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

第一篇：由于历史的原因

（五）由于历史的原因，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居住条件相对较差。为了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住房难的问题，对此我们结合县情，按照县政府“十二五”发展规划，会同住建部门对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居住情况进行调研，拿出具体改善措施及方案，逐步将在我县就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由政府统一规划出资建设廉租房，现已建设廉租房3栋144户，建筑面积6480平方米。同时对建筑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生活区内设置临时集体宿舍的，要求其临时宿舍室内净高不得低于2.5米，要设置开启式窗户，地面使用砖或者水泥铺装，保持室内清洁、通风良好；每间内不得超过20人且统一使用钢管式单人床，每人床铺面积不小于2平方米。努力改善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住宿条件。

（六）为加强农民工其他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落实县政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同住子女入学，并免除专门加收借读费的政策。我们与县教育部门达成共识，认真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在我县的农民工只要提供农村户籍证明和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简化入学手续，子女即可免费入学。同时对外出务工人员困难家庭的留守学生给予资助，今年我们积极主动向市人社局争取企业资助农村留守中学生助学金项目，成功争取到由青岛太平洋恩利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助学金15万元，于12月15日为300名困难家庭留守中学生发放了每人500员的助学

金。我们积极会同卫生疾病防控、安全生产、教育等部门，开展职业病防控和流动儿童免疫工作，督促企业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加强对农民工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和监督检查，对职业病多发行业和从事可能产生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同时督促各个学校建立卫生防疫措施，定期为流动儿童开展疾病防治工作。加强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我们高度重视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建立和实行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体制。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服务，将农民工计生工作纳入输入地计生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给农民工免费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免费提供国家规定的农民工避孕节育手术和避孕药具，坚决治理强迫流动生育年龄妇女近乡孕检、跨地设站孕检和“搭车”乱收费的现象，受到了广大农民工的欢迎。为进一步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我们督促用人单位建立文化娱乐场所，安装体育健身器材，尤其是农民工较集中的建筑施工、制砖等用人单位，要求其订购报纸书刊、买电视装电脑，让农民工在业余时间能看到报纸看到电视，能上网，建国砖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几年，我县很多企业把开展农民工文化活动作为展示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的重要举措。连续举办了“信合杯”、“昌鸿杯”篮球赛和卡拉OK大赛，这些以农

民工为主的文体活动的开展，不仅宣传了企业本身，也促进了农民工文化活动的深入开展，形成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出，节日有庆典，人人都参与”的生动场景，极大地丰富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创造了一片精神文明的新天地。

（七）农民工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在县城务工较稳定的就有1万余人，为使这一农民工群体融入城镇生活，结合我县城镇化建设总体规划，放宽落户城镇条件的政策，充分尊重农民工本人意愿，对愿意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工且符合落户条件的在城镇落户并享有城镇居民同等权益。让农民工尽快实现由职业的转变到身份的转变，让农民带着土地派生利益进城就业安家。

(八)加强农民工工作机制建设。我们在县、乡镇两级分别成立了“农民工创业培训指导中心”；成立了由劳动保障、农业、教育、建设、财政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民工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形成了“政府统筹、各方参与、积极推动”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县、乡镇、村三级外出人员就业工作领导体系，在11个乡镇（区）分别设立了农民工监测点，建立农民工就业信息台帐。强化农民工就业服务机制建设。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层次配套的原则，把市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成为功能最为完善、信息化程度高的市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失业保险、劳

动保障事务代理和劳务输出、劳务派遣等多项服务。在县建立了人力资源市场，在全县各街道、乡镇建立了劳动保障事务所，在全市社区建立了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形成了县、街道（乡镇）社区和村四级就业再就业服务体系。从乡镇、行政村实际出发，严格按照劳动保障部门“六到位”的要求，立足现有基础条件，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乡镇、行政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建设。目前，全县11个乡镇都建立劳动保障事务所、4个社区都建立劳动保障工作站，形成了县、乡镇、社区和村四级就业再就业服务体系，从而实现全县公共就业及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向农村覆盖，推进农民工工作。为提供更加快捷优质的服务，畅通农民工就业信息渠道，我们在充分发挥有形市场发布信息的同时，积极发挥就业平台作用，全面搜集和发布适合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根据岗位需求情况，为各类农民工量身定制信息，并定期向社会发布，为农民工提供贴心服务。

第二篇：历史——经济危机的原因

经济危机的原因：

（1）具体原因：

1)国民贫富差距扩大，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是导致供需矛盾扩大的主要原因。

2)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了经济的虚假繁荣。

3)资本家盲目扩大生产，使供需矛盾尖锐化。

4)股票投机过度，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2)直接原因：

资本主义生产和销售的矛盾.（3）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经济危机的特点

（1）经济危机的时间长。

（2）破坏特别大

（3）范围特别广

经济危机的影响

（1）危机加深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

①广大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不断；

②德国法西斯势力兴风作浪，政治猛增；日本法西斯势力抬头。

（2）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

①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在国际市场上的争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② 使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③ 导致国际格局发生巨变，德、意、日走上法西斯道路。

