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领导干部为何休假难
领导干部为何休假难
“人们认为我们在这里休假。但事实上，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对于高层领导人来说，一般要到退休之后，才能真正享受到休假疗养的诸多福利。
“倘若哪一天，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真正潇洒地去休假了，或许权力运行制度就已经成熟完善了。”
在高温天气仍在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时，中国北方的避暑胜地——北戴河，迎来这个夏天的重要客人。
2013年8月5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参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动的60位专家。据人民网报道，邀请专家暑期赴北戴河休假，是中央联系广大专家和各类优秀人才的一项制度性安排。自2001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邀请了13批七百余位专家休假。
北戴河不只是各行业专才放松身心的海滨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也是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暑期办公和休养的场所。2003年7月，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当年夏天不到北戴河办公。从此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赴北戴河暑期办公的说法不再见诸报端。
与西方国家历史悠久的带薪休假制度相比，中国人对休假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公众休假制度也在完善之中。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中，日理万机的高层领导人们，能否有时间休假？在各种公众的节假日，他们能否保证休息？领导人带薪休年假背后又有怎样的政治逻辑？
一边办公一边疗养
过去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休假。但对于中央领导人来说，在夏天到来时，赴北戴河一边办公一边疗养，已经是一年中难得的放松时节。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中央领导人的“假期”。
科技部一位卸任司长记得，以前中央领导在北戴河暑期办公时，7月上旬国务院办公厅就会打招呼，“从7月15日到8月15日，国务院领导要到北戴河办公，需要加紧处理的文件要标明特急件，以便能及时送到。”
中央领导暑期办公期间，中央办公厅会有一小部分人跟随，负责安全警卫、通信保障、随行服务等。一位中办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常工作通过机要通信维持，办公形式没有差别。”
为了方便处理公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戴河与北京之间每天都有火车往返，用以传送各类文件。中国前驻菲律宾大使黄桂芳曾经做过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外事秘书，他曾陪同首长去北戴河办公多次。他回忆，北京送来文件分两类，一类是阅读，一类是需要处理的事项，“后者要审批，再由机要系统送回”。
每天早上，黄桂芳都要到指定地点，中办和国办系统都有专人来送文件。那时领导人们都以居住的楼号指代，吴学谦住在215号楼，黄桂芳会按照编号把当天需要吴学谦阅读的文件收好，再将首长已经批复的文件交付机要人员，由他们送回北京。
在北戴河办公期间，中央领导人一般是上午开会，下午休息。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疗养区中建立了酷似人民大会堂外观的俱乐部，里面可以放电影、看演出，还有大大小小几十间会议室。据《秦皇岛日报》高级编辑、北戴河区文化顾问孙志升透露，“领导人平时住在各自的二层小楼里，开会时去俱乐部。”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在北戴河的会议上作出。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决定设立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是在北戴河暑期办公时做出的决定。黄桂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一直由吴学谦负责台湾事务，当中央决定由丁关根牵头成立国台办时，学谦同志就让我代表他参加了筹备会。”
当时吴学谦所住的215号楼，周围住着丁关根和方毅，在办公休闲之余，这也是领导人们难得的交流机会。黄桂芳就有一次让自己的同乡、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给家乡的中学题词。
在北戴河疗养期间，中央领导人最喜欢下水游泳。为了保证首长安全，每个游泳区都有专门坐着小船的救护员。海边还设立了牌子，提醒领导人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涨潮和退潮的时间，退潮就不宜游泳。
吴学谦来自上海，不会水，平时的休闲活动就是在住处的院子里散步。秘书黄桂芳从小在厦门海边长大，水性好，却因此常常有机会下水游泳，黄桂芳曾经好几次看到邓小平游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学谦任国务院副总理时，身边配备三个秘书。暑期办公时，三个秘书很少同时到北戴河，通常是一个秘书在北戴河，一个秘书在中南海。“一些不算紧急的文件，就由北京的秘书处理好再给首长送去。”黄桂芳说，“毕竟在北戴河是休闲，除非是特急的事才会报告首长。”
据北戴河当地干部介绍，2003年后中央提出不在北戴河办公，但退休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同样会在每年暑期受邀前往北戴河度假。
“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中央领导之所以选择在北戴河暑期办公，上述科技部司长认为，“就是因为不能休假，所以去那边办公。”
2001年8月，江泽民在北戴河接见美国《纽约时报》代表团，并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人们认为我们在这里休假。但事实上，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中秋、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也不是高层领导人的假期。他们也很少像普通公民或外国人那样在家里休假或者外出度假。实际上在春节假期，这些领导人往往最忙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会在各地访贫问苦，在普通百姓家中过年。
中国领导人为何难以休假？按中国的制度，越是高层的领导人，治国理政的领导事务越是庞杂。从高层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处理公文、外出考察调研、处理突发事件、出席各种会议、发表重要讲话、迎来送往、出国访问等等，占据了领导人的大部分时间。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们很难完全脱离工作休假。
