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思考

第一篇：加强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思考

加强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思考

中共泉港二中支部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迫切需要。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政风民风,关系社会和谐与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政通人和,有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我们的党处于执政地位,党风廉政建设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我们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加深对党风廉政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从思想方面、机制方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即坚持既要惩治腐败，又要有效预防腐败。党中央高屋建瓴，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到了全新的高度，为党风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从正确认识惩治腐败和反腐败的关系入手，就如何构建卓有成效的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进行了探讨。

一、构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从党风廉政事前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上深刻认识建立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步步深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但是当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领域还相当严重。这一方面说明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尤其是事前监督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2.从惩治腐败和预防的关系上深刻认识建立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抓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两个重要问题。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这一转轨过程中，机制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漏洞和问题，因而，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和易发期。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正确处理好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的关系，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坚持既要坚决惩治腐败，又要有效预防腐败，切实把预防腐败放在反腐败的首位，着力构建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这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二、构建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对策

构建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作，需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协调配合、共同参与。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动态系统。它由多个互相作用、互相联系的系统组成，需要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坚持事前引导防范与事后警示惩戒相结合，坚持全面监督与重点监控相结合，立足于早，立足于严，道道设防，步步警戒，提前介入，切实加强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建设。具体来说要建立健全以下机制：

1.建立教育引导机制。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增强自律意识，树立

廉政理念，打牢思想防线是建立预警机制的重要基础和治本措施。

(1)用法律育人。必须坚持不懈地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党纪、政纪、法律、法规的教育，特别是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学习，切实增强党员领导干部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廉洁自律意识。要使他们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既没有特殊的公民，也没有特殊的党员干部的道理。不论是谁，只要违纪违法，就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在学习过程中，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到系统学习，深入学习，深刻理解。通过强化学习以增加党纪法规的约束威慑力，使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同时通过学习，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接受监督的意识，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认识到：监督是责任、是义务，就是要认清监督是党委领导的政治责任，是对同志负责，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监督是爱护、是培养，就是要认清监督是党员干部健康成长的保证，是对同志政治上的最大关心；监督是觉悟、是党性。

(2)用制度引导人。当党员干部在行为出现偏差、甚至发生问题时，制度就会起到纠偏、纠错的作用。通过制度纠正机制实现对人的行为的引导。各级党组织要提高对制度的执行力。各级党员干部要增强对制度的服从力，不断加大制度管理、规范、约束作用，使党员干部不能腐败。

(3)用典型育人。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忠诚正直，勤政为民，严于律己，清正廉洁，鞠躬尽瘁的好干部，他们是模范，是旗帜，是表率，是全体党员干部学习的好榜样，要积极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先进典型，引导党员干部以模范人物为标杆，做人民公仆，不为名不为利，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4)用案例警示人。实践证明，以案说纪，以案说法，开展警示教育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剖析一案可以教育一片，警示一群，挽救一批，一个反面教材令人警醒，发人深省。经常开展这种教育，促使党员干部常常绷紧廉洁之弦，常敲警示之种，把好前关，堵好后门，洁身自好，严于律己。

(5)用活动塑造人。不断开展寓教于乐、具有吸引力、感知力、影响力的活动，营造廉洁从政的氛围，以净化党员领导的心灵，提升他们的素质，培养干净、干事的党员干部队伍。用活动来强化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使党员领导干部除非分之想，怀律己之心，思贪欲之害，做到慎始、慎独、慎权、慎欲、慎微、慎终。

(6)用情感感动人。党风廉政教育不是简单的党纪政纪、法律法规的灌输，要讲究方式方法，坚持以情感人，用情暖人，注重循循善诱，在教育实效上做文章。在教育中要帮助党员领导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前途账。从单位的荣誉、家庭的幸福，个人的前途等方面入手，既讲大道理，也讲小道理，让党员领导干部明白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着不慎就会身败名裂的道理，切忌为一己之利，触犯党纪国法，抱恨终身。

2.建立党风廉政信息汇集和信息评价处理机制。主要是发现、传递、收集各种党政廉政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加以客观的评价，这是启动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基础环节。