第三篇：日本人自杀的历史原因

日本人自杀的历史原因

自杀是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一种文化现象，引起自杀的原因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的文化因素。日本的自杀行为蕴含了大量的利己性因素，进而形成独特的“唯美主义”(日语为“耽美”)的概念。干净秀美的风光、“刹那寂灭”的樱花，在日本国民心里象征着格外美丽的死亡。日本人崇尚自杀，在自杀者弥留之际，能体验到一种人格的升华和一种慷慨凄凉的满足。

现代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尽管人们常常把原因归结为过重的生活压力和人们拘谨的性格，但是文化的作用从来不可低估，尤其是人们对樱花“寂灭”的迷恋，更加促进了他们自杀行为的发生。人们会发现，现代日本人的自杀行为的出现往往不是由于具体事件引起的，而是由于人们充满了对生命本身的凄楚之感。

让我们从日本的历史文化背景了解其中的原因。(一)“切腹”的历史文化背景

日本人的切腹自杀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甚至被当做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日本的“剖腹”一词最早出现于平源时代，即11世纪末到12世纪末，与汉字同义。日本永祚元年(公元989年)，官军逮捕盗贼藤原义，藤原在被捕前用刀剖开腹部，用刀尖挑起内脏向官军扔去。此后，这一事件被人们认为是日本人切腹恶习的起源。

日本元弘二年(1333年)，倒幕运动高涨，醍醐天皇命足利尊氏围攻京都；守城的北条仲时和时益逃出京都重围后，北条仲时看到大势已去，在近江的番场切腹自杀，家臣糟屋宗秋随即也切腹自决，接着部下432人一齐切腹，横尸满园，血流成河，这样骇人的集体自杀，打破了日本自杀历史的记录。

到江户时期(公元17世纪)，切腹几乎成为上层武士选择死亡的唯一方式，形成了一整套的剖腹仪式和方法。日本人的“剖腹”也叫“切腹”、“割腹”、“腹切”、“屠腹”，这种自杀方式是最不容易致死而又极其痛苦的方法。

(二)武士之道——知死之道

日本武士道精神，在大量的典籍中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就是《叶隐》。《叶隐》历来被奉为武士的手册，书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武士之道，即知死之道，死亡之道。就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死、怎么死之道，为别人发现了自己的失败而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由此引申出武士们的信条：无畏的勇气，无条件的服从，对死亡的蔑视。

为何日本武士自杀单单选中了剖腹呢?这是因为，古老的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魂在腹中”，腹部是精神的归宿，集中了人的心、思想、勇气和意志；由此也引申出“肚量”和“肚才”的日语，形容有精神修养、道德高尚的人。日本人将腹部视为灵魂所在之处，是孕育精神的地方，是情感存在的源泉。剖开自己腹部就意味着公开自己的内心，证明自己的襟怀坦荡。《武士道》一书写着：“打开灵魂之窗，请君看，是红是黑，请君公断。”就是日本武士用剖腹表示最真诚的最郑重的死亡。同时，腹部也是人体正面最薄弱的部位，剖腹自杀因为不能一下子致死，会更加痛苦，没有必死的勇气是不敢为之的，在腹部动刀子正可以显示出武士的勇敢和不惧怕死亡。所以武士道认为，剖腹自杀最能体现忠心、勇敢和意志，因此他们就把这种自杀方式视为英雄的壮举。既然剖腹并非自杀的理想方式，那么日本武士选择剖腹就不仅仅是为了求死而已，而是故意将此当做承受剧烈痛苦的死亡艺术。据日本有关记载，一个人在剖 腹自杀时若无“介错人”即别人的帮忙，最快毙命也需要6小时以上，有的长达72小时才能血尽而死。

武士剖腹，还包含着一种对死亡的美化。江户时代出现过不少描写剖腹自杀的书籍对剖腹加以赞美，将剖腹称为“壮绝”、死亡之美，认为愈能忍受痛苦则愈美，愈是凄惨就愈壮烈。当然，这种死亡之美全是由于它的残酷，围观的人们把剖腹后的长时间流血誉为美谈，甚至出现了歌颂剖腹自杀的“自杀美学”。正因为剖腹自杀在武士眼里的崇高，所以它也成为日本武士处理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比如，在战场上被俘后免遭受辱的剖腹自尽，为主子殉死尽忠追随主子而去的“追腹”，受到谴责表示负责或谢罪的“诘腹”自尽，等等，这种武士道精神一直为统治阶级所推崇。自明治初期开始，切腹被认为是“大和魂”的中心。

