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推进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思考
农资商品质量监管,是基层工商部门市场监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通过执法实践,对当前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并就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推进工作谈谈个人的几点初浅认识。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思想上重视不够。很大一部分基层同志认为,当前实施的《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等一些相关的农资质量管理政策法规已经明确了农业、林业等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主体,工商部门在农资市场监管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被大大削弱。与农业、技术监督等职能部门相比,在缺乏检测条件、经费、专业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仅靠建台帐、定制度、承诺公示就能管好农资质量很不现实。而且要求经营者建立进销登记台帐之类的工作缺乏必要的规制性法规支撑,怕出问题,工作积极性不高,辖区监管特别是专项巡查往往出现缺位现象。二是执法手段和措施难以适应。由于农资商品在农民中基本没有日常储备。主要是在春耕秋播时节集中购买,一些没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如货车驾驶员、专业运销户在农资旺销季节大量购进化肥等农资进行甩卖,进货渠道混乱,农资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大多数都是流动销售,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即使发现了违法行为,在取证、抽检、处罚等工作上都受到很多客观困难的限制。三是工商部门监管职能经常受到不当干预。由于多部门的检查抽检,罚款过多,越权监管,导致工商部门的农资商品流通领域质量监管地位,淡化了工商部门依法监管的权威。四是农民自觉维权意识淡薄,索证索票等制度的落实不到位。
二、对策和措施
针对以上存在问题,笔者认为,实施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对已适应原有监管模式的大多数基层干部来说,仍然是一个新事物。从思想认识的统一到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还需要一个过程,当前的存在问题主要是还有很多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做好。因此,今后的推进工作中,要着重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抓好基层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全面推进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工作的认识。要从履行职能、依法监管的高度,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引导,使基层干部充分认识到,推进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是当前工商部门管好农资市场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是新时期工商机关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执法效能的必然之举,也是我们工商部门依法保护农民群众生产安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客观地审视我们的工作,克服畏难消极情绪和急燥情绪,树立起监管是天职、服务是本职的意识,按照新形势下建立农资市场商品质量长效监管机制的要求,先易后难,求实创新,从基本的工作做起,循序渐进,认真学习运用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结合辖区实际,不断完善各项工作措施,充分调动起基层监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把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质量监管责任主动地承担起来,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工作措施的认真落实。
二是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农资市场监管的新模式。由于农资商品经营实行严格的前置审批许可,往往容易造成经销网点分布不合理,群众购买农资商品不方便等等经营渠道不顺畅、服务不便捷的客观情况。加之很多群众图便宜,图方便的不正确消费观念的影响,当前农资经营渠道多、乱、杂,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的现象还较为突出,是农资市场监管经常出现反弹的重要原因。按照“疏胜于堵”的常理,改革工作重点首先应在建立起一个能够为群众提供便捷、安全的农资供应服务网络上下功夫,防止严管即乱现象的发生。现实工作中,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紧密联系企业,直接服务经营者的行业特点,积极牵线搭桥,选择有实力的农资经营企业或组织,协助他们把分散在各个村寨,手续不全,而又经营有方,信誉良好的农资经营户组织起来,组建起农资流通协会一类的经营组织,根据需要在各村寨设置合理的农资商品供应网点,按照明确责任,互利共赢的原则,对当地的农资供应实行统一调拨,统一配送,统一管理,采取连锁经营等方式,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质便利服务,尽量满足农资供应需要,使违法经营行为没有可乘之机。同时,也可以使我们从源头上对上市农资的质量进行集中监管,从而减轻其他职能监管部门越权监管行为对我们工作带来的不良影响和冲击,大广大经营户中逐步确立工商部门的市场监管地位,为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创造规范有序的行业监管环境。
三是要进一步加大专项巡查监管力度,深化各项制度改革工作的落实。抓好这个环节的关键,在于要能正确掌握运用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执法业务知识。对农资商品的质量监管,适用法律法规和部分规制性规定不一定要非“专”不可,只要涉及到流通商品质量或者特殊商品监管的,并符合其规范精神和目的,都可以考虑其适用性。如进货查验制、索证索票制、质量承诺制、不合格商品退市制、绿黑名单公示制等,可以在产品质量法、投倒条例、查处制售假劣商品行为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法规上找到相应的适用条款。对巡查检查中没有落实制度要求的经营户,如提供不出证明其商品的合法来源渠道或质量合格证明,不履行索证索票义务,无照经营,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农资商品的,凡不符合流通环节准入要求的农资商品和服务行为,根据不同的法规及适用条款,该下架的下架,该退市的坚决退市,该处罚的要坚决处罚。使辖区内流通的农资商品始终处于有效的法制监管之下,才能让经营户真正感受到工商部门的行政作为手段和能力,自觉接受监管。在监管与被监管的互动磨合过程中,促进经营户行业自律意识的形成,为改革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制监管措施保障,推进长效监管机制的最终形成、巩固与发展。
四是要强化监管信息的使用与管理,加大农资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农资商品市场准入监管过程,也就是商品的质量信息监管过程。日常进销货台帐登记、进货查验登记、索证索票等制度的实施,主要实行的是形式上的验证审查。为了增强审查的客观性,工商部门有必要通过信息工具、其他部门信息交流、质量抽检等各种手段和方法,建立详细的商品质量信息档案,对辖区内流通的各品牌农资商品的质量情况总体上有一个充分的掌握,并通过巡查对相关的质量信息进行检查核实,及时发现清除质量隐患和问题商品。在此基础上,要对辖区内所有农资经营户的监管信息实行专门登记,结合绿黑名单公示制度,实行信用分类管理,对有违法记录的经营户,要加大巡查监管的密度和力度,使其在接受社会监督过程中被迫支付信用成本,或者最终被市场所淘汰,从而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诚信经营行业风气的形成。同时,要把巡查监管与案件查办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巡查检查、受理消费者投诉和鼓励群众举报等渠道,广泛地发现和搜集农资违法案件线索,合理做好执法力量的调配,对制售假劣农资和无照经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在理顺行业内部监管秩序的同时,以案件查办为外部规范制约措施,保证各项改革制度的有效实施。
总之,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是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改进农资市场监管方式,提高行政监管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化市场监管职能建设过程中的积极探索与实践。要完成这个改革任务,干部队伍的责任心是根本,制度落实是关键,有效的方法是促进,严格的执法是保证,四个方面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只有在实践中达到了四方面条件的高度统一,才能使改革工作真正实现形式和内容的一致,全面推进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工作任务的落实。
