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场馆社会化途径研究[推荐]

第一篇：体育场馆社会化途径研究[推荐]

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途径研究

我体育场馆资源是体育我国高校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其发展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体育事业改革的前景。尤其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极大地刺了全民参与体育的热情，也为体育场馆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了新的课题。现阶段我国体育场馆资源最大的特点就是短缺和浪费并存，在人们普遍缺乏锻炼场所的同时，大量现有场馆却闲置和封闭。因此，在国家和社会投资无法大幅度增加，体育场馆资源不可能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对现有场馆资源的合理利用就成为影响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第四次场地普表明，教育系统体育场馆占有量最多，达67.2%，若能充分利用这些场馆资源为社会服务，十分有利于推动体育事业的进程，尤其对全民体育健身活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研究对象及方法

研究对象

参与本次调查的高校共80所, 其中北京30所, 西安32所, 湖北6所, 新疆6所, 浙江6所。

主要以参与调查的北京30所高校和西安32所为例, 并对北京的10名体育部主任、10名教授和其他

体育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1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调研、访问调查、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 对问卷所涉及的内容咨询了有关知

第二篇：体育场馆的研究现状

体育场馆的研究现状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为了满足人民体育健身、体育活动和比赛的需要，体育健身场所尤其是体育场馆的建设、管理和运营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我国体育场馆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体育场馆；管理与运营；多功能化；发展

前言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居民生活娱乐消费升级的宏观背景下，体育产业迎来了“全民体育”时代。作为体育产业发展重心的体育场馆业也顺势得以快速发展，并普遍被认为是发展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然而，在体育场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体育场馆业存在了例如资源不足、利用率低、经营和管理专业性差等问题。因此，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来探讨体育场馆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正文

一、体育场馆的发展概况 1.1体育场馆的基本建设状况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包括全国范围内各系统、各行业、各种所有制形式）共有符合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要求的各类体育场地169.46万个，用地面积39.82亿平方米，建筑面积2.59亿平方米，场地面积19.92亿平方米。其中，室内体育场地16.91万个，场地面积0.62亿平方米；室外体育场地152.55万个，场地面积19.30亿平方米。在全国体育场地中，体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2.43万个，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66.05万个，军队系统管理的场地5.22万个，其它系统（指除体育系统、教育系统和军队系统外，社会其他各行业/系统所管理的体育场地，以及难以划分管理单位所属系统的体育场地。普查时，由各级人民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直接或代为管理的体育场地也划入到其他系统中）管理的场地95.76万个。

以2013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61亿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2.45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46平方米。对比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截至2003年12月31日),全国体育场地数量增加84.45万个，用地面积增加17.32亿平方米，建筑面积增加1.84亿平方米，场地面积增加6.62亿平方米；人均场地面积增加0.43平方米，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加5.87个。

在体育场馆数量上，发达国家要远远超过我国，例如日本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9平方米，美国为16平方米，而我国仅1.46平方米，不足其十分之一。在场馆投资上，发达国家的投资数额巨大，甚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以上，且其中投入最多的就是场馆建设。而我国体育场馆建设的投资结构单一，缺乏社会资金参与。另一方面，国外的场馆在布局上也改变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形成了以社区为主，中小型为主的场馆建设思想。体育场馆的建设往往与城市公园建设和小区绿地开发结合在一起，既可以满足从事不同锻炼项目的人群需要，又可以提高土地和公共设施的利用率。

1.2体育场馆政策法规

我国体育政策研究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步较晚，目前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与其他领域的政策研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寥寥无几的体育场馆政策相比，这一时期政策开始初步恢复。体育场馆政策关注学校对原有体育场馆的维修、新建或扩建必要的体育场地，关注群众体育所需场地的建设，要求城市体育在注重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建设现代化体育设施，关注军队体育中俱乐部的建设等，均体现出政策内容关注体育场馆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进入80年代，新中国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累，在农业、工业、科技、国防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鼓舞下，体育事业迅速发展，体育场馆相关政策也不断出台。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场馆相关政策共颁布了67件。国家重视体育事业的立法工作，但大部分关于体育场馆的政策还是分布在各种形态内容的政策法规中，专门性的体育场馆政策较少。体育场馆政策内容更加注重场馆设施的经营、管理，开始与市场接轨。1995年后，体育场馆政策趋于法制规范化，更加倾向于全民健身，逐步面向社会开放，注重社会效益，兼顾经济效益。21世纪的到来，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与20世纪相比，体育场馆相关政策的颁布单位更广，多部门联合程度更深。其中，专门正对体育场馆的相关政策、法规数量大大增加，内容更加分化，表明国家颁布的体育场馆政策内容更加具体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场馆政策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各个阶段政策内容的侧重点和政策特点各不相同。第一阶段：缓慢发展时期（1978-1984年），内容上重视场馆的建设和使用。政策特点为城市化导向特点，教育导向特点。第二阶段：改革探索期（1985-1994年），内容是强调对外开放，提倡经营管理。政策特点为经济化和社会化导向特点。第三阶段：平稳快速发展期（1995-2008年），内容上注重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及资金投入，鼓励社会建设开发，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政策特点为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相互融合，亲民性导向凸显。第四阶段：体育强国迈进期（2009-2016年），内容上注重场馆的科学管理运营和创新经营模式。政策特点是更加细化、具体化和科学化。

二、国内体育场馆存在的问题

2.1体育场馆设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体育场馆大都由政府财政拨款建设，在设计之初很少考虑后期的经营。这造成了我国现有的体育场馆绝大多数都是按照比赛和训练要求设计的，功能比较单一，致使场馆建成后很难适应实际使用的要求。体育场馆改成“自负盈亏”后，不少业主为了解决体育场馆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往往被动的在原有场地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以适应多功能使用。但不断的改造往往带来很多问题，有的甚至牺牲了原有的竞技体育功能。

各地在体育场馆的建设过程中，普遍重视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轻视中小型体育场馆的建设，将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作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和政府重点工程，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在土地财政等方面给予全力保障，但中小型的体育场馆建设却不能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一般由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建设，在征地、资金保障等方面面临的困难重重。

2.2体育场馆建设资金存在的问题

体育场馆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反映其可利用的资金的源泉和流量。虽然，体育场馆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理论上有财政资金、银行信贷资金、企业资金等，但在上述资金来源渠道中只有财政资金是相对通畅的，是建设体育场馆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2011年，全国体育系统新建体育场地资金来源中，59%的资金来源与财政性资金，充分的反映了我国体育场馆建设资金结构单一的问题。

体育场馆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地方财政应依法保障体育场馆的建设和运营。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财政对体育场馆的保障乏力，尤其是对体育场馆的后期运营投入不足，使得体育场馆难以提高公共体育服务。在体育场馆的运营方面，目前，国内大多数体育场馆为差额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政府财政拨款十分有限，难以保障体育场馆的正常运行。如湖北体育局洪山体育中心一年的基本运营维护费用为1600多万元，而每年的财政拨款仅为200多万元。根据湖北体育局2012年的调查，2011年，全省63家体育场馆的平均财政拨款仅为92.76万元，财政拨款占体育场馆的运营支出比例为36%。这些充分说明财政对体育场馆的运营保障比较乏力。

2.3体育场馆政策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体育场馆一般规模相对较大，既可用于大众健身活动，又可用于举办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展览等大型活动。作为大空间建筑，具有多种实用功能，国家相关文件也鼓励体育场馆开展多种活动，提高利用率。但根据《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不得将设施的主体部分用于非体育活动，因举办公益性活动或者大型文化活动等特殊情况临时出租的除外。该规定严格限定了体育场馆的运营范围，造成体育场馆运营范围过于狭窄，很多活动不能在体育场馆内举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育场馆的闲置。

另一方面，国内绝大多数体育场馆并未建设社会化的保障制度，仍沿用传统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体育场馆要承担所有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得体育场馆的运营负担过重，不利于其运营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最后，体育场馆在运营中需要根据国家相关税收的规定，缴纳相应的税收和各种规费。营业税支出在体育场的各种税收支出中占比最大。体育场馆和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功能、性质和类型相似，但文化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场馆不需要缴纳营业税，而体育馆则要缴纳营业税，给体育场馆的运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4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水平较低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专业化水平较低，国内绝大多数体育场馆未能通过服务质量体系认证或体育服务认证等第三方机构认证。体育场馆内未建立服务质量标准和运行控制标准，国家层面的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和体育服务保障标准等也未出台，其运行难以实现标准化、规范化。体育场馆在运营中以自主运营为主，缺乏专业分工与合作意识，未能引入专业运营机构。体育场馆虽然以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为主，不应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但运营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运营能力。从目前国内的体育场馆运营情况来看，运营收入过低，多数体育场馆在没有财政拨款和上级补助的情况下亏损运营。另一方面，我国体育场馆的规模较大，适宜举报大型活动，但大多数体育场馆日常用于体育健身，其功能未能得到发挥，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虽然目前国家相关政策鼓励民营机构参与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但各地政府作为体育场馆的所有者却并未完全开放市场，各地对体育场馆运营的第一选择仍然是成立响应的事业单位，只有在原有管理机构运营苦难或者财政负担较重的情况下才考虑开放市场，引入民营机构运营。体育场馆的经营权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使得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对体育场运营主体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利于体育场馆运营管理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运营管理水平的低下。

