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既判力与我国的再审制度的一些思考
民事诉讼法----对既判力与我国的再审制度的一些思考
对既判力与我国的再审制度的一些思考
姓名：杨昊
学号：2084050186
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内容摘要】：在民事诉讼中，既判力体现了法律对诉讼结果稳定、诉讼法律权威的追求，保证了诉讼的效率价值；再审制度通过赋予已经审结的案件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权利实现其纠错功能、救济功能和监督保障功能从而保证法律公正功能得实现。对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追求必然产生既判力理论与再审制度的冲突。因此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讨论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民事诉讼、既判力、再审制度、问题
一、既判力理论的内容与功能
(一)既判力的内容。
既判力是指民事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即形成确定的终局判决内容的判断，所具有的基准性和不可争性效果。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主张，而且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进行争议，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简而言之，不允许对该判断再起争执的效力就是既判力。根据罗马法上的诉权理论，诉权因案件的诉讼终结而告消灭。既然诉权已经消灭，当事人自然也就不能基于同一事件再行起诉。其结果是一是同一诉权不允许两次终结；二是如果当事人就已经审理并作出确定判决的案件再次起诉，对方则享有既判事项或诉讼终结的抗辩。其后，法国学者又发展出审判权消耗理论，认为案件一经终局判决，法官对案件的审判权也已终结，从而不得对案件再次审判。至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的颁布，既判力的观点被立法接受。现在，人们一般将既判力概念理解为确定的终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当事人和法院的强制性通用力。换言之，判决一经确定，当事人和法院不得就已裁判的诉讼标的为不同的主张和判断。
（二）既判力的功能。
既判力的基本含义是指确定判决在实体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其作用或效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判力的消极作用，即判决确定之后，当事人不能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判决中所判断的事项相反或相冲突的主张和请求，法院也应当排除违反既判力的当事人的主张和提出的证据，也就是说，禁止当事人和法院对已经产生既判力的事项再行起诉和重复审判。二是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即后诉法院应当尊重前诉法院的判断，后诉法院的审理和判断应当以产生既判力的前诉判断为前提。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相互弥补，完整地构成了既判力的拘束性内容。这种作用或效果在少数情况下意味着即使确定的判决本身有误，制度上的要求仍是宁愿忍受错误判决所带来的代价或牺牲纠正谬误而能够获得的利益，也要使既判力得到贯彻。
承认确定判决具有上述效果的意义在于：第一，既判力制度是维护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承认判决的既判力效果可以有效地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第二，既判力制度是实现国家一
次性的彻底解决纠纷和维护“法安定性”即法律状态的稳定性的必然要求。如果没有既判力制度，那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随时都可能被推翻，已经有了结论的纷争事实随意可以再行审查，势必造成纠纷长期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而纠纷不能解决则意味着法律关系的长期不稳定，并会造成恶性循环。显然，这种状态应当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消除，而既判力制度正是扮演了这种维护“法安定性”的角色。[1]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既判力最重要的功能作用就在于通过判决终局性的达成，来帮助人们在观念上确立一种规范的秩序并使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进而诱导社会生活空间内的秩序形成。[2]
二、当前既判力理论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一）问题
既判力问题尽管在近年来受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关注并得到了初步的研讨，但是与其他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相比，既判力所面临的实践难题和立法难题处于更为突出的地位。事实上，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既判力问题处于理论上的重视与立法上的轻视、实践中的漠视之尴尬境地。表现在：第一，无论是在立法的层面还是在司法的层面，既判力都是一个令人感到较为生僻、深奥的法学概念，有关既判力的一系列理论并不为立法者和司法者所熟识，对判决的效力的理解往往只是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而很少从既判力的角度深入予以考察。第二，立法上，《民事诉讼法》第141条和第158条虽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是，关于判决、裁定应当具有哪些法律效力的问题却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问题更是付之阙如。而且，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设置有较为宽松的再审制度，因而在事实上，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既判力问题的态度是较为轻视的。第三，实践中，既判力问题遭受到了更大程度的轻视，同一个案件被反反复复地多次进行审判是司空见惯的事。最为严重的是，法院、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人大、某些党组织等各种各样的机关和组织以及其领导人都可以对判决提出异议乃至于进行干涉，从而使判决很难产生既判力之效果。第四，既判力问题在实践中受到忽视的另一表现是，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法院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或者对于相互具有牵连关系的两个案件，后诉法院完全抛开前诉法院的判决而作出与其存在冲突的判决。
（二）成因
既判力论与“客观真实”、“有错必纠”之主流诉讼观念发生冲突。判决制度作为公权性、强制性解决纠纷的制度，一方面，必然要求其应当符合实体法正义的标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和贯彻判决的结果、顺应法的安定性，又要求判决的内容不能轻易被变动，因而实体法正义的要求与法的安定性的要求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3]既判力制度从维护判决的权威性、统一性和法的安定性角度出发，要求判决确定之后，无论该判决是否存在误判，当事人均应受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再进行争执，同时，法院也应当尊重自己所作出的判断，不得就既决事项重复进行审判或者在其他诉讼中作出矛盾的判决。而要维护和实现实
体法所确立的正义标准，则又要求对存在错误的判决应当予以纠正。因此，维护判决的既判力与“有错必纠”的诉讼观念之间就存在着难以两全和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
再审制度的过度适用必然妨碍既判力理论和制度的形成。与“有错必纠”的诉讼观念相联系，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再审制度不加限制的过度适用必然会妨碍既判力理论和制度的形成。从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对既判力的限制主要是通过再审制度的设置和运作来实现的，在此意义上，“再审可以说是从相反的方向划定了既判力作用的边界，而且这条边界随着再审适用范围在制度规定及其解释上的调整而推移，既判力实际作用的范围也随之可大可小、可宽可窄。”[4]
此外，司法裁判权及其判决的非权威性与既判力论不相容，法官的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的低下助长了人们轻视既判力的倾向等也是原因。
三、当前我国的再审制度及其实践。
法院生效裁判具有既判力，在通常情况下，禁止当事人就同一事项再行争执，同时也禁止法院随意撤销或变更。但为了防止和纠正错案，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为此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设立了再审制度，当然我国也不例外。所谓再审制度是指对法院已生效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纠正的制度。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又称作审判监督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及相关司法解释就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种指导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充分体现实体公正，尤其强调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虽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一项体现唯物辩证法的好原则，但它与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并不完全相融。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过分强调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和“有错必纠”，而很少考虑判决的既判力，这就使得再审制度在操作运行过程中不仅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主要问题有：
（一）提起再审的主体过于宽范，与当事人处分原则相冲突。
（二）民事再审法定事由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三）由法院自身提起的再审和由检察院抗诉的再审没有时间上的限制，这就使得生效裁判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四、再审制度的改革思路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民事再审制度的核心是构建和完善其抗再审方式，改变当前再审方式多元化且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病。我国的司法权威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两个权威缺一不可，并且两者是相互监督的，否则不可能有健全的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检察机关是通过自己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检察监督权威，最终达到提高和保障国家司法权威的目的。无监督则无约束，无约束则会权力滥用，这是不符合我国的立法
精神和立法本旨的。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即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应尽快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明确：
（1）、对提起再审的规范性问题上加以明确，严格限制法院自行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和检察院提起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条件，即由公权力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案件仅限制在该类案件损害国家、集体或案外人的利益的案件，其他案件由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人民法院申诉，通过申诉程序加以解决。
（2）、设立申诉之诉，取消申诉听证程序，专门对申诉问题加以解决，即建立进入再审程序的前置程序。
（3）、设立民事抗诉制度新方式，限制提起抗诉的条件；对当事人的申诉案件，必须经过上诉程序，否则不于审查。
（4）在再审案件审理程序上加以细化；
（5）、抗诉的提起在时间和次数上加以限制等。
小结：
综上所述，在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都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因此在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要努力协调体现效率价值的既判力理论与体现公正价值的再审制度的关系。针对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领域的现状，要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主要是改革我国的再审制度，使再审制度实现提起主体法定化、提起事由明确化和提起步骤程序化，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实从在的既判力与再审制度的紧张关系！
注释：
[1] 参见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2] 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48页。
[3] 参见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9页。
[4] 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参考文献：
1.李祖军：《民事诉讼目的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
2.江伟 ：《民事诉讼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邓辉辉：《既判力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网络资料：
第二篇：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之衡1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之衡平
孟祥刚 程卫华
2012-10-24 10:45:46
来源：《人民司法》2012年第13期
作者简介：孟祥刚、程卫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以解决申诉难、申请再审难为目的，规定申请再审上提一级、对再审程序进行诉权化改造，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行使提供立法保障。修订后的民事再审制度较好地解决了申请再审难的问题，但在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同时，也给我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司法既判力带来冲击，主要表现为：当事人申请再审门槛降低，大量生效裁判处于不确定状态；裁定再审的同时中止原裁判执行，部分当事人规避执行；启动再审的三种途径缺乏衔接，引起不同机关法律文书的冲突。如何一方面畅通再审渠道，依法保护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另一方面坚持依法纠错，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是当前法院民事再审工作的焦点，也是下一步民事诉讼法修改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结合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建议对民事再审程序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包括：确立再审的补充性原则，完善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管辖制度，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范围，建立再审案件预收案件受理费制度和中止执行担保制度，将当事人申请再审预设为检察机关抗诉和法院依职权再审的前置程序，实现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和司法既判力的衡平。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关涉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关涉司法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和诉讼当事人正当权利的保护等诸多方面，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法律系统工程。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同时确立了再审之诉原则，对于当事人行使申请再审权利、人民法院民事再审工作、检察机关监督、审判格局的配置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民事诉讼法再次被提上修改的议事日程，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与法院审判工作，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关系重大，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笔者结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及申请再审上提一级制度运行三年多来的情况，就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民事再审制度提出若干建议，为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提供参考。
一、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立法保障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是指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事由，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权利。2007年修订民事诉讼法就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申诉难、申请再审难，切实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1]并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再审法院法定化。
所谓再审法院法定化，指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向上一级法院提出。域外立法对再审之诉基本采取原审法院管辖为原则，但我国采取的是二审终审制民事诉讼模式，缺乏欧美等法治国家最高法院作为第三审法院统一法律适用的制度安排。而且，上级机关行使复审权，从制度上保证法律的实施、防止司法人员在法律疏简的条件下专断，变成了一个由多级官员参与的复杂过程，程序要件充足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换为人事行政上的监察问题。[2]因此，民事诉讼法明确了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可以消除当事人对原审法院管辖再审案件公正性的顾虑，为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奠定了基础。
再审程序诉权化。为解决再审程序的非诉讼化所导致的正当性危机问题，民事诉讼法一个最为核心的改革理念便是建立再审之诉。所谓再审之诉，简单来说，就是将宪法所规定的申诉权利，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利，提升为一种诉讼权利。[3]对于该项特定之诉，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应以正当的程序来处理：明确了再审申请书的制作要求，再审申请书成为法定诉讼文书之一；规定将一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在法定期间内送达被申请人和原审其他当事人，平等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明确了申请再审案件的审查期限和以民事裁定书结案的要求，使得申请再审的诉讼特性更加鲜明。
