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篇：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当前，关于农民增收问题从上到下，从理论界到实际部门，都给予极大关注，作了许许多多的探讨，提出了诸多的对策和建议，很受启发，我们认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是个系统工程，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归纳和多层次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三个关系”谈点看法。

一、要正确处理好“农内”和“农外”的关系

在诸多的探讨农民收入问题的文章中，主要的是从二个方面进行研讨，一个方面是从农业内部去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是从农业外部去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也有一些文章比较系统地从内外结合作研究，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都无可非议。但是也有一种看法似乎有点绝对化，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农外”、“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功夫不在农内，而在农外，如果我们仍然重复过去‘打补丁’的做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没有突破，无论怎样调节微观机制的政策都很难发挥作用，同时提出，创造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首先要加快城镇化，尽可能吸纳农村剩余人口；其次是在战略上以新的资源开发带动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比如，在西部开发中，动员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事水利建设，实行人海战术，以工代赈，以工授地，安置东部剩余农民；再次是在金融、保险、流通、批发等非农领域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让农民有利可图，上述见解，被称为“农外论”。对这个“农外论”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农外富农之途是无可挑剔的，甚至是应当进一步深入阐述的，而且也是需要大大加以扩展的，但是认为目前“农内”进行增收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实际上，现阶段在我国广大农村开展增收活动，还是大有可为的，并且分别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地使用权流转和规模经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等方面加以论证。

本人认为，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或者说把解决“三农”问题，绝然地分为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或者单纯从外部或内部去寻找解决途径，是不全面的，是欠妥的，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简单的道理上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因，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因也可以起到主要作用，不过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具体到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也很难单纯从内部或外部找到有效途径，这里仅举一例加以说明。

大家已经比较一致认识到，要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农业结构调整问题，关系到农业内部许多问题，比如，农业的区域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突出的区域结构趋同效应，仍没从根本上解决，失去比较优势；农业的产品结构问题，高质量的农产品比重小。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同时也带来农业效益低的问题，但是如果单纯从农业内部去解决农业结构问题，就不完全切合实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里还有个外部的问题。很明显的，农业结构调整必须以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目前农业结构调整，最为迫切的既要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也要进行要素结构的调整，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所以，农业结构调整必须与整个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并进，必须在制度层面上做出调整，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推动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创造条件和拓展空间。还有农业结构调整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政府必须处理好财政负担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对农业结构调整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应与改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等等。农业结构调整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外部问题，切不可忽视，所以，农业结构调整既涉及到“农内”问题，也牵涉到“农外”问题，无法绝对地从一个方面去解决。

综上所述，我们的看法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好内部和外部关系，内外结合，表里兼治。

二、要正确处理好“分”与“合”的关系

20多年前，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即在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进行家庭经营，打破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集中劳动，集中经营，统一分配”的模式，相对于原来的“大、一、统”的经营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分散经营方式，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20多年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是亿万农民的历史选择，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中央作出决策，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尤其是解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这种背景下，有的同志就提出“小农”怎么长大的问题，认为，改革以来，我国农村从原有的集体制中裂变出2亿多个农户，这些规模狭小的农户仍然深深印有中国农村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单个马铃薯”特征，内在联系梗阻，组织脆弱，当前面对波诡云谲市场经济时，他们表现出严重的先天不足，因为“小农”难以提高效率、难以适应市场、难以避免伤害。因此，有计划地改变目前状态，提高我国农民的经济组织程度，使“小农”长大，已是当务之急，而且，这种组织起来，不是过去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经济方式，也不是一个小农加一个小农的简单结合，而且按照现代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由其产业链条和内在的经济利益所联结起来的合作关系，诸如此类，见诸于报刊杂志上，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主张走合作化的道路的文章和观点为数不少，比如，有的主张“倾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有的提出“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其农业发展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我们也应借鉴其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国情，积极鼓励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联系与合作。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存在“统与分”，即“分”与“合”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采取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认为，应当正确处理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分”与“合”的关系。

首先，家庭承包经营决不能动摇，长期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不动摇，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增强农民收入，农民是主体，谁也不可替代，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农村改革都是农民首创，农民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只有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创造力，农村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农村改革才能进一步深化，才能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不动摇，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从我国的国情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业仍将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仍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事实证明，凡是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地方，往往出现的问题就多，社会就不稳定，所以，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其次，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地有计划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诸如采用合作制等多种形式，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从事实层面来看，从已有的国内外实践证明，合作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主要优势是利益直接，民主管理，能够真正代表和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农户与市场、生产和流通，农民与政府相互结合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农业生产力越是提高，农业产业化越是发展，越是要求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专业化分工明确，从我国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农业发展是在分户经营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规模偏小，且组织化程度低。据了解，目前我国加入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业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当然也就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提高。