第二篇:关于扎实推进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工作的思考
农资商品的消费安全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安全和发展。国家工商总局高度重视农资商品消费安全工作,从2005年开始在全国工商系统持续开展了红盾护农行动。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议上把“红盾护农”列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措施之首。近几年来随着红盾护农工作的深入和流通领域商品
市场准入制度的实施,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已初步形成了“两帐两票一书一卡”为主要内容的管理制度和措施,为有效服务新农村建设找到了载体。扎实推进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工作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深化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一、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工作基本情况
近几年来市局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和省工商局的有关精神及要求,把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工作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工作,将其定位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红盾护农工作的“基础”,深化流通领域商品市场准入制度的“突破口”,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主要表现在:
一是清理登记,明确主体。自2004年开始全系统对全市农资经营户进行了全面持续清理,在清理的基础上对长期经营化肥农药等个体工商户办理了证照,使其经营主体合法化,改变了“不敢办照”和“无法办照”的状况。2005年至2006年进一步深入清理,初步建立了工商所、分局农资经营户登记台帐和管理户口,使全市农资经营户情况进一步得到全面掌握。
二是建立制度,完善机制。全市工商系统把化肥、农药和种子作为农资监管的重点,实施化肥、农药为重点的准入制度,以种子为重点的留样备查公示制度。全系统制定实施《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实施办法》、《种子留样备查公示办法》、《农资经营绿黑名单公示制度》、《化肥抽检实施办法》等制度,为深入推进农资商品市场准入提供规范。
三是积极推行,初见成效。2006年全面规范和推行了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市局印制启用了农资商品购销登记台帐,销货信誉卡等,初步建立起了进货查验、查证索票、购销登记备案、售货出据(卡)、责任约定等管理制度和办法,并首次开展了绿黑名单网上公示;首次开展化肥货量抽检工作,查处了一批农资案件。全面启动种子留样备查公示工作,形成县(区)局统一备查,工商所(分局)分别公示的良好工作格局。通过以上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建立和落实,工商管理部门长效管理,经营户自律经营的管理格局初步形成。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经营户底数,经营户资格等数据信息失真和不全。全市各县(区)不同程度存在无证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和虚假挂靠经营等。
二是推行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和种子留样备查公示工作不够有力和规范。如在落实购销登记台帐的发放使用方面存在一发了之,不加以具体指导,有的地方怎样登记,怎么备案都不甚了了;在种子留样备查公示中备查户不全面、多环节备查,留样存放不规范,公示不到位等等。
三是农资质量监管有较大差距。一方面对质量监管无处下手,无办法无能力,真假难变;另一方面对质量标准及检测认识不清,检测不规范,执法效能偏低。
二、扎实推进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工作的思考
(一)明确定位,建好平台
农资商品市场准入是农资市场监管和流通领域商品市场准入的创新之举,通过几年的实践其基本制度设计和操作已基本成熟和较为可行。但全系统特别是基层工商所和分局一线监管执法人员不同程度存在着认识的误区,认为农资市场商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实施是应景之作,是形式之举,在思想上有抗拒性、在行动上有消极性,在方法上有随意性。在推进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热情不高,认识不深,定位不明,抓手缺乏,内容空空,因此需要进一步解决好定位和平台问题。明确定位就是要通过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实施建立健全三个机制,即农资商品质量市场准入过滤机制、农资商品质量问题发现机制,不合格产品市场退出机制,使农资质量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联动。建好平台就是要全面推行以进货检查验收,查证索票、购销台帐、协议质量承诺、质量管理责任和不合格商品退市为内容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种子留样备查公示制度,通过两个制度平台实现科学联动监管。
(二)立足长效,突出重点
市局党组提出并反复强调要建立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就是将流通领域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目标化,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成果的制度化。近几年来全市工商系统在推进流通领域商品市场准入制度中已初步确定了以食品、农资为重点,立足长效监管,建立健全制度,丰富完善监管措施的工作格局。特别是2006年食品、农资监管制度已初显配套完
备。就农资商品市场准入而言,立足长效就是通过落实农资商品市场准入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工商部门监督促动和农资经营者责任自律相结合相统一的基本制度。突出重点就是从现阶段全市农业生产形态的实际出发,按照生产和市场需求,突出化肥、农药、种子三类关涉面最广的消费安全的农资商品,并区分重点区域、重点环节予以监管。
(三)落实制度,强化措施
根据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的规定要求,结合前期检查和调研情况分析,在落实制度,强化措施上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深入清理,建立户口。虽然多次经过清理但无照无证、超范围经营依然存在,特别是农药经营无从业人员资格证,无农药许可证等情况还不同程度存在;在基层工商所分局农资经营户管理户口普遍没有建立,导致管理对象信息不全和失真。要加大清理整顿的力度,既无照又无证的一律予以取缔,对有照无证、超范围经营的要通过与农业等部门配合清理,培训、发证尽快合法其资格。在清理的基础上工商所(分局)按“以所建帐,以户建档”的原则建立辖区农资经营户登记台帐,以化肥、农药、种子为重点的监督管理档案户口,集中注册登记、购销备案、检查记录,行政处罚等信息和资料。
二是确定对象,分类管理。从前期的检查和调研的情况看落实市局印发的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制度存在简单操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象针对性不强,分类监管不够,如有的县区局不区分个体和国营均发放工商部门制发的购销台帐和信誉卡,一方面工作量大特别是供销经营部门,另一方面有重复务作之负,供销农资经营部门其本身有较健全购销帐务及其销货凭证,再行填写工商部门所发表册显得不切实际。因此工商部门监督指导推行的重点对象是农资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供销等国营农资单位则进行指导和检查完善自身的相关管理制度和措施,体现分类管理的原则。
三是指导推行,责任监管。要全面落实市局印发的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实施办法,着力抓好六个方面工作。第一,监管责任的落实,要以工商所分局为单位将监管责任结合片区管理落实到人、全面担负管理责任;第二,落实好经营户的经营责任,与所有农资经营户签订市局制发的责任书,告之并约定农资经营的责任事项,把责任书作为告之书、宣传册、经营须知,提高经营户的知晓度和执行力;第三,指导好监督好购销台帐和信誉卡的使用,把两帐一卡的推行使用作为经营户日常经营必为之事,必修之课;第四,落实好购销备案制度,要坚持做到按季备案,并检查落实备案的真实性,以求“购销一致”;第五,积极推行协议准入制度,引导和指导经营户与生产商、批发商签订准入协议,保证进货查验、质量承诺的实现;第六,坚持集中留存、逐户备查,落实种子留样备查公示制度。凡在各县(区)种子公司购进的一律由种子公司统一备查,各零售经营户不再重复留样,重点做好购销登记和备案;对外地州市种子公司代理销售的实行分户留样县(区)种子公司统一库存的方法进行留样备查公示。
第三篇:关于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于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从公车私用谈起
祁东县委党校讲师 刘英才
