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专营到行政许可 我国农药管理制度的演变

第一篇：从计划专营到行政许可 我国农药管理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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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计划专营到行政许可 我国农药管理制度的演变

2008-07-26 16:29:37|分类：|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随着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农资也从专营走向开放市场与行政许可经营，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政策与法律调整，农药法规始终围绕药品安全这个核心，新的农药经营行政审批事项在以后较长时间内会基本稳定。

第一阶段：实行农资专营制度

1992年以前，农资实行计划供应和专营制度。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农资市场实行“一主两辅”，国务院1992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化肥、农药、农膜经营管理的通知》(国发[1992]60号)，农资经营实行“一主两辅”，即以供销社农资公司为主、农业“三站”(农业植保站、土肥站、农技推广站)和生产企业为辅,农药开始出现多渠道经营，但继续保持专营制度。

第二阶段：实行农药行政许可制度

1997年，国务院第216号令发布《农药管理条例》，国家鼓励和支持研制、生产和使用安全、高效经济的农药，并对经营农药实行资格限制，规定七大经营主体、四类必备条件。即经营农药的机构是：(1)供销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单位；(2)植物保护站；(3)土壤肥料站；(4)农业、林业、技术推广机构；(5)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6)农药生产企业；(7)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经营单位。经营的农药属于化学危险物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经营许可证。同时须具备4个条件，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农药，即：(1)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技术人员；(2)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储设施、安全防护措施和环境污染防治设施、措施；(3)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规章制度；(4)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1999年农业部20号令发布《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01年国务院修订《农药管理条例》。2002年农业部修订《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删除1999年《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第21条、第22条，从而废止各地农业主管部门颁发农药经营许可证制度。2005年农业部关于《农药和饲料部分行政审批综合办公办事指南》公告取消农药经营行政许可事项，但农药经营的主体和应具备的条件不变。

第三阶段：实行危险化学品安全许可证制度2002年国务院第344号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监控化学品、属于药品的危险化学品和农药的安全管理，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条例》“总则”规定了多个管理部门：公安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负责发放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和准购证，负责审查核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并负责前述事项的监督检查；质检部门负责发放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的生产许可证，负责对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产品质量实施监督，并负责前述事项的监督检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部门的批准、许可文件，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营业执照，并监督管理危险化学品市场经营活动。从而使农药经营出现多头监管。第二十八条规定，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必须具备4个条件：(1)经营场所和储存设施符合国家标准；(2)主管人员和业务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上岗资格；(3)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4)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要求的其他条件。随后，国家经贸委发布第36号令《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从事危险化学品的经营必须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农药经营的安全管理也应当遵守有关规定。农药由此作为危险化学品被纳入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经营许可证分为甲、乙两种。取得甲种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可经营销售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危险化学品；取得乙种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只能经营销售除剧毒化学品以外的危险化学品。甲种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颁发；乙种经营许可证由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的部门审批、颁发。第五条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全国经营许可证审批、发放工作的监督管理。但是，《办法》对安全评估、人员培训的收费没有具体规定。

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农药经营许可证制度依法律规定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危险化学品安全许可证，相应的管理职能划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销售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经营销售危险化学品，第二十八条规定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必须具备4个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农药管理条例》还是《危险化学品经营管理条例》，并没有规定个体户不能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许可证且经营农药。

关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工本费收费标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变更化学危险物品经营许可证工本费项目名称等问题的复函》(财综[2003]91号)的有关规定，《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工本费收费标准：市(地、州)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向经营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发放《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时，收取的工本费标准为正本每证10元、副本每证4元。

总之，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对农药经营没有限制主体资格，但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农药经营应具备《农药管理条例》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规定的条件，原则上只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许可证，就可申办农药经营营业执照。法律同时规定，对经营农药需要进行安全评估，并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要求的安全评估和人员培训是作为安监部门的职责。

第二篇：从唐朝到清朝赋役制度的演变（定稿）

从唐朝到清朝赋役制度的演变

赋役制度（严格说来，似乎应称赋役制度，而不应称赋税制度，因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内容都是由赋税和差役两大部分组成，而一条鞭法更是主要改革役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土地所有制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它的状况如何，直接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状况。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唐朝，一方面表现封建经济业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峰，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封建经济发展的新的趋向，出现了以前不相同的若干经济特点。因此，研究唐朝至清朝的赋役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生产关系，主要是土地所有制关系的一些发展变化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前进的一些轨迹。

一、唐朝前期的租庸调法

唐朝是经过隋末大战建立起来的，战乱使百姓大量伤亡，流离失所，户口锐减，唐初时全国仅有三百万户，只及隋盛时户口三分之一。同时土地大量荒芜，关东、黄河南北，长江南北广大地区人烟稀少，荒草无边。因此，民生凋敝，财政拮据，“每岁租米，不实仓廪，随即出治，才供当年”。这样，恢复发展经济是新开国的唐朝的当务之急。