中央领导人不能彻底丢开工作，省部级领导干部也难得到空闲。
“可能有休假安排，但我从来没有休假过。”一位卸任的国新办主要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只有少量人有机会去疗养，“多数人去不了，工作离不开。”
按照规定，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一把手休假，需要向国务院报备，机构副职则需要向所属单位党组请假。但是，领导都形成了一种既定思维：永远要把工作放第一位。全年假期中，很少能够完整休息，领导级别越高越忙碌，越到节假日事越多。
教育部一位内部人士说，“教育部休假是按照工作年限来安排的，并未将部领导单列。”上述教育部内部人士就透露，部领导周末和平常加班的情况非常普遍，“像党组会经常一下午就安排几个议题，开到晚上七八点都很正常。”
广州前副市长苏泽群的一位秘书说，他给领导当秘书的时间不长，就七八个月，“当时正值换届，领导忙得根本没有时间休假”。
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在统计局工作时没有休过假，退休后这十年，恐怕也没有见到在任的领导休过假。”
在地方，省部级领导同样没有休假。每年天津市都会组织省部级干部去北戴河疗养，但天津市原人大副主任张元龙都是“很自觉地不休，主要是工作忙”。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省部级领导都表示，他们在职时从未休过假。“春节是可以休息的。”贺铿说，“但过节领导也要轮流值班，有时有国务院领导要数据，我们就要马上准备。”
“休假不扣工资，也没有补贴。”上述已卸任的国新办主要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忙碌终日，想不起休假来。家人有大病时可请假。”
退休后享受休假福利
休息权，是现代社会每位公民应该享有的法定权利。199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中，对公务员年休假制度就有明确规定，1995年、2005年也分别写入了劳动法和公务员法。
南方周末记者未能查询到关于高级干部休假方面的特别规定。《公务员法对于公务员如何休假，规定得比较模糊，第七十六条只是说：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
实际执行中，政府部门多依照2008年颁布实施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其中的规定更为具体：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这些规定主要面向一般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对于高层领导人来说，在任期间往往百事缠身，一般要到退休之后，才能真正享受到休假疗养的诸多福利。
诸多中央部门，都有为本系统干部专门开设的疗养院。例如，外交部在北戴河、北京通州和怀柔都有自己的疗养院。按照级别，退休干部每年都有机会分别去以上疗养院休养。
从外交部退休的黄桂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去北戴河疗养有六七天时间，部级以上领导有专车接送，司局级干部则自行乘坐火车前往。“住宿免费，不过要是配偶非外交部干部，每天还要额外缴纳30元床位费。无论是否属于本单位，每个人每天都收取餐费20元。”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担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贺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真正出去休养一下，可能还是人大和政协稍微做得规范一点，每年暑期它们都有一到两个星期的休养，比如去庐山、北戴河。”
解放军系统中，也有遍布全国的疗养院，比如鼓浪屿、庐山、青岛、杭州、大连等地，都有直属于总后勤部的疗养院。每年总后卫生部会根据各疗养院床位数，统一向全军配发疗养证，师、军、军区级别的领导人，可根据各自部队得到的疗养证数目申请疗养，一般来说，两年有一次疗养机会。
据一位曾经在解放军杭州疗养院工作的人士透露，军人疗养周期一般是半个月，师级干部住标准间，军以上干部可以住套间。疗养期间不仅可以游览西湖风景，还会安排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并且还有护士带领下的打太极拳等保健活动，“但是，在任领导人很少有来的，多数是退休后才有机会来。”
法治政府应落实领导休假规定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并未建立带薪休假制度，仅规定了公众假期。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个《全国年节及职工休假纪念日放假办法》由政务院颁布实施，这一休假蓝本被沿用达50年之久，直到1999年国务院修订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休假时间，并不受公众节假日限制。1954年11月，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建立，之后每年暑期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
除暑期在北戴河办公外，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利用工作闲暇休假。例如，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山东》一书透露，从1952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晚，毛泽东进行了7天休假。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山东用了3天时间，观看了济南、曲阜、徐州的一些景点。
1979年盛夏时节，邓小平来到胶东半岛。当专列抵达青岛时，邓小平微笑着走下火车，与迎上来的地方党政军负责干部握手寒暄。他说，“此行主要是休息，什么也不干。”
改革开放之前的节假日安排，多突出政治意义，领导人休假，也很难脱离当时的政治气候，无法单纯地休息。不仅如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休假”一词还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1961年8月17日，正在北戴河休假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不能参加庐山会议的遗憾。不久，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会议第三天毛泽东给胡乔木回信：
“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已愈唯度„„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不问时事。做一、二、三年休养的打算”。胡乔木追随毛泽东20年，这封意味深长的信标志着胡乔木“被休假”了，是靠边站，也是保护。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环境已今非昔比，“休假”二字早已回归正常语境，公众假期也日益制度化和正常化。但长期以来，这一制度对大部分高级官员来说，只是一项“纸上权利”。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很多领导并非不想休假，也知道有相关政策规定，无暇休假除公务繁忙外，也和中国特色的政治思维有关：提出休假申请，容易给上级领导留下工作“不求上进”的印象；在大多数政府部门，带薪休假也未形成风气，上级领导都没去休假，上行下效，下属更不会休假。