三、体育场馆的发展趋势

3.1运营管理标准化

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水平低下，相关服务标准缺失是场馆运营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提高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水平，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已经启动体育场馆运营相关服务标准的研制工作。体育场馆免费或低费向社会开放将得到中央的财政补助，进一步增强体育场馆运营的财政保障力度，提高其公共服务水平，使群众享受更好、更多的公共体育服务。

3.2场馆投资运营市场化

虽然，国家一直鼓励社会机构参与体育场馆运营，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近年来，各地民营机构运营体育场馆的成功案例不断涌现，如中体公司、北京体育之窗、领先体育等众多运营商，通过管理输出、委托经营等方式承接各地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工作。因此，民营机构广泛参与体育场馆运营将成为体育场馆发展的趋势之一。

3.3场馆设计多功能化

近年来，在国外特别是欧洲国家体育场馆功能设计复合化、多功能化趋势日益显现，选多新建体育场融合体育、商业、住宅、办公、休闲等多种功能，如伦敦奥运会足球赛场就是一个复合型设施，包含了26000平方米的办公区、多家零售店和餐厅以及一个宽敞的商业中心和一个赌场。国外社区体育活动中心等中小型体育场馆也非常重视对其资源的综合利用。社区中心一般能够开展多种运动项目，在建设时考虑体育与其他文化活动相结合，为居民提供多种服务。随着体育产业、大众体育运动的发展，社会对体育场馆的需求不断增高，然而，场馆运营管理不善、政策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导致了体育场馆面临费用高、利用率低的问题，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场馆设计多功能化的紧迫性。

结语

体育场馆是开展体育活动、发展体育事业最主要的物质保障条件之一，尤其在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人们对体育场馆的需求急剧增大，使得体育场馆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需要解决资源短缺和资源浪费的矛盾，在体育场馆的发展道路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在体育场馆的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现状，体育场馆的资金保障，体育场馆的多功能化，体育场馆的利用率。这些也正是我国体育场馆发展历程中所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改善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现状，如何让场馆资金结构多样化、资金更有保障，如何实现体育场馆设计上的多功能化，以及提高场馆的利用率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参考文献

王慧;我国体育场馆的研究现状分析[J];辽宁体育科技;2010，32（2）.胡国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场馆政策阶段特点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徐卫华;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建设对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作用[N];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10.鞠昀彤;近10年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的研究综述[J];大众体育;2015（7）.刘碧波;体育场馆多功能化设计研究[D];重庆大学,2005.雷厉;体育场馆发展概况及存在问题（综述）[A];山东体育科技;2000.韩开成,顾长海,云欣;大型体育场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N];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04.梁栋;江苏省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现状及对策[D];苏州大学,2009.霍建新;我国体育场馆研究评述[N];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5.

第三篇：高校体育场馆建设及管理状况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课程设计（论文）

高校体育场馆建设及管理状况研究

姓名：刘剑锋 班级：社会体育 0801班

指导教师 由文华

摘要

高校体育场馆设施是高校教育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人们的经济意识的提升，现在的体育场馆不单单用于教育教学和人们的日常锻炼，而是对社会进行有偿使用，这便形成了一种特殊条件下的体育产业，但是在其走向市场的管理运营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应用文献法、逻辑分析法、访谈法过对陕西省国家重点高校和省属重点高校进行调查研究，以使高校体育场馆的管理运营能针对自己不足进行合理的改进。关键词：高校体育场馆，建设，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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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策略

（一）多方研判，制定适合本校实际的经营管理模式。打破计划经济的禁锢，引入市场化的管理，首先需要决策者转变观念，遵循市场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作为经营者，需要完善体育馆的自我“造

血”机制，以馆养馆，实现经营效益的最大化。

传统的管理模式为体育部（系、学院、教研室）管理，财务由学校监督管理，市场化运营。馆长负责招聘馆内所需工作人员及日常经营管理，体育馆支付员工工资及教学、训练、日常维护所需要的成本，每年赢利资金分配，既要符合学校相关政策，又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团队的工作积极性。这种管理模式的优势是充分借助体育部的专业和学科优势，可极大地方便体育教学、训练的需求；缺点是体育部门面对相当繁重的体育课教学课程，同时又要兼顾体育场馆及设施的管理，很难做到“两手都要硬”。这种管理模式适用

于普通大专院校。

校场馆中心的管理模式，也称专业管理模式，是采用外包或隶属于学校专门的职能部门（场馆管理中心）的管理模式，体育部门只负责教学训练。由于体育馆实行专业化管理，它要求管理者具有全面的专业知识和组织大型活动的能力，还需要有场馆维护、设备维修和保安、保洁、甚至包括环境、水电、建筑和装饰等方面的专业人士。这样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形成规范的物业管理体系，且便于同时管理多家场馆，适合于专业的体育院校，现在更多的综合性的大学也在采取这种模式。此外，还有混合式管理，是对前两种

管理模式的综合。

无论采用哪种模式，都要体现高校体育馆经营的特色优势，实现团体效率的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使

体育馆的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建立可行的物业管理体系。物业管理作为当代的“朝阳产业”，已经渗透到高校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作为特定物业管理中的特种物业管理项目，高校体育馆又区别于社会体育馆，需兼顾高校体育教学

体制的需要。

制定场馆物业管理条例，明晰相关人员责、权、利，公布服务承诺，对员工进行严格的培训；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教学、训练、比赛及有偿开放的安排；实行全面质量管理，通过信息反馈，不断改进管理程

序，使之适应体育教学训练和对外开放。

（三）完善营销策略，拓展市场空间。作为高校体育馆的管理者，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学校花巨资建体育馆无偿向学生开放，广大学生更多的则是被学校周围收费不菲的网吧、KTV和歌舞厅所吸引，长此下去，体育馆日渐冷清不说，学生体质也必然下降。因此，高校体育馆也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必须要掌握合理的定价策略，并可尝试将现代营销理念中诸如“俱乐部”、“会员”、“包装”等概念元素引进来，依托体育产业强大的潜在市场，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1、“俱乐部”及“会员制”的引入。我国高校俱乐部概念的研究已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得到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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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认可的界定：高校俱乐部是高校中一种体育文化现象，是具有共同体育兴趣爱好的大学生，基于自我完善的需要，自由选择体育活动项目，结成具有社团性质的体育团体，是学校体育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

由于俱乐部自由、自愿的原则，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选择运动项目，有兴趣，有热情，乐于积极参与，而且俱乐部这种课内外“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不受时间限制，又可以融合教学要求，对于目标和内容相对固定，又带有法定约束力的体育课，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同时，由于高校体育社会化的发展，且俱乐部本身具有社会性，其招收的对象不仅限于学生，可以有教职工和校外人员共同参与，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联合社会上相关的体育协会，扩大影响，提高层次。

高校体育馆作为高档次、全天候且功能齐全的体育资源，依托高校高层次专业的人才优势，完全有条件组建各种类型和标准的体育俱乐部。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实行会员制是提高场馆效益的有效策略，对高校体育场馆尤其如此。因此，一旦各单项俱乐部都拥有了稳定的会员，意味着会给体育馆带来相对稳定的经营收入，又可以促进学校把俱乐部办得更加丰富多彩。

2、体育馆经营项目的多样化。高校体育馆采用多种经营，应分清主体项目和辅助项目，主体应包括体育竞赛、体育培训、全民健身以及学生社团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体育活动，其他如文艺演出、房屋出租、相关运动产品经营应属于辅助项目。体育馆方面无论在时间分配和空间占用上，都应该做到主次分明，以体育产业为核心。在具体运动选项上，既要考虑到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等体育馆传统项目，因为这些项目仍有较高的群众普及度，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大学生的超前性，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大大超出社会平均水平，在不同院校的统计中，诸如防身自卫、跆拳道、瑜伽、武术散打、健身健美、街舞、拓展训练甚至极限运动等都成为大学生喜爱的项目，这些新兴的运动不仅是对传统项目的挑战，对现有的师资也是个很大的考验，作为高校体育馆的管理者，这都是需要重视的新课题。

3、体育馆价格的合理化。体育馆的相关收费标准的制订，一定要通过合理的分析，定位消费层次，根据本校师生的普遍情况，结合周围居民的消费状况，再从定位出发配套相应的软硬件设施，提供必要的服务项目。对于高校而言，最普通的定价战略之一就是差别定价。据调查显示，高校综合性体育馆几乎都采用差别定价，如校内师生优惠定价、分时段定价、会员优惠定价，还可以结合社会上的各种特殊人群的优惠价等，管理者要充分掌握价格杠杆规律，合理计划，统筹安排。

4、实现体育馆的信息化管理。高校体育馆的管理、宣传和经营都离不开电脑网络，编制实用、高效的管理软件，建立信息丰富、图像精美的网站、网页，开发专用体育POS机系统，刷卡付费以及各种电子商务系统，都有利于省时、省力、快速、准确地完成各种工作，提高效率。

