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决策咨询机制及完善广东省政府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工作机制的建议[五篇]

第一篇：国内外决策咨询机制及完善广东省政府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工作机制的建议

国内外决策咨询机制及完善广东省政府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工作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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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机构：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提交机构：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产出日期： 2009-12-18 提交日期： 2010-4-29 作者：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2007年6月25日和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都明确强调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在加强政府依法行政、科学行政的新形势下，依托全社会智力的政府决策咨询工作越发凸显其重要性。

关键字：决策咨询机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广东

国内外决策咨询机制及完善广东省政府

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工作机制的建议

——基于对广东省政府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的考察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2007年6月25日和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都明确强调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在加强政府依法行政、科学行政的新形势下，依托全社会智力的政府决策咨询工作越发凸显其重要性。

一、国外主要国家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及其运行机制

（一）国外主要国家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概况

1.美国——多层次决策机制

美国自从建国以来就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现代政府决策体制。目前，美国政府的决策机制主要采取“思想库——小内阁——总统”的决策模式。在决策过程中，先由各个思想库、智囊团竞相向政府提出各种政策研究报告，然后由小内阁的政策班子作出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从中挑选较佳的政策建议供总统选择[1]。这种多层次的决策模式使政府决策者能广泛地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政策主张，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和保证政策的连续性。

2.俄罗斯——政府主导的决策咨询体系

俄罗斯的决策咨询机构官方性质的居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直接隶属于总统府的俄罗斯战略研究所。该所根据1992年2月29日的联邦总统令成立，直接服务于安全会议和总统办公厅。俄罗斯战略研究所有“俄罗斯的兰德公司”之称。它在学术机构、外交部、强力部门的专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参与下对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进行形势分析，主要研究国家安全保障的宏观问题、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相互关系问题、全球或地区军事、政治和经济进程问题，还负责对相应国家和地区危机局势进行分析与预测[2]。

3.德国——独立的委员会支撑决策咨询机制

德国政府要求政府决策咨询机构需是独立于政府、政党和企业之外的机构。德国政府内部最著名的咨询机构是“五贤人委员会”，成员共有五名，正式名称为“鉴定总体经济发展的专家委员会”，是根据联邦法律于1963年8月14日建立的。该委员会要求其成员必须是能够担当此项工作的行家，在年龄上无限制。委员由联邦政府提名，联邦总统任命，任

期五年并可连任。由于该委员会工作是独立的，要求其成员既不能属于政府或联邦及州的某一立法团体，也不能在某一公司法人中服务，所以一般都选择教授担任此职。其任务是定期鉴定总体经济形势及其可以预见的发展，每年11月写成年度鉴定报告，除递交联邦总理外，还可公开发表。该委员会还向所有负责经济政策的主管机构和公众舆论提供咨询。

4.日本——自下而上的决策咨询机制

日本政府内部的决策咨询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政府系统内部自下而上的“禀议制”。日本政府决策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在政府系统内部采取传统的自下而上的“禀议制”方式。所谓“禀议制”，是指在决策时，先由基层主管单位提出设想，制订政策方案，逐级呈报，逐级审议，最后由最高决策者拍板定案的决策制度。采取“禀议制”决策的最大好处是发挥基层单位决策的主动性与创造性。（2）政府系统内部设立的决策咨询机构——审议会。审议会是总理府或各省、厅根据省、厅设置法的有关规定或单项审议会的设置法而建立的，对某项事务进行调查审议的合议制机构，审议会的权限是根据总理大臣或主管大臣的咨询进行调查和审议，可以参与行政机关的决策，也可行使独立的调查权，或就此类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然后由各省、厅的领导者决定是否采纳他们的决定和咨询。日本现有审议会212个，其中大部分与经济决策有关。据估计，日本政府各审议会的委员达6000余人。审议会的组织成员包括学术界、企业界、舆论界、群众团体以及离职的政府官员等各界知名人士。审议会委员由政府有关部门任命，除个别审议会设有专职委员外，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兼职的，任期一到两年。办事机构由政府有关部门的相应机关充当，委员人数一般约30人。审议会的成员与政府官员（指主管经济的事务次官、局长与课长）类似，几乎不受内阁交替的影响

[3]。这客观上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各级地方政府也设有类似的有关经济或其他问题决策的审议会。

5.韩国——高度集权与专家管理的决策机制

受当年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影响，韩国政府决策的特点是：高度集权与专家管理。通过选拔高级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实行专家治国。1962年成立的经济企划院是韩国政府研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处理全国经济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其决策结构也是通过建立由专家、学者组成咨询机构等专家管理方式来实现的[4]。如“韩国开发研究院”、“韩国产业研究院”，他们既相对独立于政府，又受政府支持。政府决策层通过这些咨询机构广泛听取与吸收社会各界人士的建议、意见和要求。

（二）国外发达国家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

国外发达国家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影响政府决策：

第一，通过出版著作、专题研究报告或定期专门刊物来提出外交政策思想和政策方案。

第二，通过为决策层输送人才来影响政府决策。

第三，举办研讨会、报告会或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内外的政界名流和著名专家学者到会发表演讲，交流思想观点，形成主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影响政府决策。

第四，通过教育公职人员和公众来影响外交政策。思想库赋予自身教育社会和公众的责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思想库把自己的政策思想逐渐灌输到决策人员的意识乃至行动中去。