【摘要】推进公务用车改革,是降低行政成本、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涉及面广、复杂而敏感的改革任务。多年来,各级政府机关在公车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经验。本文拟从推进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的问题、难点、核心和对策建议几个方面进行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辛子陵先生在《2010年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谈话》中有一段话非常深刻与惊人:‚相对今年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样的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里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贾军:《我国有几个国防开支可以浪费》2006年3月14日《上海证卷报》)。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就是管不住公用车。事关党的生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中国如果能如此分明而且有意大利那样的‚狠劲‛、‚动真的‛,让私用公车者请你坐牢半年,谁还敢公车私用。何愁管不住公务车?还会出现‚4.24”西安女交警被官车压断胳膊类似的严重交通肇事事件吗?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旅游一律如此办,孰还敢呢? 公车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公消费的最大问题之一,但多年就是你说你的,我行我的。要改革么,就是给官员多发银子;要不改么,就任由私奔滥用,至今还是一个最大难题。我不知道领导干部工作如果没有车坐会延怠多少效率,而只知道现在领导干部越来越疏离群众就是因为坐车多了。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正是因为官车太多太滥疏远了干群关系,激化干群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当前整治官场用车已时不待我。
一、当前公务用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公务用车费用高、成本大。调查显示,一辆公车的每年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5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但公车的使用效率不高,浪费很大,公务用车经费支出在机关行政开支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加大了行政运行成本。
二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屡禁不止。由于机关车辆公用私用的边界模糊,管理上存有漏洞,公车私用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背离了公车的属性,造成严重浪费,而且产生了负面社会影响,损害了政府形象。
三是超编配备公车、财政负担沉重。有的机关单位通过各种资金渠道,超编制、超标准购臵和配备公车,在有些地方不需配备公车的工作岗位也配了专门用车,致使公车数量不断膨胀,增加了财政负担。
二、公车制度改革探索面临的难点
1、政策不明确。由于中央对公车管理制度改革缺乏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操作原则,使得长期以来公车改革只是在少数部门、少数地区自发并分散地进行。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后果: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的车改模式、适用范围、公车管理、补贴标准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给国家对公车统一监管造成了不便;对未进行公车货币化改革的地区和部门,会因为无政策可依或操作难度大而推迟或拒绝公车改革。
2、补贴不均衡。由于公车货币化改革的补贴范围、补贴标准和发放形式等缺乏政策依据,使得进行车改地区和部门的操作方案五花八门,给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对公务交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造成了不平衡。比如,实行车改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司局级公务员月补贴最高额只有1200元,国家审计署的正司局级月补贴额只有700元,而珠三角地区的县处级干部的月补贴额已高达3500元。特别是没有参加车改的机要、执法等部门因得不到交通补贴容易心里不平衡。也有个别地区因车改后福利化倾向严重而出现了新的分配不平衡。
3、体制不配套。由于我国车改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这种下边车改上边未改的状况,出现了一些体制性的摩擦。
税收问题。因公车属于执行公务中的行政性消费,未进行车改的地区或部门,公车消费是免税的,而车改后获得货币化交通补贴的公务人员,因收入增加却要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增加了车改后公务人员交通费支出成本。
公车指标配臵问题。未进行车改的地区和部门公车报废或重新购臵,可以享受上级部门或财政拨付的公车配臵指标及经费待遇,而车改后的地区和部门却不再享有这些待遇。
价格补贴问题。在油价上涨时期,未进行车改的地区或部门,可以享受到政府的价格补贴,而车改后获得货币化交通补贴的公务人员就得不到这种价格补贴。
工资津补贴科目限制问题。2007年我国规范公务员津补贴以来,因财政部门对各地区、各部门津补贴项目和额度等出台了限制性规定,致使未进行车改的地区和部门无法再操作货币化后的交通补贴项目,也致使车改后的地区和部门难以操作因经济发展变化需要调整的交通补贴标准。
4、车改不彻底。后果一:若一个地区或一个系统上下没有同时进行车改,就会出现车改地区或部门向未车改地区或部门借车、摊派车辆、转嫁交通费用开支等情况。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教育局长用车让学校出钱出车的情况,将公车使用负担转嫁到基层。
后果二:由于有些地区和部门实行‚部分车改‛、‚部分未车改‛双轨运行机制,便出现了一边领交通补贴,一边使用公车的现象。
后果三: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政府财力紧张,车改时不得不确定较低的交通补贴标准。同时,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私车普及率不高,致使车改后绝大多数公务员既买不起车,也养不起车,从而导致了因交通问题影响工作的现象发生,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车改走回头路的现象。
5、责任不统一。公车改革后的地区和部门,私车公用现象比较普遍,但是,由于目前在处理交通事故责任及赔偿方式方面,私车公用和公车公用大不相同,致使私车公用者主要由个人承担责任损失,公车公用者则是由所在单位承担责任损失。
6、工作不主动。公车改革后,因交通补贴装进了公务人员个人腰包,致使个别公务人员因吝惜自己再掏腰包而不愿主动外出执行公务,有时会影响工作。
7、宣传不到位。一些地区和部门公务人员因车改增加交通补贴后,由于没有及时向纳税人和老百姓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有时会引发一些误解。
三、公车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破除特权
公车制度改革,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大力降低不合理的执政成本、取信于民的迫切需要。问题在于,对已经进行的多种模式的公车制度改革,尽管在公车使用的总费用上改革后比改革前降低了不少,但社会各界的质疑、批评乃至抨击却还是很多。原因何在?尽管有具体制度设计上的不完善、某些工作环节上的不协调、某些利益问题考虑上的不周全等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则是由于在公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上缺乏鲜明的破除特权的价值取向。若不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大面积地推进公车制度改革必将陷入严重误区,甚至会招致公众更大的不满和愤怒。
首先,从公车泛滥的原因上看,根本的原因就是特权泛滥。本来,对公车的配备及使用有非常严格的范围。在绝大多数国家,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近一两年德国、法国都曾有政府部长因公车私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辞职。我国香港特区前特首董建华离任后的当日,便不再乘坐公 车。我国1988年10月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标准的规定》,对公务员配车标准规定为:正部级干部配专车,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工作用车。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界定:‚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应当说,这些规定与许多国家公务用车的规定大体上是相当的。但直面现实,这些规定早已名不副实、名存实亡,现在就连许多街道办负责人、正副乡镇长都早已配有专车。一个处长,昨天上下班还是自己骑自行车、挤公交车、开私家车、乘单位班车,而由于今天提拔为‚副局级巡视员‛,那么明天上下班就要专车接送,美其名曰‚工作需要‛,但其实质,就是享受特权。
