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

第一篇：试论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

试论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至今，我国的经济取得很好发展。但是，在我国经济经历持续的增长后，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要保障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要保障经济的稳步快速增长，必须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给我国制度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制度建设关系到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思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形势下加强我国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稳定发展，离不开制度建设。新形势下，加强我国的制度建设，是早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当前，加强我国制度建设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增长时期以后，要继续获得稳步快速发展，必须在制度上给予保障。同时，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制度建设的压力，这种压力让我国不得不进行制度改革，以满

足全球化的要求。也就是说，全球化迫使我们进行制度革新，以迎合全球化进程。我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加强制度建设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建设是立足于国家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损害自身发展去迎合全球化。第二，加强制度建设，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随着改革开放，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例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民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制度不健全、不科学所导致的。要解决好这些社会问题，就要建立科学完备的制度。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是实现全面发展的需要。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精神文明却落后许多，这将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已为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如何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其他方面的建设的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最根本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新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瓶颈问题，产品科技竞争力和创新竞争力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急需解决。建设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及优化产业结构，都需要制度保障才能变为现实。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系。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制度建设。离开制度再讲政治文明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政治体制建设，法制体制建设都属于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是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团结和谐友好稳定的政治格局，制度是前提。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的需要，也是发扬我国文化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营造好的健康的舆论氛围、学术氛围，需要制度的保障。

第二篇：试论新形势下我国银行内部控制建设（精选）

[摘 要]本文在我国银行业逐步走向国际化、市场化，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电子化规模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紧密结合金融运行实践，分析了内部控制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及新问题；对如何加强银行内部控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于强化银行自我约束功能，防范金融风险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关键词]金融稽核 内部控制 金融风险

银行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自我约束的一种自律行为，是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程序。建立内部控制是银行业安全、有序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对于规范银行业机构经营行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有着重要作用。

一、目前我国银行业内部控制面临的新情况

在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后，市场经济迅猛发展，金融风险日渐暴露的新形势下，银行业内部控制建设却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具体表现在：

其一，内控机制缺乏系统性，使内部控制失去了基础和保证。内控机制是内部控制的核心，是银行业防范和化解风险，促进稳健发展的关键。作为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内部控制机制，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还残存着计划体制下的弊端。过去那种规模管理、外部强制仍有影响，受利益驱动，重经营轻管理，把发展业务拓展市场与加强内部控制对立起来，将内控机制与经营管理相分离，致使银行业内控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主要表现为：决策管理方面。银行业机构有的没有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决策管理机制，有的虽已建立决策管理机制，但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人事管理机制方面。人事管理机制不健全，部分银行业机构缺乏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复合人才，内部各层次人员使用中的异地交流、岗位轮换、离职审查措施不落实。职责分离机制方面。有的银行业机构没有把业务活动的核准、记录、经办做到相互独立，不能做到完全分离的也没有通过其他适当的控制程序来弥补。上述问题反映出银行业内控机制严重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因此，必然对银行业活动本身风险不能进行分析和控制，不能对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进行监督，不能确保自身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全面实现。

其二，内控执行机制缺乏科学性，使内部控制失去了正确的方法和手段。银行业机构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刚刚起步，时间不长，目前在内控执行体系上仍沿袭着旧体制下的一系列措施、手段和方法，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与发展的金融形势不相适应，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1 会计系统方面。会计科目设置、会计行为缺乏科学化和规范化，各金融机构使用的会计科目有所不同，开户单位的帐号编制各行一套，有的滥用会计科目；现行联行往来存在依赖他人，自身无体系的弊端；会计分析缺乏对由会计事项中反映的金融业务动态进行深层次的问题分析和研究。2 控制程序系统方面。一些机构人员的工作职责不明，分工不清，有的业务主办即兼会计又兼其他部门的业务经办；一些凭证的设计不够科学，使用不尽规范；业务的独立检查制度有待建立健全，没有对每项业务包括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监督和评价。3 信息管理系统方面。还没有充分利用现代的信息处理和通讯技术建立灵敏的信息收集、信息反馈系统，形成科学的信息网络，不能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可靠的分析资料；对计算机处理系统的项目立项、设计、开发、测试维修缺乏严格的管理和监控。综上所述，主要弊端是内控执行体系缺乏科学性，直接影响了银行业安全运行，妨碍了银行业对未来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经营结果作出科学的定量规划，极易造成内控程序的混乱，给业务经营带来风险隐患。[!--empirenews.page--] 其三，内控监督机制缺乏独立性，使内部控制失去了监督和评价。内控监督机制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使着综合性再监督职能，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把银行业机构所有员工在各项业务、各个环节中的活动都置于有效的监控之下，既防患于未然，又及时纠正偏差，消除或降低风险。但是，由于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银行业各项法律、法规以及配套措施不健全，银行业长期接受行政指令，法律法规意识淡薄，内控监督机制不完善，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监督管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产生了一些弊端，具体表现为：1 内控监督机构方面。有些银行业机构至今尚未设立内审部门和内审人员，即使设立了内审机构，却不能直接对法人或决策管理组织负责，而受被监督人员和部门的辖制。现有人员素质不高，没有根据业务发展的规模配备足够的、称职的内审人员。2 监督检查方面。稽核审计方法陈旧、手段落后，方法上仍以现场检查为主，非现场稽核缺乏科学的监督指标体系；手段上仍依靠手工操作，没有应用现代化的信息处理和通讯技术进行监督反馈，计算机在审计中没有得到广泛应用，银行业电子化监督程度不高，审计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3 评审方面。在内部控制评价方法中程度测试法和效果评估法没有得到较好应用，不能对银行业机构整个经营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和定量分析，而脱离银行业机构的营运状况孤立片面地下结论。总之，由于内控监督机制缺乏独立性，所以，监督作用无法发挥，使自我约束、自我监控的内部控制机制实施效果不佳，致使防范经营风险、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难以实现。

