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教堂引发的宗教信仰问题思考

第一篇：广州教堂引发的宗教信仰问题思考

广州教堂引发的宗教信仰问题思考

在广州，我了解的一座教教堂是广州沙面基督教堂。广州沙面会堂位于广州市沙面南街60号。因为地处领事馆，因而也是广州外国基督徒较为集中的一个教堂。教堂前为一不规则形状的小广场，教堂沿入口的纵轴线左右对称．平面为一长方形．一个钟塔位于轴线的尽端。钟塔两侧是两个边门，这些都与传统基督教堂较为接近．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在广州，也有一些人是很信仰基督教的，我们来到教堂的时候是周日，刚好看到许多人来做礼拜，当然本土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信奉基督教的人大多数是在小时候家庭的氛围影响的，他们的父母可能也就是基督教徒了，因而他们自身也就受父母影响了。

当然，我本人就不是基督教徒，我不信仰基督教，相反的，我还是信仰佛教的，这也与我家庭有关，我父母他们也是信仰佛教的，因而从小到大，我都是在这种氛围长大的，所以我信仰佛教了！

其实，宗教信仰并没有好坏之分的，所谓宗教信仰，大家都是想要有个精神依托，宗教就是这样的一种依托，宗教并非只有基督教与佛教，特别是在西方、中东地区，更是有许许多多的宗教，而因为宗教问题引起的民族冲突也不少，人都是有脆弱的一面，当生活感觉很不顺的时候，人们想起的就会是信仰，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依托了，而人们对于宗教的想象、对于这种依托是赋予最美好的，是对自己心灵的慰藉！

宗教信仰，就是人们心灵最美好的依托！它是非常神圣的，人们总不允许别人触犯到自身的信仰问题，人们把这信仰是看得很重的！这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没信仰的人的区别！

宗教信仰——人们对生活态度的选择！

第二篇：官倒问题引发热点思考

“官倒”问题在当前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人人恨官倒，广大民革党员更为此痼疾深深地担忧。

“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沉渣泛起”。在改革大潮之中“官倒”之风随着污泥浊水迅速蔓延，并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中国的市场，扰乱着这场改革。它的症结在何处呢?

首先是在政治上为“官倒”们提供了具有种种特权的条件；其次是价格体系的双轨制给“官倒”们开了方便之门，法制的不健全使“官倒”肆无忌惮。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向来是以“官本位”和“权本位”作为社会观念价值的核心。一个人只有做了官，才有社会地位，也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当然更可以谋取大量的金钱。权钱的转换在人们看不见的幕后悄悄地进行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几千年的等级制度造就的特权阶层就是这样悄悄地吮吸着人们的鲜血。中国的封建历史是格外地长，封建特权思想的残余潜移默化地顽固地存在下来，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一遇机会便生根滋芽。

“官倒”之所以能“倒”，凭借的是他手中的特权，有的则是借用的老子的权势、地位及影响，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在两种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钻价格体制双轨制的空子，完成权钱的转化过程。他们通常的做法是以权经商，层层加码，大发横财；或者是利用权力，处处设卡，多方盘剥；更有甚者凭借权力，买空卖空，立地发财。例如彩电：他们可以用手中的权力买出大批平价的商品，几经转手，再以成倍的高价卖给顾客。有的手中掌握着国家计划内的紧俏物资(塑料、钢材等等)，他便可利用权力视情况加价卖给缺货单位并收取大量“好处费”(所谓回扣)这些投机倒把的事情，无权无势的百姓是根本办不到的。难怪有人说：“权力看不见，威力大无边”。

将权力不断地转化为金钱，导致权力商品化了。它意味着：当官要靠权力发财，那么金钱必然能收买权力；而权力一旦为金钱所收买，便必然走向腐败。官倒现象从表面看是不正之风，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和“权本位”三者结合的产物，是特权与等级制度培育的结果。它如继续发展，将使整个社会发生畸变，它将毁掉改革开放的成果。

治理“官倒”现象应该来点真格的了!“官倒”真的无法可依呢?行贿受贿就不合法，投机倒把就不合法，卖权以权谋私更不合法：对那些横行无忌以身试法的罪犯光动用一点党纪处分、政治处分、罚款处分，够用吗?法律的威严体现在哪里！

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今天，“官倒”们能在我国这块政治土地上滋生、泛滥，等级制度特权思想能在我国有市场，其重要原因：我们的国家长时期以来是一个实行人治的国家。

纵观历史，从秦始皇的中央集权专制开始，实行的是一套完整的人治统治，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各朝各代都制定法律，但统治者个人的言论、皇帝的权威远在法律之上，中国的法制传统始终刻着人治的印记。

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诞生的，当时整个社会科学文化愚昧落后，长期的封建专制、皇权至上、官本位的思想顽强地延续下来，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个人言论便逐渐地替代了法律。“官倒”便是处在这种人治的保护之下。有些“官倒”劣迹被发现，不是以法律这根准绳去衡量他们犯罪的尺度，而是看其特权或后台官职的大小，官长的意志胜过了严肃的法律条文，人治大于法制再次体现。

最近，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举报中心，把监督的权力交给人民。体现了政府治理腐败现象的决心。我们寄希望于法制健全完整，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变革，把权力从“官倒”手中拿过来，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三篇：济群法师：当代宗教信仰问题的思考

当代宗教信仰问题的思考

编者按：在我们的人生中，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生命的最终依归，还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信仰究竟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是人生道路上的智慧明灯，还是遭遇挫折时的心灵安慰？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人们或是在信仰的真空中失去重心，或是在信仰的渴求中饥不择食，或是在信仰的探索中彷徨迷茫。那么，信仰的真空要靠什么来填补？信仰的渴求应当如何来解决？信仰的探索又该遵循怎样的标准？换言之，对信仰的诉求是否终将归于宗教？希望我们在本文探讨的问题，也正是您所关注的。