本人认为，要正确处理好农业发展的“分”与“合”的关系，以提高农民收入，制度创新更为重要，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在实现农业产品化上，需要一套有效的组织形式，具体一点说，在农产品生产环节上应采取由家庭联产承包来完成，并提供初级产品；而在初级产品的销售环节，这是目前我国最为薄弱的环节，应组织起合作社并由其完成，这有利于统一进入批发市场，并获取较高的销售收入，最后，农产品加工环节，应由合作社或股份公司来完成，最好以股份制公司为主，这样，农业产业的不同环节，由家庭联产承包、合作制、股份制公司三种基本组织形式来完成，使农业产业组织基本形式多样化，突破现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做法，上述作法，既坚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起到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道路，互相兼顾，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到，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实施合作制，一定要坚持“条件、自愿”的原则，也就是要看条件是否具备，农民是否自愿，各级政府不能包办代替，不准强行实施，这在历史上已有过教训。

三、正确处理好“抽吸”和“反哺”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前，咱们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也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大力宣传和提倡发展农业，但是，实际上发展农业是为发展工业服务的，把农业作为发展工业的基础，发展的思路很明确，即农业为基础，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其后再“反哺”农业，这实质上是由工业“抽吸”农业，把农业作为工业发展资金来源，实现工业原始积累，据有关部门测算，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通过“剪刀差”形式为工业提供了近1万亿元资金，年均每年200多亿元，由此，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发展缓慢之原因的一斑。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出优先发展农业，解决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问题，特别是采取措施，从制度上革新，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放开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做到实惠，农民收入有很大幅度提高，大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旧体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发展的思维仍然带有旧思路的惯性。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上，重城市，轻农村，先城市居民后农村居民，其具体表现还是明显的。比如，近几年，市场需求不足，农产品消费首当其冲，价格长期低迷，农民卖难很突出，从而影响到农民收入，为刺激消费，开拓市场，在寻求解决出路的办法中，有人提出，先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就会带动农产品的消费，刺激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我们是有理由说，亿万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功不可没，但是，由于长期对农业的“抽吸”，“抽农补工”的做法，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农业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导致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差别扩大，因此，对农业的“抽吸”不能再继续了，应当尽快变“抽吸”为“反哺”。

实现对农业由“抽吸”到“反哺”的转变，利农利国，就争开拓农村市场，刺激消费来说，我国近9亿的农民，2亿多个家庭，任何商品普及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00多万件的需求，如果国家被真正“反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可能很快就会转化为最终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要实现对农业由“抽吸”到“反哺”的转变，国家要实施有效的保护农业的政策，而当前关键是国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农业特别是水利和生态建设投入一定的资金，提高了农业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农业的发展欠帐太多，远没能解决问题，广大农民渴望加大投入，最终解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帮助防范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尽快提高农民收入。

第二篇：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

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好权力与服务的关系。每一名领导干部处于领导岗位，手中拥有一定的权 力，履行着管理社会的职能。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权力与服务的关系。领 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为个人或小团体捞好处，绝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只有摆正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才能从思想上行动上正确认 识和行使手中的权力。权力使用的过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就是尽责任尽义务的过程，权力一旦与服务分离，必然导致腐败。二是正确处理好地位与责任的关系。每个领导干部所处的地位不单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更是党和人民信任、赋予的结果。当组织给予越来越高的地位时，也赋予了更重的责任。如 果地位与责任相脱节，权力就会变质。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只有权大不忘责任重、位尊不移 公仆心，才能真正坚持党的宗旨。权力意味着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为人 民服务的机会越多，作贡献的潜能越大。如果把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 来行，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肆意亵渎人民赋予的权力，必然走入违法乱纪的歧 途。三是正确处理好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为民谋利是我们执掌政权的根本目的。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 也是每一个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 包括领导者则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公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才能摆 正自己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才能正确处理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三是正确处理好“为官”与做人的关系。怎样做人，为谁“当官”，是领导干部改造人生观 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首先需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人需要以德为本，弘德立身。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增长学识，开阔眼界，陶冶情 操，提高修养，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养加强了，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 想得透、看得淡，就能自觉地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勤奋工作，就不会去斤斤计较个人的 得失，更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一己之私利。

