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村拆迁问题的一些思考

第一篇：对于农村拆迁问题的一些思考

对于农村拆迁问题的一些思考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大量征收、征用城市周边乡镇的农村集体土地，目前这一过程存在着不少问题。伴随拆迁量的连年攀升,农房拆迁引发的矛盾日趋尖锐,对抗性越来越明显,也有了农房拆迁是“天下第一难”的说法。因此,农房拆迁问题已严重危及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直接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为使征地拆迁公平、合理、透明、时效，同时减少社会矛盾，体现“以人为本”，本文在综合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做一个简单的综述，对拆迁问题作了一个初步的思考，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1农村拆迁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来说,几年来,全国各地在土地征收、农房拆迁等方面的工作是稳定有序的,特别是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在集体土地拆迁房屋安置政策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借鉴。但在大部分地区,农房拆迁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引发的矛盾持续不断,部分地方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要认真分析,理性对待。

1.1征地数量增加直接导致拆迁数量上升

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国情出发和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考虑,把保护土地及耕地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近几年来我国耕地锐减,据国土资源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耕地从2000年的19.24亿亩已减少到2005年的18.31亿亩。这就意味着我国“十五”期间耕地减少了近1亿亩。各类开发区遍地开花,有些市、县和乡镇“一窝蜂”地建开发区及园区。有的地方不论项目有无或多少,先圈地再说;有的地方征地随意性很大,先用后征,边用边征;有的地方招商时在土地上争相压价,恶性竞争,使土地资源流失。以嘉兴经济开发区(省级开发区)为例,从1992年开发区建区到2000年只拆迁了16万平方米,从2001年至2003年3年间的拆迁量则成倍增加,达到112.13万平方米,从2004年起,受国家土地、资金等宏观调控因素的制约,拆迁量开始回落。事实表明,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势必会有大量农房需要拆迁。

1.2农村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

长期以来，农村房屋拆迁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对农民房屋的私有财产权，一直采取忽略或放任态度，在可见的法律法规中，房屋仅被包含在“附着物”之中，严重混淆了农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和房屋的私有性质。地方政府在办理农村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时主要参照国有土地上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办法进行，有的甚至连参照的资格都没有，农民公平受偿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了不当的限制，把本该由上位法保护的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移位于下位法，由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擅自处分农民的财产。这种法律的移位，不能不说是我国法律的一大缺撼。

1.3政府行为和职能出现偏差

征地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有很多不一致，不能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的规定来实施，更不能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的有关规定来实施征地拆迁。征地拆迁存在的问题与政府工作的职能和方式有着密切关联。征地拆迁中的权力约束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的缺乏使政府行为失范和政府自利性膨胀。由于拆迁情况纷繁复杂，政府及其受托人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过程存在着许多非规范的行为。（1）拆迁许可证颁发程序不规范；（2）私定房屋评估机构；（3）擅用自由裁量权，使农户间补偿不平衡；（4）强行拆迁时有发生。不管农民对拆迁补偿是否满意，有些地方对不愿拆迁的农民采取强制拆迁。

1.4补偿安置的标准不够完善

由于拆迁时间、区域的不同，特别是随着城市建设，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和社

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对农民建房先后分批进行了控制，造成了农民建房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相差悬殊，同时造成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的农民得到补偿价格、安置房面积相差悬殊，贫富差别越来越大。搭建违章建筑、拖延拆迁时间等情况比较突出。目前拆迁中普遍存在农民一旦得知要拆迁消息，第一件事就是突击装修和突击搭建，不仅在室内室外的墙面和墙壁上动脑筋装修，有院子的更把院子搭建成房子，房屋能够向空中发展的，就想尽一切方法抬楼，还有部分拆迁户甚至采取改变原房屋用途，临时用作店面、厂房等非住宅，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补偿安置中得到更多的优惠，当愿望不能满足时，就有人与拆迁人打持久战拖延时间，讨价还价迫使拆迁人做出让步，这些因素的存在，均使拆迁补偿难以平衡。

2存在问题的原因

2.1.保护耕地意识不强

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认为,要发展经济必须多上新项目,而上新项目必须大量占用耕地,在资金短缺、财力不足,科技水平落后情况下,土地几乎成了各地扩大投入,增加产出的唯一选择。于是形成了很多开发区“开”而不 “发”“,圈”而不用的情况。在一些地方,考核干部政绩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偏差,指标层层下压。加之地方各级行政长官任期的短期化,助长了干部在任期内急于出“政绩”的短期行为,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不顾实际情况,置长远利益不顾,置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顾。在工业上大量圈地上项目,在城建上大量拆民房建广场。只要自己“政绩”显赫,而不管群众的承受能力。

2.2拆迁程序不规范

目前拆迁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拆迁程序不规范。有的地方政府集法规制定者、参与者、裁判员、运动员于一身,使农民的公平受偿权利至少从程序上得不到保障。在农房拆迁补偿标准制定方面,本无制定补偿权力的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以行政文件、通知或决定来制定适用标准,以此处理农民私有财产的现象时有存在。农房拆迁管理工作除政府外没有具体职能部门管,碰到拆迁出现纠纷时没有一个权威的部门出来处理、裁定,多数情况是由拆迁入和被拆迁人二者讨价还价、相互让步,从而造成政策处理的不连续性、不平衡性。同时拆迁过程透明度不高,没有给予拆迁户知情权,造成拆迁户顾虑较大.2.3.各方利益的驱使

