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第一篇：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有关利益集团活动的案例，以及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材料看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机关的职位本身，不仅是一些利益集团试图获取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重要途径。因此，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影响干部人事的任免决策。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或因经济实力，或因人脉关系，或两者兼而有之，对地方基层政府的干部人事安排，也有着重要影响力。如据笔者参与的某课题组调研获悉，南方某市区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区人大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每个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由于长期在当地基层任职，有较高的地方声望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又由于其是当地“土著”代表，能影响较多的区人大代表，因而他们常常能够影响、乃至左右该区的党政干部人事任免，甚至能够左右处级重要干部人事任免。一名接受访谈的干部曾指出：“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

2）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地方政府为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决策，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有些利益集团，总是想方设法要求建设对自己有利的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公园、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或是这些项目的规划（规模、选址等）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如在一些大中型城市，由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商、经销商、汽车消费者群体等共同形成的利益集团，就可能极力要求所在地方政府，调整城市规划思路，加快城市道路、停车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斥巨资为汽车修造二环、三环乃至四环、五环等道路工程等。

3）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的财政资金分配预算决策，也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在编制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即各部门、各单位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或通过主管领导打招呼，或借助上级文件依据，或通过编制发展规划等，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预算资金。这是政府内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各部门或单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视为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决策的典型。

4）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不少地方企业或企业集团，除了采用作假帐逃税、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外，还往往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公开“讨价还价”，争取少交税。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甚至干脆要求地方政府减免税负，给以税收优待，否则便扬言迁址公司。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常常不得不许诺和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由一些纳税较多的从业职员组成的专业团体，也可能向地方政府税收决策施加影响。例如，据笔者调研得知，按照国家现行政策规定，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规定，将律师个人所得税核定为总收入的6％，减轻了律师税赋。

5）地方政府政策法规的制定政策法规是地方政府利益调控和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某些特定利益诉求合法化的重要依据。因而，对地方政策法规的制定施加影响，是利益集团实现利益目标的“高级”手段。如围绕在中国汽车工业周围形成的两个“泛利益集团”，曾推动了不同的政策法规的制定：由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商、经销商、油品燃料经销商、汽车消费者群体（主要是运输公司和富人）、交管部门、以及为汽车工业发展进行合理性论证的专家学者等组成的“车族”利益集团，因其代表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导向，极力要求调整财税政策，特别是消费政策；有计划地实施产业调整援助政策，大力发展汽车贸易与服务业；推动地方政府出台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汽车贸易条例、政策，取消地方性交通和车辆收费项目等。由深受汽车污染之害的普通居民（尤其是交通要道旁居民、呼吸道病患者）、环保主义者、汽车替代品生产及其经销商、以及对（私人）汽车消费文明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的专家学者等组成的“反车族”利益集团，则推动地方政府出台了旨在限制噪音污染、排放污染的管制措施，制定了有关安全、环保与节能方面的强制性标准等。

二、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方式

在中国，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贿赂即利用金钱、美色及其他有价物券“买通”相关决策者。这是目前中国非法利益集团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且形式隐蔽，“暗箱”操作。一些利益集团往往通过“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以至贿赂政府官员，使之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以便将小集团的利益取向复合到行政决策中，从而获取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

2）个人关系网络即利用家族血缘、同学情谊、老乡情结和其它社会关系等为纽带，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这是中国各类利益集团，包括合法利益集团，最常用、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影响方式。合法利益集团有时会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如报告制度），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中，但更多地则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家族血缘、同学、老乡或私人情谊），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表达其特定利益诉求。

3）说服即采用书信、电话电报、递交研究报告乃至直接造访等方式，对相关决策者进行劝说。劝说的理由，往往不在于劝说者自身的利益，而是投其所好，分析如此这般对各方的好处。与个人联系不同的是，说服活动是通过正式渠道、“公事公办”式进行的。