六、结论

高校体育馆投资大、运营成本高，对管理和经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们在优先考虑学校体育教学和训练工作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其多元化的功能和意义，根据相关的法律政策、充分利用高校人才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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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自身价值，成为社会共享的体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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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前言...................................................1 2研究对象与方法.........................................1 2.1研究对象..........................................1 2.2研究方法..........................................1 2.2.1文献资料法....................................1 2.2.2逻辑分析法....................................1 2.2.3访谈法.......................................2 3研究结果与分析.........................................2 3.1 十一五期间高校体育场馆的建设发展..................2 3.2高校体育场馆的主要功能.............................2 3.2.1高校中的多功能体育场馆建筑的设计和规划........2 3.2.2高校体育场馆教育教学功能......................4 3.2.3高校体育场馆在有偿运行中的功能................5 3.3场馆的管理机制.....................................6 3.3.1管理主体......................................6 3.3.2机构设置......................................7 3.3.3人力资源......................................7 3.4场馆运行机制.......................................8 3.4.1教学训练期间的运行情况........................8 3.4.2对外开放期间的运行情况........................8 3.4.3大型活动时的运行状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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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与建议.............................................9 4.1 结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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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高校中的体育场馆在高校的教育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那些用途广泛的多功能体育场馆越来越受到学校内的师生及社会人员的关心，然而许多场馆的使用只是面向校内，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为了能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提高其闲置时期的利用率，许多高校选择了进行社会共享的开放式经营，这样不但满足了社会人员的需求也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其运营的过程中其利用效率和存在的一些问题仍阻碍着其发展，如何对高校体育场馆的利用进行有效地管理已成为至关重要的研究内容。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石油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场馆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本论文查阅的文献资料共9篇，其中对高校场馆建设和管理的研究共有5篇，对高校的体育场馆运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论文共有4篇。2.2.2逻辑分析法

本文对通过对陕西省的五所高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体育馆的建设及管理状况结合参考的文献进行分析得出了这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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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访谈法

对高校的体育场馆的建设和管理状况访问了专门的负责人员。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十一五期间高校体育场馆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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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总体数据报告》显示各行业、各种所有制形式（不含港澳台地区）共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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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健身器材，由于学校内没有相应类似的场地用于大型的活动，此文体馆也用于承办一些大型的活动，从2010年的9月学校对体育场馆的整体进行了新的规划在靠近西面的场地里把放置乒乓球台案的地方进行了整改，设计成了一个大型的舞台，由于该文体馆的结构为薄壳结构，加上地面是光面的塑胶面层，其隔音效果很差，在这次设计上加上了大块的吸音构件。以此来满足其多功能实用的目的。

除了上述的体育馆以外，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室外的体育场地，如田径场和室外篮球场，室外网球场和排球场等，这些场地一般是被规划在学校的周边区域，这样不但能满足学生的教育教学需求，又能在其他时间对社区人们开放，形成一定社会共享，高校的田径场地一般还是对外开放但是像网球场之类的运动场地是对外有偿使用。高校内的体育场地较社区的体育场地有以下几个特点：场地面积大、场地设施相对社区内部较为齐全、室外活动环境好、活动场地类别多等。而这种规划形式为陕西省的高校体育场馆运行提供了充足的外界条件和硬件条件以及商业化运营的条件。3.2.2高校体育场馆教育教学功能

不同的院校对于体育馆的用途也不同，很多院校是以教育教学为首要目的，如西安石油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还有一些高校的体育场馆是用来承办学校的一些比赛和一些大型的活动专门建设的如西安交通大学等，在教学的应用中，现有的体育馆一般很少能满足全校师生的体育教学活动，一般都是在体育场中活动，只有少数的几个体育馆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文体馆由于其活动面积较大场地分布合理，可用的活动区域相对较大，内设的体育教学设施较为完善所以可以满足校内的本科生需求，但是对其开放性而言，学校的室内体育场馆很少面对学生开放，即普通学生在上课之外的时间很少被允许进入体育馆参加日常锻炼，而且在建设舞台之前的体育场馆内的乒乓球场地是收费的。

通过对西安各所高校的调查发现校内的体育馆的使用对于不同类别的学生是不同的，主要区别是普通统招生和本校的体育生（包括体育系的统招生和单项高水平运动员），对于普通学生，平时只允许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有老师带领进入体育馆内，而在课下的时间是不被允许的或者是有偿的，所以对于普通学生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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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对他们的作用只是在课上，而对于体育生来讲体育馆的使用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除非放假期间或者是进行一些大的比赛期间其他时间他们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同时学校对这一做法也比较赞成，特别是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如果高水平运动员需要训练并且在场地和器材上和普通生的使用有所冲突，那么场地管理员通常会协调普通生的活动来确保运动员的训练。

室外场地是教育教学的“主力军”。一般普通高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都是在室外场地进行的，只有少数学校的几项运动像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石油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健美操和体操以及少量的篮球和排球课在室内进行。3.2.3高校体育场馆在有偿运行中的功能

根据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开展的全国公共体育场馆经营情况调研结果可知，目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主要存在5种具体的运营方式：一是传统的事业单位运营方式。二是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三是委托运营的方式。四是直接改制

【4】为企业的运营方式。五是纯公益性的运营方式。

3.2.3.1高校体育场馆目前在有偿使用的过程中的多样化

高校体育场馆的利用主要是承接参与人数较多的活动，但总起来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承办大型的演唱会和大型赛事，如西安交通大学的思源体育馆，在使用过程中就承办了任贤齐、苏醒等明星的演唱会和郭德纲的相声；除此之外还承办过CBA联赛和CUBA的选拔赛等，二、承办的某些公司比赛和团体之间的小型比赛，如在上文中多次提及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文体馆就借助其广阔的室内空间经常性的承担小型比赛。

三、出租成为一些招聘场所，如联通公司在西安的招聘活动就是在不同的高校中租赁期体育馆进行招聘工作。

四、举办庆典或者演讲以及讲座，某些知名专家由于其影响力较大所以在其讲座的时候参加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大的会议室或者礼堂都不能满足其需求，这时候体育馆便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由一些团体或者个人办训练班用，在陕西师范大学的体育场馆内就是这种运营模式。

在体育馆运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是不可预见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很多院校就是因为安全问题不把体育馆租赁给公司管理，而是有自己来管理，同时由于安全问题很多院校在一些利润丰厚的大型的活动面前放弃了，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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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体育场馆管理人员的沟通能力以及上下级之间的协作问题也影响着体育馆的运营。此外还有体育馆的硬件问题，硬件齐全但是破损不分未能及时修复，以及学校的声誉和信息的获取能力对于体育馆的运营也存在着影响。3.2.3.2总体来讲体育场馆的使用效率较低

主要表现在体育馆有偿服务的面不宽,还没有形成多渠道、多形式。我国体育设施中有67.2%集中在学校,但大部分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多以教学、训练为主,基本不对社会开放。在辽宁省53所高校中,不同程度开展有偿服务的占54.7%其场馆利用率在5天工作日中仅为2小时,占可利用时间的28%,在双休日里平均利用率为3.3小时,占可利用时间的27.5%,可见其利用率很低。而在陕西省内走访的五所高校中进行有偿服务的占到四所，其有偿利用时间由教学和比赛之外的空闲时间而设定，虽然能承接多种比赛但总体利用率相对仍然较低。现有的场馆运营模式造成资源的浪费,高校的体育场馆的不足现状又要求加大对体育场馆设施的投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高校体育场馆主要用于体育教学和训练,使用时间主要集中在上午和下午的部分时段,其余非教育时间,如周六、周日和平时晚上都为无偿开放或关闭,较高档一些的场馆却被“保护”起来,使场馆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多年来,高校体育场馆与外界联系沟通甚少,许多社会性的比赛、训练、活动以及赞助、资助、共建也就无法实施,也造成高校体育场馆资源的巨大浪费【3】，所以管理人员与外界的沟通能力和体育馆的运营息息相关。

3.3场馆的管理机制

3.3.1管理主体

不同高校对体育馆的管理方法也不同，所以其管理的主体也不同，但是总的来讲有两种运营方式，一种是学校将体育馆完全承包给某个公司，由公司作为管理主体对体育馆来进行管理运营，而校方只作为租赁方，每年从承包公司那里收取租赁费用，思源活动中心每年从承包公司那里收取费用为三十万，但是由于承包公司与社会沟通能力的较强运作模式较为合理每年不但可以交付三十万元的租赁费用和员工的工资以及场馆的维护费用仅仅2009年一年就盈利八十余万元。但是公司在承包的时候要遵守学校提出的要求即在学校的需要的时候必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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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来使用，所以公司承包的仅仅是其空余时间的使用权。与之对应的另一种运营模式就是管理主体是学校自己，体育场馆的运营由学校的体育系或者专门的部门来管理，这就保障了体育场馆的运营的安全可靠性，如西安石油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管理就是这种模式，其盈利的资金主要用于发放体育场馆管理人员的补贴和场馆的维护。剩下的结余有一部分由体育系上交学校，另一部分归体育系所有。而在高校的体育场馆管理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如西北大学的体育馆在运行初期并没有想打营利性的经营但是限闲置了三年以后才对体育馆进行对外经营，起初有体育部的老师进行管理但是由于内部的矛盾问题后来由学校来进行资金统一管理。3.3.2机构设置

各个高校的机构设置都有所不同，但是总的来讲其设置相对简单，走访的高校中其设立的机构一般只设定一个场馆管理办公室，而人员设置更为简单管理场馆的领导阶层最多设置两名，而每个学校的所有场地管理人员都没有超过十名。体育场馆的所属机构一般都因高校的运行模式和管理主体而定，但是总体可以根据其管理机构来分为以下积累，西安交通大学的体育馆由于是承包给了公司来进行管理，所以其机构设置相对明确吗，即有专门的公司部门来进行日常活动的策划和管理，其管理完全由公司因情况来定，相比而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课程设计（论文）

