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对我国目前创设少年法院的几点思考
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对我国目前创设少年法院的几点思考
● 姚建龙*
内容摘要 从根本上说，少年法庭向少年法院的发展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目前，我国创设少年法院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第一个少年法院在中国的出现已经为时不远。关键词 少年法庭 少年法院 少年司法制度
第一个少年法庭的诞生
美国伊利洛斯州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州在1899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法》，同时在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少年法庭法》集少年刑事诉讼、违法少年的教育改造和特殊保护于一身，它以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因此很快在美国本土推广并进一步波及欧亚大陆、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在我国的数千家基层法院中也许还没有哪一家会象上海长宁区法院那样在国内外广为人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法院在1984年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当时只是“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才开始独立建制）。少年法庭建立后很快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青少年犯罪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效果，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和指导下，长宁区的成功经验很被广泛推广，很多省、市、自治区的法院纷纷响应，仅仅两年，少年法庭就发展到100多个。到1990年底，全国的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我国目前的少年法庭还只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庭，其受案范围仅仅限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这是与国外的少年法庭、少年法院有重大区别的。不过，无论是芝加哥少年法庭还是长宁区少年法庭，都是以青少年犯罪的增多和危害日益严重为背景的。
从1984年至今，我国的少年法庭已经走过了17年的历程，它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青少年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正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幸所言：“少年司法机构就象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法律上没有地位，职能上难以健全，甚至其存在都受到了威胁，十多年来少年法庭走过的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由蓬勃发展到徘徊观望的过程。”①今后，少年法庭向何处去？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该怎样发展？这是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同志所共同思索的问题。
创设少年法院的必要性
一、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一般认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从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始形成的，迄今已有17年的历史。如果说在少年法庭草创之初的主要争议是要不要少年司法制度的话，那么今天的主要争议则是一个建设什么样的少年司法制度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般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下列共同特征：其一，设置具有特别性的少年法院，审理有关未成年人的案件；其二，设立专门的少年法官，负责少年案件的审理；其三，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相当广泛，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它不仅以犯罪少年为管辖对象，而且凡属“需要监督的少年”、“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均属于少年法院管辖的对象。设置综合性的少年法院是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所采用的普遍形式。例如，美国在1899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1925年除了两个洲外所有各洲都成立了少年法院。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在德国，1908年在科隆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接着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日本在1948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将其作为下级法院的一种。家庭裁判所是同地方法院平行的、独立的第一审法院，不服家庭裁判所的裁判可以向高等裁判所上诉。
少年法庭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与之配套的法律和少年侦察、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
助等机构，除少数地方外，从总体上说，这些都还是缺乏的。创设少年法院可以促使这些法律和机构的出台和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人民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是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少年法庭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对以少年法庭为主体的少年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第二会长、著名青少年犯罪专家徐建教授这样评价少年法院的创设：它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向健全法制化的关键一步，是一种对新的法律框架的追求和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是在原由框架基础上的重要飞跃，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建立少年法院在实践上能为科学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矛盾创造根本条件，提供情况、数据、经验，也是从立法上、理论上有效加快少年司法制度的法制化、科学化的重要时间步骤。②
二、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是建立少年法院的内在驱动力
少年犯罪是少年司法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③世界各国少年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无不与少年犯罪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无不以严重的少年犯罪为背景，当然我国也不例外。建国初期，少年犯罪并不严重，因此当时并无建立少年司法体制的必要。文革结束后，新一轮犯罪高峰肆虐我国，其中尤以少年犯罪的激增最为突出。在20世纪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仅占整个犯罪总数的20%至30%左右，而据1985年统计资料已经超过60%，一些大中城市更达到70%。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少年法庭建立为标志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运而生。十七年的实践证明：少年法庭在治理青少年犯罪中的贡献是巨大而不可抹杀的。但是，我国当前少年犯罪还相当严重。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辑的《司法统计历史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连续20年来少年犯罪在刑事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目前的少年犯罪还出现了暴力化、成人化、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等特征，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
少年犯罪在发展变化，少年司法制度也应随之发展变化。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对少年司法制度的专业性、科学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年法庭发展到少年法院势在必行。
三、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对未成年人全面保护的需要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儒家文化大力提倡“幼吾幼以其人之幼”。可以说保护未成年人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21世纪将是独生子女的世纪，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力度、水平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今天，一个未成年人出了问题，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灾难。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一个社会各界所密切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于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络。这一综合保护网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司法保护乏力，而司法保护又是综合保护网络中的最后保障线，其他保护方式有赖于司法保护为后盾。这不仅体现为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滞后、缺乏强制执行力度上，也突出的体现在少年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少年法庭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上。
目前的少年法庭仅限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大量涉及未成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民事案件未纳入少年审判机构进行审理，明显不能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少年法庭也不能介入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全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归根结底，少年法庭建立和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治理少年犯罪也是一种保护），当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基本目的的实现时，理应寻求一种新的实现方式。
少年法院有无创设的必要是由社会各种因素决定的，而在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需要。正如著名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副会长肖建国教授所言：“现
阶段社会强烈要求建立少年法院，„„目前有的领导对建立少年法院有浓厚的兴趣，法学界、司法界有不少同志在不断呼吁建立少年法院，无非是看到了社会需要对少年法院的呼唤，看到了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领导个人的因素和社会舆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够也不可能随意左右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归根结底社会需要才是决定少年法院建立与否的关键。” ④
创设少年法院的可行性
