要好朋友介绍,李眉的父亲以民间借贷的方式将10万元存款借给了山东本地一个食品加工行业的老板,借期为1年。虽然每月可以按时拿到600元高额利息,但李眉的父母在那一年过得极其忐忑,“生怕这10万块钱打了水漂,这可是我们给孩子存的买房钱啊。”到期后,尽管对方提出再借5年的要求,并将利息开得更高,李眉的父母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也有亲戚朋友鼓动李眉的母亲炒股,或是购买基金,但身边时常涌现的“折戟沉沙”的炒股经历,让她不寒而栗。“还是把钱存在银行里踏实,此外别无选择。”

直到2006年,李眉将母亲的存款取了出来,用两代人共同的积蓄付了房子首付,同时也承担起为母亲养老的重担。

对于这一点,李眉不是很担心,毕竟母亲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她担心的是儿子未来的成长支出,那是压在她和丈夫背上的一座大山,让她即使在睡梦中也不敢松懈,“有一天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李眉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眉、杨畅怡、薛同沁为化名)

“酷抠族”的低调生活

所谓“酷抠”,也就是“酷酷地抠”,把钱花到该花之处,花出质量和效益,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

本刊记者 邓凌原

Cool carl,酷抠族,是悄然崛起于当今“族”语境下的一群时尚达人。人如其名,他们身上既有“酷”(cool)的超逸,也有“凡人”(carl)的简约。

较高的学历、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优雅的生活、时尚地节俭、理性地消费、精神高于物质„„这些打在“酷抠族”身上的烙印充分说明,在高房价、高物价时代,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个性、新潮、自由的生活方式。

从“抠抠族”到“酷抠族”

“抠族”的诞生,几乎与房地产的升温、物价的上涨处于同时。2007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网友ligi,在豆瓣网上创立了第一个“抠抠族小组”,小组成员大多是和她志同道合、提倡节俭有道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以“抠出美丽、抠出品位、抠出幸福”为目标,倡导一种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理念。

一年后,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26岁女硕士王跃(化名)申请加入“抠抠族小组”,开始在各大论坛频繁发帖,“晒”自己的省钱经历,从一名曾经的“月光族”一跃转变为时尚的“抠抠族”。

转变的原因是“毕业季的到来”。2008年,王跃在南京鼓楼区一家图书公司寻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3个月的实习期间,每月3000元的基本工资,让王跃瞬间感到入不敷出的窘迫,她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精打细算过日子”。

作为网络达人的她,很快从网页中搜罗到各种“省钱秘笈”。她曾经连续一个月在网络上“晒”出自己每天的消费明细,创下了2000元玩转云南一周的记录,引得无数网友赞叹、惊奇,被封为论坛里的“抠抠达人”。

“我们不是守财奴”,王跃在QQ对话框中飞快地打出以上几个字。如今,月入8000元的她已由“抠抠族”升级为“酷抠族”。

她告诉记者,所谓“酷抠”,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极端小气、极端吝啬”,但“相比‘抠抠族’,我们的省钱方式更加时尚,生活更为低调和超逸。也就是‘酷酷地抠’,把钱花到该花之处,花出质量和效益,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这是一种成熟、理性的消费方式,是一种简单、真实、自由的生活方式,或许生活本该如此”。

“抠”出智慧

“能坐公交就不开车,能步行就不坐车;一张餐巾纸撕成两半用;剩菜一般不放在微波炉加热,而是放进电饭煲里,趁煮饭时‘蹭’点热;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而是让衣服自然晾干;多用飞信、电子邮件,少打手机„„”王跃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是入门级“抠抠族”的必背口诀,而要成长为一个资深“酷抠族”,道路还很长。

2010年秋天,王跃在南京朝天宫书市认识了张路加(化名),一番交谈之后,王跃对这个穿着打扮“像极了富二代”的“酷抠男”充满了好感。

张路加学工科出身,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奉行“低碳、环保、新节俭主义”。用王跃的话说,尽管月入过万,他依然坚持住集体宿舍;每年春节回家,他宁可与农民工兄弟挤在硬座车厢里,也舍不得买一张飞机票;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但光顾的永远都是图书馆和常年打折的旧书市场„„

日常生活中,张路加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将消费支出的点点滴滴记录在手机的理财软件里,一个月统计一次。