在社会长期形成的思维意识里，那些加班加点、不计得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黄牛”往往是学习的楷模。社会舆论也鼓励官员加班加点，对累倒甚至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官员，主流媒体往往褒奖有加。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曾经呼吁，领导人可以带头休假，这样可以传递一种安全和自信的心理暗示。
“将领导干部的休假规定落到实处，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的具体实践。”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徐华就发表文章认为，“倘若哪一天，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真正潇洒地去休假了，或许我国的权力运行制度就已经成熟完善了。”
外国官员如何休假
不少国家的休假制度比较健全。官员从上到下形成了定期休假的习惯，国民也对各级官员带薪休假，视作理所当然的事。
根据俄罗斯《国家公务员法》，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领导人每年享有35天的假期。此外，作为总统还有“额外的国务工龄带薪假”，每一年工龄加一天假，但累计不得超过45天。
近几天，俄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就在图瓦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一起度假。普京在托克帕克-霍尔湖上钓鱼，最终钓上了一条21公斤重的大白斑狗鱼。
韩国总统朴槿惠也从7月29日起开始度过5天假期。她在休假地猪岛将自己度假的照片上传到脸书网站（Facebook）个人主页上，并且写道：“来到这个与父母一起待过的记忆之乡，思绪万千。即使过去了很长时间，猪岛的样子依然没有变化。”
从8月2日起，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政府阁员将短暂度假两周，但因为经济形势不佳，总统不能抛开工作。据他身边的人透露：奥朗德自己以身作则，他将在8月前15天期间休假一周，因为“不能让人觉得在法国老百姓遭受危机之际，总统却在休息”。
历任美国总统公务再繁重，也会定期度假。前总统里根在任8年，共休假436天；小布什在任期间，去了克劳福德农场65次，停留了418天。今年夏天，奥巴马计划于8月10日携家人前往马萨诸塞州东海岸的马撒葡萄园岛度假8天，这将是他担任总统以来，第四次来此地度假。
总体看来，欧美国家政府官员将工作与休假的界限明确区隔，某种时候，工作甚至可以为休假让路。2007年，德国财长竟因为要和家人去休假而缺席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一时间引起广泛议论。(
第二篇：高材生为何就业更加难？doc
高材生为何就业更加难？
“个人简历——女，年轻，热情，待人友善，做事专注、认真，能够轻松快速地学习新技能，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渗透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读到这样的简历内容，你会作何感想？是不是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和其他简历说的都一个样儿？
但如果在这份简历中加入“剑桥大学现代语言专业应届毕业生，成绩优良”，情况会有所不同吗？再加上如下内容：家中五个子女之一，从小成绩优异；13岁就成为划桨手，至今维持每天跑步8英里的习惯；连续四年获得剑桥唱诗班奖学金，极有唱歌剧潜质；BBC“青年音乐人”地区决赛中获得优异成绩；毕业前在传播机构和公关公司有过四段实习经历„„
21岁的凯特里纳——一个表现出众、自信而生气勃勃的女孩，就是上面这份简历的主人公。当她对我说要向英国魔咒般的毕业生就业率宣战之时，我惊讶得下巴快掉到桌子上。这样的毕业生，一定是雇主争相追求的吧，因为在她身上，有种发电机般强大的动力，还是台多功能的发电机。怎么就没有人雇用她呢？为什么她得在失业救济办公室的合同上签字，为的是获得诸如清洁工、售货员或酒吧女招待这样的工作呢？
凯特里纳叹气道：“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简历就像废纸一样没人看一眼。我爱好广泛，拥有技能，实习经验丰富，可是现在的状况让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上个月，我申请了二三十个职位，但最终只收到一个面试通知。”惨淡的就业环境
如果你身为英国2011年26.3845万名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心情也不会太明朗。数据显示，2011年6至8月间，英国16岁至24岁的未就业者人数为99.1万。处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也许我们能够预料到，在小城市的高中毕业生可能找不到工作，但是像凯特里纳这样的毕业生，像她这样在牛津或剑桥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高材生，也落得如此失魂落魄，却有些始料未及。去年，英国1/10的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还有超过10%的毕业生即使找到了工作，却并不如意，不是成为工厂的蓝领，就是基础的行政工作或者起点很低的初级职位。
僧多粥少的局面在英国毕业生就业市场上非常明显。2008年和2009年，平1
均每个职位分别有31和49名毕业生申请，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蹿升到83。这也让企业的选择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毕业生“有病乱投医”，申请大量职位，却没有对各个企业做深入调查，简历的内容常常千篇一律，缺乏相关性和针对性，有的甚至只改改地址就又用到另一个职位申请中。所以，企业大多不会给这样的申请人提供机会。
如果你一天投递20份职位申请书，你认为成功几率怎样？而如果你为了一个实习机会，花数天时间仔细研究、准备，这样的命中率又当如何？在这里，耕耘和收获同样成正比。尽管准备工作很辛苦，又耗费时间，但刻薄一点讲，一个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所拥有的不正是大把时间吗？
英国毕业生招聘协会会长这样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一些优秀毕业生可能因此被忽略，这虽令人低落，但仍需保持乐观。此外，毕业生们要找到自身的附加价值，并不断予以发扬。
对，附加价值是一个重点。忘却你的优异成绩，它并不能让你在成百上千份简历中脱颖而出。当所有学生都在滔滔不绝地讲述如何出色完成学业时，你如何体现不同之处？这就需要一个课业以外的成功“卖点”，在某个领域或某方面，避免和别人一样毫无特色。
没历练=没工作
国际数一数二的投行高盛也有着独特的招聘标准：除了优异的学业，更要有创造力。在高盛看来，如果学生们把每天时间都用在完成学业上就太令人沮丧了。他们重视的是应聘者的领导能力——是否担任过某支体育或国际象棋队的队长，是否有创造力，是否有企业家头脑，此外还必须要有工作经验。总之，他们挑选的人必定是学业优异的，但这些人却并非因为学业优异而被聘用。当下，很多想进入银行的毕业生却没有在简历中注明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或者说还没有这样的工作历练。高盛一位常务董事建议他们，干半年的无薪工作后再去人才市场物色理想工作，或干脆去国外如亚洲锻炼一番。
