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伦理问题的相关思考
公伦理问题的相关思考
今天那些视拆迁户为蝼蚁、视访民为寇仇的基层官员，政治道德境界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一些基层百姓因走投无路、求诉无门，而不惜自残躯体的时候，像职业病患者“开胸验肺”，被“钓鱼执法”的断指明志，拆迁户自焚，我们共产党人的良知是否受到震撼？
作为监督部门,药监局玩“私了”，相关领导竟给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我想请问：你们化解的是哪门子“社会矛盾”呢？难道还有什么比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更重要的事情吗？出了问题捂盖子，甚至不惜赤膊上阵为不法之徒充当马前卒和保护伞，你们意欲何为？！
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又发生火灾了。这种弥漫于社会的忧虑并不难理解。事故纵然难以避免，一次两次皆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但若同一个公司三次、四次，接连地发生同一种事故，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了。又是“泄露起火”，而且，几乎是复制的四次大火还在不断缩短发生的间隔期，从半年的“发病期”变成不足两个月，这除了让人有种“死神来了”的恐惧感，更让人担忧中石油的血脉里，流的是道德的血液，还是利益的黑油？
一个一个公共案件,不尽让我发文到底我们的公共领域怎么了,我们的公共伦理底线还存在吗? 伴随着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深入，公共伦理问题日益引起了广泛重视。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的信用危机，可谓市场经济道德大厦的根基发生动摇。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廉政建设愈来愈重视，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时期，而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廉政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这对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无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建国60年的今天，我国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之中，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廉洁从政、利益冲突、收入申报、礼品登记、回避、离职后从业限制等为支柱的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体系，并且呈现出公共服务伦理规范法律化的趋势。但是，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体系还不够健全，有关公共服务伦理的规范尚未上升到立法层面，一些公共服务伦理规范的执行、落实和监督还不到位，并由此而引发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伦理失范甚至出现贪污腐败现象等问题。其存在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
（一）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水准滞后有碍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但是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滞后已经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
(二）腐败滋生既破坏公共服务规则也破坏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军突起的当前，因经济利益的驱使，腐败滋生和蔓延，出现了所谓的商
业贿赂。
（三）近年来我国公共服务伦理失范及腐败的问题令人担忧，还有吃、拿、卡、要等种种不合乎公共服务伦理规范的行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予以正视，因为这是关乎民心向背的大事，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关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的大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廉政建设存在问题的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廉政建设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用因素分析法归纳如下：
（一）历史传统的因素。我国悠久的历史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负面影响——传统腐朽观念：1．封建特权思想和“官本位”思想，这些思想容易产生“以权谋私、权大于法”的问题。2．我国传统的乡土本位思想一向注重人情，在行政过程中往往是情大于法，容易导致徇私枉法而侵害公共利益。3．在传统的行政价值观中，升官发财的思想根深蒂固，做官不被看作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和伟大抱负的一项事业，而被看作是谋取钱财、谋求好处的一项职业。4．由于腐朽思维的作祟，致使一部分公务人员偏离了正确的行为规范。
（二）价值观念的因素。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思想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价值观念处于震荡时期，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将会持续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也对国家的公共服务伦理规范和廉政建设带来挑战。经济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多元化，旧道德受到冲击，新道德尚未完全确立，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被严重扭曲。进而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道德思想的侵入，加之传统封建宗法道德思想的影响，引起了一些公务人员道德失衡、滑坡，从而出现了伦理缺失和腐败。