用来管理全部日常的活动，而西北大学仅仅设置了一个全职管理人员和两个体育老师来兼管，但是在体育馆承接大的活动的时候他们的人力资源设置基本是相同的，即临时从学校抽调人员来进行人员补充，如当西安交通大学承办演唱会的时候根据活动的大小来进行临场人员安排。由以上可见现在的管理人员都不具备专业的的管理素质，即场馆由非专业人员来管理专业的体育场地，所以无论从体育场地的管理还是从体育器材的维护都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专业人员相对短缺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因此专业人员的短缺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

3.4场馆运行机制

3.4.1教学训练期间的运行情况

对于体育场馆来说满足教学训练是最基本的任务，在走访的各个高校的管理中，在没有重大活动时都是为教学训练开绿灯的，特别是在满足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上，体育场馆是随时为其服务的。但是对于普通学生在课余时间进馆进行体育活动是有限制或者有偿的。而且在西北大学的羽毛球馆运行过程中管理人员考虑到高消费问题，主动不倡导学生有偿进馆进行空闲时间的娱乐训练。3.4.2对外开放期间的运行情况

在调查的高校体育场馆在学校管理的情况下开放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整年都有定期开放的日期,二是在节假日开放,三是开放没有固定的日期。高校场馆经营收入的资金使用情况基本分为两种:一是自行使用管理,二是部分上缴学校、部分自行管理。自行管理的资金流向有五个方面:支付工人工资、支付水电费、补充体育经费、支付教师奖金、其它支出。如西安石油大学的就是这种管理模式，其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完全支付于这几项。

西安48所普通高校共拥有1067个体育场馆，其中室内体育馆114所，室外体育场953块，有91.7%的学校能开放场馆，其中64.6%的学校采用有偿开放手段，而服务对象多以本校师生为主，由于开放需投入更多的时间、人员和精力，对社会开放的范围则较小。具体表现在:(1)高校体育经费的严重不足;(2)场馆利用

【5】率低;(3)高校体育场馆管理滞后，缺乏高素质专业体育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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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大型活动时的运行状况

在大型活动期间其运营主要由活动方进行管理，而很多体育场馆管理方只是把体育场馆单一的作为场地租赁，活动方把布局方式和必须品直接进行布置，而场馆管理人员只是起到协助作用。不去考虑其对外运营的管理，所以其管理活动相对滞后，当遇到大型的赛事的或者活动的时候场馆管理人员只是进行简单的布置或者维护体育场馆内的设施不被损坏，而不是参与一些大型活动的策划。

4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当前的高校体育场馆建筑和设施条件都能够满足教学和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要求但是对于普通生的利用都有所限制。

2）高校的体育场馆管理人员的职责不能具体确定，即每个人的具体职责不是单一和专业的，而是以不专业的人员去管理专业的场地和设施。

3）某些高校的运营中形式单一，体育场馆不能充分利用，从而导致了体育设施场地的巨大浪费，同时高校的盈利主要在于承办比赛。

4）体育场馆的管理形式与高校的规模以及周围的环境和学校的办学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211高校和985高校以承包给运营商为主，而一些省属高校以学校自主管理为主。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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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的分析研究>>

第四篇：社会化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笔者通过对杨伯寿工作室的第一手实地调查，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认为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人民调解社会化实质上是对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室成为“准科层结构”中的一环，同时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能。然而，工作室作用日益突出的同时居委会调解却在逐渐边缘化。“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毋宁说是国家改变了重点支持的对象。

[关键词]人民调解 社会化 再组织 人民调解工作室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人民调解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是程序法学的理路，将调解视为与一种法制相对的解纷机制，侧重于分析调解与诉讼/审判之间的关系（王建勋，1997；何兵，2002；韩波，2002；张卫平，2002；范愉，2004）；二是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理路，将人民调解作为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从历史来看，人民调解本身是革命政权对传统的民间调解进行改造的产物（陆思礼，2001；强世功，2003）；就现实而言，人民调解处在由国家和社会构成两极的磁场当中，既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也不纯然是民间自组织力量，而是力图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人民调解可以作为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效变量（彭勃，2003）。或许还有一条调和两端的“中间道路”，既承认调解与法制的程序性差异，也关注调解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季卫东，2001；郭丹青，2001），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程序法学对调解与法制之间对立的夸大，譬如季卫东（2001：74）注意到了“经由调解而发展的法律”，以及“法律帝国”中的“情理特区”。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不太关心人民调解本身，而力图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人民调解好比是一个舞台，国家、社会、个人各自粉墨登场，在互动中既相互适应也彼此改造。这样就避免了就事论事，但同时也存在过度诠释的风险——我们固然可以从人民调解的场景中看到国家与社会的“身影”，但这是否意味着人民调解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国家与社会在起作用呢？这样会不会导致一种“还原论”倾向（费埃德伯格，2005：7），把人民调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与社会的“后果”，以至于用理论重新“规划”了事实？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第二种路径，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更加强调人民调解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人民调解不同于传统民间调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前者是组织化的，而后者依托的是个人，人民调解的变迁实际上也表现为组织的变迁。以组织为中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过度诠释的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组织是社会行动者最为仰赖也最为稀缺的政治资源之一，组织的变迁通常具有“政治敏感性”，一般都是在国家推动或至少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人民调解组织变迁的研究要比静态的制度/程序分析更能逼近问题的实质。

一、人民调解的复兴与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法制的相对健全和权利观念的勃兴，民事诉讼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统计数字显示：人民调解在90 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韩波，2002）。曾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也因此沦为“明日黄花”；在许多人看来，作为传统民间调解的“历史遗留物”，人民调解终究会被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从1994年开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上海市Y街道首席人民调解员杨伯寿回忆说：

1994－1998年，那个时候调解没有协议书，只有口头承诺，无法查找根据，最后不了了之。老百姓往往选择去法院，这不是因为调解无用，而是因为调解质量不高，没有信誉度。连调解员自己都（把纠纷）往外推，（把当事人）往法院支，民警和居委会也是这样。1998年我们开会的时候，连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都在讲，人民调解这朵“东方之花”萎缩了。

然而2000年之后，形势似乎又站到了人民调解的一边：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16条允许当事人反悔，对于有违法律的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可以纠正，而对于符合法律的人民调解，却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以何种方式予以支持。与此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明确提出审理民事案件要“能调则调，多调少判”，把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健全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田雨、张晓晶，2004）。另一方面，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和推动人民调解的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市为典型，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审核制（2000年）、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2001年）、人民调解工作室（2003年）和区级人民调解委员会（2003年）。上述举措大大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效果，促进了人民调解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据统计，2002－2004年，上海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273074件，调处成功262050件，调解成功率95.96％；参与调处了3251件、80232人次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纠纷，防止自杀、凶杀和其它民转刑案件629件（施妍萍，2005），这表明人民调解又重新恢复了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调解并没有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走上了一条“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路。用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2004）的话来说：

“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要具有法律背景，并且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即受过法律专业教育，或具有法律工作经历，或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具备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所谓社会化，就是利用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政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不应走在调处矛盾第一线，应采取经济的、行政的等各种手段，积极扶持、支助人民调解工作，从而形成良好、规范、有序的社会自律机制。”

他提出，人民调解工作必须走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道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人民调解工作室作为一种新的调解组织形式应运而生，并且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充分肯定了上海的这一探索，明确指出：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代表着人民调解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政府为什么要复兴人民调解？又为什么要采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组织形式？

与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简称ADR)在美国的兴起不同，中国之所以要重新打出人民调解这张昔日“王牌”，不是用来对付“诉讼爆炸”，而是为了规避“法制的后遗症”，即让各级政府焦头烂额的缠讼、累讼和上访（陈柏峰，2004），还有令法院权威受损的“执行危机”。法制或审判所造成“零和博弈”局面，往往会令败诉一方不断地上诉、上访乃至“上街”（即采取静坐、堵马路一类的集体抗议行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带来“秋菊的困惑”（冯象，1997），即当事人双方都对结果表示不满；而具有当事人主义和合意性特征的人民调解，既可以减轻政府和法院的负担，又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

政府之所以要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建立新型的调解组织，则是基于对“传统”的内设于村/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调解在90年代所陷入的衰退局面跟这种组织形式不无关联。

根据最初的制度设计，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设在基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和各种“单位”中。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地域或单位在解决纠纷方面的功能开始弱化。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由于纠纷的多发和复杂性，村居委会调解由于缺乏权力的依托和对国家法律规则的准确把握，自身的能力已经不适于处理这些纠纷。其二，诚信、道德等社会失范，使得基层的调解失去优势，这也是诉讼激增的直接原因。第三、社会凝聚力下降，共同体成员的自治能力较低，内部调整作用差（范愉，2004）。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自治程度较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更期待通过确定的法律规则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制进行社会调整，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更多地向基层政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寻求救济和解决，由此导致村/居委会调解出现明显的功能弱化（同上）。如是之故，欲使人民调解重焕生机，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对调解的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和改造。

适应这一需要，司法部2002年9月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调解的组织形式作了新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采用下列形式设立：（1）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2）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3）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4）根据需要设立的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大大超出了1989年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所规定的范畴，不仅把实践中已经涌现的司法行政或准司法性的纠纷解决机制都纳入到人民调解的名下，为其追加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为人民调解的“再组织”(reorganization)提供了“准法律依据”。