求助于“精英人物”即让本集团中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成员或集团内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成员，代表本集团的意愿，直接有效地接近相关决策者，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或者以人大、政协提案的形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直接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体系。如据南方某市私营企业主协会秘书长向笔者参与的课题组透露，该市私营企业主协会每年都通过组织会员中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提案的形式，反映相关的利益要求，而且“效果比较好”。

5）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这是目前中国合法利益集团较常用的影响方式。一方面，合法存在的利益集团，一般都有其业务主管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机构和人员又实行分管制度，分管领导既可以直接有效地接近、影响相关决策者，也可能直接参与制定政策决策。这样，利益集团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也可以通过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渠道与方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政府决策体系，而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既可以通过批示、批复、召开现场会、协调会、列入会议议程等形式，也可以通过“打招呼”、“写条子”等非正式形式回应利益诉求。

6）借助媒体呼吁，通过舆论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即向当地（外地、甚至境外）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主动提供信息，请求其向社会广泛公开之，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关注、支持或同情，从而对相关决策者形成强大压力，使本集团所面临的问题，被提上决策日程或重新考虑。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利用互联网网络，将成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

7）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近年来，中国推行的决策听证会，正成为各相关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俗称“民告官”），以使政府改变其与本集团利益目标相冲突的政府行为，这是各利益集团，尤其是民间性利益集团，经常采用的方式。

8）施压性集体行动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在政府机关及主管部门门前聚集、静坐、请愿，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等。近年来，施压性集体行动有日益增多趋势。以集体上访为例，2000年，全国31个省（区、市）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人次分别比1995年上升2.8倍和2.6倍。2000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同比又上升36.4％和38.7％。同时，施压性集体行动的强度也不断提高，而且有些群体往往选择重大政治活动（如人大、政协召开两会期间）和重要节日进行这类行动，以便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9）参与或操纵选举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进程，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基层民主的发展，以及党内民主的逐步推进，不同利益集团已经开始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等合法程序，参与地方的政治博弈。这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乡镇换届选举过程中，一些非法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暴力手段威胁选民、请吃喝拉拢选民、用金钱美色贿赂乡镇主管干部等各种非法手段，参与甚至操纵基层民主选举，给地方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往往并非只采用单一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也未必沿用上述影响方式的一种或多种。一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向地方政府机关捐款、捐赠交通、通讯工具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某些公益性利益集团，也可能运用物质性资助等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影响政府决策。

从总体上来讲，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方式，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方式的正式性、合法性、公开性、透明性程度不足。第二，民间性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弱势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畅，导致它们有时被迫采用施压性集体行动。第三，合法利益集团往往利用非制度性方式，影响地方政府，获取正当利益，也往往利用合法手段（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等）实现不当利益。第四，一些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渗透，往往与权力的寻租相结合，甚至直接利用基层政权的力量，来谋取本集团的特殊利益。特别在乡村社会，与转型期的社会变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黑恶势力团伙，往往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直接染指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造成极坏的影响。

三、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几点评价

中国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精英代理、诉诸既定规则、参与民主选举等方式，对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税收、政策法规等决策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对促进地方政府科学决策、公平施政乃至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等，都有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能够化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表达。各利益集团在参与过程中，往往由于争夺利益而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会促使竞争性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有效地疏导转型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及时排除体制内隐患”。各集团若能通过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及程序，来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一般就不会通过行贿、非暴力对抗乃至暴力等方式，来谋求其特定利益或宣泄其不满情绪，从而能够化解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并因而有利于地方政治稳定及其发展。

第二，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由于利益集团对多元化、分殊化、异质化的利益诉求，以及反映这种诉求的“民意”，进行了一定程度地整合，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若能充分汲取各不同利益集团所表达的利益聚合和民意整合信息，则能更好地代表“民意”，代表本地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决策更符合实际。同时，利益集团的参与，还有利于减少政府收集信息的成本，提高政府决策效率。

第三，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通常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决策时，按照“公平”原则做出回应。这样往往能够减少政府决策的偏颇与恣意性，从而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合理性。

第四，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积极参与，往往能有效地疏通和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利益集团进入地方政府决策过程，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公民的政治积极性。