没有实习的经历就无法跻身就业人群，几乎所有的毕业生，在谈到实习时，都异口同声抱怨其中的残酷竞争。
21岁的尼日利亚裔牛津毕业生奥泰嘉·乌瓦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自认为牛津大学毕业会是块很好的敲门砖，但当她把自己惟一的实习经历（一份不太重
要的工作）加到简历中后，所有的申请都石沉大海、再无音讯，现在只能一边打临时工，一边找工作。
21岁的约翰·杜菲刚刚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为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把大量时间集中于获得满意的学分，而忽视规划自己的实习经历。结果在写简历时，他甚至无法把实习经历那一栏填满。他深有感触地说：“如今雇主想要的，是应聘者在某一领域里持续的实习经历，别说是上大学后，即使是上大学前，你就最好开始打工了。”
26岁的伦理学硕士生盖瑞斯·雨戈正在寻找有关慈善或环境顾问的工作，尽管他周游世界的经历为简历添了不少彩，但贷款上学造成的资金紧张，让他无力去伦敦寻找实习机会，这对他想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十分不利。比盖瑞斯更心急如焚的恐怕是他的父母，因为盖瑞斯的哥哥和姐姐毕业后也没有找到工作。由于不景气，26岁的西门·邦尼刚刚丢了在出版社的工作，他回想5年前在曼彻斯特大学上学时，没有人告诉他实习的重要性。如今看来，他的简历实在是平淡得一团糟。邦尼认为大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找工作，更是一种对未来心灵生活的选择和憧憬。选择英语语言学为专业，也是因为他喜欢，他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保有自己的理想和渴望，是年轻人的可贵之处，可是，经济不景气时，丧钟就要为理想而鸣了吗？
出奇才能制胜
奥兰多·巴利的经历让附加价值的强大威力暴露无遗。从英国名校杜伦大学毕业后，他立志要从事保险业。但简历发出无数，却没有收到一个回复，无奈之下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母亲邮寄给他西装和领带，随后，他来到伦敦莱姆街，在金融保险业巨头劳埃德公司总部大楼前举出一个大告示牌，上面写着“刚从杜伦毕业，正寻找保险业工作。”那天他随身带着70份简历，最终成功发出67份，22人向他提供名片，有三位保险业界人士当场邀请他喝咖啡。他获得两次短暂工作机会，收到大量邮件，还参加了四次面试，其中之一就是一家精于保险的猎头公司，他有工作了。
一天中午，我和奥兰多相约来到他当初举着告示牌的地方。回忆当时的情景，奥
兰多说：“刚开始，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丝不挂地展示在路人面前，可是5分钟后，我开始高兴起来，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友好，积极鼓励我，让我感觉很棒。如果让我给毕业生一些建议，我会说，不要坐在家里等待机会上门，你得走出去，自己寻找。”
22岁的格雷·斯蒙森也有着独特的经历。毕业后，他和其他三个毕业生相约参加划桨比赛，赛程3000英里，借由这次经历，一方面想筹钱继续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出众，从而增加就业的机会。在比赛中，面对着汪洋大海，他们要在鲨鱼出没的水域划行和休息，这也颇让格雷的母亲担心，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成功了。所筹到的10万英镑让他能够继续学习，并培养和锻炼了自己的实践技能、后勤技巧和领导能力。
剑桥女孩凯特里纳对我说：如果她2012年6月前依然找不到工作，就在网上开店，卖果酱、酸辣酱，还会缝制棉被，让自己忙起来。人们都说创业精神来源于逆境，也许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很酷的女企业家。
金融危机或许还有一个好处，它会避免让优秀毕业生一拥而入金融行业，有的开始创业，有的当学徒，有的进入不那么时髦但却相当重要的行业，如建筑业。也许我们所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创业者，如阿兰·苏格（Alan Sugar，英国著名的企业家）般白手起家却能身价千万。“失业的学徒”，这名称深沉却响亮，正蕴藏着无限力量，值得我们思考。如果有一天，预料成真，别忘了这篇先知先觉的文章。
第三篇：技校为何招生难（范文）
技校为何招生难
职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吸引力有限，每年招生时节需要全校教师齐动员花很大力气才能完成招生任务——
4月18日，“八闽行巡回招聘”——“校企对接送岗位”泉州技工专场招聘会，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312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2万个；到场参加应聘的泉州各职业学校与技校的应届、往届毕业生以及农民工与其他求职群体达到1万多人。据统计，技工专场招聘会当天初步达成求职意向的就有3100多人。
尽管面对金融危机，技工依然凸显优势。目前，福建全省共有96所技工院校，每年可向社会输送技能型人才约3万名，就业率达96%以上。不过，职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是吸引力有限，每年招生时节需要全校教师齐动员花很大力气才能完成招生任务。
“招生是学校的生命线”
职业学校招生难的问题由来已久。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了争取更多生源，各大技校负责招生的老师从3月份起，甚至更早就已开始利用手中的各种关系，频繁与各个中学联系生源。
福州某技校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技校招生主要瞄准三个突破口，即学校、家长和乡镇领导。通过中学关系，在中考前的家长会时，到校园里做宣传。那些不读高中的学生，一般都会收到十几所技校的通知书。
实际上，“招生是学校的生命线”。为完成招生任务，很多中职学校几乎每年将招生工作列为重中之重，不惜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一些学校甚至把招生任务分配到每个教职工身上，完不成者，将被扣发年终奖或工资，且不能参与评先评优。
福建省内一所著名的职业学校的一名老师告诉记者，由于普通高中以及民办高中的冲击等原因，1998年后，学校的生源日渐萎缩，生源质量渐差。为应对激烈的竞争，该校从2003年起，就将学校的招生任务分派给全体教职工。超额完成任务者，超出部分的生源单独给予奖励。
“出口”容易“进口”难
近年来，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转型，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结构性缺工为技工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以服装、石雕、电子等行业为主的惠安县近年来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该县目前有3所公办职专、4所民办职专，但前几年在校学生只有四五千人，今年有6000多人，学生招不满。
由于初中毕业生数量减少，许多技工学校反映今年招生有点难，有的技校甚至招生数量减少了
四五成。
福建省虽然从2005年开始就将技校招生列入了教育部门发布的中职招生手册，但在传统的观念里技校只是一种依附。在填报志愿时，技校也一直“垫底”在最后一栏。
