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系与政治改革(转载)

第一篇：市场体系与政治改革(转载)

从市场体系到政治变革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在经济学的内部体系划分中，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一向不是主流。原因之一也许是缺乏精确和数字化的分析方法和衡量工具，但这从来没有让经济学家畏难止步，意大利博可尼大学校长圭多·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便是一个好例子。

塔贝里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研究，但近年来学术旨趣不断向政治经济学转向。他自1994年起任博可尼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11月开始任该校校长。2010年1月底，在中信《比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上，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经济观察报：你长期研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你认为制度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塔贝里尼：人们通常的共识，同时也是得到证据支持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可以使产权得到合理的贯彻，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快速发展，因此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迅速的发展，就应该拥有运行良好的、足以保障明晰产权的各项制度。良好的制度意味着一个社会应该拥有健康的政府和文官系统，不滥用权力，侵夺私人的产权。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判断良好的制度和产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人们基本上没有异议，但什么样的制度是良好的制度，这方面的争论就比较多了。

大体而言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制度的关键在于政治力量，要利用政治力量来确保产权得到合理的贯彻；另一派则认为，单靠政治力量是不行的，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社会还必须经历一种文化革新，才能促进那些足以保障产权的权力机制。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更强调哪一方面？

塔贝里尼：我的观点是，也许这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我所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对于让制度发挥合理的作用而言，文化革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举例而言，现在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先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市场体系，等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才进行政治改革，使政治体系更为高效。二者应该分开进行，而不应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只有先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保护私人财产，培育和发展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才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氛围。

从政治史来考察，这样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在西方的政治史上，选举权的扩展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从欧洲的历史来看，也是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形成在先，民主体制的建立在后。我的观点是，不应该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应该努力培育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言论自由和法治，以最终促使政治变革的实现。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仔细研究过意大利南部地区与欧洲其他较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不同，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制度性的结论。在你看来，意大利的情况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塔贝里尼：我认为最主要的启示有两点。一方面，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的繁荣旺盛，就应该培育良好的公民文化和社区文化，促进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促进政治和文化宽容，保障各项政治权利。

另一方面，上述这些良好的价值观，也需要由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来保障和促进。如果在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历史上存在着长期的独裁统治或外国占领，使当地的国民遭受虐待，那么在很长时间里，当地都会存在一些文化问题，包括民众之间相互猜忌，以恶毒的态度对待彼此。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就是如此，这种遗留症几百年都没有消退。

由此可见，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的演化和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应该通过政治改革，使法治代替其他机制成为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如果一个政府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利，将产生两方面的恶果，不仅损害公民利益，而且催生各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价值观。

经济观察报：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有时是由政治力量推动的，有时则是源于各种复杂的、难以言明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所以要促使一个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降低这个过程的难度？

塔贝里尼：这的确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我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推行广泛的、宽容开明的社会教育，改变人们的头脑。第二，要让人们畅所欲言，废除一切限制言论的措施。第三，要让民众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潮流，保持开放的思维。

我认为中国等国家现在拥有一个欧洲所没有的优势。现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经拥有了完善的自由社会，那里有思想的碰撞和开放的辩论，而中国等国家只要向外部世界保持完全的开放，实现信息与观念的顺畅流通，就也可以从欧洲汲取各种思想与政治资源，为己所用。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民主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吗？

塔贝里尼：一些证据表明，与拥有完善民主制度的国家相比，纯粹的专制国家的经济成绩要差得多。不过这也许并不是一般性的原理，一个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也许并不一定就会让它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所以我还是持有刚才所说的观点：先建立完备的、可持续性的产权和市场机制，再推进政治体系的变革，对于中国经济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两个过程截然分开吗？

塔贝里尼：我所说的这两个进程之间只有大略的、模糊的界限，并不是说在彻底完成一个进程后才能开始另一个进程。从中国的现实来考察，目前中国的经济表现是杰出的、惊人的。为了使经济在未来走上更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国也许应该再接再厉，使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由出口转变为国内需求和消费。而促进政治制度的自由化、给予民众更多权利，也许可以加快这个转变过程。