信仰与人生

愿斋：是否所有人都有宗教信仰的需求？

济群：如果说所有人都有宗教信仰的需求，那未免绝对。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许多人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曾意识到信仰对于人生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社会，许多人对宗教都缺乏正面认识。在这样的前提下，信仰需求或者被扼杀在摇篮中，或者转化为其他需求。至于那些终日为衣食奔忙或沉溺声色的人，从未思考过人生大事，自然也觉得信仰是可有可无的。

但信仰所关注的是人生大事，包括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包括对人生价值和生命自我的认识，也包括心灵的关怀及烦恼的解脱。这些都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不会因为我们的忽略而不再存在。事实上，但凡有思想的人都可能碰到。一旦涉及这些问题而没有宗教信仰作为支撑的话，人生往往会陷入迷茫之中。

觉照：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宗教信仰需求的。即使是那些自称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在人生的特殊时刻，尤其是死亡来临之时，也常常会发出诸如此类的感慨——“假如我有一种宗教信仰该多好呵！”我觉得，只要这个世界还不完美，还存在种种苦难，种种缺陷，宗教信仰就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觉照：也有人认为，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更好，这种观点对吗？

济群：拥有健康的宗教信仰，当然比没有宗教信仰更好。因为信仰能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究竟归宿，净化自我的心灵，建立道德的规范；并引领我们踏上古圣先贤的求真探索之路。

愿斋：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这种人是否存在？这一观点的危害性是什么？

济群：这句话本身是有问题的，他们信不信食物可以充饥呢？信不信太阳可以给我们带来光明呢？真的什么都不信，就无法在世间生存了。事实上，他想要说明的只是自己什么宗教信仰也没有，却将这个问题极端化了。无神论者是存在的，即使是无神论者，也不能说什么也不信。

因为对宗教的长期隔阂，我们周围的确有很多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但如果连基本的人生信念也不具备，往往导致私欲的极端膨胀。近年来，功利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导致拜金成风。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信仰所致。

宗教是道德建立的基础，古往今来，许多民族都是依宗教建立自身的道德准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提倡了几十年，这和菩萨道的精神完全一致。但人性是自私的，如果认识不到“为人民服务”的意义，很难使人们自觉接受，更难以长期坚持，也就无法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闻道：也有人觉得做个好人就行了，为什么要有宗教信仰呢？他们认为，有些声称有信仰的人也未必比自己更善良。

济群：关于好人的说法非常笼统，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好人，但究竟依循什么标准呢？而所谓的好人，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好人，就是善良而富有爱心的人。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能够依五戒十善生活，是人天乘的标准；能够断除贪、嗔、痴，是解脱道的标准；能够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是菩萨道的标准；而圆满断德（生命中不再有贪嗔痴）、悲德（对众生具备无限慈悲）、智德（具足一切智慧）的佛陀，才是最究竟的好人。所以说，宗教信仰不仅为我们界定了是非善恶的标准，更为我们指明了完善道德的途径，能够帮助我们成为具有深度和纯度的好人。

不可否认，的确存在虽有信仰却品行不端的人。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否按照信仰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此外，每个人的素质和起点都不同，有些人积重难返，但只要有心向善并持之以恒，多少总是会发生转变的。我们衡量一个人时，不仅要进行横向比较，也要进行纵向比较。

觉照：宗教信仰不只是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同时也是教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一点佛教表现得最为突出。学佛必须福慧双修、悲智双运，两者缺一不可。

觉照：很多人认为，信仰只是为了寻找死后的归宿。若年轻时就信仰佛教，难免与生活和事业发生抵触。不妨等老了再考虑这个问题。

济群：人们在年轻时往往会有许多理想和追求，当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时，或许还意识不到信仰的意义。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对世俗生活的虚幻才会有深切体会。尤其是到“老来岁月增作减”的时候，名利地位也好，家庭事业也好，与即将到来的死亡相比，似乎都显得不再重要。所以，人们在晚年更需要信仰的支撑，这也是信徒中老年人居多的主要原因。也因此有人认为，信仰只是老来的安慰，年轻时关注信仰还为时过早。

就佛教来说，既有出世的层面，也有入世的层面，绝非消极避世。它所关注的不仅是生死大事，也包括对现实人生的改善。佛陀在《善生经》中，就对世人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如何看待财富等问题作了非常具体的开示。如果我们年轻时就依教奉行，会少走很多弯路。反之，若一生为欲望奔忙操劳，且不论结果如何，难免沾染许多不良习气，老来想要改变也往往力不从心。同时，对信仰的实践也需在年富力强时进行。历代祖师大德多是在年轻时便开始修道，佛陀更是在三十五岁便已觉悟。同样是接受教育，在年轻时开始更好，还是到晚年开始更好呢？

正信、迷信与邪信

闻道：说到信仰，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迷信。究竟什么是迷信呢？

济群：迷为昏乱、分辨不清；信为相信、顺从，而迷信就是盲目的相信和崇拜。换句话说，凡不能把人导向觉悟、智慧和真理的信仰，皆可称为迷信。

从所信的对象来看，如果对象本身尚处于迷妄状态，那么建立其上的信自然也是迷妄的。通常，我们总觉得宗教信仰中才存在迷信现象。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陷于迷信而不自知。如贪财的人为财迷，贪色的人为色迷，爱看戏的人为戏迷，爱看球的人为球迷，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有些人迷信数字，如广东人喜欢“八”，西方人忌讳“十三”和“星期五”。还有些人迷信名字，以为改一个吉利的名字就能为自己带来好运。这些也都是想当然的迷妄行为。