再审事由规范化。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由过去的5项变为现在的13项再加1款，对修改前过于笼统、简约、操作性不太强的事由明晰化、具体化，增强了客观性，使认为原裁判有错误的当事人更加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再审，从而获得权利救济的机会。规范化的再审事由，既有利于当事人依法行使其申请再审权，又便于法院有针对性审查当事人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决定是否再审。
再审启动多元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九条和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启动再审程序存在三个途径：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依职权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实践中，对于后两个渠道的再审，也多是由当事人向法院和检察机关申诉所引起。因此，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向当事人提供了救济渠道，当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多种事由申请再审（申诉），符合其中之一者，再审程序即予以启动，使当事人获得充分的救济权。
从民事诉讼法施行三年以来的情况看，对于申请再审进行诉权化改造，赋予法定程序保障，基本实现了解决申请再审难问题的立法修改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也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相应问题，尤其对司法既判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之间的现实困境
司法既判力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关系。
大陆法系的司法既判力理论在近几年才进入我国诉讼理论界，并成为我们反思司法判决效力的新焦点。司法既判力在大陆法系的语境中被称为“确定的终局判决”，其基本含义是指在诉讼中法院的终局判决作出后，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当事人及法院均要接受该判决内容的约束，当事人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再进行相反的主张，法院也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作出相矛盾的判决，判决所具有的这种拘束力被称为司法既判力。[4]可见，司法既判力是建立在生效裁判的层面上的，从其内容来看，司法既判力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生效裁判具有确定力，即不管是法院还是当事人，都不得对同一案件再次发动诉讼；二是生效裁判具有执行力，当事人不能因为对裁判不服而拒绝执行。
当事人行使申请再审权是以不服生效裁判为基础的，这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可避免地与以维护生效裁判效力为内容的司法既判力产生正面交锋。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是当前完善民事再审制度的重要课题。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处于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因素，司法裁判的标准并不统一，已经生效的裁判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不可避免。而裁判的正确性是一个国家诉讼制度得以维系的基础，如果裁判是错误的，不但不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对于整个司法制度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如果当事人的再审事由成立，法院就应该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如果原审裁判确实存在错误，法院就应该及时改判，从程序和实体上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权，而不应一味地追求司法既判力。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就是在二审终审程序以外，给予当事人的一种特殊救济，这亦符合司法公正的终极目标。
其次，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当事人申请再审已经是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主要途径。再审程序只能用于例外情况的救济，而不能像普通救济程序那样被频繁启动。如果一个国家的再审程序被频繁启动，说明该国的司法终局性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司法既判力较弱；如果一国的再审程序不常使用，属于一种极少使用的情形，则说明一国的司法既判力强，法院裁判具有很高的终局性。[5]因此，依法保护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是必要的，但也不能片面强调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从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导致司法裁判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如果在民事诉讼程序终结以后，已经生效的裁判可以多次再审，其效力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就会使得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之冲突。民事诉讼法虽然从多方面给予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以保障，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当事人不当行使申请再审权的问题，影响司法既判力。对该问题，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爱德华兹曾有过精辟的评析：“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判决的终局性。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用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那就阻碍矛盾的解决。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级法院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无休止的诉讼反映了、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6]就我国而言，现行的民事再审程序在制度设计上使得当事人觉得有翻案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的行为形成负面的激励，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同时，也给我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司法既判力带来冲击。
1．当事人申请再审门槛降低，大量生效裁判处于不确定状态。
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管辖上提一级的原则，原本由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承担的申请再审案件等办案任务，大多转由高级以上法院承担，[7]满足了我国传统上的“维上”、“维官”心里，使申请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对再审程序抱有较高的期待；另一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不交纳费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多个申请事由可以随意选择，申请再审的期间长达2年，这些因素导致当事人出于各种目的向法院申请再审。[8]当事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成本非常低，导致申请再审行为普遍化。而如果当事人申请再审，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法院就必须受理案件并进行审查，全国高级以上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急剧增加，现实中已经对司法既判力造成了严重影响，大量生效案件的法律关系重新进入了不确定状态。首先，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就需要向被申请人以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发送受理通知书，部分案件还要进行询问、听证等司法活动，使得原审其他当事人因为申请再审人的申请再次进入诉讼活动，原来的生效裁判也变得不再确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的申请再审案件或者因为申请事由不成立而被驳回再审申请，或者在进入再审程序后因原审裁判并不存在错误而被维持原判，既给其他当事人造成讼累，也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其次，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但部分法院出于多种考虑，在法院的受理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后，就错误地中止了原判决的执行，给司法既判力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2．裁定再审后中止原判执行，直接挑战司法既判力。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这一条文的规定，无疑提升了决定再审的法律效力，但给生效裁判的执行却添加了混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决定再审具有如此决定性的法律效力，很多民事诉讼当事人只是为了规避原裁判的执行而申请再审，至于原审裁判本身是否确有错误、是否需要重新审理，并不在其关心之列，这便使得再审程序意在纠错的法律价值被合法地扭曲。[9]基于司法既判力理论，裁判一经生效，非依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决定再审并不意味着原生效判决当然失去法律效力，因为即便原案进入再审审理的情形下，仍有可能作出维持原裁判而并不当然地改变原裁判。裁定再审后中止原判执行，有违维护司法既判力的原则。
3．启动再审的三种途径缺乏衔接，引起不同机关法律文书的冲突。
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法院依职权提起、检察机关抗诉提起以及当事人申请再审三种再审启动方式。但由于法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多头介入、多途径启动再审的情况十分突出，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法院再审审查与检察机关抗诉之间的冲突。实践中，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与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的裁定并存的现象屡屡出现，这不仅引发了当事人对法院再审工作的质疑，而且造成了法院的重复工作。其二，上一级法院再审审查与原审法院依职权再审之间的冲突。对于同一案件，在当事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原审法院又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在形式上表现为上下级法院之间生效裁定发生矛盾和冲突，同样会引发当事人对法院再审审查工作的质疑，损害司法权威。
三、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的衡平之道
制度经济学认为：“当弘扬一种价值（或目标）会贬损另一种价值（如更多的安全会削弱自由）时，这两种基本价值就是冲突的。当弘扬一种基本价值又进一步实现了另一种价值时，这两种价值就是互补的（如较多的自由促进着繁荣）。”[10]优良的法律制度应该包含对各种法律价值的平衡实现，并使不同的法律价值成为最优组合，达到法律效能产出最大化。同样，对于目前民事再审制度中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在实践中的冲突，亦应衡平两者的法律价值，使之由冲突走向协调。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民事诉讼法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列入了立法日程，而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焦点则是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否继续上提一级。为应对民事再审案件居高不下的局面，全国部分高级法院已经采取了变通办法，力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11]从民事诉讼法施行情况看，申请再审上提一级，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立法的稳定性考虑，对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的原则不宜修改，应当趋利避害、辩证施治，对完全上提一级的规定予以适当调整，既要保留上次修法已经取得的成果，又要避免由此带来的不利因素。[12]
确立再审的补充性原则，促使当事人寻求原审中的诉讼权利救济。
所谓再审的补充性，是指再审相对于上诉、申请复议等救济途径而言，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方式。[13]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提出的事由，有些在第一审程序中已经存在，对此，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上诉、提出异议和请求复议这些常规的方式寻求救济，而不应在裁判生效后再来申请再审，这种情况下则会产生失权的效果。[14]对再审的补充性问题，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均作出了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类似的规定是请求排除（既判力），其要义是“要么现在就说，要么永远闭嘴”。[15]再审程序不应定位为比上诉门槛还要低的诉讼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对再审的补充性没有作出规定，出现了实务中当事人放弃上诉权，直接申请再审的“不打二审打再审”现象。
确立再审的补充性原则，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一审、二审程序功能，提高审判效率，强化既判力，而且对于培养当事人正确运用诉讼权利、尊重生效裁判效力的诉讼意识也具有积极的作用。[16]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中，应确立再审补充性原则，引导当事人充分利用审级制度内的权利获得救济。当事人在原审中可以通过异议、复议或者上诉的方式提出不服原裁判的理由而未提出，在再审申请中再提出该理由的，不予支持，从而鼓励当事人尽量利用一审、二审程序，而不是利用再审程序解决矛盾。
完善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管辖制度，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范围。
对于一审生效裁判是否可以申请再审，有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对生效裁判申请再审，而生效裁判可以因二审而形成，也可因一审而形成，对因一审而形成的生效裁判，也属于再审程序的客体范围，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17]也有观点认为，再审程序应是特殊的补救程序，这种补救应是终审程序基础上的补救，它显然不是为了一审程序而设立，所以，那些放弃正常的二审程序救济，企图越过二审而追求案件再审的做法，与再审程序设立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对于此类情形，显然不宜再审。[18]笔者认为，由于在现实中和法律规定中存在一审生效的裁判，对于一审生效的裁判不得申请再审，有所不妥。但是，对一审生效裁判申请再审，客观上会存在规避交纳诉讼费的问题，造成许多案件没有经过二审程序而直接进入再审程序，也不符合再审补充性的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对一审生效裁判申请再审的，应向原审法院提出，作为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的补充。该规定旨在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部分当事人滥用程序上的选择权的问题，同时，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未能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从而使一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当事人，其仍可以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再审，向原审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并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除规定一审裁判不得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外，还应当规定小额诉讼案件不得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小额诉讼的程序具有十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低成本和高效率，因此笔者主张小额诉讼不得申请再审，避免社会因过多的诉讼消耗掉大量的资源。
出于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考虑，必须明确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判范围，规范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如果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判范围不够明确或者范围过宽，则不可避免地会使司法的稳定性荡然无存。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来看，我国再审程序的适用客体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民事诉讼法仅在第一百八十三条作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至于其他哪些生效判决和裁定不属于再审程序适用客体，法律则没有予以明确。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法律、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借鉴有关立法例，建议规定以下案件不允许申请再审：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2.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以及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这四种裁定之外的其他裁定。3.按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审理的案件。4.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5.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
建立再审案件预收案件受理费制度，平衡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
传统司法理念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基于生效裁判存在错误而提出的，如果还要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免交任何诉讼费用的。[19]但无论从理论或实践角度，当事人申请再审均应该交纳案件受理费：第一，诉讼收费是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或者对不予受理等程序性的裁定上诉的案件可以作为例外。再审案件适用的是普通程序，再审收费是符合诉讼收费这一基本原则的。对于申请再审案件收取诉讼费用，也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通常做法。韩国民事诉讼规则第139条明确规定，再审诉状应当贴附印花。[20]而所谓贴附印花，就是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的表现形式。第二，原裁判是国家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判，申请再审是当事人单方认为裁判有错来挑战该项裁判的司法既判力，在依法定程序撤销之前，任何人均不能说该裁判有错。因此，从法律制度上讲，不能以事先推定裁判有错的理念不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费用，而应当以推定原裁判无错的理念要求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第三，再审案件收费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当事人滥用申请再审权，促使其以积极和理性的心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再审诉讼，从而节约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实践表明，部分当事人之所以不负责任地申请再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申请再审不收诉讼费用。没有义务的权利是畸形的权利，为了平衡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应该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进行修改，增加再审案件预收费制度，作为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配套措施，即：对再审申请被驳回的案件，当事人预交的诉讼费不予退回，对裁定再审的案件依据再审审理结果以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的原则确定诉讼费的承担，促使当事人理性行使申请再审权。