(1)要建立党风廉政的信息汇集系统。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党风廉政建设状况，必须对党风廉政情况进行较为准确地预测，为此必须在全国各级纪检、监察等机构建立统一规范的举报网络，举报电子信箱，信访部门要开通举报热线电话，新闻媒体设立党风廉政建设栏目等党风廉政信息网络，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收集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信息资料，及时收集和传递人民群众对党风的评价，掌握党风廉政建设的动态，同时要建立党风廉政互相通报制度，对各地党风廉政建设的特点、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等及时相互通报，以提高党风廉政建设水平。

(2)要建立党风廉政建设信息评价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预警信息要改变习惯上运用的定性表达方式，必须以量化指标为基准，从而更加客观地描述实际状况，为此，就要正确设计党风廉政建设信息评价系统。当前，可以参考将社会指标运用到党风廉政建设领域进行科学量化的实践，建立一套量化党风廉政建设指标，即“廉政综合指数”，以全面准确的指标体系对党风廉政建设状况、运动规律、发展趋势进行评估和预测，力求使廉政建设的评价科学化、数量化、精确化。

3.建立和完善利益导向机制。这是建立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深化改革，调整利益分配格局，重视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减少因利益矛盾而引发的相互攀比现象。

(1)规范各种收费制度。收费、罚款、没收必须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收入统一缴存财政，执收执罚单位行政经费不足部分应由财政统一划拨，不得从收费、罚款收入中提成列支。执法人员的奖金、福利不得与收费、罚款收入挂钩，上级机关不得变着法子向下级机关下达罚款指标，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

(2)试行党员领导干部廉政保证制度。凡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上任后按其工资的总额每月扣下一定比例的廉政保证金，任期满，廉政方面无过错的，保证金连本带利还给本人，表现突出者另给一定奖励。在任期内发生违法违纪行为，视情节轻重扣减或罚没保证金。

(3)加大对违法违纪者的惩罚力度。提高腐败成本，对贪污受贿等经济违法犯罪分子应增大经济处罚和纪律处分力度，罚金的数额要足以使违法违纪者在经济上占不到任何便宜。另外，在增加干部收入，提高养老保险等待遇的同时，把取消部分违纪违法干部的这些待遇作为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腐败成本提高了，搞腐败不仅无“利”可得，甚至会蚀掉“老本”，这样的利益机制才足以使人不再滋生腐败念头。(4)落实好廉政一票否决制。具体做法由纪检监

察部门掌握行使一票否决权，凡涉及到干部提拔使用，单位或个人评先评优、党代会或人代会代表推选等，事前征求纪检监察部门的意见，或由纪检监察部门审查，从廉洁上把关，凡不廉洁者，不提拔重用，不评先评优，不列为党代会、人代会代表侯选人，本单位出现违纪违法案件，单位及个人本年度不予评优评先。

4.创新权力监督约束机制。这是构建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重要保证。针对当前党员领导干部权力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为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必须从权力的授予环节开始，以“一把手”为重点，通过科学配置权力，健全监督程序，完善监督法规制度，逐步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1)不断完善依法授予的权力赋予机制。把每个职位授予给真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人民可信的人。一方面要及时立法，把符合客观规律，行之有效的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的政策、程序、方法，用制度和法律的形式明确固定下来，使之具有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另一方面，干部人事法律制度一经确立，任何领导机关和公职人员均须严格执行。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程序把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德才兼备，讲党性、懂业务，对群众高度负责，真心实意为人民办事的人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2)逐步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责任机制。这一机制包括：干部推荐责任制、干部考察责任制、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等。

(3)进一步健全“一把手”监督机制。为了扭转目前存在的对“一把手”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群众无法监督，上级“山高皇帝远”监督不了的状况，一要建立健全合理的分权机制，避免权力过于集中，降低权力风险，重大问题集体决定，已形成的决策由分管领导负责落实实施。二要强化以权制权的机制。在决策权、实施权、监督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的相互制约机制。三要建立“一把手”的选举罢免机制。四要对“一把手”构建刚性责任机制，将权、责、利真正统一起来。五要健全上级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制约机制。六要实行“一把手”思想汇报制度。思想汇报的过程也是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过程，要结合年终述职向所在单位群众公开报告自己的思想活动情况和廉洁自律情况，并接受群众评议。

