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共5篇）

第一篇：论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 兼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和未来

【内容摘要】教育为人才之本，人才为立国之本。教育在国家各项社会事业中的基础性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作为教育事业基础的义务教育事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基础的基础”的作用，而作为“中国的根本问题”——“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的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就无疑是教育领域的一个首要复杂难题了。本文将以我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现实困境为立足点，着重探讨在这个问题中，作为政府在其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和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提出笔者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态度，以期能从一个侧面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未来出路和发展前景提供些许浮浅的参考意见。

【关 键 词】政府；教育；农村义务教育

一、引论：问题的提出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日（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期）《南方周末》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发了一篇题为《代课教师艰辛执着震动人心县委副书记动情上书教育部》的报道文章，并以此为切入点，作了篇幅长达三个版面的相关问题纵深报道。这组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主题的报道，对目前存在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和现实困境进行了极富深度的剖析。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了科技和人才因素的强大作用，并且也因而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构想，而归根结底，科技和人才还是需要以教育事业的发展来保证其强大作用的真正发挥。在中国，诸多特殊的国情又决定了我们更应该从根本的基础做起，从义务教育做起，以此保证整个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教师节会见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获奖代表时，就明确地指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中国教育当前面临的三大任务之首。可见义务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和社会事业中所占据的根本性重要作用。曾经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这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出发得出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那么，同样地在这个背景下，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对此，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洪宇曾经指出：“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发展农村教育。”因为中国（内地）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5%，人口素质低，2亿中小学生，有1.5亿在农村。而目前，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在15至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全国现有8500万文盲半文盲，3/4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在中国传统的相对城市明显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展义务教育事业，必然要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阻碍因素，因此可以说，发展义务教育事业首先就要考虑解决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解决了这个基础性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也就相对容易解决得多了。农村义务教育问题是复杂的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形成和演进同样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对诸多相关因素的分析和思考过程中，笔者逐渐认识到，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主要决策者的政府，在促使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形成演进的诸多因素中，是主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个。因此，笔者将试图在本文中，立足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通过对相关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着重探讨政府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

二、社会历史背景的再分析

教育事业是纷繁复杂，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因此它的变化发展必然与整个社会中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们要想深刻理解形成当今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诸多问题的原因，就必须要把我国的横向社会环境和纵向历史传统作为考察前提，全面分析这一系列社会历史因素对我国农村社会尤其是农村的义务教育事业的影响。笔者在此将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简要论述，以说明我国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是形成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根本前提。首先要说的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近代以来逐渐凸显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对农村各项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封建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在近代以前，农业文明造就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占据着绝对主导的作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经济上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文化上的高压控制是其明显的社会特征，这些体现在下层农民阶层的受教育条件上，就是其在强大的封建地主政治经济绝对优势对比之下的绝对弱势所导致的受教育机会的严重倾向地主强势阶层。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有教无类”的话，但是，综观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严重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弱势必然地导致了下层农民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机会难以得到保证。然而，这种不公平还只是一种缘于阶级差别导致的直接结果，尚没有很明显地表现在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城乡差别”方面。因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农村之间还是一种统一的关系，城市只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个集贸中心，是从农业社会直接衍生出来的，而其各自的存在基础和服务对象也都是以彼此为依托的。“城市是封建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地主阶级在城市和都有着强大的统治力量。”所以马克思说：“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而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的“痛苦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必然是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农业生产方式传统的国家，极少数作为“中心地区”的城市的迅速“工业化”，便直接导致了其与广大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被迅速拉大，并进而演化为今天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划分。这种划分的现实依据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权利义务等都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与古代中国的城乡关系相比，近现代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逐渐地在走向一个对立化和背离化的趋势的，城市的发展需求使其对农村的掠夺更加严重和必然，而对农村的服务数量和质量也在逐渐减少。体现在教育领域的差别上，就是截然不同的经济条件导致了有着天壤之别的教育条件。在发达城市地区在强大的经济支持下不断追求教育设施和教育质量的提高的同时，广大落后农村地区依然在为一些最基础的诸如真正普及义务教育和完善基本教学设施之类的问题苦苦挣扎。很明显，这种二元式的社会发展模式使社会资源长期向城市倾斜，并进而导致了教育权利等社会权利的不平衡分配。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社会中农民阶层的社会弱势地位以及现代化进程中被加剧了的城乡差别，是促使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城市的历史根源和重要原因。其次不应该忽视的是拥有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决策权的政府对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的态度和政策。从古代来看，具体到对待教育的角度上，代表着封建地主强势阶层的皇权政府，由于其一贯的决策原则都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掠夺农民财富为我所有”这样一个主线上的，因此，皇权政府自然不会真正地支持农民阶层的受教育权利的广泛实现，因为农民自身个体意识的提高必然导致其不平等压迫统治根基的动摇，而且事实上政府也需要足够多的农民稳定地种田而不是做别的事情。这也是对自秦始皇时的焚书坑儒到乾隆时的文字狱高峰现象的最好解释。那么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中政府对农民教育权利的剥夺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其自身阶级的局限性的，相比之下，现代中国的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国际竞争中逐渐地认识到了科技和人才的重要作用，并进而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而此时，农村义务教育依然面临众多问题，其原因就只能是国家在对待农村义务教育的态度和施行的政策是否适当的问题了。具体说来，就是不合理的教育财政分担措施，规定县级财政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承担者，直接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困境，从根本上阻碍着其健康快速发展。由此可见，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的倾向性和方向性也直接地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来自农村和农民自身的问题。农村的长期落后和农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使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必然也会受到来自其自身内部的阻碍。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农民整体上的教育投入意识已经在逐渐增强了，但是依然应该认识到，尤其是在一些极度贫困的落后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和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的束缚，很多农民对于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和必要性认识不够明确，由此造成一些学龄儿童早早辍学等促使义务教育普及率下降的负面现象。由此可见，在主要考虑来自社会外在的体制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来自农村和农民内部的自身障碍这个重要背景。综上所述，我国传统的社会历史特征和现实状况中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反映在农村的义务教育上，便形成了困绕着中国整个教育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农村义务教育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目前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探索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应对措施的时候，就必然要以这些社会历史背景因素作为基本前提之一。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深刻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并真正寻求到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直面当前的现实困境