上海市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就是人民调解再组织化的产物，现已成为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织载体，虽然目前尚未完全普及，但被司法行政部门认为代表着人民调解的发展方向，正在进一步推广中。因此，对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新兴组织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内在逻辑，理解人民调解“再组织”的政治涵义。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笔者与合作者对上海市的杨伯寿调解工作室进行了跟踪式调查，与人民调解员、街道干部、纠纷当事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访谈，并亲历了一部分纠纷的调解过程。下面，我分别从科层制和组织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的角度对杨伯寿工作室展开分析。

二、工作室的组织定位：科层视角

上海市A区Y街道的“杨伯寿人民调解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成立于2004年9月，是上海第2家以首席调解员的名字命名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杨伯寿生于1934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曾担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委员会主任和王震将军的经济参谋，1985年赴剑桥大学进修经济管理，1986年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府驻哈尔滨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和驻俄罗斯首席代表。1994年退休之后便一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2001年被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授予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资格，是2002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和2005全国人民调解员标兵，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被评为2002-2004上海市优秀人民调解组织。

工作室由4名专职调解员组成。除了杨伯寿，另外3名调解员分别是徐某、郭某（女）和曹某（女），都是中年人。徐某原来在公安局治保大队工作，现隶属于社区保安队，由派出所发工资，工作室给予一定补贴；郭某原来是居委会调解主任，曾经接受过杨伯寿的培训，比较擅长劝解；曹某是下岗职工，没有参加过培训，但她以前常向杨伯寿咨询法律方面的知识，平时喜欢收看法制节目，工作室成立后便“反客为主”。杨、郭、曹三人都是由工作室发工资。此外还有3名律师志愿者和1名心理咨询志愿者组成，其中律师是由政府安排的，4人每月来1次，具体时间由杨伯寿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社区每年支付给工作室办公经费和劳动报酬共13万元人民币，购买这项公益服务，工作室除了直接受理社区内调解案外，还接受社区交办或移送的各类民事纠纷调解案（实际上工作室的业务是跨区的）。工作室在Y街道的“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 拥有4个房间，1间较大的作为4人的办公室，另外3间较小的是调解接待室。

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2004）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性质上说，“工作室”是街道调委会的一个内部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从业务上来说，“工作室”受司法科指导；从功能上来说，主要是预防纠纷、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负责居村委调解干部培训和业务指导，同时专司疑难、复杂和跨地区、跨单位民间纠纷的化解。探索人民调解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一是有利于充实原有调解组织，使街道、镇调委会从议事机构转变为有工作实体的组织；二是有利于建设一支品牌化、专业化甚至是职业化的人民调解队伍；三是有利于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发展人民调解工作。

这里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工作室与街道调解委员会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内部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所谓的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非一个实体，而是由街道下辖的17个居委会的调解主任，加上工作室4名成员组成，主任是杨伯寿。街道调委会一般半年开一次会（按规定是一季度开一次会，但杨认为太麻烦），平时基本不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不是街道调委会的分支而是全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工作室被称为民间社团，但据杨本人讲，他并没有去民政部门登记、申请，因此杨伯寿工作室与李琴工作室（上海市第一家人民调解工作室）不一样，后者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首席人民调解员李琴担任法人代表。杨之所以不去登记注册，是为了避免年审、开会、接待、募捐等琐务缠身。他表示：“我情愿不当工作室的法人代表，而只要当街道调委会的主任就行了。”这句话颇值得我们玩味，是否可以理解为：独立的法人地位对于工作室非但不重要，相反是一种累赘？工作室调解效能的有效发挥，不在于组织的自治性，而在于跟政府权威的同一性？

二是工作室与司法科的关系，Y街道司法科的Z科长是这样介绍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第一，工作室的定位是社团性质的，即政府出钱购买服务。老杨（指杨伯寿）集中精力化解街道层面上的比较大的矛盾，而像家庭、赡养这类小的纠纷，主要交给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

第二，（杨伯寿）讲话不代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老百姓更加容易接受，如果他代表政府做工作，老百姓往往可能产生对立想法。

第三，化解纠纷的立场上，我们是为政府排忧解难：因为一是法律滞后，某些方面无法可依或者不同的法律相互冲撞；二是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软弱或者有法不依。

最后，杨伯寿工作室的工作我们不干涉，在工作中需要我们司法科出面的（地方）我们出来协调。（2005年4月12日Y街道办事处座谈记录，顾笑萍整理）

从这番话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工作室的微妙处境：一方面“讲话不代表政府”，另一方面又要“为政府排忧解难”。虽然对于政府（司法科）而言，前者无疑具有策略性和手段性，是更好地实现后者，但惟有充分地表现出前一种姿态（尤其是当政府自身与民众发生纠纷时），工作室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从而有效地介入和调解纠纷。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事实上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若干民间性质。我们且听杨伯寿是如何表达的：

要为群众说话，内部要敢于说话，不是到外面、街道上去说。我以前几十年是为领导服务，我现在为群众服务。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沟通群众和政府部门。公务员是什么态度？我们是什么态度？有些公务员现在就像人家说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时候有些人过来他也不是要调解什么，他就是想跟你说说让你给他评评理，他觉得信得过你，觉得你公正，就是要找个地方说出来。（2006年3月2日杨伯寿访谈记录，顾笑萍整理）

一方面，工作室要为群众说话，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分寸，不能站到政府的对立面，这样才能成为沟通群众与政府的桥梁。要两头兼顾，绝非易事。然而，在杨伯寿工作室，我们并没有发现其作为民间社团（独立性）与接受司法科业务指导（依附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但这不意味着人民调解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已经不复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杨伯寿太特殊了。唯有像杨伯寿这样深谙官场规则与人情世故的人，才能厕身于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中而游刃有余。

我们注意到，杨伯寿并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立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有理，我就在站在谁一边”。但“理”是非常抽象的，有着极大的诠释空间，因此他的立场毋宁是一种情境化的产物，是与其他行动者互动的结果，包含着策略的成分，或者说，立场本身也是策略的一部分。但这个立场有一个底线，也正是政府的底线。在底线之上，杨伯寿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譬如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寻找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破绽；而一旦越过了底线，杨伯寿会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譬如按照政府（司法科）的部署介入群体性事件。

从性质上讲，杨伯寿工作室既非群众性自治组织，也不属于政府的下属机构，而是非盈利性的民间社团，工作室在实践中也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工作室对国家的资源依附性（办公场地、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接受司法科指导，其核心人物杨伯寿是“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国家精英），又使得其民间性质相当暧昧。“政府购买服务”非但不是真正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这并不是说真正的市场化模式就一定是适当的），相反还强化了街道与工作室的不对等关系。

三是工作室与居/村委会调解委员会的关系。工作室负责对Y街道下辖17个居委会调委会进行业务指导，还要对调解委员进行培训——工作室同时也是“A区人民调解带教点”。工作室和居委会调委会也存在一定的分工，用Z科长的话来说：“小纠纷不出楼，一般纠纷不出居委会，大的纠纷由杨伯寿工作室解决。”当出现居委会自身无法调解的纠纷时，调解委员也会把当事人领到工作室来（笔者访谈的时候，就正好碰到一位居委会调解委员陪同当事人前来调解）。杨伯寿说：“这种情况常有，调解委员旁听（我们的调解过程），对于她也是一个锻炼。”另外，居委会调委会在调解纠纷时不能自主制作协议书，Y街道所有的调解协议书都是由工作室统一制作的，杨伯寿的解释是：“他们（指居委会调解委员）不能适当地表达，处理也不一定合适，只是做前期工作，包括信息反映、证据固定和劝导，而协商、笔录、签订协议书、交割、履行和监督需要由我们来做。”这表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民事合同效力在提高人民调解权威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民调解的“法制化”的倾向，即协议书需要遵照特定的程序和使用规范的法律术语，而这些必须由具备一定专业素质的人来完成。这样一来，属于“业余”性质的居委会调解就更加边缘化了，主要是处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纠纷。如果说传统的人民调解是一种“大众化正义”(popular justice)，即“一个遵循非正式礼仪的、语言与人员上非专业的、本地化的、管辖权有限的规则的决策过程”(Merry，转引自刘思达，2005)，那么，当下的人民调解越来越法制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人民调解员被称为“布衣法官”并非偶然），“威望型”地方精英的缺失也使得调解不得不向法律技术靠拢，毛泽东时代“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人民调解模式必然趋于没落。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尽管上海市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总量高达10余万/年，但如果把这个数字除以10万（上海号称有10万“调解大军”），就会发现，其实每名人民调解员平均调解纠纷只有1件。这意味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居委会调解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当下人民调解的重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街道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工作室。正如杨伯寿工作室的空间位置所隐喻的那样：人民调解离居委会更远了，离街道更近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由“法制化”带来的，资源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瓶颈：居委会调解是义务性的，缺乏充足的经费保障，也很难利用国家的权力资源；更何况居委会自身也存在边缘化的势头，作为下设机构的调委会焉能风光独好？

