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问题所引发的社会思考 原创

第一篇：拆迁问题所引发的社会思考 原创

拆迁问题所引发的社会思考

近日，苏州南环桥附近的居民住宅正在进行拆迁，南环桥属于苏州的老城区，靠近南门车站和观前街，交通便利，经济发达。近日来的拆迁工程，致使曾经的老城区满目疮痍，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亟待解决。

不仅如此，沈阳暴力拆迁、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政府野蛮拆迁、北京野蛮拆迁、南京玄武区拆迁办等近年来违法违规强制拆迁的事件此起彼伏，然而这只是经过媒体发掘的一部分，由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如何正确调节拆迁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经济的发展促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伴随着旧城改造，由拆迁带来的纠纷呈上升趋势。并且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由拆迁带来的较为激化的矛盾。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拆迁这一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领域承待法律规范。

恶性拆迁问题的恶劣影响显而易见，这些拆迁矛盾的原因又有哪些？究其原委，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 社会变化引起《拆迁条例》的误用

2、公民的私权利意识尚未强化，只要政府提出拆迁，被拆迁人极少反对；

3、商业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尚未大量出现，更未形成为一个产业，地方的财政收入并不依赖房地产开发，《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颁布，《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至1998年7月才颁布；

4、当时的拆迁目的多以城市的道路交通和市政建设为主，被拆迁的私人房屋的数量少；

5、房地产的价格低，补偿的价款与重新购买的差额不大。

（引自《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二 法律体制方面的缺陷

各地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依据此条例制定了当地的拆迁管理规定。不同地区的法律条文不同，导致行政管理的混乱。关于拆迁补偿方法，规定也比较混乱，没有形成统一性的规范规定，因此带来了实际操作中难以预料的混乱现象。同时，拆迁实践中的“钉子户”这一词就反映着拆迁者与被拆迁者的对立关系，暴露出立法理念的落后。

三 执法及行政手段

拆迁办公室是专门管理拆迁事务的机构，执掌着拆迁人权。目前存在着较多的违反法律程序、野蛮拆迁等情况，执法水平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被拆迁人的感情导致了此类矛盾的激化。（摘自互联网）

以上的种种，即是导致拆迁问题难以妥善解决的原因。抗法和暴力执法的问题，已经或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首先就体现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够和不尊重私有财产权。因为拆迁不当所引起的各种悲剧值得人们深思。要想缓解城市建设中的拆迁所引发的问题，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仅靠行政命令是不够的。

由此，提出几条观点，以缓和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1.树立正确的立法理念，完善我国现行的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

首先，颁布正确的法律是维护拆迁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也只有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才能维护公民的利益，也可以促使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断绝了不法分子利用法律漏洞谋取私利的途径。

2.就政府而言，应严格依法行政。

政府的相关机构必须严格依法行政，才能使被拆迁人信服，也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纠纷，不少地方政府走的是“强硬派路线”，以权压人，以势欺人，根本没有把拆迁户放到平等的谈判位置，这样是把人民放在对立面上，不能正常进行的拆迁工程可想而知。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3.疏通被拆迁人的权利救济渠道。

现实中的种种悲剧都是由于没能妥善解决拆迁矛盾所造成的，能够与被拆迁户进行合理平等的协商是最后的途径，毕竟被拆迁户属于弱势群体，我们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才能得到出乎意料的成果。

拆迁引起的社会问题已不容我们忽视，及时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是政府缓解拆迁引起的社会问题的当务之急。同时，作为良好公民的我们也不能钻法律的空子，在有关拆迁的制度尚不完善的当今，我们要理解政府的安排，遵守公民道德，尽力配合拆迁事宜。但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定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

以上仅我对现在身边拆迁问题引发的社会思考，希望今后这些问题能得到妥善的处理。

第二篇：会计人员素质所引发的思考

会计人员素质所引发的思考

曾经遇到这样一个会计，且不说会计证用何种手段取得，先说其素质，只有初中文化，特别喜欢占小便宜，最基本的会计知识都不懂，就连定期要对账都不知道，票据高兴什么时候入账就什么时候入账，自己可以不通过任何人而越权行事，甚至会说：“付不付款我说了算。”其行为没有不与《会计法》相违背的，我们可想而知该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账目的混乱程度，也许有人会说：“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但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事实。”我很为该名会计担心，我也为该企业的领导担心，我还为该企业担心，我更为我们的国家、社会的经济秩序担心。