要想真正理解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必须把当前存在于农村义务教育事业领域中的诸多现实困境弄清楚。在此，笔者将简述个人对这些困境的认识，大致可以把其分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足，教学设施和师资的缺乏，和由上两点所导致的农民在义务教育方面权利与义务失衡这三个方面。第一，农村义务教育之所以发展缓慢，出现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真正用于其发展的经费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实行的“以县为主”的财政分担等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是其主要方面，对此下文将有详论。目前这个问题在农村义务教育的突出表现是很多地区在沉重的教育财政压力下，难以集中精力发展义务教育事业，甚至还导致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因之受到制约。第二，经费的不足直接表现出的后果是教学设施的落后，而广大落后农村地区由于其生活条件的极度艰苦和工资水平的极其低下也造成了师资困境。正如《南方周末》所披露的，特别是在我国广大西部落后农村地区，依然有很多“一间房子便是一所学校”“一个人支撑一所学校”的极度艰苦现象。农村义务教育硬件设施和软件支持的严重不足，毫无疑问地在直接地影响着其正常的发展。第三，上述两点矛盾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农民在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享受到的权利与所履行的义务的失衡。义务教育是国家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下来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就是由于农村的落后和国家的体制，致使很多不应该发生的现象长期存在：当农村学龄儿童去享受这项法定权利并履行这项义务的时候，却往往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和支持，以致出现“农民自己办教育”的局面，而这种权利义务的失衡所导致的农民遭受的沉重压力，不仅直接地对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消极阻碍作用，而且也成了导致农民脱贫困难甚至脱贫后又返贫等诸多消极社会经济影响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现实困境不可谓不多，而对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可以发现，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管理体制不当，扶持力度不够是一个核心层次的原因。由此，要深刻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探索相应对策，就不得不对我们的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进行必要分析。

四、政府的缺位和相应对策

在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后，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现。很多县财政状况通常也只能做到维持县本级的人员供养及机构运行。依靠县级财政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可以说本身已非常吃力，而这些县，往往也就是过去以乡、村为责任主体时，义务教育面临困境的县。也就是说，如果改革前县级财政没有富余的财力，乡、村两级普遍存在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那么，在将义务教育的统筹层次提高到县一级后，也只是将乡、村的资金缺口集中到了县级财政，总量不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另外，农村税费的改革，也使这一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税费的改革确实让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但它却直接冲击了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来源，取消了过去可征收的农村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上面不许收，下面又不够，原本基础薄弱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变得更大。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支出更是捉襟见肘，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农村义务教育需求，加上“普九”欠债过多，非国家予以重点倾斜和照顾，实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对于这些由于政府体制原因导致的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方案，因为九年义务教育是每个社会成员均须接受的基本教育，它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必须由国家承担，政府提供，因为“政府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服务”。随着近年来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特别是在未来不久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及以上时，国家更应该而且也完全有可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之所以应从农村开始首先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的绝大多数。虽然农村在校生的受教育条件已有很大改观，但他们仍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教育大国亟须特别关注和关心的最大的学生群体。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农村教育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成败。第二，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薄弱，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总投入中义务教育阶段所占比例过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始终低于60％，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占总投入比重近年来还不足30％。而且，在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中，政府财政拨款所占比例也不高。尽管近年来，由于中央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有所增加，但最高也只达到64．9％，还有相当部分的经费是通过农村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学杂费等非政府渠道来筹集的。通过以上对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中的缺位现象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成了严重束缚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对此最迫切的必要措施便是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乃至全国范围的义务教育事业的完全免费。

