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对旅游资源的管理实行统一的、区域性的自然公园管理体系,经过5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创建了完整的管理体制,完善了旅游资源环境管理的法律与政策,与欧美国家相比,有其独到之处。而我国旅游资源环境管理还相对落后,实施的是分级、分块的管理体制,造成了管理部门分散、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等诸多弊病。学习借鉴日本经验,对我国健全完善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的法律与政策,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根据日本资源环境管理政策规定,日本自然公园的管理机构为非盈利的政府机构,其运转靠财政拨款。公园内的住宿、餐饮和娱乐等商业设施严格按规划建设,并通过特许商业经营处批准,由承租人经营。
在管理模式上,日本对旅游资源管理实行政府与民间合作运作的形式,推行公园管理员和社区参与的政策。政府部门要寻找良好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主要有学术团体、社区和私人。各方履行和承担相互的责任和义务,积极主动地参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工作,充分考虑人与自然资源和谐、环境友好的长远利益,各自做出贡献。
一、自然公园管理员的政策
1957年,日本建立了自然公园管理员制度。任命了119名“国家公园管理员(ranger)”。最初的公园管理员是根据自然保护事务所长,都、道、府、县长官及国家公园协会会长的推荐,受自然环境局长委托,担任国家、国定公园中清扫、事故防止、动植物保护等业务的自愿者。随着战后复兴的推进,国民生活不断改善,日本迎来了旅行大众化时代,到自然公园的旅游者数量剧增。自愿者的业务发展到限制高山植物的采集,指导露营地,还有登山装备、食品携带、景区美化、火灾预防等事项。1965年自愿者被更名为“自然公园管理员”。此后,业务内容又增加了对有关自然资源保护的提议、公共设施的毁损和垃圾等环境污染行为问题的处理通报等。至2002年,共有2976名自然公园管理员,在旅游资源环境管理、利用、开发保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社区参与的政策
自然公园的国家管理机关是环境省。其中,国立公园由环境省指定,由国家管理;国定公园由环境省指定,由所在区域的都、道、府、县管理。县立公园由县政府指定、管理。自然公园经营管理的基本政策是:政府实施管理权;经营形式多样化;社区积极参与三者有机结合,互相制约促进。
在经营方面,有的公园由政府出资建造有关设施,由经营者负责经营和维护,利益共享,政府从中获得一定股份;有的由经营者自行开发建设,上缴管理费或利税;有的采取基金会的形式,向社会募集资金,用于自然保护和公益事业等。任何形式的经营都要求经营者必须签订风景保护协议,履行一定的义务。如积极采取措施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向社区特别是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等。
在促进社区参与方面,通过组织观花会、观鸟会、讨论讲座等不同形式,引导社区的公众参与,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开发建设项目的类型及其可行性必须有社区代表参与讨论决策
上述可见,日本实行以政府为主导,辅之民间合作运作。实行公园管理员制度,加之社区参与有机结合。与此相比,我国个人及社区公众参与的程度还相当低,各主体难以形成合力。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矛盾日渐突出。在日本,社区有权监督经营管理者对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情况。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制约和防止经营者的武断决策、盲目开发及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行为,从而避免造成的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所以日本的这种公园管理员制度和社区参与政策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中国向来缺乏的不是人,中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国情灵活的运用公园管理员制度,任命一批有能力的管理者,辅之以社区居民参与政策,吸纳那些平时闲着没事干的大妈大叔作为志愿者,成为公园管理员,给于一些象征性的报酬,授予诸如“绿色使者”此类的荣誉称号或徽章,在他们的带动下来提高整个社区居民的资源保护意识。这样一来,打麻将的人就会减少,更多的人会参与到资源保护这种有意义的活动中去,社会风气也会随之变化!
第二篇:日本的环境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的环境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到过日本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日本自然环境的恬静和优美。郁郁葱葱的森林、清澈蜿蜒的小溪、辽阔淡然的田野、整洁安静的城市......可以说,一家普通的小酒馆的干净发亮的桌子,都能影射出日本对于本国环境的重视。因此,对于环境日益严峻的中国而言,日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措施,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政府 立法 制度 保障 企业 个人 经验
那么,日本到底是如何保护环境的呢?
