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
发布时间:2011-8-21信息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 作者:靳香玲
论文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2年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南非总统姆贝基指出:贫穷、落后和不平等,加上不断加剧的全球生态危机,是笼罩人类的阴影。一个多数人贫穷,少数人繁荣的全球社会是非可持续的。人类的共同繁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社会首次拥有了消除贫困和落后的能力、知识和资源。比照这一说法,我们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也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并迫切需要在实践中逐项解决。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随着工业飞速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工业在依靠自身积累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开始逐步对农业进行反哺。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人均GDP800~2000美元的区间,工业化大体到了中期阶段,1990~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比1990年增长近两倍,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特别是2001年的财政收入达到16371亿元,比1990年增长了6.1倍,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市场环境、体制环境和对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实行由“吮吸农业”到保护农业的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正视农村经济滞后、城市化水平滞后、环境污染转移三大问题。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后,农村经济滞后问题更加突出
20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一是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2001年我国GDP超过9万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GDP超过800美元,这充分证明我国的综合国力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市场上大多数商品供应充足,基本上告别了商品短缺时代,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国600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72种,供过于求的528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具体来说,工业品中有9成多供过于求,农业生产资料则全部供过于求,买方市场形成。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基本确立;商品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和发展,市场体系逐步健全;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进一步加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200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依赖性显著增强。“三个重大变化”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主要标志。这种基本判断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同时,必须面对两个现实的课题: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数量矛盾为主转变为数量矛盾与质量矛盾并存,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呈现很大的不平衡性,由此引发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呈上升趋势,继续深化改革就是把前一阶段改革开放尚未完成的任务完成好,如国企改革、农村改革等。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加快,要学会从需
求的角度解决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供过于求问题,必须由以往满足供给型的经济结构向满足需求型的经济结构转变,挖掘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要突破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瓶颈”,必须重视9亿农民的消费需求,中国农民人数上的优势从来没有使他们成为消费市场上的“主导者”:据统计,改革初期,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达到创纪录的17.7%后,其后却出现了始料不及的递减颓势,1985~1988年降为4.9%,1992~2000年增幅为4.6%,2000年为
2.1%,尤其是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收入出现绝对数下降,前者从1998年的2034元降为2000年的1933元,后者从2031 元降为1980元。与此相对应,1997~2000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仅为1.08%,同期城镇人均消费年递增6.09%,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的2.94∶1扩大到2000年的2.99∶1,农村与城镇的消费水平相距大约15年。
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报告:农村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20世纪80年代基本在35%上下波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降到了20%左右,减少了15个百分点。在城市消费品零售额中,乡村所占比重,1978年为52%,1984年达到最高59%,之后连续下降,1997年已降到43.4%,1999年全国农村商品市场的销售总额增幅仍比城市低0.8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的内需不足确实和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高度相关。1996年以来,各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把开拓农村市场作为重要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提升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品种,发展无污染农业,拓展农产品加工深度和广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是增加农民收入、使农业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但是,提升农业生产结构是传统农业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成就此项事业,必须以资本积累和增加投入为前提,农业产业的弱质性使农业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都很大,没有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的宏观保护,仅靠农民显然是力不从心。
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主要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但由于早期乡镇企业从整体上看基本属于手工业工场形态,效益低下,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经多年发展后,本应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相反却陷入停滞不前状态,以至政府不得不强制关闭“十五小”工厂,许多地区乡镇企业被迫关闭,致使大批农工重新回到田间,农村出现了返贫群体。此外,在当前城市环境污染有所缓解的时候,农村环境污染却有失控的态势。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环境政策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和居住庭院的不宽裕,使农民没有了以往种树的条件和动力,农业自身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加上乡镇企业污染和城市污染向农村扩散和蔓延,使农村的水和空气质量下降,目前和未来的环境状况令人担忧。
为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政府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减税免费,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知,农民消费不足不仅是观念问题,更是实力不足所致。增加农民收入是缩小城乡差距、搞活农村市场、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农村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前提。减轻农民负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增加农民收入,我国加入WTO后,要遵守农业税费方面的国际惯例,而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极少数对农民征收高额税费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不但不向农民征收税费,反而给于农民直接的资金补贴。发达国家利用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使农业生产率、资源、技术、市场营销管理都具有明显优势。WTO 农业协议虽然削减了国内农业支持和对农产品出口补贴,但由于许多国家基期的农业保护水平本来就很高,所以削减后的农业补贴仍十分可观,2000年,美国对每公顷耕地的直接补贴为100~150美元,欧盟为300~350美元,日本、韩国对农民基本