征地拆迁主要涉及到政府、用地单位、村集体和被拆迁人之间的利益调整关系。一是政府及拆迁人考虑的是拆迁成本最小化,时间的最短化及政绩的最大化。许多地方通行的做法是政府直接规定拆迁的补偿方式和标准。一些地方出台的拆迁标准多年不变,对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二是相关乡镇(街道)、村社的基层干部既要考虑应付上级工作的压力,又不能得罪朝夕相处的村民,只得在上下之间周旋、游说,寻求平衡。三是拆迁户农民作为最典型经济人,出于保护家庭财产目的,绞尽脑汁,通过各种努力争取家庭利益最大化。正是各方各自利益的驱使,才会出现补偿不到位,安置不及时,拆迁难进展,拆迁时的纠纷时有发生,矛盾不断激化现象。拆迁问题的解决对策研究

农房拆迁问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维护,影响深远。

3.1确立科学发展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在农房拆迁工作中,各级政府要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树立“善待人民群众”的观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依法自觉保护耕地,克服政绩行为短期化。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群众意识,认真处理好建设发展和保护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及时化解农房拆迁中的各种矛盾,把工作做细,把好事办好,确保社

会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2.尽快制定法律法规,确保农房拆迁工作有法可依

农房拆迁相关法律缺失,政策供给又落伍是造成农房拆迁矛盾突出的重要根源。目前所见的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均是国有土地上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规定,而对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补偿尚无规定,致使农村集体房屋拆迁在现实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规范征收土地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尽快制定一部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律十分必要。我们要根据宪法的原则精神,对涉及农房拆迁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把成熟的经验和做法,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制定出合乎民意的法律法规,规范农房拆迁行为,名称可以是《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或者至少可尽快出台一个《农村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3.3 深入宣传政策，规范拆迁行为

实践证明，只要及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就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许多矛盾都可以得到预防和解决。一是应及时向被拆迁人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告知他们享有的权利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同时，告知他们应尽的义务，引导农民依法办事，重德为人，服从国家建设需要，配合拆迁，是拆迁工作顺利进行。二是要建立透明的拆迁工作制度。怎样拆迁、如何安置补偿和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都应该向被拆迁户公示，主动接受公众监督，给被拆迁人一个平等的权利。三是完善拆迁程序，规范拆迁具体操作行为。在拆迁安置具体操作中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保稳定，做到合情、合理、合法，使拆迁工程成为政府和被拆迁人的共赢工程。

3.4 政府的职责履行

政府掌握着创新必不可少的制度资源，在制度创新中具有强制优势、组织优势、效率优势。当今城市化中存在的诸如农地产权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基层组织制度等难题，只能由握有界定产权、配置资源以及独具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当主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首先，政府要建立公正、公开的资源性资产配置的新机制，推行征地拆迁的制度改革，建立配套、完善的司法救济途径，切实保障和维护被拆迁人的利益。其次，要规范拆迁管理行为，做到拆迁人执证上岗，增加工作透明度，避免出现拆迁标准不一的现象。最后，解决征地拆迁问题不能单打一，不能就事论事，必须综合考虑，统筹兼顾。

3.5 健全拆迁补偿安置机制,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要为失地、失房、失业的农民构筑一个合法权益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防止“因拆迁致贫”,对弱势群众给予各方帮助、扶持。一是建立完善对失地农民重新就业培训的机制。失地农民普遍认为失业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要根据农民的实际能力和市场的需求情况,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二是建立完善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它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就业创业优惠机制、养老医疗保险机制和资金筹措管理机制等。在这方面,嘉兴市和苏州市的探索实践是比较成功的,对其他地方具有参考价值。三是建立完善失地农民的司法救济机制。要疏通失地农民的司法救济途径,减少人为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和不合理控制,防止和纠正拆迁中的不公正现象,遏制权力进入市场,以健全的司法制度,形成对农民利益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切实保障和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

第二篇：农村拆迁问题

农村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思考 http://211.99.130.92/ItemView/query/141/20286/11004277.shtml

近年来，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批的农民私有房屋被夷为平地，拆迁量连年上升，农村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日趋尖锐，对抗性越来越强，农民反拆迁的上访有增无减，损害农民利益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农村房屋拆迁问题已严重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从深层次进行剖析，有其制度性的根源，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规范移位。拆迁是公法行为，属于对公民重大财产权的征收，涉及对民事基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从法理上说，拆迁房屋应由宪法等相关的上位法作出规定，并符合严格的法定条件。今年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条的修改，为农村房屋拆迁提供了宪法依据。也就是说，征地权的行使只有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是合法的，如果这种从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的转换并不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如征地目的是修建高尔夫球场、开发房地产等纯属盈利性质的用途，政府就不应该启动征地权。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公益”和“经营性”作出明确界定，用地性质的判别完全由政府随意确定。事实上现在不论何种投资主体搞建设，都是以公共利益为由进行征地拆迁。上位法缺乏对下位法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必要约束，公权力滥用越来越离谱，致使许多地方挂公益“羊头”卖商业“狗肉”以规避法律，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展到索性取下“羊头”公然无视宪法的地步！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一部规范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仅有国务院颁布的专门针对城市居民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长期以来，大量的农村房屋拆迁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对农民房屋的私有财产权，一直采取忽略或放任态度，甚至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房屋概念，在可见的法律法规中，房屋仅被包含在“附着物”之中，严重混淆了农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和房屋的私有性质。地方政府在办理农村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时，主要参照国有土地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办法进行，有的甚至连参照的资格都没有，农民公平受偿权利在法律上就受到了不当的限制，把本该由上位法保护的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移位于下位法，由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擅自处分农民的财产。这种法律的移位，不能不说是我国法律的一大缺憾。