今天,一个干部是否配有专车,已成为一种特权的身份象征。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在政府收入不断增加、办公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没有旗臶鲜明地在官员中进行反对特权的教育,也没有着力从制度上去遏制特权的滋生泛滥,相反,在一些政策规定中还有意无意地放纵、维护特权(例如尽管不少地方财政还相当困难,但在各级财政预算中仍然对公车消费保有宽松的空间)。我国本来就是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国度,今天‚官本位‛仍然随处可见,而‚官本位‛最容易滋生特权。在‚官本位‛下,一事当前,必然首先考虑官员的利益,优先考虑让官员如何舒服、如何便利、如何满意,特权就应运而生了。现在在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特权意识特权行为滋生蔓延,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仅堂而皇之地谋特权搞特权,而且为此炮制种种‚名正言顺‛的理由,形成种种冠冕堂皇的政策制度架构,从而使得种种特权行径制度化合法化。这一切,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生活还远不富裕、人均GDP排在世界百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官员的公车消费水平却居世界前列,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权泛滥。看不清这一点,所谓公车制度改革就可能就事论事、舍本逐末、事倍功半,甚至可能南辕北辙。
其次,从已有的公车制度改革模式屡屡招怨来看,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去触碰特权。从上世纪末开始,部分中央国家机关以及不少地方就开始了公车制度改革,10余年来‚车改‛浪潮一波接一波,但却一直被公众所诟病,社会认同度很低。其中一个共性的原因,就是许多‚车改‛模式,不仅没有着力去‚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相反,是在‚车改‛中用制度和政策的形式将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合法化,其弊端集中体现在‚车贴‛(有的也称‚交通包干费‛)的发放上。从各种‚车改‛模式看,以发放‚车贴‛取代官员专车是改革的主要措施,而‚车贴‛发放的主要依据就是官职,如杭州市的‚车贴‛根据公务员的级别分300元到2600元9档,实行‚车改‛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司局级公务员月补贴最高额为1200元,珠三角地区的县处级干部的月补贴额已达3500元,辽宁省辽阳市实行‚车改‛的两区区级领导则每月补贴6600元,而该区一般公务员最低只有 100余元。可以说,这种‚车贴‛的发放模式,是一种很典型的‚官本位‛加特权的融合。
人们注意到,现在参加‚车改‛的范围,都是党和国家明确规定不应享有专车的公务员,即都是副部级以下的干部,但‚车贴‛的发放,对相当一部分官员来说,实质上是将本不应享有的‚专车‛待遇货币化、制度化、合法化了。换句话说,就是将特权合法化了。这就是目前一些‚车改‛模式的核心弊端,也是公众对这些‚车改‛模式的主要质疑及抨击之处。可以说,不下决心去触碰特权以及因特权而获得的既得利益,所谓‚车改‛就难以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以及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
四、改革公务用车制度的思路建议
公务用车改革内容复杂,政策性强,需要处理好降低行政成本与保证正常公务活动的关系。应当总结推广各地公车改革经验,更加注重制度改革和创新,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车管理模式和方法。有关建议如下:
1、出台公务用车改革的指导性意见,逐步健全公车管理法规制度
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如2009年国管局等部门重新修订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对加强和规范公务用车管理、降低行政成本等方面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对平稳推进改革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各地政府也先后推出一些改革创新措施。考虑到各地机关改革做法不同,进度不一,容易产生相互攀比、改来改去等问题,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公务用车改革指导办法,对各地方各部门的改革提供方向性和原则性的指导。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总结各地改革经验,制定出台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性意见。其中需要明确的改革原则包括:严格规范公车配备使用,压缩公车规模,逐步实现公务用车服务的社会化;公务用车费用开支应比改革前有较大幅度降低;能够有效遏制公车私用;妥善处理改革中各方利益关系,保证机关公务正常进行,不产生其他负面问题;防止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或将改革措施作为‚特权变现‛的合法手段;杜绝利用权力转嫁公车费用;改革方案的设计应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等。在改革组织实施上,上级政府机关应率先垂范,为下级机关做出表率;各地要力求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机关和地区的特点,不搞 ‚一刀切‛。
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公车管理法规制度,依法规范公务用车管理。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通过制定法令来规范公车管理。例如,法国1947年就颁布了第一个有关公务用车的政府令,此后不断修改完善,逐步形成了公务用车购臵、管理和使用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法规制度。德国1993年颁布了联邦机构一级的公务用车管理条例。比利时自1965年首次颁布有关公务用车的法令以来,至今已进行过16次修改,使法令内容更简明,操作性更强。从我国情况看,依法行政是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公务用车管理也应当在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实现依法管理。
2、压缩机关公车总量,采取多样化的公务用车保障方式
从世界各国政府公务公车的发展历程看,随着家用轿车的增长,公共交通的发达,车辆使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为公务用车提供了替代交通工具,使机关公车总量呈下降趋势;而且,公车运行效率低、成本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从节省公务开支角度看也应尽量减少公车总量。因此,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严格控制公车编制总额,逐步压缩公车规模,探索多样化的公务用车保障方式(不包括公检法司等特殊业务公务用车),实现公务用车服务的社会化。
第一,减少机关公车总量。为履行公务,政府机关需要配臵一定的公务用车,如领导干部工作用车、机动应急用车、机要交通用车等,但要严格实行机关公车编制管理,逐步核减一般公务用车编制总额。一是明确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范围和标准,按核定的编制和标准配臵公车,实行总量控制;二是机关公车一律由主管部门统一进行政府采购,各机关不得自行采购公车;三是推行公务用车配臵的透明化管理,便于加强监督。
第二,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实行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在交通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地区,可探索实行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减少机关公车保有量,通过公车服务中心车辆、公共交通、出租车等多种途径保障公务用车。实行这一改革的难点在于合理确定公务用车的补贴标准。从原则上说,车贴标准不宜单纯地按照职务等级来划分,避免车补演变为 ‚集体加薪‛,而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工资和物价水平、不同工作岗位用车需求和实际工作量来确定车贴标准,最好是按公务活动的实际支出实报实销。
第三,视情况组建公务用车服务中心。这种集中管理、提供公车服务的方式,有助于优化资源配臵,提高公车使用效率,降低车辆运行成本,应当视不同情况加以推广。具体而言,对于一定区域内集中办公的政府机关,可组建公车服务中心实行集中管理,为各机关提供公务用车服务;对于较大的机关或用车量大的机关,可单设公车车队,其车辆运行费用应当与公车服务中心大体相当;对于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机关,可将公车移交公车服务中心统一管理,由公车服务中心向参改机关提供租车服务。
第四,研究制定‚私车公用‛补贴办法。在经济发达国家,如在加拿大、新西兰、瑞典等国,由于私车拥有率较高,政府通常鼓励私车公用并给予适当补贴,例如芬兰政府工作人员开私家车执行公务,开车者可详细如实记载起始点公里数,经主管领导签字审核后,可按公里数得到补贴。在我国,随着私车拥有率的提高,很多机关公务员也有条件利用私家车来完成一些公务活动,在有的经济发达城市利用私家车履行公务活动的情况已十分常见。如果对机关人员用私家车办公事给予合理补贴,可以成为替代公车的交通工具,并且简单易行、灵活方便。建议由主管部门或各机关制定合理的私车公用补偿方法,原则是按实际发生费用予以一定补偿,最好是一事一报,如按行车里程报销油费、过路过桥费等,建立可操作的私车公用管理制度。
3、创新公务用车管理制度,遏制公车私用
防止公车私用,既是公务用车改革的重点,也是改革的难点。根据各地实践经验,可考虑从以下方面创新管理制度:
第一,实行节假日公车封存制度。这一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试行,取得了较好效果。例如,山西省从2008年10月起,公休日、节假日各单位公务车辆除有特殊公务外,一律入库封存。河南漯河市从2008年3月开始,要求全市各机关单位公车在节假日期间一律定点封存停放,如使用需备案。实践表明,除特殊公务用车外,实行节假日(包括公休日)机关公车封存、特殊情况下的使用一事一报制度,在防止公车私用方面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加以推广。
第二,对公务车辆使用特殊牌照或标识。这是近年来一些地方为防止公车私用而采取的一种办法。例如,宁夏为便于群众监督,从2005年开始对全区7000余辆党政机关公车粘贴‚公务车‛标识。浙江平阳县2007年将全县机关单位995辆公车(公检法司等已有特殊标志除外)全部换上统一的公车牌照,并建立公众监督制度,公车私用现象大为收敛,节假日期间在宾馆、娱乐场所和旅游景点已很难见到公车的影子。江苏、安徽等地也建立了公务用车专用号牌管理制度。经验表明,这一做法简单易行,成本低,便于社会公众对公车私用进行监督。从国外情况看,许多国家对政府公车也采取特殊标识。例如,法国政府各部门和国有单位所属的公务用车,都必须在车辆的所在地区申办公车特殊牌照;美国各级政府的公务用车都采用特殊标识,如果政府雇员开公车出去办私事,被公众举报将受到严厉处罚;在博茨瓦纳,公车车牌与民用车牌不同,政府严格实行只准许在工作时间因公务需要才能使用公车的规定,所以每逢公休日公路上见不到公车行驶。
第三,严格管理监督。目前,各地政府机关在公务用车方面建立了统一采购制度、使用登记制度、定点维修制度、油耗和费用单车统计制度、费用公开通报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等,降低了公车运行成本,有效减少了公车私用,加强了廉政建设。对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应当加以总结推广,不断完善。
2010年8月
第四篇: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内容提要: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又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我们要从推进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中来谋划,着眼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关键词: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建设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又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范畴,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统一部署、协同推进,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一大亮点。我们要从推进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中来谋划,着眼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主动作为,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一、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一)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制度建设等各领域改革的任务。而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能否按照全会制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顺利推进,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能力是否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既是一项重大的系统性工程,也是一门精巧的操作性艺术,需要从战略、战役和战术方面多层规划,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结合起来。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改革本质上是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全面深化改革更触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困难、矛盾甚至冲突,在这种情势下,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无法取得改革成功的。当前,中国处于社会和经济双重转型期,社会结构多元化、利益格局复杂化、思想形态多样化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党面临的改革难度更大、责任更重,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待也更高。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核心。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我们党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无疑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财富。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力量,必然要体现为能够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善党自身,特别是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从而把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全面推进改革大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进一步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从而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并最终获得成功。
(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的根本要求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点。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强各项建设,最终形成了党的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中,制度建设是保障党的各项建设有效落实的根本途径,对于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党的制度建设成就显著,制度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制度数量不断累积,制度绩效也稳步提高,但现有存量制度的整体性、协调性、科学性、稳定性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有些制度制定的思路往往遵循已有经验,对市场经济环境和国际政党经验关注总结借鉴不足;有的制度规定还带有明显的战争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有的制度制定和调整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实际;有的制度衔接不够顺畅,党内不同制度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现象,降低了制度的整体效果;有些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存在脱节现象,尤其执行环节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存在执行不畅、执行不力的现象等等。因此,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的根本要求,并且这一要求也显得非常的必要和紧迫。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下进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就是要将制度建设从解决制度有无的层面提升到解决制度优劣和体系化的层面上来,以此来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二、牢牢把握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
党的建设制度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是往哪个方向改、改了之后要达到什么目标,必须有清醒认识、准确定位。特别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事关执政党自身建设这一根本问题,更需要把准方向,确保改革不走偏。