技工学校出现“出口”容易“进口”难的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年来国内高校的不断扩招，使大学的门槛相对降低，因此更多的高中毕业生走进了大学校园，而舍弃技校。另一方面，国内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也使近年来的初、高中毕业生相比以前有所减少。
不过，“技校生难招，关键还是观念问题”。教育部门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尽管就业前景看好，但不少学生及家长依然认为上大学才是真正的出路，而读技校终归低人一等。”
高级技工的薪酬虽高，但要达到这个级别却并不容易。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人士介绍，目前大部分技校培养的学生多是中级职称水平，继续升级则需要通过技能和年限两方面的考核。一些好的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会有意识地培养一些技术人才，为职工创造不断晋升的工作环境。倘若企业不重视，只是让技工一直在同一条流水线上重复工作，即使经过十几年，其操作水平和待遇也都很难得到提高。
专家指出，职业学校招生难的问题由来已久，其形成原因也较为复杂，其解决办法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提高职业学校教育质量，扭转人们对职业学校的看法，对职业教育增加投入力度等，而不是下发一个文件、开一次会就能解决的。
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切实转变传统观念。技校则应认准培养目标，确保人才质量。建立各种激励措施，为对口高等院校培养和输送人才。
第四篇：法院为何年底难立案（xiexiebang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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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为何年底难立案
立案难，年底立案更难。南方周末记者随机了解十多个基层法院，发现普遍存在立案难甚至不立案情况。
法院既想通过结案率提高审判效率，又希望力求消除其弊端，一些改革措施看似“科学”，最后仍滑向对数字的崇拜和追求，陷入“GDP式”怪圈。
司法是严重依赖于法官内心判断的职业领域，仅仅依赖于外部管理和控制是行不通的。
有些立案庭法官一到年底就“休假”或“出差”，当事人或律师只好知难而退。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考研大军，研究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也成为热点话题。官方发布的研究生总体就业率高达95%以上，但有的专业首次就业率甚至低至5.56%。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情况，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但多几个渠道了解信息，或许能在作决定时提供帮助。七成高校研究生就业率超95％
凯程考研以“专业、负责、创新、分享”的办学理念，突出“高命中率、强时效性、全面一条龙服务”的特色，成为考研学子选择专业课辅导的首选。10年来已有千余位考生在凯程的帮助下顺利考取全国著名高校，引发业界强烈关注。
“年底”提前到了
每个法院都有自己的一本“日历”。
徐伟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专职找茬者”。他是北京某区法院立案庭法官，但一到年底，他的工作就不再是立案，而是“挡差”——想方设法把案件拒之门外，“能不立，就不立”。
在法院内部，立案庭本是一个“清闲”部门，类似医院的“挂号室”。徐伟的工作也并不复杂，只需对材料作初步审查，将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受理的案件按不同类型分给不同的审判庭审理即可。
不过，10月之后，各审判庭庭长就陆续到立案庭打招呼，“案子太多，忙不过来，把严点儿。”
这并不是徐伟所在法院的独有现象。每年离年终还有一两个月时间，全国各地法院就不约而同地限制收案。法院系统内部称之为“挂小号”。
一年一度“年终立案难”，已持续多年，其背后主导因素，是法院系统内部追求年终结案率。
结案率，即结案数与收案数的比例，作为法院内部评价审判工作的主要指标，已沿用几十年。年终结案率被认为可最直观说明全年审判任务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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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系统通常在每年12月20日统计全年的收案数和结案数，并计算出当年的结案率。法院往往提前一个多月控制立案，减少作为分母的收案数，且避免新立案件来不及审结。
于是，一近年终，全国同喊立案难。
今年，有些地方法院的“年底”比往年来得更早。
刚过完“十一”，河南律师徐大富去郑州某区级法院立案被告知，10月8日是今年立案的最后一天。律师尹富强去河北某法院办案，也被告知从10月起不再受理案件。
尹富强打听获知，河北那家法院早早停止收案，是因为今年要冲击99%的结案率，“如果10月份还立案，可能就完不成”。
河南一些法院10月8日起就不再立案，原因是该省今年的“年终结案期”提前到11月10日。相应的，年终立案难也提前一个月到来。
民诉法规定，法院如果不立案，必须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但现实中，法院不立案只是口头答复。有些案件等待两个月后，就超过了诉讼时效，但没有书面裁定，当事人无法向法院追责。
逼出来的“被动违法”
能劝撤就劝撤，不劝撤就想办法调，轻易不出判。
偌大的立案庭空空荡荡。记者最近在北京的几个基层法院看到，十来个立案窗口一般只开两三个，有的只派一名法官当班。每天立案排号的数量被严格控制，来立案的人非常少。
徐伟所在的法院地处首都北京，不能公开宣称不立案。于是，他变成了“找茬者”，比如法律规定立案需有“明确的被告”，仅仅提供姓名、住址和电话还不够，他会要求当事人拿出被告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还会说，“证据不足，补齐再来”。
按照民诉法规定，立案审查是“形式审查”，只要符合“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法院受理和管辖范围”等四项“形式要件”，法院就应当受理。
立案庭法官徐伟的所为，有些已属“实质审查”——证据是否充分，有无法律依据等等，这些本应由审判法官审理调查。
“有时我觉得我已不是在审查能否立案，而是在帮原告考虑能否胜诉。”徐伟说。他曾因放过一个“形式审查没有问题”的案子进入审判庭，审判法官认为证据不足有可能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向立案庭庭长投诉他“把关不严”。
根据法律规定，“判驳”后，当事人可以上诉，案件很可能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不仅将影凯程考研，考研机构，10年高质量辅导，值得信赖！以学员的前途为已任，为学员提供高效、专业的服务，团队合作,为学员服务，为学员引路。凯程考研辅导班，中国最强的考研辅导机构，http://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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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结案率，还影响“案件发改率”。徐伟因此被庭长一顿痛斥，“你嫌审判庭的事还不够多吗？”
