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债转股实施中的法律失衡分析及重构设想发展与协调

第一篇：关于债转股实施中的法律失衡分析及重构设想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关于债转股实施中的法律失衡分析及重构设想

关于债转股实施中的法律失衡分析及重构设想

作者

樊晓周 李燕毅

摘 要

本文从债转股实施中，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四者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角度出发，分析得出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失去平衡。据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各主体自身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对各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促进债转股的顺利实施。并设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退出市场后，建立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稳定、健康、高效的权利义务的三角平衡模式，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关键词： 债转股 法律失衡 重构

一项政策或者法律本身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同时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如果政策或者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关系分配失衡，或者权责不明确，不能合理平衡规范经济上的收益与风险。那么该政策或者法律背后的经济关系混乱必然导致设计目的的落空，或者至少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一、债转股实施中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失衡分析

目前，国有企业在实施债转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和障碍使得债转股处处受阻，根本上是由于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以下简称AMC）之间的权利义务机制上失去平衡。

（一）国有企业与AMC之间的法律失衡分析

转股企业和AMC之间，转股企业是债转股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不仅缓解了还本负息的压力，负债率下降，资本金也迅速扩大，多数企业很快就实现账面上的扭亏为盈，如果借债转股的机遇，进行资产重组，观念更新，制度完善，应该能大大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而企业在债转股中的代价仅仅是把不高的红利分给AMC一部分。但是，部分企业虽然成为股份制企业，却没有明确的岗位分工，权力责任不明，观念落后，不能及时从市场调研、产品创新、管理科学等实质问题上做文章，又不能积极配合AMC的债权转移、股权转换，排挤AMC在企业的股东权利。这对于本来就有“免费午餐”心理，又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的企业来说，很容易产生不负责任的行为，对AMC的股东利益的实现形成威胁，可能使不良债权有转化为不良股权的危险。

AMC在通过债转股实施以后，原有的债权变成对转股企业的股权，对企业的约束明显降低，实现利益的途径只有获取红利和未来的股权转让，而这个途径赖于股东权利的充分行使。但是根据《意见》，AMC仅仅可以派员参加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却不参加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加上AMC作为新入股东，本身就有信息想对缺乏的不足，这显然不利于AMC实现股东权利。AMC的监督权也没有得到保障，不利于AMC促进企业进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改进。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在AMC退出企业，要进行股权转让时，股权本身存在瑕疵，影响AMC权利的实现，那就不可能达到AMC作为阶段性持股人并最大限度地盘活不良资产的目的。过大的压力（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支持，造成的权利缺陷，必然导致AMC想尽办法逃避责任，低质量完成任务。在债转股实务中，AMC不顾转股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强行合同约定转股企业定期回收股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二）国有商业银行与AMC之间的法律关系失衡分析

“银行通过债转股，把部分不良资产出售给AMC，自己的规模缩小，但是质量提高，抗风险能力增强，同时恢复了银行资产的信用等级”。而不良资产能不能盘活转嫁给了AMC。显然，在债转股的过程中，银行业是债转股的主要收益者之一。但是在债务转移的过程中，银行的义务就是把相关债权的凭证等文件移交。银行的不良资产按账面价值出售，而且出售所获得款项有国家财政担保。而事实上，银行的不良资产在实际价值上远远低于账面价值，由此可见，银行所负的义务比较少，甚至把自身责任也转嫁给了AMC。这种不公平的权利义务关系，对银行来说，也酷似“免费的午餐”，很有可能进一步淡化银行在信贷过程中完善自己的审批监管等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从银行这第一条防线上减少不良资产的再生。而且银行的既得利益大于风险，对于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上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减弱，不利于银行自身制度的完善和应对风险能力的增强。对国有商业银行从长远的竞争力培养极为不利。

AMC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应该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规则自主经营，才谈得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在银行与AMC的不良资产转让过程中，AMC却被要求以远远高出市场实际价值的账面价值来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且在处置这些不良资产时，还要完成国家“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的任务。(同上)这种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对于一个新入的市场主体（内部制度、岗位责任还不明确，而且人才方面资源不足等）来说，能不能完成所谓“目标”是个未知数。这种义务和目标压力过重，权利空间相对狭小，约束机制不明确，责任承担界定不清的情况，把AMC逼上绝路，为了完成指标任务，不得不去寻找一些“捷径”，譬如，简单的企业回购、折价拍卖、串通压价出售等等风险在所难免。银行与AMC这种权利义务的失衡，导致在不利后果上的互相推诿，国有资产面临着大量流失的危险。

（三）国家和AMC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失衡分析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过高的负债率，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迅速增加与国家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密切相关。在债转股的过程中，AMC在债转股对象的选择上，不仅要受推荐，还要通过所谓的审批； AMC在收购不良资产的定价问题上遭到政府干涉；AMC和转股企业的股东权利上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等。更重要的是AMC实行债转股的法律环境相当恶劣：《公司法》对债权投资有所限制，对法人之间最高投资比例有所限制；《担保法》上禁止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的转让；《商业银行法》对金融分业经营的禁止；《证券法》、《票据法》也存在大大小小的限制。虽然，国务院颁布《条例》，相关部门已有各种“文件”和“意见”，但是大家都明白，法规的效力明显低于法律本身，AMC一旦和相关主体产生法律纠纷，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很难实现自己的应有权益。何况，《条例》等法规和文件只是部分解决了上述法律冲突。那么如何保障债转股目的的如期实现呢？

在这对关系中，国家作为债转股的最终受益者，却不能履行自己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给予“债转股”和AMC一个合理的法律地位和相关权利，却仅仅的抓住某些行政权力不放，给一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AMC要安全有利地从转股企业内退出，从事更多的转股业务，必须有良好的外资和公民的投资环境，目前内

需不足，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不能得到应有的满足，不会对股票市场产生太大兴趣。这对于AMC所持有股权的出售、拍卖、上市都形成障碍，而这些都是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权责不明确、体制不健全，激励与约束关系不平衡，以及市场主体权得不到保障，都是国家在债转股过程中应尽的义务。而实际国家恰恰忽视了这些义务，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二、债转股实施中法律平衡的重构设想

既然法律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失去平衡，其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关系必然需要重新调整，而这种经济关系的有序化却反过来依赖于法律的修改和健全。

