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党国体制述评

第一篇：263党国体制述评

党国体制述评

党国体制，熟视无睹，官作民赖，习以为常。然而，它却是政体之弊，改革之纲。

一、中外渊薮

党制是社会进步之果，而与国结为一体，并驾驭其上，必然酿成灾难。列宁所建苏联，即是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典型的党国体制。对内镇压，死亡数以千万计；对外扩张，兼并十数国之多。孙中山以俄为师，引进党国体制。1920年声明：“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后又解释，“民智太幼稚”，所以，训政时期，党在国上。蒋介石继承民国，更是党政军一体，军人要为“党国”效劳。党国体制是黑暗腐败之源，本应抛弃，然而，新中国却误入其中。

二、弊在极权

党国体制弊端，在于极权。列宁、孙中山、蒋介石，无一不是极权者。列宁之剑，人人惧怕，其导师普列汉诺夫，只能以“遗言”方式，死后对他批评。孙中山则要求党员，按手印入党，对他本人宣誓“效忠”。蒋介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要求国人对他绝对效忠。

对于“以党代政”，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府机关搁置一边。„„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而当他掌握全国政权之后，也没能避免党国体制。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工农商学兵，党政军一体，实行“一元化”领导。

这种极权体制，导致领袖不受监督，出现严重失误。人民公社、大跃进，造成三年困难时期，死人数以千万计。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十年内乱。

三、催生民主

党国极权体制，为人诟病。民主共和，令人向往。

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两党制，一党台上执政，一党台下监督，相互制约。使民主成为现实，使自由得以保障。

当然，民主不一定照搬，但应有所借鉴。温家宝总理指出政体改革的迫切性，并警告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他呼吁党政分开，司法独立。然而，他没有时间了，已经卸任。况且，政体改革困难重重。

四、步履维艰

政体改革，担心共产党失权。然而，任何一个政党，最终都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只是退出方式不同。实现宪政民主的退出，是最体面的方式。如果说，经济改革是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那么，政治改革就是共产党领导实现宪政民主。

用不着党争，党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一党台上执政，一党台下监督，是最好的方式。美国即是如此，由华盛顿革命集团一党独大，分裂为民主党与共和党。日本的两党制，也是由自民党的一党分化而形成的。越共总书记，也是由党内两派各自选出代表，竞选而出任的。习李当政，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是向着民主制约方式进步。

今后，党国体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2014-1-26

第二篇：党国体制根源（精选）

黄卧云：党国体制探源

发布时间:2011-10-18 09:24 作者:黄卧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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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们通常认为党国体制是“以俄为师”的结果，按照这种解释，该体制就完全是外来之物，外在于中国的历史和环境。不可想象的是，一种外来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一种并不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能够如此适应中国土壤，而且扎根得如此之牢。我们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和发现党国体制的渊源，外来因素顶多只能被视为催化剂的作用。

中国自清朝覆亡后王朝世袭制度结束了，中国政治步入政党政治阶段，但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在1912年和1913年的中国只作了短暂的停留，尔后，完全迥异于西方政党的形态、适宜于中国土壤条件的政党，即军事化政党诞生了，并且由它最终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的面貌，家天下体制也由此演变为党天下体制。

探讨党国体制的起源重要的是探讨中国政党的产生。中国政党脱胎于会党，这应成为理解中国政党的基本事实，两者不但产生于相同的社会基础，共享同一文化传统，而且中国政党的先驱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同盟会，都是以秘密结社的会党形式出现的，被称为新会党。民间的秘密社会如天地会、哥老会、小刀会等会党组织，在清朝数百年间，尤其是乾隆之后，一直极为活跃，其活动遍布于中国南部、西南部和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它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极大地扩散了自己的影响。太平天国时期，会党风起云涌；辛亥革命中，会党举足轻重，它为革命者提供了现成的武装力量，不但是发动起义的重要依靠，并且在颠覆清朝的最后决战时刻大显身手，四川保路运动、武昌首义、湖南和陕西光复，会党的作用和地位都至关重要。而后在共产党领导的农工运动和武装割剧中，会党再一次起到了开路先锋作用。

会党在中国近代极深地介入重大政治事件，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它对中国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使中国政党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当政党成为国家权力的组织者时，国家的政治制度就刻上了它的特色和意志。