(4)建立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党务、政务公开让群众知道党员领导干部在做什么、怎么做、做得怎么样，使公共权力在运行中的信息公开，增加党政机关工作的透明度，将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中，减少暗箱操作，这样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党务、政务公开，一是政策法令公开；二是职能、职责公开；三是工作纪律公开；四是办事规则、程序和结果公开。

(5)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出台乃至逐步完善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制度之一，要在实践中不断落实好。

5.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构建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一方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的共同配合和参与，它必然是片面的、软弱无力的。为此，要建立起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组织和群众相结合、上级监督和下级监督相结合、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全方位、主辅交叉的党风廉政预警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才有普遍性和全面性，才能形成抓党风廉政建设的合力，发挥党风廉预警的整体功能，保证(机制运行的规范、协调、高效。

加强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的思考。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要对本地、本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具体负起责，形成“一把手”抓“一把手”的监督工作局面，真正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实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失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解决不重视的问题，不断提高党风廉政建设的效率和效果。同时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注意对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进行调整与改进，确保党风廉政事前监督机制始终在协调、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以达到不断提高全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水平的目标。

第二篇：监督机制

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监督机制

为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切实改变干部工作作风，特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我乡机关效能建设监督机制，以强化内外部监督，提高办事质效，推进行政效能建设。

一是建立健全监督考核制度。在贯彻执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三大制度的基础上，我乡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机关作风建设考核评比实施方案》，把工作纪律、服务质效、责任追究等与行政效能建设相关的内容全部列入考核评比范围，切实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加强行政效能建设。二是成立机关行政效能领导小组和机关作风建设评小组，领导和监督行政效能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

三是加强效能监察。落实人员，明确职责，建立快捷、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认真做好投诉件的查办、督办、联办、转办工作，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四是加强明查暗访。继续加强效能行风监督员队伍建设，不断创新监督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明查暗访的监督效果。下半年组织几次集中的明查暗访活动，同时实行办事跟踪调查、督查制度。

五是加强考核评议。进一步强化效能建设的考核监督，结合工作考评、公务员考核、党员民主评议、领导干部述职评廉，把效能建设列入干部考核之中，作为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依据之一。

第三篇：健全人大监督机制的思考人大政协

健全人大监督机制的思考在我国的国家监督体制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最高层次、最具权威的监督，其功能在于保证由它产生的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忠实于宪法、法律，忠实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严格依法办事，并防止和纠正它们滥用权力的行为，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但由于体制和机构等因素的限制，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尚未真正确立起来，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一方面，随着行政监督机制的日益完备，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对人大监督的“隔离层”。如，行政审计和监察制度是现代国家从财政和人事方面监督行政机关的重要制度，是制约行政权力的有效手段，但在我国现行的国家监督体系中，审计、监察部门列入行政序列，属行政权力内部监督，这种制约往往难以取得实效。而对财政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的重要内容，行使好这个权力，必须对整个财政状况和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同时对违法行为要有系统而有效的制止和纠正手段。

目前对财政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监督过程实际上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客观上影响了人大监督的直接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两方面情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仅限于听取报告和调查活动，了解渠道少、面窄、程度不深，对许多重大问题，由于缺乏第一手材料，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搞好监督离不开一系列实体规定及具体的实施办法，这些都必须有法律依据。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人大监督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还不健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虽然确认了人大的监督权，而对人大监督的原则、范围、程序及法律后果则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如，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那么何为违宪？对违宪者如何处理？都缺少法律依据；还有对“两院”的司法活动如何监督？对案件监督采取何种法律手段？也都没有明确规定。

人大监督的法律不健全和规定过于原则，既是监督标准不完善的表现，也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难于充分行使其监督职权的症结之一；再一方面，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党中央反复强调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是，有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处理党的政治领导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关系，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需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事项，政府没有提请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而是政府作出决定后，往往以党委和政府联合发文的形式下发。实施过程中如果出了差错，人大就很难实施监督，从而影响了人大监督权的全面行使。