根据全国土旷人稀，荒地太多的情况，唐高祖李渊于624年颁布实行了均田法。

谈到均田法，有必要先谈谈唐朝的户籍制度，因为这是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实行的根据。据《旧唐书.仓货志》载：当时，男女初生四岁称为黄，四岁以上为小，男丁十六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一岁以上为成丁，六十岁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帐，三年造一次户籍。唐中期时将中男、丁男的年龄延后了两岁，老的年龄提前了两岁。

均田法就是根据这个人口分类的情况实施授田的。均田法规定：丁男、中男授田一顷，其中十分之二为可以世代相传的永业田，十分之八为供受田人一生使用，死后归还官府的口分田。老男、病弱人授田四十亩，寡妻妾授田三十亩，如是户主加给二十亩。工商业者授田减半，官僚贵族授田数据视官品高低而异。如一品官授田六十顷，九品官授田两顷，亲王授田一百顷，武骑尉授田六十亩等等，对各级官府还授职分田、公廨田、寺院授常住田。法令规定受田者必纳税，土地原则上不准买卖。

与均田法同时也就颁布了租庸调法。这是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役法。该法包含三个内容：租，即粮食税。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织物税，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施各二丈、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尺。庸，徭役，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每口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作抵。国家有事时，加役十五日可免调，加役三十日租调全免，加役连同正役不得超过五十日。遇灾害，收成减四成以上免租，减六成以上免调，减七成以上赋役全免。租庸调是当时的正税，另外还有些杂税，如地税、户税，这些税还带有一定的义务性质，如地税就是丰收时另纳少量粮食储以备荒的义仓。

由此看来，均田法实际上是引导农民开垦荒地，发展生产的一个方法，对朝廷，对人民都有利。朝廷将荒地指派给民众，让其垦植，到时收租庸调，事情很简单。而民众也多少有了田地，并有法律保障，也乐于开垦，并且，租庸调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赋役，民众一般还能负担。正因为唐朝前期在比较广大的地区程序不同地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所以，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逐渐兴盛，造成了唐前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从一开始实施就存在着矛盾、脱节的问题，因而也就潜伏着败坏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

一、租庸调是以“人丁为本”，即按人头摊派赋役，这说明它维系的是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关系，这本身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从长远来看注定是要被突破的。从它的现实执行情况来看也有矛盾，它所规定的每丁负担数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顷的假役为依据的，而不管纳税人是否实有这么多的负担能力，许多受田不是或没受田的人同样照数纳租庸调，使租庸调日益变成人民的沉重负担。

二、均田法实行得并不均。朝廷总是代表地主贵族的利益，对广大民众实行剥削，在均田法的制定上就体现出明显的阶级差别。如前所述，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寺院地主的授田面积就大大多于平民，并且都是永业田，相差十分悬殊。而在实际施行中，他们利用权势占有的土地往往比法定的还多。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授田不足则是普遍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授给农民的田（也包括一些无权势的中、上等户），一般少于法定数，其中口分田又少于永业田，这种授田不均已为以后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创造了条件。

三、均田法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驰，大官僚地主可以大量买田，有利于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二、唐朝中期以后的两税法

唐朝前期的均田法促进了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兼并，地主阶级凭借权力、财力掠夺这些田地，据为私有。结果，不少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后，组成一个个称为庄的农业生产单位，这种由一个地主所有的大片田园就被称为庄田。据史料记载，唐朝名将郭子仪拥有的庄田在京郊黄峰岭至河池关之间达百余里方圆。陆贽《奏议》说：“贫考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居。”大小地主占有庄田的必然结果是广大农民失地、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出路不外两条：一条是到地主庄园当佃农，租种地主土地，忍受高于官租数倍至数十倍的剥削；一条是逃亡他乡，躲避赋役，因为朝廷对于失地农民照样按人头收租庸调。至天宝年间，庄田已经盛行全国。752年，唐玄宗不得不下诏责备土地兼并，富豪伤民的现象，但最终又说：“仍更从宽典，务使弘通”，承认了兼并事实为合法。这个诏书，等于均田法废弃的宣言书，从此，庄田制代替了均田制，大土地私有制代替土地国有制而成为当时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均田的败坏，使与均田制相应的租庸调赋役法发生危机。表现在：

一、大量农民成为地主庄园的佃农，是地主的私属，不再负担官府的赋役。

二、大量农民逃亡他乡，摆脱了本地户籍的束缚，也不向国家纳税服役，而官府对此采取由未逃亡的人分摊逃亡者赋役的办法，使未逃亡者不堪忍受，激起了更大规范的逃亡。

三、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有的不纳税，有的按人口纳税也极少，与其负担能力大不相称。这样，封建国家日益丧失了赋役的主要负担者－农民，财政来源日益枯渴，特别是安史大乱后，户口削减更甚，按丁收税已很困难，改变“人丁为本”的赋役制度已成必然。