“抠”来“抠”去,张路加的钱包鼓了起来。他没有在朋友的鼓动下买车买房,而是于2012年9月从原单位辞职,自己在鼓楼地区开了一家销售公司。

“开业之前我算了笔账,发现自己这笔钱根本不够。”一番踌躇之后,张路加发挥了他资深“酷抠族”的长处,从赶集网和58同城上淘来二手电脑和办公桌椅,自己埋头组装了几个下午,并叫来几个做设计的朋友帮忙布置了一番,一间简约而富有情趣的办公室就这样诞生了。

“那天忙完后,他没有叫我们去酒店大聚一场,而是自己下厨做了几个小菜犒劳我们,甚至连喝完啤酒的易拉罐都收集起来,说是要变废为宝,将节俭、低碳进行到底。”如今,已成为张路加妻子的王跃告诉记者,丈夫的公司春节后将正式营业,尽管资金的缺口依然很大,但对于这对资深的“酷抠族”夫妻来说,他们依然充满了信心。

“抠”出时尚

作为个性独立的80后,网友“衣袂飘飘”并不在乎别人对“酷抠族”称呼的误解。“守财奴又如何,严监生不也有善良的一面么?”她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因节俭而随之下降。

打开“衣袂飘飘”的微博,在标签信息一栏中,“读书、旅游、咖啡、戏剧、电影、淘宝、美食”等几个词汇立刻映入眼帘。成为“酷抠族”后,这些小资情调颇浓的兴趣爱好并没有被抛弃,反而成为她时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爱免费、爱积分、爱团购、网购、优惠券、秒杀„„这些传统“抠抠族”常用的省钱秘笈,对于 “衣袂飘飘”来说都是小儿科,她崇尚的是更为知性、前卫的省钱方式。

“衣袂飘飘”是个话剧迷,濮存昕、孟京辉、赖声川、田沁鑫„„一提起这些话剧界知名人士她就滔滔不绝。一路看涨的演出票将不少观众拒之于千里之外,但对于“酷抠族”来说并不是难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衣袂飘飘”认识了大麦戏剧的管理员“我本善良”,管理员告诉他,只要在微博上@大麦戏剧,并参与每期活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赠送的话剧票,但观剧后必须在大麦戏剧官网上发表原创性的剧评。如果剧评写得出色,又可以获得另外的免费票。

写剧评对于文学硕士出身的“衣袂飘飘”当然不是问题,她兴致勃勃地参与了大麦戏剧的活动,并及时提交了自己精心写就的剧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大麦戏剧”的长期观剧团成员之一。“几年下来,不仅省了大笔开销,我的文笔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小资生活也没有改变。”

2013年,“衣袂飘飘”打算写一本关于“酷抠族”的小说。她说,在小说里,她要展现的不只是“酷抠族”的省钱理念,而是他们将节俭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现代版“葛朗台”

2003年以前,郭振兴只有两张存折和一些国债券。之所以准备两张存折,是因为“一张活期,方便取用;一张死期,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坚决不能动”。

本刊记者 张子琦

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特小说《人间喜剧》中的主人公。这位世界着名的“吝啬鬼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半夜里把自己一人关在密室,“爱抚、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在送给为自己工作20年的仆人一块旧手表时,“好象做了一件要他的命、喝他的血、抽他的筋的决定。”

艺术源自生活,古往今来,在我们身边,都不乏带有“葛朗台”特质的人。

郭葛朗台

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郭振兴,被家人“亲切地”称呼了20多年“郭葛朗台”。

“叫就叫嘛,还是个洋名。”年轻时,对这个有些挖苦意味的外号,老郭没少和老婆生气斗嘴,但如今,这个外号让老郭十分自得,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节俭,我才给儿子在北京城里买上了房子。”

“别看我们夫妻俩一辈子只赚死工资,现在却在房山有3套房、2辆车。除此之外,还能给儿子在城里的房子付首付,靠的是什么?就是省!”

郭振兴是北京市农商行房山支行的一名普通员工,妻子老张在镇政府工作。虽然老郭总对儿子说,“比起还在农村种地的发小、邻居,咱家这日子过得就算可以了。”但他深知,如果走出房山这个圈儿,自己确实没有吹牛的资本。

老郭的儿子郭伟清楚记得,一次回家吃饭,老爸买菜去了一个钟头,外面还下起了毛毛细雨。正当家人为他担心的时候,老郭拎着一大袋子菜回来了。“足足5斤菜,才4块钱,又便宜又新鲜。我跟人老农砍了半天硬杀不下价来,幸亏后来下雨了,哈哈!”