“实在无可挑剔”，法院则采取“收案不立案”，或“收案立次年案号”等办法避开年终计算结案率。
除了“找茬”，徐伟有时还得变身调解员。他所在的立案庭，专门成立了三人调解小组。法院正在试行诉前调解，即不立案，先组织调解，若调解成功，再补办立案手续。如此一来，既可缓解立案压力，又可提高调撤率，“一箭双雕”。
民事司法很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审判确定社会行为的规范和标准。“这是调解不可能做到的。”北大教授傅郁林说。正在修订的民诉法，将诉前先行调解纳入，未加以严格条件限制，这让她感到担心。
立案庭清闲下来，审判庭却空前忙碌。立案数量较多的法院，法官们都加班加点，突击结案，有的法官一天开几个庭。当事人晚上、周末居然收到了开庭的传票。
审理程序上能简就简。个别法官二审案件根本不开庭，只询问当事人了事。某公司遭遇离奇状况：该公司数个不相关的案件被全部合并到一个庭同时审理。
“一般能劝撤就劝撤，不劝撤就想办法调，轻易不出判。”一位法官说。法官以判败诉或胜诉也拿不到赔偿威胁当事人接受调解，或以可退返诉讼费诱使当事人撤诉。
这样做，一方面可提高结案率和调撤率，另一方面，即使当事人撤诉后再次起诉，案子通常也不会回到自己手上。如作出判决，则要承担当事人上诉、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风险。
执行局也想出变通的方法：以无财产可执行为由，中止执行，强行结案；等结案率指标完成后，再以当事人发现新的财产为由，重新申请执行。由此带来一个现象：法院每年向人大报告结案率达98%以上，执行局却年年都在清理积案。
一位基层法院法官坦言，年终立案难是“制度性违法”，法官其实也很无奈。
“工厂化管理”
如同GDP数字，结案率指标基本只提高不下调
以结案率作为法院主要考核指标，已沿用几十年。在北大教授傅郁林看来，这体现了在行政化管理思维之外，中国司法管理体制的另一特点——工厂化管理思维。
法院将法官当成计件生产的普通工人，片面追求数字和效率，意图通过数字管理实现对“司法产品”的质量控制。
在很长一段时间，法官的收入与收案数量直接挂钩，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结案率给法官带来的压力，刺激法官收案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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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傅郁林从《人民司法》的一项司法统计发现，每年第四季度因追求结案率，已出现立案难问题。但当时诉讼总量相对较小，这一问题尚未激化。
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社会转型加剧，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劳动合同法、新公司法等法律相继出台，在社会纠纷调解分流机制欠缺的背景下，法院的诉讼压力剧增。
徐伟所在的区级法院，是北京受案数量最多的基层法院之一，每年收案数量达3万件以上，平摊到每个法官，每年办案数量在两百件以上。在他看来，法官如果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完成结案率指标几乎不可能。
案子数量越大，结案率指标难度越大，不管是办40件案子，还是办400件案子，结案率面前，一律平等。
“这明显不公平，”徐伟说，“所以，法院收案越多，年终立案就越难。”法院和法官作出的理性选择是，提前关闭立案大门。
案件压力不大的法院也不例外。
“结案率不尊重司法审判规律，”一位法官说，“如果12月20日为年终结案期，12月19日收的案子同样要算结案率，即使简易程序也要三个月，我怎么可能第二天就能结案？”
如同GDP数字，管理者提出的结案率指标，只有提高而几乎不下调，除了考核压力，也夹杂攀比因素。在北京某区法院，一位“非法官出身”的新任院长新官上任，提出了结案率100%的目标，结果当年该院的“年终立案难”直接变成了“年终不立案”。
结案率“难割舍”
“新指挥棒”在手，“旧指挥棒”还在用，而且更管用
2011年10月11日，河南省政协委员张弛收到了河南省高院的答复，称今年4、5月份该省已对绩效考核规定进行了修订，将2010年考核的“结案率”改为“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他在年初提交了《法院应当改变案件结案率考核标准，解决人为造成的立案难问题》的提案。
可紧随这个答复，河南省各级法院年终立案难，今年如期而至。
11月3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率队到河南南阳视察，张弛提问，为何不取消考核结案率，只考核法定审限内结案率？旁边一位主管审判的省高院副院长起身回答，“我们两种结案率都要考核。”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试行新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考核指标多达33个，取代单一的结案率指标；2011年3月修订，考核指标调整为31个指标（俗称 “31率”），更取消沿用几十年的“结案率”，代之以“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即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数与结案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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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终结案率指标实际上并未被否定。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释疑文章称，“结案率指标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对结案率指标要“清醒、理智地对待”： 一方面弱化其评价功能，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仍可作为掌握审判进程的指标之一，用以发现问题、调整人员、整合力量，为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基层法院的院长们，一手拿着“新指挥棒”，一手拿着“旧指挥棒”。今年年底立案难的法院，几乎都为了保结案率。
“每个月法院通报审判工作情况，首先说的是还有多少案子未结。”沿海某地级市中院一位法官告诉记者，该院已使用“31率”，但该省原来的14个指标（俗称“14率”）依旧有效，排在第一位的是“累计结案率”。
“基层的法院院长不可能不关心结案率。”曾在某中院挂职副院长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游伟说，效率被认为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比如久拖不决现象当前依然突出，对当事人伤害巨大。上海的法院也强调“一定的结案率”。
目前法官的整体职业操守和专业精神，仍难如人意。“从法院院长的角度，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内部管理办法。”游伟说。
外部评价标准，也令结案率指标难以被舍弃。
在考核体系中，结案率仍是最具标志意义的指标。在各级法院向人大所作的报告中，一般只有受案数、审结数以及执结数，才会醒目地出现在最开头，概述法院全年工作成绩。前两个数字形成的比例，即为结案率。