我还听说有这样一个会计，她毕业于某大学，后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应聘于一家合资企业作财务总监，收入丰厚，由于其不愿意听从领导在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毅然地辞职。我们国家像第一类会计人员应该说在从业的会计人员中占据着相当的一个比例，而第二类会计人员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正是由于第一类会计人员的存在，所以才会导致我国会计信息的大量失真，才会引发国内闻名的“银广厦”、“郑百文”、“蓝田股份”等案件，如果大部分会计都像第二类会计人员一样负责任，那么许多虚假的会计信息将会被杜绝。提供可靠公允的会计信息已经成为现代会计的基本目标，而目前国内外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已成为社会谴责的焦点，会计信息失真影响了投资者、债权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微观决策及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给管理者、投资者和债权人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严重危害了国家、企业、社会公众的利益，并引起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多次强调“不做假账”，而有效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造成会计人员素质低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会计人员本身素质低下，不求进取。有些会计人员业务不精，法律意识不强。有的会计人员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或培训，默守陈规，不求上进，缺乏钻研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缺乏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他们业务知识贫乏或知识老化，专业技术水平低下，无法按照新规定开展工作，同时，他们不学法，不懂法，对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也知之甚少。所谓无知者无畏，由于他们不懂业务、不懂法，因此一些会计人员既谈不上遵纪守法，更不能依法办事了。有些会计人员品质不好，缺乏职业道德。像上述所讲的第一类会计人员其本身就爱占小便宜，所以这一类会计人员势必会在经济上犯错误，尤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不良风气给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逐步抬头，私欲不断膨胀，削弱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部分会计人员不顾会计行业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道德规范。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不顾一切地故意伪造、变造、隐匿、毁损会计资料，他们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大肆贪污、挪用公款，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最终以身试法，甚至走向断头台。

二、领导及管理者的素质低下。有些企业的领导和管理者由于其自身的素质低下，所以只愿意用低素质的会计人员。俗话说得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很英明，那么他不会任用那些无能的人。所谓“上行下效”，也正是有那些低素质领导的存在，才使那些低素质的会计人员有了滋生的土壤。如今之所以有很多会计进行造假其主要原因是企业的领导就是法盲，他们不知法、不懂法，或者故意犯法，认为有关部门查不出来算白得，1

被查出来花点钱就可以“摆平”，实在不行就是没钱，法律能把我怎么样？法律意识极其淡薄，素质极其低下。曾经有一名会计由于参加会计人员定期的继续教育培训，而被该企业领导扣发工资，我们由此可见，该企业的领导的素质处于何等水平，他不仅没有为该企业会计营造一个很好的学习空间，而且还起到了反面作用，我们不难看出该企业的领导希望用哪一类会计。有些领导及管理者为了达到某种利益往往会向会计人员施压，或直接指使和策划手下造假，致使会计人员违背现有会计法规，在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从一些案例表面上看是会计人员素质低下的表现，其实是单位领导及管理者意志的体现，是他们素质低下的直接结果。

三、财政部门对会计人员考核不严。由于会计工作的特殊性和会计信息的极端重要性，这就决定了会计人员必须具备诚实守信、坚持准则、廉洁自律的优良品质。而我国财政部门在通过会计资格考试之后，就会颁发会计证，没有对将要从业人员进行思想品德考核的程序，因此不少品质低的人员也混入了会计队伍。另外仅凭一张试卷很难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水平，并且在考试中舞弊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像本文所提及的第一类会计，连最基本的会计业务都不懂，怎么可能通过会计资格考试呢？这也是低素质人员能混入会计队伍的一个重要缺口。有些地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形同虚设，只顾收费，不顾教育质量，导致会计人员素质并未及时得到提高。对会计人员的日常考核弱化，一些违纪的会计人员并没有得到及时、真正的处罚，致使一些会计人员更加胆大妄为，置法律而不顾。