1945年8月15日凌晨4点，就在日本天皇发出帝国投降诏书的前几个小时，日本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将全身披挂起来，在胸前戴上各种各样的在他戎马生涯中获得的奖章、勋章，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色的衬衫，独自步入走廊，面对皇宫的方向坐下，这个时候，月华如练，月光在剑锋上婆娑起舞，美得冷艳惊心。阿南惟几握剑，先刺进左腹，然后又划向右腹，又往上挑起。这种手法是体现武士道精神的一种经典的自杀手法，他划到这里的时候划不下去了，然后他把这支剑抽出来又划向脖子，希望把颈动脉割断。这个时候他的内弟在旁边，听见他的呻吟，就问他需不需要帮忙，阿南惟几讲：不要你帮忙，我自己来。然后他的内弟准备走开，当他看到阿南惟几实在不能完成，就回过头来，拔出自己的剑，朝着阿南惟几劈过去，阿南惟几就这样死了。在当日中午，日本天皇皇宫外，用细小的鹅卵石铺的广场上，十几万人黑压压地跪倒一片，一片片的哭泣声像阴云一样久久不能散开，盘旋在宫城的高大的城墙上和护城河上。人们的痛哭声，不断地被手枪的射击声所打断，这是其中的军官在开枪自杀，也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剖腹自杀。在这一天，还有很多不在广场上的老百姓，全家老小三代，共同自刎；还有东京郊区的小学，听到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以后，校长带领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全部投河。仅从这一天，我们就可以感受日本丰富的文化信息及日本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武士道精神，它不仅属于日本军队，而且也渗透了普通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

日本独有的这种切腹自杀方式，其特点是不求速死，而求痛苦；不求简单，而求仪式。切腹其意蕴既包含了男性化的刚烈，又有着女性化的自恋。切腹就是人们显示自己真心的一种手段，也是最后对自己的确认方式。

日本人这种独特的生死观及选择死亡的方式还与他们所笃信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佛教所宣称的“渚行无常、盛者必衰”，净土宗所提倡的“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禅宗所强调的对生死的顿悟等，这一切都使日本人深感人生的无常，对死亡抱着较为超脱和豁达的态度。他们认为生是死的转化，死是生的延续，因而他们视死如归、以死为美。就像他们对樱花的喜爱一样，樱花绽放时绚丽多姿异常美丽，凋零时瞬间散去毫不留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生死的彻悟。

（三）日本人的“物哀美”的观念

“死亡是生命的最高虚无，虚无又是精神的最高的悬浮状态，是接近宗教和诗歌境界的，因此死亡代表了一种精神的美和灵魂的升华”。

在某些艺术家的思维逻辑里，死亡代表了一种诗意般的精神存在方式。日本现代作家川端康成“对于死，仿佛比对生更了解”，他体悟到“生即是死，死中有生”，“在日文里，‘悲哀’与美是相通的词”。川端在出生两年后其父去世，一年后其母又撒手仙逝，7岁时祖母又不幸离世，三年后姐姐又撒手人寰，10岁那年他唯一的亲人——祖父也终弃他而去。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出，不幸的家庭经历孕育了艺术家近乎病态的心理，使他对生存与死亡有着极度敏感的反应，也驱使他沉湎于生与死的艺术意境，从而使他成为璀璨夺目的美学奇葩。死亡在川端康成的审美逻辑里是最高的悲哀美。他还追求所谓云游虚幻梦境的新感觉主义的审美观，虚幻代表美的至高存在，也是人的心灵纯粹的瞬间印象，它趋向空灵的哀愁。这种哀愁象征爱的无常和爱的多种可能，只有死才是精神与美的共同的终极归宿。在川端康成的艺术思维空间里，美与死同属一个潜在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而他的艺术作品，死亡均被浸染了玄妙神秘、哀艳如梦的美。

川端康成的经历使人们领悟到，体验过亲人的死亡与家庭变故的艺术家，更偏爱表现生存与死亡这个永恒的主题。这种凄美在日本被发扬光大并大量地运用到利己性自杀中，进而形成独特的“唯美主义”(日语为“耽美”)的概念。干净秀美的风光、“刹那寂灭”的樱花，在日本国民的心里象征着格外美丽的死亡。一般一棵樱花树从开花到凋谢仅有三五天寿命，因此日本人常常从积极意义上慕其璀璨一时，借此赞叹人生虽短，若有一段辉煌的经历也就不枉来人世一趟了。这种心理在日本延续千年，至今仍被人崇尚，“急流勇退”、“剖腹自杀”等，无不是它的具体表现。有的日本人则从其消极意义上哀叹璀璨一时却“刹那寂灭”，借喻人生短暂，抒发厌世情绪。日本现代著名女诗人茨木则子写过一首题为《樱花》的诗，在诗的最后写道：“信步在缤纷的落英下／瞬间／我有如名僧顿悟／唯有死才是常态／生不过是可怜的海市蜃楼。”