一、创设少年法院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热心青少年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在筹建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寻找法律依据。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条——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的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
目前设立少年法院的法律依据相对当年创设少年法庭来说要有力而且充分得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12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年7月1日通过1983年9月2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以下人民法院行使：
（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三）最高人民法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9月4日）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指定专人办理。”
4、《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我国于1985年11月29日批准加入）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2001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意见》中指出：“因特殊需要设置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商有关部门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实际上又明确了创设少年法院的审批程序。
二、少年司法制度十几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人才
少年法庭十七年少年刑事审判实践的探索，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总结这些有益经验的成果是制定了适应未成年人特点的“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审判程序法律规定和实体法律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等。有些地方的少年法庭，如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在1991年8月曾经试着建立审理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这种模式当时并没有得到肯定，但却为综合性少年法庭的创设积累了有益经验。许多地方为了解决少年法庭案源不足等矛盾和强化少年刑事审判的专业化，突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划划分少年案件管辖的做法，采取少年案件指定管辖的做法。此举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少年案件审判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同一地区法院之间工作负担的不均，影响公、检、法之间的工作格局等。上海长宁区法院与有关部门合作试验推行的“一卡制”，即用《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剖析及对策跟踪表》把进入少年刑事司法审判次序的未成年人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把他（她）的个人情况，罪前表现、犯罪原因和条件，审教的历程和措施，审判后的处置，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帮困解难等等，列入一卡（表），进行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记录的制度。还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出的“三段两议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三个工作重点”、“四个教育环节”、“四种类型座谈会”等等。这些都是创设少年法院的有益经验。
少年法庭十七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性人才。一大批热心少年司法工作，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和成年人案件审理经验的专业性人才已经形成。譬如如果把目前上海市分散在各少年法庭中从事少年案件审理工作的专门人员集中起来，则正好相当于一个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数。
三、创设少年法院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舆论背景等条件已经具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决定了少年法院能否创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一些地方已经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还有人怀疑少年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的现实性，那么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且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先进的地方完全可以先行设立少年法院，待时机成熟，在予推广。先试点后推广也是我国推行改革的传统做法和成功经验。
在现代社会，社会舆论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少年法院的创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逐渐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的主体。以提高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广度和水平为目的而创设少年法院，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可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说前些年创设少年法院还只是少数专家学者、实际部门工作者的呼吁的话，那么到今天，创设少年法院则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心愿。
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项新制度的诞生，上层领导的态度显得非常重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有关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创设少年法院的工作中，这一条件已经基本具备。2001年6月5日和6日，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并委派一名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副组长参加，在上海市召开的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南五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法官，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部分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五省市少年审判工作研讨会”专门研讨少年法院的创设，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
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也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少年法院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关于少年法院争议的核心和尚需加强研究的问题。综合专家、学者们对未来少年法院模式的主要构想，以下是笔者对未来少年法院的粗略素描：
第一个少年法院首先在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基础较好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首先出现，而后再向全国推广。第一个少年法庭诞生地的上海，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首选城市。
少年法院的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为了解决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的诉讼不便，一种多元的少年司法体制将可能会被采用，即在县、县级市基层人民法院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庭，负责本辖区内少年刑事和少年保护等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设置少年审判庭，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能指导少年审判工作的审判庭。也有专家学者主张少年法院的级别是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在高级人民法院，如此更会加重群众诉讼不便，也不合诉讼经济性原则，因而不为笔者所认同。
少年法院的收案范围是“宽幅型”的，即包括所有少年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传统的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窄幅型”做法将不再会被采用。
少年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将尽量采用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庭审方式，庭审人员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对话式的庭审方式，“寓教于审”。任何可能加重未成年人心理负担、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的做法都应尽量避免。
少年法院将更广泛地与社区教育以及工青团妇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和组织联系，努力建成社区范围的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网络。在这个未成年人维权网络中，少年法院将处于重要的位置。
每一项立法、每一新制度的创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利益均衡的过程，在少年法院的创设过程中有可能损害一些部门的利益。这不仅需要作好协调工作，更需要那些部门利益可能受损的部门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以祖国下一代的利益为重，做出一定的牺牲，理解、扶持少年法院这一新生事物的诞生。有学者主张在少年法庭“成年”之际（2002年秋天少年法庭成立18周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少年法院，因为这样不仅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意味着少年法院建立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创设少年法院还有许多路要走，首先是得到人大的批准，在明年秋天成立少年法院似乎还有一定难度。笔者预测在少年法庭成立20周年之际也就是2004年，中国将迎来第一个少年法院的诞生。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
(姚建龙（1977.1—），男，原重庆市劳教戒毒所干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青少年犯罪方向）专业法学研究生。主要著作有《上海青年志》（总撰及主要撰写人员）、《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与肖建国教授合著），在《法学》、《中国司法》、《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上发表论文20余篇。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21）52551219；电子信箱：yaojianlong@sohu.com 或yaojian7244_cn@sina.com 注释：
①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页。②徐建：《论我过建设少年法院的条件和必要性》，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③参见肖建国主编：《发展中的少年司法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④肖建国：《试论少年法院建设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
第二篇：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
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