上不征收任何税费,与此相比,我国对农民征收的税费每公顷高达100美元以上。为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我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大幅降低农产品关税(我国承诺加入WTO后10 年内我国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削减22.1%)、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而且有能力削减农业税费。
二、要解除农村城市化的重重束缚,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农村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的进程而向前推进的。由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的特点是运用计划经济手段,采取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限制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而城市人一生的生活由政府给以保障,只有少数符合条件的农村人才能进入城市,这种制度安排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分离,并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程度或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已经滞后。我国1949 年建国时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2%左右,1978年不超过17.9%,到1998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达到30%,而目前世界中低收入国家组的城市化率平均为52 %,高于我国22个百分点。长期存在的二八开或三七开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束缚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农民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过程已经产生许多绕不过的社会经济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醒阻。有专家预言,新世纪前30年将成为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关键时期。
农村城市化并不是农民大搬家,它是农村人口伴随城市文明的扩大逐渐向城市聚集的缓慢过程。现在我国需要一个推进城市化的系统思路,比如,特大中心城市应围绕、突出其信息中心、管理中心和决策中心的功能发展,强调主要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大中城市应围绕优势产业,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产业城市;通过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提高各类城市对新增人口的吸纳能力,特别要消除对农民在城市就业的歧视思想。近几年为了优先解决城市下岗职工就业问题,简单、生硬清退农民工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平。各级政府应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限制,让农民自由、平等地按照经济利益比较原则,向城市有序流动;改革小城镇建设的投资体制,逐步建立多元化的小城镇建设投入机制,使小城镇以良好的交通、水电、通讯、学校、住宅、医院和文化娱乐设施吸引农民进城居住。同时,积极探索促使乡镇企业适度集中发展、合理布局的政策措施。当前80%的乡镇企业设在村庄、12%设在集镇、8 %设在建制镇,这种高度分散的地域构成,不利于乡镇企业的技术革新和管理形成规模效益,不利于集中排污、治污,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转型。要以乡镇企业向小城镇的合理聚拢作为带动小城镇发展的主要手段,辅之以开放的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将现有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延伸到小城镇,并在公民最基本权利层次上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保护。
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以及多年的城乡隔离政策,我国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很小,到1994年底,全国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3%,农村享受社会保障的人只有2%,因为1995 年以前,在我国农村只对“五保户”和优抚对象提供救济。1995年,民政部在部分地区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工作,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的县区市有1935个,占全国2126个县的91%,占农村人口的3.4%,保障资金由国家和集体筹集。由于2000 年农村税费改革使得乡镇经费大幅减少,近两年有些地方的社会救济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不能否认,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城乡差别巨大,因此,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为农民提供全面的、高标准的社会保障,然而,我们不应容
忍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必须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国家力所能及的。国家通过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保护,就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广大农民相信科学、远离邪恶;如果国家能为9 亿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就能解除他们在生病及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他们就可能把手中多余的钱拿出来用于消费,扩大农村内需,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防止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转移
1.要把农业作为绿色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农业是抵御贫困和饥饿的最安全的保护网”,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不仅仅是“粮食生产机器”,而且是国计民生的支柱和生态系统的基础,目前,我国面临的严重缺水、土地荒漠化等环境问题已经构成了对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威胁。农业始终是人与自然直接接触的产业。黑龙江大学的熊映悟教授提出,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是新千年经济学的首要课题。工业化以来,形成了一条生产力发展的“灰色道路”,其特点是经济效率大大提高,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这条片面追求高速、高效的经济发展路线,代价太大,后患无穷。所以,“生产力发展的灰色道路不能再走下去,必须走绿色道路,即在保持生态平衡、避免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所谓的“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与我国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一致的,但它的侧重点在于对生产过程中负面作用的关注。如果一个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损失过大,生产的负作用过强,即使有资源和技术,也往往不能进行生产或不能不加限制地生产,而这一要求只能用制度约束来实现。在我国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未来20~30年中,必须摈弃靠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做法,要着眼于生态平衡和环境改善,量力而行,更多地采用能把自身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并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适用技术。走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在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至关重要。
优先发展绿色产业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因为绿色产业具有服务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效益的外在性和长期性,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经济、人口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打破国际经济贸易的绿色壁垒,在我国加入WTO后尤其需要强调。而农业本应是一种天然的“绿色产业”,种植业、果树业、林业以及绿色食品产业对治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带动旅游业快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农村的水、空气、土壤以及气候恶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有直接影响,如京津地区的风沙源治理问题。无疑,如果广大农村都能像近年新开发的旅游地区那样重视环境,那么农民生产、生活的环境都将会大为改善。但是以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原则进行资源配置,往往使微观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农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所以,加强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有其宏观经济意义。