不难发现，在司法科、工作室和居委会调委会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准科层关系”，即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同于经典科层制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这种“准科层关系”还可以向上延伸一级，即区司法局对街道司法科也是一种工作指导关系。根据官方的解释，“指导”不同于“领导”，但在实践中，二者的区别往往十分微妙。彭勃在调查中发现：区司法局和街道虽然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前者可以通过评比工作来加强对后者的“领导”，因为评比的结果对于街道司法科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获得优胜，将有利于提升司法科在街道政府体系中的地位；不过，由于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区司法局对街道的控制又是复杂和微妙的，而且缺乏稳定性（彭勃，2003）。工作室也是如此，其“工作条例（试行）”是由区司法局制定的，街道司法科还掌握着工作室的绝大部分经费（包括调解员的工资），而除杨伯寿之外的工作室成员，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不高，对这份工作及薪水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就在事实上强化了街道司法科对工作室的控制。

不过，杨伯寿似乎并不满足于把工作室做成“Y街道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司法科强调属地管理的原则，要求杨伯寿一般只管Y街道的纠纷。但杨伯寿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跨区的，除了平时在办公室不分地域地处理纠纷之外，他还利用双休日专门到外区开展法律咨询和调解服务（通常是以参加市司法局统一组织的法制宣传活动的形式），从而使自己的工作立足于全市的层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街道。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扩宽了工作室的自主性空间：因为杨伯寿工作室的社会知名度越高，影响力越大，街道就越是需要杨伯寿，从而在工作室与司法科之间建立了一种双向的依赖，平衡了后者对于前者的控制，二者的权力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交换性质（布劳，[1964]1988）。但我们注意到，街道对工作室的控制是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而工作室的自主性却是个人化的，与杨伯寿的个人能力密不可分。一旦年逾古稀的杨伯寿“告老归田”，工作室还能“涛声依旧”吗？

三、工作室的功能发挥：网络视角

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不是对既有组织体系的颠覆，而是“打补丁式”的增量改革：在保持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新组织。工作室作为一个后起的组织，它必须融入到既有的组织网络当中，才能有效发挥自身的功能。

有必要补充一下工作室内部的分工情况：杨伯寿负责工作室的接待和调解，兼与法院联系，徐某有时从旁协助；徐某因为在公安呆过，负责制作协议书、笔录，处理轻微刑事案子，以及与派出所联系；郭某负责上门调解（工作室为残疾人和70岁以上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曹某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资料、接打电话和为杨伯寿安排日程。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调解组织网络的端倪，即有专人负责与法院和派出所联系。工作室实际上处在一个制度化的组织网络当中，这一网络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区司法局、街道、居委会三级调解网络。这实际上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准科层关系”：区司法局——街道司法科、工作室——居委会调委会。工作室本身是民间组织，并不属于国家权力系统，工作室要与司法行政部门之外的国家组织网络相衔接，就必须通过区司法局这个中间环节。2002年，A区司法局与区公安分局联合制定《关于对民间纠纷引发伤害案件联合进行调处的实施意见（试行）》，创设了“警民联调”的工作模式；2005年3月，区司法局与区法院继在Y街道调委会开展民事诉讼案件委托调解试点工作之后，联合制定了《民事诉讼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实施办法（试行）》；2005年4月，区司法局与区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中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规定（试行）》，探索将人民调解参与化解轻伤案件引入刑事诉讼程序。

二是“110”司法、公安联动系统，这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网络。该机制形成于1999年初，公安将“110”报警电话记录传真给各区司法局，24小时内司法调解干部便上门做工作——主要是处理由邻里、家庭纠纷引起民间伤害案件。杨伯寿介绍说：“Y街道派出所刑侦队认定的轻伤，还没往检察院送的，刑侦队把当事人放弃刑诉的承诺书和案件的笔录移交给我们，由我们来调解，（今年）已经调解了12起，都获得成功。”

三是诉前人民调解和法院委托调解（审前调解）机制。杨伯寿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是上海市“民事诉讼委托调解”的试点单位。诉前人民调解主要是对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直接向法院起诉的部分家庭、邻里纠纷以及其他一些疑难纠纷，法院可以建议纠纷当事人向所在街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法院不再立案。法院委托调解是指对部分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问题的家庭、邻里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给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由原告申请撤诉或由法院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由法院继续审理。2005年1－11月，区法院已经先后委托工作室调解10起纠纷，其中8起签订了协议书，2件退回法院。

四是“行政协调会”机制，具体做法是：针对社区内发生的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群体性纠纷，由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在分管领导主持下召开行政协调会，相关各方共同参加，进行协商调处。经行政协调，并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给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后者进行调解。在双方取得共识并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后，再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室）制作调解协议书，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一方面，人民调解可以借助行政部门的权威进行协调；另一方面，行政协调也可以借人民调解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并把行政意志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意型契约”。

通过上述制度安排，工作室实际上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和国家正式组织网络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工作室不仅分享了旧有的组织网络，而且还形成了一张以工作室为中心，以区司法局、街道、派出所、法院、检察院和居委会为主要结点的协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从而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上述机构“联结”在一起。通过这一网络，工作室一方面分担了国家正式组织的一部分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也分享了国家正式组织的权威和能量，并把这种能量以“社会自治”的名义释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交易”，由此形成组织间的资源共享。

除了这种正式的组织网络，彭勃的研究还注意到，调解主任、调解员和信息员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完全依靠上级行政权威、国家法律、警察等执法人员的支持，更多地是要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靠自己的社会威望，纠纷的平息和调解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相当多的案例中，往往是最后无法用法律和政策来压人，甚至也无法以理服人，而是双方买了调解人的“面子”。正因为如此，上海市组织部门的一名干部认为“经济工作谁都能干”，配备干部最为关键的位置是信访和主管调解工作的基层司法部门；基于同样的理由，首席人民调解员也是由社区中有威望的热心者担任（彭勃，2003）。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调解活动是嵌入(embedded)到调解员的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tworks)（周雪光，2003：111－58）当中的？

调解活动要嵌入私人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的民间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嵌入性的。然而，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相比，“街道”的规模要大得多：Y街道约有10万居民，面积约2平方公里，这就决定了Y街道必然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非传统的熟人社会。当问及“面子”和社会关系在调解中所发挥的作用，杨伯寿回答说：

“成功率高，威信就高。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信任你。我可能有点答非所问，但确实如此。因为我跟调解对象都不认识的，有一起我去B区调解，到一个部门查资料，对方说我知道你，001号嘛，你不收费的，这些东西律师来了我也不给的，但你跟他们（律师）不一样。我们确实是奉献。”(2005年12月6日杨伯寿访谈记录，笔者整理)

杨伯寿这番话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按照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一个人在加入新的社会网络的同时也会把其原先所在的社会网络带进来；但杨伯寿过去所从事的是经济工作，且长期呆在东北和国外，他那些“高级别”的、与“司法战线”无关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很难被运用到基层的调解工作中来。杨伯寿在社区的“面子”主要是靠退休后积攒起来的（尽管局级退休干部的身份可能有助于威望的建立）。1994－2004年的11年间，杨伯寿共经手处理过各种民间纠纷1839起（徐亢美，2004）。在这一过程中，杨伯寿不仅在居民当中树立了声望，也与居民会、街道、司法局、派出所、法院和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尽管杨伯寿不认识当事人，也不认识一些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对方却可能“认识”他（如前面提到的B区的例子），即听说过杨伯寿的一些事迹。这种单向的“认识”有点类似于组织社会学所说的“弱关系”(weak ties)(Granovetter,1973)，同样可以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许多便利。譬如在调解一起关于离休待遇的纠纷时，杨伯寿需要查阅当事人的档案，这是不符合组织部门的规定的；然而，当杨伯寿亮出了上海市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的身份时，立即得到了组织部门的配合。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具有制度刚性、官僚主义和组织惰性的科层制组织网络面前，“平民”身份的杨伯寿要充分地运用组织资源，实际上还必须仰赖自身的身份和名望，或可称之为“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Bourdieu, 1989)。杨伯寿的象征资本就是他独特的从政经历、调解业绩和社会声望：担任过“王震将军的经济参谋”，“被江泽民、朱镕基派往东北工作”，“被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亲自授予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资格”、“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曾在剑桥大学进修”，以及被《解放日报》、《文汇报》、《法制日报》等媒体广泛宣传的先进事迹。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十分浓厚的中国社会，与权势显赫者的“关系”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本人工作能力和社会能量的一种标志。正是这些将杨伯寿和其他退休老人区别开来。