建立中止执行担保制度，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如前所述，案件被裁定再审后中止执行，严重损害了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同时还可能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对方当事人的合理预期无法顺利实现。在对民事再审案件的审查过程中也发现，某些案件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目的并不在于案件本身，而是希望通过申请再审裁定案件中止执行；也有部分当事人因为案件被中止执行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或无法支付医疗费等原因而到法院上访，要求恢复执行。为真正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建议建立中止执行担保制度：第一，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予以修改，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并不当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第二，当事人在再审阶段要求中止执行的，应当首先向法院提出申请，并参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财产保全制度的规定，提供相当于执行标的的财产担保，法院认为确有理由的，可裁定中止执行。
建立检察机关抗诉和法院依职权再审的前置程序，构建再审启动程序的协调机制。
对于检察机关抗诉问题，有学者认为，原则上应严格限制检察院的抗诉权，将提请再审的理由局限于涉及公益的案件。[21]对于法院依职权再审问题，有观点认为，法院决定再审，违背司法权威被动型的特质以及司法独立的理念，故建议取消法院自行决定再审，不再设置法院决定再审理由。[22]上述观点有各自的道理，但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下，取消或限制检察机关抗诉和法院依职权再审，条件并不具备。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是，由于再审启动主体的多元化，常常会使当事人申请再审与依职权再审及抗诉之间产生不和谐甚至冲突，特别是法院已经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检察机关又提出抗诉或者法院依职权再审，动摇了司法既判力，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应有形象，应尽快予以解决。鉴于民事诉讼法细化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当事人申请再审纳入了诉讼化的轨道，再审程序的启动已经由原来的职权主义逐渐演变为当事人主义，对于上述三个启动再审的途径，应坚持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辅之以检察机关抗诉或法院依职权再审。在民事诉讼法的制度设计上，可以将当事人申请再审预设为前置程序，即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应首先向法院申请再审，只有在法院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当事人仍然对原审裁判不服的，才可以向法院或检察机关申诉。该前置程序的设定，既可以体现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积极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司法权威。
四、结语
亚里士多德曾经对法治的要义作过经典性的描述：“法治应该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23]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正面临着进一步修改，笔者希望立法机关能够结合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治发展水平等现实国情和审判实践，兼顾传统和借鉴各国先进立法例，针对存在的问题，寻求有效回应当事人的再审诉求与维护司法终审权的最佳结合点，完善民事再审制度，保障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既判力。
注释: [1]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于2007年6月2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2]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3]江必新：“论创新和完善审判监督纠错机制”，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15期。[4]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5]孙祥壮：《民事再审程序原理精要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6]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7]江必新：“最为核心的改革理念是建立再审之诉”，载2008年12月7日《法制日报》。
[8]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了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可以申请再审。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在原审请求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在原审裁判生效后让有关人员出具证人证言，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而这种情况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
[9]虞政平：“关于完善我国再审程序的课题报告”，载沈德咏主编：《最新再审司法解释适用与再审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10][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8页。[11]黑龙江、北京、山东高级法院建立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联调联解制度，由高级法院和原审法院对申请再审案件联合化解；广东、陕西高级法院建立申请再审案件判后答疑制度，由原审法院审判庭对申请再审案件先行向当事人判后答疑。
[12]孙祥壮：“理想与现实之间：民事再审程序的再修改”，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
[13]李浩：“再审的补充性原则与民事再审事由”，载《法学家》2007年第6期。[14][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78页。
[15][美]斯蒂文·N·苏本等：《民事诉讼法——原理、实务与运作环境》，傅郁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2页。
[16]林文学、刘小飞：“论我国民事再审审查制度的完善”，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
[17]汤维建：“民事检察监督范围若干问题浅议”，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18]虞政平：《再审程序》，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19]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两类再审案件可以收费：一是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二是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未提出上诉，第一审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又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但是，上述规定是在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再审申请后，经过审查，决定再审时才收费，对于之前当事人申请再审环节没有相关的收费规定。
[20][韩]孙汉琦：《韩国民事诉讼法导论》，陈刚审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517页。
[21]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22]张卫平：“民事再审事由研究”，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李浩：“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2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第三篇：对完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思考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司法公正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再审程序 司法公正 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因本院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定程序决定再审、提审或指令再审，因当事人或其他有权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的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符合法定再审情形，或因人民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符合法定情形而依法提出抗诉，进行再审所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式。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确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一、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事实求实，坚持司法公正
我们国家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改德原则，坚持司法公正。“公正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和法律目标，它熔铸了苦难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冀和向往。”在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中，公正居于核心的地位。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7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法院内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第179条至182条具体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内容，第185条、186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即：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以上可以看出，就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而言，只要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即构成启动再审程序的实质理由。此外，程序上的违法如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以及审判人员贪污受贿的，也构成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理由。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使案件中止执行，进入再审程序。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发现确有错误，皆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在一定条件下，皆有权提出抗诉。
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提起申诉的时限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而就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以及抗诉提起的时限而论，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无规定，可以解释说是无期限限制的，即无论何时，只要发现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的或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两部门都有权启动再审程序。
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弊端
（一）、申诉听证规定的笼统化
所谓申诉，是指当事人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审查和处理案件的一种诉讼请求。这种请求，与起诉和上诉必然引起诉讼程序不同，它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只是再审程序的重要材料来源，是司法机关发现错判案件的一条重要渠道。再审与否取决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查，只有通过审查确认原裁判有错误，才能对案件重新审理。规定申诉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是合理的、必要的，否则会导致申诉人无理缠诉，任意开启再审程序，既影响和破坏了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又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06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应当在立案后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认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用通知驳回申请。”这里仅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进行审查并对审查后所作的两种处理结果，但对审查应遵循那些具体程序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同，暗箱操作，缺乏约束，侵犯了案件当事人的知情权，缺少透明度。可见这种简单化、笼统化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在申诉问题的处理上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极易侵害申诉人的合法权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申诉的暂行规定》对申诉的管辖作了补充规定，但对法院处理时限未作规定，且由于其法律效力不高、适用范围有限，申诉问题上基本“无法可依”的立法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和检察院处理申诉案件没有法定程序，基本上是暗箱操作，导致了当事人反复申诉和司法机关公信力降低的不良后果。
（二）、启动主体的多元化
1、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其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由此可知，在我国，法院是除检察院之外启动再审的主要力量。赋予法院再审程序启动权的国家很少。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未将法院列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有违诉讼的本质特征，违背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诉讼的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法院居于其中、踞于其上，以一种消极中立的态度对双方的纠纷进行裁判。居中裁判和不告不理应成为现代的文明诉讼应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历史证明，违背居中裁判和不告不理原则的诉讼是不人道的、不公正的诉讼，这样的诉讼而因缺乏公正的最基本要素而违背了司法公正这一理念。再审程序也是审判程序，是通过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这种方式来纠正原生效裁判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从而达到实现司法公正和对当事人进行救济的目的。而法院主动开启再审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当事人对诉的处分权，使法官的中立性受到影响，先入为主与主观预断的存在可能使法院的再审裁判缺乏公正性和权威性，使其公信力受到质疑。
其二，法院应当遵循法院判决的即判力，维护其稳定性。判决一经作出，既标志着实体问题的解决，也标志着程序审理的结束。生效裁判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结果，是国家意志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非依法定程序不能改变。受判决约束的当事人和不受判决约束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都应当尊重和树立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作为裁判的制作者，法院更应当自觉带头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虽然否定法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可能会导致某个个案的错误不能及时得以纠正，但那只是暂时的，检察机关的抗诉和当事人的申诉以及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都可使错误的生效裁判得到纠正和弥补的机会。而作为法院应从提高法官素质上下工夫，使案件办成铁案，提高裁判的公信力为目标。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其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丧失将是非常可怕的，它直接影响司法公正这一终极目标。
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只要抗诉合乎法定形式要件，法院必须再审，这是我国检察机关抗诉权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不准带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即此种抗诉一经提出即发生启动再审程序的必要，同时民事判决执行程序必须中止。此规定反映出的问题是：