一是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衔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注意研究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趋势,并同步跟进、同步调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内容重点,使党的领导更好地体现到治国理政各方面,以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长期执政。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根本方向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就要求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机制,确保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落实,确保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贯彻。
三是要围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目标。改革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熔炼的伟大结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时代精神核心,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凝聚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是党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质就是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准确把握时代潮流,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积极应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通过党自身改革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四是要有益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创并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抛弃。党的建设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深化改革,使党的建设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使我们的制度自信更加坚定、更有底气。
三、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涉及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既是严肃的政治工作,也是复杂的改革工程。有系统地推进落实这项工作,总体上我们还缺乏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可供参照的现成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一)从党的建设这个范畴来看。这项工作虽然没有直接套用党的建设改革之名,但实际上与党的自身的改革密不可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涉及党的自身运行发展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的建设制度改革的主要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不能逾越但的建设的总体设计。这里面,既有体系边界问题,更有目标方向问题。如何在具体操作中始终把握好方向,掌握好边界,统一好社会各方面的思想认识,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二)从制度这个属性来看。90多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着几千万党员的大党老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由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直接决定了党的工作体制机制和党组织、党员的行为规范,并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党法,因而也就具有了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等党内法的一般地位和特征,需要在广义法的层面上进行规划建设。在制度框架上,实体性制度较多、程序性制度仍然偏少。在制度建设上,要注意处理好统一性与差异性、下位法规制度与上位法规制度的关系等问题。
(三)从改革这个行动来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所在。其外在表现是制度的改革,实质上却是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革与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时间里程值得认真总结。我们既要坚持党的建设的规律,又要遵循改革的规律,不断提高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认识水平和操作能力。就内容而言,在明确改革方向之后,特别需要注意把握改革的重点重心和路径选择。就方法而言,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改革规划的稳定与改革实践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四)从组织部门的职责来看。组织建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组织部门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中的重要职责。但组织部门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中究竟应该发挥哪些作业,如何加强统筹和有效协调各方面力量,整体大党建与组织部门具体承担的小党建之间如何无缝对接,不同层级组织部门在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党组织制度、人才制度等改革中的统筹与分工等,上需要进一步探索。关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成效的检验与衡量,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有效方法与载体,也是需要组织部门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四、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
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重点内容,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党委(党组)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的相关制度。着眼于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积极推进乡镇党代会年会制工作,加强党代表任期制配套制度建设,继续探索发挥党代表作用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发挥代表参与党内决策的作用。
进一步完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引导领导干部以无私的勇气、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纪律教育和思想理论教育,把贯彻执行党的纪律作为遵守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内容,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增强政治定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和完善谈心谈话制度,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干部日常教育管理中。
强化组织纪律的制度。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政治定力,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始终严格遵守党章,坚持做到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认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要组织请示报告。
(二)深化干部制度改革
按照总书记提出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新时期好干部的五条标准,落实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紧密结合首都改革发展需要和干部工作实际,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培养选拔更多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改进和完善民主推荐工作,将加强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合理确定参加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人员的范围,进一步完善民主推荐的程序、方法和结果运用,强化党组织在民主推荐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以便全面、客观、辩证地分析干部的德才表现,结合领导班子建设需要和干部德才素质、一贯表现等,综合考虑确定考察人选,做到既充分尊重民意,又不简单以票取人,切实防止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等问题。