一、立法是日本环境保护的基本手段
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倾力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对环境保护并不重视。从6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能源消耗量大增,公害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日本“三大公害病”的出现,使人们逐步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代价”。由此,1958年,日本制定了“水质保护法”和“工厂废物控制法”;1962年,制定了防止空气污染的“烟尘规则”;1967年,通过了“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从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环境污染受害市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诉讼,媒体也参加进来追踪报导有关污染事件,日本许多地区还成立了专门的反对污染环境的民间组织。1970年,日本反对只发展经济不考虑环境保护的市民人数第一次以45%对33%的比例占据社会主流。内阁成立了专门的防止和治理污染机构,该内阁也因此被称为“公害内阁”。在“公害内阁”期间,通过了14项环境保护法案。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环境质量标准以保护人的健康和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根据地方情况制定地方法规,细化标准。日本通过法律规定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环境计划,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
20世纪70年代,日本逐步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等政策机制,建立和形成一些有竞争力的生产环境保护设备的企业,人们的观念从防止公害转变到保护环境,从而进入到环境保护时代。这一时期,政府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等法律规章,设立了由总理大臣直接领导的“日本环境厅”,在一系列缓解污染的政策实施下,日本的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在经济发展优先观念的影响下,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此污染现象并未得到真正的抑制。到了80年代,又产生了新的公害问题,即高技术污染、化学物质污染等问题。日本政府以开发新能源为中心的“新阳光计划”、以节能为目的的“月光计划”和“地球环境技术开发计划”开始实施。进入90年代,环境管理发生了观念上的变革,从经济优先转为经济与环境兼顾。日本政府颁布了“环境基本法”、“节能法”、“再循环法”,旨在推动日本社会、经济和环境向可持续方向发展。1994年,日本出台了《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致力于在21世纪建立循环型社会系统。
二、完善的财政与技术支持机制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有效保障 日本政府普遍采用补贴的形式对企业建立防污设施进行资金支持。20世纪60年代,中央政府先后通过日本发展银行、小商业财金公司、人民财金公司给企业提供软贷款,随着需求的增加,政府又设立了污染控制服务公司(1965年),即现在的环境事业团。其使命是针对环境问题,对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技术和财政上的支持。环境事业团通过日本政府的财政与投资贷款计划,主要从事建设和转让项目、贷款项目、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全球环境项目。同时,地方政府也为污染控制提供贷款计划。日本政府采取的另一项财政支持手段就是免除税收。政府指定某些环境污染严重、需要采取措施的地区有资格获得地区环境污染控制计划的资助,并可获得比未指定地区优惠的政府资助。根据该计划,指定地区现有工厂的扩建及新厂的建立都受到限制,并且鼓励现有工厂在合适的地区重建厂房。
以汽车为例,虽然日本生产的燃油发动机在排放及节油指标上已经十分先进,但日本政府在2001年7月公布的“低公害车开发普及行动计划”中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即到2010,在用的低公害车要达到1000万辆;其中清洁能源车要占350万辆。为此,日本政府有一系列的配套优惠政策以鼓励民众:减免一部分新车种的购置税,减免这类新车头2~3年内的汽车使用税,各政府机构(如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部门)以及公众团体(如公害健康补偿预防协会等)还对购买清洁能源车辆的单位或个人发放金额不等的一次性补助等。
三、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
1961年日本制定的“特定工厂控制污染组织法”规定,那些排放烟尘、废水、噪音和震动超过法律有关规定的工厂要对其污染控制计划负主要责任。另外,每个企业需要配备专门的环境管理人员。这一阶段企业是被动地按照法律进行环境保护,因此,效果并不理想。日本工矿企业的废弃物数量曾一度到了没有堆放场所和无法处理的地步。为此,日本采取了规制机制和支持机制并举的政策,且发挥了有效作用。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由“被动治污”转向“主动治污”,重视开发环境模拟技术与环境协调技术,从产品设计和生产的最初环节就把环境保护纳入其中。
经验表明,企业越多地投资于污染控制,管理反而变得更加有效和有力。例如,汽车行业为了应付当时制定的最严格的排气规则,估计产品的最终价格将上涨10%,当时认为需求的下降会导致生产的整体下降。结果恰恰相反,通过采取必要的污染控制措施,汽车行业不仅在提高汽车的品质上获得成功,特别是能源效率和管理方面获得了成功。尽管价格升高了,需求仍持续增长。污染控制投资在短期内极大地增加了公司的利润。经验证明,越早进行污染控制,污染控制投资越早,总成本就越小。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消费者、股民、当地居民投向企业的眼光也越来越挑剔,给周围环境留下良好印象,成为树立企业形象的一大任务。所以各企业开始定期向社会公布长达数十页的报告书,其内容主要包括对产品回收再利用的计划、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应对措施等。在这种大气候下,企业撰写环境报告书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据2003年统计,约有743家大企业撰写。这类报告书主要报告企业自身事业对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应该为保护环境做出何种努力,并做自我评价。
四、普通日本人的环保意识
在日本,无论是繁华的都市或宁静的乡村,绿化生态、美化环境成了人们的共识。漫步都市街头,山茶、龙柏、五针松等常绿树随处可见,在万绿丛中,街头还点缀着五彩的花草。这些花草树木,有的栽种在马路两旁,有的犹如一条绿带铺展在马路间,把来往疾驰的车辆分开。日本不仅有大手笔的绿化,一些家庭院落里栽种的树木花草也十分别致。他们凡是有土的地方,栽上一棵树,种上一丛花,真可谓繁花似锦,绿树成荫。有关数据显示,日本的绿化覆盖率高达66%以上。由于绿色拥抱着日本,即使刮大风,也无尘土飞扬,全然一 个洁静的世界,游人在一个无灰尘污染的环境内生活。