第五，借助新闻媒体影响外交决策。通过媒体发表本机构人员的观点、意见和评论，是咨询机构发挥影响力的极重要的一条途径。

二、国内部分省市政府决策咨询机构[5]的设置和机制建设情况

（一）国内各省市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建设概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部分省（区、市）政府为更好推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实际需要，结合各自特点，相继成立了专门决策咨询机构。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4个省市党委或政府设立了决策咨询机构或顾问组织，有15个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也设立了决策咨询机构。1983年，四川、北京、黑龙江等省市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科技（专家）顾问团，作为省（市）党委、政府的高层次智囊机构。1985年，广东和辽宁等省市为充分发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在领导决策中的参谋智囊作用，分别成立了广东省政府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和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咨询组。1991年，陕西、浙江、安徽等省市纷纷组建决策（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2003-2004年，上海、山西、河北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决策咨询委员会，辽宁、四川、新疆则在全省市、县成了了相应机构，使全省决策咨询网络趋于完善。1989年，由四川省科技顾问团牵头成立了“全国部分省区市决策咨询工作联系网络”，目前，全国网络成员单位已发展到近50个，其中省级咨询机构有20个。该联系网络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年会和工作研讨会，为促进各地决策咨询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决策咨询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国内部分省市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机制建设情况

国内各省市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都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机制建设上给予了编制人员、财政经费和咨询渠道等方面的支持。

一是领导重视并分管咨询委工作。近年来，国内各省市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决策咨询助推科学决策的作用，通过领导重视和分管，激励和鞭策专家委员，不断加强自身“智库”建设。例如，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亲自参加咨询委的换届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并多次分别主持召开咨询委员座谈会，倾听意见建议，先后对咨询委的报告、《委员意见》和《咨询研究》做过大量批示，咨询委工作由省长吕祖善亲自分管。山西省政府连续5年将《政府工作报告》事先征询委员会意见。吉林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坚持重大问题先听取专家意见，如，每年全省党代会的报告都请专家进行预审议。

二是安排固定人员编制和预算经费。如，四川省21个市（州）中有17个设置了专门的决策咨询机构，13个市（州）决策咨询机构有固定的编制和人员，11个市（州）有固定预算经费。上海、广西和哈尔滨市分别每年安排800万元、700万元和320万元课题经费组织委员和专家力量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同时，广西决策咨询委员会现设有6名固定编制工作人员，哈尔滨市政府为专家咨询顾问委员会配置了建筑面积达2500平方米的办公楼，为决策咨询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

三是创新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各省市区决策咨询委员会通过建立决策层与专家委员间的交流沟通机制，对决策咨询工作不断创新，取得良好效果。如，黑龙江省每年定期组织专家与省委、省政府领导进行座谈与对话，使省领导与专家之间“零距离交流”。通过及时向委员们传达省委、省政府近期的工作部署，让委员们充分了解领导的决策需求，目的更明确，工作更实在。浙江省、吉林省每年都举行一次有省领导参加的全体专家会议，既给领导汇报上年工作，又听取省领导对新一年工作的意见，贴近领导的决策需求。

三、广东省政府科技决策咨询机制的现状与问题

（一）广东省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概况

广东省政府重大科技决策咨询主要依托广东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咨询委”），咨询委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85年为实施科学技术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密切与科技人员联系而设立的全省最高层次的科技咨询机构，其办公室设在省科技厅。咨询委实行聘任制，设主任委员一名，由主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担任；委员由省政府聘请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大中型企业和省直有关部门的专家组成，每届任期三年，期满换届，可连聘连任。咨询委员会的活动经费由省政府给予安排，省科技厅具体负责管理使用。

各项活动由省科技厅负责提供工作条件。到目前为止，已成立了四届委员会。20多年来，咨询委围绕推进全省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技咨询工作，积极为省委、省政府重大科技决策和制定科技政策发挥参谋作用，为广东提升科学民主决策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广东省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机制建设中的问题

与国内其他省市相比，咨询委在机制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影响了专家委员为我省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决策服务作用的发挥。

一是缺乏规范性的决策咨询程序，未能全过程参与决策咨询。目前，我省咨询委委员主要通过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修改意见、参与规划编制的咨询论证等方式来实现对对策的咨询功能。由于缺乏规范性的决策咨询程序，离全过程参与决策咨询，真正发挥咨询委的作用还有距离。

二是决策咨询工作机制不健全，委员间、委员与决策者间缺乏互动。由于我省咨询委工作机制不健全，办公室的组织力量不足，一方面，未能在决策者与专家委员之间建立比较固定、快捷、顺畅的交流渠道，导致咨询研究和政府决策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首先，委员未能及时把握决策者的决策需求，提供决策咨询的目标不明确，仅能通过承担项目和参与政策、规划的咨询论证等方式献言献策。其次，决策者对现有的咨询研究信息把握不全面，导致决策需求的咨询研究与专家已有的咨询研究成果间缺乏桥梁纽带。另一方面，委员会沟通交流平台未建立，委员间互动不够。我省咨询委委员是来自省内外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专家。当前，委员会办公室未能建立起委员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和平台，各委员多以各自的研究团队为主要力量，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进行选题研究，未能对省委、省政府关心的问题、关系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当前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中的难点等及时进行共同探讨，共商良策，发挥团队的作用。

三是领导重视和激励不够，委员献言献策的积极性和热情不高。一方面，由于领导对咨询委的建设和发展重视不够。我省咨询委未能全面参与决策咨询工作，无法形成大的影响力，导致委员献言献策的积极性和热情不高。另一方面，对咨询委委员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无法调动其献言献策的积极性。目前，我省咨询委尚未建立激励机制，委员们做与不做、做好做坏一个样，委员的意见未能及时得到决策者的采纳，严重挫伤了委员们献言献策的积极性和热情。