2.要有效防止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加快,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原来那些物耗能耗高、产品附加值低、污染严重的起步行业,已经或将要被淘汰,所淘汰的设备或将要淘汰的产品因价格优势就有可能被农村农户或乡镇企业看好,向农村转移,形成新的污染源。中国城乡人均收入相差3 倍以上,对环境的要求和认识差距很大,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国务院清除“十五小”就有抵触思想,声称“不怕污染”,要求输入一些短平快的生产设备和项目。基于市场交换逻辑的“污染转移合理论”认为,污染转移的动力来自农村或落后地区低成本劳动力大量存在的比较经济优势,由于乡镇工业出现的三元经济
结构,它可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是一种必要的“代价”。虽然很多人在看过中国近年来农村污染的许多触目惊心的报道之后并不直接认可,但在实践上这种思维却能够得到默许甚至鼓励。关于这一问题郑易生先生研究得比较深入,他指出:“不能认为凡自愿的交易便是合理的交换”,污染转移可能完全符合市场自由交易原则,但它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环境污染转移触及到基本人权问题时,时代进步要求给不断扩展的自由交换加上必要的限制。要从宏观的视角去“发现”污染转移的非效率性,在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系统均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新准则。
第二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摘要:文章从后危机时代的背景出发,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提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分析
(一)背景探讨
“后危机时代”是指金融危机已相对缓和但危机的深远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特定阶段。一方面,金融海啸已基本平息,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已帮助全球主要经济体走出衰退阴影,步入全面复苏,全球金融体系重回平稳轨道。另一方面,金融风险并未彻底清除,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体系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严峻
未来的一段时期,全球会出现一个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看好,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中国面临的发展也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首先,流动性过剩。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根基是非常不巩固的,而且它们财政扩张空间非常小,英国、美国乃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债务大都上升了20%-30%,但是经济还要维持,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收还要继续扩张。在这种
共识的引导下,全球货币流动性还将持续,这将使中国经济面临资产泡沫上升压力和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下,全球兴起了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浪潮。“轮胎案”、“特保案”等仅仅是开始,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还会愈演愈烈。更可怕的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土耳其等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持有敌意的。种种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的发展。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忧”和“外患”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风险:第一个风险来自资产价值的巨幅变动。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中国房地产价格再提升20%-30%,便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相反,如果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降20%-30%,很多企业和个人都将出现“资产负债表”的问题。第二个风险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出现某些影响农副产品生产因素,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背景下,很可能会演变为农副产品价格迅速上涨,进而直接演变为通货膨胀。
从国际方面来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困难重重:一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迅速飙升有可能带来的供应链局部中断。尤其是在日本震后重建和世界局部战争频发的大环境下。二是区域性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想和估计。这么多经济布局在海外,一旦出现区域性冲突,那么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都会非常大。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年均增长近1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到5%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但是纵观我们的发展思路,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一)发展方式的反思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第一,中国的体制转轨使人口流动活络,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工资水平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低成本得以持续,进而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第二,高储蓄率和低利率政策使资本成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银行呆坏账的冲销和“债转股”还使得企业可以不必偿还本金。第三,只反映开发成本的能源和资源价格长期偏低,加之低污染成本,这些共同构成了生产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以低成本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增长必然引发过度投资,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往复和循环。
(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反思
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投入—产出”过程。因此,在一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条件下,物质资源拥有量及其持续供给能力,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由于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制约,经济过热和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扩张型经济增长,必然增加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依赖
程度的迅速提高。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因此,后危机时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
(一)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促进经济的平衡增长。一是调整需求结构,大力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政策取向上,将合理把握社会投资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水平;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将现有的鼓励消费政策长期化。二是调整区域发展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健全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机制以及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为产业区域转移搭建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培育和形成一批在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在全球范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二)在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城市化战略
对于中国而言,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从国际经验看,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依存,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创造需求,主要源于二个方面:一
是城市化会创造出增加就业的生产性投资,增加公共品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二是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要比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强得多,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参考文献:
1、韩保江.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N].中国经济时报,2004-02-16.2、金融危机反思与宏观经济形势前瞻[Z].2009-11-14.3、周其仁.后危机时代:复苏与不平衡相伴而生[DB/OL].新华网,2010-02-03.