（三）制度失范的因素。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产生公共服务伦理失范和腐败的客观条件。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够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服务伦理失范及腐败的程度有所加剧。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过去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廉政建设的对策和建议运用伦理的方法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提出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及道德规范，是世界各国加强廉政建设的共同趋势,借鉴国内外特别是韩国、美国和加拿大在这方面的有效做法和措施，参照中外公共服务伦理法律法规汇编和相关研究，基于我国的历史、行政体制、价值取向、社会文化等发展背景以及三门峡乃至全国的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廉政建设的发展现状，提出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廉政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公共服务伦理规范教育。在公共服务领域，公共服务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主体的道德素质。然而，作为公共服务主体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又无时无地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会受到急剧膨胀的物欲横流的侵蚀，乃至出现公共服务主体的严重“变质”。因此，必须加强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公共服务伦理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主体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一方面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增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另一方面，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更要树立公平、公正等公共服务理念，切实做到公道正派，促进社会的和谐。
（二）加速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体系建设。建设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体系，有利于推进勤政廉政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公共服务科学化、高效化的实现，也有利于现代“善治”政府的打造。因此，我们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加速推进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体系的建设。要对现有的公共服务伦理规范进一步完善，促使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对其角色进行合理定位，推进公共服务伦理立法。我们应抓住时机，从整个制度层面、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中，梳理出现代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伦理精神的基本守则，给予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以相同的公共服务道德判断、选择和评价的模式，促使公共服务道德章程与原则成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行为标准和公共服务道德规范，使我国的公共服务伦理道德规范建设步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三）加快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步伐。公共服务伦理失范及腐败现象总是和政府职能过多、范围太宽、权力过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管的多、宽、大，就会使行政官员滥用权力成为可能。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化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公共服务体制的构建。要彻底根除“官本位”、“政府本位”等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为民服务理念，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充分彰显现代政府的服务至上理念。
“廉隅贞洁者，德之全也；流逸奔随者，行之污也。”意思是说，廉洁端方是美好的道德，随波逐流是丑恶的行为。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廉政建设是加强廉政勤政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加强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行为进行规范与监督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体系，把有关的公共服务伦理的规范提升到立法层次，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廉政建设的执法与落实。
第二篇：医疗公正问题的伦理思考
医疗公正问题的伦理思考
姓名：黄金健
学号：43211124
所属院系：临床医学院
摘要：由于当今社会医患关系的不平等，医生角色与病人角色在角色扮演中的等级差异，市场经济在无形的支配着医疗机构，医疗公正问题日益明显，其主要表现在：医疗资源在病人内部的分配问题上，医生与病人沟通的平等问题上。而这些，正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克服的问题，也是实现医疗卫生改革首先应当正视与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医疗资源，病人，医生，医疗公正。
正文：当代社会由于人口急剧增加，慢性疾病的猖獗，卫生保健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使得人们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大型三甲医院当中，走廊过道里摆放病床的现象随处可见，一个专家门诊外排满长队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医院的输液室内常常是座无虚席，这些现象，无不深切的显示着当代人们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大量而又具有依赖性的需求，在物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医疗资源该如何分配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话题，由于我国现存的分配置度的问题，使得贫富差距悬殊，然而，在伟大的生命面前，作为自然人的我们原则上应当是平等的，所以，在供需矛盾，社会地位差异明显的今天，如何分配并使之相对公平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首先我先对医疗资源做一个概述，医疗卫生资源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医疗卫生部门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称，包括硬资源及软资源两大类。医疗卫生硬资源泛指医疗卫生人力、物力等有形资源；医疗卫生软资源指医学科技、医学教育、卫生信息、卫生政策及卫生法规等无形资源。从广义上讲，医疗卫生资源是人类开展医疗卫生保健活动所使用的社会资源；从狭义上讲，它是指社会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占用或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总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是指医疗卫生资源在医疗卫生行业内的分配和转移。