要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应该从治本、治表两方面双管齐下。

从外部来说，要净化外部环境，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完善法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会计人员经常面临被辞退、下岗、失业的威胁和压力，而我国会计人员坚持准则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救济制度不完善，我国应完善和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法律保障和救济制度。一些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容易受到打击报复，现行民事诉讼体系中，举证责任一般由原告承担，即“谁主张，谁举证”，而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和被告的从属位置通常是不平等的，被告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所以举证容易，而原告则举证困难。因此应将举证方式改为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采用推定过错原则，即原告只须证明自己受到了打击报复，而被告如不能举证自己无过错即被推定为有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政府各部门应该加大对会计人员的监督机制。财政、审计、税务等监督部门应当建立结合机制，若发现会计人员违规就及时互相通告，及时对其处罚。各监督部门和法院还应与工商部门相结合，若会计人员违规到一定程度或领导对会计进行打击报复，监督部门或法院有权力向工商部门提申请撤消法定代表人的资格。我国目前往往是出了经济大案才对有关会计和领导进行处罚，对于已经造成的损失很难弥补，这样做可以防患于未然，日常就加大监督力度可以避免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样做还可以使领导与会计人员的利益真正连接起来，形成相互监督机制。有关部门应当健全资格确认制度，在坚持目前专业资格“考评”结合制度的基础上，应该相应提高资格考试的入门条件，重视学历因素在“考评”中的作用，注意对其思想品德的考核。因为文化程度不够，那么很难对有关的政策、法规进行正确的理解更谈不上去执行。在会计证发放过程中要加强对会计证的管理，以保证持证会计人员真正具备从事会计工作的能力，保证会计证的权威性、严肃性，要切实抓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提高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修养，提高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质量，如果在学习中累计几次不及格就要被吊销会计证，这样可以督促会计人员主动地去学习。

从企业内部来说要为会计人员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从领导和管理层抓起，抓好源头，在提高会计人员思想品德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领导和管理层的素质做到

标本兼治。一个企业的风气直接代表着该企业领导和管理者的作风，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和管理者嗜赌、嗜嫖、带头腐败，这样的领导和管理者会选用那些即使连账都记不平只要能与之同流合污的会计，他们必然会指使会计人员为满足他们的私欲而为其创造条件，他们一定不会管好企业，这个企业必将走向灭亡。所以治标要先治本，要先从领导和管理者下手，让他们应当以身作则，加强自身的素质修养，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在企业中树立正气，真正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监督制度，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创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激发员工对学习的需求，使员工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使企业在法制的轨道上正常运营。对于工作业绩突出的会计人员应当给予奖励，对于业务水平不精的会计人员应及时撤换，以促使会计人员不断充电、回炉，提高自己的素质。

总之，只有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才能使整个会计行业有良好的工作风气，才能抵挡住外界的压力与诱惑，才能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地发展。

第三篇：加班现象所引发的思考

加班现象所引发的思考

随着《劳动者同法》的实施，超时加班这一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与探讨，如劳动者主动加班应不应支付加班费，法律如何防止隐性加班，劳动者不能获得足额加班报酬的根源何在，加班费基数如何确定等等。本文通过对加班现象及加班规定进行研究，尝试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

近几年，一连串加班猝死事件引起媒体和学术界对于“过劳死”现象的关注。一项专题调研显示：每天工作8 小时以上的IT 人比例高达77.8%，其中工作11 小时以上的占22.5%。2006 年，人力资源开发网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80% 的企业存在劳动者加班现象，而其中45% 的企业对劳动者加班没有补助。以上案例和数据说明，超时加班在体力劳动者中和脑力劳动者中都绝非个案，加班没有加班费使劳动者的权益被严重侵犯。虽然法律作了最高加班时限限制，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应支付加班费，但是劳动者休息权和报酬权被侵犯的案例仍然屡见不鲜。本文通过对加班现象及现行有关加班的法律法规进行分析研究，旨在探寻劳动者无奈加班现象所折射的劳动立法的不足，并尝试对法律调整给出意见和建议。