经济观察报：具体而言，你认为中国目前应该尽快推进哪些制度自由化进程？

塔贝里尼：中国目前可以加快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因为目前中国的金融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为了配合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国也许还应该加快汇率机制的转变。因为在继续保持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之下，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实现金融业的自由化。

在目前美国实行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既保持固定汇率，又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将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如果中国能使汇率机制变得更加灵活，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另外，如果中国能将政治制度进一步自由化，那将推动其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和福利国家制度，从而促使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第二篇：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

邓秀芬

30年的激荡改革，30年的风雨兼程，中国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为之感到欢欣鼓舞。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的关键环节，始终是一个备受国内外、党内外关注的敏感话题。多年来，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治体制却没有实质性变化，有人认为党和政府采取的是“先经济，后政治”，甚至是“经改政不改”的策略。

然而我觉得这是对中国整个改革的一种很大的误读和误解。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拉开中国改革的大幕，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事实上，在30年的改革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也可以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成果。所以说我们有并正经历着政治体制改革：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30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战略和策略上相结合，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民主选举、政治参与、政务公开、干部选拔、权力监督、立法改革、司法改革、决策改革等都是“结合”的具体产物，同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成果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力支撑。所以，胡锦涛总书记说，如果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是，从1979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当然，中国过去30年搞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并不是说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适应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恰恰相反，在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在看到成果和优势显现的同时，也看到了问题的存在。这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比如沿海先于内地改革带来了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的扩大；“分步走”的渐进改革带来了既得利益者的产生以及既得利益者想方设法阻碍新的改革；“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带来了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后移；类似于“先上车后补票”的改革带来了法治的滞后，使社会无序化的现象到处存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让我们把目光最后聚焦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平衡、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看到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由共产党领导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我想是绝大多数尊重现实的人们的共识。问题是渐进的程度？如果说渐进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需要80年或一个世纪才能搞民选的领导人和政府，可能很多人会付之一笑。渐进的改革更不能被作为有意推诿改革的理由。这在中国历史上慈禧的“预备立宪”和国民党的“训政立宪”都有其教训。从现在起进行认真的、脚踏实地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是很好的选择。

30年我们杀出了一条经济体制改革的“血路”，收获了累累战果，创造了“中国奇迹”，我们同样要杀出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血路”，并对此充满自信充满期待充满梦想......2009-11-25

第三篇：微博与政治改革

随着 2009 年国内微博平台的兴起和发展，微博特有的覆盖型网络传播模式，快速改变了网络舆论载体格局： 以用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为基础，微博已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发布源、舆情助燃剂，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微博问政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它会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执政兴国的重大课题。

一、微博问政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 WEB、WAP 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 140 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2009 年 8 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

微博的出现为广大民众搭建了信息互联的平台，对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200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因拆迁问题发生上千商户集体上街堵路事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不但及时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还在新浪网开设了“微博云南”，及时通报事件的最新进展，这一做法使其赢得“中国第一家政府微博”的称号。微博的异军突起也使其迅速成为备受追捧的舆论新阵地，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使其成为与群众沟通的一种新平台。

二、微博问政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是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被政府和普通民众接受。近年来，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我国政府都努力支持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除传统的面对面、电话等沟通方式外，政府还开辟了网络这个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使之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和政府科学决策的新平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习惯发号施令，民众习惯服从命令。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既往单位体制下的公民参与以政府组织和动员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只是公民“出场”或者决策贯彻的过程，缺乏公民权利和意愿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有较多利益诉求，尚未形成合适的表达渠道，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较低。这样的挑战容易使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降低，带来社会冲突不断，影响政府执政基础的稳定。西方国家20 世纪以来调整策略，普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治民主，使得广大民众能够说出自己的心声，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21 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体制变革的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出，社会群体性事件近些年时有发生。网络问政逐渐成为民众与政府交流的一种新形式，尤其是微博问政，受到不少国家的重视。早在 2008 年，奥巴马就很重视用微博（twit-ter）与民众沟通。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德国总理默克尔、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也都通过微博问政。2011 年 9 月 1 日，美国白宫官网新开设了一个子网页“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作为白宫实施网络问政的新举措，美国公民可以在该网页上就自己关心的议题向政府提交请愿书。我国微博用户已达 2 亿，年增长高达 208.9%，这使得“微博问政”成为网络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仅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官员实名微博有 1 300 多个，代表政府机构的微博有 2 000 余家。这个数字对全国庞大的官员和党政机构来说，虽然微不足道，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微博问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问政体现了网络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新特点。