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医疗卫生事业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地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认识更深刻，对卫生服务的要求也更高。人类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是无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却是有限的。如何配置和利用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解决其配置过程中公平和效率这两大基本问题，让医疗卫生服务达到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理想境界是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卫生服务研究努力追求的目标。在当今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在市场经济的支配下很难做到公平，只有通过一定的计划手段和政府干涉，才能解决相关的分配问题。
案例： 全民健康体检项目从2010年开始实施，据杨小广透露，去年成都市共完成体检822.8万余人次，其中崇州市体检覆盖率已高达82%。与此同时，成都市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中医药适宜技术和服务，在全市创建了125个市级中医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大力推进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的实施，据悉，去年成都市基层中医药服务量已占总服务量的40%以上。该案例很能说明在政府的干预机制下，有利于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在人群中的分配问题，提高社会和谐度和全民的幸福指数。同时也说明了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光靠三甲医院的内部调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层社区做起，从民众没有生病时做起，才能节约医疗卫生资源，解决医疗卫生资源与日益增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医疗两大主体：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医疗公正的意义。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并非我们市场经济中的买卖双方，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所以此中就存在着医疗公正的问题，即：医生是否能够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病人是否能够遵从医嘱安心静养。技术性医患关系在医疗过程中以病人的诊治利益为准则，对医疗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
医患关系是指“医”与“患”之间的关系。“医”包括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患”包括病人、病人的家属以及除家属以外的病人的监护人（有时称作“患者方面”）。
此外所称的“医”主要是指医疗单位及其医务工作者。不仅包括各级各类医院、乡镇卫生院、疗养院和门诊部，还包括各种诊所、卫生所、医务所等。医务工作者也是一个广义的概述。其中主要是指各级各科医生，由于医生的服务态度、医术水平、负责精神等方面因素引起的医疗纠纷最为常见。其次常涉及医疗纠纷的是护士，她们负责治疗的具体操作和护理工作，如果粗心大意、操作失误、擅离职守也易导致医疗纠纷。此外，医疗单位的管理人员有时也会成为医疗纠纷的“肇事者”，常见的有管理工作未尽职尽责，使医疗环节脱档而给病人造成损害；或者医疗单位的领导瞎指挥，硬性要求主治医生使用或不使用某种药物及诊疗措施，导致不应有的危害后果。
此外所称的“患”是指接受诊疗的病人。如果诊疗及护理过程没有导致病人死亡，就必须由病人本人提请医疗纠纷的处理。当然，按照法律的规定，病人可以委托家人、亲友、律师等人充当代理人，以病人的名义，具体实施解决医疗纠纷的工作。如果在诊疗护理过程病人死亡，那么他的利害关系人就可以取代患者而成为医疗纠纷的主体。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等都可以成为利害关系人。
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共同体”。因为“医”和“患”不仅有着“战胜病魔、早日康复”的共同目标，而且战胜病魔既要靠医生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对抗疾病是医患双方的共同责任，只有医患双方共同配合，积极治疗，才能求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医患双方在抵御和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都处于关键位置，患者康复的愿望要通过医方去实现，医方也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加深对医学科学的理解和认识，提升诊疗技能。在疾病面前，医患双方是同盟军和统一战线，医患双方要相互鼓励，共同战胜疾病。
维护医患这对利益共同体的良好关系，需要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一则有趣的民间传说可作为注脚。唐朝药王孙思邈外出采药，遇一只母虎张口拦路，随从以为虎欲噬人而逃，孙思邈却看出虎有难言之疾。原来这母虎被一长骨卡住了喉咙，是来拦路求医。孙思邈为其将异物取出，虎欣然离去。数日后孙思邈在返程中途经此地，那虎偕虎崽恭候路旁向他致意。这个故事起码说明了两个道理：第一，即使是吃人的猛虎患病，医生也应本着仁义之心为它治疗，何况生了病的人呢；第二，即使是吃人的猛虎对于为它解除病痛的医生也怀有感恩之心，有礼貌地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正是医患关系的最基本特点。
案例：3月23日16时30分许，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处风湿免疫科病房发生一起伤害医务人员案件，造成1死3伤。该起恶性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普遍认为是长期以来医患矛盾的恶性爆发。日前，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杀医是犯罪行为，不是医患关系问题”，他相信医患关系基本面是好的。严打残害医务人员罪行。
3月26日，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求卫生部办公厅向黑龙江省卫生厅了解情况，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并请黑龙江省卫生厅代向被害和受伤医务人员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和慰问。
紧接着，3月27日，卫生部在官网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履行好内部治安保卫职责，确保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得到保护。
就此事而言，医疗公正问题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比较突出的地位：医疗人员的人生安全得不到保证，又如何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医疗卫生事业而服务于人民，同时，医患双方将陷入复杂的关系当中，影响医生的判断能力和决断的果断性，医疗公正从源头上发生了病变，长此以往，医疗公正恐怕正的要是一句口号，所以我觉得实现医疗公正首先要保证医生的权威性，医疗公正不等于没有医疗事故，也不等于医生能包治百病，所以合理的审度医患关系将有利于实现医疗公正，有利于医生将病人的利益最大化。