修补人大监督的缺陷，加强人大监督，健全人大监督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权力腐败和权力专横。但是，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的优势，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一、真正确立人大监督的地位要真正确立人大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必须遵循两个原则：首先，要按照法律从属性原则进行重构。要克服现行监督机制的不足，一要强化监督机构的地位；二要加强对监督人员行使监督职权的法律保障。加强监督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是：监督机关应有很高的权威性，监督机关地位必须独立，对监督人员实行有效保障。因此，应改革现行监督体系，转换制约主体。如，可将审计、监察部门从政府序列中独立出来，成为直接向人大负责的机构，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样可以拓宽人大对财政、人事情况的了解渠道，形成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合力，以充分发挥国家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的功能。其次，要按照党政职能分开原则进行重构。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国家监督职能，理顺人大监督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以保证国家监督形式充分地、有效地发挥作用。把党的政治领导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严格区分开来，有利于加强人大的监督，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党通过人大的监督渠道，来实现对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领导。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明确党的政治领导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关系，是确立人大监督是国家最高层次监督的前提条件。

二、健全人大监督的机构从目前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机构的状况看，既未设专门的监督机构，也缺少监督的专门手段和力量，这已不能适应权力机关承担的日趋繁重的监督工作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宪政建设发展和完善的要求。特别是县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少，办事机构又没有监督权，未能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实施强有力的监督。因此，有必要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律监督机构，明确其应有的职能。考虑到在目前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少和编制较紧的情况下，某一工作机构很难拥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可由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配备专门力量，共同组成监督委员会。这样，有利于拓宽监督视野，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果。这种监督机构应有如下职能：一是依照宪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决定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二是派人参加行政、司法机关的会议，调阅行政、司法机关的会议记录和文件；三是协助权力机关受理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宪违法案件，对案件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四是有权提出罢免案和质询案；五是有权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上公开揭露违法失职人员。为保证监督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在实施监督过程中，能客观、公正地作出结论，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它的组成人员应由人大选举产生，要依法独立行使各项监督权力，如视察权、调查权、建议权、批评权、受理控告权、公开权、质询权等。只有通过法律来保证专门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上述权力，才能体现监督权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三、完善人大监督的程序从监督的实践看，目前监督效果不佳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监督形式没有得到全面和科学的运用是一个主要原因。如，权力监督仅限于听取工作汇报、提意见，而对法定的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等集体行使监督权的有效形式却极少运用。这里有认识上的原因，也与这些监督手段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有关。如，法律规定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有权撤销同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却没有这些决定、命令向权力机关备案的配套规定。又如，监督抽象行政行为应当遵循哪些程序，与行政单位内部监督如何衔接等问题，也缺少程序性的可操作的法律规定。因此，完善监督程序是保证监督职能实现的重要环节。监督程序的完善，是指每项监督手段一般应包括三个过程，一是监督如何提出，监督权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二是监督的具体组织，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权利义务；三是监督的法律后果，监督采取什么样的法律强制手段等。

首先，各种监督手段的标准应科学化。要定性定量，明确人大监督的合法性标准和合理性标准，以便在每个具体监督行动中评判监督对象的行动，以决定是否实施监督。如，关于撤销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和命令，就要明确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和命令包括的范围。又如，关于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就要明确哪些问题属于特定问题。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要尽快制定出台人大监督法。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怎样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监督权，查处违宪、违法案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程序和方式，作出的决议、决定具有什么样的效力，现行法律都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尽快制定出台人大监督法，明确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权利义务，对人大监督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方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势在必行。

四、强化人大监督的效力人大监督的效力应当体现在明确的法律后果上，只有被监督者接受和服从监督，才能收到预期的监督效果。因此，需要明确保证监督收到预期效果的强制性规定，强化法律责任。对拒不提出工作报告的，拒不到会答复质询、询问的，拒不向执法检查组或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提供材料的，故意干扰代表、委员在监督工作中执行职务的，应当明确作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规定。规定中应包括：一是责成有关机关和人员纠正违法行为，写出检查报告；二是责成有关部门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三是按照权力机关任免权限，撤销或提请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有关人员的职务；四是撤销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不适当决议，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五是对违宪违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督促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当前，按照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尤其有必要健全罢免机制，让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在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罢免权。还应对罢免案的对象、范围、提出、审查决定、答复和申辩等程序及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