一、加班现象分类

根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加班现象中的主被动关系，加班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以下3 类： 第1 类是用人单位直接要求加班。这类加班多发生于纺织、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旅游、零售等公共服务行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建有完备的加班管理制度，劳动者清楚“加班会获得较高报酬”，认为收入和付出成正比，公平感较强；而许多中小企业利润空间不高，企业所有者不愿与劳动者分享利润，不愿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劳动者不加班就面临失业的危险，工作满意度不高。

第2 类是用人单位间接要求加班。这类加班又称“隐性加班”，劳动合同法称为“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多发生于高科技和咨询广告类企业。用人单位通过单位内部严格的考核制度，例如末位淘汰、工作进度管理等，变相提高劳动定额标准，强迫劳动者加班。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报2006 年曾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做过一次加班调查，结果显示，70%的员工经常加班，日加班时间大部分是2～4 小时，67%的人是为了完成工作“自愿”加班。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的席公民律师表示，隐性加班也属于加班范畴，但前提是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其工作量确实属于常人在正常范围内无法完成的。由于国家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工作量标准，法律对于隐性加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举证和诉讼有一定的难度。现行加班法律法规的缺陷使劳动者无法主张自己的权益，报酬权和健康权双双得到侵犯。

第3 类是劳动者主动加班。这类加班多发生于中高层领导及其他想通过工作业绩获得职位升迁的人员当中。他们对高报酬的预期和允许报酬滞后兑现的心态，与用人单位年薪制、股权激励计划、职位升迁计划等人事安排取得高度一致，加班真正成为“劳动者自愿的行为”。

二、加班规定研究

毫无疑问，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对于以上3 类加班现象中的第1 和第2 类，应纳入劳动法律关系调整，以体现劳动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立法宗旨。第3 类加班，是用人单位较好实施经营管理权的具体体现，劳动者可以独立地在报酬权和休息权之间做出取舍。国家现有立法对于第1 类加班现象的立法保护存在明显缺陷，对于第2 类加班现象则仅有原则性的规定，监管措施及法律责任完全缺失。

1．不支付加班费法律责任过轻和对超时加班法律监管措施不足，用人单位违法风险小，导致用人单位无视法律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支付加班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过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加付50% 至100%的赔偿金；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实践中，劳动监管部门对于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没有劳动者举报的，监管部门通常不进行查处，同时规定劳动者举报用人单位违法加班的，必须“实名举报”。河南农业大学法律系主任杨红朝认为，从法律角度讲，劳动者索要加班费是一种民事权利，如果劳动者主动放弃这种权利，法律也不会加以干涉。郑州市劳动监察大队一负责人说，匿名举报在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时，往往会遇到执法难题。因此，对于劳动者不敢举报的，劳动监察部门不愿监管。违法风险低、法律责任轻，导致用人单位在违法安排劳动者加班时毫无顾忌。2．加班的举证责任不清，是大多数第1 类劳动者无法保护自己合法加班权益的根源。目前，对于主张加班费由哪一方举证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大多数人认为，根据2001 年4 月30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加班费属于劳动报酬，用人单位不支付加班费属于用人单位做出减少劳动报酬的决定，应由用人单位举证。但也有观点认为，法律不能要求对“未做之事”提供证明。用人单位是否安排加班，应由劳动者提出自己加班的初步证明，例如工资条、证人证言等，再由用人单位提出反证。如果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反证，根据2008 年5 月1日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39 条所确立的推定原则，可支持劳动者的主张，这样做可避免所有劳动者都主张加班费的不合理局面。在实践操作中，仲裁和司法部门往往倾向于要求劳动者提供初步证明。而对于劳动者而言，“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自己加班”，实际上相当于承担了举证责任，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明显不利。一般说来，劳动者通过考勤记录证明在休息日加班还比较容易，但证明工作日延时加班往往存在很大困难。这也是劳动者在加班争议诉讼案中，加班费主张不能得到全部支持的原因。3．对于用人单位间接安排加班法律约束的缺失，使得“隐性加班”愈演愈烈。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在提及延长工时的时候，均使用了“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表述，意在明确法律约束的是用人单位“安排的”加班，对于个人主动加班的则不予限制。实践中，用人单位多是钻法律的空子，巧妙避开“安排”二字，通过企业文化、考核等各种手段向劳动者施压，变相强迫劳动，使得劳动者无法获得单位安排加班的证据。目前，对于用人单位间接安排的加班，尚无行之有效的法律约束。《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将隐性加班纳入调整对象，但由于脑力劳动定额标准和制订者的双双缺失，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制度制订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使得这一条在劳动实践中不能真正构成对用人单位的约束。