二

结社是一种世界现象，人们对结社的需要，不但反映了存在于人类内心中的一种普遍的情感需要，也是社会交往中追求共同利益的需要，但以兄弟结拜的形式结会树党，则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中国家族主义文化的产物。刘、关、张桃源结义，梁山泊的水浒英雄，通过兄弟结拜成为生死与共、一起打江山的核心集团，被传为历史佳话，到了清代，异姓结拜则变得异常活跃。

家族观念支配下的结会树党，使陌生人或非家庭成员通过结拜，创造一种新的家庭关系，也就是创造彼此间的信任关系。

中国传统中的家族主义貌似于西方的集体主义，但它不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也区别于集体主义。一方面它没有个人主义对自由的诉求，另一方面它又没有集体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关注。它关注的核心利益是自我利益。美国学者福山指出，中国人对家庭的依赖，根源在于封建帝王统治下的那种任意的、剥削性的制度，因为只有法治才能在陌生人之间创造信任的基础。在没有法治的环境中，只有在家族成员之间才能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和合作关系。

会党成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流动人口，诸如肩挑负贩、纤夫水手，以及看相算命者，居于社会的最底层。乾隆以后，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水路贩运贸易的发达，人口流动显著增加。但这种流动性并没有带来财富的扩张，而是把更多的人驱赶到社会的边缘，被迫背井离乡寻找生计，他们加入会党以求相互保护。

结拜仪式宣告一个成员进入了“家庭”，因此对入会仪式对会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歃血盟誓是最具意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新入会的成员用针刺破手指，或者杀鸡取血，将血滴入酒中，共饮血酒，同时宣读誓词，如天地会的一份盟书的誓词是这样的：“今夜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如有泄漏根机，含血喷天，全家灭亡。自今既盟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泄于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相济，患难相扶。”

滴血饮酒则对创造家庭关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同时也给当事者制造强烈的心理感受，他们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具有血缘般的特性，牢不可破。当然，这一仪式并不是牢靠的“家庭”纽带，为了进一步强化它的内聚力，每个入会者不但要宣誓效忠组织，遵守誓言，并必须严格遵守秘密会党的制度。它的帮规规定，一旦拜把之后就“不许擅散”，每个人必须始终保持对组织忠诚。帮规规定，入帮之人如果要否认自己是帮中弟子，是犯了欺师灭祖之罪，必须严厉处治，情节严重的用火烧死，轻则责打。

三合会的誓词里规定了成员之间的十分广泛的相互帮助的义务。凡入会之后，“尔父母即是我父母，尔兄弟姊妹即是我兄弟姊妹”，就承担了彼此帮助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资助穷兄弟料理父母的后事，向外来的自家兄弟提供食宿方便，妥善保管兄弟托付照顾的财物，兄弟被人打骂时上去帮忙，如被官兵捉去，其他众兄弟要替他照看家庭老小等等，如有规避义务者，要被追究相应的惩罚，鞭笞，割下耳朵，直至被处死。

对忠诚的绝对要求，是会党追求物质利益和其秘密的性质决定的。一部分成员的不稳定，其他成员的生计和利益就会受到威胁，退出江湖的会员既可能由于告密而出卖兄弟们，也可能由于破坏了组织的稳定性而影响了整体利益。

与法律制度创造的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相比，歃血结盟创造的信任看上去有更加牢靠的纽带，前者建立的信任与合作并不影响各自的自由行动，后者建立的信任与合作却使双方失去了行动自由；前者只要求相对的信任，不妨碍相互之间的适当防范，双方保持着理性的关系，后者要求的团结、合作和信任是绝对的，毫无保留的，因而必须用严厉的强制性措施以保证这种绝对性。

三

基于家族观念的结会树党，必然是一种有着强烈排他性的团体。在家族主义观念中，人们根据同自己的亲疏关系，把人的世界分为内部人和外部人，对内和对外分别采用两套完全不同的待人规则。对内部，对自己人，强调互相帮助，利益共享，不分彼此，亲密无间，纪律严明；对外部人，对陌生人，则会为了自身利益不问青红皂白以强凌弱，以小欺大，利益之争也常常导致家族之间的流血械斗。

帮会组织都灌输“在帮的都是一家人”的观念，而且在会党内部常常实行某种形式的共产供给制，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当一些人以为中国文化是以集体主义为内核，区别于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化时，他们错误的在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实行了“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由公款开支”的共产制。眼前具体的物质诱惑和“有官同做，有马同骑”的物质理想，使秘密结拜组织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有很大而且持久的吸引力。