五、拓宽人大监督的渠道拓宽监督渠道，是加强人大监督，健全人大监督机制，强化人大监督效果的重要保证，也可以说是推进宪政建设的一个“助推器”。首先，要健全人大监督信息的处理程序和制度。一是加强人大与“一府两院”的信息沟通，建立健全工作汇报制度、政务信息通报制度、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和建议承办制度；二是拓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社会的联系渠道，完善代表建议办理和信访处理等制度，使人大监督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三是使人大常委会会议前的视察、调查、检查等各项活动的程序具体化，使人大常委会有关组成人员列席“一府两院”会议，调阅文件，责成有关机关或部门汇报工作的程序规范化；四是做到“议事议程”和“议事结果”两公开，接受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其次，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监督中的作用。一是要通过代表这个主渠道了解情况，获得监督材料；二是发挥代表的直接监督作用，进一步开展代表评议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工作和述职评议工作。再次，要建立国家权力机关联系人民群众实行监督的制度。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要有具体的程序制度来保证实现，有必要从制度上、程序上把人民群众的监督与人大监督联系起来，使人民群众的监督能够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得到反映和实现。按照这样的要求，现有的信访制度是不能适应的。信访机构一般都不直接处理案件，同时也没有法律对信访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所以，有必要在人大常委会，特别是县级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接收、受理人民群众控告、申诉案件的职能部门，即工作委员会，明确其受理的内容和范围，规定办理的程序和方法，建立接收、登记、转办、结案、归档等制度。此外，要重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舆论对违宪违法现象进行公开揭露和谴责。社会舆论监督具有时效快、影响面广、威慑力强等特点，但缺乏国家制裁的刚性，没有强制约束力。因此，社会舆论监督只有与其他形式的监督，特别是法律形式的监督结合起来，与人大监督、行政监察、党纪检查和检察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其制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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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议对国有企业监督机制的思考(林)

浅议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

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确保社会稳定的关键，借着先进性教育的思想推动，认真探索和研究新形势下反腐败从源头上进行有效治理的特点和规律，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监察工作 的有力发展。

一、当前国有企业的监督方式和弊端

1、国有企业的监督方式

（1）内部监察。国有企业的内部监察主要通过专门部门对具体人或行为实行专门监督，从机构上可以分为：纪检部门（纪检委）、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企业工会等，从形式上可以分为：法律监督、党内监督、监察审计监督和职工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

（2）外部监督。国有企业的行为从体制上受到上级企业、政府主管部门的约束，因此，有监督职能的行政机关都可以对国有企业实施行政监察，从职能上可以分为：党内监察、纪检监察、审计等。

应该说国有企业的监察工作体制形成了一套较为齐全的监督体系，形成了一定的监督机制。但是，现有的监督机制从理论上虽然不失严密，但实际造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悖论局面，主要有以下缺点：

（1）主管部门对企业管理失控，“灯下黑”现象严重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步步深化，自从1978年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到现在实行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扩大，也加强了企业厂长(经理)的手中权力。同时，上级部门的对企业微观管理、监督也越来越少。上级部门侧重于企业的年终业绩，而对企业领导的考核，则流于形式。近年来，国有企业犯罪呈上升趋势，有的集体贪污受贿，私分公款，烧帐毁帐；有的违规为个人、配偶、子女和亲友开办与自己所经营业务相同的公司，或把国有资产转入个人名下，损公肥私，中饱私囊；有的吃喝玩乐，金屋藏娇，包“二奶”。他们的所做所为就在主管部门、职能部门的眼皮底下，虽有耳闻，但监督部门、职能部门管理软弱，形成了严重的“灯下黑”现象。

其主要原因：一是外部监督机构对企业的运作熟悉不够，对重点违纪环节缺乏必要的监督措施，缺乏事前介入、监督意识；二是企业经营者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点，掌管着一方经济、业务大权，在搞经济上有一套，有些职能部门怕对他们管严了会产生反感，影响地方的经济活动，继而影响到全年利润指