最后，我想对医疗公正问题做一个综述，医疗公正问题是以患者本身为出发点，涉及到患者，医院，医生，社会，民生，政府等诸多关系的一个问题，实现医疗公正，我认为应当从实际出发，即：从参与医疗最密切的医患双方做起，从实现资源分配的政府做起，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医疗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1】:《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研究 》韩莉。
【2】：《成都日报》
【3】：《百度百科》
【4】：《济南时报》
第三篇：“安乐死”伦理问题浅析
摘 要 中国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安乐死也越来越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本文从安乐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讨论探析当今发达社会对于“安乐死”的理解和各个国家对于安乐死的法案整理与不同层度的推进，正确认识安乐死这种优化的死亡方式。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定义与概念 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谢萌，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88-02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这些懊恼难题的出现在伴随高科技的进步变得可以让人们轻松应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对生命无限追求的奖赏，也是社会不断前行的必经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为你新开一扇窗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安乐死”的基本形式与不同意义
（一）基本形式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善的死亡，这一出现于17世纪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词汇，自打出现就备受争议。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这种死亡是不是秉着病患自愿的原则。怎么样区分“安乐死”与“被安死”已成为一种惯例，被动安乐死是通过不予以患者治疗或者撤出其医疗设备而允许的死亡，而主动安乐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动的结果。所以常常使初视者误读其意，从而妄下结论。在学术中“安乐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据意义的不同分化出不同类型，这些所谓的区分显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义
对“安乐死”的理解因人而异，有相对广义的理解，也有人相对狭义的看待。人们认同它是因为认为“安乐死”属于一种个人权利，个体对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选择权利。虽然“安乐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依旧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们已经在宠物身上看到“安乐死”的情况了。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筹划一个关于“安乐死”计划，意在用模糊的“安乐死”方式来杀害他认为没有用的人。一位收到过500份脑组织的神经病理学家描述：“在当时的德国，有关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癫痫痴呆以及身体器官出现异常或者失调的病患„„实际上，那些所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被处以“安乐死”的方式杀害。”被谋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们是对于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的人，只有他们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对“舒适”。快速的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过于简明扼要的表达了安乐死的定义，而完全忽视了在受此安乐的人的那些微妙的东西。这种对于安乐死的定义不得不说是一种违背了安乐对象的意愿，简单粗暴的认为安乐死是无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个侧面则认为，如果我们实施安乐死的意图在于将一个正在受到病痛无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网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我们也算是在实施安乐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我们个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乐死真的还是安乐死？我想那样的安乐死完全等同于一场毫无争议的谋杀。
有关于安乐死的不同理解和认知我们不得不在对安乐死的描述和定义上绞尽脑汁的想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些定义仍无法满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实施条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对安乐死的准确定义。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会对于安乐死的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符号，它们也都承载了不同时代对于安乐死定义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纳程度的趋势。
二、安乐死在世界范围的合法化问题
目前为止，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被众多国家视为不合法的一种医疗技术。因为它与我们目前所建立起的传统道德观念、医德价值、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安乐死的合法化面对极大挑战。但还是有不少国家在面对安乐死的的出现后才用相对积极的态度去接纳它。荷兰作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与其后的比利时、西班等国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通过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严苛的执行准则。安乐死虽在荷兰已经合法化，但安乐死依旧属犯罪。荷兰安乐死实施决意看来，不仅能发现在面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人们面对对他人实施安乐死时，依旧心有余悸。真正明确安乐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乐死”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举办“安乐死国际会议”，会中提到：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目前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日本通过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以下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不治之症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剧烈，且令人惨不忍睹。