（一）国有企业和AMC之间法律平衡的重构

在国有企业和AMC的关系方面，国有企业在接受债权转化的股权后，按照《公司法》等依法进行股份制改制（原为股份制企业增设新股权），应该以市场为导向，注重产品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外部权责明确，脱离国家行政控制。确立品牌竞争的观念，开拓市场，提高本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明确企业与股东关系，为股东的最大利益负责，而不是对主管部门负责。明确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以及企业于其他组织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积极履行义务，建立自身良好的市场信誉。

AMC方面，积极争取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尤其在股东决策、人事任免、资本运营与监督问题不能放松，争取转股公司能够在扭亏为盈的基础上，实现利润的进一步增长，同时积极履行作为股东的义务。促进企业在市场中的安全运营，不能随意抽逃资金，对AMC来说，不能强加给企业威胁企业正常发展的回购任务等。促进企业完善内部产品的换代升级，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保证所持股份的质量和竞争力，使所持股份增值。在AMC退出企业时，不仅能够保证企业良性发展，还可以为股权顺利转让准备条件。AMC应该慎重选择股权的转让对象，确保自己退出以后，转股企业能够良性发展。

（二）银行和AMC之间的法律平衡重构

银行和AMC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也应该建立合理、平衡、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银行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应该如实提供所转不良资产的有关情况，比如债务人的资产状况、担保情况、信誉情况等，以便准确评估转让不良债权的真实市场价值，为AMC处理该债权相关的不良资产作充分的准备。银行不能把自己的“呆账”、“坏账”等超

出相关文件和法律规定的“不良资产”之外的债权危机转嫁给AMC。在AMC对有关银行发行债券的问题上，严格按照《证券法》等施行。同时完善银行自身的信贷风险防范机制，明确内部治理结构中各自的法律责任。防止不良资产的再生。积极配合AMC对不良资产的盘活，给予尽可能的专业帮助。

AMC在不良债权的转移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市场规则和有关法律收购的不良债权，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故意压低转不良资产的转让价格，损害银行利益。保证不良债权评估过程中的信息真实，中介机构的费用按照法律法规与银行协议分担。债权转让过中的风险承担应该遵照民商法中有关风险的划分规定。AMC有自主处分所得债权的权利，比如追偿、重组、转股、上市等处置形式，但不能在此过程中损害银行的相关利益。银行与AMC之间各行其权，各尽其职，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市场平衡关系。

（三）国家和AMC之间法律平衡的重构

目前，针对有关AMC在法律在效力上不能对抗相关法律的尴尬境地，应尽快制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为阶段性特别法，使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解决AMC自身在债转股中的制度性法律障碍。为了协调在债转股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其他的法律冲突，制定特别时期的《债转股特别法》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与风险冲突。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应该有权更根据市场规则运作，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不良资产收购和股东权利行使的问题上，遵循市场统一定价原则，不受干涉。针对AMC从事业务比较广，工作任务量大的特点，给予AMC自主的用人权，并制定合理的用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保证AMC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同时，国家应尽快解决资本市场上的法人股和国有股的合理流通问题，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国民参与股票市场，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尤其是有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外资和民间资本，为长远盘活资本提供有利条件。促进证券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为AMC的顺利退出做准备。再者，尽快明确AMC中各个岗位的责任以及监督制度，防止相互推诿，无人负责的局面。

在债转股过程中，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AMC之间实现权利义务上的平衡和良性运转，实现债转股两大目标的同时，为AMC退出以后，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的经济能够保持健康、稳定、高效等三角平衡关系做准备。

参考文献：

(朱建成，债转股的风险与规避，《发展论坛》2000.10)

(刘秉升，中国现阶段债转股的法律环境思考，《海南金融》，2000.10)

(范新成，债转股的风险及其防范，《统计与决策》，2000.07)

(彭真明、文杰，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定性，《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02)(孔翔翎，债转股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浅议，《法律适用》，2000.03)

——本文发表于《中外社科论丛》2006年第6期

第二篇：解析关于债转股实施中的法律失衡分析及重构设想

关于债转股实施中的法律失衡分析及重构设想

关于债转股实施中的法律失衡分析及重构设想

作者

樊晓周 李燕毅

摘 要

本文从债转股实施中，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四者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角度出发，分析得出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失去平衡。据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各主体自身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对各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促进债转股的顺利实施。并设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退出市场后，建立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稳定、健康、高效的权利义务的三角平衡模式，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关键词： 债转股 法律失衡 重构

一项政策或者法律本身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同时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如果政策或者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关系分配失衡，或者权责不明确，不能合理平衡规范经济上的收益与风险。那么该政策或者法律背后的经济关系混乱必然导致设计目的的落空，或者至少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一、债转股实施中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失衡分析

目前，国有企业在实施债转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和障碍使得债转股处处受阻，根本上是由于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以下简称AMC）之间的权利义务机制上失去平衡。

（一）国有企业与AMC之间的法律失衡分析

转股企业和AMC之间，转股企业是债转股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不仅缓解了还本负息的压力，负债率下降，资本

1金也迅速扩大，多数企业很快就实现账面上的扭亏为盈，如果借债转股的机遇，进行资产重组，观念更新，制度完善，应该能大大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而企业在债转股中的代价仅仅是把不高的红利分给AMC一部分。但是，部分企业虽然成为股份制企业，却没有明确的岗位分工，权力责任不明，观念落后，不能及时从市场调研、产品创新、管理科学等实质问题上做文章，又不能积极配合AMC的债权转移、股权转换，排挤AMC在企业的股东权利。这对于本来就有“免费午餐”心理，又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的企业来说，很容易产生不负责任的行为，对AMC的股东利益的实现形成威胁，可能使不良债权有转化为不良股权的危险。

AMC在通过债转股实施以后，原有的债权变成对转股企业的股权，对企业的约束明显降低，实现利益的途径只有获取红利和未来的股权转让，而这个途径赖于股东权利的充分行使。但是根据《意见》，AMC仅仅可以派员参加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却不参加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加上AMC作为新入股东，本身就有信息想对缺乏的不足，这显然不利于AMC实现股东权利。AMC的监督权也没有得到保障，不利于AMC促进企业进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改进。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在AMC退出企业，要进行股权转让时，股权本身存在瑕疵，影响AMC权利的实现，那就不可能达到AMC作为阶段性持股人并最大限度地盘活不良资产的目的。过大的压力（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支持，造成的权利缺陷，必然导致AMC想尽办法逃避责任，低质量完成任务。在债转股实务中，AMC不顾转股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强行合同约定转股企业定期回收股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二）国有商业银行与AMC之间的法律关系失衡分析

