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在中国的可行性

第一篇：高薪养廉在中国的可行性

高薪养廉在中国的可行性

首先我的观点是在现在的中国实行高薪养廉是不成熟的。

从古代开始就存在高薪养廉这种思路，历代皇帝都将惩治贪赃，褒奖清廉作为吏治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各类提倡重禄的措施实施后，官吏腐败致罪的比率下降这个事实可以说明高薪是可以起到养廉的效果。

之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不适合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原因有二：

1.从古代那么多高薪养廉成功的例子来看，高薪养廉的前提是“重法”；也就是一个完美的公务员监督法制。我国现在对于公务员的管制就只有《公务员法》，它的出现是弥补了公务员管理上的大部分漏洞，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欠缺，而在一个有欠缺的监管法制下实行各种措施都是不容易成功的。

2.随着中国的经济迅速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了，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普通民众的收入涨幅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而在这个时候给本来福利还算不错的公务员来实行高薪养廉这个政策，一定会激起民众的不满。就算要给这些官员加薪，那么加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呢？如果只是加一点就犹如隔靴捎痒，那样还不如不要加。

第二篇：高薪养廉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高薪养廉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刘庆志

我认为，高薪养廉在我国不具有完全的可行性，应该实行适度从高的公务员薪资水准，而对极少数特别专业岗位和急需公务人才可实行市场化的高薪报酬。

一、高薪养廉比较早在香港和新加坡实行，但在我国不具有完全的可行性。

1、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不具有高薪养廉的经济基础。我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000美元，排名在世界100位以后，远远低于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当然决定上层建筑分配关系，在经济不发达国家不能实行高薪养廉政策。

2、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具有高薪养廉的财力基础。我国财政能力为32000亿元，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教育、国防、医疗卫生、就业、农业和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支出的需要，公共财政建设仍缺乏基本的财力支持，当然不能把公共支出的方向和重点调整到公务员收入和消费水平上。而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具有相对雄厚的财政支持。

3、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不可能实行普遍的高薪养廉制度。按照新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我国公务员范围已经扩大到政党、政协、人大及其他政治和社会团体，总数已经达到600万人，高居世界前列，绝对数远远高于香港和新加坡。并且我国公务员的总体素质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现代公共管理的需要，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不具备实行高薪养廉的主体条件。

4、我国老百姓传统文化心理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认可高薪养廉。老百姓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公务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特权阶层，不能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全国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0800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约为3200元，如果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将导致多数人的不认同感。香港和新加坡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公众需要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当然认可公务员高薪酬政策。

5、公务员制度建设不成熟，不宜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我国公务员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时间短，仍处在建立和建设阶段。目前只对主任科员以下的人员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考试选拔制度，对中高级公务员没有实行比较公认的权威的科学的选拔办法，缺乏公平的认同感，如果实行，可能引起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公平感，导致社会不稳定，二、我国应该实行适度从高的公务员薪资水准，并且应将公务员收入显性货币化。

为了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促进社会高水平发展，需要推行适度高的公务员薪酬水平政策，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盟，促进政府的可持续发展。“适度高”是指公务员的薪酬水平适

度高于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薪酬水平的1到2倍。

我国中高级公务员的隐性薪酬水准已经相当高，因为中高级公务员普遍配备了公务用车、住房补贴、交通补贴以及提供了其他各种福利，有的公务员还大吃大喝、大吸大抽、公款旅游、公款礼尚往来。如果将各种隐性福利都计算在内，中国中高级公务员已经在实行“高薪养廉”了，但仍不能彻底根治腐败。

三、我国对极少数特别专业岗位和急需公务人才可实行市场化的高薪报酬。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曾经以年薪百万吸引香港高级人才来工作。类似的岗位还有计算机、反毒品、国防等尖端领域的岗位，这些岗位需要吸引全国乃至世界顶级人物来为中国政府工作，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特定行业和领域的发展。

四、高薪只是养廉的基本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应该综合配套，多管齐下，全面整治腐败。

高薪可使公务员认为不必腐败，严肃法治可使公务员不敢腐败，制度完善可使公务员不能腐败，社会保障健全可使公务员不需腐败，思想教育可使公务员防微杜渐，监督网络有效可使公务员远离腐败，队伍素质高可使公务员自觉抵制腐败。因此，社会各个部门、渠道、单位、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齐抓共管，共同推进反腐败工作，走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道路。