（3）实行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则需要本人的真诚委托或同意。
（5）原则上由医生执行，如果不能，必须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
（6）实行的方法在伦理上是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日本刑法规定，具备上述全部要求而夺去人生命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为”。为了消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为，可被认为相对于日本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难行为”。其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和紧急避难的违法性阻却，即是通常构成违法的行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认作为违法。
安乐死合法化维护者认为，患者有自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意愿是可以让医生对他们的选择予以实现。作为一个人，我们连自己掌控自由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丧失了，那我们真正拥有的权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会大众同意患者自由的选择用“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如果在行使这个权利时这种选择有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有怎样的有关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个人有权死亡，并且在权衡了继续活着的利与饱受痛苦之后已经达到了这样做的决定，那么请求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执行这种合法的选择有何不可？这样另外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对？ 对于支持者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既是出于一种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样的形式在自杀的场合出现。
三、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的理解与阐述
谈到关于中国人怎么理解“安乐死”时，回望过往悠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根基和传统道德模式、思考行为方式准则的华夏文明。历史中我们知道秦始皇不辞辛劳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长生不老，我们推崇尊崇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这种文化底蕴塑造出我们对于生死观的理解是人们惧怕死亡和一种希望获得长生不老的心理。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认为我们活着，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和活着该去做些什么，对于死亡这么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假设和猜想。实际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开了阐述关于生死和本体的意义这么一个问题。他更多的给出一个让我们能参悟出的理解发醒怎么积极地去活着，那也就是他所体悟的活在当下，活在今生。这是中国儒家对于生死的一种阐述和态度。
道家相对于儒家的生死观而言对于死亡更深刻，呈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为其立足点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他所宣崇的对于生死的态度。“安乐死”无非也是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自我选择的问题，其受到争议的是在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对的可能无法得到真实准确个人意愿的一个道德问题。相对前面两种派别佛家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就相对激进很多。佛家认为人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在修行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痛苦，即使是备受折磨的活着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对“安乐死”这一种“优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赞同的，佛家认为任何形式的杀生都是不善业。人活着的修行是一种轮回，痛苦的源头源自他过去所应承受业力，故必须自己承担。
四、当代国人对于“安乐死”的认知
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体的世界格局，国人对死亡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安乐死作为一种现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样随着时代的大潮流不断演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逐渐对安乐死的认知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中国国情来看，“安乐死”使得濒临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脱，减轻病人家庭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负担，节省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它同样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体贴和尊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选择。
也有人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否定医学的消极态度，医学的存在就是救死扶伤，无力医治就不去医治，不利于医学的发展。相对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症这一抽象定义。也许这一秒还是不治绝症下一秒就攻克难关。