会党的财富并不来自于生产，而是来自抢劫掠夺，致使会党成员间的互助包含了很强的暴力色彩。卑微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现实，使他们在由官方主导的社会秩序中毫不受人重视，无权无势，而歃血立盟给了他们团结一致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感是他们在加入组织前所没有的，促使他们在从事抢劫、侵夺等暴力犯罪时更为大胆，更加放纵不羁，甚至共同抗击官府。

对于秘密社团的组织和行为特点，研究者杰弗里·亚历山大在其一篇论述市民社会的论文中指出，秘密社团不会建立开放和信任的关系，而是对他人疑心重重。他们会遵从秘密社团中的权威，但对他们的小群体之外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贪婪和自利，并将他们群体外面的人视为敌人。他们建立的内部制度强调粗暴强力而不是法律，强调等级而不是平等，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的，促进的是个人化的忠诚而不是非个人化的责任。

家长制便是秘密会党组织的当然体制。为建立上对下的绝对权威，它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权力机构，组织内论列辈分，实行严格的帮规帮纪。

四

原不过是一些“好事争奇”的无赖少年，后来却在100多年的时间里给大清王朝带来无尽的麻烦，这完全是清政府不曾想到的，因为政府从很早开始就对会党采取极力绞杀的残酷政策，不但下决心要清除秘密组织，连结会“恶习”也要严加根除，以绝后患。但这适得其反。据加拿大研究者王大为得出的研究结论，正是统治者镇压查拿，使得18世纪专事互助和犯罪活动的结拜组织，转而成为19世纪立志反满的秘密会党，是清政府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支它无法扑灭的反对力量，直到王朝覆灭。绞杀者最后被绞杀。

早期会党虽然由于其互助性质还没有惊动朝廷，但会党分子经常不法滋事，扰乱社会治安，挑战正统社会秩序，已使地方官感到有加以整治的必要了，如17世纪80年代，台湾诸罗知县就发布了严禁结拜的告示：“近今以来，（结拜）竟为恶俗，二三少年无赖，好事争奇，动辄焚香酹酒，称哥呼弟，求其贵贱相亡，贫富相恤，忧乐相共，存亡相顾，绝不概见，甚至一言不合，即相仇杀。”该官员进一步分析原因认为，这些人本来只是出于好名好势之心聚集一起，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就会翻脸，甚至大打出手。

中国历朝政府都是禁止民间结社的，它习惯性地把一切不在自己掌控之内的活动均视为对现有政治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是需要坚决取缔的非法组织。顺治初年的刑律中就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兄弟者，鞭一百。”不久后又作了修改：“凡歃血为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异姓结拜均以“谋叛”罪论处。仅仅是一种叫魂的巫术，就导致了乾隆盛世的一场全国性清剿异端的行动，僧人和乞丐成为重点打击和专政对象，孔飞力在其《叫魂》的专著中，为我们展示了清政府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的来龙去脉。按《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该条款后又改为“斩立决”。在统治者看来，这些术士（尽管只是僧人、乞丐）具有“煽惑”人民叛乱的可能和图谋，政府的打击目标继而扩大到所有未经官方许可的祭祀活动。

台湾天地会成员林爽文发起的反叛席卷了整个台湾，招来了清政府此后对会党的严酷镇压。这次事变并非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叛乱，而是一起被动地、仓促应对事态变化的突发性事件。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一样，某一很不起眼的小事引起了一次巨大历史事变。煽起林爽文起事的那只蝴蝶，竟是一个普通农户的家庭冲突。诸罗县的杨文麟对两个儿子（一是收养的杨光勋，一是亲生的杨妈世）厚此薄彼，致使杨光勋心怀怨恨，他于是纠伙组织“添弟会”积蓄力量，接着杨妈世也组织“雷公会”相对抗。很快地方当局就知道了这事，于是派兵捉拿，一些案犯逃逸到林文爽的村里，林于是也成为官兵捉拿的对象，官逼民反的传统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起义军发布告示称：“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以救吾民，特兴义兵，当天盟誓，不仁不义，亡于万刀之下。”