第二，农村土地所有权缺位。目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是农村房屋拆迁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现行《宪法》第十条中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所有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究竟是谁，集体所有到底又归谁所有？立法和实践中都不甚明确，理论与现实是两张皮。土地管理法第８条进一步确定了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其实不然。首先，乡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不存在。政社合一的体制废除后，不论是在法律规定中还是事实上都不存在所谓的乡农民合作社。因而也就找不到一个代表乡农民集体的组织或机构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法律规定的乡农民集体所有，实际上是无人所有。乡政府作为一级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上不可能成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存在着乡集体土地无人所有的缺陷，使乡政府对土地的管理职能与所有权合二为一，集体土地事实上成了国有土地。其次，村民委员会也不能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２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因而，它不能成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再次，村民小组也不能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因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小组的组织基本解除了，况且村民小组仅仅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是一级集

体组织，因而它也不能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

实际操作中，农民凭借拥有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和宅基地是无法获得平等的谈判地位的，无法在承包权或使用权让渡过程中获得土地增值的最佳收益，而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等凭借法律确认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质上在代替农民行使着补偿安置费、劳力安置费的测算、支配和使用权，这就难以避免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发生。

第三，政府角色错位。农村房屋拆迁，政府已经不单纯是管理者，它的权力已经延伸到对公共资源的商业运作。从法理上讲，政府征用的土地用于商业性目的，不应动用政府行政征用权。政府没有理由为了私人的利益出面去征用另一部分私人的财产。如果政府以强权将低价征用来的土地，高价出让给商家、企业使用，或者用地人给政府某些好处后低价使用，实际上政府已经充当了合伙人的角色。

在农村房屋拆迁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错位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层层转授行政权，使农民房屋拆迁补偿得不到保障。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行政机关。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对农地征用后补偿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授权给省级政府作出相应的实施细则，省级政府又授权给市、县级政府，把本应由上级政府行使的权力层层下放，本无权制定补偿标准的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行政文件、命令、通知任意处分农民的财产。转授权力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拆迁补偿标准高低无据，拆迁补偿工作失范。二是行政行为缺乏法律边界，农民的公平受偿权利受到不当限制。在农村房屋拆迁过程中，农民是房屋所有权的主体，拆迁补偿协议应由农民与拆迁方签订，村组非经农民授权不能代理。由于缺乏法律对征用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和规制，有的地方由镇政府与村组签订《土地征用协议书》，“打包”顺代处分了农民的房产、树木、青苗等私产，非法剥夺了农民的私产所有权主体地位。三是行政机关不当干预，非法剥夺了农民的诉讼权。依据现行诉讼程序法精神，被拆迁方与拆迁方就拆迁补偿有关问题达不成协议，对行政裁决又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有的地方却由党委、政府联合发文：要求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在拆迁补偿标准问题上，不得有任何异议。如果拆迁时，农民连基本的诉讼权都有没有，就无法保障农民作为房屋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四是行政权力过大，行政强制拆迁违法。按照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政府无权制定强制拆迁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更不能借助国家强制力去行营利之目的。第四，补偿不到位。在农村房屋拆迁实际操作中，普遍采用的三种补偿办法均有明显瑕疵。一是“参照法”：即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进行补偿。由于房屋所立足的土地性质不同，房屋建造成本的形成机制也不同，再加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存在的工农身份上的差异产生的福利不同，作为农民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参照城市房屋拆迁来补偿是不妥当，也是不合理的。二是“征地法”：即先将土地变性质，再行补偿。采用先征地后补偿，依国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当然是方便了。但现实是，往往发生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不具备征地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这里的房屋拆迁只是也仅仅是集体土地上的行为，不涉及征地问题，拆迁又该如何进行？三是“协商法”：即由拆迁主体和被拆迁主体相互商量决定补偿。这种当事人之间“私了”的办法，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依据，很容易埋下矛盾的种子，一旦成讼，两败俱伤，后患无穷。同时，由于被拆迁方农民了解情况相对较少而处于弱势，易出现不合理的伤农补偿结果。

如何有效地保护农民合法的财产权，规范农村房屋拆迁行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为此，笔者建议：

（一）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在农村房屋拆迁工作中，各级政府要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树立“善待人民群众”的观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充分考虑被拆迁的农民群众的可承受能力，及时化解农村房屋拆迁中各种