显然，上述积极作用的发挥，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利益博弈规则的公平性与透明性、政策制定者高度的自主性与权威性、地方政府强大的利益整合能力与调控能力等。从实际情况看，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可能、甚至已经在一些层面产生消极后果：

第一，力量强大、资源充裕、组织良好，尤其是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的强势利益集团，有可能损害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特别是严重损害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影响社会的正义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第二，一些利益集团，可能因其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无须施压或游说，即可让地方政府俯首听命，使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响。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领导傍大款” 现象，就很能说明此种情况。

第三，一些利益集团，则可能利用其强大的权力资源，进行“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或其他违法活动。这是目前“集体腐败”或“组织性腐败”的根源。它既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党风廉政建设，也使有关政策或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如在某地就形成了一个包括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司法人员等在内的庞大的、黑白合流的非法利益集团。这个非法利益集团，几乎控制了当地的正式国家机关组织，危害一方，嚣张至极。

第四，一些经合法组织异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往往以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合法外衣为依托，以经济、政治利益为纽带，运用合法组织的资源，欺压、剥削 人民群众，瓜分集体财产，谋取其成员的非法利益。

最后，也是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一些利益集团，可能凭借其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性资源，通过控制地方政权（或某一政府部门、机构），谋取本集团的非法利益。如厦门远华走私集团、湛江海关走私集团，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大批量地、反复地从事非法走私贩卖活动，主要就在于此类走私集团，均与当地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海关等执法机关负责人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并编织了一张严密的“关系网”，使这些地方的政权机关实际上掌控在走私集团手中。

姓名：李曼曼

学号：1165001213565

2011年4月30日

第二篇：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一、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有关利益集团活动的案例，以及笔者经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材料看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机关的职位本身，不仅是一些利益集团试图获取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重要途径。因此，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影响干部人事的任免决策。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或因经济实力，或因人脉关系，或两者兼而有之，对地方基层政府的干部人事安排，也有着重要影响力。

2）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地方政府为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决策，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有些利益集团，总是想方设法要求建设对自己有利的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公园、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或是这些项目的规划（规模、选址等）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3）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的财政资金分配预算决策，也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在编制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即各部门、各单位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或通过主管领导打招呼，或借助上级文件依据，或通过编制发展规划等，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预算资金。这是政府内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各部门或单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视为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决策的典型。

4）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不少地方企业或企业集团，除了采用作假帐逃税、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外，还往往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公开“讨价还价”，争取少交税。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甚至干脆要求地方政府减免税负，给以税收优待，否则便扬言迁址公司。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常常不得不许诺和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由一些纳税较多的从业职员组成的专业团体，也可能向地方政府税收决策施加影响。

5）地方政府政策法规的制定政策法规是地方政府利益调控和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某些特定利益诉求合法化的重要依据。因而，对地方政策法规的制定施加影响，是利益集团实现利益目标的“高级”手段。

二.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方式

在中国，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贿赂即利用金钱、美色及其他有价物券“买通”相关决策者。这是目前中国非法利益集团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且形式隐蔽，“暗箱”操作。一些利益集团往往通过“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以至贿赂政府官员，使之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以便将小集团的利益取向复合到行政决策中，从而获取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

2）个人关系网络即利用家族血缘、同学情谊、老乡情结和其它社会关系等为纽带，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这是中国各类利益集团，包括合法利益集团，最常用、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影响方式。合法利益集团有时会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如报告制度），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中，但更多地则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家族血缘、同学、老乡或私人情谊），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表达其特定利益诉求。

3）说服即采用书信、电话电报、递交研究报告乃至直接造访等方式，对相关决策者进行劝说。劝说的理由，往往不在于劝说者自身的利益，而是投其所好，分析如此这般对各方的好处。与个人联系不同的是，说服活动是通过正式渠道、“公事公办”式进行的。