清政府在镇压了林爽闻起义后，开始了大规模的高压清算，四处搜捕天地会成员，从台湾到大陆东南沿海全面追查，几乎到了滥捕滥杀的地步。许多人被处以极刑。天地会成员躲避追杀的过程，也是天地会向外流传的过程。天地会越出其原有的活动范围--台湾、闽南、粤北一带，朝广西、江西、湖南、以及云贵一带扩展，一个原本地方性组织进而成为全国性组织。天地会以外的会党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除了继续武装劫掠，秘密会党活动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嘉庆初年，天地会的盟书、诗歌中出现反清复明的内容，如“转换江山归汉室，明臣公侯李朱洪”，“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力讨江山”。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会党从此“专务攘除胡貉”（章太炎语）。

林爽闻起义是会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一个经济性和互助性组织趋向军事化反叛。

五

会党成员称羡梁山好汉的威风，千军万马的气概，宋江的仁义。会党把自己的反叛赋予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如洪门子弟在一首诗中这样描写自己：“单刀认洪英（洪英，传说中的天地会始祖--引用者），双刀复大明。相逢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从事反清活动要求它更有隐秘性和组织性，以强化军事力量。天地会、三合会采取分房、分省、分部、但各个山堂又独立行事的组织方法，形成既相互联结、便于协调又彼此独立的内部指挥系统。1831年，湖广道的一位官员在奏折中这样写到会党：“其尤可虑者，闻匪徒纠结多年，勾连凡五六省，名曰三合会，人数不可计其极。其党分为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为五房。每房各有头目，以五色分为旗帜„„万一蠢动，一呼百和，六省声气相连，其患不浅。”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天地会为主的秘密会党组织在两广、湖南等地四处蔓延，“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拜台结党„„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由于会党势力很大，处处都有，以致不愿意入会的人或慑于压力，或寻求保护，而不得不加入组织。以秘密会社为中心的农民起义频繁发动，有的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如1847年湖南新宁雷再浩起义，聚集了数千之众，反叛队伍实行五营五旗的军事编制。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中心活动区金田紫金山地区的四周广大范围内，会党起义此起彼伏，有广西天地会连连起义，有与广西相连的湖南西南部接连发生的起义，使清政府应接不暇。在太平天国进军湖南、南京的途中，会党分子大量涌入太平军，使洪杨的队伍迅速得以扩大规模。在太平天国期间，秘密会党在两广的反清活动更是达到了高潮。

洪杨的太平天国被灭之后，会党成为反清的主要力量，它越来越把自己看成是一种政治力量，因而会党的内部管理也趋于严格，比如哥老会就规定严禁窃攘，不害良民，“惟袭劫不义之豪富，与铲除不义之官吏”。会党的与历代农民起义相比，却清代统治者面对的会党要难对付得多。扑灭一次起义往往不难，但要扑灭会党却已不可能。会党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组织形式，一种武装组织形式，作为反正统社会的力量，它与政府的正统力量能够分庭抗礼，以致朝廷“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曾国藩语）。

六

会党从劫掠到夺权和革命的身份转换，是在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时期完成的。

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在第三次参加最低一级的科举考试失败后精神几乎崩溃，经历了一次奇异的、浑浑噩噩的精神幻觉，病情好转之后，他说自己梦见了上帝，在幻觉的启示下皈依了基督教，并在1844年与其好友同时也是远亲的冯云山去广西山区农村传教，在那里他们创立了秘密结社--拜上帝会。此时的广西山区不但反清的天地会（三合会）十分活跃，各种武装团体的暴力活动也盛行一时；两广、湖南等地以秘密组织为中心的反政府斗争进入高潮，1836年到1855年的20年间，这些地区的反清起事达1200多次。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借用了西方“上帝”的名称，但其实质仍是中国的，它采用会党的组织方式，并走向了军事化的道路。拜上帝会的另外几名广西当地的领袖，也都出身低微，已经表现出了勇气和很强的权欲。后来被封为东王的杨秀清是一名烧炭工，从小就成了孤儿，长期的营养不良造成他身材矮小，脸色清白，胡须发黄，但性格倔强，瘦小的躯体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以致于缺少与之相匹配的胸怀。

造反者或革命者号召和鼓动人民不外乎，其一，用眼前的物质利益吸引他们，其二，向他们许诺美好的长远目标。太平军在起事之初就公布了对穷人十分有吸引力的“均产制度”，如清朝官员报告的那样，到处张贴告示，“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天朝田亩制度》更是为民众描绘出了一幅幸福的共产远景图画：“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