老郭的单位每年都会发工作服,几年下来,夏装、秋装共攒了8套。郭伟的妻子发现,每次见到公公,他都是一水的白衬衫、西服裤子。见儿媳妇不解,老郭的爱人发话了:“别说我不给他买新衣服,你问问,他穿吗?连单位发的白衬衫他都舍不得穿新的,现在柜子里还有6套没拆封的呢。”

两张存折

“算是跟钱打了一辈子交道。”郭振兴坦言,每天面对银行里种类繁多的理财产品,自己却从没动过买基金、股票的心思。

2003年以前,郭振兴只有两张存折和一些国债券,“只有这些是最保险的。”之所以准备两张存折,是因为“一张活期,方便取用;一张死期,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坚决不能动”。而老郭大部分的工资都在这张死期存折里。

每个月看着这张死期存折的数字往上涨,似乎是老郭最满足的时候。他不抽烟、不打牌,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天带着小狗“笨笨”出去溜一圈。

老郭的“关键时刻”在这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中来临了。2006年,妻子老张看中了房山区政府附近的一套楼房。“用存折换房子”,老郭心里不愿意。

“当时我单位差不多所有同事都在镇政府附近买了楼,唯独我们家还住在河北省边上。”老张这次没再听郭葛朗台的,她本能地意识到,如果再不出手,将来这房可能就买不起了。经过“激烈的家庭斗争”,老郭最终交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

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钱只剩下小数点后两位,老郭的情绪低落了整整一年。一年后,房价开始飙升,老郭的心情也跟着“飙升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把钱放在银行吃利息,不如把钱变成房子来得‘利息’高。”

自此,老郭的人生有了新的“追求”:买房。老郭追求的方式很简单,把工资存进死期存折,攒到一定程度,就用来买房。

借钱买房

在奉行节俭的日子里,老郭逐渐成为同事和朋友羡慕的对象。如今,算上城里给儿子买的那套房,老郭已经是4套房子的主人了。看着原来大吃大喝活得甚是潇洒的同学如今为儿子结婚买房发愁,老郭就总要对儿子、儿媳讲讲自己的生存之道。

可即便如此,老郭也没敢奢求在北京城三环以内买房子,“不敢想,我再从牙缝里省钱,也不可能省出200万块钱来。”

在老郭那一代人眼里,借钱买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村里和老爷子分家那一天起,我就没管人张口要过一分钱。我这代人都有这个思想,即便买房,也最好不拉饥荒,而且还要剩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即便在银行工作的他帮很多人办理过贷款业务,但“借钱”这两个字也从未出现在老郭的人生字典中。

2012年末,老郭的这一守财“规矩”再一次被打破。“儿子在四环边上看中了一套二手房,总价180万,这回我是真没钱了。本想着给儿子操办完婚事,我们老两口拿着50万存款游山玩水,可看着辛苦攒钱的儿子和飞涨的房价,我觉得不能再等了,贷款就贷款吧。”

于是,老郭再次清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50万,又变成了小数点的后两位。”在经历了最初的失落之后,拿到房屋钥匙的一刹那,老郭终于释然了,“和当年买第一套房子的感觉一样。”

如今,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的郭振兴开始了新一轮攒钱计划,“最终目标(给儿子买婚房)完成了,动力小了不少,但还是得攒点钱,万一生病怎么办,总不能给儿女增加负担。”

然而,深谋远虑的郭振兴还是“小小挥霍”了一笔,“我前天给老婆买了一件衣服。”正说着,一直在旁边忙东忙西的老张把话接了过来,“嗯,15块钱呢。”

“不在贵贱,质量好就行呗。”郭振兴赶紧反驳道。

第四篇: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

1980年代,西方工商业界的警报铃声远比现在要响得多。近几年人们从美国的安然事件、欧洲的帕玛拉特事件得出的警示是,公司治理及监管制度必须改革;而当时人们却一致同意,西方企业战后的美梦结束了,因为日本企业的成功似乎势不可挡。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一轮研究日本式管理的浪潮,虽然后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颓势迅速降温,但许多日本式管理已成为管理常识,譬如说愿景(vision、改善(kaizen)、精益制造(lean等。