微博问政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以下优势：

1.微博问政刷新了官民沟通方式。

微博问政能把网民的意见积极有效的收集起来，使网民所反映的问题及时得到政府部门的落实、处理，当公民选择直接到网上反映问题、表达愿望时，如果政府能够予以及时解决，百姓的焦虑情绪会得到安抚，群体性事件必然会大大减少，社会也会更加趋于稳定。比如日本地震后，一些地方掀起了“抢盐潮”，相关部门迅速通过微博澄清事实真相，很快平息了这一事件。可见微博问政刷新了官民沟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2.微博问政给公民维权以助力。

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都认为现在是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网络时代，一个小小的案例很可能会演变成全民运动，网民通过微博传播信息，组织起实际的行动以声援、干预事件的进程。

在现代社会中，网友们用各种手段参与到声势浩大的网络问政行动中去，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有了极大的张力，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就像一座便捷的桥梁，拓宽了公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给公民维权以助力。

3.微博问政督促政府政务公开化、透明化。

在信息化时代，想要控制和封锁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越公开越透明就越主动，越容易掌握话语权，不少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微博在应对危机事件中的巨大作用。2011 年南京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

明确规定： 对于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发一小时内或获取信息的一小时内进行微博发布，实践证明微博问政对于构建阳光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作用，它督促政府政务不断公开化、透明化。

如今微博问责也已成为反腐监督的新形式，如2010 年 3 月 22 日，南京纪检部门宣布，微博上爆出抽“天价烟”的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因严重违纪被“双开”，微博反腐已成为我国防腐倡廉的重要一环，成为新时期我国廉政建设的创新途径。

4.微博问政凸显了公民主动参与政治的热情。

《新周刊》总主笔闫肖锋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微博凸显了人际圈的影响力。没有互联网之前，一个人一生中能“承受”的熟人数量为 150人左右（经心理学家统计得出），有了互联网尤其进入 Web2.0 之后，人际交往的幅度和广度被大大拓宽，六度分割理论（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即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正在变成现实。微传播时代，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在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巨型传播网络，这对个人交友、品牌营销及总统选举等，具有重大的实际应用意义。通过粉丝之间的相互转发和评论，各种观点不断完善，受众面也越来越广，相对于以往的报纸和电视新闻，社会公众只能被动接受的参政方式不同，微博问政开始凸显社会公众主动参政的热情，并以自己的思想主动传播讯息。网络的虚拟化和数字化最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和主体的社交模式，并不断突破了旧有的时空和要素限制，甚至可以说，“计算机正改变着我们的政府和选举政治”。

三、微博问政在创新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困境。

虽然微博问政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肯定，但微博问政在目前还有一定的局限，陷入一些困境。

1.互联网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特定群体参与民主机会的不平等。

就网络民主而言，受众群体对网络的占有和享有的程度是决定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特定群体在参与民主机会上的不平等。虽然微博问政的准入门槛较低，但是，毕竟是在网络时代对网民进行了又一次的划分，这种由再一次划分带来的不平等势必会影响网民微博问政的积极性。

2.部分官方微博形同虚设。

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2011 年 4月 22 日发布的中国第一份《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统计显示，截至 2011 年 3 月 20 日，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民微博三大平台上进行实名认证的全国政务机构微博有 1 708 个，政府官员微博720 个，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一些地方政府微博存在着发布信息和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例如，2010 年 11 月 12 日南京市体育局就开了新浪官方微博，目前已经拥有 24.5 万“粉丝”，但却只在开通时发了一条微博： “南京市体育局的官方微博正式开通”，此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这种官方微博就形同虚设，政府微博也就失去了设立的意义，给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也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3.微博问政下一些负面信息的传播会异常迅速，使参与者难辨真伪，从而影响其积极性。微博堪称网络世界的新宠，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成就了一大批“V 字帮”，从大雪封航到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很多人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对突发事件进行了报道。中国社科院在 2009 年 12 月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更是将微博定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这说明，微博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交流的便利性； 另一方面也会使一些负面信息得以发布与传播，这些负面信息一经发布就会被强大的网络舆论所包围，导致危机扩散和升级。在微博问政的背景下，参与者对微博上的信息难辨真假，虚假信息的迅速传播更让他们心灰意冷，进而影响他们的参政热情。