健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把“好干部”标准细化体现到干部考核评价内容之中,突出考核考察的重点,强调对工作实绩的科学评价,改进考核考察的方法手段。建立差异化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不单纯以GDP增长率评定政绩。
制定出台关于改进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合理确定竞争性选拔职位、数量和范围,改进选拔条件和程序,引导干部在重实干、出实绩上竞争。研究制定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民族干部、后备干部工作意见,探索制定推进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的具体措施。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改革,重点加强对干部的理论武装、党性教育、能力培养和知识更新。
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按照“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提高质量”的原则要求,落实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继续抓好年轻干部党性教育和基层锻炼、轮岗交流等工作,及时发现综合素质好、有发展潜力的优秀苗子。定期开展后备干部集中补充调整工作,健全培养锻炼、适时使用、定期调整、有进有退的工作机制。
(三)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认真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以严的态度、严的措施、严的纪律,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确保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细化和规范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着力完善巡视监督、审计监督、行政监察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推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履行组织部门管干部的职责,健全干部经常性管理监督机制,深化干部日常监督管理,通过个别谈话和任职谈话、巡视、考核、日常了解、信访举报等渠道,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及时纠正。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制度,探索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审核制度试点,严格被问责重新任职的条件和程序,对“裸官”等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逐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研究制定落实中组部《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离任检查、责任追究等制度。
(四)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
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求,立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广大群众的现实需求和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实绩,突出“服务”这个主题,推动基层党组织更好地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
积极适应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的新变化,适应产业布局、行业分工、党员流向的新变化,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统筹发挥属地管理和行业指导优势,以互联网、出租车、保安、物业、酒店、注册税务师、文化创意产业等行业为重点,加强新兴领域、敏感人群中的党建工作。抓好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等社情复杂地域、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工作薄弱领域的党建工作,做到哪里有党员、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党的活动。研究制定规范党组织设置隶属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组织隶属关系和党建工作责任。
研究制定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的实施意见,聚焦中心工作和群众需求,明确各领域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方向和重点。农村党组织重点围绕引领发展、带领群众致富履行职责;社区党组织重点围绕建设文明和谐社区,发挥优化管理、服务群众的作用;国有企业党组织重点探索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方式,围绕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发挥选人用人主导作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发挥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重点围绕服务企业发展、协调劳资利益、加强文化建设、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开展活动;机关、事业单位等领域党组织要找准开展服务、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团结凝聚群众齐心协力完成中心任务;高校党组织要积极探索校级、院系级党组织和基层党支部发挥作用的有效方式,形成规范化的工作模式。
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有求,建立健全发展党员工作制度,积极稳妥地调控全市发展党员数量和结构。加强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注重从农村致富带头人、大学生村官、复转军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中,选任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建工作指导员,特别是着重抓好村级党组织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解决农村党员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的问题。
(五)建立健全集聚人才体制机制
健全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解决人才支撑问题,是攸关发展的大问题。依托中央“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人才项目,重点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引进和培养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金融服务等领域的领军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统筹实施各类人才工程和示范项目,探索建立覆盖高中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才开发与培养项目体系,促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重点加强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完善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在一线创业。通过统筹协调形成人才工作强大合力。完善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和落实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强化人才工作专项考核和督查,加强人才工作宣传,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五篇:对深入推进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思考
对深入推进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思考
摘 要:历经多年实践,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有偿取得制度及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机制,对确保矿产资源国家权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但与中央提出的有关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文章结合当前形势,重点针对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问题,提出了调整矿产资源税费政策、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推进矿产资源收益使用制度改革、探索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差别化政策四方面对策建议。