4）求助于“精英人物”即让本集团中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成员或集团内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成员，代表本集团的意愿，直接有效地接近相关决策者，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或者以人大、政协提案的形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直接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体系。如据南方某市私营企业主协会秘书长向笔者参与的课题组透露，该市私营企业主协会每年都

通过组织会员中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提案的形式，反映相关的利益要求，而且“效果比较好”。

5）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这是目前中国合法利益集团较常用的影响方式。一方面，合法存在的利益集团，一般都有其业务主管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机构和人员又实行分管制度，分管领导既可以直接有效地接近、影响相关决策者，也可能直接参与制定政策决策。这样，利益集团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也可以通过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渠道与方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政府决策体系，而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既可以通过批示、批复、召开现场会、协调会、列入会议议程等形式，也可以通过“打招呼”、“写条子”等非正式形式回应利益诉求。

6）借助媒体呼吁，通过舆论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即向当地（外地、甚至境外）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主动提供信息，请求其向社会广泛公开之，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关注、支持或同情，从而对相关决策者形成强大压力，使本集团所面临的问题，被提上决策日程或重新考虑。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利用互联网网络，将成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

7）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近年来，中国推行的决策听证会，正成为各相关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俗称“民告官”），以使政府改变其与本集团利益目标相冲突的政府行为，这是各利益集团，尤其是民间性利益集团，经常采用的方式。

8）施压性集体行动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在政府机关及主管部门门前聚集、静坐、请愿，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等。近年来，施压性集体行动有日益增多趋势。以集体上访为例，2000年，全国31个省（区、市）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人次分别比1995年上升2.8倍和2.6倍。2000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同比又上升36.4％和38.7％。同时，施压性集体行动的强度也不断提高，而且有些群体往往选择重大政治活动（如人大、政协召开两会期间）和重要节日进行这类行动，以便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9）参与或操纵选举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进程，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基层民主的发展，以及党内民主的逐步推进，不同利益集团已经开始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等合法程序，参与地方的政治博弈。这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乡镇换届选举过程中，一些非法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暴力手段威胁选民、请吃喝拉拢选民、用金钱美色贿赂乡镇主管干部等各种非法手段，参与甚至操纵基层民主选举，给地方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往往并非只采用单一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也未必沿用上述影响方式的一种或多种。一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向地方政府机关捐款、捐赠交通、通讯工具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某些公益性利益集团，也可能运用物质性资助等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影响政府决策。

从总体上来讲，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方式，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方式的正式性、合法性、公开性、透明性程度不足。第二，民间性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弱势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畅，导致它们有时被迫采用施压性集体行动。第三，合法利益集团往往利用非制度性方式，影响地方政府，获取正当利益，也往往利用合法手段（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等）实现不当利益。第四，一些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渗透，往往与权力的寻租相结合，甚至直接利用基层政权的力量，来谋取本集团的特殊利益。特别在乡村社会，与转型期的社会变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黑恶势力团伙，往往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直接染指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造成极坏的影响。

第三篇：论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

论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

强势利益集团指以争取本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经合法渠道形成，组织化程度较高，集团意识较强，利益表达顺畅，占有较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积极运用本集团力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暂居主导地位，在社会中表现出强势的经济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围绕国家公权力的博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面貌,而经济利益的日益多元化也在逐渐改变着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美国学者威廉·基夫指出：“利益集团的主要问题不是它们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过分。”现阶段，我国强势利益集团确实存在并且影响甚至左右着地方政府的决策，从近年来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煤矿安全生产、证券市场监管等问题中均可看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子。

一、强势利益集团参与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积极意义

强势利益集团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可以实现分权制约与缓和社会矛盾。因为不同种类、不同能力的利益集团对立法、政府决策行为施加的影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其影响力必然使政治权力的发挥不能够随心所欲，从而使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和体现。强势利益集团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可以促进政治的沟通和利益的表达，平衡多元利益集团间的利益，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如利益集团的政策参与活动有效保障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利益集团能充分利用其信息和技术优势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利益集团参与政策过程能