矛盾，确保农村的社会稳定。

（二）完善现行法律，规范拆迁行为。在宪法修正案已通过的前提下，为防止农村征地和拆迁工作中的政出多门、政策前后矛盾、补偿标准混乱等现象的出现，应当顺应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尽快对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律的要求，对于涉及农村房屋拆迁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把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制定出合乎民意的新规定，规范农村征地和拆迁行为。

（三）规范征地拆迁主体，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性质。在拆迁工作中，由于地块的用途不同，政府所起的作用也应有所区别。征地拆迁权作为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只能由政府行使，并严格用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经营性项目用地不能启动国家的权力。房屋拆迁立法应将出于商业目的与出于社会公益目的的拆迁区别开来。

（四）规范政府行为，建设法治和服务型政府。要强化各级政府的法治理念，规范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要构筑失地、失房、失业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因拆致贫”。借鉴深圳、广州、佛山等地的经验，建立起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价值化，赋予农民永久性的集体资产股权和分红权利，使农民变成“股民”，建立“以土地换社保”的新机制，建立有效的农民社会保障安全网络。要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加快中低价商品房的建设，适当提高拆迁补偿标准，让失房群众买得起房。对拆迁农民中买不起房的特殊困难群体，实行“廉租屋”制度。要坚决杜绝征地、拆迁工作中的不文明行为，把文明执法和依法行政统一起来，切实履行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五）完善拆迁程序，加强监督管理。要建立农村征地拆迁的协商机制和司法裁决机制，把征地拆迁过程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要坚持“两公告一登记”制度，提高征地补偿安置工作透明度，使被征地农民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实行村务公开，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费的收支、使用情况有农民进行监督，严格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费的结转、收支管理程序。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源性资产配置的新机制，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推行征地拆迁制度改革，拓宽被征地拆迁农民的安置途径，把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落到实处。要建立配套的、完善的司法救济途径，减少人为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和不合理控制，防止和纠正拆迁中发生的不公正现象，遏制权力进入市场，以健全的司法制度，形成对农民利益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切实保障和维护农民利益。

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与对策(3)

来源： 教育观察杂志 作者：

一是货币补偿方式，货币安置补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屋拆迁一种新的安置方式，通过货币支付形式把被拆迁房屋户的安置房屋推向市场。补偿费用除了包括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费，土地使用权外，还应包括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经济学者茅以轼认为必须提高现行的补偿标准，他建议应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10%比较合适。④货币安置补偿标准要以原地搬迁实物安置标准作为测算的主要依据。从价格上给房屋使用人一次性购房款额应达到本地段安置房的成本价比为合理。

对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拆迁人一般应按房屋的安置价格结合成新评估作价补偿，因此拆除自有自用的私有房屋，拆迁人按上述除一次性货币购房款外还应给一笔拆除房屋补偿费。同时对被拆迁房屋户的这种一次性货币补偿的“买断”方式，要建立相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保障农民拆迁户应享有的权利。现在白沙村中村民很多是搞副业养猪，养鸡等等，因此建设了很多设施和建筑，在补偿时应对此部分建筑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由于村民房屋拆迁只是得到一次性的货币补偿，而没有生活保障，因此，当地政府应根据情况建立起符合村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使村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二是在住房安置时，要坚持让利于民，最大限度地考虑被拆迁人的利益。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想方设法确保被拆迁户拆迁安置后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要注意照顾村中不同需求对象对住房置换面积的多样性需求。农村房屋拆迁需要取消以户籍及有关条件要求为硬性标准的规定。要根据具体面积和人数来安排，在安置标准上可以这样：(1)一至二人户，原面积不足40平方米，安置面积为40平方米;原面积在40至80平方米，按原面积安置;原面积超过8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为80平方米。(2)三人户，原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为50平方米;原面积在50至110平方米，按原面积安置;原面积为超过110平方米的，按原面积安置110平方米。

(3)四人以上户，原人均面积不足15平方米的，人均建筑面积15平方米安置;原人均建筑面积在15至35平方米的，按原面积安置;原人均建筑面积在35平方米以上的，按人均面积35平方米安置。被拆迁人在同一拆迁范围内有多处合法住房的，应合并计算其原住宅房的建筑面积，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照顾到不同家庭的情况。例如，对单身老人或老龄夫妇群体来说，原有面积大都在100平方米左右，还给他原有住房面积，置换成两套住房，一套自己使用，一套出租流转，可以辅助解决养老生计。他们虽然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险，但已经完全失去社会工作能力。实践证明，以这种的置换方式，能够有效化解相当一部分农村老人的生计困难。再比如，对身边有婚龄子女同居的农民，也应考虑到他们子女的婚嫁住房需要，适当调整和加大置换面积。还有，为了保障农村独生子女国策的长效实施，住房置换也应体现某种优惠等等。

另一方面对村中那些生活有特殊困难的被拆迁户要采取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千万不要动不动用法律法规吓唬人，要以一个平常心进行换位思考。在建立被拆迁房屋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规定对被拆迁房屋农民中的特殊困难群体，包括以往历次征地已安置和保养的人员，凡符合要求和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允许其按照有关规定申办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可设立住房保障线，对被拆迁的特殊困难户给予照顾，规定被拆迁农民获得的货币补偿款金额低于本市当年最小户型的经济适用房总价，拆迁人应当将其拆迁补偿款补足到这一标准，保证每一户被拆迁农民至少都能得到一套最小户型的经济适用住房。