四、完善广东省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工作机制的建议

（一）加强领导重视

领导的重视对咨询委的机构建设和委员意见的质量和时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建议加大对咨询委建设的支持力度。通过安排固定的课题研究经费和固定人员编制，为咨询委提供基本的工作条件。二是加强决策者对委员建议意见的重视和采纳力度，对有建设性的建议给予领导批示。

（二）完善组织机制

一是通过制定规范性的决策咨询程序，鼓励和规范委员们全过程参与我省政府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工作。二是建立联络员工作制度。通过联络员加强各委员间、及委员与各部门决策者间的联系、协作和信息沟通，不定期组织专题学习、考察、调研等活动，搭建专家与政府间的交流平台，同时，增强咨询研究的深度，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三）建立学习制度

建立稳定的委员学习制度，包括委员集中学习新形势和政府决策动向，以及委员间的互相探讨学习。广东省第五届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即将成立，新一届的咨询委委员来自省内外各个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大部分新委员对咨询委的工作需要有一个逐步了解和熟悉的过程。应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座谈会和情况通报会向委员介绍咨询委的沿革、工作特点和要求、参与决策咨询的方法等，使委员们能够尽快进入角色。

（四）建立通畅的建议报送渠道

通过《科技决策参考》、和《决策咨询通讯》等载体，定期及时向省委、省政府等决策部门报送委员的建议，并每年编制一册《广东科技决策咨询专辑报告》，将委员们的意见汇编成册。

（五）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

制定咨询委优秀建议奖励制度，为展开决策咨询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专家和团队，及优秀咨询成果给予公开奖励，并登报宣传，调动专家委员们献言献策的积极性。如，对领导批示的建议给与一定额度的奖金和荣誉奖励。

第二篇：完善决策机制 促进依法行政

庙沟镇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依法行政工作的调研——完善决策机制 促进依法行政

近年来，庙沟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认真组织开展依法行政示范点创建活动，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被命名依法行政示范镇。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过程中，我镇始终牢牢把握重点，突出抓好政府自身建设，积极构建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推进行政决策合法化、合理化、公开化，以此作为依法治镇的重要内容，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有效提升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一、坚持依法决策，不断完善决策程序

一是牢固确立依法决策理念。依法决策关键在领导、重点在观念。多年来，我镇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增强了全镇领导干部依法决策的责任感、紧迫感和自觉性，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几年来，镇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全部交法制人员 1

进行合法性审查，文件发布后都按规定及时报送县政府备案，规范性文件备案的合法率、准确率、及时率均达到100%。

二是完善决策制度建设。按照《镇安县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规划》以及上级法制部门的工作部署，我镇出台了《庙沟镇创建依法行政示范镇实施方案》，以建立健全行政决策各项制度为重点，制定了《党委、政府重大问题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关于推行听证制度的实施意见》等，规定对涉及全镇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建设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必须依法进行合法性审查，全面规范决策行为。

三是充实法制机构力量。在今年7月份新一轮镇级机构改革中，我镇把政府法制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机构和工作职责，规定由镇党政办承担政府法制工作，专门确定一名公务员具体负责日常法制工作。

二、坚持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决策水平

一是注重开展调查研究。行政决策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我镇在决策前坚持深入调研、集思广益、民主决策、阳光操作，坚持把群众意愿和当地工作实际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坚持统筹考虑城镇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合理规避决策风险。我镇每年都确定一批调研课题，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公开征求意见，重大决策和改革措施都紧紧围绕发展与稳定两大主题，充分吸纳各方面的合理化意见。对某些必须要做出的决策而群众暂时还不理解的问题，充分与群众进行沟通，千方百计解决好他们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确保决策顺利推进并实施。

二是探索专家论证制度。我镇逐步建立专家论证制度，聘请有关专家担任我镇的行政决策顾问，多次组织论证会、咨询会、研讨会，对重要规划、公共政策、重大建设项目、国有资产转让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请相关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可行性研究以及法律审核，使政府决策更具科学性，尽量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三是建立监督制约机制。今年，我镇在建设、环保、安全、劳动、招商服务中心等十多个重点职能部门中，首创了行政决策、行政执法与社会稳定相关联的考核机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将行政决策与社会效果相挂钩，变社会稳定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从源头上促进依法行政。在决策执行过程中，落实专人全程监控，一旦出现异常，立即分析原因，制定相应对策，确保决策执行不失误、不走样。对确属违法决策或决策失误等行为，实行事后责任倒查机制，坚持“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追查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有效防止了损害群众利益事件发生，多年来实现了政府决策“无上访、无诉讼、无复议”的目标。

三、坚持民主决策，不断增强决策透明度

一是积极推行政务公开。以推进阳光政务建设为重点，我镇不断深化政务公开，设置了镇党务、政务公开栏，印发了办事指南、工作流程图、政务公开手册，对于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政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主动公开工作计划安排和进展情况，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各村、组等基层组织也设立党务、政务、事务、财务公开栏，重要事项全面进行公示。