1标的完成，因此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权力真空环节，非常容易产生国有企业的经营集体非法转移国有资产，形成国有资产流失“合法化”。

（2）企业内部监察机制形同虚设

从近几年发生的违纪案件看：有的单位盲目投资，资金流失，资不抵债；有的搞体外循环，违规放贷，鸡飞蛋打；有的应收帐款长期得不到清欠，或被业务人员占用，大量资产变成死帐呆帐；有的私设“小金库”，违规违纪，私拿私分；有的把职工住房公积金挪用为个人投资，血本无归；有的厂方返利不入帐，把大量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的公司名下，为自己留后路。很多案件的暴露都是从外部揭开盖子的，而不是从内部爆发的，可见很多企业内部监察机构流于形式。理论上，以下级监督上级、外行监督内行的制度本身就存在违背常理的硬伤。

究其原因：一是体制问题。我国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实行党政一体，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党政一手抓”的比较普遍，而无论企业的纪检、监察还是审计部门均处于受领导地位。企业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厂长(经理)处于企业的中心地位，企业的生产经营，人事调配和日常管理权都掌握在厂长(经理)手中，即使是经营决策，人事调动，任免等重大问题，虽然经过党委或党政联席会研究但一般也是以厂长(经理)的意见为主。对企业的重大决策事项，虽然说依靠“民主集中制”起作用，但毕竟一个模糊的原则不能代表明确的制度。很多违纪的厂长(经理)不按照集体研究讨论决定，而是喜欢个人说了算，一支笔就可以决定企业的巨额资金支出；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干部职工的进出升降；一趟“考察”就能使企业减少几十万的利润，独享用人、用财大权。监督者往往又受制于被监督者，一些职能部门也看主要领导眼色行事，不敢提不同意见，知情者不报，监督者无权，或不敢监督，结果使得一些领导在工作决策上能够独断专行，违法违纪。二是企业制度不健全或者没有发挥作用。一些公司企业在运作上缺乏必要的制度监督制约，规章制度很不健全，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可以监督企业运作重要环节的制度。有的虽然有一些制度，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监督制度不仅存在着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而且存在着相对滞后和不配套的问题，原则性规范多，可操作性细则少；规范对象泛指多，对主要领导要求少。因此很容易形成财务人员和企业权力者的“合谋”，如：广州市番禺区电力局原党委书记兼局长黄彪和财务部原负责人何崇基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4000万元一案中，何崇基就是国资委派驻的财务总监。可见，当现实利益大于道德风险，而

又缺乏相关制度约束时，监守自盗是国有企业中不可忽略的现象。三是监督职能部门作用发挥不强。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职能部门职能发挥不够充分，有的工作部门在企业资金运作方面，明知故犯，对违纪违规，听之任之；有的审计部门形同虚设，对企业主要领导的问题视而不见；有的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往往对事不对人，体现在面上的象征意义多，有的针对性、实质性的事前监督少，只做事后诸葛亮。各监督职能部门还缺乏明确的协调配合规则，各自为政，难以形成有效地监督合力。

严峻的现实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国有企业如何在社全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有力的监察机制，从而可以有效地防止企业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这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课题。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几年来的思考，我认为要有效地遏制国有企业中腐败现象的发生，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1、监督部门要依靠群众，发挥企业监督制度的威慑力。改革国有企业的监督制度，首先在于改革厂长(经理)产生的机制，要改变企业领导者对上不对下的习惯思想。第二，要充分发挥职代会的作用和监督能力，要在企业发展规划，工作目标、经营管理等重大决策中，监察部门要充分咨询职工代表的意见，并作为参考意见进入表决程序。第三，要加强制度建设，用严格的制度规范“一把手”的用权行为，按照“十六字方针”全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建立一套真正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成对“一把手”的管理效能化、规范化，尽可能量化企业的监察制度，尽可能跟进企业领导人的权力范围及衍生权力范围。第四是职能部门要抓好制度的检查落实工作。监督部门要形成走访的工作作风，实行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要定期对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实行“阳光式”的企业运作，强化职工群众的监督。一是“阳光式”的企业运作要求坚持市场化原则，即凡是产生利益差别的环节要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手段运作，通过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化程序，减少人为因素，最大限度地杜绝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等。第二要坚持公开化原则，积极推行厂务公开，发挥职工群众的监督工作。只要不是商业机密，都可以而且向职工群众公开公开决策结果，决策程序和依据，让职工群众明白权力运行的过程，防止“一把手”权力的滥用。