这首诗对山水景物的审美观照，流露出作者对生命的短暂和死亡的永恒的忧愁情绪，并以对山水的心神向往之乐冲淡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将死亡意识隐藏或消解于自然美景之中。这一方面透出作者对于死亡的解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对死亡的情感回避和审美观，作者似乎用“槛外人”的淡泊的目光静观死亡，置身于幽美奇丽的山水之中，与死神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尽管死亡的阴影间或袭上人的心头，给人带来忧思和烦恼，但死亡的愁云被大自然的风花雪月、鸟语花香所驱赶，心灵终究在山水美景中找到超越时间的永恒的休憩的家园。

（四）自卑的处世哲学

日本人在世人面前有高傲自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自卑心理和危机意识。日本人自卑心理的突出表现就是自杀。美国的日本问题学者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认为，自杀对于日本人来讲，是为了让与自己自杀行为相关的人员有自责感并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人的自杀率堪称世界第一，每年自杀的人数已经超过交通事故死亡的数量。就自杀动机而言，日本人的自卑可谓是自杀的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许多日本人不喜欢与人交流、沟通，喜欢钻牛角尖，而且内心孤独、苦闷不能自拔。他们普遍的总是把痛苦藏在心里，一点小事想来想去不能释怀，故有“暧昧的日本人”的说法。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与不认识的人少搭话，对认识的人要客气。这种处世哲学使他们对人性恶的一面感到绝望和无奈，对背叛自己的亲人、朋友或知己就会憎恨和嘲讽，同时对于自己做出了一些对不起亲人、朋友的错事就以自杀来表示忏悔和补偿。例如，前面提到的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等人，他们尽管走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还是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再如，2005年禽流感盛行一时，日本一家养鸡场的主人起初隐瞒疫情，被发现后夫妇两人当晚在家里双双自尽以图谢罪。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利用网络传递感情的机会增多，在日本“自杀网站”也应运而生，许多根本不相识的人，而且职业、年龄、性别也不相同，只是在网上交流后，就约定在某处集体自尽。

在日本人自卑的众多原因中，也有自然环境带来的原因。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包括地理位置的孤独、岛国资源的匮乏、人多地少，好像有种被世界抛弃在海角天涯的孤独感，在大和民族的生存心理上就布下了一种被称之为岛国焦灼的情结。地震、台风、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经常会有人被夺去鲜活的生命，因而浮生如梦的思想在日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另外，日本人自卑也有人为方面的诸多原因，表现在人际交往上就感到内心孤独，从而产生苦闷、绝望、没有自信和无奈等情绪。日本人自卑的原因有种种，而自卑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几乎相同，那就是选择自杀以求解脱。

总结：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指出：“自杀的主题，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日本人认为，自杀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在某些场合，为了履行对名誉的“义理”(就是使名誉不受玷污的义务)，自杀是理应采取的最高尚的行为，在捐献生命之际，人们能体验到一种慷慨凄凉的道德升华。二战时期的日本政要重光葵宣称：“人类即使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有不少场合，为了名誉，在生死之间选择了死，所以在精神上就有了与其依靠生，不如依靠死来求生存的场合。我们日本人对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日本的自杀风气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在日本文化和历史核心中，本身就存在一种追寻自我毁灭的传统。日本人崇尚自杀，他们认为自杀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死是生之延续，死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修身律己的体现。在捐献生命之际，能体验到一种道德升华的慷慨凄凉的满足，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人生的绝望和无奈。

第四篇：浅谈关于我国挂靠历史原因及挂靠企业历史

浅谈关于我国挂靠历史原因及挂靠企业历史

1.已有的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城镇集体企业群体中，一些非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在投资举办企业初期或发展过程中，为享受国家有关集体企业的优惠政策，或为取得有关的生产和经营资格，或为保持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信誉，或为便于获取有关证明材料，或因原主管部门及单位取消、变更等原因，在各地区、各部门形成了数量较多的“挂靠”集体企业。(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1998)

按照这些研究者的观点，“挂靠”企业是所有制相混淆的企业，换言之是“名实不副”的。以下的论述具有代表性：

“挂靠”企业，主要是指个人企业、合伙企业等具有私营经济性质的经济实体，挂靠到集体或全民性质的单位或其主管部门;以转换所有制性质，求得经济利益上的好处。“挂靠”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不是以企业自身本来的经济成分性质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而是以被其挂靠单位的经济性质来确定其法律地位。比如本来属于私营企业，通过挂靠变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对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的法律规定，规避了国家的税收、贷款政策，而且模糊了企业的产权归属，损害了企业的财产权利。

但是，上述理解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同样来自政府部门的另外一些文件——很明显，这里讲的“挂靠”企业是集体所有制：

虽然很多集体科技企业是在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自筹资金、自愿组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仍要找一个“婆婆”作为主管或主办单位，否则就无法开办企业。这些主管、主办单位对集体科技企业或根本没有投入，或在创办时拨入资金创办后立即抽走，因而与企业并无实质性资产关系，更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此即通常所称的“挂靠”的关系。(国家科委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2001)