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不使自己的行为而破坏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公共场合,日本人大多养成了彬彬有礼的良好习惯,一般都不高声说话,自觉保持环境安静。日本吸烟人数占总人口的38.9%,然而,在许多地方是不允许抽烟的,如地铁、电梯、宾馆走廊等公共场合。未成年者不准抽烟,在床上也不允许吸烟。日本人抽烟有个好习惯,他们各自自掏腰包,不请人抽烟,认为请人抽烟是不卫生、不礼貌的举止。日本人外出抽烟,为处理烟灰,他们的口袋里随身带着塑料或金属做的烟灰盒、烟灰瓶,绝对不会随处丢弃烟灰。为减少汽车尾气,日本街头鼓励市民骑用自行车,日本政府规定,自行车走人行道上街沿。好在日本为了缓解大城市的交通拥挤,许多城市都把眼光瞄向了地下,发展地下街。地面街道行人相对减少,自行车在人行道上行驶也就相安无事了。日本还使用燃烧天然气的电车和汽车,减少环境污染。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地下街纵横交错,到处是商店、餐馆、酒吧间;有些地方还有花圃、林园、喷泉,甚至小桥卧波、瀑布飞泻,人们置身其中,尽情消遣、尽情放松,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综上所述,日本的环境之优美也就不足为怪了吧。然而现今中国,沙漠化趋势愈演愈烈;水资源缺乏且严重污染;森林破坏面积逐年增加;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环境状况每况愈下。因此,吸取日本环保的成功经验成为了中国的当务之急。借鉴日本经验,结合中国环保现状,我认为,当今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是环保工作有法可依。第二,政府增加环保财政支持,发展环保技术。第三,相关部门依法执行环保法律法规,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严惩不贷。第四,企业积极主动投身环境保护当中,不能只顾经济利益忽视环境保护,为环保工作尽责尽力。第五,增强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广大民众的环保意识。
结束语:总之,只有充分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中国的环保工作才能更加顺利的落实到位。为了十四亿中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观,才能挽回已渐行渐远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参考文献:《环境保护概论》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篇:日本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启示
日本企业文化建设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因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所处历史阶段及企业具体情况不同,对日本企业
文化建设的经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借鉴。
一、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应做到科学定位、扎实推进,真正促进企业发展。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企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企业发展实践是企业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反过来企业文化又对企业的发展发挥促进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追求。企业文化建设的程度和水平,既与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直接相关,又与企业家的素质和职工的整体状况直接相联。而且,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内生性,只有内在生长起来的文化,才能适应这个企业的需要,才能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从而真正促进企业发展。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学习借鉴,但不可以照搬;可以适当引导,但不可以超越阶段;可以积极创造,但不可以忽视企业职工的整体特点。
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应遵循“三个规律”,做到科学定位、扎实推进。一是遵循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认清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做到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注重文化积淀,不断实现文化提升。企业百年不倒靠文化,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也需要长期的培育过程。目前,在部分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短期行为、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的错误倾向,应该得到克服和改进。二是遵循企业成长的规律,认清文化建设与企业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做到从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内在要求出发,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既不能过于超前,又不能严重滞后,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企业的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的调整保持协调一致。三是遵循文化育人的规律,坚持文化理念推行的系统性和长期性,做到因人因群体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措施,推进理念普及和文化育人。考察中,19名同志对日本企业在推行理念中强调自主性原则印象很深,但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日本企业员工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以及企业文化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基础上的。而对于处于企业文化建设刚刚起步、员工素质有待提高的中国企业来说,过分强调自主性也是不适宜的,必须把自主性原则与强制性原则结合起来,把正面激励同
系统灌输结合起来,积极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提高文化育人的实效性。
二、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推动以人为本原则的全面落实。
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央企业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先进企业文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结合对日本企业文化建设进行的考察,我们认为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把确立正确的以人为本原则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充分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性、历史性和整体性,并指导企业文化建设的具体工作,才能使企业文化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是要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性,把以人为本和以企为家有机统一起来。以人为本原则的价值原则是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人作为目的的价值高于人作为手段的价值。这一原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状况的一种扬弃,是对物统治人、个体淹没在虚假集体之中状况的一种扬弃。它实现了由人仅仅是企业发展的手段,到成为既是企业发展手段,更是企业发展目的的一种提升,这一提升并没有否定人作为发展手段的价值。由此引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以人为本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看,企业以人为本的基本前提是职工以企为家;从现实互动关系上看,以人为本与以企为家互为前提、互为结果。企业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职工作为企业发展的目的主体和利益主体;员工坚持以企为家就是