第三篇:4.1 经济发展新阶段 教案
经济发展新阶段 教学设计
◆ 教材分析
本课《经济发展新阶段》是第四课的第一站,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
◆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知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过程与方法】
通过本课的学习,提高学生观察社会、分析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机能;培养学生搜集材料并从中得出结论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学习,让学生知道新时代带来新机遇,呼唤学生好好学习,有新作为。
◆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知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教学难点】
知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 教学过程
一、文字引入
改革打开了财富之门, 我们的生活由此变得丰富多彩。我们学习做经济生活的主人, 应该了解经济发展规律,关注经济发展形势,掌握经济生活常识,做经济生活的理性参与者。【设计意图】文字片导入,引发兴趣,导入新课。
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我国经济发展进人调整期,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设计意图】通过学习使同学们知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便于同学进行理解。
三、我国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支撑了经济快速增长和规模扩张。发展到今天,各种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设计意图】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
四、辩论
我们一面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面弘扬“工匠精神”,同学们对此存在不同意见, 于是展开争论, 请你选择一方观点,.参与辩论。
甲方:创新就是要推陈出新,“工匠精神”因循守旧, 与创新思维相悖。乙方:“工匠精神”就是要继承和 发扬传统, 创新是对传统的背离。
总结:新型的劳动者的基本要求:有终身学习的理念,善于学习新知识,有善于学习的能力,掌握新技术,具备一定的技能,有创新意识与能力,是创新能力强的劳动者. 【设计意图】通过辩论,引起同学们兴趣,引出新知识。
五、我国要实施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表现为东中西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平衡。我们要树立新发展理念, 更加强调从全局的高度思考发展、筹划发展,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区域协调。
农业农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设计意图】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
七、总结
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向上调整,这是中国推动改革、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好时机。针对如何减少信贷强度、减少中国经济发展脆弱性的问题,张龙梅建议:中国在微调财政政策之外,采取与结构化调整相关的政策以更好地实现经济再平衡,并改善投资效率。【设计意图】通过总结,树立知识结构体系,感情升华。
八、讨论
我国作为制笔大国和钢材生产大国, 为何却长期无法实现小笔尖的自主中国制造?这个事例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设计意图】通过讨论,加强对本课的理解。教学反思 略
第四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五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五
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创新
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发展观念支配下进行的发展观念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发展战略、发展过程及其结果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要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靠和谐发展。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它的提出为中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确立了指导性原则。毫无疑问像以往的发展观的演变一样和谐发展观是在对传统发展观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观创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观
(一)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概述
可持续发展是对传统工业化道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资源、环境、社会等问题不仅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而且人类的生存面临严重的挑战。由此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有多种定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与她所主持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这一概念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当然由于本文是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要采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定义。巴贝尔的定义为:“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提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静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皮尔斯的定义为:“自然资本不变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或今天的资源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世界银行在1992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称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总之关注资源的代际配置关注福利的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定义的共同特点。
从以上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来看可持续发展观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肯定了发展的必要性。只有发展才能使人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贫困加剧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因此承认各国的发展权十分重要。二是揭示了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环境保护需要经济发展提资金和技术环境保护的好坏也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经济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的支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三是提出了“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概念。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后代人拥有
与当代人相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人生存和发展所必要的资本包括环境资本。保护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是当代人应尽的责任。“代内公平”是指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环境修复责任。
(二)可持续发展观的局限性
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效果上都不显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真正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去实实在在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更没有人宣称已经取得了成功。”这主要源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空泛性和不全面性。在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都对可持续发展进行过研究。但主流经济学把可持续发展看成治理外部性非主流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只是从某些局部问题的治理入手来研究没有统一到发展方面。并且经济学理论上的资源和环境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不可计量性使可持续的研究也遇到了棘手的理论难题。在实践上工业化和市场化培养了人们的贪婪动机和征服手段从而危及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如何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问题就十分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和谐发展观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第五篇:浅谈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浅谈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摘要:本文对我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分化加剧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措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30年来实现了年平均8%左右的持续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加剧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是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接下来,本文就针对这四个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并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资源环境问题