内容摘要：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司法保护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暴力化、成人化、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等特征，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少年犯罪在发展变化，少年司法制度也应随之发展变化。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对未成年人全面保护的需要，建立独立的少年法院是未成年人案件在法律适用、办案主体、社会影响等多方面特殊性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少年法院机构改革专门法院
自美国在十九世纪末首创“国家亲权”理念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世界司法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而成立专门审理与未成年人有关案件的少年法院则是少年司法制度中的核心内容，亦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健全、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法院无疑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设立少年法院的必要性
1、建立少年法院，是适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依法审理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需要。未成年人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生理心理都不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差，他们违法犯罪的起因往往比较简单，心理品质可塑性较大，悔罪自新的愿望较强，以后的人生道路较长。因此，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少年犯罪是少年司法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①世界各国少年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无不与少年犯罪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无不以严重的少年犯罪为背景，当然我国也不例外。建国初期，少年犯罪并不严重，因此当时并无建立少年司法体制的必要。文革结束后，新一轮犯罪高峰肆虐我国，其中尤以少年犯罪的激增最为突出。在20世纪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仅占整个犯罪总数的20%至30%左右，而据1985年统计资料已经超过60%，一些大中城市更达到70%。最高法院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4.18%，2005年7月，又比上年同期上升了23.96%。目前的少年犯罪还出现了暴力化、成人化、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等特征，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
少年犯罪在发展变化，少年司法制度也应随之发展变化。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对少年司法制度的专业性、科学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年法庭发展到少年法院势在必行。
2、建立少年法院，是统一执法，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未成年人案件分属不同的法院审理，由于审判人员的素质和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意义、方法等方面存
在认识上的差异，加上各个法院所处的执法环境不同，在对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程序上和量刑上，在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感化、挽救的做法上都会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差别很大，这种情况不利于未成年犯认罪服法，悔罪自新。设立少年法院，不受所在辖区行政区划的限制，可以对未成年人案件集中审理，统一执法，统一量刑，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挽救。同时，由于少年法院的人财物都归市里管，比较超脱，不像普通基层法院那样人财物主要由所在辖区管理，很难排除辖区内方方面面的干扰。所以，建立少年法院，有利于保障审判独立，实现司法公正。
3、建立少年法院，是顺应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趋势，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在国际上，少年司法制度自建立到现在已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很多国家早已建立了少年法院。美国在１８９９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１９２５年除两个州以外，其他各州均成立了少年法院，目前，美国５０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德国柏林在１９０８年建立了少年法院，此后，在科隆和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１９２３年，德国制定了少年刑法。英国在１９０８年制定了儿童法，并建立了少年法庭。
我国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的参与制定国和缔约国。《北京规则》规定，成员国“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我国作为缔约国，应该遵守上述国际条约的规定，承担国际义务，尽快建立少年法院。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与国际接轨，促进我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展示我国未成年人人权保护成果，更好地树立我国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的良好形象。
4、建立少年法院，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需要。目前的少年法庭仅限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大量涉及未成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民事案件未纳入少年审判机构进行审理，明显不能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少年法庭也不能介入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全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归根结底，少年法庭建立和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治理少年犯罪也是一种保护），当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基本目的的实现时，理应寻求一种新的实现方式。以少年审判机构改革为先导，带动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有效途径。
二、创设少年法院的可行性
1、少年法庭工作经过近２０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经验和较规范的工作制度，为建立少年法院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少年法庭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依法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享有的法律援助、不公开审理、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等特殊刑事
诉讼权利给予特别关注。坚持“寓教于审、审教结合”，开庭审理案件时，坚持在查明犯罪事实情节的同时，还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其实施被指控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等情况进行调查，对于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组织出庭的诉讼参与人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坚持对未成年罪犯刑罚个别化原则，注重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保护社会利益的协调统一，对未成年罪犯依法多判处非监禁刑罚，尽量避免在监管场所可能发生的“交叉感染”。
2、人民法院组织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北京规则》的有关规定，为设立少年法院提供了法律依据。１９９３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条对专门法院的表述是：“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一个“等”字，为设立军事法院以外的其他专门法院提供了依据（当然，设立专门法院需要一定的审批程序）。目前，我国在“等”里边的专门法院包括铁路法院、林业法院、海事法院等。成立少年法院还有更为直接和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二是我国１９８５年１１月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成员国“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3、青少年法学的发展和少年司法制度的研究成果，为我国设立少年法院奠定了理论基础。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需要理论的指导。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论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进步较快，成绩很大。全国性的与青少年司法制度相关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如中国青少年法律研究会、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等。一些大学如北京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等，也成立了少年法学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设立了法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并办有青少年犯罪研究刊物。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多次召开了有关少年司法制度或少年审判工作研讨会，收到了大批有分量的论文，形成了一批热心少年司法制度研究的专家，出版了一批专著。同时，组织人员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少年司法制度、青少年法学方面的法律、法规、专著和论文。国际性少年法学（司法）学术交流活动也已经开展起来。
三、设立少年法院的初步设想
1、关于设立少年法院的程序。少年法院属于专门法院，根据法院组织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这是法治的要求。考虑到设立少年法院是少年审判机构改革的重大突破，事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全局，而且设立少年法院比设立海事法院涉及的面更宽，情况更为复杂，需要周密计划、试点先行、稳步推进。最理想的办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若干经济较为发达、交通便利、少年审判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如广州、上海、南京、等）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或者在修改法院组织法时加以确认，然后在全国大中城市推开。
2、关于少年法院的受案范围。既然少年法院的根本职能是实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综合司法保护，无论是作为刑事犯罪、行政违法行为、民事侵权或家庭纠纷案件中加害一方还是受害一方的未成年人都将受到诉讼结果的重要影响，因此其受案范围应当以三类诉讼案件中当事人的一方为未成年人为标准。此外，由于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受到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更为深远，也应当将18周岁以上23周岁以下在校学生犯罪的案件纳入到少年法院的受案范围，以体现《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应致力将本规则中体现的原则扩大应用于年纪轻的成年罪犯”的精神。