五、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

农村义务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种教育领域的不公平问题，它也是整个教育事业在多方面的不公平的一个缩影和表现。扩而大之，这种不公平实在是与当前所大力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不协调。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的思想观念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并且，这些思想观念确实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而“人才为立国之本，教育为人才之本”的道理，也是不用太多解释，逐渐为每个人都深刻接受。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素质的先进科技人才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的根本性保证。而教育，无疑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因此，教育制度的公平合理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和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对人才的培养有重大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也可以说，教育制度的公平合理，是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保障条件。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六大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经济现代化等硬件性质的建设，也要致力于社会体制等各方面的软件性建设，真正实现“民主，法治，公平”等先进的社会价值观念，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全面进步。教育对社会的重大意义决定了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的密切联系。可以说，没有实现真正公平的教育制度，将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基础性障碍。盘点中国教育制度，真可谓是不合理之处甚多，不公平之处甚广。比如饱受社会各界批评的“应试教育”，“重点教育”，“精英教育”等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等问题，确实同我国现阶段的现实状况严重不协调：我国人口众多，人民整体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因此教育的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应当是尽快普遍提高人口素质。这就要求我国的教育要走一条“普及型”的道路，而事实恰恰相反，我国目前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坚定地走着一条“精英主义”的“重点教育”道路。这也是一种不公平教育制度的体现和病态教育体制的一种反映。有专家指出，教育的公平是最起码应该实现的社会公平，因为受教育权的公平平等是直接关系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的，而受教育的水平又是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能力和机会的重要因素。简而言之，教育是为人提供改变其自身命运的力量的基础保证，它应该是可以让全社会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机会去享受的。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之所以存在了上千年，其中制度本身必然包含有它的某种合理因素。笔者以为，其相对最积极进步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便是，它为不同阶层的人们获得管理国家和社会以及发展自身实现人生抱负的权利，提供了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我们不否认科举制度本身包含了许多糟粕，例如，它也是应试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来源。后顾是为了瞻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自然应该以古为鉴，吸取一切合理的经验和思想精神，促进自身向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社会调节作用和教育本身价值的高度统一，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推动因素。而不是因为其自身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而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健康发展的和谐社会的绊脚石。

六、结论：发挥政府的核心作用

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客观上教育事业对整个社会的重大作用决定了我们必须对现行体制中不合理的因素进行改革，为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对此，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发挥各级政府尤其是上层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的作用。目前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由于各地实际存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过于分散的投资体制，造成了全国普及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使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投资体制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也就是说应该将国家义务教育投资的责任主体适度上移，为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加强大可靠的财政保障。财政资源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才能确保义务教育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使教学设施的建设得到保证，才能解决当前贫困地区严重拖欠教师工资，使教师无法安心教学的情况得到改善。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改变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在整个义务教育资金筹集与分配中一般仅占有较低份额的状况。所以，必须要建立规范的基础教育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基础教育财政责任。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较大的财力，应是转移支付的主体。另外一点，教师队伍的不稳定也是造成农村教育“贫困”关键因素，很多贫困地区连教师的基本工资都还保证不了，要让教育稳定，教师的基本工资就必须保证。在世界许多国家，将义务教育教师纳入国家公务员或地方公务员系列，工资由中央或较高层次地方财政承担，或列入中央预算，或列入州、省预算，或各级预算共同分担，这就解决了教师的工资问题。另外，针对当前中央财政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大部分教育投入都给了高等教育，而基础教育投入不足，同时基础教育的投入地区分布也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有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建议，在制定“十一五”中长期发展规划过程中关于教育的部分要加强教育改革，加强农村教育投入，并进而提出了“农村义务教育应该免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费越早越好”的意见。这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问题已经很明显，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已经逐渐明确，关键就在于发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核心作用，大力扶持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为整个教育事业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参考文献：[2] 鄢明明著：《略论小康社会教育》，载《理论月刊》2005年第10期。[3] 宋梅著：《农村离免费义务教育有多远》，载《中国新闻周刊》。[4] 周洪宇著：《农村义务教育应免费》，载《人民日报》。[5] 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6] 方行著：《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4年4月第一版。[7] 刘斌，张兆刚，霍功编著：《中国三农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4月第二版。[8] 费孝通著：《志在富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9] 贺雪峰著：《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10] 张松山著：《教育公平：此梦何时圆——从对豫南基础教育发展状况的调查说起》，载三农中国网。[12] [美]詹姆斯．R．汤森，[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13] [印度]苏布拉塔．加塔克，[印度]肯．英格森特著，吴伟东等译：《农业与经济发展》，华夏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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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产生、建立、发展和完善起来。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政府无疑起到了最为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生产、保障社会安定、促进改革开放、实现共同富裕。随着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为适应社会发展而建立、完善或改革社会保障的研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面对新的历史时期与社会现状，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商榷的重大问题。

一、对社会保障的基本概念的探讨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即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通常国家依据法律制定相关的制度和规定以保证其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构成。它的根本宗旨是使个人和家庭相信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会尽可能不因任何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测事件受很大影响。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个人和家庭遇到难于独自承担的风险时提供的社会互济，这种社会互济是建立在个人责任的基础上，即国家在个人遇到较大风险时只能负起有限的责任。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既要吸取国际经验，又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了基本框架。《决定》指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

二、我国社会保障的历史与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大力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开始了新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从50年代初建立和发展的，其面对的主要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部分内容还涉及到城镇居民。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简称劳保条例）。条例对保险费的征集及管理和支配、保险项目及标准、保险实施范围、执行和监督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由财政支付、财政部和人事部管理。195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等4个文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与企业职工根据上述条例享受的大体相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医疗保险制度也是在50年代建立的。此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险也有相应的完善。到6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增加了社会经济的有序性，使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有机体得以持续、稳定、均衡、协调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证社会的有序发展和良性运行，突出表现为社会环境的和谐及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

2、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减少贫困对公民的威胁；

3、保证劳动力再生产，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社会保险工作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恢复和重建。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颁布，对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退休条件有所放宽，鼓励提前退休。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系统。由企业负责资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属典型的受益基准制，保障水平较高，其覆盖面主要是国有企业。

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体制的变化，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实施范围不够广泛，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2、层次单一，不能满足不同经济实体和人群的多层次需求；