第三篇：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是指通过提高公务员薪金水平，使他们拥有较高的计划成本，从而促使其自觉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自身的廉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既需要有道德理想激励，也应该有自我实现激励。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重要环节，物质激励具有其他激励方式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适度高薪是尊重人性的体现。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时多层次的，组织只有不断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才能产生激励作用。适度高薪不仅是对公务员辛苦劳动和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公务员认真付出的一种补偿和回报，而且这将对公务员其他的激励形式起到强化作用，形成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良性循环。

另外，高薪能给公务员带来长期稳定的较为富足的收入，从而使其跻身社会中上阶层，这不仅能大大减少腐败的诱因，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机会成本，使一些心存腐败意图因机会成本过高而却步。

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和政策的成功，首先是由于当代新加坡的社会文化中有着很强的现代精英主义的因素，社会对精英得到较高的收入有广泛的认同，从而保证了有才能的人出任官员而无后顾之忧，并使官员保持着很高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就新加坡和中国而言，其文化背景有着历史的相似性，两者社会文化中都有很强的精英主义因素。有人提出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无法推行高薪养廉政策，认为：一是中国官员的数量太大而相当一部分素质底下，二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提高了官员的薪金，他们还会追求更高的收入。对于前者，我们认为，高薪养廉政策确实无法在冗员过多、开支庞大的体制中推行，但是，冗员过多并不是中国这种文化和体制中的必然产物，更不是市场经济的需要，相反，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和体制中，高度精简和具有包容性的政府是最主要的形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高效而精干的政府体制和官员。新加坡、香港和澳门不都是在华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小政府吗？所以，高薪养廉是在中国这种文化和体制中的一种有效选择，它既是可能的，也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实现的。对于后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人们总是在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得到这种高收入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是制约官员是否腐败的重要因素。高薪养廉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一个人腐败的成本越高，他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如果腐败，就可能失去他的优越地位和高收入。当然，这也包括腐败被查处的几率有多高。在新加坡，腐败被揭露后直接损失极大，在另一些国家，直接的和间接地损失极大。如果一个官员只有很低的收入，那么他可能不会为失去这些而顾忌什么。这与经济性的成本与和收益原理是相似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一般来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并总是在发展，但实际上社会对人的约束也是很严格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高薪养廉，给公务员优厚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重，使他们不用贪污，力图从经济和物质根源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这只是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个方面，要使整个国家的廉政建设搞得更好，彻底根治贪污腐败，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规范，有强有力的执法和监督机构。

一、建立健全一套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制度；

二、制定和完善一套反贪防腐的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

三、建立健全反贪肃腐的执法机构；例如贪污调查局。

反腐的多管齐下：

1、以俸养廉

2、强调公务员的奉献精神

3、完善公务员约束机制

4、强化监督 只要是指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在监督机制方面，要重视三种监督力量，意识反腐败专门机关的监督，二是要高度重视和发挥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功能，三十要鼓励新闻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通过公开曝光以对滥用权力者进行舆论监督。

高薪养廉并非新鲜事物，我国宋代就有“增俸养廉”之说，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更是有“养

廉银”制度。在当今世界，也是数不胜数。从廉政楷模来说，有亚洲的两大廉正典范—新加坡和香港以及奥地利、瑞典、瑞士等以清廉著称的欧洲国家。

高薪的功效，首先，高薪可以满足政府官员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较低层次的需求，解除其后顾之忧，消除由于生活所迫而引起的贪污腐化问题。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高薪养廉能增加官员贪污腐败的成本，使他们在下手之前心中会有一番更为复杂的衡量。再者，高薪养廉可以吸引更高素质的公务员，而更高素质的公务员又可以降低防腐的难度。

反腐败的关键，不在于惩贪肃贿，而在于防患于未然。我们首先应该看清反腐败这个水桶的几块木板：高薪养廉、约束机制、监督机制以及惩罚制度，一个都不能少，任何一个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对于预防贪污腐化，一是如何使握有公权力的主观上不愿去滥用公权力，二是如何使公权力客观上最大程度地不可能被利用。权力需要平衡，平衡得当就会利用得当，否则就会出现问题。权力也应该与报酬作为相平衡，没有相应的报酬作为保障，大多数人都难以长期稳定地工作。