3、关于少年法院的内设机构。世界各国和地区大都在少年审判组织上有所创新，在内部机构设置上也往往不同于成年人的普通法院，主要表现在多吸收少年调查官和少年保护官或创设一些相关的司法保护部门。②初步考虑可设“三庭”、“两室”，“三庭”是指立案庭、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数量较少，可由民庭审理，如有必要，也可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室”是指办公室和调研室。调研室主要负责少年审判工作的经验总结，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论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等。还可承担不宜由少审法官开展的案外调查及部分综合治理工作。
4、关于少年法院的数量和审级。建立少年法院至少应考虑以下五个条件：一是案件数量；二是区域范围与交通条件；三是经济发展与领导条件；四是队伍素质与经验条件；五是社会文化背景与公众法律意识。符合上述五个条件的地区只能是人口较多、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少年司法基础好的大中城市③。由于我国当前少年司法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足够的专业人员和财力、物力以及案件数量来保证创立专门的少年法院，而且从各国的司法实践状况来看少年法院也主要适用于大中城市，因此在短期之内可以只在一些有相当经济基础和审判基础的直辖市和省会等大城市为试点设立少年法院。
此外，少年法院级别的高低将决定着其专门职能得以实现的程度和影响范围的广度，并最终决定着设立专门少年法院的现实意义。如果只设置负责一审案件的基层少年法院，则其权威性和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会被大大降低，而且由于案件的终审决定权仍然属于普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则案件的最终处理方式必然又会回到传统的审判模式，少年法院的独有功能和优势将无法得以发挥。另一方面，单独仅设立负责一审案件的中级少年法院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首先，未成年人案件大多性质并不严重、案情也不复杂，本可以在基层人民法院通过简易程序解决。如果将这些案件提到中级少年法院运用普通程序进行一审审理，则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其次，设立一审的中级少年法院将意味着所有的少年案件都将由高级法院进行二审审理工作，这也人为地加大了高级法院的工作量，反而降低了高级法院在统筹指导少年审判工作方面的效果和职能。应当建立独立的两级专门少年法院体系，使其彻底摆脱普通法院体系的限制。由于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拥有足够的少年案件数量、必要的专业法官群体和雄厚的经济基础
④，设立两级独立的专门少年法院体系并不会给所在城市造成人、财、物等资源方面的负担。
5、关于少年法院与少年法庭的关系。我国地域辽阔，沿海与西部、大中城市与一般城市和县情况差别很大，少年审判机构不可能采取一种模式。目前，在少年法庭的大概念下并存有四种少年审判组织形式：设在刑庭内部的少年合议庭，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集刑事、民事、行政等涉少案件为一体的少年综合审判庭，将若干行政区域的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由一个法院的少年法庭审理的少年指定管辖审判庭。将来，少年法院诞生以后，这种多元化的格局仍将继续。即在大中城市成立少年法院，在一般城市和较大的县法院中设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庭，在其余地方的法院保留少年合议庭。少年法院与少年法庭将长期并存，相互促进，共同担负起对未成年人实施司法保护的历史重任。
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第二会长、著名青少年犯罪专家徐建教授这样评价少年法院的创设：它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向健全法制化的关键一步，是一种对新的法律框架的追求和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是在原由框架基础上的重要飞跃，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建立少年法院在实践上能为科学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矛盾创造根本条件，提供情况、数据、经验，也是从立法上、理论上有效加快少年司法制度的法制化、科学化的重要时间步骤。⑤ ① 参见肖建国主编：《发展中的少年司法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②蒋熙辉.以儿童福利为视角的中国少年刑事司法改革论[J].人权，2009（2）③姚建龙.少年法院研究[EB/OL].article.chinalawinfo.com
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完善少年审判制度相关问题研究——关于北京市设立少年法院可行性研究的调查报告[J].法律适用，2007（8）
⑤徐建：《论我过建设少年法院的条件和必要性》，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
第三篇：法院少年庭工作总结范文
一、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基本情况
五年来，该院少年法庭共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302件（接受指定管辖197件），共判处少年罪犯557人（在校学生91人）。其中，抢劫94件，盗窃88件，故意伤害58件，强奸21件，寻衅滋事16件，非法拘禁9件，强迫卖淫7件，抢夺4件，贩卖毒品3件，交通肇事、诈骗各1件。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7人，被判处三年以上不满十年的129人，被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以上不满三年的141人，被判处拘役的74人，被判处非监禁刑的196人。二、五年来全区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
通过集中指定管辖，该院少年法庭在审理案件的同时，对全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梳理，认真分析全市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从作案人员构成上看，低龄化情况突出，失学、辍学学生占相当比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少年儿童的生理、心理发育普遍提高，十一、二岁左右即在性别特征、身高、体重等方面表现出成人化特征。这一时期，他们精力旺盛、好奇心强，但心理不成熟、自控力差，如果家庭、学校、社会不能给予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势必会加大他们走上歧途的可能。根据我国现行教育制度的规定，6—16岁正处在接受义务教育的阶段。但由于种种原因，失学、辍学问题仍不同程度的存在，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近五年该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中失学、辍学学生占67%，有的甚至连小学都未读完。这些未成年人年龄小，且无一技之长，过早进入社会后大多无业可就，成为社会闲散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极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二）从犯罪诱因上看，不良文化影响巨大，特别是“网吧”在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诸多因素中所占比例较大。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萌动时期，性意识初启，英雄主义情结浓厚，其言行极易受外界影响。各类媒体、娱乐场所对暴力、色情信息的渲染，走私、盗版音像制品猖獗，部分成年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给未成年人以不良诱导，不仅扭曲异化了部分未成年人的价值观，误导了他们的行为方式，甚至直接刺激他们的犯罪欲望。该院审理的本市一重点中学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初中学生曹某，就是因为看完色情录象后，产生了“实习”一下的念头，在淮河坝下奸淫了多名幼女。
近年来，互联网业务在我国呈迅猛发展之势。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而出现的网吧随处可见，由于相关部门管理不到位，该市未成年人由于到网吧上网而直接导致的犯罪，已占相当大的比例。网吧的主要经营内容真实感、互动性、趣味性强，其中渲染暴力的网络游戏、色情淫秽的不良信息、低级庸俗的网上聊天等对未成年人极具吸引力。一些未成年人想方设法进入网吧，通宵达旦上网玩游戏，沉迷其中而难以自拔，逃学、辍学以及离家出走事件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走上犯罪道路。该院审理的赵某某等九名被告人寻衅滋事一案即是其中一例。赵某某等人均是未成年人，他们长期混迹于网吧，后在网上成立自己的家族，取名“狂砍一族”。徐某某等人也是未成年人，亦在网上成立家族，取名“越战越勇”。凡家族成员在网吧聊天互相攻击对方，产生矛盾后，通过互联网迅速纠集家族成员，手持凶器找到对方狂砍。在半年时间内，赵等人就持刀砍伤六人，有的手指被砍断。仅“狂砍一族”就有九名“网族”成员被判刑。而一些未成年少女在上网时，由于心理未成熟，一些不法分子故意在其旁边上网，当看到少女由于失恋而伤心时，就借故和少女谈心，然后带到浴池等场所进行强奸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据统计，该院审理的少年犯90%都曾涉足过网吧。
（三）从犯罪类型上看，侵财犯罪所占比例较大，抢劫作案人数增势明显。犯罪学家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犯罪的增长将首先发生在与社会发展水平关系最为密切的财产犯罪领域。该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论断。五年来，该院审理的侵财类未成年人案件数占未成年人案件总数的62%，而其中又以抢劫罪最为突出。未成年人实施侵财犯罪的目的一般比较单纯，多数是为了寻求刺激、贪图享乐，所获财物也很快被挥霍一空。在物质欲望的驱使下，一些未成年人为获取钱财，常常不择手段，不分时间、场所，不计后果。该院审理的不满16岁的刘某某，伙同其他未成年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淮河堤坝处持刀连续实施抢劫犯罪11起。
（四）从作案形式上看，结伙作案现象突出。“一人胆小，两人胆大，三人什么都不怕”，一些有不良倾向和行为的未成年人由于脾气、爱好、兴趣相投，经历相似，极易结伙作案。更有一些未成年人模仿武侠小说、影视作品中的情节，形成相对稳定的犯罪团伙，其危害程度超过个体犯罪。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团伙犯罪一般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70%，有的共同犯罪案件竟达十几名被告人。看着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真令人痛心。
（五）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各种社会消极因素和社会矛盾共同作用的综合反映，也是主客观原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结果。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从主观上讲，主要是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因素和受教育程度；从客观上讲，主要是未成年人所处的环境，即家庭、学校、社会。但是，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尚未完全成熟，最容易受到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所以，分析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应更多地从客观原因上去找。
1、家庭原因。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家庭不睦，父母离异，整天在父母争吵不休、打骂不断、火药味极浓的家庭生活氛围中，甚至父母离异后，各自另组家庭，在“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是多余的”羞辱中，在得不到父爱、母爱基本温暖的情况下，幼小本应纯洁的心灵被人为地扭曲，愤而报复社会逐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如该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件，被告人陈某自幼父母离异，各自另组家庭，如此一来，陈某成了无人疼爱、无人管教的弃儿，走到哪偷到哪，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据不完全统计，单亲家庭的未成年人犯罪约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70%。其次，由于家教不当，爱度失衡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也为数不少，有的家长对子女平日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形成任性、霸道的坏性格。如最近审理的被告人韩某平时在家娇生惯养，由于在路边看到一个小男孩燃放鞭炮的火花溅到他身上，未对其道歉，即对比自己小很多的小孩拳打脚踢，造成小孩轻伤。