4．加班基数可以约定，变相降低了劳动者加班的劳动报酬。根据1995 年1 月1 日施行的《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四十四条，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分别按照本人基本工资的150%、200% 和300%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根据1995 年1 月1 日施行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计算支付劳动者的加班工资。前后两条规定本身就存在矛盾，何为基本工资？工资结构不单一的，小时工资标准如何计算？由于国家层面立法不具备可操作性，也未对地方立法作出原则性规定，各地立法对工资基数规定的分歧较大。部分省市立法，例如《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和《安徽省工资支付规定》，规定用人单位可与劳动者约定加班工资基数。在实践中，很多用人单位利用这一条，与劳动者约定的加班工资基数远低于劳动者正常劳动的工资标准，甚至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加班基数，使劳动者加班加点的单位劳动报酬比正常工作的劳动报酬还要低。

三、调整有关规定的建议

1．适时创新劳动监察手段，对不合理加班现象从立法和司法角度检讨不足。对于企业违法安排加班劳动监管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监管部门囿于地方政府扶植企业发展的压力，降低了监管的力度；更多的原因是劳动者参与的缺失，导致监管的链条断裂。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直接和间接安排加班的容忍与默认，其产生根源是劳动力供大于求，但是劳动立法给予劳动者法律武器的不足，客观上也对不公平现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呼吁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合理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对于不合理的加班现象，一方面需要创新劳动部门监管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不能把视线仅仅停留在执法层面，有必要从司法角度检讨不足，从立法角度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倾斜保护。2．明确加班的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个人主张加班费无需提供加班证据。新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对于劳动者来说应当是一个利好，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劳动者作为被管理者难以取证的尴尬局面。而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和支配者，完全有能力证明劳动者是否加班，从而证明劳动者的加班费主张是否合理。如果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加班与否，就推定劳动者的主张成立。通过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设计，可以有效地改变劳动者对于加班问题束手无策的局面，有效缓解隐性加班现象。同时，并不妨碍用人单位行使经营权和对劳动者的管理权。用人单位可以建立考勤制度，并由劳动者对考勤结果签字确认，或者建立加班审批制度来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这种制度设计与《劳动合同法》强制推行书面合同，并加大用人单位不订立书面合同的法律责任和法律风险的思路一样，只有加大用人单位违法安排加班的法律责任，并将法律责任与劳动者的利益挂钩，从而通过劳动者的维权行为加大用人单位的法律风险，才能真正换来用人单位对法律的尊重，扭转监管部门无力监管的局面，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3．在国家立法层面规定加班费计算基数的构成原则，禁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低于劳动者正常工资的标准计算加班费。在国家层面明确加班费计算基数的构成原则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国家对于企业等用人单位工资确定和支付权的放开，产生了很多工资名目，使得加班费已无法通过基本工资、标准工资等内涵和外延都无确定所指的名词确定。因此，目前各地立法中加班费基数的表述及计算方式有很大差异，很多地方立法采用概括及列举的方式框定加班费计算基数，例如《深圳市劳动者工资支付条例》第四条、《广东省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也有地方立法求助于集体合同规定，例如北京市、上海市的规定。各地规定的不统一，加大了人才流动过程中产生劳动争议的风险。二是各地立法中加班费基数都低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的单位劳动报酬，不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劳动者加班费基数至少应与正常工作时间的单位劳动报酬相同，这应当通过国家层面立法予以明确。有鉴于此，建议参照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以劳动者前12 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性收入作为劳动者加班费的计算基数，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第四篇：基因工程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探讨