从我们自身来看，如果极端执迷于某事，也会引发迷信行为。如算命、看相之类，本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非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命运的确有一定规律可循，这也就是佛法所说的“如是因感如是果”。但是，缘起的生命现象甚深难知，其中还包含诸多可以改造的不确定因素。如果我们过分相信算命、看相，以为命运一定是如此这般，那又大错特错了。

觉照：还有许多人将宗教等同于迷信，那么，如何认识宗教呢？

济群：将宗教等同于迷信的观点，反映了人们对宗教的无知。宗教并非人们想像的、源于人类对世界的无知或某种偶然因素，因而到一定时期就会完成其历史使命。纵观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宗教早已渗透在每个民族的文化中，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其中有多神、二神、一神、无神的演变，有低级和高级的不同，但宗教始终是精神生活的核心。

不可否认，某些宗教行为中的确搀杂了迷信色彩。所以说，我们必须了解正信、杂信、迷信乃至邪信之间的区别。

闻道：怎样看待“提倡科学、破除迷信”的说法呢？

济群：提倡科学能否破除迷信呢？事实上，在科学盛行的地区，在具有相当科学知识的人身上，迷信现象依然存在。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科学能告诉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但却无法帮助我们认识自身的生命，认识内在的精神世界。

我们高举着“科学”的旗帜，但我们真正认识科学吗？真正了解科学的精神吗？我们把科学等同于真理，但科学尚处于不断的发展中；我们崇尚科学的力量，但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所能产生的作用，取决于它的掌握者和使用者。

唯有真理、唯有正信才是破迷开悟的最佳武器。这又涉及到两个问题：首先，我们破除的是不是迷信？其次，我们用以破除它的武器是不是真理？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是以一种迷信去破除另一种迷信，甚至是以迷信去障碍对真理的认识。

闻道：那么，佛教信仰中是否存在迷信的现象呢？佛教又是如何破除迷信的呢？

济群：佛教信仰中的确也存在着迷信现象。在许多名山宝刹，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在烧香磕头，其中大多带有迷信色彩。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佛菩萨就是人类的保护神，求求拜拜就能获得护佑。

佛教认为，迷是由于众生的无明所致。除了觉悟的圣者，又有哪个凡夫不迷呢？只是迷得深或浅罢了。正因为缺乏智慧，才使我们始终深陷于执著中，使人生始终充满困惑。所以，佛法特别强调智慧的作用，通过闻思经教树立人生正见，通过如理思维寻找解脱之道。佛法所说的解脱包括心解脱和慧解脱，一方面使我们的心灵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一方面使我们的认识从困惑中解脱出来。当我们从烦恼和困惑中解脱之后，就不会再被迷情所转。

闻道：法轮功的取缔，使某些人对宗教也心存畏惧。那么，邪教与宗教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

济群：什么是邪教呢？一般而言，其教主多是因极度狂妄而自视为救世主，也有出于个人私欲而创教。在手段上，他们或是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欺骗大众；或是以一些特异功能招徕信徒；乃至以危言扰乱视听，如宣扬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等等，使人们因恐惧而依附其门下。总之，他们的所作所为决不是慈悲济世。

我们应当认识到，邪教和宗教的确有着某种联系。因为邪教往往会依附于某种传统宗教。比如法轮功盗用佛教名相，而西方许多邪教则依附基督教、天主教。邪教所宣传的世界末日、上升天堂，以及教主对自己的神化，其内容往往来自于传统宗教，以增加其邪说的可信度。当然，他们会将剽窃的内容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再加工。即使邪教中经常出现的劝人行善，也都是变了味的，只是蛊惑人心的伎俩。所以说，邪教是长在宗教身上的一颗毒瘤。

觉照：信仰邪教会带来什么危害呢？

济群：这个问题，可能通过一些事实更容易说明。在“世界邪教大观”的网页上，转载了《环球时报》这样一段内容：

1978年11月18日，美国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914名教徒在圭亚那集体服毒自杀，前往谈判并劝说的美国众议院议员赖恩及其随行人员也一同被杀。

1993年4月19日，“大卫教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韦科市以东的卡梅尔庄园被联邦调查局出动的军警包围51天。庄园被攻陷后，庄园内的80多名邪教成员与教主大卫·考雷什一起集体自焚，葬身火海。

1994年和1995年，邪教组织“太阳圣殿教”先后在瑞士、加拿大、法国制造了多起集体自杀事件。

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林”毒气事件，导致12人死亡，5500人受伤。

1997年3月26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一个邪教组织“天堂之门”教派，包括教主在内的39人集体自杀。

2000年3月17日，乌干达邪教组织“恢复上帝十诫运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教徒集体自焚事件，530多名教徒在乌干达西南部的卡农古教堂里被集体烧死。随后，警方又发现多处被害教徒的坟墓，被害教徒总数达上千人。

闻道：如何才能避免邪信呢？

济群：当我们接触一种宗教时，不要一味盲从，而要认真地观察和思考：其教主是否具有大慈大悲的济世情怀，具有值得仰赖的高尚道德；其教义是否符合真理，是否能使我们的人格得到升华并最终走向解脱。当我们选择一种宗教时，更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想法，否则很容易因此误入歧途，因为邪教往往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吸引信徒并对其进行控制。当我们确定自己的信仰时，还要看它是否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事实证明，传统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无论对社会还是人类自身都是有益的。