三是对于土地征用拆迁房屋的补偿，可以采用“分年补贴”建立“以土地换社保”的新机制，建立起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让农民拆迁户以土地入股的方式，使农民成为集体资产或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股民，赋予了农民长久拥有集体资产股权和分红权利，而不至于有些农民用完补偿费，使日后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成为“贫民”。这种“分年补贴”的长久保障方式，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生活。总之，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应遵循公平的原则，公平地补偿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三)在政府行为上，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必须从商业性的拆迁活动中完全退出，要转变观念，改变直接进行房屋拆迁或者代替拆迁人进行房屋拆迁的错误作法。政府专心扮演裁判员的角色，切实转变职能，依法行政。拆迁管理部门要与拆迁单位、拆迁评估机构分离，确保拆迁管理部门独立、公正地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即使是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也应当成立项目法人或委托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去承担，主管部门决不能直接充当拆迁人或者接受委托拆迁。总之，村中房屋拆迁时，本地政府都要以正规程序来进行，有相应部门管理。

二是对于大旺本地政府转授权行政方面，要严格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行政机关。按照《立法法》第八条规定，涉及对民事基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只能由基本法律调整。《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基本法律的制定主体只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从法理上说，拆迁房屋应由宪法等相关的上位法作出规定，并符合严格的法定条件。把本应由上位法规范的拆迁事项应该用上位法自行规定来实施，不能移位于下位法，由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擅自处分农民的财产。

三是地方(如白沙村当地政府)得到行政授权行政中，可以建立起法治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把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提高部分执法人员的素质，对于上访的农民要耐心积极对待，使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又能使政府行为受到严格规范。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占比例较大的中国，完善农村房屋拆迁工作，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是十分重要的，需要政府，社会，人人的共同努力。

第三篇：对于浙江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对于浙江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摘要：城市房屋拆迁是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的房屋拆迁，并需要对拆迁人补偿、安置的，城市拆迁笔削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但现实中，城市房屋拆迁带来了许多问题，带来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现行的拆迁法律制度和政策存在问题，并且在拆迁中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和参与民事行为，有悖于宪政基本原理，拆迁制度运行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对此我们应该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其展开分析并提出对策性措施。

关键词 房屋拆迁 现代制度经济学 法经济学 对策

一、引言法经济学基础及其适用性法经济学，又称“法和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而新经济学理论体系扩张了传统经济学的解释力，已成为一种能更准确和全面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工具。房屋拆迁，对于政府而言，则是政府占用行为，对于被拆迁居民而言，则是房屋财产法律处置的经济行为。房屋拆迁的目的是强制取得财产以实现公共利益，其终极问题是怎样的资源配置才能使效率最大化，才能使各参与主体都达到最佳效果。对房屋拆迁制度进行法经济学分析旨在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原则分析城市房屋拆迁这一法律制度，在假定各主体“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分析拆迁主体行为的成本效益和相互间的博弈关系，寻求拆迁达到高效率的条件，从而为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依据。

二、三、浙江城市房屋拆迁的现状 对房屋拆迁问题的法经济学的框架分析和应用

1成本效益分析

2.均衡分析

3.博弈分析

4.供求分析

四、对房屋拆迁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

1.拆迁的必要性分析

2.土地使用产权的明晰化分析

五、对浙江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对策性措施思考

第四篇：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精选）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课程论文（设计）课程名称：

论文题目：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22乡村传播学

学生姓名张建

专业会计学

层次专升本

批次102

学号w320801102061

学习中心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2011年5月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制

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

摘要：近年来，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批的农民私有房屋被夷为平地，拆迁量连年上升，农村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日趋尖锐，对抗性越来越强，农民反拆迁的上访有增无减，损害农民利益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农村房屋拆迁问题已严重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从征地规范化、拆迁合理化、补偿标准化、安置亲情化，坚决杜绝拆迁工作中的不规范、不文明行为。

关键词：农村房屋拆迁规范化合理化标准化

房屋拆迁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既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又能让个体利益主体得到最大限度的法律保护，这是一个涉及到城市的有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现就如何做好拆迁工作，谈谈本人的粗浅看法。

一 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是做好征地拆迁工作之关键

群众利益无小事。征地拆迁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征地拆迁过程说到底是利益分配调整的过程。因此，在征地拆迁工作中，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我们必须时刻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去想问题、做工作，对被征地拆迁群众的所想、所盼、所虑，要做到心中有数。在实施补偿安置工作中，我们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又要有灵活性。要坚持用足政策，凡是政策规定必须补偿的，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凡是可补可不补的，要坚决补偿；凡是被征地农民提出的合理请求，都要最大限度地予以解决。在铁山港工业区的征地搬迁工作中，我们不乏突破现有政策的创新举措。如：异地搬迁户人人享有的低保制度、异地搬迁户渔业交通补贴制度、搬迁奖励制度、房屋拆除补助办法等。对被征地群众提出的人畜饮水工程、农村道路建设等的要求，只要政府有能力解决的都予以优先安排。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工作组遇到的群众生产生活困难问题，都千方百计予以解决。如为患病群众送医送药、组织医疗队伍进村为群众检查治疗、筹资捐款资助困难家庭学生上学等等。既解决了被征地农民的实际困难，也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大大加快了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 完善和健全征地制度，实现征地规范化是当务之急