第四篇：中国为何不实施高薪养廉

中国为何不实施高薪养廉

目前中国公职人员工资的确很低，如中国最高的公务员年薪不足4万美元，不到世界最高公务员年薪（新加坡总理年薪205万美元）的1/50.而一般公务员的工资，普遍低于私企员工。不少人自然联想到应该在中国实施高薪养廉政策，认为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高了，腐败问题自然可以大部分解决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在中国，把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十倍，平均水平提到全球第一，对反腐亦没有任何作用，该腐败还得腐败。

原因在于：

一是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高薪养廉一词起源于人们对新加坡政府公务员的说法与新加坡公务员高收入的联想。其实，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社会，加上公务员系统监督机制健全，本身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把公务员的权力全部关在笼子里，公务员的行为都是阳光行为，暗箱操作没有空间，因此新加坡政府的公务员廉洁本身不是问题，其所实行的公务员高新政策，其意图是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高级机关工作，而不是防治腐败。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说：一个政府必须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民众。新加坡公务员高薪，是与精英政治相匹配的，与反腐没有关系。

二是腐败的克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从网络上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到，很多国有银行的头头、国有企业的高管、公营部门的老板们被反腐抓出来的，合法收入年薪都在100万元以上，在中国可以说是够高了，是一般公务员阳光收入的10倍以上，然而同样贪。人都是有欲望的，没有了欲望就不是人了。只要权力没有有效的克星，没有公开透明有效的监督防范制度，权力就一定会与欲望结合，产生防不胜防，无法防治的腐败。握有实权的欲望强烈的人，岂是高薪能满足的。很多小苍蝇的贪腐数额，比大老虎还要大（当然大老虎们具体的贪腐数，涉及的贪腐数，不可能彻底追查得出来，也不可能公开报道）。在权力没有有效监督的历史条件下，把公职人员工资提出十倍，都无利于防治腐败。无论从逻辑和历史上看，法治是从根本上有效防治腐败的唯一手段。没有法治文明的社会，腐败的大量存在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公德的意志甚至政权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的权治阶段，这个阶段注定是一个与腐败同存同行的两难历史阶段。硬斗硬的反腐和不反腐，都不行，因此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反腐。中国到底有多少腐败，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没人会说，这事“你懂的”。

三是体制对灰色收入事实上是默认的。公职人员阳光下的工资，只是实际收入中的少部分，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灰色收入。中国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是一个世界上最典型的圈子社会，只要手握权力，就不愁没钱用。目前反对送礼收礼，而能被发现的送礼收礼，只是圈子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记的一部分。真正的礼会通过圈子内源源不断地获得。而且在具体的利益交往、权钱交易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礼，不是提着大包小包进机关那种可以通过反对送礼收礼的文件和规定就可以防治的“礼”——看得见的礼，而是看不见的“礼”。看不见的礼，看不见的手，在烹制着灰色收入。而对于灰色收入的防范，只有制度。什么制度呢？法治基础上的吏制。法治仍然是基础。中国公务员工资低，然而公务员成为最热门职业，每年的国考公考热火朝天，诱惑在于对公职人员灰色收入的默认。很多腐败案知而不理，在而不立，都因为这个“默认”。

四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公职人员高薪。中国的公职人员系统之庞大，人员之多，比例之在，是世界第一的。即使如此，公职人员仍然不够用，目前大家都知道在交通、城管、执法领域，还存在大量的编外人员参与执法。之所以必须这样设立，的确与民族素质不高相关联。如果说灰色收入是可以默认的话，人头费的问题政府财政必须实打实的开支。这笔开支在发达地区，不是问题，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为此大伤脑筋。这类地方为什么对土地财政有严重依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头费机构运转费的维持都很困难。在总的财政盘子里，的确没有给普遍的公务员显著加薪的财力。

五是贪腐也是一种仍然有土壤的社会能力。因为实权的资本化、利益化，不能公开进行，需要与奸人恶人小人暗中勾结的必然操作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智力、毅力和耐心的。需要有无视良知心理素质，需要表里不一的伪装技能，需要密不透风的小环境维护，需要知人察人的火眼金星。贪腐，也是一种技能和品质，也是一种能力，也需要一定的功夫的。贪腐，不是简单的事情，没有两下子，是成不了事的。因此凭心而论，贪官们都是人精。