780年，唐德宗采纳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为两税法。两税法是按田收税，即按资产收税，仍保留按丁、户派役的赋役法。两税从不同角度讲就是地税和户税，夏税和秋税。唐德宗规定的两税法九条规则是：

（一）量出制入，即朝廷根据头年实际财政支出来制定第二年应收的总税额。

（二）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实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

（三）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四）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

（五）两税都按钱计算。

（六）田税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依据。

（七）保留丁额。

（八）租庸调及其他一节科目全部废除。

（九）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

两税法规定按每人实际田亩纳税，比起租庸调来可说是个进步，在安史大乱后，苛捐杂税繁重的情况下，实行两税法确实也起了统一税制，适当减轻人民负担的积极作用。所以，实行两税法的初期，收到了一定实效，据《新唐书.仓货志》记载，当时，生产得到恢复发展，社会有所安定，表现为户口增加，全国增加二十九万多户，钱米增加，一年收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

但是，两税法仍然是朝廷盘剥人民的方法，从它的规则和实施情况看，我们可看出它包含了许多弊害。

一、量出制入，这等于说朝廷要无限制增加税额。统治者贪欲无底，军费浩大，挥霍无度，每年都借口“量出制入”加税，而决不会“量入为出”减轻人员负担。

二、按贫富定等级，实际在报告时，官府往往对富豪的田产不详查，对贫弱的田产一分一厘不放过，定出的贫富等级极不公平。逃税的依然是富豪，受盘剥的依然是中下农户。

三、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不分主客户，在当地立户籍，这也是不利于人民的，为贪官污吏舞弊留下漏洞。因朝廷规定以该年田数和丁数为基数，土地和户口不能增加，不能减少。于是各地方官便采取强令民众分家拆户，诱使外地客户逃入本境以增加户口，而将增户的税摊派于本地立户；对减少的户口也用摊派填补的办法，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四、夏秋税征税时间规定得太急迫，使农民“敛获始毕，执契行贷，得不容积，粟不暇春”。

五、两税按钱计算，更是利用物价对农民巧取豪夺的办法。农民按官府定出的物价折算应交的粟帛数，但官府压低物价，多收实物。如初行两税时，三匹绢抵一万钱，后来要六匹、八匹才抵一万钱，表面上税额不变，农民实交的实物多了两倍。

两税法在弊端百出的情况下，一直为唐以后历代沿用，其间虽有些小的修订，但并未解决其根本问题，直至明朝中期一条鞭法问世后才退出历史舞台。

三、明朝中期以后的一条鞭法

由于两税法并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同时，仍保留按丁、户派役，所以，并没有解决封建国家，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到了明期初年，朝廷虽然通过丈量土地，造鱼鳞册，对贵族、官吏只封赐荒闲地等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但并不影响富豪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继续兼并土地，逃税漏税。其实，皇帝就是最大的土地兼并者，明武宗的皇庄就占地三万七千余顷。一般的官庄占地也是成千上万亩，地主占地也很惊人，万历年间，南京直隶有占田七万亩的大地主。皇庄、官庄、地主庄园所占土地当然大都是掠夺的民田。另一方面，朝廷又通过造黄册，建立里甲制度来加强对人口的控制，强化按户口纳税服役，且田赋差役日益繁重，如差役就有里甲、均徭、杂泛等多种名目，均徭又分为力差、银差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农民破产，逃亡日益严重，甚至举行起义反抗，封建政权财政日益困难，而当时社会分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新形势也使这种农民与封建国家的矛盾具有了新的意义和内容：一方面，农民随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强烈的人身自由的要求，他们需要更多的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安排的劳作，需要自由迁徙，从事其他部门的工作，因此，特别强烈地反对束缚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和力役制度；而客观现实也为他们提供了摆脱国家赋役控制的条件。明朝的农民逃亡后不再象前代逃亡农民那样因无路可走最终可能又重新回到原地重受赋役盘剥，他们可以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而再不还乡。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统治阶级也日益追求货币收入，希望通过对人民的剥削积累更多货币，而现行赋役制度造成的财政收入状况却与他们的欲望大不适应，并且由现行赋役制度激起的农民反抗，也危及了他们统治地位的稳固，因此，对赋役制度进行大的调整便势在必行了。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明神宗的支持下，在全国开始普遍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统一役法，将所有项目的差役合为一项，改为交银。

二、将原按田交赋，按丁、户征役，改为一律按田亩征税银，而将丁银按比例摊入田亩。

三、所交赋税一律交银赋。

四、以县为单位每年编审须征收的丁亩银额。

五、赋税的征收解运由民收民运改为官收官运。

一条鞭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改革，它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改革了役法，特别是废除了对人民危害甚大的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因而也不再按丁、户派役，这是削弱了封建政权对人民的人身控制，使人民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