对管理来说,这一轮日本式管理浪潮最大的贡献却不仅仅是上述的几个理念或方法,而是人们意识到,“美国并非管理思想的惟一源泉(加里·哈梅尔)。”而对日本来说,自此之后,他们才能在西方管理之外,深刻讨论与研究自身实践的优缺点。日本管理的三个主要特点终身雇佣、年资序列以及长时间工作都被广泛讨论,不断演变,虽然未被其他文化的管理所采用,但它们依然扎根在日本企业之中。

20多年来,在华人工商业社会里研究与传播“中国式管理”的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对本报记者说,这一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我们中国人近百年来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家里有很好的东西却不知道用,而一直在向外企求。”曾教授讲话朴实,似乎一直在讲大白话,但他点出的常常是人人皆知却又被忽略的道理,或者是广泛流传的误解。现年70岁的曾教授很“中国”、很闲适,不似很西化的学者那种令人有点紧张的“专业”(professional),而是凡事皆见管理。他说,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懂得把“管理生活化”的,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他对中国式管理的研究缘起于39岁时的实务上的极大挫折,当时的他拥有美国的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头脑中也大多是西方化的看法。他说:“那一年我的情绪非常坏,因为为中国人出去办事,被中国人气得快要死掉了。”但他很快顿悟到,“是我错了,不是中国人错了。”他因而开始寻找与总结中国人“自己的一套”,把它系统化。在55岁时,他又赴英国莱斯特大学,苦读5年后,在60岁高龄取得了管理哲学博士学位。实际上,49岁时他在台湾已经是正教授了,他总结的中国式管理也已广受赞誉。曾教授说,“(我)是因为要用才去读书,目的是从西方的现代化管理来引证中国式管理的存在。”

中国式管理的贡献

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常常被西方的误解所误导。曾教授在著作中举例说,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原则,几乎每件事情,都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有不同的答案,令人难以预料。”许多人据此认为中国人没有原则,甚至说“没有原则就是最好的原则”,但中国人实际上有原则,但“重视因时、因人、因事而做出合理的调整,既不是一成不变地死守原则,也不是随意乱变没有原则。”

中国式管理的贡献,简单地说就是变动性,或者说弹性flexibility。这很适合中国人的特性,但它已经具有通用的价值,超越了文化与传统。这是由于

不确定性和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完全没有弹性的科学管理或制度化管理不足以适应环境的快速变迁,西方也不断出现弹性较大的管理理论,如情境领导、权变理论等等,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固守单一的方式或预先确定的制度。某种意义上,变动性谈的是管理哲学。哲学这个词常常显得深奥,在这里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人是怎么样想的。在管理科学的一侧,没有各国管理之分,各国应该应用相同的管理科学,譬如战略工具、生产管理、营销方法等等,但因文化的差异,管理哲学有很大的差别。曾教授说,“从管理科学看,没有中国式管理;从管理哲学来看,又有中国式管理。”因此,中国式管理的贡献主要在管理思想、管理观念。

中国式管理贡献的主要管理观念中,第一个是“太极思想”。曾教授说,“太极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大禹治水重在疏导,让水按照自然的规律流动。在他看来,太极思想的关键在于,认为“本来就这样”,以“怎么样都好”的心情,用头脑仔细想想,然后看情势办事,以自然的方式自得其乐地顺势行事。

曾教授在著作中这样分析中国人自然的做事方式,“中国人做事,看起来好像不十分认真,实际上是用心而不紧张。用心去做就好了,那么紧张兮兮地做什么?”这样的做事方式,看似悠闲,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未来的工作群体可能大部分都是靠头脑中的创意与创造力完成工作。譬如对在传媒、娱乐产业、咨询服务、甚至软件设计等等行业工作的人,有时过分紧张的“专业”(professional)并非好事。正如最近流行的一些畅销书如《鱼》所推销的,自然、放松和快乐可能是更有效的工作方式。但种种说法中,最好的却一定是“用心而不紧张”,快乐等说法描绘的不过是表象。中国式管理贡献的主要管理观念第二个是“把二看成三”,以突破二分法的困惑。受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思维喜欢“二分法”,把事情分成两个部分,譬如把管理分为人治、法治,认为其中一个对,而另一个不对。但这是理想状态,没有哪个组织完全是人治,也没有哪个是完全的法治,纯黑和纯白之间总有着无数种灰。