革命者通常还要为社会建立新的道德标准。为了表明新政权比它要推翻的那个社会更优越，随着新社会的降临，人民将奉行严格的道德生活。太平军既然发布檄文历数满人种种淫秽龌龊之事，决心解民于倒悬，那么这个现世的天国就理应成为道德生活的样板。它在南京城推行的清规戒律具有浓郁的禁欲主义特色，不准抽烟饮酒，严禁吸食鸦片，对两性实行隔离。

当然，上层人物完全可以不受这些制度的约束，这也是他们的重要特权之一。他们制定的制度仅仅是用来管理被管理者的。太平天国的高级文武官员无不生活奢华，且都是多位妻妾，并且按等级分配：“天王定诏东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拥有女色，在中国历来都是被当作特权和财富的标志。

暴得大权的拜上帝会领袖由造反者成为最高统治集团，很快就学会了统治者的各种享受方式，学会了显示威仪的礼仪，还复制了王朝的等级制度和君主世袭制度。下层社会出身的人们不但显示出极为娴熟的弄权天赋，杨秀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轻而易举就掌握了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

过上上层社会的生活，是造反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扶回大明江山，共享荣华乐太平”，“他朝我主登龙位，洪英齐唱乐荣华”这一类的诗句，在有关会党的资料中常常可见。辛亥革命时，长沙光复后洪江会的“龙头老大”焦达峰担任了湖南军政府的都督，会党成员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要求改善会众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

七

由物质利益联结、暴力反抗既存秩序、仿效家族关系建立系起来的会党组织与来自西方的政党在20世纪初相遇，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会党活动的主要区域在南方这一事实，决定了南方成为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心位置。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在广东，黄兴为首的华中会在湖南，陶成章等人为首的光复会在浙江，广泛联络会党举行反清起义，最终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国民党从南方挥师北阀，统一全国；共产党在南方建党，并创立它最初的权力根据地。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推翻现政权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其实，知识分子还不能很好概括他们的特殊性，这个团体的主要领导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更是一批向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西方制度使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王朝循环之外找到另外的制度出路；同时他们还是真诚的爱国志士，有可贵的自律精神，一个特殊的历史机缘把他们集中推倒了历史前台，使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保持了精神高度，走出“打天下，坐江山”的历史轮回，民主政治的曙光得以在这片黑暗的大陆边缘耀眼地闪烁。

政党是西方的产物，它是指“一个在选举系统中表达全面的问题并提出候选人的集团”。尽管对它的定义会有不同，但它的基本性质却是清楚的，它不同于武力集团，它是观点的联合，它通过说服和观点的竞争争夺选票，从而获取执政的资格；它也不同于宗派组织，宗派集团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结成的派别，政党是服务于集体的福祉，虽然政党的成员和政客不是利他主义者，政党也存在自私和无耻的动机，但作为组织它有约束利己主义的程序和制度，并保持约束机制运作良好。这套程序就是民主制度。梁簌溟认为，民主制度是一种进步的团体生活，团体尊重个人自由，并以团体公事付之公决。

西方政党的上述基本特点，在中国的家族式团体--会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目的上看，它不是以社会整体福祉、而是以本团体利益为根本指针。从起源上看，两者也大相径庭。会党从底层社会中崛起，西方政党则从一开始就是肇始于议会和上层统治者之中，作为“陛下的反对党”出现的。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是英国议会中的两个派别，美国最早的政党是在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中形成的--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同以杰弗逊、麦迪逊为首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对立。政党的这一产生背景决定性地确立了它的一些显著特点，首先，政党是观点和意见的分野；第二，做忠诚的反对党，始终诉诸和平手段处理分歧；第三，公开和自由辩论，使政党组织朝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健康方向发展；第四，政党谋求执政权，不谋求财富；第五，有规则意识，政党并根据规则从事政治活动；第六，党的成员可以自由进出，因为这对组织的其他成员不会产生根本性的损害。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第三篇：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破解体制障碍十年述评