2、学校原因。学校是未成年人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是未成年人除家庭以外最主要的生活、学习场所。一些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致使一些学生缺乏善恶、真假、美丑、荣辱等鉴别能力，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消极影响缺乏免疫力，容易步入歧途。一些教师则无法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真正解脱出来，视成绩差或有违法劣迹的问题学生为拖班级、拖学校后腿的“包袱”。加上少数教师缺乏对学生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后进生生理、心理常识的了解，不知如何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教育方法过于简单，除了批评还是批评，甚至加压逼退，逐出校门。这些学生在歧视指责中，度日如年，有时弄得校门、家门都难进的尴尬境地，破罐子破摔，致使他们成为流浪儿流落街头，寻找“知己”，在电子游戏室等处结成消极性的非正式群体，久之极易走上团伙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的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与学校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如该市某中学一老师在上体育课时，让调皮的三个男学生离队自由活动，结果这三个学生离开课堂后，就在学校后面的空地上，预谋实施了一起对本校幼女轮奸的犯罪行为。
3、社会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消极方面给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问题。不健康的社会文化，对涉世不深、抗诱惑力不强的未成年人产生的危害是很深的。影视录像中播放的犯罪过程和人物语言散布出的腐朽观点，不健康的书刊杂志、电子游戏、网络里极端自私的尔虞我诈，毫无人性的残斗凶杀，挥霍无度的狂饮滥赌，糜烂透顶的生活方式，强烈刺激着缺乏分辨判断能力、充满好奇心、处于青春发育期的未成年人的感官，吞噬着纯洁的心灵。在有意无意的引导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被意志薄弱的青少年视为崇拜的英雄偶像，尽相模仿。如该院审理的一起因沉溺于网络家簇械斗而发生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告人陈某很羡慕影视中黑社会“老大”，于是上网邀集他人，持刀将与自己无怨无仇的另一网络家簇成员郑某砍成重伤。
三、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具体做法
（一）寓教于审，惩教结合
审判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中心环节，审判教育做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对犯罪少年的挽救和矫治。为了认真贯彻“寓教于审”的方针，发挥庭审教育的积极作用，该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查明犯罪原因，做到有的放矢。该院少年法庭把查清犯罪原因与查明犯罪事实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方面，通过阅卷和提审，审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年龄、认罪态度以及是否是偶犯、初犯，仔细研究分析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习及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在开庭前向未成年被告人和监护人分别送达“未成年被告人综合测试题”和“未成年被告人概况反馈表”，要求被告人和监护人认真填写，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环境、个人经历、社会交往、认知能力，并深入未成年被告人所在的街道、乡村、学校走访调查，着重了解他们的一贯表现和道德品行，从而把握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对其帮教。
2、结合案犯特点，改进审判方法。未成年被告人被交付法庭审判的初期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或有对立情绪、或恐惧紧张、或无所谓破罐破摔，针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特点，该院始终采用疏导的方法，设置宽松的环境进行教育，做到热心、耐心、细心。在调查案情时，审判人员态度既平和又不失严肃，用语既准确又通俗易懂，注意做到不训斥、不讽刺。
3、重在教育感化，增强庭审效果。该院少年法庭充分发挥到庭人员的作用，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教育。一方面，在庭审中专门用一段时间，根据个案情况，有针对性地讲解犯罪的构成、量刑原则和有关刑罚条款，阐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审判人员还同公诉人、辩护人密切配合，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前途教育，鼓励他们认罪服法，认真改造。庭审结束后，安排未成年被告人同老师、亲属进行交谈，以师生之情、亲属之情教育和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王某某因参与抢劫犯罪被判处缓刑，宣判那一天恰巧是王某某的生日，宣判后，王某某和他的父母被请到法院的会议室，蛋糕、礼物、贺卡，法官们给王某某精心安排了生日聚会。王某某点燃了17支蜡烛，会议室里响起了“生日快乐”歌，在法官期待的目光中，王某某许下了美好的心愿。此事被新闻媒体誉为“法理仁心，滋润失足少年”，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二）坚持司法保护原则，对少年犯正确科刑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是我国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少年审判制度的特色。少年犯的行为危害了社会，触犯了刑律，必须给予应有惩罚，同时更重要的是注意体现法律规定对少年犯的司法保护原则这一新的现代法治理念。因为首先从责任上看，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还没有能力承担完全的责任，他们最容易受到社会的影响，因而，他们实施的犯罪，社会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从效果上看，刑罚对于防止未成年人再犯罪的良好愿望往往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十几岁的未成年人犯了罪，即使对他们判了十年、八年刑，刑满后他们也才20多岁，正值身强力壮，他们对飞速发展的社会不能完全适应，有的被释放后再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少年司法理念告诉我们，刑罚在解决犯罪问题上的作用是有限的。
基于以上理论，实践中，该院严格执行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对罪行尚不十分严重或认罪态度好，有悔改表现或初犯、偶犯、从犯等符合法定条件的，尽量减轻处罚。鉴于少年犯的生理、心理尚未成熟、定型，可塑性大，该院运用社会力量改造罪犯，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对一些具备法定缓刑条件，又有较好的家庭和社会帮教措施的，适当多判些非监禁刑。五年来，该院共对196名未成年被告人判处了非监禁刑，占少年犯总数的35%。
（三）加强向后延伸工作，巩固审判成果
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综合治理。为此，该院克服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的倾向，不断提高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1、抓回访。对收监的少年犯，该院与省少管所密切配合，不定期进行回访考察。在回访之前，审判人员专门访问少年犯家长，了解少年犯思想是否稳定，要求家长继续担负起教养的责任，督促他们到少管所进行探视，法官们也到少管所鼓励少年犯提高改造积极性，真诚悔过自新，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少年犯，少年法庭根据少年犯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回访，如定期到社区进行回访、与少年犯互通信件、定期与少年犯进行面对面交流等，及时掌握他们的改造情况。该院少年法庭对每一个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罪犯都建立了回访考察档案。
2、抓安置。对一些被宣告缓刑的少年犯和刑满释放的少年，该院积极协调各方解决就业、就学等问题，做好接茬教育工作。如少年犯朱某被判缓刑后，由于种种原因，复学有困难。我们就四处奔波，到有关单位、学校通报案件审理情况及法律依据，讲明挽救少年犯的社会意义，建议他们做好接收、帮教工作。在该院的努力及各方面大力配合下，朱某终于重返校园。2005年7月，少年犯李某刑满获释，但其家人不愿接收。少年法庭的法官知道后，多次登门做李某家人的思想工作。后少年法庭的法官们在李某刑满当天一大早就来到看守所，为李某买来了新衣、新鞋，驱车七十公里把李某送回家。当地村民听说后十分感动，特意跑到村口迎送法官，场面十分感人。当地报纸以“为迷途少年找个家”为题进行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3、抓法制教育。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年龄结构决定了这一群体有着自身所特有的鲜明特征。他们心理发育尚欠成熟，明辨是非、抵御不健康思想的能力较低，以至少数人误入歧途，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当前，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法制教育均显得非常薄弱。针对这一现象，法官们主动与学校联系，将学校作为开展法制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少年法庭有一名法官担任该市一所大中专院校的法制副校长，另有一名法官同时担任该市两所学校的法制辅导员。针对青少年的特点，结合具体案例，以“生活中有法，法在我心中”为题，对未成年人进行系统的法制教育，还经常到学校辅导学生们开展模拟法庭活动，组织中、小学校学生参观少年法庭，现场以案说法。另外，该院还在自己的网站上建立了独立的“少年法庭”栏目，在互联网上利用自己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积累的经验，加大宣传力度，与全社会共同探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难题。
（四）锐意进取，探索少年司法制度改革
目前，我国尚没有完备的少年司法体系，也就是说没有自成体系的、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处理的程序法和实体法。因此，要卓有成效的开展好这项工作，必须要有创新精神，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对少年司法制度进行改革。该院少年法庭围绕如何创新少年审判工作机制，积极进行探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圆桌审判”，营造亲和的法庭气氛。针对未成年人年龄小、社会阅历少、好奇心强、自控能力差、可塑性强的特点，该院采用“圆桌审判”座谈式的审理方式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椭圆形的审判台有效减少了法庭的威慑感，营造出较为宽松缓和的审判环境，使未成年被告人消除了对法庭的恐惧感；座谈式的审理，缓解了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压力，造成一种平和亲近的法庭气氛，利于法官走进未成年被告人内心深处；同时，亲情式的询问及和蔼的法庭教育，营造了平缓对话的氛围，较好地烘托了法庭教育。
2、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在法院和社会之间搭建起桥梁。庭前的社会调查是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特有的一种制度。社会调查员介入刑事诉讼，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可以弥补法院因为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导致审判视野狭窄、司法资源紧张的缺陷，另一方面在法院审判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桥梁，起到宣传法院司法公正的效果，提高了司法的公信力。在开庭之前，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报告，由社会调查员在庭审中向法庭宣读，法官当庭征询控辩双方对社会调查报告的意见，为法庭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法庭教育、实施帮教提供参考。
3、邀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挥团委、妇联、机关工委、学校、居委会等单位和组织的作用，形成“社会一条龙”的未成年人保护、防控违法犯罪、教育和矫正机制。在审判实践中，该院少年法庭以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85%的未成年人普通程序刑事案件有陪审员参加，强调人民陪审员在法庭教育中的作用，通过情理教育感化未成年人。