信仰与理性、科学

觉照：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信徒虽然不了解多少教理，却非常虔诚；而一些信徒虽然掌握了很多教理，反而没有那么虔诚。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济群：信仰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如果内心对宗教有强烈需求，具备了足够的虔诚，自然容易身体力行地实践。一旦由实践得到切身的宗教体验，这种信仰就会比较坚固。但佛教信仰还应以理性为基础，如果缺乏这一基础，又缺乏宗教实证，即使初发心非常猛利，也很难一如既往地保持当初的虔诚。

至于掌握教理后能否得益，关键是看学佛的发心。如果仅仅将佛学当作学术来研究，不和自己的人生发生关系，不将佛法切实运用到生活，是得不到佛法真实受益的。即使教理研究得再好，也难以生起虔诚的信心。

云海：有些人认为信仰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有些人则认为必须首先做到“无条件的信”，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济群：说到宗教，必然涉及到信仰。基督教有“因信称义”、“信者得度”之说，显示了信的绝对作用，这就是典型的“无条件的信”。因为许多宗教经验是超越理性层面的，所以往往对理性进行排斥。

但佛教认为，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正是因为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那么，提倡理性的佛教又是如何看待信的作用呢？《大智度论》告诉我们：“佛法以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要进入佛法海洋，首先必须有信，但要从佛法中得到利益，则必须依靠智慧（理性）。佛法修学包括“信、解、行、证”四个次第，也是以“信”作为进入佛门的第一步，再辅以“解”和“行”，最后才能达到“证”的目的。只有对佛法生起信仰，然后才会去认识和理解，才有能力去行持和实践。反过来，对佛法有了深刻理解和切身实践之后，才能使信仰得到进一步深化。

关于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印顺法师将其概括为：“佛法依正见而建立正信。”如果没有正见为基础，信仰很可能落入迷信乃至邪信中。佛教中还有一句话是：“有信无智（理性）长愚痴，有智（理性）无信增我慢。”辩证地指出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佛法是非常重视理性的，当然这是指正确而健康的理性。佛法修行以八正道为纲领，其中又以正见和正思维为要，也就是说，正确的认识和思考是修学佛法的必要保障。有了理性的指导，才能引发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的修行。

云海：在网上经常看到佛教徒与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一些佛教徒常在言语之间将科学工作者归于“八难”中的“邪见众”，引起了科学工作者们的强烈反感，并多次指出许多攻击科学的佛教徒实际上不懂科学。

济群：科学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本身说不上“正见”或“邪见”，关键在于指导科学研究的“见”是否正确。教界人士对科学工作者的责难，主要是和唯物论的知见有关。就科学研究本身来说，如果不执著唯物论为基本出发点，而是本着求真的精神对未知世界进行客观探索，那么双方应该还是很有共同语言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追求真理，也包括科学研究。如果一概加以否定，是坏人善根。即使对于知见不正的人，也应善意引导。

这一现象，还使我联想到另一种极端。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将科学等同于真理，而视宗教为迷信，试图以科学代替宗教。其实，这两种想法都是极为片面的。宗教和科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解决人生中存在的不同问题。科学是帮助我们认识物质世界，改善生存环境；而宗教则是建立社会道德，解决生死归宿，两者无法相互取代。所以，牛顿、爱因斯坦等许多著名科学家也都有宗教信仰。

觉照：有了宗教信仰之后，还能客观地从事学术研究吗？

济群：许多研究宗教的学者都标榜自己没有信仰，也常听到一些学者说，虽然我不反对学生有宗教信仰，但我不希望他们在研究中介入信仰成分。这似乎都在表明，一旦拥有信仰，就会使学术研究失去客观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应该和历史上某些宗教对理性的压制有关。

但佛教信仰和理性并不冲突。从佛法的角度来看，理性正是人类通达真理、成就解脱的基础。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理性往往是以个人的经验、知识及好恶为基础，这就使它很难摆脱自身的局限。所以，学术界在很多问题上都莫衷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我认为，从事佛教的学术研究，只有以信仰为基础，才能更客观地认识佛教。如果不真正走入佛教，怎么可能透彻地认识佛教呢？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在某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研究佛教，可想而知其客观程度将会如何。何况，能够通过书本和知识传达的佛教内涵很有限，如果没有修证体验，几乎不可能如实、客观、深入地了解佛教。

《瑜伽师地论》曾说到四种真实：世间极成真实、道理极成真实、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学术研究只能达到道理真实的层面，而圣贤们成就的是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这是没有宗教实践的人永远无法抵达的境界。

云海：一般的宗教和科学一样，都是带有某些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形而上学基本假设的，如果带着某个基本假设来解释另一个基本假设，两个基本假设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而佛教本来就不带这种预设的形而上学假设，其基本的原则就是“如实知见”，因此信仰佛教是不会对科学研究产生障碍的。

宗教与社会进步

云海：有些学者认为，非竞争性的佛教信仰是中华民族近500年间不能自立于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而其他佛教国家，如缅、泰、老、柬及斯里兰卡等皆属于不发达国家，中南半岛文明发祥地的柬埔寨更是如此。现代社会是强者生存、崇尚竞争的社会。要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就要将佛教等“东郭先生”式的“软骨头”思想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中清除出去。

愿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基本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数度辉煌立下汗马功劳，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尚能如此，那么在高度文明的今天，也应当能进一步发挥作用。事实证明，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港台等地，还有千百万海外华人，都为世界创造了繁荣。中国近代以来的衰弱，或许正和蔑视本民族优秀文化，盲目学习西方，提倡连西方都不以为然的“达尔文主义”有关。有人接受进化论之后，就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进化论对于动物界是适用的，但对于人类来说，近现代社会发生的腥风血雨，便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不无关系。在文明的今天，究竟是提倡佛教的非暴力精神，还是主张弱肉强食的无情竞争更符合人们的愿望呢？