二、加强银行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对策

（一）建立银行业内控制度体系，提高参与国际竞争能力

银行业内控制度体系指对经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的管理制度。具体包括业务管理制度、营运约束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体系是银行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基础，是一种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它存在于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框架之中，覆盖着所有业务。建立内控制度要符合国家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和法规，坚持自我约束、自我监控和自我防范的原则，规范经营行为，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使其具有运用性和可操作性。

1.建立银行业务管理制度，加强管理控制。银行业务管理制度是对整个金融业务活动进行管理和制约的规定。业务管理制度是内部控制建设的基础，直接关系到银行业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目标的实现。业务管理制度涉及决策管理、贷款管理、会计管理、储蓄管理、资金风险管理、电子科技管理、金融法规等。内控制度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并因银行业机构的业务特点而有所不同，但应体现出一些共同原则，如职责分明原则、相互制衡原则、权责对称原则、层次管理原则。按上述原则对已有的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对所有开发的新业务都要制定内控制度，积极探索构建符合市场规则要求的自我约束机制。如建立以具体风险评估和控制为核心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建立科学、有效、明确各自职责和权限的决策管理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会计记载和核算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业务活动的核准、记录、经办相互独立的职责分离制度。通过建立内控制度实现如下目标：银行业业务活动按国家政策谨慎开展，机构内部分工明确，业务人员有明确的授权范围，会计体系科学健全，财会信息的记录准确及时，能有效地保护资产、控制债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保证财产安全和完整。[!--empirenews.page--] 2.建立营运约束制度，加强风险控制。营运约束制度是对银行业经营活动本身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制度。是内控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对于防范和化解风险起着重要作用。主要有资产负债管理、授信授权管理、岗位责任管理等。资产负债管理制度是围绕银行业机构经营目标和方针，即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而制定的管理制度。资产负债比例管[1][2][3]下一页 理应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量化监控、综合考核”的原则。操作中要实行双向控制、分清职责，严格执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存贷款余额的比例、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例和对同一借款人贷款比例的规定。以保证资产与负债之间期限和利率的对称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内部授信授权制度是一级法人通过贷款发放全过程，对客户及经办人的控制管理。为此要重点抓好上级对下级的贷款数量和对象的控制，银行业机构对不同层次的信贷业务人员、管理人员发放贷款的权力控制，要将贷款的风险分析和防范贯穿于贷款过程的始终。在执行中要坚持分级次和分段授权，制定审批程序，增强整体控制能力，防止系统失控。岗位责任制度是银行业控制业务风险的基础环节，建立岗位责任制度要求岗位独立、人员分工、职责分明。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岗位分工，切实根据业务运作的实际要求，因事设岗，因岗定人；要明确各岗位或员工在业务操作中的责权划分，按各自的工作性质、权限承担相应的工作责任。通过不同岗位、不同人员在业务活动中的相互制约，实现防范风险、提高效率的目的。

3.建立人事管理制度，加强人员控制。人事管理制度是对银行业从业人员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的方法和措施，具体包括人员采用、职工培训、职工考核与轮换等。人事管理制度是内控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加强金融监控，防范业务操作风险起着重要作用。建立完善配套的优胜劣汰用人制度。认真执行合理有效的用工政策，打破大锅饭和终身制，在职工的聘用、晋升、考核、培训、报酬等方面引进竞争激励机制，把思想品质好、业务技术和工作能力强的人员选拔到要害岗位。建立职工培训教育制度。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层次培训，开展政治思想、职业道德、遵纪守法、清政廉洁、专业知识等方面的教育，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增强法治观念和敬业精神。建立职工考核和岗位轮换制度。在全面考核的基础上，对要害岗位人员进行任期和离职审计，对不称职的干部及时进行撤换，同时要在本部门各岗位之间和部门与部门之间进行定期的干部、员工异地交流、强制休假和岗位轮换，从而增强干部的业务技能，杜绝隐患，防范风险。