3、资金来源单一，致使资金严重匮乏，国家财政负担过重；

4、管理体制不顺畅，法制不健全；

5、社会化程度低，影响社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8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国民经济改革的配套措施提上议事日程，开始进行改革。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试点，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策略探讨也为新体制的设计提供了可贵的意见。1986年《国务院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范围扩大到劳动合同制工人，其费用来源是企业和个人缴费，1991年全国96%的市县实行了养老保险统筹，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根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公平和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管理体制集中统一、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建立起适用于各类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调剂使用资金的社会保险制度。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入90年代以后把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放在优先位置。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决定》，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1994年国家体改委发布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

1991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199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提出了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务，规定了改革的目标和内容。通过对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的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20世纪末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我国政府在新时期（经济转型）应起的作用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近20年，出台的相关法规条例无数，到目前基本上构筑了一个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与生育保险、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社会福利服务等为骨架的中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雏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然而，从目前的实施情况看，制度实施的效果难尽人意。其中的原因和问题很多，而政府作用的界定和认识不清，无疑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瓶颈之一。面对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转型时期，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的合理界定是什么？或者政府的合理参与形式是什么？这是我在此节中将要着重阐述的问题。

大致来讲，政府介入社会保障可以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包办、主导和不干预。政府实施全面干预，从通过税收融资到建立庞大的行政机构以充当直接管理者的角色。不干预形式是指政府没有直接出面建立起系统化、正规化的制度体系，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不愿或无力承担起社会保障中的责任。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完全的不参与形式已经找不到，在不同的保障项目中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介入。

所谓政府主导型简单说就介于包办和不干预之间的一种方式，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发展趋势上看，各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调整的结果都是倾向于建立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即政府不是直接承担所有的供款和管理等责任，而是作为一个引导者通过调动企业、个人、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来提供保障；不是完全放弃对社会保障的管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发挥政府的作用。

虽然我们还无法对主导型政府参与形式做出准确的描述，但通过考察社会保障改革中政府作用的调整过程及趋势可以看出一些基本的特征或是取向。一是坚持在社会救助中承担主体责任，主张政府救助最困难的人和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虽然，目前社会保障改革中有从普遍性到选择性转变的倾向，但政府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这部分责任。即使在自由化程度很高的美国也有很多的人是通过救济维持基本生活的。三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中注重效率的发挥。吸取政府在全权管理社会保障中出现的机构膨胀、效率低下等问题，更多地引入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代表组成的自治机构进行社会化的管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各个国家都在向政府主导型发展，但在具体的做法上肯定不会相同，这跟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政治体制以及所选择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各个国家都在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社会需要选择最合适的政府参与形式，并且根据形式发展不同而调整。因此，不宜简单地评价政府在社会Ｕ现械淖饔梅⒒游侍猓Ω媒岷暇咛迩榭龇治觥?br>总之，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中主导作用的发挥还处于过渡和不断完善之中，在此只是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和探讨，至于具体的框架结构和制度设计与实施，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探索和学术界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略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

3李铁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求是》，1995年；第2期王红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综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5年；第4期

5郭小聪.《论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6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卫兴华.《中国社会保障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养老保险改革的实践》.全国社会保险工作会议交流材料，1997年

第三篇：论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

论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

摘要：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内容。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应当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础的关系，而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因此，劳动关系的状况成为社会是否和谐的晴雨表、风向标。所以，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正确把握当前的劳动关系，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矛盾，积极构建和谐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

政府作为劳动关系的重要主体之一，在劳动关系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劳动关系及主体的介绍，分析了我国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介绍了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劳动关系 政府 角色 地位 作用

政府作为劳动关系三方主体之一，它介入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然要求。劳动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绝不仅仅是劳资之间的关系，政府作为第三方，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始终居主导地位，政府的价值取向、政策导向及行政方式对劳动关系运行态势起决定性影响。同时，劳动运行态势也对政府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以及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产生基础性影响。所以，在劳动关系问题上，政府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必须积极作为。

一．劳动关系及劳动关系主体

劳动关系，是指管理方与劳动者个人及团体之间产生的、由双方利益引起的表现为合作、冲突、力量和权力关系的总和，它会受到一定社会的经济、技术、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劳动关系是雇员与雇主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统称。

劳动关系主体是指劳动关系中劳动力所有者和劳动力使用者，即拥有劳动力的雇员和使用劳动力的雇主。包括：雇员、雇员团体、雇主、雇主组织、政府。

二．我国劳动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劳动关系不稳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企业用人自主权和劳动者择业自主权的确立，企业越来越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力求降低人工成本。而劳动者为了取得最大化的劳动报酬，追求更好的劳动条件，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劳动关系呈现动态化发展。

（二）劳动关系双方力量失衡。弱势劳动者群体的基本台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尽管契约化是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劳动关系建立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劳动双方现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劳动关系运行呈现以经营者为主导的体制特征。

（三）劳动管理功能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程度弱化，劳动力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劳动立法和执法工作滞后。

（四）政府监管不力，管理缺位。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干预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劳动关系调整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需要。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仲裁都长期处于力量薄弱、疲于应对的状况。

三．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

我们可以将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归纳为五种角色，即“五P”角色。

（一）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者

政府的第一个角色是保护者。政府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介入和影响劳动关系。政府的角色在于制定劳动政策并推进其实施。政府制定的政策与法律不仅反映了劳资双方施加的压力，而且反映了公共舆论以及劳资力量对比的变化。政