济群：佛教对社会的影响不可能是全部的，所以将国家兴衰简单归罪于佛教是片面的。就中国来说，佛教虽然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但真正治国还是依儒家的思想。此外，也不能以经济发达作为衡量社会健康发展的唯一标准。

如果说佛教的消极在于强调了非暴力，难道现代社会还需要暴力吗？这个世界已经有了太多的争斗，人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结果又如何呢？当我们斗到精疲力竭之际，又靠什么来抚慰自己的心灵？

从经济发展来看，西方国家固然更强大，但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消除。所以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经济和文化平衡发展的社会，是具有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至于佛教对于当今社会的作用，取决于佛教的思想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如果佛教能为我们提供智慧食粮，为世界带来和平安定，那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

闻道：问题是，现在的世界和平就是靠武力来维持的。为什么中国在过去几百年一直遭受侵略？就是因为我们经济落后，正所谓“落后就要挨打”。

济群：目前，人类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通过发展核武器来互相制衡，是制止战争爆发的唯一可行方法吗？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这些核武器会得到安全的保存？事实上，世界多一件武器，就多一个不安定因素，多一个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所以说，再先进的武器也只能使世界变得更加危机四伏，而不是和平安定。美国的“9·11”事件就足以使我们警醒。他们的经济可谓发达，武器可谓精良，仍然无法避免这样的灾难。正如一行禅师所说，世界和平是始于人类内心的和平。

闻道：佛法中所说的“不”、“空”、“无”，是否会使我们脱离现实社会呢？如果所有人都接受这样的观念，是否会导致社会停滞不前呢？

济群：现代人喜欢谈进步和发展，在我们的想像中，进步和发展总是比落后要好。而我们所谈的进步和发展，又往往局限于经济和科技。在这样的浪潮中，纯朴的民风、传统的美德、悠闲的心境都在渐渐失去。以失去这些为代价的发展，是否值得呢？因为人类的幸福，更在于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

而佛经中所说的“不”、“空”、“无”，并非我们理解的一无所有。佛教所说的“空”，是要否定我们错误的认识和执著，因为这正是我们的烦恼之源。倘能认识到存在的一切都是缘起、无自性空，一切都是因缘的假相，那么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无法伤害我们，我们才能更从容地面对人生。

觉照：健全的法律和良好的社会制度能取代宗教吗？

济群：西方人文主义的兴起，就是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否定，认为通过良好的社会制度就可解决一切问题。通过几百年的努力，虽然社会制度已日趋完善，但各种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因为健全的法律只能制裁犯罪，却不能消除犯罪；良好的制度只能减少导致犯罪的因素，却不能消除实施犯罪的动机。可见，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内心无法获得宁静，如果我们的行为失去道德准则，社会又怎能出现安定的局面？

信仰的现象分析

愿斋：前面说过，烧香礼佛的现象往往带有迷信色彩。那么，这些行为能否将我们导向真正的宗教信仰呢？

济群：信仰是寻找一种终生的依赖，这种依赖将贯穿我们整个人生。所以，当我们确定自己的信仰时，往往需要举行某种仪式。如基督教的洗礼，佛教的皈依。凡没有经历这一过程的，不能算作真正的基督徒或佛教徒。

就佛教来说，皈依的关键在于宣称三皈的时刻，即“尽形寿皈依佛、尽形寿皈依法、尽形寿皈依僧”。这是我们选择佛教作为信仰后宣告的誓言，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获得教徒的资格。当然，成为合格的佛弟子还须遵行相应的戒律，如佛教的五戒等等。这才是区别佛教徒与非佛教徒的标准。

至于那些不曾皈依受戒而只知烧香礼佛的人，或是出于朦胧的宗教需求；或是停留在民间信仰阶段，对寺院、道观、神庙都一视同仁地顶礼膜拜；或是纯粹的功利行为，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来投机。严格地说，都不属于宗教信仰的范畴。当然，若以虔诚心礼佛，也能因此获得内心安宁，并种下善根和福德。而在亲近三宝的过程中，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正信的佛教。

觉照：有些人是因为事业或感情受到挫折才转向宗教寻求安慰，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信仰的动机呢？

济群：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找信仰的契机，但这只是出发点，关键是在此基础上引发正确的信仰。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如果只是因为遭遇挫折而寻求心灵安慰或精神寄托，并不是佛教所提倡的发心，很难引发健康的信仰，对我们探索真理也不会有切实的帮助。

不可否认，苦难和挫折也是引发信仰的因素。因为人生有种种苦难，我们才会生起离苦得乐的愿望。生命是脆弱的，佛陀当年也正是有感于世间生老病死的痛苦才发心求道。所以，信仰并非逃避现实的手段，而是改善人生、探索真理的动力。

愿斋：一个人是否可以拥有多种宗教信仰呢？

济群：这通常是因为信得不深。如果信得很深，自然不会这么杂。许多宗教都有强烈的排他性，佛教虽然比较包容，但也要求专一。比方说，即使我们同时拥有几处房子，但睡觉也只能在一个地方，如果整夜在各处游走，势必无法安眠。信仰是为了寻找归宿，而真正的归宿应该是唯一的。

觉照：有些人觉得佛教信徒中，文化层次还是偏低。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愿斋：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对宗教始终持批判态度，这使很多知识分子视佛教为迷信，自然也就很难信佛。相对而言，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不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西方的佛教徒往往文化层次较高，说明这种现象只是地区问题，而不是佛教本身的问题。