——而并非所有的情况下政府当局都不给“挂靠”企业合法地位。如：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发现部属单位所办的个别公司、企业及其子公司、联营、挂靠单位以公安部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和进行广告宣传，在招牌上的公司企业名称前冠以„公安部‟字样。……本通知请有关局级单位转发至所属公司、企业及其子公司、联营、挂靠单位遵照执行，存在这类行为的要立即制止。(公安部，1993)

按照惯例，文件“转发”一般只能在系统内部才能进行，与国家机关无关的企业没有接受政府部门文件的资格，更不用说政府对之持否定态度的企业了。可见这里“挂靠单位”乃是一合法主体;甚至可以推论这些“挂靠单位”和国家机关必定保持着相当的联系，否则“遵照执行”就无从说起了。可以谨慎地推论，这份中央国家机关文件所指的“挂靠单位”是作为合法的主体存在的。类似的还有：挂靠在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及其所属单位的企业，必须解除挂靠关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9)还有的文件仅指出“挂靠”企业的违法性，并不强调打击行动的所有制依据：

判定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是否取得明显成效的主要标准是：……规避招标、招投标弄虚作假和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是否得到有效整治……(建设部，2003)可能被争辩的一点是，上述文件并非专门针对“挂靠”问题，从而没有代表性。但明确把“挂靠”企业作为一项正式工作内容的政府文件也不罕见，如：7月15日至16日喀什地区召开经贸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喀什经自治区批准(包括兵团农三师)的边贸公司已达34家，全区有500多家企业挂靠边贸公司，“挂靠”企业和成员遍及各行各业，国有、集体、个体;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大办经贸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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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文件中，“挂靠”企业非但看不出是被政府部门否定的，反而可以读出完全相反的内容——“挂靠”企业简直是因政府大力推行而制造出来的：

对经营能力差，安全管理薄弱的个体私营业户，推行“挂靠”管理，即把个体私营业户纳入经审查具备丰富管理经验和资质等级较高的运输企业统一经营管理，建立安全预防机制，增强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初步阅读之后，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实：与研究者依据的定义相矛盾的是，除了非集体所有制的“挂靠”企业，还有集体所有制的“挂靠”企业;官方的态度有时是严厉禁止，有时又是容许甚至鼓励。没有官方机构出面来解释这些矛盾的用法或提出修正，研究者也没有给出能够容纳这些矛盾的新定义。

2.“挂靠”企业的历史

2.1“挂靠”企业用法的出现——计划体制语境中的“挂靠”企业

最早一份正式提及“挂靠”企业的公开法律文件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执行<工商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暂行规定>若干问题的意见》(1985)。

冠“分公司”名称的，必须有隶属的上级公司机构，方可准予登记。凡采取松散的挂靠形式的，其挂靠的分公司不得冠以总公司的名称。总公司所属分公司的下属企业不得冠总公司的名称。

此处所谓“挂靠”的背景是我国当时的公司发起制度：公司专指国有或集体所有的经济组织，它们中所有的国有公司、绝大部分集体所有公司都是由“主管部门”给予发起许可的(方流芳，1992：55-64)。当新设立的公司与其行业主管部门并非直接隶属，并且将这种公司与一般意义上的分公司区分开来有现实意义的时候，官员们似乎不经意的创造了“挂靠的分公司”的表达。

“挂靠的分公司”是一个新创造的语词，但是“这里的„创造‟，不是说人们随手拾起了这个名词，又随便使用它，而是在限定条件下的创造”(方流芳，2000)。官员们早已在某些公文的表达中习惯了“挂靠”的用法：例如党员必须挂靠党组织、社会团体必须挂靠政府机构等。所有这些“挂靠”都表达了同样的含义：不依附另一个合法性勿庸置疑的主体，“挂靠”者就不能合法存在。虽然企业还从未有过“挂靠”的说法，但是面对借助“总公司”才能取得其合法地位的企业，官员们不难将稔熟的“挂靠”与之联系在一起。于是，“挂靠的分公司”这一表达就自然而然出现了。

这个用法显得如此自然，以致人们没有从中意识到什么新的东西。“挂靠”的是分公司，而不再是学会、事业单位，似乎没有产生任何有实质意义的不同。究其原因，我们就必须讨论当时(1985年)的“公司”的性质：在“精简政府机构”的运动中，相当一部分主管部门改名为“公司”，它们实际上只是“垂直系统内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主管部门”(方流芳，1992：55-64)，无论“行政性公司”还是“试点的企业性公司”，都只是国家权力的延伸。“挂靠”的分公司和“挂靠”的其他单位如事业单位、学会相比，没有任何值得让人惊奇的特质。因为“公司与承担政府经济职能的其他行政机构只有名称上的差别——它们同是纵向权力系统中的一级阶梯，既是„下属单位‟所依附的„主管部门‟，又是受„上级主管部门‟统辖的„下属单位‟”(方流芳，1994)。把企业从其他作为国家权力载体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区分出来并没有实际意义。由此，“挂靠的分公司”的用法所强调不是分公司而是“挂靠”。因为，“挂靠”与否标志着公司与国家权力系统或紧或松的联结，而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差别。