4、改革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的制作方法。一份上乘的判决书，对少年犯而言就是一份特殊的法制宣传教材，是寓教于审在审判后延伸的重要体现。该院少年法庭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的制作，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裁判文书中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进行充分阐述，对其犯罪原因进行认真分析，同时还更加注重肯定其成长历程中的闪光点，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被告人提出希望和忠告。此项创新与2009年10月最高法院制定的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书样式基本一致。
5、依法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书，倡导全社会共同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该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中发现因网吧、迪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而诱发犯罪的案件数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50%左右，数量之大令人惊讶。因此，该院向市文化市场管理局发出了司法建议书三十余份，建议对相关网吧做出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理决定。市文化市场管理局最终在全省率先对全市所有网吧实施远程监控，严禁网吧接纳未成年人，减少未成年人产生犯罪的原因和条件。
通过近几年的集中指定管辖，该院少年法庭加强法庭教育和帮教措施的落实，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和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取得了明显成效。最近两年，少年法庭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和判处少年犯的人数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说明该院探索少年司法改革的举措是行之有效的。
面对取得的成绩，该院少年法庭没有停滞不前，仍然在探索如何使社区矫治与法院帮教回访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社区矫治与法院帮教回访联动机制。与社区联合，每年对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突出问题进行课题调研，不断修订和完善帮教措施。同时，在上级法院和党委的支持下，该院拟成立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已获批准（但由于人员编制紧张，目前还未正式成立），该院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水平。四、一点建议
为了确保少年法庭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更加有效地实行对失足少年以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司法保护，这对少年法庭法官的专业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少年法庭法官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还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的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犯罪学等方面的知识，以适应专门审理少年法庭案件的需要。建议省高院利用专业教育、在职培训以及其他各种适宜的授课方式，对少年法庭法官进行专门培训，使其具备必要的专业能力。
建立健全少年司法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在今后的工作中，该院将进一步强化审判人员的责任感、使命感，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为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添砖加瓦，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用法律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湛蓝的天空。
第四篇：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
关于设立少年法院的几点思考
于建伟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司法保护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我国1991年制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列专章规定了司法保护，1991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也有相关内容，在其他刑事的、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更有大量关于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规定。这些规定最终要通过司法审判来保障落实。加强少年审判机构建设，在条件较好的大城市成立少年法院，是进一步做好司法保护工作的组织保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历史的回顾
一、少年法庭的诞生与发展。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青少年违法犯罪日益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治理对策。为适应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依法审理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少年法庭应运而生。少年法庭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采取一些不同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方式，摸索出一套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的成功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了司法界的重视和公众的认可，并在全国推广。到１９９４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建立少年法庭３３６９个，审判人员１万名左右。少年法庭的实践还带动了少年侦查、少年检察、少年辩护、少年管教等一系列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初步实现了少年司法“一条龙”，并由此促进了社会帮教“一条龙”的形成。少年司法制度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春天。
二、少年法庭的困难与萎缩。少年审判工作在发展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最突出的是案源不足。据河南省高级法院统计，１９９８年以来，该省１８５个法院平均每个法院每年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１０件左右，有的基层法院每年受理３至４件。另据北京市高级法院统计，２００１年，该市１８个区、县法院中，每年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５０件以下的有８个法院，５２至７１件的有７个法院，１００件以上的仅有３个法院。而该市基层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每人每年要审结８０至９０件刑事案件。相比之下，少年法庭普遍存在案源不足、法官工作不饱和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设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的法院，有的将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以及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民事、行政案件划归少年法庭审理；有的将自诉案件交少年法庭审理；有的将调研、综合治理等工作也交给少年法庭。这些做法虽然增加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量，但冲淡了少年法庭的工作特色，由于受案范围太宽，专业化程度不高，影响审判工作质量。并且少年法庭受案范围与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受案范围有重叠、交叉，容易产生矛盾。设在刑事审判庭的少年案件合议庭，在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增加，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往往被抽调办理成年人刑事案件，造成人员难固定，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难深入，审判工作难以体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
上述问题使一部分人对少年法庭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在法院机构改革过程中，一些地方撤销了少年法庭。１９９８年，全国少年法庭由１９９４年的３３６９个减少到２５０４个。目前，全国少年法庭有２４００多个，审判人员７２００多名。现存的少年法庭中还有一部分名不符实，面临被撤销的危险。
三、少年法庭的改革与探索。１９９９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少年法庭作出明文规定，使少年法庭组织机构的设立有法可依，对遏制少年法庭减少的趋势，促进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巩固少年法庭的实践成果，发展少年司法制度，提高司法保护水平，一些地方进行了新的探索，最具代表性的是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整体性的指定管辖，即将原来由数个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由一个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集中审理。这种探索最初由江苏省高级法院提出创意，于１９９８年５月在连云港市的新浦、海州两区基层法院试行。此举产生了一定的效应，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并在上海、河南、黑龙江等地推广。由于少年法庭法官能够在相对独立、稳定的审判机构中专心办理未成年人案件，钻研业务，专业审判水平明显提高，使少年法庭法官队伍更加稳定，加强了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对较大管辖区域内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态也能及时了解，并通过司法建议的方式反馈给有关部门。但这种指定管辖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打破了原来的司法管辖体系，与公安、检察在协调上有一定难度，在财政保障体制上带来新的矛盾和困难等。
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呼唤少年审判机构设置的新突破；新时期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更高要求呼唤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新举措。法学界和司法界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少年法院的建立上，并对此寄予很大的期望。
建立少年法院的必要性
一、建立少年法院，是适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依法审理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需要。未成年人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生理心理都不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差，他们违法犯罪的起因往往比较简单，心理品质可塑性较大，悔罪自新的愿望较强，以后的人生道路较长。因此，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就要求少审法官不仅要有法律知识，能够明断是非，还要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要具有强烈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