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破解体制障碍十年述评

新华社北京９月２日电 党的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年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全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失时机地推进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加快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价格等领域体制改革，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中央企业加快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步伐，中央企业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９６家减至２０１１年的１１７家。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１年，央企资产总额从７．１３万亿元增至２８万亿元，上缴税金从２９２６亿元增至１．７万亿元。２０１２年，有４３家央企进入世界５００强。

国有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化。到２０１１年底，全国国有企业改制面超过９０％。经过重组，发电、民航、电信等行业形成了竞争性市场格局，邮政行业实现了政企分开。

在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同时，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改革非公经济发展环境。

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

十年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基本完成股份制改革，经营效率和发展活力明显增强。股权分置顺利实施，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业务相继推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２００４年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２００５年进一步放开外币中长期存款利率，２０１２年６月放宽了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化。２００５年７月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２０１０年６月进一步推进改革，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扩大汇率形成的市场基础。外汇管理体制不断深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试点基础上扩大到全国。

价格改革不断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

２００６年，推进煤炭市场化改革；同年实施成品油价格综合配套改革；２００８年出台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方案，配套推出成品油价格、燃油税等项改革。

电价改革持续推进，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煤电联动的电价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居民阶梯电价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同时，天然气价格、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理顺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及公民个人的关系

十年来，通过稳步推进行政管理、财税、农村等领域体制改革，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及公民个人的关系进一步理顺。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国务院两次实施机构改革，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２００４年以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及其配套办法相继实施，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继续扩大，投资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格局基本形成。国务院先后５次清理、取消、调整了２１８３项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６０％以上。

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２００５年，公务员法施行，迈出公务员管理走向法制化的重要一步；２００８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建设“阳光政府”提速。

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按照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着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９１２亿元增至２０１１年的１８８５３亿元。

在部分省份先行试点基础上，２００４年起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探索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形成由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组成的有机衔接的政府预算体系，部门预算逐步向社会公开。

增值税、油气资源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稳步实施，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税收制度进一步健全。

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农村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线，坚持推进农村改革创新，造就了“三农”发展又一个黄金期。

２００６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１３３５亿元。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由试点推向全国，到２０１１年底，全国９８％的乡镇进行了机构改革。进一步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十年来，我国着力推进教育、医药卫生、文化、社保等领域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教育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正逐步实现。

２００６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对约１．３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了学杂费和教科书费，对３０００多万名农村寄宿制学生免除住宿费，对中西部约１２２８万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

２００８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将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约１１６７万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已启动４２５项改革试点项目，全面部署落实到２０１２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４％的目标。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看病难”、“看病贵”初步缓解。２００９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近期重点实施方案，提出到２０２０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明确用３年时间推进５项重点改革。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３年多来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尤其是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明显提高，基本药物价格明显下降。

社保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社会“安全网”和“稳定器”作用有效发挥。２００５年起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到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２００９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２０１１年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两项试点到２０１１年底扩大到全国６０％的县（市、区），２０１２年内实现全国范围制度全覆盖。

不断健全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先后建立和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城乡，有效保障了８１００多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各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破除。今后，中国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加快推进各领域改革，促进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

第四篇：述评消息 范文

所谓述评消息，就是以叙述新闻事实为主，加上作者对新闻事实的恰到好处的评论，述评消息。它的特点是：有述有评，边述边评，述评结合。述评消息是介于消息和新闻评论之间的一种报道形式，它常用以分析形势，或针对某种思想倾向，或对实际工作有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或为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和方向，给读者以启迪。通常有事件述评、问题述评、形势述评、事态述评、思想述评、工作述评等。

〈实例〉

走出“温州模式”

——温州非国有经济发展趋势述评

本报记者

李本军

蔡文良

初冬之际，记者来到温州市区、平阳县、乐清市的一些企业和市场，以及“温州模式”发源地之一的乐清柳市镇。深感温州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熟知的“温州模式”，正被今日温州人所扬弃、所突破。

企业目标：由致富型向事业型转变

办企业为了什么？过去温州人目的比较简单：脱贫致富。今日温州一些新型企业家的回答却要响亮得多：干一番事业，创中华名牌，兴民族工业！

这样的话，记者听到不止一位温州老板讲过。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只有32岁，管理着资产总额达2亿多元的大集团，个人资产已有几千万元。他说，我挣的钱足够花三辈子。一些朋友看我还在起劲地把公司做大，问我图个什么。究竟图个什么呢？我到许多国家去过，见过许多外国大老板，有两点深刻体会，一是那些国际知名的大老板并不多么聪明过人，比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二是中国货在国际市场上不少，中国人自己的国际驰名品牌却不多。我原先也曾想过富足而安，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一定要办好正泰，把它办成全球低压电器行业最好的公司之一！南存辉讲这话是有资格的，他的集团刚刚晋升为国家级企业集团，主要产品刚刚通过国际iso9001认证，获得了进入世界市场的通行证，范文《述评消息》。