“银行通过债转股，把部分不良资产出售给AMC，自己的规模缩小，但是质量提高，抗风险能力增强，同时恢复了银行资产的信用等级”。而不良资产能不能盘活转嫁给了AMC。显然，在债转股的过程中，银行业是债转股的主要收益者之一。但是在债务转移的过程中，银行的义务就是把相关债权的凭证等文件移交。银行的不良资产按账面价值出售，而且出售所获得款项有国家财政担保。而事实上，银行的不良资产在实际价值上远远低于账面价值，由此可见，银行所负的义务比较少，甚至把自身责任也转嫁给了AMC。这种不公平的权利义务关系，对银行来说，也酷似“免费的午餐”，很有可能进一步淡化银行在信贷过程中完善自己的审批监管等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从银行这第一条防线上减少不良资产的再生。而且银行的既得利益大于风险，对于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上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减弱，不利于银行自身制度的完善和应对风险能力的增强。对国有商业银行从长远的竞争力培

养极为不利。

AMC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应该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规则自主经营，才谈得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在银行与AMC的不良资产转让过程中，AMC却被要求以远远高出市场实际价值的账面价值来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且在处置这些不良资产时，还要完成国家“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的任务。(同上)这种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对于一个新入的市场主体（内部制度、岗位责任还不明确，而且人才方面资源不足等）来说，能不能完成所谓“目标”是个未知数。这种义务和目标压力过重，权利空间相对狭小，约束机制不明确，责任承担界定不清的情况，把AMC逼上绝路，为了完成指标任务，不得不去寻找一些“捷径”，譬如，简单的企业回购、折价拍卖、串通压价出售等等风险在所难免。银行与AMC这种权利义务的失衡，导致在不利后果上的互相推诿，国有资产面临着大量流失的危险。

（三）国家和AMC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失衡分析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过高的负债率，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迅速增加与国家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密切相关。在债转股的过程中，AMC在债转股对象的选择上，不仅要受推荐，还要通过所谓的审批； AMC在收购不良资产的定价问题上遭到政府干涉；AMC和转股企业的股东权利上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等。更重要的是AMC实行债转股的法律环境相当恶劣：《公司法》对债权投资有所限制，对法人之间最高投资比例有所限制；《担保法》上禁止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的转让；《商业银行法》对金融分业经营的禁止；《证券法》、《票据法》也存在大大小小的限制。虽然，国务院颁布《条例》，相关部门已有各种“文件”和“意见”，但是大家都明白，法规的效力明显低于法律本身，AMC一旦和相关主体产生法律纠纷，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很难实现自己的应有权益。何况，《条例》等法规和文件只是部分解决了上述法律冲突。那么如何保障债转股目的的如期实现呢？

在这对关系中，国家作为债转股的最终受益者，却不能履行自己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给予“债转股”和AMC一个合理的法律地位和相关权利，却仅仅的抓住某些行政权力不放，给一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AMC要安全有利地从转股企业内退出，从事更多的转股业务，必须有良好的外资和公民的投资环境，目前内需不足，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不能得到应有的满足，不会对股票市场产生太大兴趣。这对于AMC所持有股权的出

售、拍卖、上市都形成障碍，而这些都是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权责不明确、体制不健全，激励与约束关系不平衡，以及市场主体权得不到保障，都是国家在债转股过程中应尽的义务。而实际国家恰恰忽视了这些义务，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二、债转股实施中法律平衡的重构设想

既然法律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失去平衡，其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关系必然需要重新调整，而这种经济关系的有序化却反过来依赖于法律的修改和健全。

（一）国有企业和AMC之间法律平衡的重构

在国有企业和AMC的关系方面，国有企业在接受债权转化的股权后，按照《公司法》等依法进行股份制改制（原为股份制企业增设新股权），应该以市场为导向，注重产品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外部权责明确，脱离国家行政控制。确立品牌竞争的观念，开拓市场，提高本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明确企业与股东关系，为股东的最大利益负责，而不是对主管部门负责。明确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以及企业于其他组织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积极履行义务，建立自身良好的市场信誉。

AMC方面，积极争取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尤其在股东决策、人事任免、资本运营与监督问题不能放松，争取转股公司能够在扭亏为盈的基础上，实现利润的进一步增长，同时积极履行作为股东的义务。促进企业在市场中的安全运营，不能随意抽逃资金，对AMC来说，不能强加给企业威胁企业正常发展的回购任务等。促进企业完善内部产品的换代升级，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保证所持股份的质量和竞争力，使所持股份增值。在AMC退出企业时，不仅能够保证企业良性发展，还可以为股权顺利转让准备条件。AMC应该慎重选择股权的转让对象，确保自己退出以后，转股企业能够良性发展。

（二）银行和AMC之间的法律平衡重构

银行和AMC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也应该建立合理、平衡、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银行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应该如实提供所转不良资产的有关情况，比如债务人的资产状况、担保情况、信誉情况等，以便准确评估转让不良债权的真实市场价值，为AMC处理该债权相关的不良资产作充分的准备。银行不能把自己的“呆账”、“坏账”等超出相关文件和法律规定的“不良资产”之外的债权危机转嫁给AMC。在AMC对有关银行发行债券的问题上，严格

按照《证券法》等施行。同时完善银行自身的信贷风险防范机制，明确内部治理结构中各自的法律责任。防止不良资产的再生。积极配合AMC对不良资产的盘活，给予尽可能的专业帮助。

AMC在不良债权的转移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市场规则和有关法律收购的不良债权，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故意压低转不良资产的转让价格，损害银行利益。保证不良债权评估过程中的信息真实，中介机构的费用按照法律法规与银行协议分担。债权转让过中的风险承担应该遵照民商法中有关风险的划分规定。AMC有自主处分所得债权的权利，比如追偿、重组、转股、上市等处置形式，但不能在此过程中损害银行的相关利益。银行与AMC之间各行其权，各尽其职，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市场平衡关系。

