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健力宝兴衰看国企改革
健力宝原为三水当地独一无二的大型支柱型国企，由创业元老李经纬和他的团队掌管。自2001年下半年起，当时的三水市政府(即目前区政府前身)想出让健力宝股权，是为“转制”。但与许多企业相比所不幸的是，三水市政府并没有将信任和机会给予带领这所企业创造奇迹的团队，而恰恰相反地以一种冰冷甚至不可理解地态度拒绝了李经纬的购买要求。健力宝自此一蹶不振，日渐趋于衰败。在近代的中国企业史上，“健力宝”与它的创始人李经纬甚至被作为一个充满悲情的标志被历史所铭记。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则是政府和企业家、国家公权力和企业家个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可悲的是在这样的对立中，一个优秀的企业、一个优秀品牌的被彻底葬送。产权改革同样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展现着复杂的逻辑。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带领红塔集团创造利税千亿元的褚时健却因贪污而身陷囹圄，纵然功绩显赫，却在制度的缺陷面前身败名裂。
由这些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这些处于激变中的中国企业家来说，制度所赋予他们的责任与权利是严重失衡的。他们一方面肩负着带领一个参与激烈市场竞争而自负盈亏的组织而打拼的重任，一方面却在旧有的制度桎梏中无法获得与之相符的名分。如若说一开始他们所创造的奇迹更多地依赖于他们的在控制权下放中所激发出的企业家精神，那么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予以持久的保障，这种企业家精神无法持久，甚至往往会发生畸变。悲剧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
第二篇：从EMS降价看国企改革之路
从EMS降价看国企改革之路
9月底，在北京、福建和广东等地，EMS普通快件产品已降价四成。针对电商的经济型快递“e邮宝”也在部分地区降价五成，首重仅5元/公斤。部分省市甚至降价六成。不久前，EMS在56个城市承诺“今发明至，不到全免运费”。同时其还启动了收寄与签收运单扫描存档功能。在国庆期间，EMS针对用户外出旅游不方便收件，在部分地区推出了电话预约投递服务。
开放行业市场有助于激活整个市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快递服务作为邮政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迎来井喷。从20年前的邮政特快专递（EMS）一家独大，发展到如今国有、民营、外资快递企业并存，通过“提速、提质、提量”，随叫随到、“当日达”成为可能，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邮政特快专递(EMS)开启了我国快递先河，统揽国际、国内快递业务，享受国家多种优惠政策，处于一家独大地位。1992年，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民营快递企业以星火燎原之势得以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快递业形成了国有、外资和民营快递企业多元共存、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快递业务量由1988年的153万件增长到2011年的36.7亿件。
2005年，国务院批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实行政企分开，将快递划为邮政业统筹管理。2009年，修订后的《邮政法》颁布实施，明确了快递业务和快递企业的法律地位，确立了鼓励竞争、促进发展的原则，确立了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制度，为快递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国家邮政局2012年工作会议上，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透露，一些外资快递企业已经递交了快递经营许可申请，目前邮政部门正在受理申请，我国将稳妥有序开放国内快递市场。有分析认为，国内两大高端快递纷纷自降身价，与本月联邦快递和UPS名正言顺地加入中国快递战团不无关系。联邦快递和UPS对中高端快递市场的发力可能会威胁到EMS和顺丰，两家企业需要抢占更多的市场。
EMS的直接降价和提升服务，又给中国快递业带来一记竞争的猛药。中国快递业的“四方势力”(四大外资、中国邮政、民营快递、内资大企业)正因为企业策略调整和国家政策的即将变化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格局变幻。
参与市场竞争，利国利民
长久以来不菲的价格，让消费者对EMS形成了思维定式。这让EMS面对当下业务增长快、规模巨大的网购配送领域有些力不从心，更多只是充当“苦力”。而且，EMS的经济型产品多采取陆运，与“四通一达”的价位相近，但速度较慢。
中国快递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表示，近两年EMS虽然在快递业务收入依然保持行业老大地位，但是从量上看，已经落后于依靠电商的申通和圆通，其市场地位在不断下降。正在冲刺上市的EMS想保住自己的行业地位，最快的手段就是降价。
国内某知名快递企业北京区负责人表示，EMS的降价时间尚短，并未给民营快递带来冲击。而且，该负责人还表示，如果价格战成为EMS的长期战略，民营快递也不会坐以待毙。“会通过提升服务和配送速度强化竞争力确保市场份额。”
一家民营快递公司负责人表示：“EMS是老字号，在品牌和网点覆盖上具有相当优势，如果EMS降价范围进一步扩大，势必会增加民营快递压力。”
中通快递则表示，电子商务公司对价格非常敏感，这些高端快递品牌的定价机制不够灵活，即使降低价格标准也不会带动降价潮。
不过和外资快递入华相比，民营快递企业对EMS的降价举动更加关心。某知名快递企业负责人表示，外资快递与国内民营快递企业定位不同，互不相干。但EMS在网点覆盖率、服务标准等方面走在大多数民营快递企业前面。EMS虽然只是在部分省市降价抢占市场，但如果其上市后继续“低价换市场”，国内民营快递企业将倍感压力。
EMS打破了国企的垄断定价体系，快递行业成为市场化作业的“排头兵”。而EMS正是首当其冲，加入了市场竞争的大战之中。些许无奈，些许激情。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真正崛起的国有优质快递公司，这既有利于中邮的长远持续发展，又可以提升国有资产质量，还可以提高快递服务行业质量，带给普通民众实实在在的益处。
市场竞争下的国企也将采用价格手段夺取市场份额 数据显示，2011年EMS市场份额由 2010年 20%跌为18%，从第一直接跌到第三。“降价是EMS拉动业务量最有效的办法。对于EMS此次在部分城市普通快件降价四成，有业内人士认为其并不是EMS的长期策略，而是为将来建立合理价格体系而进行的一场试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研究院院长周焕德认为，此次EMS在部分城市的降价行为是市场竞争的战术，在EMS价格体系还没有完全确立之前，降价行为只是短期战术而不是长期战略。事实上，尽管可能只是短期行为，但EMS此轮降价却对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上市融资、内忧外困的竞争格局下，坐拥国有背景的龙头老大也不得不放下身段，采取更符合市场趋势的模式运营。这种市场运营正是消费者更希望看到的情况。不再是一家独大，“坑你没商量”。