强化对政府决策权力的监督等 J。

中国经过3O年的市场发育，社会利益逐渐分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逐渐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集团性利益博弈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博弈是一种正常现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发育的程度相差太大，制度为两者提供的空间也不一样。第二，缺乏规范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以平衡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为重点，发挥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优势影响，遏制强势利益集团向既得利益集团转变。

二、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消极影响

(一)削弱政府决策的公平性

法国的西耶斯说：“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这种做法既表现了不公正的思想，又表现了最荒诞悖理的思想。”此言可谓一语中的。社会公平，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它导致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收到的往往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

(二)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利益时代，利益时代的到来，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结构分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件具体的经济社会事务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集体的利益博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不能为规范利益博弈作出制度安排，畸形的利益博弈将导致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生活的紊乱，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近年来，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结构的形成，而在结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三)危害公共权力的运行

所谓公共权力，用美国政治学家戴伊的话来说，就是“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在作决定时所

具有的能力或潜力，而这种决定却能影响这个社会制度中其他的人” 5](引。孟德斯鸠也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H 26)中国30年改革行至今日，正是各种利益集团围绕国家公权力的博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面貌，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社会多元化也在逐渐改变着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正因为对各个群体的权力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保障，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非制度化生存现象”。同时，强势利益集团还会利用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俘获政府和官员，滋生腐败，使“公共权力私有化”。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形成严重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四)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

政府管制俘虏理论认为，强势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多种手段，说服政府实施有利于自己的管制政策，把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转移到自己的利益集团中来。以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为例，垄断利益最大化、部门化、制度化、合法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将本该由全社会共享的利益转化为小团体利益乃至个人利益。这必然会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导致社会利益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加大，引起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失衡，危害社会稳定。特别是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收入、医疗、教育、民主权利等被严重边缘化，因此极易对地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对其认同度降 低，使地方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持公权与私权之问的和谐，也就是保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公民的政治信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三、合理引导强势利益集团有序参与地方政府决策

(一)政府要转变角色，找准职能定位

政府作为利益关系调适的权威机构，在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中，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一方面，它制定规则，维护法律，守护公共利益，避免发生制度外的冲突；另一方面，它要照顾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防止强势集团因其强势而变得越来越蛮横和霸道，甚至以强凌弱。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起到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作用，而不能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就要求政府要从理念、目标、职能和行为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地完成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从体制上斩断权力和利益的纽带。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政府不仅要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更要扮演服务者的角色。政府应当站在超然和公平的立场上，制定公正、透明的规则，维护大多数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二)建立公平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

对利益格局作出新的重大调整，首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决定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重要措施。这主要是：其一，来自进一步深化的市场化改革；其二，来自政府在社会公平、公正理念指导下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调整 7。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在利益表达方面，正如胡鞍钢所说：“中国的改革需要通过广泛的讨论、公开的辩论，绝对不能为少数人所垄断，既不能为少数政治精英所垄断，也不能为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可以说，利益表达机制的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政府应当“有所为”，以“公平第一、效率第二”为利益再分配的指导思想，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对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受损主体进行补偿，并通过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以缩小利益差距，实现利益共享，健全和完善利益均衡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利益共享和社会和谐的小康社会。

(三)健全利益集团有序参与政府决策的相关制度框架

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们“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8]。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则，所谓的博弈，也就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争取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关系。制度的功能是提供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制度要发挥协调利益关系功能的前提条件就是对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协调利益关系的功能，关键在于制度通过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交互作用，为利益主体提供了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部法律的制定或者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经济利益重新分配协调的过程，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协调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在进行实力和技巧的较量。具体上应完善以下几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决策咨询和监督制约及责任追究制度等。

公共政策首先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然后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公共政策是在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中排序的。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作为一种伦理上的判断，核心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