（三）国家和AMC之间法律平衡的重构

目前，针对有关AMC在法律在效力上不能对抗相关法律的尴尬境地，应尽快制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为阶段性特别法，使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解决AMC自身在债转股中的制度性法律障碍。为了协调在债转股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其他的法律冲突，制定特别时期的《债转股特别法》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与风险冲突。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应该有权更根据市场规则运作，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不良资产收购和股东权利行使的问题上，遵循市场统一定价原则，不受干涉。针对AMC从事业务比较广，工作任务量大的特点，给予AMC自主的用人权，并制定合理的用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保证AMC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同时，国家应尽快解决资本市场上的法人股和国有股的合理流通问题，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国民参与股票市场，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尤其是有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外资和民间资本，为长远盘活资本提供有利条件。促进证券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为AMC的顺利退出做准备。再者，尽快明确AMC中各个岗位的责任以及监督制度，防止相互推诿，无人负责的局面。

在债转股过程中，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AMC之间实现权利义务上的平衡和良性运转，实现债转股两大目标的同时，为AMC退出以后，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的经济能够保持健康、稳定、高效等三角平衡关系做准备。

参考文献：

(朱建成，债转股的风险与规避，《发展论坛》2000.10)

第三篇：厦门市实施行政许可若干规定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厦门市实施行政许可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许可法)，规范我市行政许可行为，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市实施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许可实施机关)。

第三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法律、法规及本规定实施行政许可。

第四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制定许可实施办法，并按经审查公布的许可实施办法实施行政许可。

市政府已公布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不得实施。

第二章 实施程序

第五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对其实施的每一项行政许可拟定许可实施办法送本级政府办公厅(室)审查公布。

第六条 许可实施办法应根据许可法的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

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包括以下内容：

(一)行政许可内容;

(二)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三)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四)行政许可条件;

(五)申请材料;

(六)申请表格;

(七)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

(八)行政许可决定机关;

(九)行政许可程序;

(十)行政许可承诺时限;

(十一)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十二)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

(十三)收费依据及标准;

(十四)年审;

(十五)申请人办理许可过程中的救济权利;

(十六)行政许可受理时间、地点、监督机构及公示网站。

第七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将其实施行政许可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全文公布，并允许公众免费下载。

第八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设立统一对外的受理服务窗口，方便许可申报。

第九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当根据实施办法编印行政许可申办指南，在本机关网站、受理服务窗口公布，便于申请人了解相关信息。

第十条 许可实施机关向申请人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表格等，不得收取工本费、资料费等任何费用。

许可实施机关应允许申请人使用复印的或者从本机关公众信息网站下载的符合规格的行政许可申请格式文本、表格等。

第十一条 申请人向许可实施机关递交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许可实施机关无论是否受理许可申请，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或向申请人发送电子凭证。对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第十二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根据实施办法中的申请材料目录审查申请人提出的许可申请，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超出申请材料目录的其他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场办理受理手续。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场或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人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场办理受理手续。

许可实施机关提出补正要求，应出具盖有许可实施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十三条 许可实施机关审查认为申请材料不合格，但可通过修改补正的，应及时在承诺时限内向申请人出具修改意见书，意见书应一次性提出修改意见，并应注明材料修改的合理时间。

申请人修改材料的时间不计算在许可实施机关的承诺时限内。

第十四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严格按承诺的许可时限办理许可事项。

许可实施机关公开承诺的许可时限不得超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许可时限。

第十五条 许可事项涉及许可实施机关多个内设机构的，应确定一个机构牵头办理。

第十六条 一个许可事项由多个许可实施机关实施的，本级政府可指定一个许可实施机关受理许可申请并转告有关机关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也可实行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许可实施机关不得规定有效期限。

第十八条 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许可实施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章 行政许可监督

第十九条 政府行政监察部门(以下简称监察部门)依法对许可实施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进行监察。

第二十条 监察部门对许可实施机关不依本规定制定许可实施办法并报审查及不执行或者擅自更改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的，应当责成其改正，对拒不改正的，按相关行政监察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许可投诉制度，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受理和处理对本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投诉，并在本机关公众信息网站公布受理投诉的机构及电话。

投诉受理机构受理书面投诉的，应当向投诉人出具受理的书面回执。

投诉受理机构应当对投诉进行调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意见书面告知投诉人。

第二十二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履行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向本级政府办公厅(室)报告本机关上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况，包括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申请受理情况、许可结果、申请人投诉或者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及其结果等。该报告应在本机关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布。

政府办公厅(室)负责对许可实施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报告进行分析，对有关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加强对许可实施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和指导。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许可实施机关应严格区分许可、非许可审批和备案的实施程序。

许可实施机关应参照本规定将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非许可审批、备案事项的办理依据、办理材料、办理时限等方面的内容在统一的受理服务窗口公布，并按本规定的受理程序予以受理。

备案事项应对报备材料、备案时间等形式要件符合要求的当场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厦门市实施行政许可若干规定》拟定指引

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的每一项行政许可，均应当根据设定该项行政许可的有关法律规定并按本指引的要求拟定实施办法，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具体依据。

一、许可事项、编号

许可事项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准予其从事的特定活动，因此该项下填写申请准予从事的活动，如企业核准登记、食品生产经营卫生许可、商品房预售许可等。各行政许可机关应根据许可事项的内在联系，对本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科学地排序编号，每一项行政许可编一个号。

二、行政许可内容

填写行政许可的具体事项。如发票使用和管理审批的内容，可填写为：申请使用经营地发票、拆本使用发票、使用计算机开票、批准携带和运输空白发票、自印发票等。如无特别内容，可填写许可事项名称。

三、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填写设定本许可事项的法律、法规、省政府规章的名称以及颁布机关、颁布(修订)日期和条款，条款具体内容可不写。

四、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注明本许可事项有无数量限制，同时注明申请许可的方式，如直接向本机关申请，通过招标或拍卖方式等。

五、行政许可条件

填写行政机关准予申请许可的法定条件或标准，凡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均应予以许可。许可条件应当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并符合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许可条件必须全部逐一列明，具体客观，不得作笼统含糊的规定，不得留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观决断的余地，如规定符合某某法律或法规规定的条件或者有利于经济发展等。对列明的许可条件，应在括号中注明规定该条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颁布机关及颁布(修订)日期和条款，条款具体内容不填;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许可条件的，填写目前实际执行的许可条件，并注明由本实施办法规定。