严格征地程序，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是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护农民权益的重要措施。没有程序保障，就不会有真正的权利保障。程序的混乱

势必造成权力的滥用。因此，土地征用和流转必须制定详细具体的程序，明确征地方和被征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在征地程序上，要严格坚持以下原则：（1）公开性原则。政府征地要颁布征地公告，告知运作程序，保证农民有充分的知情权；（2）参与原则。要规定农民参与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所有程序，确保他们享有参与权和异议权；（3）听证原则。补偿过程中要让农民自由参加听证。并使农民有充分的发言权；（4）公示原则。从规划、征地、建设、补偿到使用，采取一条龙公示制度，给农民监督权；（5）司法救助原则。允许农民寻求司法保护，通过司法权制约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合理的土地征用行为

三 完善拆迁程序，保证其合理化理顺征收、补偿、拆迁的关系,坚持先补偿,再征收,最后拆迁的程序 如前所述,房屋拆迁必须先依法对房屋进行征收,而《拆迁条例》却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前提下就可给予拆迁许可,且拆迁补偿顺序颠倒,存在严重立法缺陷。立法应明确规定:按照市场价值给予被拆迁人补偿的前提下征收单位和个人的房产,然后再进入拆迁程，一般程序如下：

(1)申领规划用地许可证

(2)编制拆迁计划和方案

(3)申领拆迁许可证

(4)发布拆迁公告

(5)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6)实施拆迁

其中被拆除房屋的用途和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地产权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的记载为准。如记载与实际不符的，除已依法确认的违章建筑外，应以实际面积为准。

特别情况的处理：

(1)征地公告时，被拆迁人已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且新房已建造完毕的，对新房予以补偿，对应当拆除而未拆除的旧房不予补偿。征地公告时，被拆迁人已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但新房尚未建造完毕的，被拆迁人应当立即停止建房，具体补偿金额可以参照建房批准文件内容补偿，也可由拆迁当事人协商议定;

(2)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3)违法并应无偿拆除的建筑、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以及征地公告后擅自进行房屋及其附属物新建、改建、扩建的部分，一般不予补偿。

(4)一拆迁范围内，既有国有土地、又有集体土地的，国有土地范围内的拆迁房屋补偿安置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执行;被征集体土地范围内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按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规定执行，如当地规定按城市房屋拆迁规定执行的，从其规定。完善被拆迁人的程序权利,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

有专家指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集团的贫困,大体是两个类型的原因引起的:一个是他们的资源(资本、土地以及教育水准)不足,再一个是他们没有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要改变被拆迁人弱势的法律地位,应增加被拆迁人作为行政相对人应享有的权利,主要有:请求权;参与权;知情权;正当程序权;对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对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对自己不公正的行政行为的申诉、控告、检举权;抵制违法行为权;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包括: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申请国家赔偿和补偿。

3完善拆迁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提高听证制度效力

“不公正胜于无秩序”的法谚使得我们有理由推论,当征收法律程序公开、透明,当利益各方能够充分参与到征收的各个步骤之中,“钉子户”出现的概率将减少,由之引发的社会紧张局面也将逐渐减少。拆迁程序中应逐步完善听证制度:变事中听证为事前听证(前移听证时间);变任意听证为必要听证(提高听证地位);变形式听证为实质听证(扩大听证内容)。

四 完善补偿程序，以程序界定“合理补偿”

首先征地拆迁实质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必须依法进行。要把依法足额补偿放在征地拆迁工作的首要位置，在补偿标准制定和安置方案的确定上，往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上靠，确保征地拆迁后群众生活水平不下降，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按照实事求是、人性化拆迁的原则，依法解决分歧和矛盾，对群众的利益诉求不堵不避，不拖不压，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安排专人跟踪联系和协调解决。要建立与村民代表座谈协商制定、工作例会制度等快捷的利益表达通道和协调解决机

制，真正变“对抗”为“对话”，是拆迁户所反映的问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妥善处理。

其次，确定合理补偿标准时应遵循下列程序：（1）以公平、充分、合理和及时作为补偿的原则。（2）扩大补偿的对象：包括房屋所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本身，还包括房地产的附属物，以及该房地产经营损失。（3）以市场的标准作为合理补偿的依据，等量的财产获得等量的价格。首选货币补偿，实物安置其次。（4）市场的价格确定首先是双方当事人在补偿价格上能达成一致，在协议不能时选择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对房屋价格进行评估。在房屋价格评估时，首先应当保证评估主体的的独立性和市场化。允许房屋价格评估机构自主进行评估。其次，采用市场化和科学化的估价标准和方法。由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综合考虑各种影响房屋价格的因素并根据现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参考文献

[1]开闻.新拆迁条例.[J].2002.[2]沈开举:论行政补偿的标准,载河南社会科学.[J].2005年第1期.[3] 梁立宽;陈利根;.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完美.[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7.