其一、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不管抗诉机关抗的对也罢，错也罢，已经提出，法院必须再审。按现行法的规定，此种抗诉权实质上是赋予了检察机关中止民事判决效力和再一次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力，即该种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受制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放任，很有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而这种权力的滥用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却是巨大的，即造成了审判的重复性和不严肃性，既浪费了审判资源，又影响了即判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影响了法院审判的权威性。民事抗诉是对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提出，那么就意味着能对再审的裁判提出抗诉，理论上也没有限定抗诉的次数和时间，这意味着抗诉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终必然导致各级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毫无效力可言，终审不成为终审，在这一点上动摇了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度，目前我国许多学者主张实行三审终审制，其原因之一就是基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诸多弊端。同时新的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对再审案件举证问题也未做明确规定，再审案件往往在时间上跨度较长，对证据的收集、举证、认证上都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当事人举证等各种因素影响可能导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本身不可能当然地绝对一致，使再审案件的审理增加了难度。而一味追求通过抗诉达到再审来解决问题，最终将导致纠纷更加复杂，当事人更加迷惑，事实更加查不清，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法院也顿失其所在。同时有些案件，由于再
三、再四地重审或再审，已令当事人疲于“奔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事人的诉累，也影响了法院裁判的权威。
其二、从民事抗诉提起的主体而言，检察机关主动提出抗诉，违背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纠纷，由于抗诉权的存在，检察机关认为需要只要提出抗诉，任何时候都可以中止生效民事判决的执行、再一次启动再审诉讼程序。在审判实务中，一些抗诉案件审理时出庭的检察人员，除当庭宣读抗诉书以外，还要参与庭审质证和法庭辩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在抗诉前期，还主动行使公权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笔录，并在再审庭审中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其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法院证据事实认定等方面的错误，充分发挥起监督职能。这等于说，检察院是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代表，是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成了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基于以上的事实笔者认为检察院参加诉讼违背了当事人平等抗辩的原理，使得当事人实际无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也使双方当事人产生不对等。另外，对再审案件的处理结果，检察院和法院两家因认识不同时常也会陷入难以缓解的冲突之中，如上所述检察院对维持原判的审理结果再次抗诉，法院又予以维持，直到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在1995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对检察院抗诉，人民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原抗诉检察院无权再抗诉，只有原抗诉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才有权提出抗诉。这一批复实际限制了检察院的抗诉次数，对一个案件最多抗诉三次，即最终由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抗诉。最高法院通过批复形式限制检察院的抗诉次数，从更深层次体现了法院审判权与检察院监督权的冲突。审判实践中，抗诉再审案件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也无所适从，为避重就轻，其判决结果也往往由审委会讨论决定，在案件责任的问题上，由个人负责到集体负责，又回到了法不责众的老路上去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但抗诉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应处于何种地位，诉讼程序无规定，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相关规定，从法理上也解释不通，因而在庭审中抗诉机关应坐在那个位子？庭审中有那些诉讼权利义务？扮演何种角色？无诉讼程序可循，以致造成了些混乱。毕竟抗诉机关是非案件当事人，属于“局外人”。
（三）、缺少抗诉程序中的具体规范，启动再审程序具有盲目性。现行民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的 抗诉程序是不具体的，尤其是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抗诉程序的规定仅仅只有分则的4个条文，只规定了抗诉条件，抗诉效果、抗诉书和抗诉再审，对于具体的抗诉应当怎样？实践中无法操作。民诉法第六章以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规定民事诉讼证据来源时，只规定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未赋予其他机关包括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权力，这意味着抗诉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无权调查证据，或其调查的证据法院不应采用，这一点也说明了抗诉机关不能主动行使公权力即国家检察权为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同时也意味抗诉的提起不用提供证据，这样更增加了抗诉机关抗诉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不仅使当事人疲于奔命，也让法官陷于无尽的緾诉中而不能自拔，而再审的结果往往却是因证据不足而“维持原判”，浪费了大量法院资源。
三、改革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构想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民事再审制度的核心是构建和完善其抗再审方式，改变当前再审方式多元化且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病。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树立起这样一种认识：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和平等对抗原则，充分认识检察院的监督职能。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监督其终极目的是维护法制的统一。维护司法公正，纠正错误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民事检察监督就是要保证国家的民商法律，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不折不扣地得到实施。维护司法权威，是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司法权威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两个权威缺一不可，并且两者是相互监督的，否则不可能有健全的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那种认为抗诉制度应废除的观点在认识上是十分片面的，是错误的，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裁判不公问题，纠正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从而恢复或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是通过自己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检察监督权威，最终达到提高和保障国家司法权威的目的。无监督则无约束，无约束则会权力滥用，这是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本旨的。
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即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应尽快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明确：
（1）、对提起再审的规范性问题上加以明确，严格限制法院自行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和检察院提起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条件，即由公权力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案件仅限制在该类案件损害国家、集体或案外人的利益的案件，其他案件由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人民法院申诉，通过申诉程序加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和2003年相继出台了关于重审或再审的有关规定，限定法院自行再审的范围及基于当事人申请或申诉引发的再审的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对再审程序加以规范。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即这种再审，一般都是基于对当事人提供的新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后才启动的。对原判是否“确有错误” 的判断上要继续制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具有客观性，只有这样抗诉再审才有实际意义。从上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上看，对抗诉的规范性问题已有所重视。
（2）、设立申诉之诉，取消申诉听证程序，专门对申诉问题加以解决，即建立进入再审程序的前置程序。申诉权人以诉讼的方式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内设专门法庭以开庭审理并作出裁定的方式解决该申诉能否引起再审程序的问题，从而使申诉问题的处理程序化、透明化。具体而言，申诉主体应限制在案件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范围之内，并允许律师代理申诉，以提高申诉的质量和效果；申诉的内容包括不服的生效裁判的文号、终审法院的名称、申诉的请求和理由、提出申诉的时间等；申诉原则上应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管辖，有利于调卷复查和就地复查，既可以缩短处理时间，又易于解决问题；法院对申诉问题的处理应主要根据申诉人提出的证据，并结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开启再审程序的决定；法院审理申诉的期限应与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相同；申诉之诉适用二审终审制。这样既保障了当事人申诉权的行使，又可避免当事人反复申诉和无理申诉带来的不良后果。
（3）、设立民事抗诉制度新方式，限制提起抗诉的条件；对当事人的申诉案件，必须经过上诉程序，否则不于审查。民事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监督方式上，立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抗诉的监督方式，而且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缺少必要的规范，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行使监督的权力上，无约束，致使众多的抗诉再审案件质量不高。效果上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期望值，也没有完全实现法律规定这项制度的预期目的。对民事检察监督方式进行规范和细化，使法律设计这一制度的立法意图真正实现，维护当事人真正权益，强化国家法律权威。
（4）在再审案件审理程序上加以细化；
（5）、抗诉的提起在时间和次数上加以限制等。
综上所述，在整个的国家法律体系中，民事再审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对大量的民事案件进行最后补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在当今的司法改革中，该项制度必须加以改革完善，才能适应新的审判方式的要求。否则就会影响司法改革的进程和全局。
第四篇：对完善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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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的思考
尚立福
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进行再次审理的程序，立法上称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其实质是对发生法律效力但有错误的裁判进行再次审理，以期纠正原有错误的一种救济制度。它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为对象，以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为前提。是否确有错误，即是否具有再审事由，法院有一个发现和确认的过程。因此，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实际上包括案件的申请再审复查和再审审理两个不同的阶段。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进行实质性审查，以确定再审申请是否具备法定的再审事由、是否应当提起再审的审判活动。复查主要是对当事人认为原裁判存在再审事由或其他法定条件而要求撤销原判、进行再审的主张进行审理;再审则主要就当事人各方对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进行审理。
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是审判监督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公民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复查阶段就是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再审事由的审查阶段，是法官综合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及生效裁判进行衡量的裁判阶段，是决定是否打开再审之门的关键环节，事关裁判的稳定和司法的权威，更关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有效保障。申请再审复查制度担负着承上启下、分源截流的关键作用，是再审制度建设的核心环节，也是我国审判监督制度的关键。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从人权保障的角度，以当事人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基础，建立符合民事诉讼特征和审判规律的申请再审复查制度，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亟须完善的一项重要制度。
一、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的现状与弊端
复查程序在我国民事再审制度中被法律真实确定是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该法规定了当事人有“申诉”的权利，但这并非诉权。我国学者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国家司法保护的权利，即纠纷主体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民事纠纷引入民事诉讼，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诉权的行使引发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法律后果。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诉所涉及的生效裁判进行复查，该复查工作的性质为法院的审查立案行为，是一种带有行政化色彩的非规范化、非程序性的内部处理行为，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对生效裁判进行实质性审查，确定是否确有错误，并决定是否提起再审。由于这种复查制度是以国家公权力即监督权为基础建构的，而并非基于当事人的诉权，其性质为纠错程序而非维权程序，因此产生了完全职权化的复查过程，由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提起再审，当事人的申请再审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该种申诉处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矛盾和弊端。
为解决这种矛盾，1991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虽然“申请再审”与“申诉”并存于法条之中，但其与“申诉”具有质的区别，本质是一项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诉权在民事再审程序中的表现，这项改动无疑是立法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动看成是试图在我国建立“再审之诉”制度。“再审之诉”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概念，指再审诉讼程序的提起直接基于当事人行使诉权的行为，法院以“诉讼程序”的方式审查当事人的再审之诉请求，即赋予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和接受司法裁判的诉讼权利，只要当事人申请再审并符合法定条件的则直接启动再审之诉程序。多年来，在我国当事人的申诉是信息反馈引起复查及再审的主要渠道，故民诉法依然保留了“申诉”这一提法，同时规定了申诉再审的五种情形，也是基于这五种情形不能穷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没有排斥当事人申诉而提起再审的途径。从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的内容理解，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已经明确，但人民法院对此申请应当如何审查，没有明确程序规范。经过十多年的司法实践表明，现行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当事人的申请再审诉权并未得到切实的保障和实现，甚至处于虚置的状态，申诉复查处于随意、草率、无序的“暗箱操作”之中，规范意义上的再审之诉制度尚未建立。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发展，以及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民事申请再审审查制度日益暴露出其弊端，阻碍了司法公正与效益，主要表现在：
(一)、严重损害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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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威则无信，无信则不立”，司法权威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没有司法权威，就没有司法公正。目前，司法权威有待提高是勿庸讳言的，现在种种对司法的责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缺乏权威。为什么那么多败诉者都上诉、申诉?就是他们不相信法院是公正的;为什么那么多人怀疑法官徇私枉法、贪赃枉法，而不考虑自己在纠纷中、诉讼中应承担的责任?也是因为大家不信任法院是公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屡屡见诸新闻媒体的司法腐败是罪魁祸首自不待言，现行民事申请再审制度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没有司法权威，法律就让人感到不可靠，法律就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德沃金指出：“使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不那么公平，也会削弱社会对法律的尊重。如若没有这种尊重，法律，这一正常情况下引导社会和经济发展最有效力的手段，就将失去它对这一发展的影响。”失去了法律的影响、规范、引导作用的社会，怎么能建立法治社会?