第三篇：构建和谐单位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构建和谐单位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科学命题，是我们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的，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创造实现“三个文明”的国内环境问题，而且也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体现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单位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单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思想政治工作应注意研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单位内部的各种关系，为构建和谐单位、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本文就构建和谐单位要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谈一点肤浅的认识。

一、正确处理好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关系

应当看到，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改变了以往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使那些对单位对社会贡献较大的人得到应有的收入报酬，这有利于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作用，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己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已达到0.45。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有继续加大的趋势。在一些单位内部，领导与群众、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的收入差距也愈来愈大。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社会有效需求增长、人们价值观扭曲、惟利是图思想蔓延等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造成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地域差别、行业差别、城乡差别的存在。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使人们的收入差距在更多的领域里拉大。三是国家宏观调空体系还不够完善。四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

其同富裕足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公平的收入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们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过于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对收入分配的 宏观调控职能。近年来，由于国家对水利建设方面的倾斜，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单位多数效益比较好，在分配制度上施行了工效挂钩办法，较好地做到了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保持了单位的稳定。目前大多数单位进行改企建制，在分配机制方面又将出现一次大的变化。作为单位领导或法人代表既要克服求稳怕乱的老好人思想，让人人入股，平均持股，出现 新的大锅饭，又要防止收入分配过分悬殊。

二、正确处理好在职职工和离退职工的关系

作为一个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勇立潮头，就必须有一支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而人才是需要激励的，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利益激励，权力与地位激励，企业文化激励。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单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虽然在分配制度上有一些改革，但向业务骨干倾斜的力度还不够。改企建制将按市场规则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其中措施之一就是采取技术八股、管理八股以及多种形式的期权持股，充分体现人才的使用价值。承认差别，拉开挡次，许一流的人才创一流的业绩，拿一流的报酬，用实实在在的待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如果把企业收入总量比喻成“蛋糕”，而把收入分配比喻成“切蛋糕”，那么如何切好“蛋糕”，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

必须首先保证生产一线技术人员，充分调动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论是采取工效挂钩的办法，还是采取定额管理、项目管理的办法，都要保证和体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拉开挡次，真正实现上岗靠竞争，收入凭贡献。

同时要处理好离退休人员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问题。离退休职工有的是解放前参加过革命战争的，有的是建国后投身于国家水利水电建设的，他们为国家的水利水电事业和本单位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贯彻国务院及各省的文件精神，勘测设计单位要改企建制，这些老同志移交社保部门管理，实现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医疗保障参加社会统筹。移交后出现许多问题，差额补贴是其中主要问题之一，许多老职工退休早，工资低，疾病多，生活中确有不少困难。作为单位领导和在职职工要充分理解离退职工的心情，从继承尊老的优良传统出发，做好离退职工的思想工作，在单位经济效益好的情况下，保证离退职工能够享受到改革带来的成果。福利待遇也有所提高。作为离退休职工也要考虑单位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尤其一些近年来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到单位后，他们面临着找对象、结婚、购买住房还有赡养老人等实际问题，他们的劳动贡献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势必引起“孔雀继续东南飞”问题，这对单位来说将造成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尤其是技术骨干流走了，谁去跑市场、揽任务、搞勘测设计创造效益呢？所以离退职工要从维护单位改革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用良好地心态对待分配中发生的变化。

三、正确处理好领导干部与职工群众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其主导方面在于领导。在领导和群众中的矛盾中，如果领导方面是错误的，群众方面是正确的，那么矛盾的主要方面毫无疑问是在于领导，在于领导是否能够改进自己的错误，求得群众的谅解。如果领导方面是正确的，群众方面是错误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在于领导，在于领导对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在于领导是否采取有力的措施。

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领导要实施正确的领导必须正确处理好领导干部与职工群众的关系，这既是重要的领导方法，又是构建和谐单位的重要内容。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有的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凌驾于党委之上，唯我独尊，以权谋私，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的与财务人员同流合污，大肆挥霍、进行豪赌：有的将资金先寄存国外而后潜逃。虽然我们党颁发了一系列规定“不准”、《条例》，但是仍然有一些企业领导前赴后继纷纷落马，这些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当前，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注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进一步强化执政为民的意识。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研究改企建制方案要充分考虑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二是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管理意识。凡是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都要经过职代会讨论通过，让职工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决策权。防止出现职代会的职能弱化、淡化，或者干脆成了聋子的耳朵一摆设。三是要进一步树立被监督的意识。《党内监督条例》规定了十个方面的监督制度，根据目前国企领导出现的问题还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给予重视：