第五篇：农村拆迁问题1

近年来，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批的农民私有房屋被夷为平地，拆迁量 连年上升，农村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日趋尖锐，对抗性越来越强，农民反拆迁的上访有增无 减，损害农民利益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农村房屋拆迁问题已严重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从深层次进行剖析，有其制度性的根源，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 题： 第一，法律规范移位。拆迁是公法行为，属于对公民重大财产权的征收，涉及对民事基 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从法理上说，拆迁房屋应由宪法等相关的上位法作出规定，并符 合严格的法定条件。今年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条的修 改，为农村房屋拆迁提供了宪法依据。也就是说，征地权的行使只有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 下才是合法的，如果这种从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的转换并不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如征地目的 是修建高尔夫球场、开发房地产等纯属盈利性质的用途，政府就不应该启动征地权。由于我 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公益”和“经营性”作出明确界定，用地性质的判别完全由政府随意确定。事实上现在不论何种投资主体搞建设，都是以公共利益为由进行征地拆迁。上位法缺乏对下 位法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必要约束，公权力滥用越来越离谱，致使许多地方挂公益“羊头”卖商 业“狗肉”以规避法律，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展到索性取下“羊头”公然无视宪法的地步！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一部规范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仅有国务院颁布的专门针对城市 居民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长期以来，大量的农村房屋拆迁处于 无法可依的状态，对农民房屋的私有财产权，一直采取忽略或放任态度，甚至根本就没有独 立的房屋概念，在可见的法律法规中，房屋仅被包含在“附着物”之中，严重混淆了农民土地 的集体所有性质和房屋的私有性质。地方政府在办理农村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时，主要参照国 有土地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办法进行，有的甚至连参照的资格都没有，农民公平受偿权利在 法律上就受到了不当的限制，把本该由上位法保护的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移位于下位法，由 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擅自处分农民的财产。这种法律的移位，不能不说 是我国法律的一大缺憾。第二，农村土地所有权缺位。目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是农村房屋拆迁农民权 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深层次原因。我国现行

《宪法》第十条中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 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 实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所有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究竟是谁，集体所有到 底又归谁所有？立法和实践中都不甚明确，理论与现实是两张皮。土地管理法第８条进一步 确定了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其实不 然。首先，乡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不存在。政社合一的体制废除后，不论是在法律规定 中还是事实上都不存在所谓的乡农民合作社。因而也就找不到一个代表乡农民集体的组织或 机构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法律规定的乡农民集体所有，实际上是无人所有。乡政府 作为一级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上不可能成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存在着乡集体土地无 人所有的缺陷，使乡政府对土地的管理职能与所有权合二为一，集体土地事实上成了国有土 地。其次，村民委员会也不能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２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因而，它不能成为农村集体 土地的所有者。再次，村民小组也不能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因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村小组的组织基本解除了，况且村民小组仅仅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是一级集 体组织，因而它也不能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实际操作中，农民凭借拥有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和宅基地是无法获得平等的谈判地位的，

无法在承包权或使用权让渡过程中获得土地增值的最佳收益，而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 等凭借法律确认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质上在代替农民行使着补偿安置费、劳力安置费 的测算、支配和使用权，这就难以避免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发生。第三，政府角色错位。农村房屋拆迁，政府已经不单纯是管理者，它的权力已经延 伸到对公共资源的商业运作。从法理上讲，政府征用的土地用于商业性目的，不应动用政府 行政征用权。政府没有理由为了私人的利益出面去征用另一部分私人的财产。如果政府以强 权将低价征用来的土地，高价出让给商家、企业使用，或者用地人给政府某些好处后低价使 用，实际上政府已经充当了合伙人的角色。在农村房屋拆迁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错位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层层转授 行政权
，使农民房屋拆迁补偿得不到保障。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 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行政机关。土地管理法 等有关法律规定，对农地征用后补偿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授权给省级政府作出相应的 实施细则，省级政府又授权给市、县级政府，把本应由上级政府行使的权力层层下放，本无 权制定补偿标准的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行政文件、命令、通知任意处分农民的财产。转授权力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拆迁补偿标准高低无据，拆迁补偿工作失范。二是 行政行为缺乏法律边界，农民的公平受偿权利受到不当限制。在农村房屋拆迁过程中，农民 是房屋所有权的主体，拆迁补偿协议应由农民与拆迁方签订，村组非经农民授权不能代理。由于缺乏法律对征用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和规制，有的地方由镇政府与村组签订 《土地征用 协议书》，“打包”顺代处分了农民的房产、树木、青苗等私产，非法剥夺了农民的私产所有 权主体地位。三是行政机关不当干预，非法剥夺了农民的诉讼权。依据现行诉讼程序法精神，被拆迁方与拆迁方就拆迁补偿有关问题达不成协议，对行政裁决又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有的地方却由党委、政府联合发文：要求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在拆迁补偿标准问题上，不得有任何异议。如果拆迁时，农民连基本的诉讼权都有没有，就无法保障农民作为房屋产 权人的合法权益。四是行政权力过大，行政强制拆迁违法。按照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 定，政府无权制定强制拆迁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更不能借助国家强制力去行营利之目的。第四，补偿不到位。在农村房屋拆迁实际操作中，普遍采用的三种补偿办法均有明 显瑕疵。一是“参照法”：即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进行补偿。由于房屋所立足的土地性质不同，房屋建造成本的形成机制也不同，再加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存在的工农身份上的差异产生 的福利不同，作为农民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参照城市房屋拆迁来补偿是不妥当，也是不合理 的。二是“征地法”：即先将土地变性质，再行补偿。采用先征地后补偿，依国有土地房屋拆 迁补偿，当然是方便了。但现实是，往往发生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不具备征地的前提条 件。换句话说，这里的房屋拆迁只是也仅仅是集体土地上的行为，不涉及征地问题，拆迁又 该如何进行？三是“协商法”：即由拆迁主体和被拆迁主体相互商量决定补偿。这种当事人之 间“私了”的办法，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依据，很容易埋下矛盾的种