中邮速递此次计划融资近100亿元，其在国内的发展方向十分明确——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力争成为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主渠道。“发展服务有助于中邮速递提升口碑，改变消费者心中中邮速递的品牌形象，但这一切需要时间，面对目前四面楚歌的困境，发起价格战是中邮速递抢占市场份额的最快方式。”
目前，申通快递的业务量已经超过中邮速递，“1999年EMS的市场份额曾高达90%以上，但2011年这一比例已降至30%”。此外，以顺丰速运、宅急送、四通一达为代表的民营快递在口碑、产业布局以及代收货款业务上已经直逼EMS。
而对于眼下业务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网购配送领域，中邮速递却已经趋于边缘化，更多是扮演“苦力”的角色。一位经营服装的淘宝卖家告诉记者，消费者一般都会选择便宜的四通一达，除非是偏远山区，否则选EMS的人寥寥无几。业内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消费者在快递选择上更倾向于低价快递。这导致目前EMS成了专门针对偏远地区消费者的快递，因为只有EMS的网络能够覆盖。
EMS此次放低身段是为了突出重围，不论是否成功，都为其他开放行业的国企市场化运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也为某些垄断行业的国企改制改革提供了可效仿的战略指导和具体措施。
第三篇：从经营到产权———国企改革二十年
从经营到产权———国企改革二十年
早报记者 林玲 整理 责任编辑 宋威 2005-1-14 12:35:56 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学界大讨论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程回顾显得必要。从八十年代初，我国就已经开始探讨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措施、方针和政策。国有企业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承包，继而租赁、托管、股份制，直到提出实行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职责分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一条艰辛之路。
中国的改革开始于农村,最初是在农村进行联产承包改革，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城市里推进企业改革。当时的企业全部是公有制企业，分两种，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当时的改革也集中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也就是国有企业开始试验目标管理、厂长负责制、承包制、租赁制几种形式的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目的主要是搞活国企,并没有进行到产权层面。
当时，市场经济还没有被接受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国有企业被认为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支柱，只能巩固加强，国有企业的基本制度也难以触动。在这样的制约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致力于在不改变企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搞好每一个现存的国有企业，减少其亏损、增加其盈利，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差不多是可以实现的最佳选择。
所以在先期进行试验的企业，效果较为明显。但是，由于这种试验是停留在经营层面，从多年的实践来看，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当时在整个国家范围里，民营企业发展缓慢。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国家必须明确，在这种经济格局中，要重点控制哪些行业、哪些领域、哪些企业，“放开”哪些行业、领域和企业，也就是说，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调整的具体目标也变得逐步清晰，从1994~1995年期间提出的“抓大放小”这样一个比较粗线条的划分，发展到了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和四个重点控制的领域。
1992年后，市场经济已经被确立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国有经济比重高低不再被认为关系到基本政治制度的存亡，私营经济被承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转型和股权多元化不再是禁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并且在十六大后，出现了专门代表国家出资人的机构———国资委，将产权改革作为国有资产改革的主要方向。附：二十年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时间表
□1978年至1983年，扩权让利，力图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
□1983年至1986年，“利改税”，着力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1987年至1993年，承包经营责任制，意在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九十年代中期至1997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开始了产权层次上的改革。
有关经济专家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分为三个阶段：
1992年以前，城市企业扩权试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两个阶段，虽然企业在放权让利中实行了利润包干、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不同改革，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政府附属物的地位，是外部“政策调整型”改革。
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后，改革进入第三阶段———企业制度创新，触及企业产权结构，这是企业内在的“企业制度创新型”改革。尽管这场攻坚战打得十分艰苦，但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处于第三阶段，走向上升时期。