府是否颁布劳动保护立法以及该法律保护的程度，直接反映了政府是否维持 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正义，并反映了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基本理念。它确定了劳动关系的调整框架，为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提供了各项制度和规范。同时，政府还要监察劳动标准以及劳动安全卫生的执行，劳动监察是政府的第一个角色衍生出的重要任务。

（二）集体谈判与雇员参与的促进者

政府的第二个角色是促进者。根据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政府要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和行动，为管理方和工会之间开展集体谈判创造宏观环境，积极促进双方自行谈判与对话，促使其在遵循劳动法基本规则和基本劳动标准基础上发展适合其特点的劳动条件。政府是以促进者，而不是直接干预者的角色，推动集体谈判的开展以及雇员参与。

（三）劳动争议的调停者

政府的第三个角色是劳动争议的调停者，有时也是调解者或仲裁者。为了维持良好的劳动关系，政府通常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理想的政府应该作为中立的仲裁者，为劳动关系营造一个公平的外部环境，使劳资双方能够平等 地通过协商或谈判来解决内在冲突，使产业冲突减少到最小程度。

（四）就业保障与人力资源的规划者

政府的第四个角色是规划者，为全体劳动者建立一套就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三大支柱：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在当今自由化、国际化和竞争日趋 激烈的社会，政府应该在教育培训、研究开发、人力资源规划等领域进行整体设计，提供更多、更有力的支持，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角色在于保持劳动关系稳定、促进劳资合作和实现经济繁荣。

（五）公共部门的雇佣者

政府的第五个角色是公共部门的雇佣者。公共部门的雇员包括政府与地方公务人员，在一些国家还包括公用事业部门的雇员，其规模和人数在各 国不尽相同，但都占相当比重。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雇主，应该提供合法、合理的劳动条件，以模范雇主的身份参与和影响劳动关系，使之成为私营部门劳动关系的“样本”。

政府在扮演这五种角色时，作为保护者和规划者，政府应该积极而主动地完成任务；作为促进者和调停者，政府应该采取中立和不多干预的态度；至于政府作为雇佣者的角 色，必须要真正成为民营企业家的表率，合法化、企业化和民主化是基本要求。

三．我国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

政府在劳动关系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一）劳动政策的制定。

（2）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就业保障。

（3）劳动条件的维持与提高：劳动标准。

（4）劳动关系的协调。

鉴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劳动方式也处于转型阶段，同时又在追求一种和谐的劳动关系，我国政府在劳动关系中起以下作用：

（一）健全和完善劳动法律和法规

我国的立法，多采用的是政策——行政法规——法律的渐进模型。在一线城市，一些新的法律法规正在进行试点，在反复检验后逐渐向全国推行。政府为建立协调稳定的劳动关系，在加强劳动立法和宏观调控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先后承认和批准了23个涉及劳动者权力的国际公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与之配套的部分法律法规，在劳动关系的调整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2）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出现了企业下岗工人、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三股就业压力。对此，我国政府开展了类似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失业救济（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健全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为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初步建立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劳动争议处理体制，虽然还不完善，但其整体运行还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妥善的解决了大量的劳资纠纷，对协调我国的劳资关系

由于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处于转型期，政府在劳动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效，甚至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但我们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劳动关系将在政府逐渐成熟的推动力下，达到长期稳定和谐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劳动关系学》（第三版）程延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常凯,《劳动关系学》[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6高景芳 《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上海财经大学2004

11]李环.和谐社会与中国劳动关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第四篇：论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危机管理的善后处理：坦诚示人 危机是每个企业都不愿面对的事，但是在发生后，如果刻意隐瞒或消极对待，危机对企业的发展将是致命的。因此当危机不幸来临时，千万不要只是怨天尤人，而应诚意面对问题，找寻适当解决方案，才能藉此将危机化为转机。企业出现危机时，特别是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受损时，企业必须承担起责任，给予公众一定的精神补偿和物质补偿。在进行善后处理工作的过程中，企业也必须作到一个诚字。只要顾客或社会公众是由于使用了本企业的产品而受到了伤害，企业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以示诚意，并且给受害者相应的物质补偿。对于那些确实存在问题的产品应该不惜代价迅速收回，立即改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以表明企业解决危机的决心。只有以诚相待，才能取信于民。危机是危险，更是转机，机会是当你很适当的处理危机时，自然而然会随之而来的。例如泰利诺头痛胶囊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它将很糟的情况彻底转换，尽可能的解决问题，让消费者觉得被重视；并且诚实的面对及解决问题，消费者还是会愿意购买它们的药，因为它表现了关心和承诺，努力开发出更好的药，在危机管理中展现对消费者的重视，机会就在此。总之，当企业面对危机时，应该以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利益为重，迅速作出适当反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主动的、有意识的以该事件为契机，变坏事为好事，因势利导，借题发挥。不但可以恢复企业的信誉，而且可以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正如人们所说的：一个优秀的企业越是在危机的时刻，越能显示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区别就在于此。