3、加强正面引导，形成企业领导者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国有企业监察个案中，有部分是企业领导不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经不住物质和利益的诱惑，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嬗变造成的。因此，我们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大力弘扬宣传自觉、自律的好典型，并在提拔，任用上注重领导者这方面的素质建立激励机制；在政治上、经济上激发企业领导干部廉洁勤政和开拓进取精神；加强领导者的法律观念，在企业内部树立正确的用人机制，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在选拔任用干部上，把考核廉政和考核实绩结合起来，真正使那些有能力实绩突出，作风扎实，勤政廉洁的干部受到表彰或重用，做到“赏以劝善，罚以惩奸”的效果。

4、实行绩效管理，把个人利益与企业绩效挂钩。许多人走上贪污腐化的道路，堕落成为社会蛀虫，一部分原因是攀比、心理不平衡造成的。应该说，我们的现行体制对企业领导者十分“苛刻”，国有企业领导者既是企业家，还得是政府官员；既要和市场打交道又要和政府打交道；他既要兢兢业业，又要大公无私，一心为国家，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工作。他要正确地代表国家、职工的利益，代表政府所有权者，事实上就是当好国家所有者的经营代理人，只不过他不能作为所有者多拿一分钱。这即是说，他需要按所有者那样思维，要像所有者那样对国有资产负责，行使所有者的权力，但没有所有者的权利，得不到所有者的应得利益。利益与责任、动机与约束总不相称，国有企业的监察问题，也就总也得不到解决。因此，要积极推行绩效管理，把权利做到相对一致，把厂长(经理)的工资或者年薪与业绩直接挂钩，解决道德风险和利益风险之间的博弈倾斜问题。

5、企业监察部门和相关监督部门要注意分析研究一些大案要案的案发特点和规律，积极发挥案件查处工作在源头治本中的建设性作用，对国有企业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作好事前介入工作，从制度上和政治思想工作上有针对性地加强了防范措施。

总之，国有企业的监察机制，也同解决经济工作中遇到的其他问题一样,关键是要不断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在改革过程中找出解决矛盾的新办法、新思路，及时、有效地防范和遏制腐败行为。

第五篇：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华亭县检察院徐立科刘丽

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审判、执行等各诉讼环节进行法律监督。但目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却存在很多值得研究和解决的突出问题，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机制，优化监督运作方式，不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一、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执行机制存在的主要不足

（一）立案监督疲软、监督难以到位。《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和“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的职权，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以虚假理由、不充分理由加以唐塞、拖延，或立而不侦、破而不诉。检察机关在法律程序又没有相应的纠正措施，造成监督立案多，进入刑事程序少，使立案监督形同虚设。

（二）监督批捕执行疲软、影响宪法权威。批捕监督是宪法原则。在工作中一是对公安机关随意变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没有监督措施。《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时，应当通知原批捕的人民检察院。但在实践中，经常发出变更强制措施后向人民检察院送达备案，检察院发现变更措施错误时犯罪嫌疑人已释放。二是对公安机提请批捕时以在逃等理由对某些同案犯不提请批捕，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批捕，决定逮捕的往往得不到执行。致使监督批捕执行落实不到位。

（三）刑事审判监督弱化、抗诉工作难以收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审判活动中违反诉讼程序，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并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提起抗诉的权力。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大，侵财犯罪普遍适用罚金刑，附代民事关乎群众利益，法院往往先调赔偿后开庭，先谈罚金再量刑，给群众造成以钱赎罪的误区。刑法条文中3年以上，3年以下规定较多，法定刑3年以上的案件，只要赔偿好，罚金高，就可判3年，3年就可以适用缓刑，罪刑不相适应，但检察机关无法抗诉纠正。