（二）建立银行业内控支持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随着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的逐步到来，国内金融体系、规则、制度及运行环境必将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而对不断演进的经济金融形势，我国银行业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内控支持体系，以构建一个面向市场，符合现代银行业发展趋向的内部控制系统，从根本上提高内控能力、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内控支持体系是指银行业机构在全面实施内控制度体系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手段和方法。具体包涵预警监测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内控评价系统等。内控支持系统并不是表现为独立存在的某项具体管理制度，而是全面实施内控制度的载体，确保银行业各个业务过程和操作环节得到全面控制和相互制约，实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empirenews.page--] 1.建立预警监测系统，提高内部控制的工作质量。此系统是银行业机构在经营管理中全面实施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支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科学的指标、测算判断和现代传导系统，对银行业主体运行质量和安全状态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为决策者提供依据。设计科学的风险预警指标。要紧密围绕资金运行过程中偿还和增值特性所涉及的风险因素设置，所选择的指标要坚持以国家有关金融法规为依据，结合本单位的金融风险实际，参照国际惯例的原则，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应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如资金流动比率、净拆借资金比率、加权不良贷款率、核心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内部控制完善与执行情况以及单个金融机构风险预测、地区性金融风险预测、系统性金融风险预测、道德风险预测等。建立预警处理中心。各银行业机构要建立专职部门，根据风险预警指标内容要求，及时到业务部门收集真实、完整、准确的数据资料和非现场数据，在去伪存真的基础上，采用定量指标分析和定性指标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资产流动性理论和突变理论为基础，对有关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对金融风险程度和暴露等级进行测算和判断，测出整个系统的安全程度，向决策机构综合反映资金营运安全情况，反映影响金融机构经营安全的不利因素，反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内部控制和经营管理状况等，为预防和处置金融风险提供依据，确保银行业安全运行。

2.建立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内部控制的科学性。此系统是指银行业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讯手段对整体经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达到内部控制的高效化和最优化。主要包括电子网络系统、监测报告系统。信息管理系统能准确、及时、充分地获取和处理经营中的各种信息，是对银行业实施有效控制的一个基本前提，有利于加强对金融风险的实施监控，达到有效管理风险的目的。建立电子网络系统。要建立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确保来源真实可靠的行业信息网络，以取代落后的手工操作的内控工具。应用计算机等先进设备，统一开发农村合作金融操作系统，要对各项业务的计算机系统从项目立项、设计、开发、测试、运行直到维护进行严格管理，确保每一个操作环节都在有控制、有记录、可监督之下。将银行业机构各项决策和业务经营活动，建立在科学的信息管理支持基础上，进行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反馈，以便决策部门及时调整业务经营方针和发展策略。建立科学的监测报告系统。要建立银行业机构月度、季度、各种反映业务经营情况和风险状况的报表及监测数据，建立银行业综合分析、评价及监管报告。将上述原始信息资料实行计算机联网，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讯手段进行信息传递，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确保财务记录和会计核算的真实合法。从而建成“责权分明、平衡制约、规章健全、运作有序”的银行业信息管理系统，把经营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3.建立内控评价系统，提高内控机制的工作效率。此系统是指银行业在一定时期内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并作出评审结论。建立这一系统能持续地监测内控运行质量，客观地评价内控在防止舞弊、消除风险和严守经营法规方面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其重点是放在内控制度的研究和评价上，以提高内控机制的工作效率。银行业内控评价的主要内容是：内控制度是否具有全面性；内控制度的核心是否具有审慎性；内控制度执行是否具有有效性，内控机构是否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内容指标必须系统和量化，反映出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和本质特征。银行业内控评价方法。主要是借助预警监测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的成果，采用反映真实状况的计算机模型和分类比较方法，进行连续、系统、综合地研究和评价，并使评价结论真实、严密。既要对各个银行业内部控制的总体状况作出全面的判断，也要注意发现内部控制环节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内控评审后的处理。评价后要有针对性的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并对严重违反法规的行为提出处理意见，从而实现提高经营质量、经济效益的目标，保证银行业安全稳健运行。[!--empirenews.page--]

（三）建立银行业内控监督体系，保证金融安全稳健运行

1.建立内部审计监督机制，强化自我控制职能。内部审计机制是银行业内控监督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建立内控监督体系的关键和基础，它在内部控制运行中起着监督保障作用。建立内部审计监督机制具体包括审计管理体制、审计方法、审计手段等。建立系统的内部审计管理体制。内部审计应体现审计制度的独立性、权威性、严肃性。初步设想是应在银行业体系中上一页[1][2][3]下一页 设立统一垂直领导的稽核监督部门，向法人负责，建立统一领导的总稽核负责制，业务上实行下查一级，对上级稽核部门负责，同时要真正赋予稽核部门稽核、建议、处理的权力。内审机构主要履行业务风险检查、内控制度检查以及对内部违规违章行为依据法规进行处罚，将内部控制的健全和执行情况作为工作重点。内部审计机构要配备政治素质好、能力强、业务精，敢于坚持原则的稽核干部，要明确内部稽核的责任、权力和工作程序，经常抓好政治业务培训。确立科学的稽核方式。要改革传统的稽核方式，实行金融创新，提高监督效力，在审计监督中实现以下转变：由单一的业务合规性监督向以风险性监督为主转变；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以非现场监督为主转变；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以计算机检查为主转变；由对金融违法的事后监督向事前防范为主转变。提高和改进稽核手段。着重建立稽核系统信息网络，形成系统资料共用、信息共享的经营管理数据库，通过计算机网络实时或批量地处理被稽核对象的有关业务信息，对其进行及时准确的稽核。