政府 公共危机管理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系统的公共危机管理包括危机的预防与应对。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纳人一个有序、规范、条理的轨道中，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政府公共危机的预防管理 1.建立政府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公共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是危机预防管理的核心部分，其职能是对各种潜在危机进行预测，为危机的处理制定有关策略和步骤，危机发生后，指挥中心立即做出反应，负责指挥危机的处理。在美国，危机管理的决策中枢由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组成。俄罗斯的决策指挥中心由总统、国家安全秘书、紧急情况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组成。从世界范围看，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机制，议会制的国家一般建立以总理为核心的机制。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没有一个独立和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协调中心，灾害发生后，一般都是临时成立工作组应付危机，这种工作组不能保证危机管理工作的及时性和连续性，缺乏对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进行有效总结、分析、保留和借鉴。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危机的社会里，只有成立常设规范的公共危机管理中心，才能将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纳人到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2.建立公共危机管理风险评估机制。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危机风险随时进行评估。首先评估政府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把握政府危机的数量、种类、性质、特点及其规律，对危机管理thldl.org.cn的形态进行分类，并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对危机划分等级；其次，为每一类别或级别的危机制定具体的危机处理战略和战术，一旦发生危机，可根据危机应急机制马上进人危机处理。如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该部直属总统领导，专门处理美国国内危机，将美国的安全分为5个等级，并相应做出不同的防御措施；再次，监控危机的发生，注意搜集与危机有关的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处理、判断和数据的分析，掌握危机的各种变化和最新信息，监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和趋势，分析危机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危机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3.加强公共危机管理训练与危机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养成了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性格，向往“永世不易”的理想社会，老百姓的危机意识比较淡漠。我们虽然热切关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国际危机，但总是认为那是外国的事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当危机来临时，人们便毫无准备，手足无措，立即陷人恐慌之中，给政府处理危机带来极大困难。2003年春天“非典”事件中老百姓的恐慌、无所适从并导致社会局面的失控即是一个显着的例子。因此，在危机预防管理中政府必须做到：一是要警钟长鸣，经常进行危机训练和演习，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树立危机观念；二是要大力普及有关危机知识，让公民掌握正确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与方法，明确个人在危机中的职责。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预防训练，整体提高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一旦发生危机，国民才能从容应对。4.建立健全社会救助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日益弱化，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管理所有的社会事务。因此，危机事件处理中调动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就成为政府危机处理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有关学者调查表明，当国家和社会遇到困难与危机时，853%的民众比较愿意或愿意站出来为政府分忧解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只有6.4%的人不太愿意或不愿意。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场危机可能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个人，只有全社会万众一心、和衷共济、共渡难关，才能战胜危机。只有有效地组织社会力量，让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到政府的救灾行为中，而不是被动地过分依赖政府，才能更快更好地战胜危机。目前，我国没有健全的社会救助机制，政府只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各个单位、各个系统一层层地去组织和动员，时效性不够，成本较高。因此，由政府出面构建中国的社会民间救助组织，组建社会义务工作者队伍是政府危机预防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5.公共危机管理培育健康的人文社会环境。危机不仅是对一个政府管理制度和应变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民心理承受力的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个民族能否精诚团结，以健康、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危机，是一个民族民族特性的具体体现。危机的预防管理不仅包括制度的预防，还包括人们精神健康和心理的预防。首先，要建立诚信、友爱、信任、关怀的人文社会环境，建立社会的信任机制。当危机来临时，人与人之间应关怀、友爱、理解、宽容与帮助，而不是冷漠、猜忌与排斥，这是战胜危机的首要要素；其次，培养健康的社会心理，提高公民抵抗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危机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和身体上的危害，更有心理的考验，越是对社会公共生活危害比较大的危机，越会造成令人恐惧的效果。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恐惧。危机预防不仅仅是危机本身的预防，还包括心理危机的预防。加强对公民危机意识的教育，培育公民健康的心态，提高公民的心理承受力，建立健全社会心理咨询和精神援助系统，是政府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艰巨任务。

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处理的应对策略 危机的预防只能减少或预防危机的发生，并不能完全阻止危机的发生。一旦危机发生，原有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被破坏，整个社会处于危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根据预防公共危机管理程序，立即进人危机处理状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危机，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措施不当，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会造成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减弱甚至丧失，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1.公共危机管理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人们的生存与安全受到威胁时，便会陷人极度恐慌之中，为了减轻或消除心理上的紧张与压力，人们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去获知与危机有关的信息。当人们从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不足，无法解释目前正在发生的危机或不能解除其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时，各种流言就会迅速出现，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恐慌。因此，危机发生时，公众出于对危机的恐俱和对危机事件的不明真相，各种流言蜚语的出现是必然的，封锁消息反而会为流言的传播创造条件，况且信息全球化使任何政府想隐瞒事实真相成为不可能。杜绝谣言的产生、避免发生群体性的社会恐慌，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及时、全面、准确地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2.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将公共危机管理控制在最小范围。政府必须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是指对处于萌芽状态危机事件的一种敏感性，缺乏这种敏感性就会贻误危机处理的最好时机。危机发生时，政府应立即投人到危机的处理中，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解决危机，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冲击降至最低点。我国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在短时间内爆发并在较大区域内流行，与政府有关人员的危机意识淡漠有直接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报喜不报优的心态，危机发生时常常采取低调处理和封锁消息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危机反而会丧失平息事态扩大的最佳时机，导致危机进一步扩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随时随地都存在爆发各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尤为重要。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要发挥其行为的规范导向功能。社会学有一个“紧急规范”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紧急状态下人们的行事规则容易受最先行为者的带头作用的影响，从而形成“紧急规范”，“紧急规范”一旦产生，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如发生火灾时，如果有人提一桶水来救火，这个行为就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就会冷静下来，跟着去提水救火；相反，如果有人第一个逃走，这个行为也将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同样会效仿，争先恐后地逃跑。因此，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必须成为“紧急规范”的首倡者和实施者，通过政府的“紧急规范”，全国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共同战胜危机。4.公共危机管理及时发挥政府宏观协调、整合资源的作用。危机发生时，政府出面协调、组织、调配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最短时间内达到社会资源的最大整合，这在政府危机处理中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世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危机状态下政府协调职能的发挥，例如英国为了协调各部门的紧急应变工作，政府于2001年设立非军事意外事件秘书处，秘书处的宗旨是“就预见、预防准备和解决办法提高英国应付突发挑战的能力”，在政府内外协调各部门作出综合整体反应，与各有关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开发和共享英国关键网络和基础设施资源，统一、合理、有效使用政府各部门资源，确保预防和控制灾难的规划和机制实施到位以及发挥效应，确保政府在处理危机期间能够继续发挥正常社会职能。美国国务院下设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集中中央到地方的救灾资源，建立了一个统合军、警、消防、医疗、民间救难组织等单位的一体化指挥、调度体系，发生重大灾情即可迅速动员一切资源，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支援工作，将灾情降到最低。总之，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的有效组织、协调和调控是迅速控制危机，将危机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最重要保证。5.公共危机管理做好善后沟通工作，提升政府形象。危机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损失，也使人们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即使政府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处置方法，政府的形象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因此，危机的结束并不代表危机处理的结束。当人们度过危机之后，政府还应做好危机后沟通工作，向国民承诺政府今后的措施，表达政府的诚意，恢复国民对政府的信心，重新提升政府的形象。总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机虽然不可避免，但危机却是可以管理的，有效的危机预防可以减少危机的发生，积极的危机应对则可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危机管理的方法，你知道吗？