第四篇：从利益关系视角审视国企改革
从利益关系视角审视国企改革
从利益关系视角审视国企改革
改革既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同时也隐含着对基于利益导向的物质利益原则的认同。利益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利益主体的动机从而直接关乎到改革的成败；利益关系及其格局的变动也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我们把握和控制改革走向的一个重要依据。
传统观点认为：在国有企业中集中体现着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说，企业是实现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的载体，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错，但这样的划分太笼统了，对于我们分析今天国有企业的具体问题来说，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因为：国有企业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利益关系已经更加复杂化，利益主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分化。例如：所谓国家利益，除税收和剩余索取这些根本利益之外，更主要和更直接地还体现为政府部门利益和政府官员利益；所谓企业利益，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正是要对此展开分析。
笔者的一个一般性结论是：在国有企业中，各级领导者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与普通员工已经不再是利益共同体。
国企内部已经生成新的利益主体
如果说改革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对经营管理者激励不足，那么近年来的主要问题则是对经营管理者约束不力；如果说改革前“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国企职工与领导干部在“大锅饭”体制下因缺少利益差别而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那么近年来在政府将国企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国企内部的利益关系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国企内部已经出现了由领导干部构成的新的利益主体；如果说改革前国家利益凌驾于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之上，那么近年来随着国企内部由领导干部构成的新的利益主体的出现，普通职工这个传统的利益主体则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在国有企业的利益格局中，已经形成了普通职工群体和企业领导阶层这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要说明这一点，不需要做多么艰深的理论分析，只要做最简单的实证分析就已经足够了。随便到一家国有企业做一些调查就可以证明：职工下岗的越来越多，即使在岗的职工其收入也在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而与之相伴的则是企业各级领导者收入的绝对增加；再比如：国企经理完全不与业绩挂钩的高额年薪，与普通工人竟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差距；再比如：国企领导名目繁多的职务消费和各种补贴，等等。事实无不表明：国企领导者和普通员工之间不仅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收入已经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没有普通职工的下岗和收入减少，就没有国企领导的升迁和收入增加，这在眼下的国有企业里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利益集团的分化既不是市场竞争自然出现的局面，也不是报酬与业绩挂钩或奖惩分明的责任制度客观形成的差别。要害在于：工人（普通员工）的利益无人保障，无法保障，连形式上和程序上的保障都没有，所谓的“监督”就更谈不到，“以人为本”更是骗人的鬼话。普通员工是命运被决定的一群，他们没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问题既源于真正的所有者不到位――政府部门充当所有者代表并直接指派国企一把手，致使委托人缺位、代理关系混乱，普通职工这些真正所有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和实现；同时也源于对国企领导缺乏来自内部职工、政府部门、行政司法等多方面的有效监督与约束，致使国企内部出现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官僚阶层。这个在国企内部新生成的利益主体，也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利益群体。这个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致使国企内部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正在朝着进一步恶化的方向转化，而且其转化的速度超过了国企改革推进的速度，国企改革的有限收益正在被日益严峻的新利益格局所造成的利益冲突所抵消。
过去我们常说要警惕在劳动者内部出现异己，这种担心不幸成了今天的事实。由国企改革的特殊性所决定，原有的政企不分还没有解决，政府办企业的弊端还没有消除，现在国企内部又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官僚利益集团。你叫它“内部人控制”也好，叫它“企业官员腐败”也罢，总之，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企业民主管理”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就其手段还是方法，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空白。由此造成了这个新的利益集团既不受普通员工的监督，又不受政府部门的控制。与“自己定价、自己买卖”的国有资产流失相比，这种在国企改革幌子下公然登堂入室、动则把员工一脚踢开、公开剥夺劳动者、堂而皇之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恶劣行径，对改革的危害就更大，更甚，更烈。它摧毁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它摧残的是员工最起码的尊严，它失掉的是大众对改革的信心和期望。当此之际，如果放弃对社会大众基本权利的有效保护，只能使职工丧失掉最后一点“主人翁”的自豪感，无可奈何地陷入社会最底层，尖锐的社会内部对立从而形成，其恶劣影响在长期内将难以消除，更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就在酝酿之中。所以，从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角度分析国企改革和控制国企改革，是我们当前必须慎重对待的头等大事。