自觉把自己作为企业发展的责任主体和动力主体。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倡导以人为本必须同倡导以企为家结合起来,必须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性,否则,只强调人作为企业发展目的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导致企业发展的动力主体和责任主体虚位,就会导致以人为本原则悬挂在空中。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各个企业中,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对职工提出“以企为家”的要求,注重引导职工充分认识到,企业“以人为本”的前提是职工“以企为家”,只有做到职工“以企为家”,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以人为本”,职工只有首先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主体和责任主
体,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目的主体和利益主体。
二是要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历史性,把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与企业发展程度有机统一起来。以人为本原则的产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在不同国家、社会和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体现着不同的要求。“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必须同一个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日本企业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和水平,是日本国家发展程度的缩影,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累积的结果。我们在惊叹、羡慕的同时,必须用历史性的眼光来审视这种结果和状态。同时,真正从我们企业现实条件出发,根据企业发展程度落实以人为本原则,并通过实现企业持续发展,不断提高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和水平。
三是要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整体性,把个体利益实现程度与整体利益实现程度有机统一起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为本”原则中的“人”既是一个个体性概念,也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以人为本”不仅是要实现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发展,更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发展,实现各个群体在发展上的动态平衡;“以人为本”不仅是要实现人的一个方面的发展,更是要实现人的多方面发展,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因而我们落实“以人为本”原则必须按照整体动态平衡的要求,既要解决个体的特殊问题,更要实现整体性发展。
三、正确处理实施CI战略与实施CS战略的关系,及时导入CS战略,不断提升和强化中央企业的品
牌形象。
中央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多已实施了CI(企业形象塑造的英文缩写)战略,这对提升企业自身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日本企业文化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在推进CI战略的同时,应该及时导入CS战略,使企业的形象塑造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CS是顾客满意(Customer Satisfaction)的英文缩写。1990年,日本丰田公司、日产公司率先导入CS战略,建设顾客导向型的企业文化,取得了巨大成功,到现在CS战略在日本已经广泛普及。如:大金公司在经营理念中提出“洞察下一个需求,创造新的价值”,并对此进行详细阐述。所谓“洞察下一个需求”,就是深入到顾客的内心深处,去发现连顾客自己也还没有察觉到的需求和愿望,并将其变为具体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给顾客,给顾客以惊喜,继而创造新的需求,就是顾客满意战略的一种体现。松下公司充分利用本公司长期的技术储备和雄厚的设计实力研制出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代表家用电器发展趋势的20年后的家用电子屏幕墙,在东京自己
公司的国际展览中心,每天都在向来访者进行描述和展示。
日本企业推行CS战略是同高度市场化的特征相适应的。高度市场化决定了企业文化的市场导向,市场导向的核心是一切以顾客满意为标准,就是顾客导向。因此,CS是对CI战略的丰富和深化。CI战略体现的是单一的企业视角,着眼于自我形象的提升;CS战略是企业、顾客等多重视角,关注的是顾客需求的满足和价值的实现。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导入CS战略是一种趋势和必然,但并不意味着导入CS战略就取代CI战略,二者视角不同,所起作用也不同,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目前,中央企业应该对实施CS战略进行认真研究,择机导入、广泛实施这一战略,从而实现企业品牌和
形象的新提升。
四、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以构建“六种和谐关系”为目标,为企业发
展创造更加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
创造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我们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也是日本企业文化建设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日本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贫富差距却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社会矛盾并不十分突出。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同日本社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日本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通过强化共同体意识,积极倡导履行社会责任等,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这对我们中央企业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具有深
刻的启迪意义。