二、摊丁入地，使赋税较完全地成为资产税，从而使赋税负担比较均平，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

三、肯定了银在赋税收入中的重要地位，适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四、促进了土地商品化、刺激了地主投资工商业，从事经营活动。总之，一条鞭法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了农民的分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成长。

一条鞭法在明朝各地实行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并且没有完全达到丁银分田赋的合一。清朝统治者在沿用一条鞭法的同时，作了进一步完善的工作，从雍正以后全国普遍实行了“地丁”制度，就是彻底的“摊丁入地”的办法：将固定的康熙五十年的丁银平均摊入各该地的田赋银中，统一征收，以缓和因康熙末年取消人口税而造成的人口增长过快，田地一条鞭赋税负担过重的矛盾。

当然，一条鞭法作为一种剥削制度，实行以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弊端。最主要的就是加派和差役名亡实存。在商品经济刺激下，统治者贪欲无边，再加上官僚机构日益庞大，朝廷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便大量加派各种名目的税款。另外，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仍向民众征派非法的徭役，以至到清朝时，朝廷不得不明令终止非法徭役，但是在事实上，封建徭役的存亡，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的。

通过对唐朝至清朝赋税制度演变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尽管在中国封建时代比较缓慢，但毕竟是以不可遏制的趋势在发展前进。这种发展同封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时时发生矛盾，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一点调整，只能暂时缓和这种矛盾，却不能根本解决这种矛盾，因此，封建生产关系注定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终要被打破。（中文二班 杨颖嘉 1983.10.14）

第三篇：从刑罚的发展演变看我国刑罚体制改革

从刑罚的发展演变看我国刑罚体制改革

从刑罚的发展演变看我国刑罚体制改革

刑罚是阶级社会用于惩罚犯罪的首要手段。由于社会的变迁、政治经验的丰富、法律文化思潮的演变和刑事政策的调整，刑罚结构也在缓慢的调整。我国现行刑罚体系及刑罚执行体制自建国之初确立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完全适应我国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因而有待于改革和完善。本文试图从刑罚的发展演变趋势来阐明如何进行刑罚体制改革。

一、刑罚的产生和发展

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而使用的惩罚犯罪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犯罪人遭受一定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它是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是行使国家统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

刑罚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复仇习俗，以报应刑为主。罪犯打断他人的手臂，国家就打断其手臂；偷东西的斩手；骂人的割舌如此等等。中国古代的刑罚极为残酷、野蛮，主要以死刑和肉刑为主。最早制定肉刑的是南方的先进部落——苗。据载，苗族的肉刑有四种：劓、耳、豕、黥。公元前21世纪，夏在征服苗族之后，为了统治沦为种族奴隶的苗民，便袭用了苗族原有的肉刑，所谓“抵其意而用其法”①。到了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周朝，奴隶五刑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五刑是墨、劓、非、宫、大辟。其中墨刑：为五刑中最轻之刑，后世称“二黥”，为额头刺青之刑；劓刑：为割鼻之刑；非刑：亦称刖、髌，为断足或去掉膝盖骨之刑；宫刑：为男子去势，女子幽闭，为破坏生殖功能之刑；大辟：即死刑，为剥夺生命之刑。

上述五刑，除大辟外，其它四种都属于断裂肢体和刻裂肌肤的肉刑。肉刑是奴隶刑罚体系的构成部分，战国、秦朝和汉初依然沿用，它是一种残害人的肌肤肢体，使人致残终身的酷刑。到了汉朝，肉刑已不适应汉朝社会早已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奴隶早已转化为自由农民的时代要求。因此，处于上升阶段的汉朝统治阶级，对罪犯的劳动力价值有了重新评价和认识。为顺应历史的发展，汉朝文景两代进行废除肉刑

注：①《吕刑》。的改革。文帝时，用徒刑、笞刑和死刑代替黥、劓、刖左右

趾三种肉刑；将黥刑改为髡城旦春，即五年苦役；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但是，这次改革“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①，这就促使了景帝再次对刑罚体制进行改革，主要是减少笞刑，并制定了棰令，对笞的规格大小，加笞的部位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文景帝刑制的改革，使刑罚手段从破坏人的肢体完整到只是使罪犯忍受皮肉之苦。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朝，统治者对刑罚体制进行了改革，将断右趾改判流刑；改连坐死刑为流刑，真正走上了一条逐渐减轻刑罚的道路，并最终确立了封建制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其中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种，是击打犯人的腿、臀部的一种刑罚方法；杖刑：仅重于笞刑，是用三尺五寸长的竹杖击打犯人的背、腿、臀部的一种刑罚方法；徒刑：是一种让犯人戴枷或束钳，剥夺其自由，强制其服劳役的一种刑罚方法，具有自由刑与奴役刑双重属性的特点；流刑：是将犯人押送到边远地区，并强制其戴枷或束钳服苦役的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在唐律中只