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挂靠”企业一词强调的是机构和主管部门之间的联系——每一个机构都应当有一个主管部门，机构的合法性存在于它和主管部门的联结之中。换言之，没有主管部门的组织不能合法存在——这是最权威的无字的法律。

2.2“挂靠”企业意义的嬗变——所有制语境中的“挂靠”企业

198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处理个体、合伙经营及私营企业领有集体企业<营业执照>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1987年通知”)里出现的“挂靠”企业增加了更多的信息。上述“联结”的意义固然还在，但不再局限于该含义。在“挂靠”企业的内涵中新出现的一个语词是“所有制”。

近年来，有些地方在企业登记工作中，审查不够严格，将某些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业定为集体企业，将一些国营或集体单位以下属企业名义代私人经营者申请登记的定为集体企业，有的还把挂靠集体企业的个体工商户和私人经营的企业，定为集体企业。这些企业领取的《营业执照》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给司法机关审理某些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造成了困难，同时也给当事人造成不应有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

“所有制”是如何出现在“挂靠”企业含义之中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释“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业”为何要登记为与真实身份不符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说私人通过虚假登记要获取什么。在19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计划体制：在实施改革的经济领域，或是市场取代计划，或是削弱计划权力，一统天下的计划体制不复存在。然而，计划体制下的许多制度却一直保留下来，只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其性质发生了变异。在计划体制下，主管部门是连接计划权力核心和生产厂家的中间环节;新经济体制下的主管部门虽然逐渐失去了直接控制企业的权力，却获得了计划体制下不曾拥有的可变现的权力：行业主管部门直接建立企业，企业携行业垄断权力进入市场吸附超额利润，再将利益返回该主管部门;地方主管部门，诸如主管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乡镇或者街道，则代表下属企业向行业主管部门争得垄断经营权或者经营特许，再从下属企业经营所得中取得收益。

从企业角度看，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国家统一计划的产物，无条件地获得了垄断经营权利或经营特许;集体所有制企业则是作为地方主管部门直接建立的企业，自然以该主管部门争取到某种经营特许为前提;而没有主管部门的“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业”必须登记为与其真实身份不符的公有制经济性质，才能合法地获得一个主管部门和它所代表的经营条件。

“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业”寻求主管部门的努力，反映了当时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主管部门制度是该体制的具体实现方式。在1980年代，所有制身份本身就是企业与国家权力系统联结紧密与否的证明：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企业是国家权力的延伸，而“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业”对国家来说则“非我族类”。

完全禁止私有制存在，这正是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政策。195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实行了对私人经商的一般性禁止政策。1980年代初，政府为解决城镇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而废除了一般性禁止，允许以私人名义从事工商业(中共中央，1980;国务院，1981)。一般性禁止取消之后，国家根据所有制分配资源的形式转换为对私人经商的登记特许制。登记特许制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允许经商的条件是私人必须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以取得作为“合法经营权”凭证的营业执照：“无照经营”从来就是被严厉禁止的，违者会受到最重为刑事追诉的惩罚;其次，登记特许制还表现为国家允许经商的规模：法律和政策对个体工商户的明确限定是“雇工在7人以下”，雇工超过7人的私人经营者即使想要获得合法身份仍无路可走;第三，通过登记获得了合法身份的私人经营者被置于“经营范围”的限制之下：企业经营范围除明示列举之外均为禁止经营，企业必须事先获得经营范围的审批，而事实上取得某些审批相当困难。1980-1990年代泛滥的行政性垄断加强了登记特许制。1988年以来，各个行政部门纷纷以“清理整顿”的名义颁发专营命令，制订行业许可或行业审批规章(方流芳，1992：55-64)。行政性垄断加强了差别待遇的效力，除了明示禁止经营的项目，私人企业被行政性垄断阻止于多数行业之外。面对壁垒森严的行业准入门槛，公有制企业通过内部渠道取得特许尚有可能，对于私人企业来说则难于上青天。

经商的一般性禁止、登记特许制、行政性垄断分别和共同塑造了经营特许、行业准入、税负、物资供给、贷款条件、进出口经营权等方面依据所有制类型而定的差别待遇。在这样的条件下，私人投资者明智的选择就是成为“挂靠”企业。

在私人主动“挂靠”的另一面，是各级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作为主管部门接收“挂靠”。“1987年通知”提到的“以集体名义代私人投资者申请登记为集体企业”，在后来的文件中简化为“接收„挂靠‟企业”。