象征资本要转化为组织资源和权力资源一般需要两道工序：一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民众的“口碑”使资本增值，并使杨伯寿成为“典型”（其实毋宁说是“例外”），而“典型”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象征资本。工作室现在已经成为Y街道乃至A区的“工作品牌”和“亮点”，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为工作室把象征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源提供了便利。二是杨本人及工作人员的适当运用，使象征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源。杨伯寿在接待当事人时，一方面表现得和蔼可亲，不打官腔，不摆架子，非常平民化；另一方面总是看似不经意地提及自己的某些经历和身份，譬如作为江泽民和朱镕基的代表、上海市001号首席调解员等等。而出去调查或调解，特别是与单位打交道时，杨伯寿首先亮出的就是由上海市统一颁发的“首席人民调解员”工作证。这不是一种炫耀，而是对象征资本的运用，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技术，以此来尽快获取当事人或利益相关人的信任、配合甚至于忌惮，为以后的“说理－心服”机制（高见泽磨，2003）奠定心理基础，同时预防可能由科层制的惰性和自利倾向造成的不便，促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不论是工作室与国家正式组织的“联网”，还是杨伯寿运用组织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方式，都表明了工作室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附性：就前一方面而言，工作室已经被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就后一方面而言，惟有领导重视，杨伯寿的象征资本才能真正转化为权力资源，工作室也才能获得更大的空间。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工作室主要是在组织层面与国家治理体系靠拢，其“法制化”也集中体现在工作程序上，而在处理纠纷的原则上，工作室仍然秉承人民调解的一贯逻辑——重情理，轻法条，追求实质正义而非程序正义。譬如，在处理一起由于法院判决“合法不合理”而出现“拉锯”局面的家庭纠纷时，杨伯寿采取了佯装不知的策略，轻松绕开法院的判决书，促成当事人达成谅解和妥协，协议结果几乎把判决完全翻转过来，从而在事实上导致了法院判决作废。又如，基层法院拒绝受理一起高龄夫妇的离婚案，杨伯寿通过调查发现，这对夫妇继续相处可能会引发刑事案件，于是跟法院院长打招呼，后来法院在杨的工作室开庭判决二人离婚。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国家对于人民调解的角色期待（作为法制的一种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家法”秩序的挑战。但就社会效果而言，这一做法与中国法制的内在精神又是一致的（以和为贵、稳定压倒一切），这可能也是杨伯寿敢于“僭越”的重要原因。这两则案例提示我们：杨伯寿工作室并不是国家治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它更像是栖息于国家这棵大树之上的益鸟，它会帮助大树消灭虫患，从而与之建立（具有契约性质的）共生关系，但并未因此而丧失自由，某些时候，它甚至会以医生对待病人的姿态，做一些大树并未要求（甚至有些反感）、但它认为对大树有益的事情。

工作室处理的纠纷类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2005年为例，损害赔偿纠纷最多，占50％；其次是邻里纠纷，占20％；再次是婚姻纠纷，占15％；然后是住房纠纷，占12％；此外还有债务纠纷、赡养纠纷、抚养纠纷等，基本都是民间内部的小型纠纷，很少涉及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这部分社会冲突主要流向了信访部门和司法机关）。事实上，在涉及这类纠纷时，工作室通常力不从心。在一起居民围堵马路事件中，谈判工作主要由Z科长操持，工作室只是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前面提到的那起离休待遇纠纷，由于单位一方是国家行政部门，杨伯寿最初也难以介入，直到当事人通过“过激”手段将事情“问题化”（应星、晋军，2000），单位感受到上级政府的压力，希望尽快甩包袱，杨伯寿才得以介入并迅速调解成功。杨后来也坦言：如果没有当事人那么一闹，事情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的。透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工作室的边界：它主要是作为国家的辅助者，处理社会内部相对轻微的冲突。人民调解的这种工作性质，一方面使它免受国家与社会的强力挤压，另一方面也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

四、讨论

至少到目前为止，上海市推行的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改革，只有专业化基本落到了实处，而社会化则转换为再组织的问题。这与季卫东（2001：23）观察到一个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即：“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社会变革、权利意识觉醒而产生的民间纠纷，主要由调解制度吸收处理，所谓法制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调解的组织化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替代”，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尚处在“组织化调控” 的阶段，国家更多地依靠具体的组织（及组织技术）而不是抽象的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每当遇到新的问题或挑战，国家就成立相应的组织或组织协调机制来加以回应。国家推行人民调解社会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升市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而只是为了扩大自身的治理资源。而“组织化调控”之所以能够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组织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它会制约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和途径，进而影响到组织目标和功能的实现。斯科特(Scott，1992)指出，适当的组织形式的发明对于组织的资源获得是非常重要的。“每一类型的组织都代表了特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资源集合。”（田凯，2004）由前文可知，村/居委会调解委员会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和权力资源，与人民调解工作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事实上国家也没有能力全面强化居委会调解组织，国家的资源占有量毕竟是有限的，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和专业人才来支撑众多基层调委会的专业化运作，而不得不实施“据点”战略，在街道层面建立新的专业化调解组织，而街道社会的规模也正好适中，一个“据点”便足以辐射全境，居委会调解委员会则成为据点周围的“碉堡”。由于上海市自1996年以来实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导致政府管理重心下移，突出了街道办事处的主体地位（林尚立，2003：176），因此，人民调解的重心向街道层面上移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政府管理与人民调解的对接。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节约了国家的治理成本，又绕开了合法性问题，毕竟居民自治制度是全国性制度，而街道调委会和工作室模式仅是探索中的地方性制度，将后者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不会遭受过多的质疑。“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不如说是国家重点支持对象的改变。

因此，人民调解的“社会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实质是“再组织化”，即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或街道调委会“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人民调解的效能。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国家具有高度依附性的街道调委会和工作室的作用日益突出，而象征社会自治的居委会调解却逐渐边缘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民调解反而离社会更远了，离国家更近了。这充分彰显了“社会化”的自我悖反。正因为如此，彭勃（2003）把人民调解的“社会化”视为国家控制的社会化，而人民调解恰恰被“行政化”和“司法化”了，但二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民调解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控制的。工作室的运作模式表面上是人民调解服务的社会化，但由此而来职业化和专业化恰恰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调解重复了“法律治理化”（强世功，2003：123－24）的命运。

诚然，人民调解工作室并不完全是街道政府的附庸，它或多或少具有若干民间性质；但这种民间性质是国家创制和经营出来的，这既是国家的自我改造，也是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国家在改变自身行为模式的同时力图使社会配合这一转变。质言之，工作室是国家对自治性社会团体的一种“结构－功能”模拟（即所谓“社会化”），以此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人民调解正日益被整编到法治/法制的框架之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一种体制外的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权力必然遭到了弱化，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能并非零和博弈，与雄心勃勃的国家相比，社会并不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社会组织也在利用各种策略同国家进行谈判，消解国家的控制力或利用国家控制来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主动要求“嵌入”到国家体系当中(Saich, 2000;Solinger,2003)。正如Frolic(1997)所看到的：新的社会组织不反对国家，而是成为附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充当公民意识发展的培育基地；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人”。从杨伯寿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介人的形象。

如此说来，似乎有必要重新检视民间组织的“官民两色”，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强调这种“双重性”的负面意义，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民间组织的这一面相使它适应政府与民间的共同需要，采用“体制内”的方式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服务，一方面使得政府的行政目标有可能通过民间组织居间协调变通为社会和个人易于接受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在如此运作的同时，民间组织实际上经由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民意输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政府的政策和决策的影响，恰恰体现了民间组织的“民间性”（陈明明，2006）。具体到杨伯寿工作室，它一方面固然深深受制于国家的权力体系，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国家的行为方式。

我们几乎可以说，人民调解是一部中国研究的“活教材”。长期以来，受西方二元论认识论的影响，我们习惯于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如现代/传统、国家/社会、理性/非理性——来想象和研究中国。然而，在人民调解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水乳交融，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充满着理性算计。也许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本文采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而最后的结论恰恰是要突破国家/社会的二元叙事框架。其实这并不矛盾，概念的划分（二分法）永远是必要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理论（超越二分法也是以二分法为基础的），研究者只要对这些分析工具进行必要的反思，认识到概念的人为性、非自然性和简化的本质，就完全可以避免将“国家”与“社会”或“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起来。换言之，概念的简化是必要的，但我们要避免粗暴的运用。不要让现实来俯就理论，而要让理论来呈现事实。

饶是如此，“国家与社会”范式依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在于将国家、社会的同质性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用理论的逻辑遮蔽了非同质性的国家、社会在经验层面上的多重互渗问题”（张佩国，2006），而事实上，“国家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社会也非简单相对于国家的一个同质性实体，因此，无论是‘国家’抑或‘社会’，都是需要在具体分析场景中加以具体辨析的问题”（邓正来，1998：157）。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本文尽管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却没有对国家和社会内部的这种异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个明显的失察之处就是，作为“条”的司法局与作为“块”的街道在对待人民调解的立场上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给人民调解组织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的人民调解要远比本文所描述的复杂得多，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着社会科学的关注和解答。譬如，为什么人民调解的社会化走向当下这样一种形态，其内在的根源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如果说当前的“社会化”只是“再组织”，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社会化之后的人民调解与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民调解是否有可能发展为一个半官半民、非官非民的“第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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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基本途径

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基本途径

摘要：实现青少年道德社会化是家庭、学校、社区的共同职责。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区德育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三大基本途径，本文分别在把握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区德育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和阐述了它们各自的优势所在，阐明和剖析了它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和论述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关键词：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基本途径

青少年道德社会化是指青少年通过家庭、学校、社区等共同教育及自身的习得，从一个完全的自然人转变为一个掌握社会道德规范、具备良好道德判断能力、拥有良好道德人格的社会人的过程。青少年道德社会化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青少年道德社会化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是青少年早起发展中对家庭成员道德标准的内化阶段，第二阶段是青少年在学校教育生活中对道德价值标准的掌握阶段，第三阶段是青少年在社会道德实践中形成的主动判断、选择和遵守价值标准的最高阶段。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是实现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三个基本途径，家庭德育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基础，学校德育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主导，社区德育则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补充。三者在青少年道德社会化过程中缺一不可，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本文分别对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三个基本途径即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区德育的内涵、优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改进对策等进行了相关分析和论述。