五、结论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牵挂与牵绊，这些是我们作为人所必然要面对的关于生死的问题。于安乐死我们不能过早言论孰是孰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然无法避开社会性，它不能跨越一个时代而孤立的讨论，它必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在一起。当今的中国在踌躇满志的朝着前方光明的充满希望地方发展。
学者们也开始不断反思关于生命与哲学直接关系，以及安乐死是否对于我们社会与人起到积极作用。而法律上尽管还在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种种置疑和诽谤，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安乐死终将会被法律所承认。生命对于每一个拥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贵，了解生命，体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四篇：汽车产业伦理问题
丰田召回事件中的汽车企业伦理问题 童立顶 20075649 思政08-1班
丰田召回事件在去年可谓闹的沸沸扬扬。丰田作为一家全球著名企业，却因为产品缺陷，售后危机处理失当及缓慢而深陷大规模“召回门”事件中。丰田一方面触及了企业道德“底线”；另一方面为了守住“底线”和信誉，付出了惨重代价。
企业伦理是关于企业行为规范，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规范，经营活动善恶，应该与不应该的规范，通过舆论，习俗规范起作用的学科。丰田召回涉及诸多企业伦理方面考量的内容。
丰田降低成本，追逐利益的行为与消费者利益的问题
丰田在美国召回的基本情况的原因是，丰田为了降低成本，严重忽略了品质。车辆由于油门踏板的踏板臂和摩擦杆的滑动面经过长时间使用，在低温条件下使用暖风（A/C除外）时，在滑动面发生结露，使摩擦增大，使用油门踏板时有阻滞，可能影响车辆加减速。极端情况下，油门踏板松开时会发生卡滞，车辆不能及时减速，影响行车安全。
我们不能否认丰田作为企业，其有追求利益的本性，但一个成功和良好信誉的企业不仅仅专注于利润，更多的是履行维护消费者利益与安全的社会责任，践行企业道德价值观。丰田为了夺取全球15%的汽车份额，被利益冲混了头脑，忽视了品质和企业生存的血液——道德。正如后来丰田总裁丰田章男总结的：“比起数量，我们确实忽视了品质”。
丰田公司的“恶”——美国听证会上，消费者生死离别的陈述
2010年2月23日，在美国华盛顿的听证会上，罗恩德-史密斯陈述：“当刹车制动完全失灵，车子突然加速时，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还有很多朋友，亲人，我和他们正处于生死离别的时刻。正当我绝望时，车子慢了下来，至今我认为时神明恩赐我活了下来”。罗恩德是幸运的，但不幸的是过去10年间，共有19人死于丰田有缺陷的汽车，这绝不是偶然，而真相至今才初露端倪。
产品设计有缺陷是诸多悲剧的原因。丰田公司多年来使用有缺陷的产品，导致消费者死亡事件和痛苦经历，对此，丰田没有主动去调查研究和召回，反而一再推脱和搪遮。不仅仅是社会责任的缺失，更是道德上的“恶”。丰田公司有缺陷的产品就包括油门踏板和电子控制系统等等。
丰田不坦诚的事后处理——舆论呼吁企业伦理的重塑
丰田不坦诚的事后处理包括以下几个事件： a． 被动召回与承认错误
Rav4是丰田一款车型，在这个事件上，丰田确实不厚道，与拥有良好信誉，完善售后服务和危机公关中坦诚态度的企业相差甚远。Rav4一年前就出现了问题，但丰田矢口否认，抵赖说是用户操作不当。后来在美国出了车祸，证据齐全，加上美国道路协会催促，丰田被动召回并承认了错误。企业在出现危机时应该主动调查，如有错误，应该坦诚一些。丰田的做法不能不让说让人失望，令其形象大打折扣。
b.在美国的听证会上，当罗恩德讲述她的生死时速时。出席听证会的丰田总裁和其他主管的态度只能用不坦诚来形容。证人与高管交涉后，丰田回应中态度强硬，否认相关产品缺陷，并且暗示这一切是车主自己造成的。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丰田全球召回850万辆车，丰田章男表示，将启动“50年来，丰田最大的危机公关”。
C．区别对待中国与其他市场。在产品标准和赔偿标准上，丰田区别对待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在危机处理中，丰田甚至拿出中国国情下丰田处理危机的“中国版”方式，就像锐志漏油事件中处理的一样。
丰田召回不仅是企业危机的典型事例，更彰显一些企业在伦理问题上的“危机”。
第五篇：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伦理问题
人类基因组计划带来的伦理问题
摘 要: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从整体水平研究基因的存在、基因的结构与功能、基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揭开生命的奥秘的同时，人类基因组计划正面临着隐私权被侵犯、基因歧视、遗传检测、基因资源的商业化问题等一系列伦理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以下伦理原则：尊重自主性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以及公正原则。
关键词：人类基因组计划 伦理问题 伦理原则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是由美国科学家于1985年率先提出，于1990年正式启动的。目的是：① 鉴定出人类的所有基因；② 确定构成人类基因组的约30亿个碱基对的序列；③ 将上述信息储存于专门的数据库中，并开发出相应的分析工具；④ 研究由此而产生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美国、英国、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和我国科学家共同参与了这一预算达3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的设想，在2005年，要把人体内约10万个基因的密码全部解开，同时绘制出人类基因的谱图。换句话说，就是要揭开组成人体4万个基因的30亿个碱基对的秘密。人类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并称为三大科学计划。1998年5月一批科学家在美国罗克威尔组建塞莱拉遗传公司，目标是投入3亿美元，到2001年绘制出完整的人体基因组图谱。1999年9月中国获准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测定人类基因组全部序列的1%，也就是3号染色体上的3000万个碱基对。中国是继美、英、日、德、法之后第6个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参与国，也是参与这一计划的惟一发展中国家。2000年6月26日，人类基因组的科学家宣布人类基因草图绘制完毕。在“2002国际人类基因大会”上，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新任主席佳之认为，明年春天“生命天书”的破译将完成。