四、解决微博问政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困境的对策。

1.让微博问政成为公民传统表达渠道的有效补充。

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公民意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部分公民还是采取直接向基层机关反映情况、向上级部门上访等传统的诉求方式，现实中，这些传统方式有时得不到理想的效果，会诱发群体性事件等后果，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深入贯彻以人为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思人民之所思，将构建服务型政府落到实处。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创新路径，必将成为公民传统表达渠道的有效补充。

2.及时更新信息，加强各级政府的官方微博建设。

为了真正将微博政务落到实处，各级政府务必加强工作透明度，积极发布和更新信息，尤其是多发布民生政策等网民关注的政务信息，耐心倾听网民意见并进行及时的反馈。如河北省公安厅的微博明确表示： “请大家关注我们，转发我们的文章。我们将始终以草根的心态、以网友的身份与您进行在线交流互动。

3.将负面信息降至最低。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是流传已久的黑色幽默，道出了网络匿名的特点，应该说匿名微博为直率批评、舆论监督等提供了许多便利，促进了网络民主的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匿名制，导致了网络谣言的传播和网络水军的出现，为此，韩国早在几年前就推行了网络实名制，以此打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最近北京、广州、深圳陆续出台规定，要求组织和个人在注册微博时，使用真实身份信息，这种”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操作方式有利于净化微博言论，打击不负责任的网络谣言，这也是为何微博”实名制“出台后，拥有超过 2.5 亿用户的新浪股票当日反弹上涨。

同时，在面对负面信息时，政府应正面、及时地予以回应，澄清事实，即使真的出现问题，也要勇于承认，提出整改方案，保证网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畅通和良好沟通。

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依然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呵护。微博问政在现阶段充其量只是现实问政的一个补充，由于其实践中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我们对微博问政应该理性看待，合理引导。微博问政能否推动公民参与快速发展，实现民主的突破，规范化、制度化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篇：中国政治改革

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共“十四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越来越繁荣，但是政治改革却步履维艰，官员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业形势依旧严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现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改革之路将走向何方？

中国政治改革

《一》前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饱和程度时，国家和人民迫却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二》中心：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维护人权.《三》方向：中国共产党——深得民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巩固中共的执政党地位.政府——建设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四》具体措施：

1.进一步健全中国的法律制度，使中国各项事业做到有法可依。加大法律宣传工作，使法律观念深入人心，让广大人民群众重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作用，同时让每一位国民充分意识到依法治国的核心不是治民，而是治官.治权.治政.可借鉴秦国商鞅变法。

2.强化行政体制改革，简化行政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并完善官员权力行使监督体制，监督官员行使权力，预防官员腐败，加强官员队伍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建立高度廉洁政府.可借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

3.深化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保障立法的独立性，简化立法手续，推进立法进程，建设法治国家.可借鉴美国的1787年宪法。

4.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和政治协商的重大作用，让广大人们群众真正地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全国人大.政协.人民群众.社会广大新闻媒体共同监督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可借鉴欧美的民主政治体制。

标注：中国在学习其他国家的强国之策时，一定要结合本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五篇：2014政治改革清单与走向

2014政治改革清单与走向

来源： 人民论坛2月下 作者： 杨光斌（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核心提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无疑是一种制度创新，作为中国政治研究者，我们当然期盼这样的制度创新能做到：第一，集权化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最终能破解特殊利益集团并分解被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过分垄断的资源，最终有利于公正社会的形成；第二，“三合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能让党政关系更顺畅、更合理、更制度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是以经济改革为主的 “改革60条”，但在我看来它也是一份政治改革的大清单。

这就关系到如何认识“政治”。政治不但是我们习惯上所理解的政体、政党制度、政府体制这样的硬制度，其实凡涉及人们重大利益重组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还是科技体制改革，事实上都是政治改革。不是吗，过去35年的经济改革带来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社会自主性就是政治变革，开放互联网这样的科技改革所带来的政治生态的结构性变革更是有目共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改革60条”其实也是一份政治改革大清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究竟何指