云海：五·四运动前，儒家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它对佛教也是排斥的，所以受过教育的人对佛教普遍有抵触情绪；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种抵触情绪就小得多。久而久之，就使人们误以为佛教只是“低”层次的人所信。

东南亚泰、缅等佛教国家，佛教传入几乎与文明进程同步，因此以佛教为基础的人天乘善法自然成了这些民族的主流知见。缅、泰等国几乎全民信佛，不管文化水平高低，对佛教的信仰都被当作光荣的事。藏地的情况与此相似，甚至历史上的文化精英也多为僧人。但是在汉文化圈子中就不同，因为汉文明本身的知见是和佛教相抵触的。

济群：佛教信徒的文化层次偏低，只是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是人们对佛教的隔阂与无知所造成。在古今中外的社会精英中，信仰佛教者比比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佛教具有博大的哲理体系和严密的思辨逻辑，假如没有精深的学养，也很难步入佛教思想的殿堂。

觉照：从现状来看，佛教徒中女性占了相当比例，这一现象又说明了什么？

云海：女性富有慈心和同情心，在逆境中的忍耐力较强，于佛法也容易生信。但由于受“三纲五常”等封建专制流毒的影响，传统模式的中华女性在心智方面存在很多缺陷：如拒绝理性思维、依赖性强、意志薄弱等等。这对有志于修学解脱道的女性来说都必须引起重视，否则就会出现“能信而不能行”、“信而无解”或迷信等令人遗憾的结果。佛教光有信仰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依教奉行。

济群：从总体上看，学佛的女性的确比男性多。因为女性感情细腻，比较容易感受人生痛苦。此外，女性更需要寻找依赖，而男性则相对独立，容易自以为是。再有一个原因是，男性事业心强，当他沉溺于事业时，根本无暇考虑人生问题。相对来说，女性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去接触佛教。

愿斋：常听人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三年，佛在西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仰淡化的现象？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如何坚定自己的信仰？

觉照：当今社会对人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如果一个学佛的人没有法喜，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信仰必然要受到冲击。其次，发心不正、动机不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佛教最终是要解决苦的问题，但我们对苦的认识往往很肤浅。仅仅通过书本认识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在现实人生中亲身感受并体验自己和他人的痛苦。苦难能呼唤人的信仰，增强人的道心。

济群：佛教信仰应以出离心和菩提心为基础，这也是我们坚守信仰的重要保证。很多人虽然信仰佛教，但从未生起过出离心和菩提心，或者在初发心之后逐渐将它们忘失了。原因在哪里呢？心的活动需要因缘去滋润。过去的修道人非常重视无常观和不净观的修习，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出离心。如果我们平时深陷于世俗环境和欲望需求中，久而久之，心就会进入世俗的轨道。同样，菩提心也要通过不断的观想和实践来深化。而汉传佛教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不够。

信仰还要建立在对佛法义理的认识之上。很多人之所以会信仰淡化，关键在于他们的信仰本身比较盲目，对佛法缺乏足够的认识。换句话说，信仰并未在他们的思维中扎下根来。如何使我们的信仰得到巩固？或者是通过理性认识，或者是通过实践证得，或者通过感应道交。如果既没有胜解，也没有实证，又没有感应，信仰自然就会逐渐空洞，最后淡化或退失也就不奇怪了。即使表面没有放弃信仰，也会落入“习惯性的麻木”，甚至逐渐转向对世俗名利的追求。

所以，要依正见建立正信，佛法与外道的不共之处就是正见。但对于信仰的实践，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认识上，它需要我们去身体力行。如果有正见的指引，再辅以出离心和菩提心，信仰就能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不断得到深化和升华。

第四篇：民间宗教信仰问题调查

民间宗教信仰问题调查

摘要：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点多面广，历史悠久。人们对民间宗教信仰与传统宗教，封建迷信甚至邪教组织等混为一谈。为了让人们能科学地认识民间宗教信仰问题，本人试图通过对民间宗教信仰的基本问题的初步探讨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关键词：民间宗教；信仰；改革；管理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是指源自中国社会历史，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其他地方神灵崇拜为核心，缺乏统一信仰体系和宗教经典，具有分散性、自发性、民间性、区域性和群众性的非制度化的自然宗教及其相关信仰习俗。

我国民间宗教信仰点多面广、种类繁多，历史悠久。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恢复了信仰自由。于是，寺庙香火重燃，宗祠全面修复，族谱重新编写，祖先崇拜之风日盛。巫婆师公重操旧业，装神弄鬼；宗教祭祀、隆重异常；宗教小团体修筑庙宇，敛刮民财，增加了民众负担。民间宗教信仰世界的复杂多样，加之缺乏真正的宗教情感的陶冶，于是社会就给封建迷信和邪门宗教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民间宗教信仰既不属于传统宗教信仰范畴，又有别于封建迷信和邪门宗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为了让人们能科学地认识民间宗教信仰问题，本人试图通过对民间宗教信仰基本问题的初步探讨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民间宗教信仰的特点：

1、民间宗教信仰历史悠久、规模不一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有民间宗教信仰，而且也都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最早的可能创建于唐代，大多数创建于明清时代。而且民间宗教信仰的庙宇数量多得惊人。有庙、宫、观、殿、堂、祠等，从繁华的城镇到偏僻的山区、海岛，无所不在，量罗棋布。庙宇的建筑规模、规格也悬殊很大，一般而言视所在地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建筑用地审批宽严状况而定。

2、民间宗教信仰对象杂乱，无崇拜的主体对象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崇拜是以原始崇拜为基础，掺杂儒、道、释色彩并与当地的习俗相融合的一种混合性崇拜。大凡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花草虫木，都被赋予其种神性，具有某种灵力