二是创新公众参与方式。行政听证作为行政决策中行之有效的一项制度创新，我镇早在2005年起就率先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镇、村级重要事项听证制度应运而生，并逐步完善。今年以来，我镇举行了镇级重大决策听证活动7次，涉及道路建设、绿化工程、危房改造、环境整治、移民搬迁等，直接参与听证活动的人数近千人次，保证了决策过程阳光透明，大大提升了行政决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三是充分发挥基层民主。我镇在决策过程中做到内容与形式都充分体现民主公开，重大决策坚持集体讨论和民主表决，保障公众参与决策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为了增加决策透明度，接受各方面监督，镇政府定期向上级政府报告依法行政工作情况，经常性征求人大、政协意见，邀请人大代表参加会议，每年办理人大代表建议30多件，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满意率超过95%。今年我镇还扩大了纳税人评议政风行风范围，增强群众参与意识，以纳税人为监督主体，辅以行风评议员，对全镇行政机关单位进行评议考核，进一步畅通了民意渠道，保障人民群众依法监督的权利。

虽然我镇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重大行政决策

实施情况后评价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还在探索完善过程中。我们将再接再厉，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深化依法行政各项工作，为保障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第三篇：沈阳2018年决策咨询重大研究课题

沈阳市2018年决策咨询重大研究课题

研究方向

1.关于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的战略研究

研究方向：对标东北亚重要城市，深入分析我市发展的基础和优势、差距和潜力，进一步明确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的基本思路、具体目标和实现路径。

2.关于建设东北亚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研究 研究方向：比对我市科技创新水平，与东北亚相关城市进行比较分析，查找制约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的问题和原因，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增强创新驱动引领示范效应的对策措施。

3.关于建设东北亚先进装备智能制造中心的战略研究

研究方向：结合创建“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围绕推进装备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深入研究沈阳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提出沈阳建设东北亚先进装备智能制造中心的发展定位、重点任务和具体路径。

4.关于建设东北亚高品质公共服务中心的战略研究

1研究方向：对标东北亚地区先进城市，着眼于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全面分析沈阳在完善提升城市功能、构建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现状，就加快建设东北亚高品质公共服务中心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举措。

5.关于提升开发区（园区）建设水平的对策研究 研究方向：深入了解我市开发区（园区）建设管理基本情况，找准影响开发区（园区）发展的主要问题，学习借鉴国内先进开发区（园区）发展经验，研究提出创新开发区（园区）开发建设和管理体制机制、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对策建议。

6.关于加快沈阳经济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研究方向：全面了解沈阳经济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深入查找制约沈阳经济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就更大范围内整合旅游资源，加快推动旅游产业大整合、大提升、大发展，加速把沈阳经济区打造成东北亚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旅游目的地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7.关于建设高层次产业体系的对策研究 研究方向：深入了解我市产业体系建设现状，深刻分析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就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高层次产业体系提出

2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8.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对策研究 研究方向：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着眼于迈入全国行政效能最高城市行列，深入分析沈阳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现状，认真查找各方反映的突出问题和不足，就加快形成一整套具有沈阳特色的营商环境建设模式提出具体对策措施。

9.关于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的战略研究 研究方向：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全面分析我市提升城市品质的情况，深入查找制约城市品位提升的问题和短板，就推动沈阳加快向功能完备、品质一流的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迈进提出具体举措。

10.关于推进特色乡镇建设的对策研究

研究方向：着眼于经济转型升级和城乡统筹发展，深入了解我市特色乡镇建设情况，全面查找制约特色乡镇建设存在的问题和瓶颈，就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产业特色鲜明、体制机制灵活、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多种功能叠加的特色乡镇提出具体对策措施。

第四篇：我国现行科技决策机制的弊端及完善

我国现行科技决策机制的弊端及完善

黄炳文

科技体制是国家为推动科技活动的发展及其同经济的结合而确立的组织结构、政策法规、运行方式等管理体制。在知识经济到来的21世纪，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决策体制，政府如何决策才能既有效地加强产业研发能力，又大幅地提高基础科研水平，成为科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科技决策体制必须解决的难题。

我国现行科技决策机制的弊端

1、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不足

在我国现行的科技决策机制中，专家委员会未能起关键作用，政府行政人员信息不全、职责不清，加之政策本身的不完善，大大弱化了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非科技领导和科技领导都有决策权，而科技专家对重大科技决策问题的影响力不够；许多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是分开的，重大决策仍然取决于少数人；过分强调了领导者在科技活动决策中的作用和决策权的归属，导致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往往决定着重大科技资源的调配，同时，也使部分科技人员为了自己和专业的利益，揣测领导的喜好来提供决策参考，而不是完全从科技发展规律来计划未来的方向。

另一方面，部委中下层行政人员和专家的关系是错位的。有时年轻行政人员对科技决策的影响力，甚至大于对科技发展有洞察力的专家。财务部门对科技的决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不仅参与审批和决定科技部门总体经费，而且还有权直接审核具体项目。也就是说，财务人员不仅影响了科技经费的数量，而且可能影响科技投入方向。

2、科技决策的导向存在盲从性

一方面，受急功近利和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浮躁情绪的影响，以及囿于科研低水平重复的状况，我们的科研规划和立项绝大部分以模仿和跟踪科技发达国家为主，科研机构和高校每年都完成不少科研课题，但最终实现商业化与产业化的很少，科研选题中属于开拓领域和具有原创性的项目很少，过分重视直接和短期效益，使得科技供给表面上远大于求，但实际上有效供给不足。

另一方面，“经验决策”和“无效决策”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科技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经验决策”即缺乏论证，由主要领导“拍脑袋”决策，“无效决策”即由于缺乏专家参与和共识而推进乏力，导致决策“流产”，这种“灵机一动、随感而发”的方式，在知识潮迅猛发展的年代，隐藏着极大的风险。