基因工程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探讨

10级生物科学班

刘文成2010061220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因工程已成为21世纪的高技术发展的核心，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在发生一场重大变革，基因技术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合理的运用基因技术，才能造福人类。关键词: 自从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基因工程及其所衍生的学科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在基因工程技术等的推动下，生物技术正在快速高效地向前发展，并且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为一项尖端技术和产业，它将逐步取代信息技术成为2l世纪高技术发展的核心。随着基因技术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将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一场重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基因技术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传统的理道德构成了冲击。正确对待基因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道德冲突，以保证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和合理应用，是摆在人类目前的一项新课题。

基因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复杂而深远，其中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从分析基因技术的这种“双刃剑”效应入手，本文在开篇即明确了基因技术发展应兼顾保护和规范的观点，并从国际立法的层面展开对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规范的研究。在与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国际条约中，《关于生物技术发明的法律保护指令》和《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际公约》(UPOV公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保护指令》将基因技术纳入专利法保护范畴，划定了基因技术专利保护的范围，为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法依据。UPOV公约规定了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和授予标准，创设了对植物新品种的特殊知识产权保护形式。本文在详细分析这两个公约的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基因技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进一步拓宽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加强有关国际立法，才能改变现状。与基因技术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一样，目前规范基因技术发展的国际立法同样亟待加强。基因技术的消极影响集中体现为生物安全问题和克隆技术的应川问题。生物安全问题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谨慎对待。《生物安全议定书》是目前唯一专门规范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国际法。它确立了风险防范原则，在此基础之上规定了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的具体制度。该议定书把基因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联系起来，对规范基因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类克隆技术包括生殖性克隆技术和治疗性克隆技术。生殖性克隆技术破坏了个人的独立性，将人工具化，侵犯了人的平等权，必须禁止应用。国际社会对此认识趋同，但由于对治疗性克隆技术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推迟了《禁止克隆生殖的国际公约》的制定。这使得规范克隆技术的国际立法严重滞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公约规范克隆技术的发展。各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规范克隆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共同努力，推动有关国际立法的进展[1]。

一、基因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 基因技术研究是当代生物技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随着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推进，由此出现的负面伦理效应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基因技术研究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人工干预生命的危险性问题。基因工程技术能改变生物的遗传特性，改良和创造新的生物品种，但人们担心这种人工干预生命的危险性。一是担心会危害人体健康，二是担心会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三是担心制造出威胁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的新物种。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明令禁止转基因技术，禁止进口和销售转基因食物，认为从基因水平上操作生物是“反自然”、不道德的危险举动。(二)基因决定论与所谓“优生”问题。

人类遗传密码的破译可能会滋生新的基因决定论，把人的一切都看作是由遗传因素决定，否认环境因素的作用。按照基因决定论，人类本身是不平等的，天生就有优劣之分。而这曾经导致过非常可怕的所谓“优生’’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曾搞过长达lO年之久的优生立法，1924年通过移民限制法，限制南欧、东欧人移居美国，理由是他们“在生物学上是低等人”。1931年左右，美国37个州针对“身心有缺陷者”、“性反常者”、“瘾君子”、“酒鬼”等采取了强制绝育措施。优生学成了惩罚、遗弃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和病人的工具

(三)基因专利化问题。

基因技术研究的初衷是认识基因，造福人类，主要是从科学价值考虑的，但发现基因有商业价值能带来经济效益后，基因专利化的问题就提出了。按惯例，专利授予的对象应当是技术发明而不是科学发现，对基因的研究属于科学发现，不应授予专利。但现在许多人包括科学家在内态度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主张基因技术研究中取得的所有成果都应共享，转变为了主张除基因测序成果应该全人类共享外，对新的功能基因的发现应当授予专利。(五)基因治疗中的负面伦理问题。

从基因角度看，任何人的基因都不会十全十美，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缺陷。但随着基因治疗技术的成熟，有钱的人可以利用经济上的优势改善自己的基因，这会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人们担心，基因治疗还会影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比如，梵高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但假如当年梵高作了基因治疗，也许就不会再有那个取得过非凡绘I画成就的梵高了。此外，基因治疗还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性，有些容易导致某种疾病的基因，对其他疾病又会有抵御作用，如果人们在不知晓其全部功能时用基因技术消除了这此‘‘有害”的基因，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其中都存在着伦理道德上的问题[2]。