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是私人主动“挂靠”和主管部门接收“挂靠”现象产生的前提。一方面，与登记为个体、私营企业相比，登记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至少可以不负担私营企业那么高的税负、拥有获得平价物资和银行贷款的合法名义以及可以免除其他风险。另一方面，接收“挂靠”企业是各级党政机关将权力变现的现实选择(方流芳，1992：55-64)。除了少数主管部门通过直接建立垄断性企业将权力变现外，其他部门，如大部分地方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只能依靠部门特权接收“挂靠”企业——这是相对稳定、安全的获益渠道。接收“挂靠”企业的不仅限于行政机关、公有制企业，妇联、学校、残联等社会团体，凡是可以自办企业的都无一例外的可从这种特权中受益，从而“挂靠”企业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例如在广州市天河区。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席卷全国的“全民经商”浪潮中，天河区机关的大多数部门也赶了一趟“潮”：有点财力的投资办个公司搞起了经营;有门路的搞些“挂靠”企业收取点挂靠管理费;手中有点权力的则更干脆，摆起个公司的壳子，把本由政府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划过去，就堂而皇之地收起“经营收益”来了。一时间，不但各个经济部门都有各自的下属企业，就连工、青、妇等群团机关也办起了企业作为“小钱柜”。据不完全统计，“企业热”鼎盛时，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和区纪委属下的47个部门中，有30个部门自办企业40多家，此外，还有“挂靠”企业近百家之多，仅区劳动局麾下就有26家“挂靠”企业。

国家对“挂靠”企业的态度是严厉禁止。1989年清理整顿公司运动中政府要求，“认真清理以国营、集体公司为名的私人投资企业，严格划分所有制性质。凡私人投资或合伙投资兴办的私营企业，不准作为国营、集体所有制公司办理登记，违者应追究当事人及审核、审批机关的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1989)。

“严格划分所有制性质”作为禁止“挂靠”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说明，表达的是对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维持。“1987年通知”否定“挂靠”企业的理由仅仅是“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所有制性质”，[12]而没有论证它会导致什么损失。单单危害了所有制的纯洁就足以说明“挂靠”的不合法，这一点在当时的语境中是不证自明的。而在198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中，虽然没有出现“挂靠”企业字样，但从内容上看却是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意见的全面推行。同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工作的决定》中更明确规定了对这类企业的惩罚方式。

2.3清理甄别运动——消灭“挂靠”企业的尝试

“挂靠”集体企业的长期存在，导致集体企业户数的虚增和资产总量的失真，影响了国家对不同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的正确判定，以及影响财会制度和税收政策的规范执行。为此，在1998年全国全面开展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中，将认真组织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1998)

1998年的清理甄别“挂靠”企业是中央政府发动的专门解决“挂靠”企业问题的一次运动。这类“挂靠”企业有：

(一)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实际为私营(或个体)的企业。

(二)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实际为国有的企业。

(三)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实际为私营投资者共同投资举办和经营的个体联营或合伙企业。

(四)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实际为非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或单位投资举办的国有合资、合作或联营企业。

(五)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已名存实亡，有关“挂靠”主管部门、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未督促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仍对其承担管理责任的企业。

(六)登记注册为集体但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各类“挂靠”社会团体或经营单位。

(七)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因原主管部门、企业单位。

第五篇：乌克兰问题的历史原因

独立后的乌克兰, 经济危机, 政治危机与民族问题及国际关系问题一直互为因果, 反馈震荡。因经济危机导致的人民不满引起了政治动荡, 经济、政治的不稳定又使国内的东西族群对立加剧, 继而引发国际上西欧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影响的较量, 而这些矛盾又进而影响到经济治理, 使乌克兰经济衰退延长、复苏乏力、改革受阻、积弊日深, 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

经济：独立后, 伴随着转轨进程的推进, 乌克

兰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乌克兰的绝大多数企业过去都 在苏联一体化经济结构中运作, 原料、能源

来自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 而产品 给出数据，表格，不同国家 除了供应他们外, 自己消费与向国际市场出口的能力 都很低。独立后的你不给我我不给你导致这些企业 陷于瘫痪, 尤其是重工业、大型国企集中的乌克兰东 部、南部地区, 过去经济更发达、生活更好, 但因一体化 程度更高, 独立后经济滑坡更甚, 偏偏这些地方是历史 上属俄时间最久、俄罗斯人最集中、与俄罗斯的传统联 系最紧密的地方。这里的人民政治上他们受到西部的

压制, 经济上临近的俄罗斯地区原来不如他们, 现在却 给出东西方解体前后经济变化 比他们过得好, 这叫他们怎么能不亲俄呢? 西乌克兰各州在苏联时期工业化程度较低, 生活也不如东部, 但正因为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 苏联解体后受影响相 对较小。而他们相邻的波兰、捷克与匈牙利又恰恰是

中东欧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国家, 经济复苏快, 人民生活好。特别是历史上长期作为乌克兰宗主国的波兰更是转轨国家成功的典型, 这不能不对西乌克兰人产生吸引力。

两种倾向：加入欧盟，享受西方文明，搭乘欧盟经济快车。倾向俄罗斯，寻求俄罗斯的帮助。

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大幅度的提高, 而政府官员及其子女或亲属则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大搞腐败活动, 中饱私囊。