3、科技决策的前瞻性、战略性较弱

随着科技事业的迅猛发展、研究领域的细化和产业化程度的深化和扩张、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市场要素的变化以及科技信息的高速传递，政府获取“第一信息”难度加大，成本提高、政府决策失误和制度实施的时滞现象开始产生。同时由于项目的增加和细化，预算、结算和监督机制的功能不够细致，研究开发项目可不可行、经费预算合不合理、项目是否按原定计划执行和最终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等这些影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很难得到严格和客观的考核，政府控制能力出现疲软。

4、科技决策的制约机制严重匮乏

以往人们比较强调领导者个人在科技决策中的作用，比较注重对领导者个人素质的要求，这并没有错。但相对而言，如果过分强调决策权归属，容易忽视决策程序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忽视了科技管理体制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乃至法律的程序就相对会比较薄弱，这种传统的以行政命令为调节手段的管理模式在目前仍有广泛的影响。虽然目前政府机构引入了一定的竞争机制，但总体而言，政府活动没有赢利动机，加之缺乏制约决策失误的机制，决策者缺乏足够的压力和动力追求科技决策的高效率。

5、现行专家决策系统存在缺陷

一是专家系统知识掌握依然不全，依然面临知识有限、信息不全的问题，而且在涉及政治、社会和心理因素时，专家的专业技能的作用仍然受到限制。

二是专家难以逾越利益重组的品质制约。作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活动，科技决策势必涉及到利益重组问题。“科技进步的先决条件就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但决策系统所涉及的组织、个人总是期望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方案。项目审批和成果评审过分向权力倾斜，不同层次的决策者意见不尽相同甚至分歧严重时，专家仍将面临利益与压力的挑战。

建立科技决策机制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一项决策是否科学、民主，关键取决于决策者(主体)的素质，以及决策者与决策对象(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决策者(或决策群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体的思想素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工作经验和工作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决策的成败。因此，加强领导干部个人素质修养以及决策水平如战略思维、政策水平、法律知识和业务能力等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上，关键是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问题，如把握信息准确、对决策事项认识深刻、对决策依据理解全面等。

2、民主性、科学性与时效性的关系

在这三则关系中，时效性是决策的前提，民主性是决策的基本途径，而科学性是决策的根本目标。如果坐失良机、丧失时效，其决策是无效的，更谈不上科学。因此，抓住机遇，当机立断，多谋善断，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新世纪显得尤为重要。毛主席在阅《三国志》时曾批注：“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讲的就是决策的科学性与时效性之间的关系。

外国可供借鉴的经验

面对科技发展的新形势，为避免科技决策失误，许多国家都在结合自身实际发展有本国特色的科技战略和决策方式。各国的科技管理机构和职能也随着科技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地调整，以使科技决策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更好地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使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科技管理经验，对我们制定科技政策，科学地管理我国的科技事务提供了经验。

1、决策机构高层化

美国于1994年初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负责统筹与规划研究开发工作，国家科技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并列，同属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有政策制定职能。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总统和副总统兼任，其成员也均为内阁部长和局长。

决心走“技术立国”之路的日本，早在1959年就在最高层次成立了科学技术会议，首相任主席。它既是一般科学技术政策的最高咨询审议机构，又是国家科技基本方针和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从2001年1月起，日本取消了原来的科学技术会议，在内阁新设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并赋予它更大的权利，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行政“最高司令部”，该会议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韩国政府于1999年修改了《科学技术革新特别法》，并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总统任委员长，委员由政府15个部门的长官和3名民间聘任人士担任。

2、决策智囊综合化

许多国家在设立单纯以政府科技官员为主的科技管理机构外，还纷纷成立了由官、产、学、研多方高级权威组成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科技顾问机构，高度重视专家在科技决策中的作用，强化科技决策咨询机构。

美国于1993年成立了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由来自企业、大学、非政府组织的18名专家组成，他们以个人身份参与科技决策，为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和建议。

日本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由15人组成，首相兼任会议主席，必要时另设一名主管大臣，其余成员都来自国立研究机构、大学及企业界在某一领域有真知灼见的权威专家和学者。

英国科学技术委员会（CST）是英国政府在重大科技问题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由来自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的不同专业背景的知名人士和政府的首席科学家组成；德国也于2001年成立了由专家组成的创新咨询委员会。

另外，一些国家还鼓励民众对国家的科技决策献计献策。韩国从1982年开始，建立由总统任主席，官、产、研各界代表参加的科技振兴扩大会议制度，1988年以后，科技振兴扩大会议以民间为主导，让民众更广泛地参与国家的科技发展事务。德国在2001年成立创新咨询委员会的同时，还广泛开展研究对话活动，涉及当前与全社会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对话活动邀请了2000多人参加，积极地为规划全社会的未来献计献策。此外，许多西方国家在制定重大科技决策时，也都通过一定的程序，征求社会各界提案，吸收产、学、研多方意见，有的甚至提交国会审议。

3、科教结合紧密化

当今世界的竞争已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而经济实力的竞争则主要是科技与人才的竞争。但科技与人才的竞争，都必须依靠教育来实现。因此可以说，世界经济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培养适应未来科技发展所需的人才，加强教育与科技的结合，避免科学技术和教育相脱离的普遍性弊端，以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是当今科技与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