危机管理是企业为应对各种危机情境所进行的规划决策、动态调整、化解处理及员工培训等活动过程，其目的在于消除或降低危机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失。危机管理是专门的管理科学，它是为了对应突发的危机事件，抗拒突发的灾难事变，尽量使损害降至最低点而事先建立的防范、处理体系和对应的措施。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诸多因素导致的危机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人们常常获悉，一些名声赫赫的世界品牌、知名企业，突然间被一连串纠缠不清危机包围，接二连三地掉进了不能自拔的泥潭。更有一些新兴企业，在遭遇一两个似乎不大的危机后，因处理不当，而便导致千辛万苦培植起来的品牌功亏一篑，多年心血付诸东流！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无法避免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危机。但是很多企业往往缺乏危机意识，总要到危机发生后，才寻求解决之道，抱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心态来面对危机。这次突如其来的非典事件也再一次敲响了企业危机管理的警钟。那么，企业在面对危机时，如何应对才能转危为安、成功进行危机管理呢？找到危机管理的秘诀是危机管理的关键。危机管理方法： 事前预防：通盘考虑 危机管理成功与否的一个决定在于事前准备功夫是否完善。面对危机，不能坐以待毙，应该在危机发生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到通盘考虑，才能从容不迫的应变。事前充分的准备包括：对所有产品及企业信息，有通盘的了解，并且洞悉危机发生的潜在原因；列出一张危机评估表，详列出可能发生的危机，并且评估它们的等级，依发生的可能性从最可能到不太可能依序排列；成立危机管理小组，成员包括公司内部以及顾问公司的人员，分配好职责和任务，每个人都适时扮演适当的角色。另外，发言人的设立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可能是公司的负责人、总裁、执行长，或是对某危机最了解的人，还要具有沟通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建立可信度及权威感，才能在第一时间传递出最适当的讯息。理想上，企业还应该最少一年有一次仿真训练。例如设计一个突发状况来测试危机管理小组的应变能力，事前完全采取保密措施，让公司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来练习，之后再检讨过程中有无疏失。仿真演练可以让员工在面对危机时，有经验可循，才能临危不乱、从容应变。危机管理控制：快、狠、准 危机降临时，要在第一时间查出原因，找准危机的根源，并尽快将真相公之于众。同时要狠处相关责任人，及时转变战略，展示拯救危机的决心。在危机管理时，要立即调查情况、制定计划以控制事态的发展，启动危机管理小组对危机管理的状况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内因还是外因？危机发展的状况及趋势如何？受影响的公众有哪些，他们可能希望通过什么方式予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因为这将是企业采取补救措施的直接依据。一旦找出危机产生的原因，就必须立刻制定相应的对策。如果是内因就要下狠心处置相应的责任人，给舆论和受害者一个合理的交代；如果是外因要及时调整企业战略目标，重新考虑企业发展方向。在危机发生后要时刻新闻媒体保持好密切的联系，尽可能的把完整情况告诉新闻媒体，由其广而告之。只有公布真相后，才有可能避免公众的各种无端猜疑和流言的产生。当企业与公众的看法不一致。难以调解时，必须靠权威发表意见。在很多情况下，权威意见往往对企业危机管理thldl.org.cn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企业在处理危机时，一方面要作到谦虚自责，勇于承担责任，始终把社会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也要作到坚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既能控制事态发展，转危为安，又能由此迈上一个新台阶。