六、申请材料

要求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必须有法律、法规、规章的依据，并全部逐一列明，不得在办法中保留要求申请人提交行政许可机关规定的其他材料的规定。未列明的申请材料，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或者作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的理由。对要求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在括号中注明规定该申请材料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颁布机关及颁布日期和条款，条款具体内容不填;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申请材料的，填写目前实际要求提交的申请材料，并注明由本实施办法规定。

七、申请表格

注明有无需要申请人填写的申请表格、表格名称以及取得该表格的办法。行政许可机关应当免费提供申请表格，并应在本机关公众网站公开该表格，允许申请人免费下载使用。

八、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

填写受理许可申请的机关。

九、行政许可决定机关

填写最终决定许可的行政机关。如属转报的，应同时填写转报机关。委托实施行政许可的，受委托机关为许可的决定机关，但应以委托机关的名义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十、行政许可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填写申请和作出许可决定的主要步骤、环节。

十一、行政许可的时限

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填写自受理申请之日起至作出是否许可决定的期限，并注明是工作日还是自然日。为了提高办事效率，行政许可机关可填写比法律规定的更短的许可时限，一经填写并公布，行政机关应受该时限规定的约束。

十二、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填写行政机关决定予以许可后需要颁发的证件名称，如批准证书、执照、资格证书、批文、登记证明等。如准许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颁发《公司营业执照》、准许建筑工程开工的颁发《施工许可证》等。行政机关实施检验、检测、检疫后需要在被检合格设备、设施、产品、物品上加贴标签或者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的，应填写需要加贴的标签或加盖的印章名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有许可有效期限的，许可证件上或标签名册、印章上应注明有效期限。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有效期限的，许可证件上或标签名册、印章上不应规定有效期限。

十三、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填写予以许可的决定对申请人产生的法律效果，如领取《公司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领取《施工许可证》后方可进行工程施工。

十四、行政许可收费

填写本项许可是否收费，凡是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一律不得收费。

十五、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

填写本项许可是否有年审或年检，有年审的，应列明年审的办法。

十六、申请人办理许可过程中的救济权利

明确告知申请人其在办理许可过程中享有那些救济权利，例如：

1、当事人在申请行政许可的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与申辩权;

2、当事人在申请行政许可的过程中，依法享有要求许可部门组织听证的权利;

3、当事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许可部门予以说明理由;

4、当事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5、许可机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时，当事人因此遭受财产损失，有权依法提出补偿;

6、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7、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当事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应同时履行《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的义务;维护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维护行政机关的法定许可权利和正常的行政许可秩序。

十七、行政许可受理地点、时间、监督机构及公示网站。

例如：厦门市工商局《企业集团设立变更注销登记》许可事项

(1)办理机构的地址、联系电话

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大厅：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43号

咨询电话：2232402

(2)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5：00-17：00(夏)14：30-16：30(冬)，周三下午内部学习不对外。

(3)监督机构：

厦门市工商局纪检监察室

地址：厦门市湖滨南路43号

联系电话：2202922

(4)公示公开网站：

厦门市政府网站：www.xiexiebang.com

厦门工商红盾网站：www.xiexiebang.com

发布部门：厦门市政府 发布日期：2005年11月02日 实施日期：2005年11月02日

第四篇：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发展与协调（写写帮整理）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

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

--关于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的思考 刘 峥

近年来，关于法解释的著述颇多，但主要是从学理角度探讨法解释的历史延革、学说源流、价值取向和方法模式等问题。而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而言，从制度层面上来规范司法解释，以构建司法解释体制更具实务价值。

司法体制改革之要义乃司法独立，司法解释权的设立正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表现；司法改革终极目标是司法公正，司法解释权的正当行使实为司法公正之保障。因此，从一定程度而言，司法体制改革乃重构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之契机，司法解释体制如何构建亦为司法体制改革纵深程度的标尺。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司法解释现状的分析，以司法改革为依托，探求规范司法解释的最佳途径。

一、学理背景：司法体制、司法解释体制、司法解释的基本界定

司法体制是指国家司法权配置的范围以及行使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的职权划分及其相互关系。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司法体制是由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和行使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分别行使国家司法权的司法组织制度。

司法解释体制是指司法解释权的授予范围及作为司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及各解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根据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简称1981年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据此，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解释主体，以审判权和检察权为限分割司法解释权，解释内容为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

显然，在有效法律文本上建立的司法解释体制与我国现存司法体制具有一致性或者说重合性。由此可见，司法体制实为司法解释体制的基础，对后者的主体、内容、权限具有决定意义。司法体制是司法权配置的结果状态，而司法解释权乃司法权之附属，司法解释体制是在司法权一级配置之后进行的再次配置或称二级配置。二级配置只能够在一级配置的范围之内进行，如二者重合不能，即会形成制度对司法实践的阻却和制约。而司法解释权利具体行使，理应在司法解释体制内运行。因此，司法解释的界定应该是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1。但实践及学理界对此概念已有较大突破。实践中，非正当主体如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非司法机关等行使司法解释权已呈正当化趋势；正当主体间权限交叉导致解释冲突也屡见不鲜。

在学理上，对司法解释的定义至今歧见纷呈。溯及本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从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的约束性、司法解释体制对司法解释活动的规范性而言，司法解释逾规现状是对法定体制的侵害，会导致其合法性缺失及司法权虚置。但是，如果司法权的一级配置存在不合理状态，或称“体制不顺”，其二级配置的合理性即值得怀疑。在异化体制下进行的司法解释规范化自然会有诸多冲突难以解决。就此意义而言，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呈单向制约规范作用，而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则会呈现互动发展的客观情态。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司法解释规范化是对司法解释主体、权限、程序等进行规制，而这些内容即为司法解释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寻求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历程中，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构是必由之路。