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资料和人们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在深度和广度上日益扩大,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沉重代价。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实际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 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利用,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污染。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并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1、现阶段我国矿产资源、能源和水资源等主要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巨大
2005年我国能源和矿产品产量快速上升,原煤产量达到21.9亿吨、原油1.81亿吨、铁矿石4.21亿吨、粗钢3.52亿吨、10种有色金属1635万吨、磷矿石3044万吨、原盐4454 万吨、水泥10.60亿吨。大宗短缺矿产品的进口量持续增加,2005年我国矿产品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进口原油12682万吨、铁矿石27523万吨、锰矿石458万吨、铬铁矿302万吨、铜矿石406万吨、钾肥917万吨。“十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从2001年13.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5年的22.2亿吨标准煤,增长了64.4%。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总量的6.5%,用水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5.4%,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已分别高达70%、60%和90%,而国际上公认的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应低于40%,否则将危害河流健康和流域安全。过去几年间,我国主要资源消费的增加量占世界总增加量的比例,包括能源、煤炭、石油和钢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巨大。
2、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不高
根据世界银行和英国石油公司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表明,2003年我国每创造一万美元的GDP 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3倍,是美国的3.68倍,英法德意等欧洲发达国家的5~7倍,韩国的3.1倍,日本的10.4倍,甚至是印度的1.45倍。目前我国的原材料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单位产值的消耗强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
10、日本的1/20。以水资源为例,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消耗的水资源总量占水资源总消耗量的70%,但由于输水方式、灌溉方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耕作制
度、栽培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农业用水的利用率不高,渠道灌溉区只有30%~40%,机井灌溉区也只有60%,低于发达国家水资源利用率80%的水平。
3、污染物排放量大,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严重
我国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大, 单GDPSO2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9倍, 能源消耗量和CO2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二位, 日耗水量和日均污水排放量都居世界第一位, 有机污水排放量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印度排放量的总和, 单位GDP 污染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2005年我国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1414万吨, 超过环境容量76.8%, SO2 排放量达到2549万吨, 超过环境容量112.4%。我国目前的水环境、土壤环境、大气环境均受到严重污染。2005年, 在国家环境监测网监测的陆地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 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达27%, 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3.9万平方公里;土壤污染面积扩大, 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城市空气污染严重, 在监测319个城市中,近45%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SO2和颗粒物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 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 全国527个市(县)中, 出现酸雨的城市有298个, 有些地区的酸雨频率达到100%。每年产生1 亿多吨的城市生活垃圾, 带来严重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已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和人群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也存在隐患。此外,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环境状况恶化,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 全国因水土流失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 沙化土地面积达174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加剧,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 湿地面积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锐减,各类生物物种受到威胁的比例普遍在20%~40%。
二、贫富分化加剧问题
我国在推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适当地拉开了收入差距,这对提高经济效率和激发经济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造成了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200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的家庭收入,处于高收入端的10%家庭与处于低收入端的10%家庭,其收入比为:11.8:1,处于高收入端的10%家庭,其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是37%,处于高收入端的20%家庭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53.7%。贫富差距扩大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由于存在边际消费递减规律,一般而言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的,贫富分化加剧会降低社会的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二是导致社会不稳定。贫富差距扩大为少数利益集团腐蚀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行为提供温床,有可能使处于贫困阶层的人民即使努力奋斗也无望改变自己的地位,从而产生挫败情绪,这既弱化了社会进步的动力,又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贫富差距加剧还表现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上。在东部地区已经发展得像美国一样发达、富裕的同时,在中国的西部却还是挣扎在基本温饱线上;在大城市一切都步入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同时,有那么多的地方却依旧还是手工劳动着。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杭州湾大桥跨海36KM,耗资118亿人民币,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但是谁又知道在云南怒江峡谷如今依旧还是只能依靠着一根钢索、一个滑轮渡河。那里的孩子每天上学都要靠滑轮滑过去,而他们却只是7~11岁的孩子。在那里架一座吊桥需要40~50万元,跟118亿相比那简直是零头的零头,但是对于那儿的人们来说这像一个天文数字一样沉重的压着他们。
三、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
1、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 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2、农村问题
主要是四个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社会落后、乡村面貌落后。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构架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不仅使正常的经济周转困难,还使乡村的信用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由于长期缺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足够投人,农民素质差、生活单调,缺乏必要的文化消费等现象十分突出。在原有的严密组织被破除后,乡村社区建设成为整个中国社区建设最为薄弱的环节,由于缺乏互帮互助机制,缺乏行业协调机制,从而农民成为最无组织性的群体。由于基层组织和乡级政府职能上的错位,乡村规划落后,或基本上没有规划,也无法得力执行规划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建设混乱。乡村 环境的脏乱差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