依然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建立少年法院的内在驱动力。据最高法院统计，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未成年犯占全部刑事罪犯的比例也由１９９８年的６．３６％提高到２００２年的７．１３％。另据公安部统计，未成年人作案成员占全部作案成员的比例，由１９９８年的１２．７％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３．４％。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一是暴力化犯罪倾向加剧。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全国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抢劫罪占４３．６６％，故意伤害罪占９．４１％，强奸罪占５．８１％，此外，还有杀人罪、放火罪等；二是团伙犯罪突出。这类犯罪一般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７０％，高的达８０％以上。一些犯罪团伙三五结帮，连续作案，集盗窃、抢夺、抢劫为一体，危害严重；三是低龄化趋势明显。如天津市２００２年末在押的未成年犯中未满１６岁的占３８．４％。２００２年，安徽省查处的未成年犯罪人员中，１６周岁以下的比２０００年增长７０％以上；四是作案手段成人化、智能化。部分未成年人作案手段隐蔽，有意破坏现场，毁灭证据，具有明显的反侦查意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困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性社会问题，有学者将它与吸毒贩毒、环境污染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在我国，各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但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改变未成年人犯罪严重的态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工作任重道远。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少年审判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由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是少年审判机构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建立少年法院，是扩大少年审判机构受案范围，培养专家型审判人才，提高司法保护水平的需要。少年审判机构生存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整合资源，扩大案源。建立少年法院，一是可以将较大区域内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集中到一个法院审理；二是可以将与未成年人权益密切相关的民事、行政案件划归少年法院管辖，如变更监护人、追索抚养费、抚育费等案件。据最高法院统计，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追索抚养费、抚育费案件就达５万多件。有利于少年审判机构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少年法院，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可以使少年案件审判人员得到更多的锻炼，在实践中增长知识，积累经验，加快少年审判队伍的专业化进程，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审判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队伍；便于发现和掌握一个时期、一个地区未成年人案件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促进审判质量和执法水平、执法艺术的提高，更好地参与综合治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三、建立少年法院，是统一执法，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未成年人案件分属不同的法院审理，由于审判人员的素质和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意义、方法等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加上各个法院所处的执法环境不同，在对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程序上和量刑上，在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感化、挽救的做法上都会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差别很大，这种情况不利于未成年犯认罪服法，悔罪自新。设立少年法院，不受所在辖区行政区划的限制，可以对未成年人案件集中审理，统一执法，统一量刑，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挽救。同时，由于少年法院的人财物都归市里管，比较超脱，不像普通基层法院那样人财物主要由所在辖区管理，很难排除辖区内方方面面的干扰。所以，建立少年法院，有利于保障审判独立，实现司法公正。
四、建立少年法院，是顺应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趋势，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在国际上，少年司法制度自建立到现在已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很多国家早已建立了少年法院。美国在１８９９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１９２５年除两个州以外，其他各州均成立了少年法院，目前，美国５０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德国柏林在１９０８年建立了少年法院，此后，在科隆和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１９２３年，德国制定了少年刑法。英国在１９０８年制定了儿童法，并建立了少年法庭。法国在１９１２年建立了青少年法院，并颁布了少年保护观察法（１９５４年改为少年犯罪法）。日本在１９４８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它是同地方法院平等的、独立的第一审法院。我国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的参与制定国和缔约国。《北京规则》规定，成员国“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我国作为缔约国，应该遵守上述国际条约的规定，承担国际义务，尽快建立少年法院。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与国际接轨，促进我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展示我国未成年人人权保护成果，更好地树立我国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的良好形象。
五、建立少年法院，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需要。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以少年审判机构改革为先导，带动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有效途径。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建立少年法院，有利于带动少年侦查、少年检察、少年辩护、少年法律援助、少年管教、少年矫治等一系列专门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积累和总结少年司法工作经验，加强少年司法理论研究，推进少年立法工作，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建立少年法院的可行性
目前，在一些少年法庭工作基础较好、交通便利的大城市设立少年法院的条件已经具备。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少年法庭工作经过近２０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经验和较规范的工作制度，为建立少年法院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少年法庭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依法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享有的法律援助、不公开审理、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等特殊刑事诉讼权利给予特别关注。坚持“寓教于审、审教结合”，开庭审理案件时，坚持在查明犯罪事实情节的同时，还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其实施被指控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等情况进行调查，对于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组织出庭的诉讼参与人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坚持对未成年罪犯刑罚个别化原则，注重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保护社会利益的协调统一，对未成年罪犯依法多判处非监禁刑罚，尽量避免在监管场所可能发生的“交叉感染”。坚持以审判工作为中心，拓展少年法庭工作的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扩大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等等。近５年集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尝试，为提高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进一步改革少年审判机构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培养了一批热心少年审判工作、精通相关审判业务的法官。
为切实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利，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点，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１年制定了《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２００１年４月，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又重新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程序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少年法庭工作，并于２００１年专门制发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裁判文书样式。在刑事实体法解释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曾于１９９５年制定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１９９７年，刑法修订后，针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急需解决的问题及时作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修改１９９５年的司法解释列为工作重点，开展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刑法问题的专题调研，有关司法解释正在制定中。经验的积累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为建立少年法院提供了比较充分的实践条件。第二，人民法院组织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北京规则》的有关规定，为设立少年法院提供了法律依据。１９９３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条对专门法院的表述是：“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一个“等”字，为设立军事法院以外的其他专门法院提供了依据（当然，设立专门法院需要一定的审批程序）。目前，我国在“等”里边的专门法院包括铁路法院、林业法院、海事法院等。成立少年法院还有更为直接和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二是我国１９８５年１１月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成员国“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第三，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制定和实施，提高了全社会对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重大意义的认识，为设立少年法院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两法”）具有涉及面广、执法主体多元的特点。为协调有关方面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国务院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很多地方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全国有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多数市辖区和县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负责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单位一般包括教育、公安、司法、劳动、文化、广电、民政、工商等部门和法院、检察院以及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未保委主任由政府副职担任。