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人类基因疾病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是人类基因组中结构和功能完整性至关重要的信息。对于单基因病，采用“定位克隆”和“定位候选克隆”的全新思路，导致了亨廷顿舞蹈病、遗传性结肠癌和乳腺癌等一大批单基因遗传病致病基因的发现，为这些疾病的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奠定了基础。对于心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神经精神类疾病（老年性痴呆、精神分裂症）、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基因疾病是目前疾病基因研究的重点。健康相关研究是HGP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相继提出：“肿瘤基因组解剖计划”“环境基因组学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医学上的贡献也越发重大。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和基于基因组知识的治疗、基于基因组信息的疾病预防、疾病易感基因的识别、风险人群生活方式、环境因子的干预等等这些，都是医学水平上基因组计划的研究成果体现。然而，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而基因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展初期，政治家、媒体甚至广大民众对它的看法不约而同都带有反对色彩。暂且不去讨论对于政治家而言有类基因组计划到底代表了什么，但对于媒体与民众而言，我们更关注的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伦理性与道德性，而它一开始也成为了道德、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讨论的焦点。
一、遗传信息的隐私权问题
人身自由和隐私权都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内容。那么来源于一个人的体细胞或配子细胞的遗传信息是否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尊严呢？在伦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人
类基因组研究既然可以清楚地了解人体的一切，那么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便也无秘密可言。自己的身体没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这难道不是件可怕的事情吗？它遭遇着来自社会、伦理和法律的种种挑战。人类基因组计划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个子计划，称为HGP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含义，目标是预测和考虑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个人和社会的含义；考查将人类基因组绘图和排序的后果。1990年国际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建立了ELSI研究计划。在1990～1996年间，ELSI研究计划资助了128个研究和教育项目，共3259万美元。研究集中在4个领域：（1）利用和解释遗传信息时如何保护隐私和达到公正；（2）新基因技术应用到临床时，如何处理知情同意等问题；（3）对于参与基因研究的人类受试者，如何做到知情同意，保护个人隐私；（4）公众和专业人员的教育。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管理者认为，ELSI研究计划对HGP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在谈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伦理问题时，“隐私权”是使用得较多的一个词。虽然有HGP作为参考，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于是很多情况下一些问题也便产生：你同意你的基因样本被获取研究，那谁该知道这些结果呢？你有权知道或不想知道，甚至放弃知道的权利。但别人呢？你的亲属、朋友、恋人、学校、工作单位和保险公司等，他们谁能够知道？也许你的亲属应该知道，因为他可能和你具有同样的致病基因，有较高的风险。
二、基因组图谱和信息的使用与人的社会权利
人类基因组研究将提供更多现在尚不知道的疾病基因，同时也将提供更多的基因探针，对很多疾病进行基因诊断（包括产前和胚胎早期的诊断），特别是对遗传性疾病。由此不仅会引发出上述科学活动与隐私权的矛盾，也会引发出与人们的社会权利的矛盾，用于遗传病治疗与研究的基因图谱若用人单位知道了，如果你存在缺陷基因，在求职时是否可以以基因缺陷作为理由拒绝你？若保险公司知道了，他因为你若干年后可能发生的疾病而拒绝你投保是否违法？历史上疾病是极易引起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的，像早年的麻风病，现在的艾滋病，即使是精神病人，至今仍然容易被歧视。
三、基因组信息的医学解释与心理压力及名誉损害
医学界一些人士预测，在今后的30年内，几乎每种疾病的治疗都可以选用基因疗法或以之作为替代。基因治疗如果成功，医学将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治病之本而非治标的愿望。到那时，伦理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一些病人就可能会因携带某种基因或其变异体但并不患病而使其一生都在无形的精神压力下度过。有的时候，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可能对那些携带可能致病的基因的人们和家族采取预防保护措施（包括定期检查），这样做反而使被监护的人们或家族感到自卑，蒙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舆论压力和心理压力。
四、基因资源的专利与争夺 作为 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生物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基因资源。因而，基因资源势必成为未来各国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世界各国围绕基因资源的争夺将会异常激烈。人类的生存、繁衍与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开展，也意味着基因争夺战的开始。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以下简称“国际计划”）启动八年后的1998年，美国科学家克莱格·凡特创办了一家名为塞雷拉基因组（Celera Genomics）的小私立公司，开展自己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塞雷拉基因组一开始宣称只寻求对200至300个基因的专利权保护，但随后又修改为寻求对“完全鉴定的重要结构”的总共100至300个靶基因进行知识产权保护。1999年，塞雷拉申请对6500个完整的或部分的人类基因进行初步专利保护；批评者认为这一举动将阻碍遗传学研究。此外，塞雷拉建立之初，同意与国际计划分享数据，但这一协定很快就因为塞雷拉拒绝将自己的测序数据存入可以自由访问的公共数据库而破裂。虽然塞雷
拉承诺根据1996年百慕达协定每季度发表他们的最新进展（国际计划则为每天），但不同于国际计划的是，他们不允许他人自由发布或无偿使用他们的数据。
人类基因组计划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达到分子水平，疑难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愈不再只是梦想,使得人类可以通过阅读关于自身的“使用说明书”真正成为自身的主宰，同时造就了生物产业发展的良好契机,这些都令人欢欣鼓舞。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担心基因技术的掌握者们会用他们手中的技术来做些什么和怎么做，担心他们有一天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担心会出现基因歧视，基因专利等种种问题。当我们在进行基因组计划的实施的时候，需秉着尊重自主性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以及公正原则，才能切实做到关注民生，而不是科学与生产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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