日本从2001年1月起，将原主管教育和文化、体育的文部省与主管科技的科学技术厅合并，成立了文部科学省，全面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德国在1994年将联邦研究技术部（BMFT）与教育科学部（BMFBF）合并为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1998年更名为教育研究部，集教育和科研于一身；澳大利亚为实施2001年初霍华德总理提出的创新行动计划，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在大选中再次获胜后宣布，将有关科学政策和计划（包括联邦科工组织）的职能从原工业、科学和资源部划至原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成立教育、科学和培训部；葡萄牙也于2002年撤消了科学技术部，重新组建了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加强科学与教育的结合。

完善我国科技决策体系的建议

1、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维护科技活动的正常秩序

完善科技活动的决策机制,需要从法律上规定科技进步的高层决策与协调体制。加强对科技活动的法律管理,是规范科技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与科技活动相关的法律规范,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果转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科技进步法》在内的已有的科技管理的法律规范往往缺乏更具约束性的量化指标,有法不依的情况也比较

严重。这不但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且也影响了高效的科技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为此,需要参照先进国家的有益经验,加强科技立法工作,提高法律的权威性,细化法律规范,提高其可操作性，如对一定限额以上的科技计划采取立法措施，具体明确地规定计划的目标、内容、实施办法、负责实施的机构和法律责任等，政府制定计划，但退出对项目的管理。同时,要不断及时地制订和修改科技法律,并加强科技法律的监督与实施。

2、通过规范专家决策，促进集体决策的形成

要建立民主透明的专家民主评议和辅助管理制度，必须真正给专家以决策自主权，以利于有制度保障的专家集体决策的形成，使得专家群体既是进谏者、论证者，又是在最高决策层下的不同层次的决策者和实施者。要充分发挥专家的自我管理能力，充分依赖专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识见和判断，把专家对科学研究前景的判断与政府决策人员对社会需要的判断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同时还要在专家组内建立起严格规范的责任制，从制度约束上杜绝“黑箱”操作。

3、通过加强组织协调，完善配套工作

科技管理体制不但要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还应协调科技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协调组织好各种科技力量，科技部、教育部和各部门的科技管理机构在宏观政策方面要协调合作，协调科研和生产部门的关系，加强技术引进工作的管理，强化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防止大量重复引进。另外，还要通过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促进官产学的进一步互动。

4、通过经济手段，引导科技发展方向

引导科技发展方向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手段主要是政府投入，间接的手段包括中长期发展规划、信贷、税收和价格等等。建立体制转轨时期的社会科技资源投入体系，就要加强国家战略和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完善促进科技发展以及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公共信息平台，保证重点领域的科技投入，在其它大多数领域则建立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科技投入机制。在多方吸纳资源的同时加强对资源的管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当前看，最重要的应当在于加快国家预算体制的改革和财务管理制度的改革。要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的具体目标和资金运行规律，建立适应不同需求的国家资金预算管理方法，借助激励和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来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出率。

5、通过程序构架系统化，加快向程序决策的转变

目前传统的决策评价局限于执行层次，而项目执行处于决策末端，评价时只能做修补性努力，并不能影响最初的决策。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根本途径在于建立科学的决策构架，从决策的源头控制失效，并要求结构上具有多谋与善断、决断与执行的横向职能分工及纵向职权分层。赫伯特·西蒙认为，科学决策的程序大体包括以下方面：提出问题、明确目标—收集信息、制定方案—咨询论证、方案决断—贯彻执行、督促检查—反馈修正、决策评估。也就是说，任何一项科技决策在大量调查、反复论证，并按程序作出后，还要全程追踪，不断对目标或方案进行修正，才能提高决策质量，使科技决策发挥爆炸性的新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为了提高我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科技决策机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继续完善法律保障，同时强化刺激集体决策、程序决策和动态决策的形成，通过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既有效提高产业研发能力，又能有效地加强基础科研水平，使科技资源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第五篇：党委决策咨询工作情况汇报

党委决策咨询工作情况汇报

按照调研组有关要求，现就加强党委决策咨询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做法和经验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作为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和研究服务部门，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为工作目标，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工作着力点，结合省情实际，发挥优势，凝聚智慧，积极开展决策咨询服务，参与完成了大量事关全省改革发展的重大政策、重点问题和重要规划的咨询研究工作，在服务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一是立足省情实际，明确工作定位。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加强党委决策咨询工作”，为做好新形势下党委决策咨询工作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作为决策咨询研究部门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明确工作定位，着力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工作上坚持“三兼顾、三为主”，即兼顾国际国内问题研究和我省发展问题研究、以我省问题研究为主；兼顾历史问题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兼顾长期研究和中短期研究、以中短期研究为主，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始终遵循和把握的工作重点。

二是准确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咨询研究。发展阶段不同，矛盾和问题迥异。在工作中，我们紧紧围绕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就我省振兴老工业基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若干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区域经济合作、林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等一系列事关我省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组织力量开展咨询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有质量有价值的咨询研究成果。仅2009年即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课题61项，呈报省委、省政府课题36项，获省领导批示16项，批示率为44％。很多研究成果被转化为省委、省政府决策和我省发展的思路举措。

三是畅通渠道，拓宽咨询研究服务平台。长期以来，为进一步畅通决策咨询渠道，我们充分运用座谈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多种形式，通过开展多层次的决策咨询研究活动，搭建各层面多向沟通和合作平台。一方面通过领导点题、部门委托研、调查研究确定课题等途径，主动找米下锅，做到上情下达；另一面组织研究力量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发挥优势，开展研究攻关，形成了一批质量高、对策性强的研究报告，上报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主动开展咨询服务，做到下情上达，取得了良好成效。