二、当代中国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及法理诠释

自1979年以来，我国进入立法的蓬勃发展时期，司法解释也相应日趋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仅1978年至1993年15年间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就相当于过去30年所作的司法解释总和的近两倍2。与之相辉映的是有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活动和学理研究也相应启动。自建国至七十年代末期的长期实践中，司法解释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但其内容主要属政策法律化的范畴，在主体、程序、解释权限上也一直处于无序状态。随着1981年决议的出台，对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下称1955年决议)进行修正，使司法解释的主体、权限得到初步明确。至1996年12月9日最高检察院发布实施《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下称1996年《暂行规定》)；1997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发布并于1997年7月1日施行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下称1997年《若干规定》)，分别对检察解释和审判解释的程序进行规范。以1981年决议为基础，结合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述规定，司法解释主体得以扩展，解释权限被加以区分，解释程序也趋于规范，当代中国司法解释体制初步建立，司法解释活动呈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态势。但不可讳言，在有效法律文本构建下的司法解释体制不仅未使司法解释的有序状态日趋合理，其异化甚至对文本的背离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却日益明显。学理研究对此予以关注，但主要是针对如何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使司法解释规范化，忽略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解释能否规范化。由此，中国当代司法解释呈现理论研讨与立法实践、司法实践与法律文本相悖的局面，司法解释规范化陷入困境。

(一)主体正当性危机

1981年决议明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为我国司法解释法定主体，司法解释主体二元格局由此确定。非司法机关不具司法解释权，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也非正当主体。司法解释权的垄断性与专属性为公众接受，但实践中，行使司法解释权的主体不适格现象比比皆是。非正当主体正当化与正当主体非正当化现象引发主体正当性危机。具体表现如下：

1法定主体的非正当性内核。主要是针对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一元主体地位而言。自1981年决议出台，最高检察院始享有司法解释权并单独或参与制作印发了大量司法解释文件。对检察权性质乃司法权的认同和接受检察机关为司法机关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权能行使上的交叉甚至对抗导致司法程序延宕、法律适用不一等弊端，法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最高检察院的地位正当性问题并形成诸多观点。否定说认为，从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将司法解释权统一于最高审判机关乃世界通行做法；而最高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自已解释法律又自己进行监督，会致监督流于形式；“两高”同时行使司法解释权以及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入都会导致政出多门3。肯定说也有两种代表性倾向，其一认为以法律监督权来否定司法解释权不合逻辑，因为二者具正确实施法律之共同目的，不具根本对抗性；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相互冲突以及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入问题可通过“两高”联合进行司法解释来解决。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主体地位不仅合法，还应进一步强化。4另有学者虽肯定最高检察院的正当解释主体地位，但主张其解释权限应被限定在刑事司法解释或部分刑事程序法解释权，即对现行法定权限内容加以限制，以顺乎检察权自身职能的内在要求。5

由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制引发的学术争论中，否定说显然倾向于在司法权重新配置状态下取消最高检察院的一元主体资格，而肯定说主张在现有司法体制内以程序整合消弥冲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行使侦查权和公诉权的职能部门，如被授予司法解释权，其所作司法解释应具普遍约束力，包括适用于审判机关裁判具体案件。而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解释置之不理现象时有发生，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制导致的这一现象根本背离了法制社会对司法统一的要求。其次，我国的司法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解释体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一种经验性事实而非预先设计的结果。如不顾这一事实而仅从法理逻辑上讨论最高检察院主体正当性，其主张可能会与事实根本违背，成为“历史中的聪明人和实际中的傻瓜”。将司法解释权统一归于最高法院行使应是理性的终极目标，而渐进完善过程中，笔者赞成通过解释权逐步限制和程序规制来达到目的。对此，下文将在规范化途径中作深入论述。

2非正当主体的“合法”存在。这主要是：

1非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如在1980年至1990年10年间，最高法院共制发152个刑事司法解释，其中有62个是与没有司法权的单位联合制发的。6由众多不具备法定司法解释主体资格的机关7参与制定司法解释，使司法解释内容上带有严重部门利益倾向，解释形式也缺乏严肃性，甚至出现违法司法解释。如1998年11月15日国务院某部就《价格管理条例》有关行政诉讼溯及力的问题规定，“人民法院对《价格管理条例》颁布前有关案件当事人的起诉，依法不予受理。”此内容直接触及法院的受案范围，并对司法程序进行限制解释。

2下级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拥有一定的司法解释权。在1981年决议等法律文件中皆明确规定，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非司法解释正当主体；1987年3月31日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下简称1987年批复)，亦再次强调“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不应制定。”但司法实践中，下级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的现象使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由法定一级制表现为多级制的实态。对此现状，反对者认为司法解释只能归于最高司法机关，这是司法权独立与统一的要求8；认可者则认为法律解释的意义在于适用法律。将法律解释从法律适用中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应给予其合法生存空间9。认可者中还有从司法解释与法律具体适用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认为司法解释即为法官适用法律之解释，因此，法官也应成为合法的法律适用解释主体10。

笔者认为，反对者的主张失于单薄。以审判解释为例，在实践中，地方司法机关进行的适用解释或称地方司法解释不仅大量存在且具准法律性质。如1998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及公安部联合制定《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盗窃罪的具体数额标准，并分别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备案。”另外，地方法院作为法律的具体适用者，如禁止其解释法律即会造成报请上级或有权机关解释频繁发生，导致一、二审合一，上诉审流于形式，既不合司法程序公正精神，也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由此，这种一级体制导致的司法审判领域的法律解释权垄断与法律适用主体多级性并不协调，违反法律适用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

(二)解释权限界定不当

这主要指二元主体间的权利分割。1981年决议将司法解释分割为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规定意在厘清二元主体间的解释权限，但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却屡受冲击，其具体表现为：

1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内容上的冲突。如最高法院1995年8月10日《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这显然是对《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应当抗诉的范围进行限制，与检察机关抗诉权形成竞合。

2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的效力冲突。1981年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此表述说明，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具有双向约束力，但司法实践中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效力只及于本系统之内。当两机关对同一法律问题存在分歧时，便会各自颁发解释，从而引发司法无序。如最高检察院于1990年、1992年分别制定《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64条的暂行规定》和《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工作暂行规定》，对行政、民事抗诉审级问题进行解释，明确“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最高法院对这一问题未作相应解释，而实践中大多数法院拒不接受同级检察院提出的民事、行政诉讼抗诉案件或以各种形式交由原审法院再审，限制了最高检察院该项解释效力的发挥。