2.建立中央银行监管机制，履行金融监管职责。它是内控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银行加强银行业机构内控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的监管，是建立和完善内控监督体系的必要保障，有利于促进金融秩序的明显好转，为各金融机构提供一个良好的竞争条件。对银行业的内控监管是中央银行主要职责。中央银行在银行业内控监管中主要责任是：切实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和健全内部控制，全面评价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总体有效性，注重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稽核监督，加强对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做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内控监管水平。建立监管责任制。在对银行业内控制度进行监控、检查监督中要明确每个监管部门、监管岗位、监管人员的监管任务、范围、权限、标准、程序和应承担的责任，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内控监管要划片包干，确定专人跟踪监测。在日常监管中，要按照相互协调和平衡制约的原则，实行双人监管，要加大对监管人员的考核力度，考核的内容实行量化，实现对金融监管人员的再监督。

3.建立同行业自律监督机制，强化自我监管功能。银行业行业协会是我国银行业的自律组织，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功能。是内控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内控监督体系中发挥着相互监督约束，促进同业交流，规范同业经营行为的作用。为此，在同业自律监督机制中要制定并组织实施行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及准则，协调各会员单位执行各项内控法规；促进同业自律，规范内部控制行为，促进彼此间的沟通与合作，实现有序竞争；配合银行业系统风险内控处置工作，协调业内会员相互救助。要在内部控制监督中加强联系、相互支持、团结合作，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信誉，创造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良好环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三篇：我国国家治理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提供了遵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规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向。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决定了治理的本质、方向和内容会存在重大差别。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从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必须倍加珍惜。从现实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的根本方向前进，在这一点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为了确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的根本方向前进，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方面工作的坚强领导。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基本依托。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制度落实到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化、实体化。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它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治理能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只有构建起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了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又可以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第四篇：社会主义制度考题

社会主义制度考题

1.请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谈谈如何更好地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

答： 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并及时改进,势必会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因此,采取必要措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水平势在必行。

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动力。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在这个大家庭中团结互助、融洽相处,共同孕育了我国独特的民族精神。在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倡导民族精神中优秀的、积极向上的优良传统,摒弃那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趣味低级、违反社会发展和科学规律的不良成分,这样，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打造民族品牌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武器。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广大博深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面对国外文化的强大攻势,打造属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品牌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当大力发掘我国文化当中的优秀因子,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结合自身日益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强势推出民族品牌,努力减小文化逆差现象,真正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第三，发展人才教育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基础。目前,我国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开设了文化艺术领域的相关课程,并且还成立了专门的艺术院校培养专业文艺人才。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喜爱更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这些都是我国文化的吸引力所在,也是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夯实基础。可见,文化人才的培养为我国文化的长期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水平提供了后备军。

第四，开展文化外交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文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外交为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流构建了平台。中国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保持着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与数千个国外和国际的文化组织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国的学生到世界各处或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学生们进行思想文化的交流等,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对于吸收和借鉴世界的优秀文化,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作用,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增进和巩固友谊的重要手段。

总体来说,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处于初始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在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牢牢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制订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计划,传承民族精神,打造民族品牌,大力发展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同时,积极参与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积极施行平等互利、友好的文化外交政策,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2.请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谈谈如何健全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答：（一）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法律法规

权力运行必须制度化，按有关法律法规办事。权力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规则和范围内行使。因此，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只有与法治建设相结合，才能得到权威性的保护。针对不同的权力主体制定了不同的规章制度，比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规。在基层，要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公开办事制度，推行民主评议制度，健全信访举报管理制度等。只有把权力运行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才能确保权力高效正确运行，使决策更加科学、执行更加顺畅、监督更加有力。

（二）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构建权力运行机制

改革权力运行机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遵循民主与科学的规则。1、发展党内民主，以民主限制权力，落实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实际上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要形成体现民主精神的权力授予机制，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意愿。要形成权力双向运作模式，既有自上而下的运行也有自下而上的运行。通过制定公正的规则和程序，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使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要全面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深化党务公开工作，以公开制约权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建立反映群众意见的渠道，建立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2、要体系科学配臵的精神。制约和监督的特点之一是分权制衡。十七大强调指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对权力进行科学配臵，首先要明确权力责任的关系。明确领导干部应当承担的与其权力相应的责任，做到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其次要科学分解权力，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发生腐败行为的权力适度分解，防治权力过于集中，从而达到遏制和减少腐败行为发生的目的。再次要限制公务人员自由裁量权。对自由裁量权实行分级实施，定性定量操作，减少基层执法人员的随意性，防治以权谋私行为的发生。这些都属于以权力制约权力。