“改革60条”的总体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么到底如何理解这个总目标？从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变，无疑是观念上的革命，即从权力的单向度强制性行使转变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是“国家治理”本身的含义。如何理解这个总目标？从目前学术界讨论和媒体报道看，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理解主要来自法学界，认为总目标就是以法治化为核心的“法治中国”。法治化无疑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但这样狭义地理解总目标显然不是“全面深化改革”本身所要追求的目标。广义的理解就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军事体制等所有方面的现代化。这样说当然很全面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也正是因为“全面的正确”，反而淹没了“改革60条”的良苦用心，也不能告诉我们改革所要达成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太熟悉“现代化”一词，而且制度上和体制上的“现代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都是很难断定的事。换句话说，要在7年内即到2020年实现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制度和体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这样的结构性质变。因此，要准确地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必须找到最能让老百姓能理解、一目了然的概念或标准。

这就需要我们跳出字面本身，回到本次改革的形成历程以及“改革60条”——而不仅仅是政治学字面意义上的“国家治理”和“现代化”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很明确地指出，改革主题将有三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上海自贸区和廉政建设。果然，“改革60条”基本上围绕这三项主题展开：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上海自贸区在《决定》中体现为压缩政府权力边界并约束政府，廉政建设体现为控制政府权力，而且压缩政府权力边界和控制政府权力是以建设有能力的国家为前提的。这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体目标就很清楚了：建设一个“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有限的政府和有能力的政府

什么是有限政府？政治学理论上讲的有限政府就是两种要素：权力有边界和权力受制约。西方国家都以此为标准，比如发达国家美国是这样，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墨西哥也是这样。这样类型的政府的问题是，别说印度、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是美国也面临国家治理难题，因为彼此制约的权力最后变成了福山所说的“否决型政体”，这样的体制不仅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还使得枪支难以得到控制，全民医保方案屡屡流产。对此，美国人已经开始反思、甚至怀疑自己的政治制度问题了，不再是信心满满地认为“历史终结”了。美国尚且如此，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国家无能力而仅有西方的有限政府标准，简直就是灾难。在印度，联邦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贫困人口依然在4亿以上，比非洲人口总和还要多；印度德里、孟买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的贫民窟蔚为壮观，举世闻名，但每年的改造速度只是几百间，如此下去需要一千年。关键原因在于，权力有边界而又受到约束的有限政府没有行动能力。

我认为，中国“改革60条”的总体目标不但是要建设一个权力有边界和权力受约束的政府，而且是一个有国家能力的政府，即“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是一个看得见的可以衡量的目标。

建设一个“有能力的有限政府”

首先，所谓“国家能力”就是权力中枢超越社会利益集团和部门政治的约束而将自己意志变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的实现首先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决策机关，其次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作用。相比较过去十年只有改革愿望而无改革顶层设计机关而导致的种种改革的流产，比如红十字会社会化改革、新旧非公36条，“改革60条”中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一个比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更没有部门利益色彩的超级改革机构。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没有忘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因为市场失灵屡见不鲜。有了专司改革的超级机构和对政府作用的定位，国家改革意愿、顶层设计变为现实的能力，非常值得期待。

其次，权力有边界。与前几次以机构调整为主的改革相比，本轮改革的最大亮点是围绕政府职能转变，由此将形成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的有限政府。中国过去改革的伟大成就不容置疑，但改革的一个非预期结果便是：因没有相应的政府职能改革而使得政府占有资源越来越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改革60条”中的经济改革围绕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比如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制度、统一市场监管、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而建设市场主导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投资体制中减少政府审批，放宽投资准入，社会组织成立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上压缩了政府权力边界、尤其是清理并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可以想见，压缩政府权力边界就等于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再次，权力受约束。过去十年地方一把手成为腐败重灾区，这是因为他既管人事资源又管经济资源，权力空前增大而又不受约束，为此“改革60条”一方面决定加强地方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人事决定权，同时改革司法体制和纪检体制，实行省以下法院的垂直管理，上级纪检部门提名下级纪检负责人，这些无疑是从纵横两方面加大对地方一把手的约束。过去若干年内很多事业单位问题重重，比如大学自主招生中的腐败，教育行政化难辞其咎；再则把大学区分为副部级的“985学校”和正局级的“211学校”，本身就是人为制造不平等的伤害千千万万大学生利益的教育行政化的产物，为此“改革60条”决定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再比如，建立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意味着，每一分钱到哪里、怎么花，都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不再是一笔糊涂账，因而不再需要各省驻京办“跑部钱进”，结果既约束了财政主管部门的权力又保护了掌握财政分配权的干部。