另外，因司法解释权限界定不当还造成对司法权的不当介入问题，这主要指行政法规与地方法规的解释权。其中，关于地方法规的解释权，1981年决议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即司法机关无权对地方法规行使解释权。同时，根据1986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规定，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在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本行政区域内案件时可以法律文书中予以引用。可适用却不可解释，显然不合逻辑。在肯定地方法院具有一定司法解释权时，将对地方性法规的解释增列为司法解释权内容，符合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依存关系。1981年决议未对行政法规解释作出规定，在实践中通行做法是由行政主管部门承担。1993年3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确定行政法规“本身需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问题”由国务院作出解释，而具体应用仍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行政法规也是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制作中可引用的规范性文件，所以这一剥离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的规定与上述有关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规定一样，既不合法理，又会因部门利益不同而造成地方行政法律割据和司法功能残缺。

(三)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

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主要包括司法解释的生效、失效时间及其援引力等内容。对于司法解释生效时间，1997年若干规定第11条明确司法解释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发布日期为生效日期，改变了过去生效标准不一的情形；对于司法解释失效时间，该规定沿袭自动失效原则，即“在颁布了新的法律，或在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此规定过于笼统，仍应辅之以及时清理、编纂及声明，使适用已失效的司法解释或放弃适用实际效力仍存的司法解释的实效混乱局面得以根除。

至于司法解释的援引力，即可否在裁判文书中引用问题，实践中看法不一，最高法院也先后作了不同规定。1986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贯彻执行各种法律的意见以及批复等，应当遵照执行，但也不宜直接引用。”因此直至目前，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公开引用司法解释的甚少。对此，有观点主张司法解释仅是如何适用法律的解释，本身不是法律，自不应同法律并列为裁判的根据。如果在裁判中直接引用司法解释，可能会造成以解释代替法律的后果。另有观点认为，由于客观上有些司法解释乃法律漏洞之补充，依之定案的文书如不引用该解释，则使裁判失去了依据。而且既然司法解释是公开的，允许文书引用可使当事人全面了解裁判理由，从而利于法制宣传、减少无谓上诉与申诉，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至1989年9月14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执行〈通告〉的若干问题的答复》第4条规定：凡依《通告》从宽处理的案件，在司法文书中可以写明：“鉴于被告能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投案自首或坦白交待罪行，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被告人做出从宽处理的决定。”

1993年5月6日最高法院印发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最高法院关于具体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各级人民法院必须遵照执行，并可以法律文书中引用。”1997年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相；援引司法解释作为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应当先引用适用的法律条款，再引用适用的司法解释条款。”综观上述规定，司法解释能否被裁判文书援引的问题仍未真正解决。虽然相对于1986年的最高法院批复而言，后来的法律文本放松了限制，但是以下问题仍无答案：

第一，1997年《若干规定》与1993年《会谈纪要》相比，所指司法解释范畴是否同一?如是，则所许可引用的只能为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检察解释的援引缺失；第二，1997年《若干规定》限制司法解释的引用条件，则补充法律漏洞的司法解释(即无“有关法律条款”时)，其能否引用又如何引用?上述一系列法律文本并未使司法解释援引力真正明晰。

(四)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失谐

所谓抽象解释，指作出解释不是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也非针对具体案件，而就普遍应用法律问题作出系统的具有规范性的司法解释。具体解释与之相对，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针对具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后者显然更接近司法解释的目的：将抽象法律适用于多变化社会关系的导入作用。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虽有很大自由裁量权，但不得脱离具体案件抽象地解释法律或抽象地去制定类似于法律形式的规范。在大陆法系国家，抽象解释被更为严格地限制。抽象解释呈现的法律创制倾向使人们怀疑抽象解释是解释还是立法，是否对立法权有所超越。综观我国司法解释活动，大量存在以贯彻或实施某一法律的意见/规定/办法为由，脱离原法律文本进行的解释，其内容与被解释的对象间存在实质差异。究其成因，源自历史惯性与制度缺陷的相互作用。我国司法解释的发展源于1979年以后这一时期剧变的社会关系与速成立法所导致的法律即时性与立法粗糙。社会关系的急速变动与日趋复杂，使法律的发展面临诸多具对抗性的要求。如一个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依赖于大量地制定法律和规则；而社会转型的现实又要求现行的法律保有足够的弹性，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

同时，立法过程中域外经验与本土经验的冲撞也会产生法律与现实的不和谐。凡此种种情态，客观上为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保留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而司法解释作为矫正、弥补成文法立法局限性的有效形式，在立法技术粗糙所致立法不完善、法条过于原则而可操作性差时，可通过细化抽象法律条文以适于操作，亦可通过创制性的解释对立法疏漏补白，从而在法律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起到立法先导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不仅是阐释法条，同时还带有创制法律的色彩。历史惯性之外，抽象解释未顺应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退居次位还有着制度上的原因，主要是：

1司法解释条件过于抽象。司法解释条件是指司法解释主体在何种情形下才能作出司法解释，此亦为司法解释权正当行使条件。1981年决议只笼统规定司法解释是针对“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最高法院1997年《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其表达相对于1987年决议无任何细化。

2一级解释体制下的解释权高度垄断导致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分离，使司法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于具体案件的审判过程并针对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从而使司法解释更多地表现为带有立法意味的抽象解释。

此外，法定法律解释规则的缺位，使司法解释的制定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随意性极大。司法解释内容表述上，存在说理不透彻、论证不充分、推理不严谨的情形。既冠以“解释”之名，阐释性的说明以细化抽象条文乃其当然风格。而实际上，因“解释”的表述抽象而导致理解困难，从而出现下级法院对司法解释如何理解和适用进行请示的尴尬局面。

综上，我国当前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根源于司法解释体制失衡。除上述制度上的原因外，现实困境的成因中还存在技术原因和司法理念滞后的情形。在技术层面上，首先，长期存在的观念认为司法解释是一种重要司法权力，而忽略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手段，其技术存在或者说不同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样重要，以致法解释方法单一。随着法解释理论研究的深入，解释方法的恰当运用既提高文本可操作性，又有利于司法解释规范化系统化，扩充司法解释的生存空间。其次，立法文件疏于界定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的效力层次以及各不同司法解释的效力等级，也是解释效力混乱的原因。在司法理念方面，出于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而为的具体解释所致解释权滥用使用体解释效力受损，也使司法解释权垄断为解释主体倚重；司法独立观念淡漠使司法解释受制于行政规章、地方立法的情形大量存在。以制度失衡为主，辅之以技术单一与观念滞后是我国司法解释现实困境的原因，也是制约司法解释规范化的主要障碍。