国企一把手成为最特殊的利益主体
前已述及，在国有企业中，各级领导者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与普通员工已经不再是利益共同体。笔者接着要证明：在由各级领导者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又以由政府指派的一把手的身份和作用最为特
殊。
人的行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在社会允许的规范内，这也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人在社会中又是有其角色定位的，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都要受到自身角色定位的制约。
一般分析表明：国有独资（控股）公司的一把手是政府部门委派的，他的升迁和去留，不单取决于他在企业的业绩，同时更取决于他是否听命于政府部门，这就决定了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表面上他是企业家，实际上是政府的代言人，因为不听话就会被撤消。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上任初期会较多关注企业发展，因为他有时间、也有可能带领企业发展，从而增加业绩并实现自身价值；而当任期即将结束时，他只能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去留和切身利益。所以，一个即将卸任的企业一把手主要是以短期行为给自己涂抹最后的光彩，这是由他自身的角色决定的，与他的思想和道德修养无关。这也就决定了，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只要听话一般都能顺利结束自己的任期，然后可能换个企业继续当头，有的也可能走上政府部门的领导岗位，即使退下来也能保证衣食无忧。
说国有独资（控股）公司一把手是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其原因还在于：政府的意图除了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体现之外，一些更为具体、更为即时的意图和要求，则主要是通过由其指派的一把手来实现的。或者说，对于一个一个具体的的国有独资（控股）公司而言，对其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对一把手的控制来实现的。由此我们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政府部门指派一把手，并且对一把手的去留（他的职业生涯和经济利益皆系于此）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而，这个被指派的一把手将对其委派者言听计从、俯首听命（不听话的会被换掉，所以这个一把手只能是听话的）。
由此可以推论出：政府、企业和职工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从三者利益差异性角度看，一把手既不代表企业利益，也不代表职工利益，他只能代表政府利益和他个人的利益。这是由一把手的角色定位所决定的，是由国企一把手的委派方式所决定的，是由政府本来代表不了所有者却还要做所有者的代表造成的。前述“内部人控制”的肆无忌惮，也反证出政府部门（国资委）代表不了“全民”利益。这样一来，企业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并没有谁来真正代表；或者说，在首先满足政府利益和企业领导层利益之后，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不过是一些人口中的“说词”和工作中的“点缀”，没有谁真正是国有企业和国企职工利益的代言人。
只对上级负责成为国企改革的一大难点
如前所述：国企一把手只要听话就可以“寿终正寝”，国企下级领导只要听上级领导的话，就可以在“特殊利益集团”之内谋得一席之地。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必然会形成“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企业和职工负责”的“唯上是从”的企业文化，这又会反过来使普通员工和官僚阶层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更加显性化和公开化。干部是不用害怕“下岗”的，就算把企业搞“黄”了，他也不要为此负什么责任。而一旦企业衰落甚至破产，工人就会落入社会的最底层。由此得出的另一个推论是：更关心企业的是工人（包括普通职工）而不是企业里的各级领导。工人吃的是企业饭而一把手吃的是政府饭；企业其他各级领导吃的则是他的上级的饭。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企业和职工负责，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又一个难点。
“唯上是从”的企业文化之所以成为国有企业的必然，根源于一把手的产生方式。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出台了五个文件，市场化选择经营者的认识也越来越明确。但是，只要不改变国有独资（控股）公司一把手的这种直接任命方式，不改变国企内部各级领导者以任命为主的产生方式，这种“唯上是从”的企业文化就无法彻底改变。一句话：不改变一把手这种特殊的利益主体地位，国企“内部人控制”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
一把手之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是因为他是前述国企官僚阶层利益集团的“塔尖”，下级官员都要对他顶礼膜拜，俯首称臣。就象一把手自己的命运取决于政府部门一样，国企下级官员的命运也都取决于他的上级，而这个最高的“上级”就是一把手。这个一把手在国企内部的权利无限大，由此形成了国企特有的“唯上是从”的特殊的企业文化。由此可以认为：国企之弊，其要害在“独”，即权利没有制约；救治之道，在于“分权”，即国企内部的权力“制衡”，这也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题中应有之意。这其中包括经营者及其团队的制衡作用，职工及其利益集团的制衡作用，等等。笔者在《国有独资（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及其矫正》一文中曾认为：既然“一股独大”的产权格局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政府部门指派一把手致使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缺失从而无法实现“两权分离”，那就不妨在强化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上做一些研究，在强化职工监督上做一些研究，这些又要另文再述了。
第五篇：从战略高度来看国企改革新问题