这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改革总目标，事实上是可以量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又一个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有能力的有限政府”。

党政关系的新走向

而2014年，是中国党政关系的新起点，其标志是相继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一个超级改革领导机构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总书记，副组长是总理和另外两位政治局常委。如《决定》所言，小组的任务是设计、协调、推动和监督改革的实行。

全社会对于这样的超级机构都给予高度评价，这是改革决心的彰显。因为是全面改革，涉及政治体制乃至军事体制，确实需要这样一个设立在党中央的超级机构。同时，一个值得记录下来的事实是，这也意味着党政关系有了新变化，是一种权力转移，即过去由国务院去执行的事直接由党中央去决策去执行。我认为，目前不宜对这种新变化做出价值上的评判，因为在党和国家同构化的体制中，权力是在党还是在政府，有时并不是十分清晰。对此，我们只能在时间进程中看效果。如果这种权力的转移最终有利于分权和自治，比如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化，能够推动社会组织更加自主，能够推动协商民主体制的形成，能够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更好地压缩政府的权力边界，能够管住地方政府，那么这种权力转移最终是积极的，因此倒也不必依据过去的党政分开改革思维而看待这次的权力转移。过去的分权化改革是行政性而非市场化的，结果使得部门和地方政府占有了更多的资源，获得了更多的权力。面对这种格局，只有更有权威的部门才能破解特殊利益集团。从这个角度看，更大的集权恰恰是为了合理的分权和制约权力。对此，我们乐观其成。

如果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种党政关系上的权力转移，更大的权力转移还体现在刚刚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它首先是党的机构，而不是流行的一般意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对政治局负责，主席是总书记，副主席分别是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此可以被视为党、政、人大的“三大班子”的“三合一”机构。由此观之，它的权力和地位远远高于只对总统负责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大班子”一体化的机构，在新中国历史上确属罕见。至少在形式上，它是对处理党、政府和人大三者关系的新尝试。

那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了哪些原来属于政府部门的职能呢？我们知道，在过去，军事安全和对外政策也事实上归属于中共中央，其主管机构分别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台湾问题有中央对台事务领导小组，意识形态安全（即政治安全）有专门的中央外宣办管。也就是说，军事安全、涉外事务和政治安全这几块，政府本来就不是主管部门，只不过由原来的各种中央领导小组领导统一到国家安全委员会那里。

有所变化的是，原来属于国务院的很多权力，比如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国家发展规划问题，过去虽然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但这个机构毕竟只管经济上的大政方针，具体的国家能源、发展规划以及环境保护等怎么个运行法，都是国务院去执行，现在，按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情况看，这些职能和运行状况，这个超级机构都有权去管。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尤其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意味着，在党管国家的体制中，不但党政分开是不可能的，更要在党政同构的基础上强化党政合一，党政合一的超级机构不但要进行政治领导即做决定，还要具体执行。具体运行中的党政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式？我们还不得而知，但至少从目前的形式上看，是一种加强版的党政合一关系，是一种比1958年毛泽东讲的党政关系更加强化的新型党政关系，或者说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加强版的党政合一机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议行合一”原则的再现。

这两大机构的设立无疑是一种制度创新，作为中国政治研究者，我们当然期盼这样的制度创新能做到：第一，集权化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最终能破解特殊利益集团并分解被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过分垄断的资源，最终有利于公正社会的形成；第二，“三合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能让党政关系更顺畅、更合理、更制度化，把原来归口管理体制下的众多领导小组的权力统一到这个超级机构。新制度的绩效到底如何，只能让时间告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