三、司法解释规范化及其途径

前文述及，司法解释现状中诸多弊端内生于现行司法解释体制，故体制的改革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第一要义。因为，“就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包括司法解释制度来说，无视其在总体构架上存在的问题，仅仅局限于对现行做法进行清理并使之规范化，意义毕竟有限。而且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将现状包括不合理的现状固化。”所以探讨司法解释规范化具体途径之前，观念上的准备实为必要。司法解释规范化是伴随司法改革与完善法制建设而生的命题，但现实中包括许多法官在内的人们对于司法改革的理解都处于一个肤浅层面，甚至是错误的思路。实践中有关法律解释整合性概念与规则的缺乏，学理研究的尚不充分都将制约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体系化、制度化。更新司法观念、明确司法解释工作指导思想和司法解释工作的原则，是观念更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具体规范化设想得以接纳的基础。

第五篇：股票发行与上市法律代理合同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股票发行与上市法律代理合同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在_____市签署：

1.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路_____号

电话：____________传真：_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_

2.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乙方)地址：___________市 ___________路 _____号电话：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____

鉴于：

1.甲方是依照中国法律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拟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社会公众发行股

票并上市交易;

2.乙方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与中国证券监督审理委员会联合颁发的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资

格证书;

3.甲方现委托乙方代理与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的有关法律事宜，乙方同意接受委托。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1.乙方的工作范围。

1.1 工作范围确定的标准

1.2 工作范围的具体列举

2.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2.1 甲方的主要权利

2.2 甲方的主要义务。

3.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3.1 乙方的主要权利

3.2 乙方的主要义务

4.甲方的声明与承诺

5.乙方的声明与承诺

6.费用

7.违约责任

8.争议的解决

9.合同的终止

10.附则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签字)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 范例

股票发行与上市法律代理合同

第一条 本协议在下述两方当事人之间签订，即：

1.____________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_路_______号

电话：___________传真：___________

邮编： _____

2._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_路______号

电话：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条 甲方是依据中国法律成立的公司，现准备发行A股与上市;乙方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发的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资格证书。第三条 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甲方将此次A股发行与上市的有

关法律事务委托乙方办理。

第四条 乙方的工作范围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司法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及律师事务所资格确认的暂行规定》来确定。

第五条 乙方律师应勤勉尽责，严格执行工作计划，完成工作范围内的下列事项：

1.协助甲方草拟资产重组方案，并提供咨询和论证意见;

2.协助甲方草拟各种申报文件，协助协理有关申报手续;

3.草拟、修订或审核公司章程;

4.协助审核或修订招股说明书;

5.确认甲方主体资格的合法性;

6.协助解决甲方在股份制改组中的税务、物业、资产结构、股权结构等方面涉及的法律障碍;

7.协助起草、制订或审核少数股东权益保障条款和生事对公司及股东的法律责任的条款;

8.协调甲方与有关各方的关系;

9.对甲方在股份制改组、A股发行与上市过程中的重要活动提供法律见证;

10.依法出具各项法律意见书;

11.在本次A股发行与上市后履行持续法律责任;

12.完成甲方委托的本次A股发行、承销、与上市有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第六条 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主要权利

1.甲方可以就第五条所列的律师工作范围的事项向乙方律师咨询;

2.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计划的变化与改变，而建议乙方作出相应地改动;

3.甲方在不影响乙方所制作的法律文书的公正性、客观性的前提下，有权要求乙方对此法律文书的制作情况作出完整、准确的表达;

4.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其接触到的意欲保密的资料和信息不得擅自泄露给第三人;

5.其它权利。

(二)甲方的主要义务

1.甲方应如实向乙方提供其为完成第五条所列事项所需之件资料，并应保证其真实性与完整性;

2.甲方不得向乙方律师作误导性或虚假性的陈述;

3.甲方应按约定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

4.其他义务。

第七条 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主要权利：

1.为完成第五条所列事项，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完整的、真实的文件资料;

2.乙方有权向甲方收取相关费用;

3.其它权利。

(二)乙方的主要义务

1.乙方有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遵守律师职业道德，为甲方勤勉、尽责

地工作。

2.乙方律师对其在工作中所接触的甲方所不欲公开的资料和信息有保密的义务;

3.乙方在保持其工作独立性、客观性的前提下，应服从甲方的总体安排。

4.应当履行的其它义务。

第八条 费用

(一)乙方收取的代理费用总额为人民币_____ 万元。

(二)甲方向乙方分两次支付代理费用：

1.本协议签订后_____日内，支付 _____(百分比)的总费用。

2.乙方全部法律代理工作结束后 _____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的费用。

(三)乙方律师承办委托事项所产生的差旅费、食宿费、通讯费及其他实际费用，由甲方根据有关凭

证予以承担。

第九条 违约责任

(一)以下行为为违约行为：

1.甲方未能提供乙方完成第五条所列事项所需要的文件资料，或者是迟延提供、或者是虚假提供上

述文件资料，足以妨碍乙方的工作过程，为甲方违约;

2.甲方未按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及相关费用，为甲方违约;

3.乙方的工作质量不合格，以致影响甲方本次A股发行与上市工作进行的，为乙方违约;

4.乙方未能完成或迟延完成第五条所列事项的，为乙方违约;

5.甲方或乙方违约终止本协议的执行，为甲方或乙方违约。

(二)违约处理

甲方或乙方存在以上违约行为的，应向对方赔偿代理费的_____(百分比)，而且还应依法给予其它

赔偿。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修改本合同：

1.双方合意;

2.任何一方提供出修改本协议的建议，另一方不反对;

3.因发生不可抗力，合同必须修改;

4.其他情况。

本合同的修改必须是书面的。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终止。

1.有关委托代理工作已完成;

2.甲、乙双方同意终止;

3.因发生不可抗力，合同必须终止;

4.其他情况。

本合同的终止必须是书面的。

第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二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第十三条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____________公司(盖章)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______律师事务所(盖章)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