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二分法是必要的罪恶。”中国式管理却是“把二看成三”,规避这种必要的罪恶仍以人治、法治来说,中国人的组织大都是“很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与西方的组织相比,人治的色彩还是要浓厚一些。二分法看起来简单明了,但实践中大家都知道,“真理往往不在二者之一”。“中国人擅长把二看成三,以‘二合一’来代替‘二选一’。”

中国式管理贡献的主要管理观念第三个是“中庸”,中庸就是合理。曾教授认为许多人把中庸之道理解错了,他说,“以前的解释是一条道走中间,不敢偏左也不敢偏右。„„中庸之道不是走中间路线,也不是不走极端。(实际上,)中庸是该极端就极端,不该走极端就不走极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曾教授引朱子的话说,“无一事不合理,才是中庸。”他认为中庸之道应正名为“合理主义”,这样它的真正用意才更清晰。

合理化贯穿于管理的发展历程,西方的管理发展如果以最简单的方式描述,就是合理化然后制度化。但在过分制度化甚至僵化之后,回归根本,重思合理不合理是可能的解决之道。而中国式管理的关键是,管理即合理。强调合理,就带来弹性。

管理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式管理的观念贡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管理实践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是否有效?这样,曾教授比较中美日管理,考虑中国人的特性而总结出来的管理观念就凸显出价值。

美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日本是集体主义,而中国是交互主义mutualism)。交互主义用通常的话说,就是“一切看着办。”曾教授举例道,你对我有礼貌,我没有理由对你没礼貌。“拿‘不一定’的心情,来寻找此时此地‘一定’的答案,从不一定到一定,便是中国式管理的决策过程。”他还以另一种说法总结道,“美国式管理强调专业性,重视专业知识;日本式管理关注一致性,重视团体精神,而中国式管理注重变动性,一切看情况。”

“中国式管理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人的尊重。”曾教授说,他认为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而做人要排在更重要的位置。美国式管理是“我要-我成”,订立目标,拿出成果;日本式管理则是“同生-共荣”,合力追求团体的荣誉,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而中国式管理却是“修己-安人”。安人先修己,曾教授甚至追溯到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来来强调修己,他说,“中国式管理很简单,就是你先把人做好,然后才能谈管理。”

“安”是中国式管理的最终目的,曾教授认为,“安的观念长久以来影响着中国人。„„含意甚深,必须用心体会才能够明白它的用意。”有的利润让我们安,有的利润让我们不安,不安的利润不能要,这种观点和西方管理现在特别强调公司道德有点不谋而合。在更宏观的层面,经济发展后,如果制度、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不能跟上,容易发生不安,安需要均衡发展。对于人本身来说,安的时候,中国人积极奋发,对准目标全力以赴,高高兴兴接受结果评估,共享荣誉;而不安的时候,对目标阴奉阳违,视成果评估为官样文章„„

曾教授总结,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这三者的关键都是人,它们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合理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凡事“依法办理”。

实际上,中国的管理从来都是更多地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事为中心。西方管理,首先把事情分门别类分析清楚,划分不同的部门职位,然后招聘合适的人员。中国的管理也在学习西方的这种方式,也显示出效果,但在最本质上,中国管理依然是“因人设事”。曾教授举例说,中国人开始做事常常采取大家一起来的方式,没有分工、没有职位,让大家在这种含混不清的情况下展示个人的特性与才能,再因人设事,建立初步的组织架构。经常的情况是,有两个人适合当主管时,先分成两个单位,等到有第三个人具有担任主管的能力时,再变成三个单位。

但是,没有人会承认他们所做的是“因人设事”,因为它违背了西方管理中的“正确的原则”。在我们的实践中,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譬如在绩效考评时往往表面上大家相互差不多,而在暗地里或奖励先进,或教导惩戒业绩不佳者。这至少和两个“正确”的管理原则相违背:公平和透明。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公平和透明可能有效,但我们不明说的方式也常常有效,甚至效果更好。摒弃成见,仔细研究,我们也会发现这些

做法很合理。

直到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经常想的是,这种方式不符合“正确”的管理原则,必须尽快加以改变。曾教授在另一场景下提出的问题可能同样适合这个场景:“现在我们经济发展恢复自信心,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传统?”