四是丰富决策咨询载体，充分发挥作用。服务载体越快捷、越丰富，决策咨询的作用就发挥的越好。目前，今年我们启动了形成了内部资料性刊物《决策咨询》，形成了以《决策咨询》为载体，以咨询论证专家组为依托，积极开展决策咨询服务。截止目前，《决策咨询》已出刊8期，分别呈送给省级领导及省直相关部门、市地主要领导参阅，得到高度重视。在推进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中，我们积累了如下基本经验：

（一）决策咨询工作必须服从服务决策需要。多年来，我们始终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走势、国家宏观政策走向以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全力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切实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超前性、建设性、实用性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一是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服务。近年来，我们围绕“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围绕区域发展和沿边开放等问题展开调研，先后完成了《我省边境市县木业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促进我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等研究报告，得到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重要批示。特别是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导致经济形势严峻的宏观环境，我们完成了《国际金融危机下我省经济凸显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等重点课题，在分析形势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破解矛盾、化解危机的对策思路。二是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围绕重点民生工程等问题，先后完成了《进一步推进我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对策建议》、《我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等研究报告，这些报告中提出的对策建议，部分被省领导决策采纳，对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作用。

（二）决策咨询工作必须参与决策需要。我们在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思路和决策依据的同时，还通过开展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安排的专题调研任务参与决策过程。近年来，先后参与起草了《我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关于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关于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决定》等省委、省政府文件；参与完成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黑龙江省政府决策机制改革研究》、《我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等规划的编制的工作；完成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部署的《进一步推动我省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的战略研究》等专题报告。此外，我们通过参与省委、省政府组织召开的形势分析、重大工作部署、重要文件出台、政府工作思路讨论、重大课题调研等方面的各类座谈会、研讨会、协调会，积极主动参与决策。

（三）决策咨询工作必须支撑决策需要。对于省委、省政府领导交办、业已形成决策思路拟进行决策的命题，我们积极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组织研究力量进行反复论证，全面阐述决策意图和决策思想，为决策的全面性、完整性、正确性和科学性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为进一步统一思想，推进决策实施提供保障。对已经形成决策思路的，组织研究人员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论证，推动决策的成熟和完善。近年来，我们根据省委提出的建设“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建设”的重要批示，组织力量深入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并为做好规划、出台政策提出政策建议。同时，我们还根据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积极开展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前期研究工作，保证政策的正确性和实效性，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

（四）决策咨询工作必须跟踪决策需要。一是着眼于全省重点前期规划，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先后完成了《“十一五”期间促进我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十二五”期间推进我省循环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等研究报告。二是着眼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完成了《全省经济形势分析及对策建议》、《国际金融危机下我省经济凸显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等重点课题，获得省政府领导批示。三是着眼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变化，开展了对策研究，先后完成了《顺应医改新形势抢抓我省药业企业发展的新机遇》、《关于我省节能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等研究报告，为领导决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目前，决策咨询工作仍存在不少差距和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决策与咨询研究分离。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往往造成决策和咨询研究脱节的现象，造成重复研究和研究资源的浪费。决策与咨询论证、监督、评价等制度也不够完善，决策前缺乏充分调研和咨询、论证，决策中的监督、检查跟不上，决策后不做效果评价的情况还较为突出。二是党委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与社会咨询组织及研究力量之间联系与合作不够。缺乏科学有效的沟通、协调、管理机制，形不成系统的咨询研究网络体系，难于发挥现有咨询研究队伍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无法形成合力。三是客观条件的制约影响了咨询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一些咨询研究机构装备落后，经费紧张，决策咨询的方法和手段较为简单，决策咨询工作多数还简单停留在课题调研、召开座谈会等传统的咨询方式上，尚未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性、深层次、信息化的决策咨询研究机制。四是咨询研究队伍整体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要求。这些问题应须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解决。

产生上述问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

一是决策咨询论证未尚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目前专门的有关党委决策咨询方面的法律界定、法律法规及相应制度缺失，因此还不能在决策上用政策与法律手段强制实行先咨询后决策的程序和事关决策者利害关系的责任制度，导致长期以来对决策咨询的重要性认识仍显不够，“三拍现象”（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还严重存在，导致决策失误时有发生。

二是缺乏科学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囿于诸多因素制约，一些决策咨询机构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政府决策的要求，由此造成了整个机体的非整合性，致使决策研究工作经常出现相互矛盾、冲突和重复以及研究成果难于交流的问题，信息失真和信息传递渠道不畅等问题也长期存在。另外，由于体制制约，各级咨询研究机构缺少联系，党委决策咨询部门与其他社会咨询组织之间条块分割问题仍比较突出，一定程度地影响和制约着决策咨询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是实际发展与目标的偏移。多年来，尽管各级党委决策咨询工作取得了比较成效明显，但是也应看到，主要成绩在于硬件设施建设、人员与机构的增加，而与决策咨询工作相配套的软环境，如观念转变、管理机制、资源配置、部门协调、人才培训、社会环境等要素并未形成同步发展。从理论上讲，根源在于对决策咨询工作发展目标的片面认识，导致在具体操作时，整体发展比例失衡，相互之间的优势互补与互利合作的运作方式和宏观调控格局均未形成，大大降低了党委决策咨询工作的效率。

四是目前有些决策咨询机构由于组建时间不长，职能还不够完善，咨询研究能力不够强，以学术带头人为主的咨询研究骨干队伍还没有形成，不论是个人素质，还是群体结构，不能完全适应科学决策的需要。