六是低薪制的确苦了部分公职人员。即体制内那些有良知、心地善的公职人员。在公共部门内部的非实权岗位，仍然有一部分良知者。他们因有良知而与实权无关。因为真正有良知的人如果给予实权，心不狠不出场良心也搂不住。所谓“站得住的立不住，立得住的站不住”，就是这个道理。公职人员低薪制，苦了有良知的公职人员。这是历史的遗憾。任何历史都是带着遗憾的。在此，要向有良知的公职人员致敬。

总而言之，贪污腐败，与公职人员的薪酬制度无关，而是与社会治理制度相关。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中国高层亦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依法治国。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打击防范贪污腐败的制度设计上，强调个人良知和觉悟是没有作用的。好的制度可以使鬼变成人，不好的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

只有法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贪腐的唯一选择。然而，法治不是口号，更不是理论，亦不是旗帜，法治上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肌体的自觉能量，只要社会在运转这种力量就会自然发挥作用，是一种自然自觉的社会肌体力。我们的社会离法治还非常遥远，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深知，建立法治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能做到一点，就是在走法治的道路选择上坚定不移。

中国的事情，基于权治与现代的根本矛盾，几乎任何社会治理和发展方面的问题，都是两难问题。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面临一个总的状态——“两难”。很多问题，都依靠时间去化解，以时间化空间。这也许是炎黄民族注定了的历史步伐与逻辑。

第五篇：中国高薪养廉的制度分析

中国高薪养廉的制度分析 纵观当今世界推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国家，它们大都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经济比较发达，有雄厚的实行高薪制度的物质基础。二是公务人员素质较高、总人数不多。这些国家大都重视精简机构，且对各级公务人员实行严格的审查与考核制度。三是法制化程度较高，大都属于法制国家。这些国家尤其是在廉政建设方面制定了全面的、系统的、严密的法制体系，有打击腐败的强有力的法制手段。

从实际效果来看，高薪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达到了养廉的目的。新加坡与香港特区在目前被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廉政程度最高的国家或地区。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其遏制腐败的效果同样十分明显，这些国家的腐败犯罪率比发展中国家普遍要低得多。

但是，这能否说明，高薪就一定能养廉呢? 如果对这些廉政建设卓有成效的国家所采取的反腐败的措施进行全面考察的话，就不难发现，养廉并非仅仅是高薪的结果。这些国家除了实行高薪制以外，还采取了其他种种的手段，这其中包括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完善反腐败的法制建设等。高薪只能做到使人不想、不必、不愿腐败而已，真正使人不敢腐败还得靠法制手段，得依靠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而且，单一的高薪制度往往还有可能诱发新的腐败。

其一，推行高薪制度，无疑会强化权力的利益属性，从而刺激人们的权力欲。在此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想方设法来谋取权力，来争取公务员职位。其二，推行高薪制，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如果国力有限，且公务员人数众多，推行高薪制就必然会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支出，加重广大社会成员的负担。一旦将这些负担全部转嫁到广大社会成员身上，群体性的腐败现象就势难避免。其三，高薪制并不能对所有的公务人员起到防腐的作用。对那些贪欲极强的人来说，工资再高也难以达到他们的要求，此即所谓“欲壑难填”。由上可见，高薪可以养廉，但并非必然养廉。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而盲目地照搬高薪制度，其结果就只能是事与愿违。

我国还不具备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条件。第一，我国的干部人数总和与我国的人口总数一样，居世界第一。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的管理干部来说，其总数不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在干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要大幅度地增加他们的工资收入，显然是不现实的。第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当落后的，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大幅度提高各级干部工资的财力。第三，我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在反腐败的法制机制建设方面，尚有许多明显的不足。第四，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尚有一定的缺陷，它决定了在我国还很难具备推行高薪养廉制度所需要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权力获得方式上，我国目前主要仍以任命制为主，而且在任命的具体程序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任命制还便利各级领导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只对上级负责，上、下级之间极易结成一种“荣辱与共”的个人关系。第五，在我国人数众多的领导干部当中，自私自利者、享乐主义者、拜金主义者不乏其人。对这些贪欲极强的人来说，工资再高也不可能使他们得到满足。从已曝光的腐败分子来看，其腐败资金动辄超过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上亿元。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绝对不会满足于较高的工资收入的。可见，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很难达到养廉的目的，我国目前不宜大力提倡高薪养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