1、切实加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的建设。对企业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进行合理分解和制约；大中型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一般情况下不宜实行“一肩挑”，以防止赋权过重，形成个人集权专断的局面。企业财务必须实行收支统一管理、预算管理和规范管理，取消“一枝笔”。

2、单位领导和职工的收入差距不宜拉的过大。根据国办发(1999)10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对单位领导持股和职工参股都做了原则的规定。我们应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使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对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识会更进一步提高，对构建和谐单位会有新的认识，在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方面会有新的起色。

（作者单位：甘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第四篇：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

文章标题：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

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党和国家确定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历史任务，全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作为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农村发展的物质基础、重要目标、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和政治保证等几个方面的要求，这其中也蕴涵着解决好历史文化背景和各类矛盾纠葛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的重大命题和深刻内涵，要求我们既要解决千百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农业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又要解决传统生产方式的桎梏和农民对土地依赖眷恋的困扰，也要解决政府财力对农业投入不足的制约，还要解决地域差异和生产资料分配不均造成的落差，更要解决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工作实际程度的内在要求。为此，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

第一，要正确处理好建设新农村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中体制性、结构性、生态性矛盾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不断显现，这些问题和矛盾解决不好、处置不当，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稳定是前提，稳定是基础，没有农村的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无从谈起，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就很难落到实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就很难实现。建设新农村，必须把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摆上突出位置，着力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着力解决农村各类不和谐、不稳定问题，保障广大农村群众心平气顺、安居乐业，全身心地投入新农村建设之中。应深入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理工作。对农村传统矛盾纠纷，要注重研究其规律、特点及成因，不断加大矛盾纠纷排队查调处理工作力度，切实增强预见性、前瞻性，区别不同情况，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思路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努力把握好在新农村建设中维护群众利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结合点，做到既有效地维护群众利益，又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高度重视和调处解决好农村因农民负担、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移民搬迁、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按照“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要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上来，做到有效预防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妥善处置问题，切实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要坚持严打方针，在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上取得新突破。从当前农村治安情况看，农村违法犯罪问题有与城县违法犯罪问题的共同特征，也有农村自身的特点，影响农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主要是盗窃抢劫、流氓恶势力、村匪路霸、制假贩假、欺行霸县、坑农害农等侵害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对这些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严厉打击、集中整治，做到除恶务尽，切实把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高发势头压下来，有效地控制案件的发生，增强农民群众的安全感。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政府扶持与农民主体的关系。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扶持引导，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农民自力更生与政府扶持引导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侧重。新农村建设，需要全党共同努力，更需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先后下发了8个一号文件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但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和农民生活水平都是在“一波三折”中进行的，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挫伤，在这种形势下建设新农村，必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摆上重要位置，切实加大力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支持群众，教育和引导农民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加大国家政策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农民认清形势，切实增强主体意识和主动参与意识。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把握好农民参与和农民受益这个切入点，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使新农村建设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让农民收入得到更快的提高；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结合起来，使新农村建设能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让农民分享更多的社会福利；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环境美化结合起来，使新农村建设能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让农民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民主决策结合起来，使新农村建设能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化进程，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全面建设与重点扶持的关系。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全国农民的一大福音。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间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条件不尽一致。尤其像东北地区，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也是国家的大粮仓，历史上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建国以来，国家对农业采取的是“取多予少”的政策，导致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农村建设十分落后，农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因此，建议国家在制定扶持新农村建设政策时，应重点考虑东北老工

业基地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在促进全面建设新农村的同时，在政策、项目、资金的投放上应重点向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中央应加大对东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持力度，扶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应在贴息贷款和项目建设上给予重点倾斜，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应在减轻乡村债务上予以扶持，通过国家注入、减免、停息挂账等办法，卸掉乡村债务，让他们轻装上阵带领农民搞新农村建设；应在建立农村保障体系上给予帮助。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贷款贴息、国债资金和增加贷款规模等途径，采取“百川汇一”的方式，增强东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新农村的能力。