中央企业在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把创造良好的文化生态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构建“六种和谐关系”,即“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区(社会)、企业与环境、员工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和谐关系”为核心,通过积极进行理念创新,确立和宣传体现构建“六种和谐关系”的发展观、合作观、环境观、生活观等价值观念;在合理界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积极塑造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强心理文化建设,促进员工身心和谐发展等措施和途径,不断优化人际关系,建立良好公共关系,优化企业内外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五、正确认识企业文化的特性,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确立经营“文化”的新视角。
2004年7月6日至9日国资委在大庆召开的“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研讨交流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各企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初步掀起了建设企业文化的热潮。但这次日本之行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央企业在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应树立经营“文化”的新观念,做
到建设“文化”与经营“文化”有机结合。
精神、理念、价值观等软性文化同具体形态的文化产品,尤其是物质产品有一个显著区别,那就是这些软性文化越使用越增值,并且可以转化为具体形态的文化产品,可以成为企业的经营性资产。这是可以对我们的企业文化进行经营的理论根据。而我们中央企业一般都有几十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创造了丰硕的文化成果,这构成了我们经营“文化”的资源基础。即使有的企业文化积累薄弱,也应该从经营“文化”的视角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经营”文化这个词的涵义就是提升企业文化以及对由此开发出来的具体文化产品进行商业化运营,实现文化资产的保值增值。国内赴海尔学习考察的人络绎不绝,实际上就是经营“文化”的一种结果。当然,现在参与经营的主体不仅仅是海尔集团,更多地是媒体等企业外的社会力量,但起点还是企业本身。确立经营“文化”的新视角,不是要取代基础性的文化创建工作,而是对这一基础性工作的提升,是将在基础性工作中创造出来的成果所蕴藏的价值体现出来,并且不断增值。这就要求在基础性的文化创建中体现经营“文化”的要求。如:我们各中央企业建设的纪念馆、展览馆、资料馆等,就不仅仅是保存文化成果的场所,而应该成为经营“文化”的有效载体和途径。对这些场馆的投入,就不是纯消费性的支出,而恰恰应该是长期的经营性投资。
当前,中央企业开展“经营”文化的工作,具体可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制定经营“文化”的长远战略,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确定中长期目标,从战略层面对本企业长期积累的文化资产进行经营。第二,可通过打造文化品牌,提升企业文化资产的价值。如:在相关企业中把长期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青藏铁路建设精神”等各具特色的企业精神打造成文化品
牌,实现文化资产的保值增值。第三,开发具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商品,通过具体的文化营销,实现企业文化资产的升值,包括:开发体现企业文化个性的纪念章、纪念币、纪念邮票、企业歌曲、电视剧、网络游戏等。第四,培育宣传文化英雄,以此来提升企业文化资产的价值。从经营“文化”的视角看,王进喜、王启民、李黄玺、许振超等不仅是单个企业的劳动模范,更是这个企业的文化英雄,代表着我国国有企业广大员工的精神追求,也体现着一个个企业的个性文化。如:王进喜是“创业文化”的代表,是大庆精神的人格化;王启民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李黄玺是新时期知识工人的代表;许振超是“效率文化”的代表。从经营“文化”的角度,对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不断进行解读和释义,不断进行培育和
传播,就可以使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不断增值。
六、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尤其是要把提高企业家的文化领导力与提高员工的文化执行力有机
结合起来,增强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行为能力。
企业文化是全员性文化。文化建设的主体、文化践行的主体和文化育人的对象都是全体员工。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目标,而企业全员文化自觉的程度又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效。因此,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这在日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体
现得非常明显。
中央企业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应该在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程度上下功夫,尤其是要着重在提高企业家的文化领导力和员工的文化执行力上下功夫。因为文化自觉程度低是当前我们中央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存在三种错误倾向,可概括为“三论”:一是单一主体论。即片面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家文化,因而往往是因领导人员的变动而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随之变化。实际上,企业家只是文化建设的领导主体,而不是单一的创建主体,是文化理念的主要设计者,而不是惟一设计者,是文化践行的先行者,而不是文化践行的基础主体。“企业文化主要是企业家文化”这一论点主要是源于对日本企业文化建设实践的概括。日本企业的性质大部分是私有制,而且早期都是家族企业,企业领导人长期不变,因而企业家的文化个性深深地影响了各自企业的文化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主要是企业家文化”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也有其局限性。而把这一论点移植到中国,尤其是移植到中央企业的文化建设上却是有失偏颇的。二是部门文化论。即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和落实仅仅是企业文化部一个部门的责任,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各部门各负其责、合力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工作格局和运行机制。三是与己无关论。这主要是存在于员工中的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只是企业家的责任和工作,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因而也就无法谈文化执行力的问
题。