（三）加强群众监督以推进权力运行机制

中央决定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升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也是改善监督工作的重要机遇。监督要务实，干部要清廉，必须依靠群众监督。“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力量源泉。纪检监督必须依靠群众，才能获得最广泛的信息，最坚强的后盾。“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主要表现为：

1、推进群众监督权力法治化，推动群众监督法律操作化。要加强群众监督权力由政策向法律转化，使群众监督权力有明确的法律清单、程序，有明确的损害群众监督权力的法律责任和责任主体；出台群众监督法律的总则，各行各业要结合行业、单位特点制定实施办法。群众监督法律可操作化，首先要降低群众监督的成本与风险，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其次要细化、要结合行业特点、岗位特点，要加强群众监督信息的保密、收集、分析、处理、反馈。

2、创新监督体制，创建群众监督为基础、同级监督为主体、其他监督为辅助的监督大格局。首先，要把群众监督作为监督的最高形式。应该把群众监督融人到整体监督设计和监督过程中。同级监督，也称内部监督，指依靠本级组织的监督要素，构建监督体系，降低廉政风险，提升廉政绩效的监督体制。同级监督本质上是本级监督资源的优化组合。群众监督在现行宪法、行政法甚至条例中，都赋予了法律地位；纪检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已有法律体系，现在的任务，是要整合监督资源，细化监督环节，优化监督链接。因此，同级监督为主、其他监督为辅的监督体制，是监督工作贯彻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监督体制改革的方向。

3.请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如何更好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答：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极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4.请结合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谈一谈如何看待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答： 我国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初级阶段，是由其历史前提、现实国情以及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决定的。

首先是由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决定的。我国原来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而言，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应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基础。

其次，就现实的国情来看，我国至今尚未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经过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初步进入小康社会。然而 总的来说，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而且极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

最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也决定了必须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初级阶段。中国到21世纪中叶所要实现的现代化，它的水平和标准既不同于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也不同于19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是21世纪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已经有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正在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这就决定了我国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水平和标准更高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化，必需经过很长的初级阶段才能实现它。

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思想，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此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自觉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就是要求我们继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艰巨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

5.请结合当前时代发展，谈一谈如何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内容，党的十九大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战略工程来抓，并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对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培育和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等得到巨大的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培育和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将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开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找准关键点。

从国家治理层面上来看，民主、法治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应当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实践的指南针，国家发展运行逐渐实现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这也是“法治”价值取向的深化，是社会文化思想与社会制度体系更好的融合。

从人民需求来看，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将促成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自身培育。

在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将走在时代的最前沿，能够完成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传播、渗透、融合和创新的重大使命。

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必须找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领域中的难题，以经济领域的发展为基础和突破口，实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建设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中至关重要，需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和发展中得到真正的实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认同。

同时，我们要突出的着眼点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的指南，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内涵。我们只有学习贯彻这一思想并将其不断引向深入，才能够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请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答： 第一，把维护社会公平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提高对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应当始终坚持把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和根本途径，通过切实维护公平公正来实现社会和谐，绝不能追求表面上的和谐而掩盖矛盾，掩盖不公正现象。有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问题和矛盾，往往是出了问题捂盖子，遇到矛盾绕着走，结果使问题越积累越复杂，矛盾越放任越激化，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过去由于我们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重、压力大，加快经济建设的愿望十分强烈，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产生了过分追求效率的思想倾向，虽然坚持了效率优先，但没有很好地兼顾公平，导致实际工作中虽然经济建设效率较高，但在社会公平方面欠账较多，从而产生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造成局部性的社会不和谐。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努力克服片面追求效率的倾向，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精神，下更大的力气、花更多的精力，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多方面切实采取措施，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三，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表现最集中的领域，因而也是关系社会和谐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热点难点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如近年来比较突出的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问题、企业改制问题、土地征用问题、拆迁问题、教育医疗问题、“三乱”问题、腐败问题等等，都是如此。能不能解决好这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群干群关系是不是融洽，社会能不能稳定和谐。所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热点难点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既是当务之急，也应该是最适当的突破口和抓手。

第四，以健全的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要按照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制度建设的六个方面的任务和要求，加强保障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建设，最终建立一个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完整的社会公平制度保障体系。同时要抓好制度的落实。只有将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的社会公正制度体系具体化为实践中的措施和行动，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建共享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才能真正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7.请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