注：《汉书·刑法志》。

规定绞、斩两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在刑罚上提出了罪刑法定、罪刑等价、刑罚人道的三大刑法基本原则。要求废除封建社会的残酷刑罚，建立已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无法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随之入侵，义和团运动也迫使清政府修改法律。1905年，沈家本改订《大清律例》为《大清现行刑律》，删除与时代截然相悖的落后与野蛮部分，同时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定了《大清新刑律》。通过这两部刑律的出台，大清的酷刑被废除，还将原有的刑罚改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五种。自此以后，我国的刑罚与世界各国的刑罚大体划一。从以上刑罚进化过程可以看出，刑罚的进化具有如下趋势：

1、刑罚体系的中心由死刑、肉刑转向自由刑。在中世纪及以前的刑罚体系中，死刑与肉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罪犯都被处以死刑或肉刑，自由刑和劳役刑较少适用。古代的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实质上都是自由刑，主要适用于犯罪行为较轻的犯罪分子。无论是哪一朝代，中国古代的自由刑不但在内容结构等方面远未达到现代意义上之自由刑的完备程度，而且，也不象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刑一样，在刑罚体系中居于主要地位，而不过是作为生命刑或肉刑的补充而存在。

2、刑罚由重刑向轻刑转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奉行法家①推崇的重刑思想，用重刑酷罚杜绝

第四篇：从等级制到代议制——德国议会制度的演变

从等级制到代议制——德国议会制度的演变

“议会”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谈话式辩论，最初以一种代表们集会的形式出现，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最终作为民主的基本形式在许多国家普遍确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议会制共和政体的国家，议会作为代议机构由选举产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政府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有倒阁权，这种议会制度也称为代议制度。从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到民主的代议制，德国的议会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一、从帝国议会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12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前期，由选帝侯及其它帝国贵族参与，投票决定帝国的公共事务的御前会议已形成惯例。到1495年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御前会议正式更名为“德意志帝国议会”，其成员是皇帝的采邑领受者，即选帝侯、行使世俗权力的宗教领主、大小诸侯和自由城市的代表(早期市民阶级的代表)，他们分成了三个等级：选帝侯集团(Kurfür-stenkolleg)，帝国诸侯会议(Reichsfürstenrat)和城市集团(Kollegium der Stdte)。帝国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就出征、帝国战争、帝国税收和帝国法律诸事进行商讨和做出决定。这个被称为“议会”的等级会议实际上只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它的议员不是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作出的决议无须经过大多数代表同意，确定制订立法程序规则的权力也仅由第一等级独享。直到1648年以后，属于第三等级的市民阶级议事组才获得投票权。因此，它从未真正起到统一国家意志、监督行政机构和各邦国、行使国家权力的作用。

18世纪末，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德意志的封建制度开始动摇，在许多邦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正逐步取代旧的封建农奴制，资产阶级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1806年，拿破仑大军侵入莱茵河左岸，将16个德意志邦组成莱茵同盟，政治、经济本已四分五裂的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早已名存实亡的“帝国”议会也随之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法国大革命对德意志诸邦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比起其它欧洲国家，这种影响却是有限的。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实际只在德国的部分邦国得到了确立，而在许多主要的大邦，随着法国军事上的失败，又恢复了旧有的封建统治、经济形式。”(注：《德国议会》，甘超英编著，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7页。)

1848年，法国2月革命波及德意志，在德意志的许多邦国和城市都爆发了人民起义，自由资产阶级、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农民和工人都希望召开德意志国民议会，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愿望。

1848年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正式开幕。参加议会的是根据各邦宪法选出的812名议员和代表，其中议员585名，大部分是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大学教授，只有四名来自手工业阶层，没有一人来自工人阶层，所以人们也称其为“教授”或“绅士”议会。(注：《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Literatur》,Sonderausgabe fürdie Landeszentralen für politische Bildung,von Dr.Helmut M.Müller,157页。)议员分为左翼、右翼和两者之间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约270人)，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争取实现有限选举和君主立宪制的自由派。虽然保罗教堂时期的这些政治派别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但他们定期聚会，推选领导并制定计划，为后来的德国政党制度打下了基础。国民大会各派别间已略具现代议会党派纷争雏形的激烈斗争，给立宪带来了困难。

大会选举奥地利公爵约翰为帝国摄政王，并设立了一个既无权力，也无威信的帝国部。12月27日，大会以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为蓝本，公布了“德意志人民基本权利”(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第二年3月28日，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一部民主宪法。人身自由和法律平等、经济生活自由、营业自由、迁徙自由、不受任意逮捕及不受法官和警察侵犯的法律保障、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在科学方面结社和聚会的权力以及选择职业自由等基本原则第一次被写进了宪法，贵族的特权也被公民法律上的平等所替代。这部宪法还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规定了一个两院制的帝国议会(Reichstag)：上院是国家院(Staatenhaus)，以邦为单位产生议员，代表各邦利益；下院是人民院(Volkshaus)，由全德人民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方式选举产生的议员构成，代表德意志民族的普遍利益。根据宪法，帝国的行政大权仍由皇帝掌握，但帝国政府由议会产生并向议会负责。