权威来源于确定性，而不仅仅是正确性。在制度设计上，当前的自我否定性的民事再审制度就给人一种终审判决不确定的感觉，而在实践中申诉成功的个例无疑加重了对法院终审判决不确定的怀疑。其直接后遗症就是造成了社会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怀疑，进而与司法腐败联系起来。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当这道防线不牢固时，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就会动摇。
(二)、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受到削弱
诉讼程序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即一经走过就不得轻易回复，除非法律上做了特殊的安排，规定了除外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断地申诉，法院方面不断地再审复查，使已经确定下来的法律关系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胜诉方不放心，败诉方不甘心。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仍处于悬置状态，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的威胁。法院的判决一旦作出后即产生当事人不得以通常程序，就该案再为争执，以维护法的安定性的效力，即“既判力”，既判力要求，除非法律上安排了特定的救济程序，依照诉讼程序作出的裁判一旦生效就被固定，不得轻易被推翻或改变。由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立法上的不严谨和司法上的滥用，造成了大量终审不终的现象，破坏了裁判的既判力，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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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极大浪费司法资源、严重扰乱诉讼秩序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民事审监制度的缺陷，出现部分案件历时十余年，先后判决、裁定十余次，当事人仍然四处申诉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法院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被大量消耗，当事人在长期的诉讼过程中，也承受了巨大负担。现行的民事审监制度总是让当事人存有希望，而只要有一线希望，许多当事人就要不断申诉，一审、二审、再审，再再审„„中院、省院，一直到最高院，在法院讨不到“说法”了，就到人大、政协，要不求助于新闻媒体，大肆炒作。反正申诉的门路很多，这里申诉完了到那里申诉。而法院在现行民事审监制度和当事人反复申诉的情况下，不得不一次次启动民事审查程序。这种无限申诉的民事再审制度使两审终审制度形同虚设，严重扰乱了诉讼秩序。
(四)法律的调节功能弱化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司法就是通过法律适用解决社会关系的矛盾和纠纷。在按照法律程序终审裁判后，纠纷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因终审裁判而确定下来，以利于经济活动的继续运行。但是，我国民事再审复查及再审制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断的申诉、再审，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败诉的一方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各种途径将已经终审的判决推翻，而现行的民事再审复查制度恰恰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法院终审判决的既判力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民事再审复查及再审之后的裁判结果仍必然存在败诉的一方(除少数的调解结案的以外，且不论调解的正当性),那么新的一轮申诉、再审就开始了，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弱化了。
二、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的症结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过于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无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忽视诉讼的程序利益，导致民事申请再审程序任意性太大，在实践中的弊端日益暴露，分析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启动复查的主体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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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或纠正错误的裁判，法律规定了可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当事人的申诉和申请再审可引发复查程序的启动，从司法部门内部来看，不但作生效裁判的法院可以主动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上级法院行使监督权，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这些部门都可以通过指令复查，检察建设而启动复查程序。从司法部门外部来看，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大代表往往以函件、建议函等方式要求法院对个案进行重点查办、督办，且案件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应当承认，外部监督对于促进法院公正执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外部监督的监督主体、形式的多元化，权限以及监督程序缺乏具体的规范，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滥用监督权的现象。况且外部监督以提起再审的方式的进行，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和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的基本原理，实际上侵害了当事人的再审诉权。
(二)管辖不明、层级混乱
现行民诉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如此，原审法院及其所有上级法院均有权受理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并进行复查，上级法院也有权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再审或要求其复查并汇报结果。由于管辖规定缺乏特定性，导致实践中当事人越级申请再审、滥用申诉权利，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加重了法院和社会的负担，而且也容易使各级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诉或再审申请相互推诿，谁都有权管，谁都不管，反而陷入申诉或者投诉无门却又申诉不止的怪圈，结果一些错案不能依法得到纠正，确实需要救济的当事人合法的正当权利得不到司法程序的补救。
(三)、申诉期限规定较长，申诉次数无限制
时效性是程序公正的直接体现。任何诉讼都有时间限制，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如此。现行民诉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二年，虽然改变了过去民诉法无限制的规定，但二年的申请期限仍过长，这与民诉法规定的当事人不服判决的上诉期十五天不相匹配，申诉与上诉相差太大，不利于裁判效力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对于法院和检察院提起复查的，更没有期限限制，任何时间均可提出。此外，申诉次数未能限制性规定，加之启动复查和复查主体的多元化，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致使众多的案件在各级法院反复复查。有的案件历时十余年，反复申诉，再审，使得法院生效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严重损害了社会对司法的信任，也造成诉讼和司法资源的极大学浪费。
(四)、复查的标准过于概括
复查审查的内容即为提起再审的实质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的“确有错误”标准、第179条规定的可提起再审的五种条件过于概括、原则，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日本民诉法规定的再审理由有十种，与德国民诉法规定的大体相同，都是比较明确的。况且“确有错误”在理论上不符合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律，缺乏科学性，由于当事人的申请并不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因此这种“确有错误”显然不是当事人说了算的，使当事人常常与法官发生理解分歧而产生磨擦和冲突，同时也使法官在该标准的把握上有太大自由裁量权，容易形成法律外的寻租空间，滋生腐败。当事人频频申诉，“申诉状”漫天飞，导致本应再审的得不到法律上的救济，而不该再审的案件却被推翻原生效裁判，裁判稳定性、司法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损害。
(五)、复查方式的非规范化、非程序性
如前所述，复查是法院一种行政化的内部审查活动，而不是诉讼审理程序，处于不规范的状态，其过程是任意和不透明的，缺少程序性规范。对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案件，有的法院组成合议庭，对申诉和申请再审理由进行评判，决定驳回或裁定再审，有的法院则仅由审判员一人进行审查，决定驳回或汇报提出再审。有的复查案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裁定再审获得救济，而某些复查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复查方式上，基本采取不听证审查，不听取对方当事人的答辩意见，不组织双方质证、辩论，当事人基本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证据等。复查过程缺乏当事人的参与程序，完全是法院独自进行的书面审查，复查结果的作出也不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随意性太大，违背了审判公开的司法原则，在实践中常导致先定后审，实际上为当事人正常的申请再审设置了行政管理障碍。所有的申诉、再审申请人都认为申诉、申请再审难，申诉、申请再审权得不到保障，尤其是被申请方对复查不公开很是不满，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往往不知道案件已进入复查程序，认为案件复查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现象严重。这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有损司法的公正性。
(六)、复查环节与再审程序相分离
由于我国将复查作为法院对生效裁判决定是否再审的审查立案行为，因此即使一些法院将复查工作转入审监庭进行，但复查仍是法院审查生效裁判是否确有错误的阶段，由立案庭或审监庭的合议庭对再审申请进行实质审查，若认为案件存在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情形，则提交审委会研究决定，由院长提起再审程序。之后，转入立案庭重新立案，再分配给审监庭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审理或指令下级法院进行再审。复查工作与其后的再审程序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相互分离的环节，复查是完全独立的，有专门的合议庭审理、有独立的案由和案号，并形成独立成册的卷宗材料。这繁琐、曲折、反复审查的过程浪费了诸多的司法资源，且由于法官个体之间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理解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司法实践常出现再审合议庭否定复查合议庭的意见，维持原判的情形，不仅白白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使当事人对如此左右摇摆的司法程序产生极大的不信任。
综上，现行民事再审复查制度并不符合建构再审之诉制度的要求，缺乏程序性，行政化的复查环节，未能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参与，阻碍了当事人申请再审诉权的实现，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救济、司法公正的满意度，反而引发当事人缠诉不休的不正常后果。因此，为建立有限再审之诉制度，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完善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势在必行。
三、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的完善
马克思曾经指出：“审判程序和法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实体法和程序法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实体法是程序法产生和存在的前提，程序法是实体法贯彻实施的保证方法和手段。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平等主体间实体权益的纠纷。为此，作为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下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民事申诉再审复查制度，必须具有民事诉讼程序特征并根据制度设立的目的，体现其应有价值和遵循一定的原则。复查程序是再审之诉的合法性审理程序，在对其进行制度建构和规则设计时，必须遵循民事诉讼意思自治、处分权主义的基本原则及一般规律，并且由于再审案件的特殊性，应充分考虑在确保裁判的终局性和确保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真实性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在建构再审之诉制度、完善复查制度的同时，必须对再审之诉的立案受理条件及审查方式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一)、树立“依法纠错”观念，改变“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