子，一旦成讼，两败俱伤，后患无穷。同时，由于被拆迁方农民了解情况相对较少而处于弱势，易出现不合理的伤农补 偿结果。如何有效地保护农民合法的财产权，规范农村房屋拆迁行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学理论 问题，而且是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为此，笔者建议：

（一）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在农村房屋拆迁工作中，各 级政府要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树立“善待人民群众”的观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要充分考虑被拆迁的农民群众的可承受能力，及时化解农村房屋拆迁中各种 矛盾，确保农村的社会稳定。

（二）完善现行法律，规范拆迁行为。在宪法修正案已通过的前提下，为防止农村征

地和拆迁工作中的政出多门、政策前后矛盾、补偿标准混乱等现象的出现，应当顺应社会发 展客观规律，尽快对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律的要求，对于涉及农村房屋拆迁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把 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制定出合乎民意的新规定，规范农村征地和拆迁行为。

（三）规范征地拆迁主体，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性质。在拆迁工作中，由于地块的用 途不同，政府所起的作用也应有所区别。征地拆迁权作为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只能由政府行 使，并严格用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经营性项目用地不能启动国家的权力。房屋拆迁立法应将 出于商业目的与出于社会公益目的的拆迁区别开来。

（四）规范政府行为，建设法治和服务型政府。要强化各级政府的法治理念，规范抽 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要构筑失地、失房、失业农民的社会保 障体系，防止“因拆致贫”。借鉴深圳、广州、佛山等地的经验，建立起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 的股份合作制，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价值化，赋予农民永久 性的集体资产股权和分红权利，使农民变成“股民”，建立“以土地换社保”的新机制，建立有 效的农民社会保障安全网络。要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加快中低价商品房的建设，适当提高 拆迁补偿标准，让失房群众买得起房。对拆迁农民中买不起房的特殊困难群体，实行“廉租 屋”制度。要坚决杜绝征地、拆迁工作中的不文明行为，把文明执法和依法行政统一起来，切实履行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五）完善拆

迁程序，加强监督管理。要建立农村征地拆迁的协商机制和司法裁决机 制，把征地拆迁过程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要坚持“两公告一登记”制度，提高征地补 偿安置工作透明度，使被征地农民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实行村务公开，对征地拆 迁补偿安置费的收支、使用情况有农民进行监督，严格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费的结转、收支管 理程序。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源性资产配置的新机制，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要求，推行征地拆迁制度改革，拓宽被征地拆迁农民的安置途径，把征地拆迁补偿安置 落到实处。要建立配套的、完善的司法救济途径，减少人为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和不合理 控制，防止和纠正拆迁中发生的不公正现象，遏制权力进入市场，以健全的司法制度，形成 对农民利益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切实保障和维护农民利益。

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与对策(3)来源： 教育观察杂志 作者：

一是货币补偿方式，货币安置补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屋拆迁一种新的安置方式，通过货币支付形式 把被拆迁房屋户的安置房屋推向市场。补偿费用除了包括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费，土地使用权外，还应包 括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经济学者茅以轼认为必须提高现行的补偿标准，他建议应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 再加 10%比较合适。④货币安置补偿标准要以原地搬迁实物安置标准作为测算的主要依据。从价格上给房 屋使用人一次性购房款额应达到本地段安置房的成本价比为合理。对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拆迁人一般应按房屋的安置价格结合成新评估作价补偿，因此拆除自有自用的 私有房屋，拆迁人按上述除一次性货币购房款外还应给一笔拆除房屋补偿费。同时对被拆迁房屋户的这种 一次性货币补偿的“买断”方式，要建立相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保障农民拆迁户应享有的权利。现在白 沙村中村民很多是搞副业养猪，养鸡等等，因此建设了很多设施和建筑，在补偿时应对此部分建筑给予相 应的补偿，同时，由于村民房屋拆迁只是得到一次性的货币补偿，而没有生活保障，因此，当地政府应根 据情况建立起符合村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使村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二是在住房安置时，要坚持让利于民，最大限度地考虑被拆迁人的利益。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 则，想方设法确保被拆迁户拆迁安置后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要注意照顾村中不同需求对象对住房置 换面积的多样性需求。农村房屋拆迁需要取消以户籍及有关条件要求为硬性标准的规定。要根据具体面积 和人数来安排，在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