。（狗）“大将军”（老虎）榕府“王爷”等；宗族先祖与历史人物，如王氏崇拜“开闽王”王审知，此外还有保护神、财神、行业神崇拜等，民间宗教信仰结构庞杂，没有统一的主神，折射出民间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典型特征。

3、民间宗教信仰的地域性与群众性相结合大多数民间宗教信仰崇拜的宫庙等，一般只作为一个或周围几个自然村的香火，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信众相互各不统属，独立开展活动，久而久之，形成民间宗教信仰的保守性、封闭性和多样性等基本特征。同时，民间宗教信仰在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特别是农村95% 以上的村民都具有这种传统世俗的信仰观念。每逢宫庙传统节日，组织的演戏、酬神等娱乐活动，往往是家家户户都参与，设宴请客，带有浓郁的民俗性。

二、民间宗教信仰的作用

1、民间宗教信仰的实用性与动利性并存

古语有云：“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求必应、心诚则灵”等，深刻揭示了民众信仰的心理。东南沿海渔民崇拜妈祖，经商者崇拜财神，农耕民族崇拜牛神、蛙神，患病者拜佛以求去病消灾，无子者拜佛以求得子，学子烧香以求金榜题名，无不出自直接功利之心。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避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衰乞。鬼神赐给我们的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

2、民间宗教信仰的社会感化功能显衰。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往往离不开杀鸡宰鸭，进酒摆果，如事现之人，尽现乞求丑态，无助于心灵的净化与情感的升华。基督教徒面对神圣的十字架，面对耶稣的献身精神，升腾起心灵被感动的热潮。而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为的是如何从神灵处索取更多的东西，达不到纯净心灵的感化功能，甚至相反地强化了物欲索求之心。当今社会的精神迷失，不能仅仅归咎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政治思想工作的不受重视，还同民间宗教信仰感化功能的缺失紧密相关。

3、民间宗教信仰的部分社会功能在扩大

近年来，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出现逐渐超越宗教信仰活动范畴的趋势，兼具民俗文化活动、社会公关活动、宗族活动、招商引资等功能。如一些地方的庙宇，既是宗族议事中心和老人活动中心，又是乡村民俗文化活动中心。人们也常以民间宗教信仰活动为契机和纽带，吸引海外乡亲、信徒回乡修庙，进而修桥铺路，投资办厂等。

三、民间宗教信仰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利用民间宗教信仰的名义私设“神坛”、“家庙”等进行非法活动。经调查发现，社会上存在为数不少的巫婆，神汉借用某一民间宗教信仰宫庙神灵的名义在自家住宅设“神坛”或“家庙”，搞跳神、卜卦、算命等非法迷信活动，装神弄鬼；迷惑群众，社会影响极坏。

2、阻扰城乡的改造和建设，存在乱建滥建现象

在许多的旧城改造中，往往会涉及民间宗教信仰的宫庙的拆迁问题，由于政策上可能没有明确的规定，建设部门处理这类问题尺度不一，以致在处理这类拆迁问题过程中，接二连三出现某些人采取“以神压人”的手段，严重阻挠了城乡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宫庙本身的修建工作没纳入全面的规划体系、修建时甚至无需批准，从村里小巷到居民的住房，从公共通道到旮旯角落，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修建，给建设规划，安全防火、交通、市容市貌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

3、宫庙修建耗资大，存在攀比、摊派现象，增加群众的负担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宗教信仰的宫庙大多数到翻建、重建。宫庙修建耗资达千万元以上比比皆是。这些巨资有的是来自海外投资，有的是群众自愿集资，也有不少是摊派，少则二三十元，多则百余元以上。宫庙建筑金碧辉煌，有些地方还存在互相攀比现象。而且一些神诞活动铺张浪费，民间宗教信仰中的这些攀比，浪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使一些低收入者有时不堪重负。

4、发展宗族势力，以至干扰基层工作民间宗教信仰往往与宗族势力相结合，而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基层组织的选举往往与宗族势力的大小相连，于是有些地方上就出现以旧的传统观念和宗族利益为出发点，控制群众，违反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干扰和影响基层选择、计生等方面的工作，甚至可以左右村一级的基层选择结果。

四、民间宗教信仰改革的依据

1、党和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依法保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保护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发展和壮大党同宗教界人士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促进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团结，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共同的目标上来；二是，一切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而对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封建迷信活动和邪门宗教活动，则应当依法取缔。因此，在对待传统宗教、民间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等活动中，要保护合法、抵制违法、打击非法。

2、稳定是相对的，变异是绝对的

民间宗教信仰是各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既有稳性的一面，也有变异的一面，而且稳定是相对的，变异是绝对的。随着人类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必然引起宗教信仰的变迁，当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必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会引起思想文化的变革。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不可能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现化文化繁荣的社会里，不能允 许封建迷信四处横行。也就是信仰文化处于低层次的民族，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

五、加强民间宗教信仰管理的基本思路

1、首先要加强民间宗教信仰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工作民间宗教信仰根深蒂固，且多与民俗融为一体，易引发封建迷信的狂热，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对民间宗教信仰的管理要因势利导，趋利抑弊，将其引向健康的轨道。可以依据国务院《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的要求，制订相应的地方行政法规、法令作为规范 化、制度化管理的法律或政策的具体依据。也可以借鉴西方优秀的精神文化，包括西方宗教文化的合理成分：完整的制度，健全的体制，完备的设施，简朴而神圣的仪式，超凡的精神体验，克己制欲和进取精神等。