关键词: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已初显成效
2006年,国务院批复了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确立了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并举,以深化煤炭资源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和建立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合理成本负担制度为核心,以促进煤炭资源合理有序开发和不断提高煤炭资源回采率为目标的总体思路,并批准在山西等8个煤炭主产省区进行试点。与此同时,国土资源部等部门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全力推进非煤矿种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要求探矿权采矿权全面实行有偿取得和有偿使用。经过多年探索和努力,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取得了以下两方面突出成效:一是基本确立了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现今,我国新设矿权均需有偿取得;对过去无偿占有或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业权,各地有关部门也进行了逐步清理,不仅改变了矿业权管理中一部分矿业权人缴纳价款和使用费,而另一部分未缴纳有关费用的“双轨并存”不平等局面,还增加了国家矿业权出让收入,有效维护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益。二是初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按照《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目前我国30个省(区、市)已建立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并制定了保证金相关提取标准、管理方式和使用范围,明确了矿山企业环境治理责任,初步建立了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机制,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问题依存
2.1 矿业权出让市场化程度不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目前,受各方面因素制约,我国新设矿业权的完全市场化程度仍不高,部分矿业权以低价甚至无偿出让,不利于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也不利用实现资源资产价值最大化。据统计,2013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探矿权257宗[1],仅占全年探矿权出让总数13%。此外,为招商引资,一些地方出现了行政配置矿业权现象,以无偿、低价形式将资源直接配置给企业,有碍于资源最优配置。
2.2 矿产资源税费制度不合理
一是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标准偏偏低。国外相对于我国资源补偿费的权利金费率一般为2%-8%,而我国资源补偿费标准按矿种分别以销售收入的0.5%-4%的费率计征,起步费率低,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费率,甚至低于众多发展中国家[2]。此外,矿业权使用费征收标准自1998年以来一直未调整,明显低于世界主要矿业国家的类似收费标准。二是矿业权价款评估底价不科学。受矿业权价款评估制度不完善,矿业权评估中介机构不发育,监管不到位,以及矿业权价款评估基础不统一[3]等因素影响,我国矿业权评估价款的真实可靠性较差,损害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益。
2.3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不科学
一是缺少全国具有指导意义的征收标准和验收标准。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统一征收标准,部分地区征收标准过低,可能导致企业因缴存保证金太少而放弃矿山环境治理;同时受全国统一验收标准缺失的影响,制约了治理工程验收和保证金的返还工作;二是征收方式不合理。据了解,目前各地保证金收缴方式为一次性缴纳,这对于矿山规模大,服务年限长的矿山企业来说,势必增加资金压力,对矿企正常经营活动造成影响;同时,这种方式因矿山生产时间跨度长,收缴额度难以与矿山环境治理实际成本的同步。
2.4 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差别化不够
现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普遍是全区域、全产业一刀切,缺少灵活性和差别化,直接影响其执行效果。一是区域政策差别化不够,目前,除矿产资源补费分成对自治区稍有倾斜外,其他税费的征收和利益分配均全国统一,对少数民族自治和资源富集地区的倾斜力度不够,难以激发资源地政府严格执行现行政策的积极性;二是产业政策差别化不够,《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稀土、钨、锡等矿产资源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材料,但目前对这些战略性矿产资源未制定差别化税费政策,支持其勘查开发,以保障新兴产业发展的必要原料需求。深入推进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
3.1 大力提升新设矿业权市场化程度
针对目前矿业权市场配置程度不高情况,要进一步完善新设矿业权出让方式,除按规定可以申请在先方式出让外,一律以竞争方式有偿出让;同时积极探索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出让方式,即:出让方式不再按矿种风险高低确定,而是依市场供求状况而定,只要具备竞争条件,有多家申请的矿业权,均采取竞争性方式出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源头推进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3.2 有序调整矿产资源税费政策
根据矿业活动的基本特点和规律,结合国际通行做法,应按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有序推进矿产资源税费政策调整工作。近期,保留现有资源税费制度体系,通过修改《矿产资源法》等有关法规、适度提高矿产资源补偿费和使用费的征收标准、完善矿业权评估制度等方式,适度调整矿产资源税费政策,维护国家资源性资产权益;同时,积极探索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改为权利金的可行性,为全面改革资源税费体系做准备。远期,应全面调整现有矿产资源税费政策体系,最终形成以权利金制度为核心,矿业权使用费和价款为补充的税费联动体系。
3.3 继续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
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的目的在于贯彻“谁破坏,谁治理”原则,落实企业矿山环境治理责任,确保矿产资源开发不新增环境问题。针对目前存在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工作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一是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保证金缴存标准和统一验收标准,确保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收缴和返还有据可依。二是灵活调整保证金征收方式,根据矿山规模和服务年限,由现行一次征收变分期征收,对于服务年限在5年以内矿山,保证金一次性缴纳;超过5年的,可根据开采规模分期评估、分期缴纳,这不仅能缓解企业一次性缴纳的资金压力,还能让缴存的保证金更接近环境治理实际成本,有助于防止企业因保证金缴存过低而放弃环境治理现象发生。
3.4 积极探索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差别化政策
从区域、产业角度加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的差别化政策制定:区域上,应按照“少取多留”原则,在矿业权价款、矿补费、资源税等税费征收和分配上,予以少数民族自治和资源富集区域更多倾斜,以促进资源开发地区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调动地方积极性,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产业上,研究出台税费减免政策,鼓励企业勘查开发战略性矿产资源,为我国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1]国土资源部.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部公报[S].[2]陈甲斌,梁振杰,高鹏.中国铜资源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J].世界有色金属,2005(12).[3]万会,万贵龙,张德会.我国矿业税费制度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益研究[J].中国矿业,2011,20(1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