第四，正确处理好依法规划与有序建设的关系。当前，很多地方的农村建设仍存在着无“设”就“建”、边“建”边“设”、先“建”后“设”、前“建”后“拆”的无序建设的现象，随意性强，规划性弱，极大影响了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和谐发展局面。新农村建设蕴涵了先“设”后“建”的新发展观。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要科学制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和加强村庄规划建设，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切实加强规划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脚踏实地，以长远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建设新农村，认真吸取历史上搞过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上乡企时“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等劳民伤财的教训，坚决避免把有限的资金浪费到各种形象工程、花瓶式试点工程以及重复建设上去。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让农民得到实惠，如果建完了很漂亮，对他不方便，我想农民不会满意的。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还要强化依法规划，各级政府在出台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前，必须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好事办好，坚决避免一个出发点好的政策措施，由于不符合实际或者侵害了农民的权利而引发新的矛盾。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了很多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报道，一些地方建设农村的小社区，在这个前提下，把一些村合并到一起，这样就涉及到农民要搬家，老房子要拆掉建新房，这样一种现象在中国各地区差别很大的情况下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首先得考虑这个地方这样做有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农民会不会因此受到财产方面的损失，或者加重负担，或者让村集体负债更多；其次是即使有经济条件，也要考虑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农民的宅基地是依照法律规定审批给他长期使用的，往往农民就在他宅基地附近还有他的承包地，如果都合并起来，有些地方可能要收去给别人使用，这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因此要这样做，必须符合法律的程序和法律的规定。所以说，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依法办事，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规划先行，从县情、镇情、村情出发，不搞“一刀切”，要实行分类指导，大胆探索，积极实践，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农村建设道路。

第五，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关系。建设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农村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肌体的基本细胞，是党在农村路线、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在新农村建设中承担着组织发动和建设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冲破了过去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不少问题，而与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尚未建立起来，本应起战斗堡垒作用的农村基层组织在相当一些地方还比较薄弱，少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个别基层组织名存实亡，导致一些农村基层组织丧失了公信力。特别是随着国家对农村“三减免”、“三补贴”政策的推进，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功能也在逐步弱化，尤其是在那些村级组织软弱涣散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非良性组织，并迅速填补行政功能弱化留下的组织空间。一些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有扩大的趋向，而行政功能逐渐弱化的乡村两级组织无力阻挡这些家族势力、宗教势力的崛起，这往往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长此以往势必会削弱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权建设的高度，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配套建设。结合农村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选好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带头人，加大对乡村干部的培训，改进农村工作方式方法，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树立亲民为民形象，不断增强凝聚力，切实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到建设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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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解决“带病提拔”问题要把握三个关系

解决“带病提拔”问题要把握三个关系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从中组部和市委组织部的文件精神来看，“带病提拔”的对象指的是“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者撤销行政职务以上处分领导干部”，不是简简单单的小“病”，所以中央、中组部才会反反复复提出要整治这个“顽疾”。笔者认为，解决“带病提拔”问题可能还要把握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要把握“带病能人”和“没病庸人”之间的关系。

“带病能人”占到了“带病提拔”干部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或部门过于重才而轻德，关键原因是选人用人的标准上存在偏差。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不能再以“人才难得”、“不拘小节”等为理由，对那些“带病”的干部听之任之，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然而拒绝了“带病能人”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用“没病庸人”。“没病庸人”看似没毛病，其实严格意义上也是一种“病”，起码是“亚健康”的状态。在其位不谋其事，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都是“小病”的表现，小病不医，终成顽疾。因此，选人用人时，“带病能人”不能上，“没病庸人”也不能上。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教育引导，让干部既要守住底线，讲规矩、知敬畏，也要干实事、敢担当、有作为。

二是要把握“小病小治”和“大病狠治”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情况，是明知干部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小病”，但由于不重视，或检查不彻底、跟踪不到位，使得“小病小治”，甚至“小病不治”。这样的危害是极大的，很容易导致 “小病”拖成了“大病”。组织部门要从干部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就开始关注，要打好预防针，不要亡羊补牢。“大病狠治”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小问题不注意，一出大问题就各种猛药一起上，不仅救不了“带病”的干部，也累坏了旁人。“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培养干部，要做到“严管”与“善待”的有机统一，要在出现苗头的时候就“狠治”，不给干部“小病”乘疾的机会，保证干部成长健康有序。

三是要把握“专项整治”和“持续监督”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对干部“带病提拔”都进行了专项整治工作，发现问题的一定要严肃处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并且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但专项整治并不能解决“带病提拔”问题的全部，是阶段性重点。因此，既要抓好专项整治，更要抓好“持续监督”。例如，干部档案核查工作、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工作，是选人用人的基础性工作，对不如实申报个人情况的，档案存在疑点的干部，需要我们当时就提高警惕，对这些干部予以“重点关注”。同时，在动议提名、考察考核、程序步骤等方面，穷尽手段充分发挥程序的整体功能，做好“体检”，无论哪个阶段、哪个环节，只要发现“带病”，都要坚决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