这三种错误倾向是中央企业在提高全员文化自觉上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一是应探索建立全员创建体系,形成全员建设企业文化的局面。日常工作中,注重设计具有全员性特点的文化创新与培育活动,吸引员工广泛参与。二是应探索建立综合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三是应探索解决文化与管理融合的问题,提高文化理念的制度化程度,使文化通过管理和制度发挥作用。四是应探索建立长效培育机制,把文化培训作为获得企业人资格、岗位任职资格等方面培训的重点,贯穿在自我成长过程中。
对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
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把推进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出资人代表的职责认真予以落实。企业文化是除人、财、物
之外的第四种重要资源,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管理人员的认可。通过挖掘、整合、建设企业文化,充分发挥这些资源在塑造企业品牌、增加企业无形资产存量,使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是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的重要职责。建议国资委从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角度,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促进企业保值增值的重要内容,加大工作指导力度,不断提高中央企业乃至所有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
二、建议进一步加大贯彻落实国资委《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工作力度,全面提高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指导意见》已经正式颁布实施,这必将促进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但国资委所管理的中央企业的行业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发展历史不同、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不同。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求中央企业要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来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另一方面也要求国资委应加大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推进力度,进一步加强对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指导。建议加大《指导意见》的宣传力度,使中央企业的各级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充分了解《指导意见》的内容,认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高建设先进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自觉性。同时,要通过召开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座谈会、组织参观交流等多
种途径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开展督促检查,促进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三、建议国资委尽快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培训,提高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者素质。
一是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文化培训制度,使出国培训规范化,分期分批地选送中央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文化部门负责人出国学习考察,真正使中央企业领导人适应世界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以宽阔的眼界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去认识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同时,要认真选择培训国和培训内容,以提高培训效果。像这次日本企业文化培训考察就获得全体团员的一致好评。二是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都已把企业文化师确定为一个新职业的情况下,建议国资委研究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从业人员的执业资格认证工作,建立规范的评审审批标准和程序,形成企业文化的职称系列,进一步促进中央企业企业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水平的提高。三是在组织出国培训考察的同时,建议组织企业文化的国际交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知识、信息和文化的广泛交流与共享。
四、建议国资委加大中央企业开展形象宣传与品牌塑造的力度,充分发挥国资委管理、组织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央企业的整体形象。建议国资委充分运用所掌握的资源优势,引导中央企业加大形象宣传和品牌塑造的工作力度,不断提升中央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建议国资委充分发挥管理、组织和人才资源优势,主动搭建形象展示平台,为中央企业创造集体亮相的机会,进一步扩大中央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继续为中央企业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建议国资委利用北京的中心优势,举办中央企业发展成就展览会,展览会期间可举办研讨会、主题论坛等多项活动,充分利用各种优势,集中展示和提升中央企业的整体形象。这次日本爱知世博会就设立了企业展区,丰田公司、松下公司等日本企业就利用世博会这个平台,展示了机器人等世界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和产品,有力地提升了企业的自身形象。
第四篇:日本企业文化对中国的启示
题 目日本企业文化对中国的启示
会计系会计专业学号2007041207
学生名尤志明
起讫日期2008年11月22日
摘要
日本企业文化这门选修课使我对日本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将结合老师所教授的知识和自己对日本的理解来阐述日本企业文化对中国的启示和帮助。
关键词
战后经济发展 第二大经济体 终身雇佣制和魂洋才家族主义岛国劣根性科技
目录一、二、三、四、日本企业文化课内容..........................2 日本企业文化特点.......................3 日本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4 我对日本的看法....................4一、日本企业文化课内容