我国现行民诉法是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这一立法指导思想设计再审程序的，立法者鉴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在该程序中更是尽力突出程序的工具价值，力图追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坚持“实事求事，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这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它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充分体现了实体公正，尤其强调了个案的实体公正，意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正确的处理，使每一个错案都得到彻底纠正，这无疑是项非常理想的司法原则。但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从法哲学角度来分析，该司法理念对于民事审判来说，既不合适又不可能，并且危害很大。首先，体现了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不符合民事诉讼解决私人纠纷的目的，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处分原则。其次，有错必纠也是难以实现的，有错必纠原则建立在诉讼理想是追求客观真实的错误认识上，完全追求所谓的客观真实性在诉讼中是不能成就的，诉讼总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况且，我们所要求的案件的客观事实又都是过去而非现在正在发生着的现象，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无法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审判实践中法律事实往往与客观真实不尽相同。因此，有错必纠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实现。最后，有错必纠原则导致既判力的弱化，严重损害了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公正。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作出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决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决，这就是既判力。既判力是诉讼程序安定的重要保证、主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当事人已享受司法组织审理的司法保障，法官的判断会有差错，新的判断同样会有差错，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如果第一次判决是在所有合法的证据下作成的，就视为讼争已得到一次性的解决。通过比较法的考察，西方发达国家总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是首先保证裁判的既判力，再审程序的启动只有在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以严格的事由申请再审情况下才能发生。因此，再审的案件很少。
就整体而言，有错必纠原则并无不当，问题是司法领域中的错误或者说司法错误，有其独特的衡量标准，将一般错误观念的标准强行作为司法错误的衡量准则，必然与现代司法价值理念发生冲突。现代司法的公平理念，只在于法律事实基础上的相对公平。现代司法效率的要求，亦绝不允许个案以任何理由无止境地拖延，迟到的正义也是不公正。案件只要是在合理的期限内，在双方平等、合理的诉讼权利背景下，在相对独立与中立的机构与人员主持下，依照法律约束力处理纠纷就应保障裁判结果的即判效力。若因当事人未能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正当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形下，致使案件并未在完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得到公平了结，那么此等缘由绝不能用来冲击既定裁判的效力，更不能以所谓的有错必纠来横加干涉。再审工作必须贯彻依法纠错原则，这是有错必纠原则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法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作为民事再审复查程序的司法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二)限制提起民事再审复查的主体
1、强化当事人的申诉权利
当事人对生效民事裁判不服，享有申诉的权利。但长期以来，当事人的申诉权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对待，甚至受到漠视，当事人对此极为不满。根据现代司法理念应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权利定位于再审之诉，即按照诉权的模式定位申诉权利。为此，合理设计当事人提请再审之诉的法律要件，规范法院按正当程序管辖、受理并审理再审之诉等环节，应成为修正民事再审程序予以重点关注的内容。应善待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可以对当事人所有的申诉均实行立案复查，口头或书面答复当事人，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再审予以立案，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予以驳回申诉。
2、弱化检察院的民事再审抗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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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的特点在于它们都是私权利益争议的案件，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不受限制的广泛抗诉权力，使得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利益法律代表人的主体地位变得模糊起来。司法实践中，诸如人民检察院抗诉出庭的身份、调查取证的权力、抗诉与申诉以及申请再审的关系等，皆难以得到满意的解答。为此，应在完善民事再审程序中统一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抗诉的案件，严格限制在生效裁判的结果危害到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减少抗诉案件的范围和数量，以便有利于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处分”等原则落到实处。
3、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民事再审
法院自行决定启动再审程序，有违法院居中裁判的公正、公平的司法理念。理由是：法院依职权决定民事再审违背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因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裁判角色决定其在启动程序方面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否则，即与偏袒一方当事人无异。因为启动审判程序的当事人都是有诉须审的，与对方当事人是成对立关系的，所以法院在启动再审程序的同时也就丧失了中立裁判的立场，法院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当事人的置疑。虽然再审程序的审判对象是由法院作出的裁判，但并不表明法院就有启动再审的连带责任，即使此举初衷可能是勇于自我纠错，但其实纯属多余。因为一个错误生效裁判的最直接受害者并不是法院，而是一方当事人，所以说，该当事人是最有可能发现错判而申请再审的。法院缺乏这种发现错判的利益相关之基础，所以不具有实效性，特别是在民事诉讼中，裁判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纠纷，而双方当事人也有可能为此互做让步，以至息讼服判。现法院单方为追求裁判的准确无误，再将双方当事人拖入诉讼之中，这样不仅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也有悖于民事诉讼的目的。
(三)、完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审级规定
1、确定民事申请再审复查的管辖法院
现行的民诉法规定，民事申请再审可以由原审法院管辖。但是由于再审是重新审查和推翻原审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因此，由原审法院进行再审，就好比病人充当自己的医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疗效。尤其是在原审法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时，原审法院再审，会尽力袒护其工作人员，回避由他们非法行为而引起的案件错误，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这样的再审更会流于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再审案件提高一个审级，统一由原最终作出生效裁判文书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理(最高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进行再审)。这种管辖制度的实行，不仅能使当事人较易产生信赖心理，接受再审结果，而且也有利于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这样基层法院可以集中有限人力、物力搞好一审案件。从与国际接轨来看，由较高级别的法院受理再审案件也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规定相一致。
2、取消指令民事再审复查
在司法实践中，上级法院发现可能提起民事再审的事由后，常常指令下级法院进行再审复查，让下一级人民法院向本院汇报复查情况，使得申请复查案件在二级法院之间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当事人的上访。在确定了民事申请复查制度的管辖法院后，同时应当取消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复查，这样由于指令再审复查而产生的各种弊端便迎刃而解了。
3、民事申请复查及再审应实行一审终审制度
民事再审复查及再审应实行一审终审制，而不应再区分为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再审作出的裁判，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得上诉。理由是：一是从法理上理顺了其作为特别救济措施在性质和审理对象上与普通程序的区别，否则只会演变成对案件的第二次普通程序，不利于再审程序的完善。二是实现其作为特别救济程序的公正价值。法院对再审案件极为审慎，审理前要经过复查阶段，应当说，经过复查程序和再审已经足以保证案件能够得到正确处理。没有理由认为审理的次数越多，案件的处理结果必然越公正。三是有利于在实现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尽快实现裁判的既判力和稳定性，减少涉诉上访问题。
(四)、合理界定进入民事复查程序的条件
民事再审事由即法院审查应否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理由或根据，是撕开再审程序之门的“钥匙”。由于再审程序是例外的补救程序，提起后将不可避免的破坏原生效裁判的终局性和稳定性，因此必须严格限定再审程序的准入条件。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纵观西方近代审判制度，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十分注重既定裁判的严肃性、稳定性，决不轻言改判或纠错，只有该裁判被认为确有错误、且比较严重，达到非纠正不可的地步才予再审，即：“发现具有诉讼程序方面的重大瑕疵，或者该判决的基础资料中存在异常的不完善的现象时，当事人以此为理由，例外地请求废弃该确定判决和重新审理该案”。依照民事判决效力理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便具有形式上的确定力，使得法院自身无权撤销或变更该判决。
1、应明确复查程序的实体条件
(1)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作严格的限制。对“新证据”一般理解为原诉讼中当事人应当提供而未提供、或未知晓、未收集的证据，该民事再审条件显然过宽，我国民事诉讼法实行两审终审制，终审后一方当事人以新证据启动再审并获得再审判决，该证据既为终审证据，并未能有机会两审质证，即有违两审终审原则，也不符合效益原则。因此，这种宽泛的规定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申请再审人的利益，但它是以牺牲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为代价的。笔者认为，依照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举证时效规定的旨意，当事人依据新的证据申请再审的，应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在原诉讼中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基于正当理由无法提供的证据;二是能证明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材料为虚假或不真实的新的证据，如伪造或变造的书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三是能证明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材料存在违法收集或未经过质证等情形，并且该三种情形中新证据的提出将可能推翻或变更原裁判的，否则无提起再审程序的必要。
(2)作为原判主要依据的其他裁判或行政决定已被撤销或变更的。当法院的裁判是依据另一生效裁判或行政机关的决定作出或受其重大影响时，另一生效裁判或行政机关的决定被撤销或变更的，应当可以提起再审审查。
(3)原裁判与另一在其生效之前就相同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作出的另一生效裁判相抵触的。前一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根据既判力理论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当事人一般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法院也不得重复审理并作出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与裁判相异的判断。如果出现裁判与另一之前生效的裁判相矛盾的情况，为了保证法院裁判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可由当事人提出对此裁判的再审。