西部某省会一位新上任区法院院长，最近向上级抱怨自己分到了一个案件较多的区，担心结案率不保，“人大报告会不好看”，更会影响同级党委对法院工作的评价，竟整夜失眠。为此，他管辖的法院从10月15日起就提前扎紧了“立案口子”。
“结案率上不去，影响法院、法官的评先评优，影响奖金福利，也关系法院院长、法官的提拔晋升。”西部某省会中院一位法官说。
目前基层法院经费严重依赖地方财政。“现在不是说案多人少嘛，你辛苦了，办了多少案件就拿多少激励的钱。”游伟告诉记者，一些地方政府将办案数量与奖金挂钩，令法院难抑追求高结案率的冲动。
针对年底人为控制收案、季末年底突击结案现象，三令五申并不管用。2008年，最高法院提出“以均衡结案促进司法公正高效的新思路”，试行三年后，今年在全国法院正式使用。其逻辑是，将年终结案率的目标压力分摊到各季度和月度。
10月31日，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报》发文，称不甚科学的结案率考评指标是影响均衡结案的直接原因，法院领导和法官不重视均衡结案，是主要原因。
“为了对‘上’负责，（法院领导）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结案率。”这位法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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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数字迷失”
消除数字崇拜，不是让数字消失，而是要尊重司法规律和司法独立，让法官像医生一样，真正以其职业精神办好案子
衡量结案是否均衡的指标是“结案均衡度”，也被纳入“31率”，有着极为复杂的计算公式。
“法官看不懂，领导也困惑，”上述西部省会中院法官告诉记者，“通俗地讲，各月结案数越接近平均结案数，说明结案均衡度越好。”他所在法院的司法统计人员想到一个便捷方法，即根据往年情况确定平均一年的收结案数，再均摊到每个办案法官。
结果，法官们掉头追平均数，有的法官想出点子——将已结案件预留不报，或拖延案件审结时间，以保持平衡。
强大的惯性让基层法院深陷数字崇拜，即使推出“客观、全面、科学”的新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31率”）也不例外。
上述沿海某中院的法官曾深入研究“31率”，他告诉记者，新指标体系直接使用确实存在问题，还需等待最高法院根据近年情况，确定评估指标的合理值、警示值，最终才能得出综合指数。
合理值应是一个区间，警示值则是必须要达到的最低要求。目前，法院采取的方式是对单个指标值进行排名，于是出现追求极端数值现象。
记者看到，不少地方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时，特别强调“审限内结案率”，而百分百的数字比比皆是。在审限内结案是法律基本要求，但在目前，这样的成绩单不免让人怀疑。
2010年年底，东北一基层法院与当地交通事故处理大队和劳动仲裁机构合作，将已处理的事故材料伪造成案件材料，搞假立案再撤诉，结果结案率和调撤率奇高，被中院和高院树为先进典型，甚至引起最高院注意，前往调研，事情败露，相关人员被内部处理。
数字的弊端众所周知，但完全取消也不现实。徐伟也不主张取消结案率，“一旦取消，法官就更没有办案的动力了”。
“现在是抽他鞭子，在数字高压的情况下，好像是不得不实现公正和效率，这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局面，也是不可能长久的。”游伟认为，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体制需要改变，去除其行政机关和工厂色彩。“尊重司法规律，按司法规律办事，法院院长说了很多，但研究得太少。”
北大教授傅郁林认为，应该放弃对法官的一切负面考核指标，从追求司法效率回到对审判质量的真正关注上来，通过内部激励，激发法官的职业良知和职业荣誉感——这正如医生的医德一样重要，却是目前法官队伍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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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这样一个严重依赖于法官内心判断的职业领域，仅仅依赖于外部管理和控制是行不通的。”傅郁林说。关于凯程：
凯程考研成立于2005年，国内首家全日制集训机构考研，一直致力于高端全日制辅导，由李海洋教授、张鑫教授、卢营教授、王洋教授、杨武金教授、张释然教授、索玉柱教授、方浩教授等一批高级考研教研队伍组成，为学员全程高质量授课、答疑、测试、督导、报考指导、方法指导、联系导师、复试等全方位的考研服务。凯程考研的宗旨：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凯程考研的价值观口号：凯旋归来，前程万里 信念：让每个学员都有好最好的归宿
使命：完善全新的教育模式，做中国最专业的考研辅导机构 激情：永不言弃，乐观向上
敬业：以专业的态度做非凡的事业平衡：找到工作、生活、家庭的平衡点
服务：以学员的前途为已任，为学员提供高效、专业的服务，团队合作,为学员服务，为学员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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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流程管理为何实施难
流程管理为何实施难
“流程”起源于何时、何地，已经很难探究了。有一种说法是从18世纪中叶的手工业作坊时代开始就有了流程的概念。有了专业化分工后，流程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上世纪80年代流程管理、优化和重组思想的出现，使得流程管理引起了管理学界的震动。如今，流程管理已经发展为一门非常重要的管理学科，是企业变革管理的有效工具，甚至被推崇为企业塑造核心能力的有效方法。这也是我们将流程管理的健康指数作为“组织健康指数”重要指标之一的原因。
根据调查问卷进行了整理和统计分析，从结果来看，大多数企业对流程管理的思想有所接受，并在运营管理中或多或少采取了流程管理的方法。但是，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首先是流程对于企业的作用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理解；另外，流程管理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先说说第一个问题，流程对于企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通过流程，引入持续优化的管理思想。
流程是基于企业要完成的事情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事就有流”。我们甚至可以说，“企业的活动就是由一个个流程组成的”。流程管理的思想就是从企业要做的事出发，如何将这些事情做得更好。流程管理的精髓就在于提供一种持续优化的方法。
第二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事务进行规范。
比如，当一件事情需要两个以上的岗位或部门进行协作时，流程是一种很好的工具。首先流程清晰界定了各个协作者在这件事情中要做什么，其次界定了这件事情完成的次序，也就是各个协作者履行职责的先后顺序，流程还界定了各个协作者之间的协作关系。
第三是通过流程持续优化提高效率，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流程管理强调时间概念，流程各个步骤耗费的时间是多少，过程中无效等待的时间有多少，都是提高流程效率该考虑的问题，流程管理正是提供了不断提升效率的方法。