为了基因技术的顺利发展并真正造福人类，必须努力加强基因技术领域的道德建设。因为，事实已经表明，生命科学向纵深迈进，既可能创造生命奇迹，也可能制造人类灾难。只要有很小的失误，就会将人类制造的武器对准人类自己．造成人类生存的新的危机。

参考文献 [1]学位论文，曹朝霞，基因技术发展的国际立法问题研究.2005 [2]康永超，基因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探析，管理观察[j]·2009年9月下旬刊

第五篇：官倒问题引发热点思考

“官倒”问题在当前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人人恨官倒，广大民革党员更为此痼疾深深地担忧。

“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沉渣泛起”。在改革大潮之中“官倒”之风随着污泥浊水迅速蔓延，并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中国的市场，扰乱着这场改革。它的症结在何处呢?

首先是在政治上为“官倒”们提供了具有种种特权的条件；其次是价格体系的双轨制给“官倒”们开了方便之门，法制的不健全使“官倒”肆无忌惮。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向来是以“官本位”和“权本位”作为社会观念价值的核心。一个人只有做了官，才有社会地位，也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当然更可以谋取大量的金钱。权钱的转换在人们看不见的幕后悄悄地进行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几千年的等级制度造就的特权阶层就是这样悄悄地吮吸着人们的鲜血。中国的封建历史是格外地长，封建特权思想的残余潜移默化地顽固地存在下来，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一遇机会便生根滋芽。

“官倒”之所以能“倒”，凭借的是他手中的特权，有的则是借用的老子的权势、地位及影响，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在两种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钻价格体制双轨制的空子，完成权钱的转化过程。他们通常的做法是以权经商，层层加码，大发横财；或者是利用权力，处处设卡，多方盘剥；更有甚者凭借权力，买空卖空，立地发财。例如彩电：他们可以用手中的权力买出大批平价的商品，几经转手，再以成倍的高价卖给顾客。有的手中掌握着国家计划内的紧俏物资(塑料、钢材等等)，他便可利用权力视情况加价卖给缺货单位并收取大量“好处费”(所谓回扣)这些投机倒把的事情，无权无势的百姓是根本办不到的。难怪有人说：“权力看不见，威力大无边”。

将权力不断地转化为金钱，导致权力商品化了。它意味着：当官要靠权力发财，那么金钱必然能收买权力；而权力一旦为金钱所收买，便必然走向腐败。官倒现象从表面看是不正之风，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和“权本位”三者结合的产物，是特权与等级制度培育的结果。它如继续发展，将使整个社会发生畸变，它将毁掉改革开放的成果。

治理“官倒”现象应该来点真格的了!“官倒”真的无法可依呢?行贿受贿就不合法，投机倒把就不合法，卖权以权谋私更不合法：对那些横行无忌以身试法的罪犯光动用一点党纪处分、政治处分、罚款处分，够用吗?法律的威严体现在哪里！

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今天，“官倒”们能在我国这块政治土地上滋生、泛滥，等级制度特权思想能在我国有市场，其重要原因：我们的国家长时期以来是一个实行人治的国家。

纵观历史，从秦始皇的中央集权专制开始，实行的是一套完整的人治统治，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各朝各代都制定法律，但统治者个人的言论、皇帝的权威远在法律之上，中国的法制传统始终刻着人治的印记。

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诞生的，当时整个社会科学文化愚昧落后，长期的封建专制、皇权至上、官本位的思想顽强地延续下来，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个人言论便逐渐地替代了法律。“官倒”便是处在这种人治的保护之下。有些“官倒”劣迹被发现，不是以法律这根准绳去衡量他们犯罪的尺度，而是看其特权或后台官职的大小，官长的意志胜过了严肃的法律条文，人治大于法制再次体现。

最近，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举报中心，把监督的权力交给人民。体现了政府治理腐败现象的决心。我们寄希望于法制健全完整，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变革，把权力从“官倒”手中拿过来，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