(4)判决时就涉诉法律关系适用了已失效的法律或尚未生效的法律。
(5)判决理由与主文显有矛盾的。原裁判的判决理由虽然阐述的非常充分，但其从法理和逻辑得出的结论明显与判决结果矛盾，可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再审。
2、应明确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的具体条件
包括以下几种：(1)裁判组织不合法。主要包括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书记员未回避、合议庭组成不合法等。(2)未给予当事人行使陈述、答辩、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的机会。主要包括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即作出判决、未经合法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判决，以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主要定案证据、遗漏必须参加的当事人等。(3)未经合法授权的诉讼代理人代为诉讼的。(4)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专属管辖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本案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且该行已被判决有罪。
3、应明确不得启动再审复查程序的情形
(1)经过再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复查。再审复查实行一审终审制度，如前所述，经过原最终作出生效裁判文书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理后的再审案件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这样可以减少大量的申请和缠诉案件。
(2)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复查。最高人民法院对任何案件均享有最高审判权和最终裁判权，这种权力的权威应当维护。对最高法院审判的案件进行再审，势必会陷入立法逻辑上的相互矛盾。
(3)规定已无实际纠正可能或纠正必要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复查。如离婚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承包合同纠纷中解除合同关系等这类案件的再审应予限制，以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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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合理确定民事再审复查制度的申请期限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二年，抗诉和本院提起再审的没有期限规定，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在这么长的时期内处于可干扰的状态，损害了司法权威。笔者认为，民事再审复查的申请期限应当与民事申请执行的期限相一致，即超过申请执行的有效期(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1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6个月)后，当事人即丧失了申请民事再审复查的资格，检察机关亦应遵守该项规定，这样民事案件的既判力和稳定性得到了贯彻落实，也避免了执行后改判带来的不便，同时有利于民事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
(五)、应构建严密复查程序的诉讼规则
在确定复查为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程序之后，必须设计一系列合理的程序规则，以规范和保障当事人各方正确的行使诉讼权利，推动程序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复查结果的公正性。总体而言，应建立对抗制，赋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程序参与权，一个严格完善的复查规则应包括以下内容：
1、立案程序。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应当向人民法院立案庭提交相应的书面材料包括申请书正副本、原裁判文书原件或核对无误的复印件、证据材料、委托及证明主体身份手续等。立案庭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的主体要求、有无申请再审权、有无逾越再审申请期、作为再审申请对象的裁判是否确定、是否被驳回后又以同一理由再行申请的、申请是否附相关证据等进行形式审查。经审查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制发不予立案通知书;符合立案条件的，予以立案并制发立案通知书。
立案后，法院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可规定为7日)及时通知各方当事人，并告之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诉讼权利和义务，同时向被申请人送达再审申请书副本;被申请人在收到立案通知和再审申请书副本后有权提出针对再审请求和理由的答辩状，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复查程序既然是一项规范的诉讼程序，就应当给各方当事人平等的法律待遇，被申诉方作为一方诉讼主体，有权获知案件的受理情况和审理过程，并参与案件的复查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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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查程序。复查应由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于复查是对生效裁判的审理程序、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审理，以确定是否符合启动再审的条件，故该项工作较为复杂，同时复查又直接关系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和生效裁判既判力的维护，因此应由业务精深、德行良好的法官以合议庭的形式进行审理，以保证审理活动的公正和再审程序启动的慎重。
3、限制调解程序的应用。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间的矛盾纠纷，调解是法定程序。在案件复查阶段，若当事人有执行和解的意思表示，在严格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且不侵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下，法院可以主持调解。但调解程序在民事申请再审复查程序中应少用，因为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是在“依法纠错”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纠正原裁判存在的错误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不宜再由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原裁判要么正确、要么错误，法院调解的空间和余地小;法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力争使双方当事人各退一步达成和解协议，有违司法效率的理念;经过民事申请再审复查调解结案的案件，原判决存在的错误也就不了了之，对相关办案责任人也就不予追究错案责任，法律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削弱了当事人对法院的生效裁判的尊重，裁判文书的权威性得不到保障。
4、听证程序。听证是公正程序的核心内容，其本质含义在听取意见，故复查审理方式为有限听证制。它要求在个案处理中，给各方当事人获得或维护某种自身利益的均等机会，它遵循公开、公平的指导原则，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听取相关利益方的意见，以达到公开、公正的目的。复查听证改变了旧的将被申请人排斥在复查过程之外的模式，由合议庭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针对再审申请请求和理由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就是否存在提起再审的条件进行质证、辩论，并发表意见。通过听证，合议庭成员能直接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争议焦点明确，重点突出。一些案件可以即时评议当庭驳回，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通过当事人双方面对面的质证、辩论，法官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当事人法制宣传，解释原判的依据，更有利于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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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复查程序应规定明确、合理的期限。现在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申诉复查案件的审查期限并没有明文规定，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规定。笔者认为，既然将复查程序作为一个正式的诉讼程序来对待，在制定相关规范时应当明确审理审查期限以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另一方面，复查案件不同一般一、二审案件，其矛盾比较突出，争议集中，为细致的做好复查审理工作、谨慎的提起再审程序，审查期限不应过短，应当规定审查期限为三个月为宜。
6、复查处理程序。经过听证程序，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定的再审条件的，报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后，裁定启动再审程序，并中止原裁判的执行;若认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则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并充分阐明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再审提起条件的理由。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复查是作为再审之诉的规范程序进行的，那么复查结果应当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法律文书，无论是提起再审或是驳回再审申请，均应制作裁定书，并且裁定书上应当为合议庭成员的署名，取消目前不署名的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和院长署名的提起再审裁定书的做法，这不仅体现了程序的合法化和规范化，也表明合议庭成员的责任制。
7、实质审查与再审审理之间的衔接。提起再审程序后，应注意复查程序与再审程序的衔接。复查程序与再审程序是同一再审之诉程序中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审理阶段，复查审理的结果若为提起再审，则由该合议庭继续对本案进行实体上的重新审理，而非更换合议庭对案件重新进行全案的再审审理，这种做法不仅符合程序连贯性原则，也是符合诉讼效益原则。当然，现在各个法院均有立案庭和审监庭，到底由哪个庭人员组成合议庭对民事再审申请进行审查是一个问题，但笔者认为法院的分工是相对的，只要有利于案件的审理，法官不应拘泥于各个庭室的分工，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内部调配，组成合议庭对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进行审查，也可以组成固定的合议庭对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以期达到最佳的审理结果。
(六)应确定民事无限申诉处罚制度
一项制度的确立，没有明确的处罚措施是无法实施的。近年来，涉诉上访问题突出，民事申诉上访问题占很大比例。涉诉上访数量的增多，原因是多层次的，解决措施也应当是全方位的。在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层面上，多数涉诉上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访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中确实存在一部分人，抱着侥幸的心理，无理缠诉，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和社会秩序。对于这种情况法律缺少必要的惩罚措施，造成的不良影响日益严重。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无理民事申请再审复查的缠诉者应当制定必要的行政、司法处罚措施，直至刑罚措施。当然，这种措施应当严格界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民事申请再审复查者上访的案件已经再审确定，没有再审之必要;
2、再审结果确定后，上诉者继续无理上访超过一定的次数，以超过三次为限;
3、上访者的行为给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给予十五日以下的司法拘留;同时建议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增设破坏司法秩序罪，对于已经二次司法拘留继续上访者，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这样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改善司法救济环境，增强群众的守法意识，确保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的实施。