3、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而导致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日益扩大。
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倍,扩大到2002年3.1倍。目前农村还有2820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还有6000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收人还很不稳定。
(2)农民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
(3)农民的平等权利得不到保障。
在农村,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和教育。即使进人城市,实际上成为城市建设者和财富创造者,但不能享有与原市民同等的城市公共福利,更没有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力。
四、就业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数量多而素质不高,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但仍难以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按照目前的产业结构和GDP年增长率为7%~8%计算,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约800~1000万个,只能基本满足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1000~1200万人)的就业需要。但还有如下几方面因素必须考虑。
(1)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新成长的劳动力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继续增长。据统计,在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1982年为61.5%,1990年为66.7%,1995年为67.2%,2000年为70.1%,2002年为70.3%。因此,这部分劳动力总量会继续增多。
(2)不断增加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2001年底登记失业率为3.6%,2002年底为4.0%。2003年上半年上升为4.2%,如包括未登记的失业者,城镇失业率可能达到8%左右,即约1500万人。这些失业者有相当一部分急需解决就业问题。
(3)未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底为515万人,2002年9月底为439万人,为1998年以来最低水平,但其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较少,加上大龄和技术水平低,再就业问题就更难解决。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正处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阶段,今后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员工的转岗、下岗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经常现象。
(4)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1990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1433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0446万人,非农业人口23887万人;到2002年底总人口增加到1284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269万人,非农业人口35184万人。即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1299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人口增长的结果,另一部分是从农业转移过来的。但农业总人口绝对数仍有增加。据估计,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有1.5亿~2.0亿人,目前有9000万左右在城里打工,还有0.6亿~1.1亿人需要解决其就业问题。
五、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破解
有效实施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谋划“又好又快”的发展,这将成为破解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理论武器。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为我们处理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人民收入水平不高,市场不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的二元结构普遍存在,发展不足是我国面临最大的现实。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我们面对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时,不能一味地指责发展本身,更不能忽视甚至反对发展,而是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一味地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忽视社会其他效益的做法也不可取。单一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发展,还必须注重增长的质量。
(二)科学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为我们处理发展中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有效理论指导
科学发展观主张将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追求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实现经济增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科学发展观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传统发展观坚持主客体二元分离思维方式,把人当作主体,自然界当作客体,主张人们利用科技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我们的自然家庭却被无情的破坏,使人类陷入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科学发展观则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自然界因为人的存在有了丰富的价值;人不是自然界的统治者,而是自然界的守护者和生存者。人们应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以不损害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谋发展的能力为度。其次,科学发展观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主张营造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秩序。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倡导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追求发展机会的平等性和发展成果分享中的公平和公正性,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作发展的终极目标,关注每个人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条件的改善,使人人都能各尽所能、各得所需的和谐相处。这些观点和态度,为人们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矛盾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为协调多方利益提供了根本方法
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不发达的主要表现之一,实现发展就是要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所以要统筹城乡发展;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实现发展就既要使相对发达地区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又要采取措施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落后,实现发展就是要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这要求首先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为人民公平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成果创造社会条件,所以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现代科技促使经济规模加速扩张,相应地对自然资源的耗费也持续增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没有条件像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那样走“先经济增长,后治理环境”的道路,所以发展要求必须维持人口的适度增长、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从而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日益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 统一,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才可能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可见统筹兼顾的发展模式有明确的针对性,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点,能科学地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志英.社会保障与贫富差距研究——典型国家的实践与中国的政策主张[D].武汉大学,2004.[2]李敏.中国就业问题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5.[3]翟金良.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及其控制对策与措施[J].战略与决策研究, Vol.22, No.4, 2007: 276-283.[4]腾星均.区域三农问题的系统研究——以吉林省为例[D].吉林大学,2009.[5]蒋姣蓉.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破解[J].商业文化(学术版),2010(7):213-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