然而，在解决统一问题时，矛盾集中在对“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的选择，即未来的德意志帝国是否应包括奥地利。当奥地利坚持要将它的包括几十个民族的全部国土并入未来的帝国时，绝大多数邦国选择了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方案。国民大会建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承德国皇位，但国王拒绝了这个建议。1849年5月，想“自下而上”地强行实施宪法的人民起义在萨克森、法耳茨和巴登遭到失败，制宪会议被迫解散。

国民议会失败的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尽管国民议会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是德意志革命的结果，并肩负着德意志人长期对自由和统一追求的重任，议员们也都学识丰富、志趣高洁、严肃认真、爱国心切，但“议会的毛病是才智、学识和伦理太多，而缺少一定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力，只有这种眼力才能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注意不要固执地坚持次要的东西而达不到主要的东西，从而坐失良机”；(注：《德意志史》，迪特尔·拉夫著中文版由Inter Nationes出版，第90页。)第二，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推行的以妥协达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战略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的君主专制政体；第三，国民议会的代表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会议的，不是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集团的代表，不代表任何机构、团体或政党，也没有军事、财政和行政的权力手段，所以，议会的决定不具备法定效力，制宪成果难以为各邦接受。

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失败意味着要求“自下而上”地实现全民族的统一、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德国的失败。但是，国民议会在制宪和统一问题上的探索仍被认为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真正起源。

二、普鲁士邦代议制度的产生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意志工业革命启动，其中经济最发达的普鲁士邦走在前面，手工业生产开始向大机器生产过渡。工业革命的启动给普鲁士社会带来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现代无产阶级也相伴而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封建制度严重对立。受到法国革命自由、平等意识的影响，普鲁士逐渐成长的市民社会与专制的君主制度间的矛盾突出。

迫于革命的压力，1848年5月普鲁士邦在选举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的同时，也选出了参加本邦制宪会议的代表400名，虽然代表大多数来自资产阶级，但1848年的这次制宪会议却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在其后的7个月中，代表们进行了激烈但毫无结果的讨论。最后，由于国王强令议会接受“钦定”宪法草案引起议会内外普遍不满，国内阶级矛盾激化。12月5日，国王宣布解散议会，普鲁士资产阶级自下而上地以代议制的方式制宪的努力宣告失败。

在法国，国家性质的转变是通过激过的资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完成的，而在普鲁士，则是通过改革使社会性质发生转变，然后再影响到国家性质的转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普鲁士大部分容克阶级的资产阶级化，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为满足他们参政议政的要求，普鲁士君主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让步。1850年政府颁布了修改后的宪法，按照宪法规定，普鲁士建成一个两院制的议会：上院是贵族院(Herrenhaus)，与英国议会类似，由世袭贵族和由国王授爵的终身贵族组成；下院是代表院(Abgeordenetenhaus)，根据三级选举制选出，根据这一规定，所有年满24周岁的成年男性选民依纳税情况被分为三级，纳税最多的为第一等级，人数最少，约13.3万人；纳税较少者为第二等级，约49万余人；纳税最少者为第三等级，人数最多，约265万余人。三个等级人数虽然不同，但从中所选出的议员数目却相同，这样就保证了大资产阶级在下院的优势。下院行使的主要权力是参与国家经济生活，如批准新赋税以及监督国家财政开支。因为宪法规定，立法法案可由政府向两院中的任一院提出，但财政法案必须首先在下院提出。两院也可以自行提出法案，但法案只有经两院一致通过，才能成为法律。国王对法案具有否决权，政府不经议会产生，也不对议会负责，而是向国王负责。19世纪60年代初，普鲁士虽然还是由容克阶级把持政权，而且经常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但通过议会的参预，这一政权也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部分利益，对行政权也取得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它的这种实际上以立宪装点门面的专制主义统治模式和原则后来被德意志第二帝国继续采纳。

三、北德意志联邦会议和德意志帝国会议

1866年8月，普奥战争结束，普鲁士取得了胜利。美茵河以北的24个德意志邦(包括3个自由城市)共同缔结了一个联邦条约。按照这个条约，缔约各邦建立了一个联邦制国家，通过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产生议会并和议会一起制定联邦宪法。联邦宪法于1867年4月由普选产生的议会通过，自1867年7月1日起生效。