温州市委常委、乐清市委书记黄德余分析了这一转变的政治环境因素：在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企业和政府都放下思想包袱，企业主们纷纷把积累拿出来扩大规模，乐清企业在1992年后进入大规模扩张期，企业主自身也实现了向企业家转变。

企业制度：由家庭型向集团型转变

“温州模式”的最大特色，是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企业，人人都是相互独立的老板，因此有“经济发展靠老板”之说。这种特色缘于“邻居效应”，你办厂我也办厂，你生产打火机我也生产打火机，于是出现了“一镇百厂、百厂一品”的格局。由于一家一厂，资本有限，技术、设备落后，规模又小，因而企业大都缺乏新产品开发能力，以仿制为主；为了争夺市场，相互压价，价格上不去，利润率很低。尤其是这一模式被外地学会后，温州已没有了先发优势，激烈的竞争使企业看到，一家一户独立作战不行了，必须走联合、合作之路。目前，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和集团越来越多，仅柳市一镇，产值过亿的大集团就有10个，温州全市的股份合作企业多达4万多家，工业产值占全部的60％以上。集团企业达84家。与此同时，原先维系并促使家庭工业迅速发展的家族血缘关系也逐步为现代契约关系和法制关系所取代。

企业用人：由用亲向用贤转变

随着企业经营目标的提升，企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过去那种“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家族式企业管理亦被突破，企业管理者由用亲向用贤大步转变。

仅柳市一镇，近几年就引进人才3000多人，其中有中高级职称者达1300多人，他们中不少已走上了当地企业的主要领导岗位。李忠宽是浙江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毕业后在温州大学任教，硬是被求贤若渴的浙江天正集团老板高天乐请到自己麾下，出任副总经理，而高天乐却不让自己的妻子到集团担职。今日天正集团，4位副总经理全是引进的人才，公司80％的部门经理和分厂厂长具有大学学历。其它几家大集团亦是如此。

今日温州人对“温州模式”的突破远不止此。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薛振安在分析非国有经济出现的这些深刻变化时认为，这些转变表明，温州经济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温州模式”正被突破，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温州人在明天的经济舞台上，必然有着更出色的表演。

祝福你，温州。

（7）标题新闻

所谓标题新闻，是用标题反映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形式。其特点是：以题代文，题含文意，标题和新闻内容完全融为一体。这一报道形式的出现，是报纸改革的成果之一。

〈实例〉

标题新闻

△江泽民会见外国知名人士

△李鹏致电慰问以色列爆炸事件死难者家属

（均据新华社）

第五篇：述评及其例文

新闻信息之述评及其例文

述 评

述评：述评是一种以夹叙夹议、边叙边评的方式，反映社会热点或国内外重大事件或问题的新闻体裁，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评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范例：

公开曝光劣质商品好

梁长春

国家有关部门对广东、山东、吉林三家酒厂生产恶性杂质酒事件予以公开曝光，好得很！

劣质商品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而出口的劣质商品还严重影响国家的声誉。近几年，劣质产品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其重要原因就是约束机制不健全。一些生产劣质产品的厂家，不怕罚款，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曝光。因为劣质商品一经曝光，企业面子便“栽”了，商品牌子便“砸”了。为此，有的企业往往感到委屈。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产品虽然只有千分之几或万分之几不合格，而在他们身上则是百分之百的倒霉。

公开曝光劣质商品，不仅可以将其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有效地维护消

费者的利益，而且有利于促使企业猛醒，重新掂量产品质量的分量。80年代中期广州的“万宝”电冰箱质量问题曝光后，企业痛定思痛，重新视产品质量为生命，加强了企业管理，强化了质量保证系统，重新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便是一例。

公开曝光劣质商品，应成为一项监督企业产品质量的制度。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已开始定期将商品检测结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公布于众，让消费者知道什么商品合格、什么商品不合格。这种做法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