三、决策咨询工作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工作程序和保障措施

（一）决策咨询工作原则和内容：

1、决策咨询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求真务实是决策咨询工作的关键所在。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紧密联系实际开展咨询研究，坚持咨询研究与服务决策相结合，在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探讨论证的基础上，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着力在在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使更多的咨询研究成果准确、快速地进入到决策之中，使决策更加切合实际。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揭露矛盾，服务决策。

2、决策咨询工作必须紧密联系决策需要。决策咨询研究要紧紧抓住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积极主动地开展咨询研究，着力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问题，把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战略与策略、改革与发展、定性与定量的研究结合起来，及时为领导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咨询意见和建议，努力在服务决策中实现咨询研究工作的价值。

3、决策咨询工作必须坚持以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宗旨，以推进经济、科技、社会的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充分发挥智力优势为根本，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性咨询研究。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必须紧紧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问题和新形势下的紧迫问题，积极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实施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二）决策咨询的工作程序

党委决策咨询工作应严格规范程序，具体把握以下环节：

1、确定决策目标，交办咨询研究任务。党委决策机构确定决策目标后，将拟开展的重大决策事项落实到承办部门，由具体承办咨询研究任务的部门开展相关咨询研究工作，提高决策议题的正确性。

2、组织前期调研，完善决策预案。调研是做好决策咨询工作的基本功，咨询研究部门组织力量走出去、沉下去，开展前期调查研究，形成具体方案，并确保决策预案的科学性。

3、组织开展咨询或论证活动。对尚在谋划或完善中的重大决策方案，运用好专家的“智囊”和“外脑”作用，组织专家进行咨询，听取咨询意见或建议，为决策提供充分的参谋和咨询服务。对已拟订的重大决策方案，组织专家论证，听取论证或评审意见，有效地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4、拟定咨询报告，提供对策建议。咨询研究部门要对组织专家开展的咨询活动，拟定研究、咨询或论证报告，提交党委决策机构实施决策。

（三）决策咨询工作的保障机制

新形势下的党委决策咨询工作，日益呈现出复杂的、多目标的决策，必须通过健全的咨询机制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一是建立完善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要加强重大决策的专家咨询工作，在党委决策的前期研究中，充分咨询有关专家意见，并积极吸纳一部分专家直接参与决策研究、制定的全过程。二是建立完善专家论证制度。按照省委、省政府出台的规范行政决策的专门规定，在重大决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制定和实施前，必须经专家论证，未经专家论证不能安排上会讨论和付诸实施。三是建立完善领导重点调研课题的专家参与制度。领导直接牵头的重点调研课题，或交办的重大课题任务，必须要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完成。四是建立完善决策效果跟踪评价制度。由专门咨询机构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研究，及时反馈决策的执行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决策进行专门评价和适当调整。

四、加强决策咨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决策咨询系统。决策咨询机构是各级党委政府实施科学决策的“智囊”和“外脑”。应尽快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决策咨询系统，构建辐射全国的决策咨询网络，形成信息畅通、联系紧密、资源共享、运转协调、便捷高效的决策咨询系统，充分发挥咨询研究在决策中的作用，从组织和制度上保证决策咨询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电子政务、电子党务，加强信息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为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良好的信息支撑。

（二）加强交流合作，发挥党委咨询研究系统的群体优势。一是加强决策咨询研究系统内的交流和合作，在各级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之间建立起经常性联系，充分发挥决策咨询研究系统的整体优势，有效避免封闭研究和重复研究造成的浪费。二是加强决策咨询研究系统外部的联系与合作。应发挥决策咨询研究部门的桥梁、纽带作用，联系和组织各种研究力量，加强交流与合作，形成以党委决策咨询机构为中心、联系社会各界专家和其它社会研究力量、辐射全国的庞大的咨询研究系统，不断适应咨询研究事业发展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新要求。

（三）注重沟通，实现党委决策与咨询研究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咨询研究机构在党委决策咨询中的作用，两者之间要建立起畅通的沟通渠道。要处理好领导决策与咨询研究机构之间“多谋”与“善断”的关系，赋予咨询研究机构独立的研究权利，积极提供宽松的研究环境，以利于咨询研究机构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准确分析、科学论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领导提供科学的咨询服务。要形成在重大决策之前充分听取咨询研究机构的意见的决策机制，尽量减少决策失误，使决策更科学、更符合客现实际。

（四）积极开展决策咨询系统干部换岗锻炼工作，不断决策咨询工作的整体水平。搞好决策咨询工作需要一大批政治素质过硬、综合能力较强的咨询研究干部。建议中办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计划地在各省、区、市轮流选拔一些优秀的年轻咨询研究干部挂职学习，并牵头组织开展全国决策咨询研究系统干部跨地区换岗锻炼，不断开阔咨询研究干部的眼界，丰富工作经验，以干部队伍素质的增强，不断提升决策咨询工作的整体水平。

（五）强化保障，着力营造有利于促进党委决策咨询工作的环境。为使决策咨询工作整体上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决策科学化，一是加强决策咨询队伍建设。充实决策咨询队伍，加强对现有决策咨询人员的培训和培养，提高研究人员素质。加大高水平决策咨询人才的引进，努力集聚社会力量。二是加强决策咨询机构建设。要从机构编制、经费保证、管理机制等多方面对决策咨询机构给予倾斜，进一步加强对决策咨询工作的指导，将决策咨询机构建设与推进机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建设好决策咨询平台。三是加强咨询研究能力建设。强化咨询研究人员的政治理论素质，强化研究队伍的专业素质，努力提高研究问题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