按照宪法，联邦内部各邦在形式上保持独立，联邦的行政权归联邦主席团，普鲁士国王掌握主席团大权。宪法把立法权授予两个权力机构：上院为帝国议会(Reichstag)，是经过普遍、平等和自由选举产生的；下院为联邦参议院(Bundesrat)，真正掌握联邦政权。参议院由各邦代表组成，在联邦首相(即普鲁士首相)的主持下讨论并通过由上院提出的法案以及上院决议，联邦首相仅对普鲁士国王负责，不对议会负责，不能由议会罢免。当时的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全部26票中拥有14票绝对多数，同时又掌握了联邦主席团，参议院实际上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控制下。由此，普鲁士在联邦中的霸主地位得以确认，“俾斯麦不仅想利用联邦制的(联邦参议院)和民主的(帝国议会，普遍、自由的选举)因素吸引南德意志诸邦的加入，还想借机实现他‘自上而下’地统一德意志的道路。”

尽管北德意志联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北德联邦宪法并没有包含立宪制度的民意机构务必坚持的权力。它没有基本权利，没有税收批准权，没有部长负责权，没有规定议员津贴，代替这些的却是铁的军事预算和联邦首相强有力的权力地位。”(注：同69页注②，145页。)事实上，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普鲁士君主专制权力的基础上，是为俾麦斯个人设计的。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意志统一为帝国，俾斯麦出任帝国首相。帝国是在诸侯和自由城市自愿达成协议的基础上的联邦国家，按照4月16日公布的宪法，议会由上院—帝国议会(Reichstag)和下院—联邦参议院(Bundesrat)组成。联邦参议院由来自22个诸侯国和3个自由城市政府的58名全权代表组成，它实际上掌握国家权力，有权对提交给帝国议会的法案做出裁决，并有权确定帝国议会做出的决议，它还有执行权。皇帝是联邦参议院的主席，领导处理其事务。

帝国议会是在“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选举中根据多数选举法原则产生的，每5年进行一次选举。由各个政党产生的国会议员享受豁免权，不受委托和指示的约束，在1906年以前没有议员津贴。制定一项帝国法律需要两院多数的同意。议会对任命首相、组织政府和行使行政权都没有影响，除财政法案必须由议会审批外，议会提出法案的权力是有限的。议会由皇帝召开，皇帝有权提前解散议会，但需得到联邦参议院的同意。

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帝国为君主立宪的联邦制政体，但马克思在总结德意志的政治制度的特点时指出，这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的国家。”“君主”制是实，“立宪”是虚，它的议会虽然已具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式，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并未体现出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代议制。

四、代议制民主议会的诞生—魏玛共和国议会

一战结束后，德国人民不仅要承担战争的罪责和后果，还面临着国家采取何种政治制度的重大选择。

1919年1月19日，原帝国各邦国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代表，举行国民议会，制定国家宪法。代表中占五分之四多数的是三个反君主制的共和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它们决定建立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议会代表选举社民党主席艾伯特为国家总统，并授权他的党组建新内阁，新内阁向国民议会负责，同时还设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听取各邦的意见。1919年8月11日国民会议通过了新宪法，8月14日宪法经总统签署后生效。这是近代以来在欧美主要资产阶级国家中产生的最晚的一部宪法，因此得以在形式上把欧美各国宪法的精华融为一体，成为一部具有民主特色的宪法。

根据宪法，魏玛共和国是一个代议制的和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强调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Alle Macht geht vom Vollk aus”)，在法律上国家权力的基础来自人民的意志，人民通过选举行使自己的权力，因此国民议会行使的立法权具有第一权力的性质，行政权则由总统和政府分享。国民议会(Reichstag)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真正拥有主权，应该是最高立法机关。但受到美国议会模式的影响，魏玛共和国的议会也是总统制的议会，总统由全体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不由议会决定，总统只对宪法和选民负责，不向议会负责。而作为历史上皇帝和国王绝对权力的回响，共和国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任何资产阶级的议会制的国家元首都无法比拟的。宪法的48条规定的“紧急状态法”(Notmaвnahmerecht)更授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权力。因此，在魏玛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实际上高于议会。

新宪法还规定，共和国的代议机构由代表人民意志的国民议会和代表各邦政府利益的联邦参议院(Reichsrat)两部分组成。国民议会的议员由“年满20岁以上之男女，依照比例代表选举制(Verhlniswahlrecht，即议员数目可变的比例制，在当选基数为一个选区中每6万选民选举一名议员，选区中有多少个当选基数就分配多少个议席，当选后多出的选票分配给本选区竞选联盟中的其他候选人，或按照有利于选举提名的原则在其他选区分配)，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之选举产生，任期四年。”(注：《德国通史简编》，丁建弘、陆世澄主编，1991年2月第一版，第598页。)联邦参议院由各邦(18个邦)的政府代表组成，作为咨询机构，参与联邦的立法和行政事务，参议院主席由各邦代表轮流担任。参议院可以对国民议会的法案提出异议，当两院不能达成一致时，由总统决定进行全民公决或由国民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推翻参议院的反对。经两院通过或全民公决后，再由总统批准和公布。另外，在1920年的一项法规中规定的国家经济委员会(Reichswirtschaftsrat)被视为议会中的第三院，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立法，对提交国民议会之前的含有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内容的重要法案进行审议。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已经从以议会粉饰门面的君主专制制度，过渡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宪法继承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民主传统，进一步发展了法兰克福民主宪法的民主原则，向人民描述了一个“几乎完美无瑕的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这个代议制符合现代议会的主要特征，与美国的总统制议会模式相同，是德国现代议会的开端。