总结：经济因素造成社会动荡，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失去对政府的信任。

政治：苏联时期，乌克兰已加盟共和国身份加入苏联，而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共产党掌握全部领导权，这使得乌克兰的政治架构至于整个苏联的政治架构之中。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进行了以政治自由化为手段、以多党制为基础、以三权分立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但是, 围绕总统、议会和政府之间权限的划分问题, 各派政治力量一直存在尖锐矛盾和斗争。此外,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 乌克兰各政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注重的仅仅是政治改革的形式及速度, 对西方民主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等问题并不关心。这些使得乌克兰的政治架构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由于国家发展缺乏原则性共识和根本方向，更兼西方势力无所不在的渗透，政权十年三变，经济社会崩盘，国家失去基本稳定，社会公众茫然无措，政策体系支离破碎，民生福祉更是无从谈起。各位执政者照片及政策 总结：balabalabala

民族矛盾（或者说是东西部之间的矛盾）：就内部因素而言, 不断恶化的民族矛盾是这一危机的罪魁祸首。

给出分布图 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遭遇。自古以来, 乌克兰一直处于分割的状态。东部地区从1654 年起一直在俄罗斯的版图内, 而西部地区则在14 世纪至1939 年期间始终处于波兰等国的势力范围内。在民族构成上, 东西部地区也有很大差别。乌克兰族占全国总人口的70 %以上, 主要生活在西部地区;俄罗斯族占22 %左右, 主要生活在东部地区。西部居民主要信奉天主教, 而东部居民则信奉东正教。不同的历史遭遇使东西部地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出现了很大差异。在对外关系方面, 东部与俄罗斯的联系千丝万缕,而西部则亲近波兰、欧洲和美国

乌克兰西部地区, 这里是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发源地, 属俄时间最短, 居民中乌克兰族的比例最高, 历史上反俄斗争最激烈。西部乌克兰对俄罗斯具有历史积累的安全疑虑。

乌克兰的东部与东南部居民主要是讲俄语的俄罗斯人，信奉东方正教，与俄罗斯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宗教背景。

乌克兰独立以来，其西部地区对欧盟、北约有很深的入盟和入约的心结。同时，乌克兰对俄罗斯既离不开，又有保持警惕和拉开距离的心态。东部、东南部乌克兰，在民族、语言、宗教和经济上，都与俄罗斯有密不可分的情结

国内东西地区文化传统、语言环境、心理归属迥然不同，冲突、动荡甚至分裂似乎是其无法摆脱的地缘“宿命”

苏联类型国家民族政策的特点之一是不尊重你的人权, 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 它根据不同 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 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 有时却也搞人为的/ 异化。但是, 在东南部俄罗斯人聚居区(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等地)划归乌克兰后, 乌克兰文化在当地影响的增加却的确是苏联当局鼓励的。乌克兰人并不会因此感谢苏联, 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 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 而且也助长了独立后乌克兰独立后的东西矛盾

苏联时期，在高压的政治制度下(如民族清洗运动等)，这些民族矛盾都得以压制，苏联解体后，民族矛盾便日益凸现出来，尤其是西乌克兰对欧洲的亲近与东乌克兰队俄罗斯的亲近更是一大矛盾。同事苏联时期对乌克兰民族的的一些清洗，打压（如导致的乌克兰大饥荒）更是引起民族之间的仇视。总结：民族矛盾比作弹簧，苏联时期使得弹簧一直在蓄力，苏联解体后弹簧反弹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国际局势：冷战时期, 乌克兰被视为前苏联的“陆上堡垒”和抵御北约的海上入侵的战略前沿。冷战结束后, 乌克兰成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区, 也是俄罗斯抵御北约东扩的天然屏障或缓冲地带。此外,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就建在乌克兰境内的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石油的中转站。可见, 在乌克兰确立一个亲俄罗斯的政权对俄罗斯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俄、美、欧三方争夺乌克兰的战略地位的另一个因素与欧盟扩大和北约东扩有关。苏联解体后, 俄的地区性影响不断衰落。与此同时, 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相继加入了北约和欧盟。俄罗斯对西方的进逼持有戒心俄罗斯的忧虑所在正是美、欧希望达到的目的。换言之, 美、欧支持尤先科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乌克兰在尤先科的领导下能成为“一个可以抗衡俄罗斯帝国复苏野心的重要国家” ,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立场又是左右摇摆，收到西方与俄国的极大影响。（从各界政府对两方的态度即可看出）外交策略在各个方面都收到限制，更加加剧了政局的动荡。

《东西摇摆的困局与宿命_乌克兰政局动荡的外交史分析_杨闯》（参考书籍）

给出战略地图；

给出美国，西方，俄罗斯对乌克兰经济援助的表格，对比

给出乌克兰队俄罗斯依赖程度（经济）的表格

总结：盲目西化极易导致后发国家难以愈合的转型之殇

在理论、制度、道路上毫无主见和定力，又

在狭小的战略空间内集中了美国的全球主张，俄罗斯的雄心勃勃，欧盟的扩张冲动等 最强的利益争夺者，这些都是乌克兰政局不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