第四是通过流程来加强控制。
对于一项业务和管理事务来说，决定其是否能够顺利完成或完成质量好坏的往往是几个关键环节。流程管理正是提供了这么一套工具，让我们从众多的组成环节中找出关键的几个环节，将这几个关键点把握好，就能够保证整个事务顺畅高效地运行。
第五是通过流程来解决信息的传递、整理、集成问题。
信息管理成为一项令人头疼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流程的梳理来判断公司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哪些是与公司管理和业务无关的；通过流程来界定每个环节的信息输入、输出、信息如何加工处理、信息如何规范、如何提高效率；每条流程会指定负责部门或负责人，由这个部门或人员来负责对这条流程相关信息的整理、集成工作。
第六是通过流程激活、优化制度体系。
流程是动态的。正是因为流程的动态运行，才使得企业不断运营发展。而制度则是相对静态的。流程可以有效地激活企业的制度体系，通过流程不断地运行去发现制度与流程不匹配之处，发现需要完善之处；而且通过对流程的优化可以同时审视我们的制度体系。
第七是通过流程将一项企业事务的处理程序“固化”。
在有些企业，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同一件事有些人去办比较顺利，有些人就比较困难；同一个步骤，不同的人完成的效果迥然不同……流程管理在解决这类问题上会有所帮助，通过流程将处理程序固化后，所有人员办这件事时都按照流程去做，并且有助于形成标准化的处理方式，对不熟练的员工或新员工处理同样的事务会有所帮助。
关于流程管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备典型特征的B公司来进行深入分析。B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药品的批发和代理，规模不大，但成长迅速，过程中不免遇到问题，其负责人在参与流程管理健康调查时跟我们聊到了企业中的一些事情。
问题呈现：B公司的运转核心是负责订单处理的业务部，不仅所有销售业务的处理是业务部负责，是连接采购、库房、质检、销售、配送等部门和人员的中心；而且还是B公司的信息中心，老总需要了解的各种经营信息都由业务部整理。这次出现的问题都与业务部相关，比如：
应收账款控制不力；
给客户发货的地址出现错误，造成交货期延误；
客户信息的维护职责不清；
采购计划不准，造成库存积压；
接近过期的药品没有及时处理造成损失；
等等……
问题总结：B公司由于最近的业务突飞猛进，内部管理方面有所忽视，造成以上问题也是比较正常的。问题出现不可怕，关键在于要去分析和改进。
其实B公司的这些问题都是流程的规范性问题，有些是实施不到位，有些是管理流程缺乏造成的。比如，“应收账款控制不力”是订单审批流程中的权限设置以及客户信用额度管理的问题；“客户信息维护职责不清”是因为没有及时建立流程来规范；“由于发货地址的错误造成交货期延误”是因为没有及时对流程进行改进……
专家分析与诊断建议：
对于像B企业这样的中小企业，从流程入手进行管理能力的提升是很好的办法。中小企业本身的管理基础薄弱，这是引入流程管理的好时机，因为原有的管理制度桎梏少，相对于大企业付出的管理成本会更少。流程管理体系应该是一个包含制定运行、监测反馈、评价优化、修订整理的循环，是一个不断改进、优化的过程。我们知道，流程的两大属性是规范性和效率。上面所说的流程管理循环也是对流程的两大属性的不断改进和优化。
但是，中小企业和大企业有不同的侧重。大企业的流程优化
需求更强烈地反映在效率方面。中小企业优化点更多会集中在规范性方面，这也是由中小企业基础管理水平较差所决定的。当然，效率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效率”是规范基础上的效率，为了追求效率而放弃规范性往往会引发风险和管理漏洞。这也是B企业反映出的问题集中于规范性问题的原因。
而解决B企业的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如何建立新的流程以及如何进行规范。
中小企业在建立流程时，应该抓住关键，没有必要对所有的管理事务都建立流程，比如主要业务流程以及必要的支持流程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就是比较关键的。在建立流程时，推荐采用最佳实践法和内部调研法相结合的方法。
◆ 最佳实践法
最佳实践法，顾名思义是用行业内或相同性质企业最佳的流程作为公司的流程。一般来说新建企业或开展新业务时常采用这种方法，根据企业的特点稍作修改，就可以拿过来用了。
◆ 内部调研法
内部调研法是我们给企业建立流程时常用的方法。对于有一定管理基础的企业非常适用。通过内部访谈、问卷、沟通会等调研方法将这些流程用流程语言表现出来。
◆ 结合法
中小企业的管理基础薄弱，除了有些事务是“有流无形”的，还有很多是“有事无流”、甚至连事情都不存在的，比如从来没做过预算的要建立预算管理流程。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中小企业需要用结合法来建立流程。
流程的规范性则应该从以下方面去考虑：
组织是否健全。指流程步骤的执行部门或岗位是否完备，具体的意思有两层。一是组织中是否存在流程涉及的某个岗位或部门；二是流程应该涉及的岗位或部门是否在流程中出现。
职责界定是否明晰。流程都是由一系列的步骤（环节）组成的，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操作者，操作者的工作内容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流程中的职责”。我们在给企业做组织诊断时经常会发现职责混乱、错位、缺失、描述不清晰等等问题，在流程图中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出这条流程中各部门或岗位的职责界定和配合中的问题。
环节是否完整。环节的完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有缺失环节，流程中会伴随人、财、物、信息的流动，环节的缺失会导致流程运行受阻；二是环节的描述是否完备，特别是关键环节的描述，描述不清楚、不到位也会造成问题。
信息是否规范、完整。流程中传递的信息一般会以口头或表单的形式出现，口头形式传递速度快，但容易造成误解，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口头形式无法完成对信息的描述，因此更多的时候我们会采取表单的形式。表单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对于流程的执行是有直接影响的。
相关制度、操作规范是否完整、有效。相关制度文件、操作规范是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也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必要的制度或操作规范是否具备、是否全面完整；其次是制度和操作规范是否有效，与流程执行有没有冲突。
是否有必要的监控措施，监控是否有效。在任何管理学理论书籍中对于“控制”的阐述都会占据很大的篇幅，有效地控制可以说是体现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对于流程来说，必要和有效的监控是保证流程运行质量的重要手段。B公司的应收账款问题的原因应该就在于订单处理流程中缺乏必要控制手段。
流程文件是否规范。流程文件的规范性表现在流程语言的运用上，即用规范的流程意图、工具、符号语言来表述流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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