答：首先，构建和谐利益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凡是社会比较平稳的时期，当时利益矛盾都比较缓和。凡是社会动荡的时期，当时利益矛盾都比较尖锐。可见，协调的利益关系，的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利益关系总体来说是协调的，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但是我国目前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利益需求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仍然存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带动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社会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同益扩大，进而导致利益矛盾的复杂化。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高度重视利益关系的变化，正确处理复杂的利益矛盾，理顺利益关系。如果这些矛盾处理不当，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激化，甚至会走向对抗，从而严重危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如何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构建和谐利益关系，已经成为保证我们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健康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

其次，构建和谐利益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利益关系协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改革丌放以来，伴随现代化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人民普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际利益； 同时，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步建立，社会利益格局趋向公平合理。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和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等原因，贫富差距在城乡、区域、行业、阶层和成员之间逐步拉大，甚至在某些区域和阶层之间过于悬殊，各种利益群体的一些利益要求难以完全得到满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差异扩大化，直接导致社会矛盾对抗性增强，社会不和谐、不安定因素明显增多。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构建和谐利益关系，使社会利益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Ｊ下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最后，构建和谐利益关系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强大动力。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有时也不得不对利益关系做出调整，给被统治阶级一些局部的、表面的和微不足道的利益。这种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但由于社会利益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分配方式严重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利益关系严重扭曲，社会利益矛盾的对抗性始终存在。当利益激化到极为尖锐的程度时，就会爆发大规模**，仅有的社会和谐也随之荡然无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在本质上有别于人类历史上其他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和谐，它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状态，其功能处于最大优化状态的社会。在这种和谐的状态下，利益关系得到最大程度的协调，每个群体、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保护和释放。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社会生产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进步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综上，调整利益关系，构建和谐利益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且必要，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识掌握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及调整的对策。

8.请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实际，谈一谈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关系？

答：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占统治地位,越是发展,“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在生产上,是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正是这个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至少证明了这两点：“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也就是说,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而代之,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其次,资本积累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否定资本主义自身.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来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不断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形成,那么,资本的不断积累则为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准备了物质条件.例如,资本的不断积累使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大规模的生产本身必然会冲破私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这在客观上势必导致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使资本的社会化占有成为可能；资本的不断积累使对生产过程的管理社会化了,相应地派生出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人员和专业的管理机构,而这些都弱化甚至排斥私人资本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各种矛盾在资本积累中不断发展、激化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使之释放时,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所具有的客观历史趋势.再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社会化的更高形式,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前奏.资本的社会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资本所有制形式是资本家的个人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单个资本没有力量创建和经营愈益社会化的大企业,便产生了由许多单个资本联合投资的股份资本.股份资本所有制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形式.此后又出现了法人资本所有制和国家资本所有制,这是资本社会化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研究了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发展的新现象,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国有化将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直接的物质前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口处.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和管理社会化都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程度,从而为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组织社会化生产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9.请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如何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答：一、加强党员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措施

加强党员教育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是提高党员素质的根本措施，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治本措施。提高党员素质，必须通过经常性的、深入的党性党规党纪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全面从严治党才成为可能。加强党员教育，要紧密结合新形势下党员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当前，要把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摆在重中之重，借助“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平台，系统的进行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发扬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在教育实践中，通过采取日常教育与专题教育相结合，常规教育与新兴教育相结合等方式方法，不断增强教育效果。坚持日常教育与专题教育相结合。在开展党员教育方面，既着眼于思想道德和党规法纪的日常教育，又积极开展结合党员自身实际的专题教育，坚持不懈，常抓常新。坚持常规教育与新兴教育相结合。在坚持常规性教育不间断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等组织生活。积极借助互联网媒体，如QQ、微信公众号等新型手段，开展党性党纪党风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使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既定目标取得预期成效。

二、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牢固树立党员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身为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如果党的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全面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党员管党、从严治党，必须做到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党员党纪法规意识。增强纪律意识，筑牢遵守纪律的思想基础，是纪律建设的重要任务。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党章党纪、遵守党章党纪、贯彻党章党纪、维护党章党纪，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二是加强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纪检监察组织要发挥职能作用，做好党纪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时，要加强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有效回应。三是严肃惩处违纪违法行为。认真查处违纪案件，清除腐败分子。对那些无视党纪、拒不接受党的教育的党员，必须严格执行纪律。同时，必须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要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任何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三、建立健全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证

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建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规范党的执政行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制度健全了，党员的行为才有尺度和标准，全面从严治党才有保证。新形势下从严治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完善党建制度。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如果制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只会流于形式。党的各项制度规定要根据形式和党的建设不断完善，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二是建立党内外的监督制度。上级党委监督下级党委，党委监督党委、党支部，一级监督一级，并做到职责分明，对监督不力，执行不严的要追究其责任。另外，要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员、党员干部的党外监督，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真诚和主动地接受监督，并积极拓宽渠道，为广大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三是落实好纪委监督的制度。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对惩治和预防腐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纪委聚焦主责主业，解决好主次不分、力量分散、越权越位等问题，发挥好纪委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做到对同级党委成员的监督。

10.请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总结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有哪些？