日本企业文化课主要讲述了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企业的潜规则、日本的社会结构、日本民族的根性等内容。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战争中给予他国人民极大痛苦伤害的同时也给本国经济施以沉重的打击,使本国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战后的初始,日本的经济已经土崩瓦解,亟待重建。从1947年以后,日本依靠美国的扶植,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56年至1973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年平均GDP超过了10%,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成为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之快的确令人称奇,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牢固的资本主义根基,“学人之长”的民族优良传统以及良好的国际环境。
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由松下公司率先施行的企业制度的确在一段时间内帮助日本企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日本经济“虚弱”和“超速发展”之时,终身雇佣制可以很好的解决员工和企业对于“失去”的担忧,促进员工和企业相互信任。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在今天看来并不真正的适合于“企业”,在危机爆发之时,那些老牌的日本企业,如松下、三菱、索尼等也都于近年开始裁员。从这可以看出,日本在改变它的传统观念,增强人员的流动性。
此外我还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很感兴趣。家族主义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点,尤其在日本政坛,“太子党”的现象尤为突出。我了解到,日本人很看重整个家族,他们认为个人的行为会关乎到整个家族,如果个人给社会造成了危害,整个家族到要受到牵连,整个家族到要蒙受巨大的痛苦。日本简直就是一个男权社会,女人的职责就是照顾好家庭,甚至要为老公的升迁做出牺牲,出席各种“夫人会”。还有,日本人很看中学校而不看重学历,这与我们中国有所不同。如果你是东京大学的学生,那你就不用再为将来发愁,因为未来的路早已为你铺好,但如果你是博士而毕业于某个不知名大学,根本无法和东大的相提并论,还要为工作努力奔波。所以大多数日本人压力很大,生活的很压抑,故有人说日本是一个不能使人感到幸福的社会。
关于日本的民族根性的问题我会在后面表述。
二、日本企业文化特点
“和魂洋才”这四个字最能形容日本的企业文化。
日本民族自称大和民族,“和魂”就是指日本的民族精神,所以在日本企业文化里也势必会渗透着“和魂”。“和”是日本企业管理范畴中的哲学概念和行动指南。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高效能团队精神的基础。“和”的观念其实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礼、义”,而日本则强调“和、信、诚”,由此使得日本企业文化中包括着“和、信、诚”的成分,使得人们注重集体活动中与他人合作,并时刻约束自己,所有日本的企业都依循“和”的观念行事。在日本人看来,一个团体或企业如果失败,多半由于缺乏“和”的精神。真正实行了“和”的团体,势必带来成功。“和”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引导着日本企业的经营哲学。日本企业实行的自主管理和全员管理、集体决策和共同负责、人与人之间的上下沟通,这些都与“和”的观念密不可分。
“洋才”则是指西洋(欧美)的技术。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了资本主义进程。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日本企业逐渐向西洋学习先进技术及管理方法,于是“和魂”和“洋才”才开始结合起来,成为日本近代企业家经营活动的指导思想。以日化了的中国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和魂”与以欧美先进技术为内容的“洋才”相结合,构成了日本企业管理文化的重要基础,也奠定了日本企业神话和科技强国的基础。
三、日本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这是我学习这门课最想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日本战后和中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可是在相同的时间里人家却取得了比我们更大的成就,更让全世界醒目的辉煌。这其中一定有原因,之前我也提到了一些,如日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日本有美国的帮助等,但这都不能成为制约我们发展的理由,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很成功啊,而在改革中我也发现了日本“洋才”的理念,那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事实上,战后日本虽然没有支付给我们战争赔款,但是近三十年中国的飞速发展却离不开日本的巨大的低息贷款。1979年至今,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其中约90%低息贷款,10%无偿援助。中国改革之初,缺少大量资金,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国家。援助设计200多个项目,从早期的基础建设到农业项目,再到环保、人才培养,可以说那时日本企业就是中国企业效仿的模范。直至今日,中日企业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互利关系,日本的电器畅销于中国,中国吸收日本的技术,再加工再创新,提高国产产品的竞争力。可贵的是,我看到中国的企业不单学习人家的技术,还学习人家团队合作的精神,更加注重企业自身的管理和人才的培养。
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的公司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日本的公司相比仍然具有巨大的差距。中国在科技发面仍然与日本存在较大的距离。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直观的发展的优先的目标,我们应当向日本那样,很明确地确立几大支柱产业,如日本的汽车、电器、游戏等占有全球份额很大的比重。我们中国的公司不能百家争鸣,要确立发展的优先权,这样才可能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公司进而推动国内整个行业的进步,最终带动其他行业发展。
四、我对日本的看法
不带有任何偏激的说,我本人是十分佩服日本这个民族的。日本
是个岛国,资源匮乏且多地质灾害。我有时在想如果换做其他民族是否能够有日本这样的辉煌或者是不是早就被其他民族击败了。我羡慕的绝不是日本人变态的凶恶和他们所谓的军国主义,我所崇拜的是他们民族的极强的凝聚力和顽强的斗志。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居然拥有像三菱、丰田、索尼这样的世界性大公司,它的商品远销全球、它的科技让整个世界震惊。
日本当然不是完美的。日本是岛国,所以存在岛国的劣根性,它太过危机意识,太过压抑,导致极端思想的爆发,总是那么的不亲和。中国地大物博,恰恰缺少日本人石缝中谋求生存的危机意识,因而总是挨打,被动地发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是要注重我们身旁这个“不起眼的小家伙”。
在我看来,日本的崛起源自于它的务实,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唐朝时代,中国发展鼎盛,许多方面远远领先于日本,于是日本努力学习唐朝文化;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摆脱中国落后的守旧观念,敞开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现在,日本可以自豪地让世界学习日本的文化了。
我们一定要虚心请教日本老师,即使许多年前它做过我们的徒弟,我们要学会“忍”,更要学会“和”。东方民族并不比西方差,科技上日本就是证明,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经历的磨难还不够多吗,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呢?