不少省市还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爱心工程基金会等组织。各有关单位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各方面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各级人大加强对“两法”及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一府两院”改进执法工作，推动了“两法”的贯彻落实。各地把“两法”的学习宣传纳入“三五”、“四五”普法规划，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增强了全社会对实施“两法”重大意义的认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社会公众对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解、重视和接受程度大为提高，不仅理论界、司法界有专家学者对改进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讨，呼吁早日建立少年法院，而且全国人大代表也多次提出建立少年法院的建议。所有这些，为建立少年法院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第四，青少年法学的发展和少年司法制度的研究成果，为我国设立少年法院奠定了理论基础。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需要理论的指导。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论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进步较快，成绩很大。全国性的与青少年司法制度相关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如中国青少年法律研究会、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等。一些大学如北京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等，也成立了少年法学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设立了法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并办有青少年犯罪研究刊物。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多次召开了有关少年司法制度或少年审判工作研讨会，收到了大批有分量的论文，形成了一批热心少年司法制度研究的专家，出版了一批专著。同时，组织人员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少年司法制度、青少年法学方面的法律、法规、专著和论文。国际性少年法学（司法）学术交流活动也已经开展起来。
设立少年法院的初步设想
一、关于设立少年法院的程序。目前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参照设立海事法院的做法，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少年法院属于专门法院，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目前我国在上海、大连等１０个城市设立了海事法院，效果很好。第二种主张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１日印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意见》的规定设立。该意见中规定，“因特殊需要设置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经有关部门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
笔者认为，少年法院属于专门法院，根据法院组织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这是法治的要求。考虑到设立少年法院是少年审判机构改革的重大突破，事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全局，而且设立少年法院比设立海事法院涉及的面更宽，情况更为复杂，需要周密计划、试点先行、稳步推进。最理想的办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若干经济较为发达、交通便利、少年审判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如上海、南京、哈尔滨等）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或者在修改法院组织法时加以确认，然后在全国大中城市推开。
二、关于少年法院的受案范围。根据少年法院的性质和审判实践经验，以下案件划归少年法院受理较为合适：刑事案件方面，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民事案件方面，主要包括变更监护人、追索抚养费、抚育费的案件，一方当事人为未成年人的医患纠纷案件以及双方当事人都是未成年人的案件如校园学生伤害赔偿案件等；行政案件方面主要包括未成年人不服治安处罚的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纠纷案件等。
三、关于少年法院的内设机构。初步考虑可设“三庭”、“两室”，“三庭”是指立案庭、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数量较少，可由民庭审理，如有必要，也可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室”是指办公室和调研室。调研室主要负责少年审判工作的经验总结，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论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等。还可承担不宜由少审法官开展的案外调查及部分综合治理工作。
四、关于少年法院的人事任免。少年法院属于基层法院，考虑到其作为专门法院的特殊性，在人事任免上，可参照海事法院的任免程序办理。即：少年法院院长由所在地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由少年法院院长提请所在地的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五、关于少年法院与少年法庭的关系。我国地域辽阔，沿海与西部、大中城市与一般城市和县情况差别很大，少年审判机构不可能采取一种模式。目前，在少年法庭的大概念下并存有四种少年审判组织形式：设在刑庭内部的少年合议庭，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集刑事、民事、行政等涉少案件为一体的少年综合审判庭，将若干行政区域的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由一个法院的少年法庭审理的少年指定管辖审判庭。将来，少年法院诞生以后，这种多元化的格局仍将继续。即在大中城市成立少年法院，在一般城市和较大的县法院中设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庭，在其余地方的法院保留少年合议庭。少年法院与少年法庭将长期并存，相互促进，共同担负起对未成年人实施司法保护的历史重任。
最后，笔者愿以顾秀莲副委员长在今年８月下旬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的一条建议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建议“将加强少年审判机构建设，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纳入司法改革的总体规划。检查表明，少年审判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近几年，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和司法界、法学界一些同志提出建议，要求在一些大城市成立少年法院。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少年法庭机构和人员不稳定、影响审判工作开展的情况，应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可进行建立少年法院的试点；在中级法院要加强少年法庭建设；在基层法院要巩固少年审判合议庭或少年法庭。以少年审判机构的建设和少年审判工作的开展，带动少年司法的侦查、检察、辩护、法律援助、管教等一系列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第五篇：单县法院少年庭材料
单县法院少年庭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帮助的综合材料
单县法院少年庭在上级法院的关怀指引下，大胆改革创新，在少年刑事审判领域探索出了自己的路子。最近几年，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的审判中，我院依靠社会力量，通过引入社会调查员、心理咨询师、合适成年人，建立圆桌审判、等方法，感化、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失足少年。
一、加快建设未成年人审判体系，积极探索未成年人审判新模式。我院在圆桌审判、合适成年人参与、社会调查、心里干预等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未成年人审判新模式。我院在全县二十个乡镇全部建立起“社区矫正小组”，并在每个小组内指定二人为“社会调查员”，逐步形成了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无缝隙”帮教的运作模式，对全部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对非监禁刑少年犯做到人人都得以落实帮教。
对少年犯的教育进行庭后延伸，加强对缓刑犯和刑满释放少年犯的帮教工作，密切与其法定代理人的联系，定期对被判刑的未成年人进行回访和教育，促使他们悔过自新、接受改造，做对社会有益的人。在工作过程中，我院少年庭干警严格执行对轻微犯罪的记录封存工作，保护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不被泄露。先后回访缓刑犯共计50余人次。通过回访了解到这些未成年人经过少年庭的耐心教育，绝大多数都表现良好，成为遵纪守法、热爱劳动的好孩子。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李某某，李某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我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现在学习刻苦、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家积极帮助家人干活，和以前相比变了一个人。
二、坚持公平、正义，努力提高审判质量，充分保证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院坚持教育、挽救、感化的基本方针，做到公正执法，坚持罪刑相当。2013年审判案件服判息诉率达到100%，对于社会广泛关注、影响较大的案件，提前介入，做好预案。例如，被告人时某某强奸一案，开庭前，承办法官了解到被害人母亲情绪易激动，并扬言要打被告人。我院便安排两名法警跟随其后，其见我院如此，便没有继续闹，只是骂了被告人几句。我院的庭前安排保证了审判的有序进行。
在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中，针对未成年被告人往往被成年被告人利用的特点，善于把握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后积极悔过、争取宽大处理的状况，在庭审未成年被告人时，尽量通知到其法定代理人到场，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有针对性的进行审判，重塑未成年被告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让法律不再冰冷，让社会更加温暖。
三、提升优化社会功能发挥效果。
单县法院少年法庭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普法活动，把帮教和保护未成年人维权工作向法庭外延伸、向社会延伸。一是注重与社会各界联系沟通，形成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整体合力。与县关工委、司法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演讲团”,积极开展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活动。2007以来，先后到20余所学校作法
制报告，受教育学生近150000余人次。在全县推行“一校一法官”制度，每个中学都有一名兼职法制副校长，向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加强在校学生保护的合理化建议。二是开设“青少年维权热线”。在少年刑事审判庭设立专线电话，接受青少年法律和心理咨询。三是开设 “少年庭官方微博”。发布典型案例、宣传有关青少年维权的法律法规，畅通了青少年表达诉求的渠道，便于帮助他们解决困惑的问题，为促进青少年的成长与青少年群体的和谐稳定起到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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