答：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应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场革命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结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和准备阶段。用了3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没收官僚资本，完成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财经管理。第二阶段，从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用了4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

（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采取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实现的。合作化分为三个步骤：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互助组是劳动协作组织；初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高级合作社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分为三个步骤：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入社手工业者占从业人数的91.7％。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二）把制度的改造同人的改造相结合。

在涉及到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对所有制的改造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通过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自愿摆脱小私有制，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对待，保持和发展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关系，使他们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把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一化三改造”。这是一条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它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改造推动建设，以建设保证改造，使中国在整个过渡时期不仅没有因激烈的社会经济关系变动而影响经济建设，而且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是犯了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错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1955年夏季以后，农村过早地从初级社转到高级社；而高级社主要是效仿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模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期步子也过快，公私合营面过宽，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也卷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第五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从意识能动性和规律客观性双方面进行探讨，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来说，是能跨越的；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科学文化知识来说则不能跨越。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破解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之谜的钥匙。所谓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种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出发，把握其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方法。也就是说，既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揭示由不同国家和民族组成的整个人类杜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立足“世界历史”的视野，考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特殊的发展道路。各个国家和民族只有了解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以此为依据来估计该国家和民族更详细的特点，进而制定自己的策略和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对东方社会发展前途的考察以及晚年针对俄国社会提出的“跨越论”设想，都遵循了“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为了将问题搞清楚,我们就必须追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轨迹。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推进,情况并未完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不变的教条,而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它将因时间、地点诸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他们对待自己思想的态度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就曾指出“,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一前提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回答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1881 年2 月16 日,俄国女公民维·伊·查苏利奇代表后来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马克思对此极为重视,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三个草稿。在第一稿中,马克思指出,对这样一个问题要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马克思审慎分析了不同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必然有所不同,应该避免因为对他的理论产生误解而把它绝对化。他得出结论说,“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正是在其中,马克思反复强调“俄国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恩格斯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由此,赞成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能够跨越的人得到了第一个根据,并且我们也有了第一个限定“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内涵的根据。显然,马恩在这里明确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容。同时,这也只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问题在于俄国革命并没有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至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也没有。那么“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破坏性影响”就仍然是一个留待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两个条件在现实中也至今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第一方面主要是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第二方面则是关于对颠覆社会主义的各种破坏影响的排除问题。或许可以说,苏联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很好地解决第二方面的问题。而谁都清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不能逃脱干系。毕竟制度的改变并不能取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严格说来,制度的改变并不是问题的最终解决。深入领会马恩的思想,我们便会知道,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不容忽视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也是令马恩慎思再三的主要原因。生产的发展需要是不能用任何其它东西替代的,而且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及在现实中如何发展生产力又必须根据现实的情况来作出判断。因此,马恩当时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中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问题只能作简单的提示。

至此, 我们不妨看看列宁的意见。1915 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在此列宁发展了马恩的思想,根据现实中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状况,得出社会主义可能不会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他仍然认为革命的胜利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的。

紧接着在1916年8 月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他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他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特殊历史情况作出的这一正确的结论最终为实践所证明。这个结论虽然没有清楚表明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但和“资本主义制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这样一个判断也没有矛盾之处。可是,列宁在此并没有涉及到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只是告诉“我们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看来,生产力发展阶段仍然是必须“通过”而不能跨越的。这样问题便基本上有了清晰的轮廓。如果仅仅就“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含义来说,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能够跨越的。苏联和中国等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已经多少有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且无产阶级的队伍正日益壮大,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但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它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根本勿需再论。但是涉及跨越问题的国家一般是经济不够发达、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因此,我们还留下包含在原来问题中引起模糊和混乱的另外一方面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我认为宜将它作为另一个独立的问题,从原来的问题中剥离出来进行分析和回答,如此有助于问题的澄清。

二、历史的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的解答

上面我们已经初步回答了所提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即:从制度上而言,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能够跨越。但是,作为原来问题内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作一番回答的尝试。我们该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如何“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呢? 这个问题同样重要而又是无法回避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显然,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不能够跨越的,作为生产力水平层面上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也是不能跨越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实践的经验总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和开放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有的人可能觉得问题的提问方式本身落入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陷井,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又不能跨越这种回答既违反了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律,又不能像科学中“光既是粒子又是波”这样的论断能以辩证逻辑来加以解释。但是,在我们做了上述区分之后,下面再从历史的角度做一些思考,问题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现在,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之上。的确,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从而关系到问题另一方面的回答。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思维转到历史和实践的角度上来。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但是就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国家民族的发展历程来看又充满着偶然性因素,而且必然性最终要由偶然性来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揭示。我们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历史进步的发展方向,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也是偶然性作用的结果。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巩固社会主义的成果。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又要坚持改革开放,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我们的中心任务。有了这种历史眼光,我们就可以理解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的两个坚持的重要性。因为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光凭历史的必然性,不能保证社会主义今天在中国实现,同样不能保证明天的顺利发展。也就是说,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有可能像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一样开历史的倒车,这不仅仅是偶然性作祟。坚持改革开放也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能否继续健康发展,关系着我们能否真正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积极成果,从而决定了问题的最终回答。从历史的角度来思维,我们应该感觉得到,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似乎不仅只关系到理论,而且必须同时依赖于另外一件法宝,那就是实践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经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有了明确的看法,譬如,放在人类历史这样大的背景中看,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不能跨越,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国家或民族看,则不仅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而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有可能跨越,像美国、澳大利亚的一些土著居民就已经使这样的历史神话变成了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它跨越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然而,我们不能不正视社会生产力发