总之，在我国现行再审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申诉(申请再审)复查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再审之门能否撕开的关键环节。而再审启动关能否把好，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和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既依法纠错，又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这一审判监督改革目标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复查工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提起再审后的再审活动。由于我国现行行政化处理的复查制度超职权主义色彩浓厚，复查事由不具体、不确定，弹性很大，且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阻碍了当事人再审诉权的真正实现和再审之诉制度建立的步伐，必须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但为使再审之诉制度及其复查程序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有效规范法院和当事人的行为，应将其上升为明确、合理的法律规范，在现阶段可先修改和完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在条件具备时及时进行民事诉讼立法上的修改。
第五篇：既判力维护应当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既判力维护应当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既判力的全面维护，是近年来法学理论与实践界的一个专业热点议题。对它的探讨，涉及许多领域，如法律制度的重新设计，司法实践组织的全面优化，司法行为参与者的素质提高等。人们从不同领域的不同角度对既判力维护发表了不同见解，言者皆有益。但作为司法裁判机关，尤其是处于最基层的人民法院，它的管辖范围、工作性质、审判对象、横向关系、纵向联系等都有其明显的区域特点和运作规律。基层法院案件多，生效裁判文书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机率也就多，许多“错误”和“失误”不一定是全局性的，但这些“错误”和“失误”往往会对法院裁判的既判力直接产生不同程序的影响，这就是基层法院的特点和现状。基层法院要想维护好生效裁判文书的既判力，必须处理协调好方方面面的横纵向关系，全院共同努力，方能有效。作为基层法院审判监督的职能部门，审监庭的工作要想为既判力的全面维护做出自己的贡献，笔者认为应当协调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一、在协调处理审监庭本系统工作方面，应全力构建依法纠错和维～院裁判既判力并重的运行新机制。有人认为审监庭生来就是为纠错服务的，无论从立法角度还是从国情角度出发，纠正错误裁判是其最主要的职能，因此审监庭的职能作用、规章规范、实践操作都是围绕纠错的运行机制展开的。如果从审监工作角度谈既判力的维护，那种把纠正错误裁判同样也是维护的观点肯定是注解的首选。错误的裁判纠正了，既判力自然得到维护。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现时很多专家、学者、业内人士结合理论探讨与审判实践中得出的教训认同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纠错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既判力的维护。只有这样，纠错与维护这对矛盾体才能在审监工作中走向对立统一。建立纠错与维护并重的新思维和运行新机制，有利于审监职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审监工作的拓展与创新，有利于既判力维护方面各种矛盾的化解。如何树立新的理念以及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关键是协调处理好两条主线的并重运行，这就要求审监部门一是通过再审程序纠正错误，从而消除当事人对生效裁判文书产生的疑虑，达到正面维护的目的。二是通过审监庭与基层法院各职能部门的共同把关，把当事人的合理怀疑消除在解释协调中。以达到维护裁判稳定、可信的目的。
二、理解执行好审判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建立审监工作能动表达新机制。审委会是院内的最高审判组织，它的任务是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这些案件不仅包括原审案件，其中必然包括再审案件。因为绝大多数再审案件都在局部或在全案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法律矛盾和社会矛盾，属重大或疑难案件范畴。随着审判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尽管审委会的决定功能正在逐步减弱，咨询指导功能正逐步上升，但作为一级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它对全院裁判的终极、稳定、权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再审阶段。如何协调好决定与执行的关系，笔者认为，应当建立能动表达新机制。随着审监庭庭长进入审委会，这种能动表达新机制的建立条件已具备，审监庭将过去的被动执行转为主动参与，因为决定的本身就包含审监庭的许多观点。新机制建立后的运作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审监庭庭长在审委会中能动作用的正确发挥，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审监庭委员应主动从审监角度表达其对各类案件特别是再审案件的看法，严把再审准入关，不轻易将生效的裁判改变性质。一但决定作出无论再审程序启动与否、纠错与否，审监庭委员都应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全面理解，认真贯彻执行。使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在审监工作涉及的方方面面得到全面维护。
三、协调处理好立案庭与审监庭形式审查与再审之间的衔接关系，建立意见充分交换新机制。立案和审监原本是一个部门，按照职能分开后，立案庭负责申诉案件中的审查和再审案件的立案工作，审监庭负责再审案件的审理，虽然履行的职责有所不同，但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共同目标应是一致的，那就是依法纠错的同时，维护好法院裁判的既判力。理念相同，职责却各异，立案审监明显的两个阶段必然存在双方关于工作内容、进展程度、实际效果等方面的衔接问题。衔接的好，申诉复查阶段处理不完的矛盾，在再审阶段接着处理。这种使调解有方向，判决有针对性，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好结果，显然是大家满意的。如果各自为政，缺乏沟通，费力不说，裁判中固有的瑕疵和漏洞也会被激活和扩大。与此同时，程序过程中的低效不连续行为，会对再审效果造成影响。建立两庭之间的意见充分交换机制可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建立新机制一是要重视双方在审委会上的意见充分交换，双方就个案的基本性质、所涉法律和社会矛盾的处理意见以及一些背景情况，在参会委员的共同讨论下，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由此得出的结论、决定理应为双方所接受，并应在各自的责任领域高效执行。二是应重视承办人之间的及时交流，申诉复查和再审案件一般都较复杂，前期工作与后期工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时完全不同，及时沟通非常重要。服判息诉不仅是立案庭的工作而且也是审监庭的工作，两承办人之间的及时沟通制，有利于提高再审之诉的效率和效果。
四、协调处理好与执行局的共责关系，对执行中出现的矛盾（程序和实体存有暇疵），建立共同处理新机制。法院生效裁判有可能在程序和实体上存在瑕疵，如果不涉及到执行问题，很可能被当事人忽略。一旦裁判的执行工作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矛盾随时可能发生，有时甚至十分激烈。这种情况在基层法院比较普遍，而对这类有点瑕疵但又不至于影响判决整体公正的裁判，如不积极处理，影响执行工作不说，任其发展，必然影响甚至挑战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如对这类案件如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其再审的充要条件又不具备且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如何协调处理好此类矛盾和纠纷，执行局和审监庭必须从各自工作的角度出发，摒弃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矛盾不在我处，一推了之的工作思想，共同承担起释明、协调、疏导、变通执行方法等义务。此时两部门的共同点只有一个，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注意司法公正的同时，更加注重问题的及时解决，给诉讼资源和当事人的权利带来益处。通过互相协商、互相配合，共做工作，将矛盾化解在执行阶段，全力维～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在实际操作上，执行局负责各方当事人之间调解方案的拟定和执行方案变通后的处理，审监庭则多行释明义务，辅之调解工作。
五、协调处理好基层法院审监庭与上级法院审监庭之间的审级监督关系，建立辅导、指导新机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基层法院审监庭与上级法院审监庭虽然都行使审判监督职能，但上级法院的审监庭还有对基层法院审监庭的案件审理及有关业务进行监督指导的职能。再审阶段的两审制，将确保法院纠错程序的最终结果最符合法律效果与社会正义的完美统一。考虑到再审之诉是维护裁判公正权威的极端之举，对其结果近似苛刻的正确要求，迫使审级之间必须超越原审阶段，关于各自做出裁判以防当事人的诉权被变相剥夺等限制，在审级之间建立起一种辅导与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以防再审再错，权威性丧失殆尽的情况出现。所谓辅导就是上级法院审监庭将最新的审监理论观点、实践经验、规定规范定期向基层法院传达传授，统一认识，统一尺度。所谓指导就是对具体案件处理上，尤其是上下存在分歧时，基层法院在正常反馈自己意见的同时，必须接受上级法院的监督意见，目标只有一个，从不同层面对再审案件进行综合评判，共识共存，共疑同解，考虑到各种利益的综合平衡，确保案件接近完美无缺。
六、协调处理好与党委、人大等外部监督主渠道的工作关系，建立监督与解释互动的新机制。人民法院的裁判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不但当事人有权依法要求上级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而且可以通过各级党委、人大对法院的裁判提起事后监督，审监庭作为院长监督职能的具体执行部门，负责办理各类领导交办、人大个案监督事宜，协调处理好外部监督主渠道的工作关系，并充分利用好这块服判息诉的重要阵地，对实现审监工作的职能非常有益，从基层法院的申诉复查以及再审案件的司法实践看，有些当事人之间积怨已深，矛盾冲突激烈，甚至影响稳定，还有的案件处理，无论结果多么合理合法，在实际执行时也避免不了更大矛盾的出现，有时案件超出法院权能可以控制的范围。此时此刻，党委、政府、人大的职能介入，形成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党委、人大历来重视法院裁判既判力自觉维护的，但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特别是在司法审判中，法院处理结果与社会效果出现矛盾时，行使事后监督权，审判监督部门理应主动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做出明确答复。有错必纠，有疑必答，同党委、人大一道，共同维护裁判的既判力。新机制建立和运作的主要目标是将容易产生的矛盾，消除在平常各部门的职能活动中。对党委、人大个案监督中合理合法部分，应当启动法院内部监督程序解决矛盾。对监督中出现的与客观事实不符合之处，应当不辞其繁，重点释明。有理有据的做好解释工作和多方的互动机制建立与完善有利于维护好法院裁判的既判力。
七、协调处理好与检察机关的“共同利益”关系，建立相互磋商新机制。法院审监工作与检察机关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纠正错误裁判。但其根本职能不同，特别是对民商、行政领域的法律监督工作，由于双方在法律规定的理解适用方面存在差异，对监督的形式、内涵、方法等不同领域产生了不少冲突和争论。这种冲突和争论的直接后果是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一件当事人私权范围内可以解决的，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与裁定，到了动用国家公权直接干预程度了，这种案件只要提起就完全会使公众怀疑裁判的既判力。如果此案得以维持，反过来又伤了国家监督权力的公信度。现实的解决方案应当是，只有把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作为开展民商法律监督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使双方工作更好地体现监督职能的本职要求。维护好司法权威不仅是法院切身利益所在，同时也是检察机关的切身利益所在，如何维护共同利益关系，建立相应的磋商机制，是必不可少的。肖扬院长曾说，“法院与检察机关应多些人来人往，少些文来文往”。对当事人的投诉，检察机关掌握的情况可通过磋商机制及时与法院互相沟通，共商共讨，在不违反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识面，共同做服判息诉工作。这样一来，既可以省去诉讼成本，又可以减轻抗诉带来的司法风险，共同维护好既判力。
八、协调处理好与纪检、监察等法院内部监督部门的工作关系，建立分工明确，职能共履的新机制。审监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在监督审判的过程中是有明确分工的，审监主要是从案件审理的质量角度来履行其监督职能的，而纪检、监察是从案件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审判的角度来履行其监督职能的。质量下降，不一定是违法审判造成的，但违法审判一定会造成质量下降甚至错案的发生。无论何种情况出现，都会给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造成严重损害。从共同维护既判力的愿望出发，加大审判监察力度，是充分且必要的。就个案而言，这两种监督必然有重复交叉的地方。一个当事人如果对某位法官的行为正当性产生怀疑时，他可到纪检、监察部门投诉，在督查时，不但涉及法官行为正当性的审查，而且涉及该案判决过程中程序、正当性与实体合理性的审查。一句话，查违法的同时，必然涉及到案件质量问题。反之，审监部门也会遇到相似的问题，这就要求两部门之间分工明确，共履监督职能，发现问题，互相通告，一并处理；没有发现问题则应共同做工作消除当事人对法官审判行为产生的种种疑虑。xxxxxxx市xx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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