文章标题：从战略高度来看国企改革新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很多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很多深层次问题都在不断探索之中。但是，包括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内的相关配套改革还很滞后。如何清醒地认识目前改革中遇到的很多实际问题，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在京都论坛上提出，要从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
来思考这些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需进一步规范
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债务负担过重、企业办社会等一般性问题已得到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引人关注的成效。
**介绍，国资委成立四年来，一年上一个台阶。国有企业的数量在减少，但国有资产的总量却在增加，中央企业资产总量增加的比重更大。国有资产每年都在以10000亿元的速度增加，上缴利税和实现利润每年都分别增加1000亿元。企业数量由当初的198家到目前的157家，数量减少，人员也相应减少，但资产总量、销售收入、利润却都大幅度提升，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率超过了144。
“过去在世界500强中见不到中国企业的名字，现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的19家中国企业，有13家是中央企业，中国大企业的实力已经被广泛认同。”**认为，这些数字反映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成绩，但在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包括国资委的出资人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职能是不是真正到位，还值得关注。
尤其是在实践当中，很多企业的重大投资决策，如改制、上市、合资、股权转让等都是公司自己决定。这些事情，按照现在的法律法规都需要进一步规范。
理性认识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说，有几个方面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新审视。
一是关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认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股份制改革如何进行中央已经明确。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怎么来体现出资人的意志，怎么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包括在一些重要的领域怎么来体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等具体操作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提醒，“只要出资人明确，企业就可以进行多元化的股权改革，将来出了问题就由出资人承担。如果出资人没有明确而进行了所谓改革，就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二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中涉及到的职工持股问题。**介绍，这个问题在很多企业都出现过，而且一些大企业现在还跃跃欲试。他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要重新进行审视。因为在实践中发现很多企业，尤其是那些垄断行业，凡是有职工持股的或者经营者持股的，基本上都是在利用国家垄断的资源为小团体谋福利，侵犯国有出资人的权利。一些企业搞内部职工持股，按照权利大小分配资源，企业改制一上市，持股的人瞬间就变成了富翁。这与建立和谐社会是根本不相符的。**介绍说，职工持股有很多法律问题。现在，在政策层面已经加以了限制。在实践中，提倡在企业改制之后，按照市场化运作以进行股权激励的方式，即根据贡献大小来进行股权激励的分配，而不是在改制初期、在发起设立阶段就设置职工股和经营者持股。
三是关于在改革中怎么看待股权控股比例的问题。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在发展中与国外公司合作，在合作中一定要绝对控股，因为涉及到民族利益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对此，**认为，在控股比例问题上，根据国家需要可以绝对控股，也可以相对控股。但实践中总是片面强调都要由国家控股，并不可取。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西方国家已经跟我们有很大的距离。
**介绍，美国的一些管理部门已经不再看谁控股的比例高低，而是看谁能用最少的资本来支配更多的社会资金。德国财政部的官员则认为，看一个企业资产的价值，不是看它账面的多少，而是看它有没有现金流和市场，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如果没有这些内容，这个企业的资产价值就为零，市场价值就为零。
四是关于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企业纷纷选择到境外上市的问题。**说，最近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比如说到境外上市，拿回的资金、外汇怎么使用？很多企业在外面投资不了，到国内兑换人民币存在国内，这又面临汇兑的损失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大企业从国外拿原料、拿能源，用低廉的劳动力再加工，生产出的产品卖出去获得的利润又分给国外的投资者，没有让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因此，国家提出，改革开放要依靠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成果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现在一些大企业在国内上市，可以解决国内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结构，让大公司来并购、重组一些小公司，还能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一些在境外上市的大公司回归在国内上市，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让老百姓享受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和利润分红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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