一、家庭德育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基础

家庭德育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基础，是青少年道德教育最直接、最长久、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具有德育效果针对性强、影响方式潜移默化、优化过程长期性、影响结果持久性等特点。家庭德育是一种在家庭生活中按照家长意愿和要求开展的、旨在培养青少年道德情怀的社会活动，是一种家长、青少年良性互动的教学活动，是一种将社会道德要求、道德规范、道德观念内化为青少年道德品德的实践活动。家庭德育在青少年道德社会化过程中有着家庭德育的本体功能与家庭德育外在功能，有着主导青少年道德发展、奠定青少年道德品德形成的必要性，有着教育针对性强、感化性好、延续性佳的可行性。

家庭德育在青少年道德社会化过程中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家庭道德教育职责的必然性与道德观念的奠基性。教育子女为人处事的道理是家长天然的职责，家庭成员的道德观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青少年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二是家庭道德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道德价值的传递性。家庭德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伦理等各个方面，有着百科全书式的特征。家庭成员的文化层次、道德理念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道德认知、道德实践和道德情感的发展，家庭成员就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文化价值观、道德观等良好道德价值传递给青少年的。三是家庭德育关系的特殊情感性与道德行为的示范性。家庭德育中，父母子女之间不仅仅是血缘上的关系，还是师生、朋友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着良好的信任基础，这种德育关系的特殊情感性是学校德育、社区德育所没有的，是不可替代的。父母的行为是青少年模仿、学习的对象。四是家庭德育形式的灵活多样性和道德指导的针对性。家庭德育方式有有意识的言传身教、有目的的显性教育；也有潜意识的道德感化、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还有有计划的针对性

教育。家庭德育中，家长可以通过向青少年提供道德行为反思、道德解释、道德选择等服务，促使青少年道德理性选择和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当前，在青少年道德社会化过程中，家庭道德教育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家长家庭德育认知偏差，忽视了营造良好家庭教育环境和加强家庭成员之间情感沟通的重要性，对青少年过度放任、专制或溺爱，重视青少年智育的教育却轻视了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另一方面，家长道德行为不恰当，使得青少年道德行为也呈现出非正常的发展趋向，家长对社会公德、社会秩序等的漠视行为，势必会影响到青少年道德的判断和道德的选择。究其原因，主要与家长的道德认知水平、社会文化的冲击、盲目的爱子爱女观念、家庭德育氛围差、家长道德教育能力低等因素密切相关。

目前，推进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工作，首先要优化好家庭德育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坚持开放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实践性原则、互动性原则、科学性原则、灵活性原则、激励性原则。二是要转变家庭德育观念，倡导德育并举、知行统一的家庭教育理念。三是改变传统的封闭式、保护式、说教式的家庭德育教育方式，倡导实行开放式、感化式、互动式的教育方式。四是要本着实现青少年道德教育与社会同质、同向、同步发展的教育要求，实时更新家庭德育教育内容。五是要注重家庭德育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以借鉴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探讨式讨论提高法”、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实现由灌输向疏导的转变，以提高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认知水平。六是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家庭德育氛围和家庭外部环境。要形成和谐的家庭人际关系，家长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形成良好示范。要加强家庭与学校、社会等的联系与沟通，营造一个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家庭德育外部环境。

二、学校德育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主导

学校德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道德教育目标、内容、方式和道德教育管理等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有机整体[1]。学校德育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主导，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承担着传授青少年道德认知、培育青少年道德情感、锻炼青少年道德意志和提高青少年道德实践能力的职责，在青少年道德判断、选择和道德行为能力培养以及青少年道德知识体系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校德育主要包括道德认知教育、道德情感教育、道德意志教育和道德行为教育等内容。

学校德育在青少年道德社会化中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校德育有着明确的价值导向，它不仅仅考虑教什么与怎么教的问题，还要考虑为何而教的问题。二是学校德育有着良好的主客观条件，主观上有着强硬的师资队伍、丰富的教学内容、稳定的教学客体，客观上有着良好的教学设施、教学环境等。三是学校德育注重向青少年传递正向的价值、培养其良好的道德习惯和道德态度，着眼于青少年的全面性、长期性发展。四是学校德育有着一整套完备的教学体系，对教育目标、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学行为等都做了细致的规范，因而能保证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工作有序、健康的开展。

当前，在青少年道德社会化过程中，学校道德教育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学校德育环境支持的缺失，使得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失范与无序。这种青少年道德失范与无序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青少年对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以忠孝、仁爱、诚信、勤俭、助人的传统道德规范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开始滋生，利己、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失信、浪费等不良道德习惯正在形成和蔓延。二是学校德育理

论整体建构滞后，尚未形成对道德教育理论地位和作用的明确认识，尚未形成对如何继承好传统道德教育经验和吸收好国外学校道德教育经验的正确认知，尚未完全确立学校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体系，尚未有效解决好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道德失范、道德裂痕等问题。三是学校道德教育实践异化。青少年主体性不突出，道德教育与现实生活割裂。四是学校道德教育内容存在偏差。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德育重视私德教育而缺乏公德教育，重视道德理想层次教育而缺乏道德原则、规则层次教育，重视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品德、伦理、法制的教育而缺乏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宗教观、消费观、性知识、心理健康知识、环境保护知识等的教育。究其原因，主要与学校德育理论认知与研究不足、重视力度不够、执行强度不足、主客体建设滞后、理论与实践脱节等密切相关。目前，推进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工作，必须优化好学校德育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一是增加社会公德教育内容，加强青少年公德教育，重视培养青少年的社会公德、公益心和公德意识；增加道德原则、道德规则教育内容，实现教育先进性与针对性的有机结合；增加性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等内容，注重培养青少年道德思维和道德判断能力；增加生命教育、品德修养教育、社会责任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等内容，积极培育青少年的道德情操和道德精神。二是充分尊重青少年的主体性地位，发挥好他们的建设性作用，实现教师主导和青少年主体的有机统一。三是要转变教育观念与教学方式，要根据青少年的实际和道德教育的特征来选择学校德育方式，既要灵活多样，也要客观实际。既要充分发挥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也要充分体现学校德育的规范性。四是要注重学校德育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建设。一方面，要优化好学校德育的内部要素，实现对它们的高质、高效利用。另一方面，要建立学校、家庭、社区“三教”整合的学校德育系统，营造良好的学校德育外部环境。五是构建优质的学校德育模式，要从满足青少年道德需求和尊重他们的道德教育主体性出发，重点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情感和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有效解决青少年道德实践异化的问题，实现青少年道德实践与现实生活的有机统一。

三、社区德育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补充

社区德育是指在社区内除了家庭、学校以外的一切教育机构、文化组织、社会团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道德规范需求，借助社会控制、社会教育等手段对青少年等社区成员开展的、内容涉及道德观念、道德理想、道德品质、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实践活动[2]。社区德育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补充，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发展的趋势所在，有着起步晚、发展快、涉及面广、实效性强等特点。我国社区德育的出现，虽然说受到西方国家社区教育成功经验的熏陶，但绝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物质创造。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学校青少年德育教育需要社会的支持与参与，因为保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家庭、社区、学校的共同责任。所以，社区教育一开始就以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和实现青少年道德社会化为重点的。其次，这是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建设学习社会的内在要求。最后，这是贯彻开放教育、终身教育办学理念和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

社区德育在青少年道德社会化中，享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社区德育具有培育青少年道德知识的认知与熏陶功能、促进青少年与社会交往的调节与参与功能和带动青少年道德实践与道德人格形成的综合育人功能。二是社区德育资源有着积极重要的价值，对青少年道德品德发挥着导向、陶冶、激励的作用。三是社区德育有着丰富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既有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少年宫等显性的资源，也有社区文化、社区氛围等隐性的资源；既有街道办事处、社区教育机构等管理资源，也有学生家长、知名人士、劳动模范等服务资源。四是社区德育是青少年道德实践的主要场所，是青少年与社会联系的重要渠道，它能够给青少年创造更多的道德实践机会并促使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成长。

当前，在青少年道德社会化过程中，社区道德教育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社区德育缺乏政策支持，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混乱。社区德育政策政出多门，政策协调性、科学性不强；政策不够细化，要求比较宽泛，使得政策指导性不强；政策不被青少年所了解和认可，政策支持率低。二是社区德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针对社区德育资源的开发没有充分体现出针对性、科学性、合理性、层次性等特点，显得比较盲目和缺少必要的规划。三是社区德育教育模式形式化，社区德育模式没有形成体系，而是往往流于形式，社区德育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脱节现象明显。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社区德育教学理念滞后、教育模式单

一、政府宏观指导不力、制度建设滞后、教育资源开发不足等。

目前，推进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工作，需要优化好社区德育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一是要坚持和把握好地域性、主体性、供需性、实践性、情感性、全员性、全方位性、全程性等原则，从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社区、贴近青少年出发，不断建立健全社区德育体制机制，以从制度上保障社区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二是要采取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区德育“三教”整合的社区德育模式，加强三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建立三者之间协调互动的体制机制，注重三者在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工作上的合作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共建。三是开发利用好社区各类德育资源，更新社区德育理念，借助社区大学、社区学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少年宫、档案馆等社区资源建立多种类、多层次、多角度的青少年社区实践基地，实现青少年社区德育的生活化、制度化、趣味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郑传芳,潘玉腾.中外学校道德教育方式的共性和异性[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2]唐亚豪,文锦.论社区德育工作中应把握的几个原则[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