展落后这一现实状况,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力争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有重大突破,最终才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向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迈进。严格说来,我们回答问题的方式必须是也只能是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过去,我们革命的热情压制了人的理性,高喊“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墨守成规,拒绝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贻误了不少时机,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极大的困难,这也是人们为什么要问“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克服了以前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错误主张,并以极大的勇气说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也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是实事求是的结果,是思维方式上的一次大变革,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了实践巨大的现实力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能跨越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重要规律，它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依序性。同时指出这并不排除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发生革命，从而进入更先进社会的特殊性。亦即每个民族的社会形态的具体更替过程，在历史上不都是完全按照一般规律依次进行的，而更多地呈现出跳跃性。跳跃性即指社会更替过程不是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跨越了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不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更高社会阶段的特性。但是，走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社会的跳跃性发展是有条件的。根据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总结各民族社会跳跃性发展的历史史实，可将其条件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落后的民族与先进的民族发生紧密的联系，并受其影响近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这种联系

和影响具有了普遍性。因此，正如思格斯所说，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便有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就是在世界历史这个系统中，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有与其它民族相互作用的因索，一个孤立封闭的民族是不可能有跳跃性发展的。

第二，落后的民族所面临的内外部矛盾的激化是其民族实现跳跃性发展的内在的、客观的因素。矛盾激

化导致社会革命，而革命使跨越成为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经过社会革命。

第三，某一落后的民族所要跨越的历史阶段，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在其它先进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己趋

于腐朽没落，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预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甚至已产生新的社会形态，这样使落后民族的跳跃性发展具有了方向和日标。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第四，落后民族必须形成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这是其实现跳跃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形成这种精神

和力量的标志就是在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杰出领袖，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他们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并能够团结带领各民族进行英勇斗争，改变自己民族的命运，实现对先进民族的追赶与超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质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多样性的问题。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我们正确解读中国跨越资本主义的“ 卡夫丁峡谷”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20 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但还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言外之意，我们还没有彻底完成跨越。今天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继续实践这一跨越。首先，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彻底完成跨越“卡夫丁峡谷”指明了具体目标。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左”倾错误更是将这一问题弄得面目全非。经过曲折之后，我们终于弄清这一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就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指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是彻底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基本途径

和手段。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时多次强调，必须大力借助于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列宁也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确立自己的经济基础。同样，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否则这种跨越是不稳固的。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彻底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根本手段，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借助于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优秀成果，就要坚持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资本主义社会已有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而这种借助因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成为可能和现实。所谓经济全球化是20 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主要是指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而深入的流动和配置，其结果是各国经济日益加深相互之间的依存，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所有国家、地区和国家集团的所有经济部门和经济环节都成为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它不仅使商品交换和资本输出规模空前扩大，而且直接生产过程也跨出了国界，使国际分工由以前的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垂直分工改变为以水平型分工为主的生产部门与企业内部的世界分工。这就促使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在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的活动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也为我们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完成跨越性发展提供了良机。

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体现的社会形态理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所以,“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着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自然史的过程”。

马克思在1870年代再次研究了毛勒的日耳曼公社的多卷著作,在1879年10月—1881年2月,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古代社会》这两部新著作了重新结构、提炼、升华的两部“摘要”后,在1881年2月16日—3月8日半个多月的期间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四个草稿中,总结和重新表述了1850年以来的对印度、日耳曼、斯拉夫等公社各种形式和实质的三十年来不断深入研究的成果,揭示了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天然的共同体”的“原始共同体”即氏族公社的原始公社出发,其演化的各种类型取决于“自然形成的”历史起点最初“类型”的“原生结构”的“构造”,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指出其类型学的“历史形态”更迭的机制是其结构的重组,形成原生、次生、再次生类型:

综上所述，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是上述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一般规律，而是跳跃式的，是依序性和跳跃性的统一。一切以所谓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否认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 进入社会主义合理性的结论都是机械的、错误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同时，又允许每个民族有自己一定的特殊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我们必须遵重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善于抓住和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敢于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创造历史的奇迹，迎接中华民族的腾飞。只要我们能正视现实中历史遗留下来的或新出现的问题,我们就有决心去面对和解决它们。可以相信,只要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团结奋进,开拓进取,我们定能以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和铿锵有力的声音向世界宣言: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