第五篇:日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实施,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变得越来越多,加上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的快速发展趋势,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老年人群体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将大幅度的增加,这对目前国内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新的的挑战
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程度远高于中国,在养老保险政策特别是在农村养老保险金的制定及实施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国民年金制度,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和农民年金制度构成国民年金制度
国民年金,即日本全体国民皆可以享受的养老金制度,也是日本的基础养老制度。具有参保资格的人员分为二类:20-60岁的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厚生养老金制度的加入者及各共济组合的成员和前者参保者的配偶。参保农民每月定额缴纳
1.33万日元,凡加入时间在25年以上,年龄在65岁以上的参保者均可领取基础养老金,加入该制度40年的参保者,退休后每月可领取最高6.7万日元的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按照责任共担原则,其财源构成,国家负担三分之一,其余部分由个人缴纳
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日本政府为向不满足于基础养老金的农民参保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缓解不同参保者间的差距,于上个世纪80 年代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1991 年开始实行国民养老金基金制。规定凡满20 周岁以上60 周岁以下的农民均可自加入,每月需缴纳“附加保险费”,满65 岁后,除可获得基础养老金外,还可获得“附加养老金”;凡被豁免缴纳国民养老金保险费及申请加入“农民年金”者,则不得再申请加入国民养老基金,已加入的中途不得退出。此类养老金的支付分为无期与有期两种,标准金额可自主选择,同时享受税制的优惠。
农民年金制度
农民年金制度是1971 年1 月建立的。它对作为国民年金被保险者的农民,在支付国民年金的基础上,就经营权转让及老龄等两个因素进一步支付的年金。该制度旨在稳定农民晚年生活,提高福利水平,是国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补充。不同的是,农民年金的加入并非强制性,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由个人自愿提出申请缴纳保险费。但申请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凡满足必要条件者,当被保险者跨入老年行列,若转让其经营权,则与缴纳保险费的期间相适应,支付其经营转让年金,若不转让经营权,则被保险人在满65 周岁时支付其农民老龄年金。农民年金制度运转的主要经费来源是保险费与财政补助,财政补助比例依据参保者的年龄和参保年限而规定不同的补助标准
对中国养老保险的启示
借鉴日本在老年养老保险制度上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国家未来面对新形势及制定相应的政策
有着积极的作用。
加快经济发展,为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提供雄厚经济来源
日本的经济发展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了较充分的物质准备,而我国经济发展只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较少的物质准备。所以完善我国养老保 险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企业利润.提高政府收入,使养老保险能有充分的资金来源,从而避免养老金支付危机的发生,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
公平的养老保障制度应该没有身份的差异,无论是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还是企业 员工、自由职业者,或是农民工,各人均应承担相同的自缴比例,到期均可以享受平等的社会养老标准。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通过个人缴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筹集资金,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保障城镇居民老年基本生活。
大力发展企业(职业)补偿养老保险。
为了弥补统一制度后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下降,则必须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险及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尤其是企业(职业)年金。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即建立基本养老保 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建立辅助的护理保险制度
在人口老年化的同时,我国近年来还实行计划生育制度,结果使我们下二代年轻人的数量急剧 减少,再加之女性的职业化日趋普遍,我国传统的老年人“家庭护理”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年人生活的需求,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将来老年人的“家庭护理”已经是不 太可能。鉴于此我国也应象日本那样建立护理保险制度。通过护理保险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规范和高效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为广大养老家庭提供各种生活服务
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能够向能够向老年人提供综合的福利及医疗服务。将原来分离的老年人福利制度和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可以创建了一个方便、公平、有效的全体社会支援的老年人护理体系。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筹资渠道少、筹资能力弱
目前农村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投入,二是农村集体经济,三是农民自身收入。在国家财政投入少,农村集体经济给予补助的政策落
实出现困难的条件下,农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更加大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筹集难度。2003—2007年,农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0.36%,落后于同期我国GDP年均10.6%的增长幅度,也大大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这直接制约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渠道。
保险覆盖面有待扩大
我国农村参保人数占全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只有7%左右,占第一产业即从事农业生产 的人口也只有平均15%左右
导致我国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的原因如下。(1)个人参保意识不够高。(2)政策宣传和组织实施力度不大。
保障水平偏低
(1)集体经济薄弱,个人收入增长缓慢。保险标准低。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完全积累型的个人账户制,养 老金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积累期限和积累规模,投保期限越长、缴费金额越多,收益就越多。其实质更类似于一个低保障、低缴费水平的农民养老保险个人储蓄计划,如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只能领 取4.7元。如果一次性缴费100元,对于现在20岁的人来说,到60岁时开始领保险金时,每月也只能拿到104元。这样的保障水平显然难以满足农村老年 人的生活需求,难以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的功能
(2)基金保值增值效率低。
3.管理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
(1)政府功能未充分体现。
(2)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3)改革措施不协调,束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
基金管理较为松散。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采取属地化的管理方式,并下放到县级,而我国很多县级财政为“吃饭财政”,难为当地的农村养老保险提供财政补贴,资金挤占挪用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公共财政难以执行统一的管理监督,无法及时化解财务风险,造成了极大的财政隐患。在1999年农村养老金移交劳动部门之前,农村养老保险机构靠提取3%的管理费维持运转,农村养老金被挪用和违规拆借所造成的损失也难以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