（四）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没有保障，举步维艰。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有权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审判监督中应该享有哪些具体权力，依何种程序行使监督权，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在调卷、再审出庭、审理期限、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使民、行监督权取决于法院的认可程度，致使民事检察工作举步维艰、难以开展。

（五）纠正违法缺乏强制力，监督效果不佳。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审判机关相比，既没有实体处分权，也没有纪律处分权，只有提检察建议，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等行使法律监督权，但现有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即没有设监督追究责任的条款，也没有强制保障措施，虽然检察机关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等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监督活动，但真正监督效果不佳。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原因

（一）立法过于原则空泛。如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监督范围只限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限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对于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生的“暗箱操作”却无法进行监督、制约。监督范围及程序仍有诸多疏漏和缺陷。如立案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在立案中发生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如果公安机关不予采纳、拒不纠正，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法律没有依据；对通知立案而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法律也没有授予检察机关如何解决的措施。

（二）缺乏机制措施。由于未形成完整的法律监督保障措施体系，检察机关提出的《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等监督建议、不被公安、法院采纳或无故拖延，造成检察机关束手无策，形成了“你发你的建议，我搞我的决定”，有时使检察监督权形

同虚设，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权威和实效。

（三）检察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研究滞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下，去年以来，高检、高法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目前的法律监督理论研究多致力于检察实践经验的总结，许多设想和原则流于理想层次，缺乏基本的理论构架和引导，成为注释法律条文和具体实践的工具，还未形成完整有效的法律监督理论体系。致使法律监督法理不足，政论馈乏，二者结合研究欠缺。

三、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机制的思考

（一）完善立法，制定统一、完备的司法解释，为法律监督提供法律保障

一是补充完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尚未完善和健全的有关内容及应有的保障性规定。如立案监督，通过增设刑事诉讼法条款和司法解释明确立案监督不仅包括“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还包括不应立案而立案，对公安是否立案、不立案的知情和整个立案活动的全面监督；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建议书》的法律效力，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对拒不接受监督单位和个人建议处分权。在侦查监督上，要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知悉权、侦查参与权、建议权、监督处分权和提前介入的法律地位，在审判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赋予规范庭外调查权，建议休庭权；在判决裁定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的审理期限，防止久拖不决；在民事行政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检察院参与诉讼权，明确同级人民检察院有抗诉权等。

二是细化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监督相配套的有关关工作细则。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立案、侦查、审判、判决裁定、执行各诉讼环节的监督细则、规则，提交全国人大审核发布，避免公、检、法三机关各定章程，各行其事，使检察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由全国人大统一司法解释权，通过统一解释，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确保执法统一和正确实施。

（二）构建检察一体化，增强法律监督能力

一是按照中央《意见》改革检察机关的人事体制。在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下，强化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的力度，保证法律监督的独立公正。同时赋予检察机关人事决定权，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应由上一级检察机关检察长提名，同级人大任命；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一般不从地方党政机关调任。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有惩戒处分权和人事调动权。

二是改革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将地方财政负担各级检察机关经费改为中央政府负担，建立全国检察经费统筹制度，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作出预算，报中央财政核定后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实行计划单列，逐级下拨、分级管理。

三是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工作制度。将上级领导下级工作的体制具体化，明确规定请示、报告制度；指令纠正、备案报批制度和内部检察长负责制，形成下级院对上级院负责，逐步实现上级对下级的绝对领导。

（三）探索“侦检一体化”模式，增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监控力度

一是建立侦、检一体化刑事司法模式，增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侦查取证行为的引导、监督权，实行刑事警察与治安警察分离制度，使其直接受检察机关监督，检察机关要完善监督机制，改进监督方式，使监督作用直接化、具体化，确保刑事司法体制持续高效运作。

二是完善各诉讼监督的责任管理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及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使其更加符合具有检察特色的管理方式，保证各诉讼环节上的监督工作有效开展，防止监督不力、流于形式。

（四）改善用人机制，加强队伍管理、培训力度，提高队伍素质

一是进人、用人要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检察官法》，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录用到检察机关。

二是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分级管理责任到人、事，不断提高干警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能力。

三是强化激励机制，激发干警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意识，提高法律监督的质量、效率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