2、将民间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齐抓共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意旨不仅在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增加文化设施，而且还包括塑造一代新人，确立符合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知识结构和信仰结构。因此，在实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应结合当地实际，把民间宗教信仰的管理工作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一起布置，一起抓落实。如文教、宣传部门要不断向人民群众进行科学世界观的教育，进行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而文明办、民政部门在建设文明村镇、创建文明单位，评比“五好家庭”等活动中，要把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作为一项考核指标，作为制订乡规民约的重要内容；司法、公安部门要加强普法宣传，提高群众遵纪守法意识，对社会上利用民间宗教信仰进行的非法或违法活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予以取缔和制止等。参考文献：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 何光沪《中国宗教改革论纲》东方出版社1994年

第五篇：对金融危机引发信访问题的思考

对金融危机引发信访问题的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形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突出，经济利益纠纷、民工工资已成为当前突出的信访热点问题，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与个人经济利益的纠纷、拖欠民工工资等信访问题更为突出。因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型信访事件频繁发生，并且规模较大、人次较多，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信访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有利于切实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一、金融危机引发信访问题的类型及原因

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倒闭、投资理财亏损和非法融资等现象增多，因企业减产、调整、倒闭而引起的失业也将增多，由此主要形成以下四大方面的信访问题 ：

一是因企业破产倒闭，拖欠职工工资引发群体性信访问题。

这类信访问题具有三个方面特征：信访事件具有突发性。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融资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传统产业、粗放型企业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个别企业业主在突如其来的资金危机面前，采取外逃，躲避债务的方法，造成职工追讨拖欠工资无门，只能通过上访，要求政府维护其合法权益。企业主外逃的发生都具有突发性，事先没有征兆。从表面上看大多数企业仍处于生产经营状态，有些企业还发放职工部分生活费用，掩盖了拖欠职工工资的事实。如：某箱包玩具有限公司六月份还日夜赶制救灾帐篷，向员工发放生活费，八月份突然停业，造成员工百余人集体上访。涉及人数较多。工业企业尤其是规模企业职工人数少则一、二 百人，多则上千人，拖欠的职工工资少则三、五十万，多则上百万，涉及的利益群体人数多、资金额度高、上访规模大、处理难度大。有些仅一家公司就涉及几百多人，欠薪金额达几百万，而且外来人员所占比重较大。组织化倾向明显。相同的利益关系很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较为密切的组织，通过信访这一特殊形式向政府施压，信访人情绪容易激动，甚至采取静坐、示威、围堵机关大门、影响正常的办公秩序等非正常手段，还很有可能被一些心术不正者利用，引起更大的不稳定事件。

此类信访问题产生的原因：由于企业自有资金的不足，需要通过融资来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和进行扩大再生产，使企业处在负债经营的状态，财务风险较高，容易陷入债务危机。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银根紧缩，使企业融资困难，再加上原材料涨价、出口受阻，不少企业为解决资金困难，冒着极大的风险，向个人高息借款，一旦发生意外，资金链断裂，企业就会陷入绝境。

二是因工程承包亏损，拖欠民工工资引发的信访问题：由于建筑工程施工时间短、企业流动性强、民工固定性差，甚至存在层层转包的现象，因此，建筑行业因拖欠民工工资引发的上访信访已成为突出信访问题。此类问题在年关会集中凸显。

产生的原因:一是一些建设单位在资金没落实或资金没到位的情况下就盲目开工建设，开工后不能及时拨付施工企业工程款，使施工企业无力支付农民工工资。二是建筑行业存在层层转包现象。工程款结算出现漏洞，不少建筑企业只负责和项目经理结算工程款，2 对民工工资的支付缺乏有效的监管，甚至发生中间小包工头却因诸多原因携款出逃，民工工资得不到保障。

三是企业减员，要求补偿而引发的信访问题：从信访部门和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的案件看，劳动合同纠纷有关信访问题有所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和企业裁员有相关规定，企业如果未按劳动法支付相关的经济补偿，引发部分因解除劳动合同而上访的纠纷。

二、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引发的信访问题的对策： 要加强对形势的分析判断，预测信访活动趋势，增强工作前瞻性和预见性。各部门要上下联动，积极配合，及时处置，尽快化解矛盾。

1、加强“网络化”管理。劳动监察部门要健全工作网络，把企业用工情况和劳动工资支付情况纳入信息化管理，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对企业劳动工资信息进行分析，及时发现隐患，并将“网络化”管理与目前监管措施的有效结合起来，层层推进，减少隐患。

2、建立劳动工资预警机制。建立企业劳动工资发放报告制度，建立企业劳动工资“三色预警”管理机制，对6个月以上没有按时足额职工劳动工资的企业，发出“红牌”警告，由县级相关部门介入调查该企业财务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对3个月没有按时足额发放劳动工资的企业，发出“黄牌”警告，并由所在乡镇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对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的企业，实行“绿色通道”政策。

3、启动“一线矛盾处置联动工作机制”。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后，各相关部门迅速启动“一线矛盾处置联动工作机制”，企业所在的乡镇领导、各部门及时介入，由主要领导带队，分管领导和职能科室配合，成立调查小组，深入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拟定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采取相关措施，稳定事态，化解矛盾，切实维护职工的根本利益。

4、加强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广泛开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积极引导企业主依法经营、遵纪守法、增强法制意识。教育职工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用法律武器保障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教育、引导民间借贷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经济利益矛盾。

5、坚决打击恶意拖欠工资行为。对少数恶意拖欠和为逃避债务外逃的企业主，有关部门要坚决依法打击，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法院要及时介入破产企业的清产核资、债务处理。劳动保障、信访、所在乡镇要及时做好信访人思想稳定工作，避免发生更大的不稳定因素。

杨建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