然而，这一制度也带有先天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如上文所述，在刚由君主专制的政体转向民主共和国的德国，受到历史习惯力量的影响，总统的权力在实际上大于只有投票权的议会。共和国后期，在政局动荡、政府和议会中出现混乱的时候，政治大权由于实施紧急状态法而落入总统手中，为野心家的谋权篡位提供了条件；第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造成了政治力量的分裂，导致议会中出现了无数的小党派，很难构成多数，来组成可靠的明确的政府。共和国政局动荡不稳，经济上又因为承担巨额战争赔款和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不断恶化，随之出现的大批失业等现象极大地动摇了人民对国家权力的信任，导致人民对魏玛共和国的失望和不满加剧。纳粹极右势力则趁机笼络人心，骗取人民的好感。第三，德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阴影太重，政党制度不发达，人民不能理解政党应扮演何种政治角色，当政党由于自由发展而陷入政治上的混乱、与向人民描述的美好的民主制度不一致时，人民就选择了放弃继续信任政党和议会；第四，魏玛宪法引入了全民公决的措施，作为对人民主权的反映和对议会权力的约束，但由于缺乏操作的必要限制和严格程序，造成了全民公决的滥用，反而制约了民主制度的发展。

议会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核心，是资产阶级民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在德国，资产阶级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时期就开始争取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在魏玛共和国虽然实现了，但由于以上原因，这一代议制的民主政体只维持了短短14年就被希特勒以法西斯专制政体所颠覆。

第五篇：教学设计『从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教学设计

第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一、基本说明

1、教学内容所属模块：高中历史必修1

2、年级：高一年级

3、所用教材出版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4、所属的章节：第一单元第3课

5、学时数：一课时

二、教学设计

【三维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了解并掌握从汉至元地方政治制度的演变。

2）掌握从汉至元中央政治制度的演变，尤其是相权的演变。

3）了解从汉至元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即从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

4）通过引导学生了解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过程，总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2、过程与方法

联系时代背景分析各项措施，理解历史概念，并逐步总结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引导学生重视图示、引文等材料，在对历史材料的研读和分析中，初步掌握处理历史资料的一般方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是它的发展轨迹。这一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但也对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形成了阻碍；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教学重点】：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

【教学难点】：从汉至元政治制度演变的特点。

【学情分析】：

特点：高一学生思维活跃个性鲜明，参与意识强，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

不足：中考开卷考试，历史知识的储备不充分，历史思维能力还有待提高。

对策：加强学生历史综合素质的培养。

【设计理念】：

创建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参与性，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教学过程描述】

教学环节及时间 问题导入 <2分钟>

对学生学习过程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的观察和考查，以及设计意图

秦统一以后开创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制度，那么秦亡以后这些政治制度随之消亡了没有呢，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1、西汉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武帝的推恩令

一、地方政治制度的演变。

2、唐朝的节度使和藩

镇、北宋分割限制地方

学习新课

权力

学生讨论：

1、老师注重补充材料，让学自主学习，自主分析，尽

直接导入新课，使学生迅速进入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内容。

1、学习从汉到元地方政治制度的演可能让学生动手、4、元朝的行省制度

变之后，分析其演变的趋势是什么，动口与动脑结合1、两汉的内外朝制度

反映了什么样的特点？ 起来，培养学生自

主、合作与探究的2、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4o分钟>

二、中央政治

2、根据君权相权演变的史实，分析学习习惯。

制度的演变

3、北宋分割相权

4、元设中书省

1、察举制

三、选官用官

2、九品中正制

制度的演变

3、科举制

本课学习了从汉到元中央政治制度的演变、地方政治制度的演变以及科本课小结 <3分钟> 举制度的演变，其中交叠着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冲突，演变的趋势和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

从汉到元中央政治制度演变的特点

2、采取列表法，3、从汉到元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分培养学生概括能析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什么特点?

力及自主学习的习惯。

【教学反思】

从汉到元政治制度很多很杂，学生容易弄混淆，因此必须牢牢把住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强化这条线索；政治制度理论性较强，学生容易产生倦怠情绪，因此教师须多设置情境让学生生动的去体验历史，感受历史。总之，在教学中，老师的教永远只是从属的地位，必须让学生养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习惯。

安徽省和县一中

孙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