曾教授说,西方管理学界被误解最深、最无奈的人是泰勒,他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但他讲的实际上是管理哲学,泰勒曾写道,管理不是技术,管理不是工具,管理是哲学。他认为,现在我们学西方管理学不好,正是因为“我们把管理当工具、当技术”。

第五篇: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

曾仕强教授

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北京华夏智业管理学院校长,中华企管网集团首席顾问,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哲学荣誉博士。被企业界尊称为:中国式管理大师,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一。

主要著作:

《超世纪大易管理》VCD、《中国式管理》、《商神胡雪岩人生秘录》、《财神学》、《解读中国人》 《人力自动化》、《老板魅力学》、《如何在三十六岁以前成功》

为什么要学习本课程 :美国人二十世纪初,发展出一套向全世界挑战的美国式管理。日本人从二次大战惨败的废墟中,走出令人震惊的日本式管理,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人以易经为中心思想,八十年代逐渐形成独特的中国式管理,正被全世界广泛讨论及研究中。

如何运用中国式管理做好企业总裁 :

一、中国式管理的含义

1、中的意思,是合理。凡事求合理,是中国人特质。

2、中国式管理,便是合理化的管理,务求管得合理。

3、应该管的才管,管的方式要合理,即中国式管理。

二、首先要有共同认识

1、管理必须和自己的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才有效。

2、对中国人、中国社会,要有深一层的体认和理解。

3、合乎中国人性格的管理,必须有更为优良的成果。

三、把自己的定位做好

1、基层员工,以“务实”为主,遵守规定照章行事。

2、中高干部,以“应变”为主,合理应变以求制宜。

3、企业总裁,以“前瞻”为主,随时抓住市场变化。

四、培养敏锐的第六感

1、总裁的主要职责,在领航、掌舵,方向感要准确。

2、五官的感觉会骗人,一切依据有形来判断会上当。

3、第六感最可靠,但是很不容易运用,要多多磨练。

五、先孕育出合用制度

1、逐渐形成,需要多少建立多少,不必刻意求齐全。

2、由下而上,各单位自己去讨论,反正很快会调整。

3、保留弹性,以适应内外的变数,在法中衡情论理。

六、在团队中完成自我1、有本事,才能够充分表现能力,使大家乐于接纳。

2、有理想,必须充分了解现况,才能够有效地实现。

3、能调整,在动态的环境中,适时应变求生生不息。

七、把能干团队带出来

1、第一圈最要紧,多费心神培养彼此的共识和默契。

2、由第一圈去带第二圈,依此类推,务求彼此呼应。

3、大圈圈中有小圈圈,不要公而无私,就有利无害。

八、维持合理的不公平

1、对待员工,公正合理,基本上很不容易做到公平。

2、因为机会有限,资源不足,不可能公平,做不到。

3、最好以合理的不公平来取代不合理的公平、合理。

九、让干部去从事管理

1、作业是基层员工的职责,干部最好订规范少干扰。

2、管理是干部的工作,总裁最好多支持少直接参与。

3、总裁的主要职责在经营,知人善任才是首要任务。

十、把人安顿好最要紧

1、识人、知人、留人、用人一连串都和人心有关系。

2、关心、用心、交心、绑心是领导员工的主要过程。

3、把人安顿好,是总裁的首要任务,人不安事不行。

十一、凡事务求慎始善终

1、慎始,指谋定而后动,必须和干部互动、好商量。

2、让干部先开口,才听得见不一样的声音、好意见。

3、慎始不一定善终,必须重视过程中阶段性的调整。

十二、无为才能够无不为

1、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让员工能全力发挥。

2、无不为才有效果,必须有目标、有计划、有方法。

3、总裁无为,干部无不为,依此类推,才能总动员。

目录:

一、中国式管理的含义

二、首先要有共同认识

三、把自己的定位做好

四、培养敏锐的第六感

五、先孕育出合用制度

六、在团队中完成自我七、把能干团队带出来

八、维持合理的不公平

九、让干部去从事管理

十、把人安顿好最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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