第五篇：社区管理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作用的发挥

社区管理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作用的发挥 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其中，社区组织作为基层组织必然使得社区管理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构建服务型政府及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不仅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经济、社会等事务服务，认真履行“人民”政府的宗旨，还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贸规则的需要，坚持公开、公正、合法、透明等原则。服务型政府应该是“阳光政府、创新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等模式交叉、综合渗透的结果。服务型政府理念要成为政府工作的宗旨，寓管理于服务中，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公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任务，是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坚持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社区及社区管理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在各大中城市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建设工程之一便是城市社区建设在探索之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社区建设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建设”，更涉及到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成为再造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一个制度创新过程，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基础平台。社区建设不仅对原有的居委会管理体制进行了创新，同时将政府公共服务的触角引向社区，方便了居民群众，改善了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了城市管理水平。

社区管理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社区基层组织与社区居民、社区单位等部门或机构，为了维护社区整体利益、推动社区全方位发展，采取一定的方式，对社区的各种事务进行有效调控的过程。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推动城市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探讨双方互动的基础,创新互动理念、途径和内容,加强双方的合作,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任务之一。

社区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依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政府发展公共服务需要社区这个平台，需要通过这个平台来延伸自己的服务，也需要这个平台来分担部分政府需要转移的工作职能；另一方面是社区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社区已经在承担着很多公共服务到社区的功能，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也在改变政府一统天下的局面，政府行政功能和社区自治功能正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作用，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三、社区管理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

（一）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变推动着政府体制向服务型转变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与发展，社区日益成为社会最重要的基层单位，其发展的好坏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程度。作为推动社区建设主体力量的社区自治组织的自身发展对夯实城市管理基层基础，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是促进和谐社区构建的重要环节和关键因素。要加强社区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从2000年开始的城市社区建设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原居委会管理体制，建立新的社区居委会，构建社区平台；第二阶段：依托社区平台，推进各项服务和建设事业进社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第三阶段：深化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基层管理机制，加强各项服务，进一步提高社区建设水平。贯穿这三个阶段始终的则是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创新，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直接成果是社会建设初步独立出来，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以指令性工作为主要方式的居委会管理体制得以改变，社会建设相对独立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人们逐步摆脱行政管理的依赖性，如果说过去居委会主要是政府的传声筒，现在社区居委会的定位更主要的是当好全体社区居民利益的代

表，为了居民的利益向政府部门提出呼声和要求，成为沟通政府与社区居民的桥梁和纽带。

从制度供给视角来考察，社区体制改革正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政府部门适应社会变化，逐步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直接后果是将社会与政府的界限逐步明晰，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不仅开始认识到无偿地指挥居委会干属于自身的工作不合法，行动上也在积极探索将自身工作落实到社区的有效途径，政府工作责任主体得以明确。

社区自治组织定位明确后要求政府自觉转变职能：政府部门不能直接指挥社区自治组织，自己要想办法服务到社区居民。一方面政府部门的工作需要落实到社区、服务到居民，另一方面，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居委会职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居委会不再是任务的当然承接者。在社区层面购买岗位，用以落实政府部门的工作成为新的选择。全国各大中城市在深化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普遍出现在社区层面建立“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站”的现象，把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等公共服务项目通过购买岗位的形式在社区落实。

（二）社区管理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平台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与人民、使人民受益，而社区组织作为与人民群众联系最多的基层组织，其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政府必须通过社区组织来将政府的服务传送与人民，将社区组织作为自己服务型转变的平台。社区建设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在城市基层，通过城市社区建设的推进，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协商议事会等社区内的主体组织进一步健全，社区内的民间组织和社区志愿者组织发展更为有序，居民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明显加强。

社区自治组织是在划定的社区范围内通过平等协商、信任合作的方式为维护全体居民利益，共同致力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社区公共事务，又能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地域性自治组织。主要包括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如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和其它社区中介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如各种志愿性团体、行业协会和兴趣小组等。

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法律上拥有组织居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地位，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直接成果是社区居委会成员的年龄结构更加合理，文化结构不断提高，工作能力不断加强。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也为社区功能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民间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不仅有着与社会成员或居民的天然联系以及组织社会的天然能力,而且可以扮演政府和社会成员之间沟通联系的中介和桥梁，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和专业的手段去服务特定的社会群体并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

从现代治理理念的角度看，只有通过建设和谐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调动广大居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才能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管理机制，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

（三）社区基层民主要求政府加强民主制度建设

在政府管理及决策过程中，要时刻遵循民主公开方式。服务型政府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行政效率问题，城市社区建设的推进部分地为这一问题找到了实现的途径——通过扩大和深化城市基层民主、畅通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民意沟通渠道，政府的回应能力在提高，公共产品提供的针对性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及时程度在提高。

城市社区建设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作为核心内容，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居民参与机制。基层民主的发展促使政府对公共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应，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和重大事件的听证制度，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和严格的行政问责机制,建立健全评价和监督机制，社区组织及其居民通过实施监督公共服务质量的活动,促使政府提升对公民需求的回应力。

社区监督评议功能的发挥促进政府提高服务效率，社区及其居民通过实施监督公共服务质量的活动,促进政府部门转变作风、职责落实、服务到位。充分发挥社区评议作用，监督政府部门的工作。当前，由于评议制度还只是作为工作中的经验在推广，还没有上升到法律或比较高层次的制度层面，有的社区组织群干碍于情面，评议工作还不够严肃，评议的制度化建设问题还需要加强。

由此，我们得知：社区建设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它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社区建设的加强有助于社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功

能的提升，有助于政府由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同时，制度创新非一日之功，虽然趋势已经确立，但这种创新还需要不断发展，制度的完善和成熟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社区管理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

作用的发挥

班级：公共事业管理 09-1

姓名：童海杰

学号:54090903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