(四)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及政策文化

政策文化就是人们对政治体系作为的选择意向，即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和分配以及行为管制的选择意向。政策文化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形象地指出：“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我们将这种驱动力称之为政策文化，一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与该国民众对美好社会的理解以及对待定问题的偏好即政策文化有关。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同意的或者默认的契约。如果大多数公民对其有起码的认同，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从经济角度看，利益互不一致的人得以生活在一起的共同点是互惠。从文化的角度看，利益互不一致的人得以生活在一起的基础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从政治角度看，现代社会能够使利益不一致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参考点是“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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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何新2006年)

1.阶级与分级利益集团

什么是阶级？直观的观察即可看出，任何社会之内部，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这种社会地位阶层的区别，来自社会中各种人群之间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差异。（由此可见，阶级是人类社会中天然存在的，任何社会制度只要有社会分工就有所谓的阶级）

这种来自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划分，就是社会中之阶层划分。表面和初始地看，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分工。但阶层之体制化，世袭化、非流动化，导致阶级的形成。因此，富人是一个阶级，穷人是另一个阶级。世袭掌权者是一个阶级，被管制的受统治者是另一个阶级。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因此思想、感情与价值取向往往近似。

近代法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阶级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别，必然发生矛盾和争攘，这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的玉石黄金文化期）至今，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史以及阶级斗争史。其间围绕国家统治权力之争夺和经济利益及经济资源之分配而发生的政权嬗变，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变迁，根本原因都是来自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政党是代表和实现某阶级利益集团的组织。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调节机器。但是，如果国家机器落入特殊权贵利益集团的操控，变成特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失去调节功能，社会矛盾则将高度激化而爆炸。

2.资本豪族利益集团欲主导中国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在其博客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其文指出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

“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实际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

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确面临着爆发社会突变的极大可能性。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动变莫测的危机时期。中国未来几年面临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巨大危险。

由于以下三大原因：

（1）国际能源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2）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3）中国国内市场劳动力工资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势必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是非常可能的。

3.当代社会的阶级构成要预知未来，首先必须清醒地认知现实。多年以来，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观察内外形势的方法已被国内主流学者所抛弃。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要清醒地观察内外形势，首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认知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只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才会知道当今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目标所在，知道一些专家学者们究竟在为谁的利益讲话，以及各种政策方针究竟对哪些阶级或集团有利。据我观察，当代中国队社会阶级构成大体如下：

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要区分社会不同人的利益需求。

（一）新兴资本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以下几种成份组成：

1、大资产所有者，新兴经济豪族（富可敌国，拥资数百亿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买办资产者，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3、知识分子中的权贵人士，以及内外利益集团高佣金收买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

这个集团正在通过操纵媒体及舆论，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转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不能让财富聚集到少数人的手里，而应该实现财富的公平占有。

（二）权势文官阶层（）

主要为官员及国企的行政管理者。

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主导政策取向是对内抑制民间资产集团的形成，对外抵御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入侵。

（注：发展到今天，说不定又来一次八国联军侵华，只是这次侵华，人家运用的是经融武器，只要看看中国抱有大量美国废纸就知道了。）

但是近年来，为了发展私营经济和引入外资，对内扶植民间富豪一族的发展，对外则鼓励和吸引跨国资本的进入。

（注：市场也是资源，不能无限制的让出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文官体制官僚化，衍生为一个特权阶层。由于各级行政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腐败现象严重，官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政治蜕变和组织蜕变。

（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官员生活腐化堕落，权利失去监督，这是体制问题。其实只要把人民的权利真真还给人民，人民真真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就能解决腐败，党内反腐，虽有成效，治标不治本。）

（三）下层社会

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1）城镇工薪小资产者，（注：看来我就是处于这个阶层，往上发展有可能会成为权势文官阶层，向下发展，失业就成为真真的无产阶级了）

（2）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小农），（3）城乡下岗失业及无业者（无产阶级），（4）城乡流民（流氓无产者）。

（注：这个阶级是当今社会的危源，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无政治地位、无经济来源，其中许多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城镇工薪小资产者：主要是有较稳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资产的人、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中下层知识分子）。

小农：今日中国的农业经济是极其脆弱而不稳定的个体小农经济。所谓小农，实际是乡村中的小资产农户，家庭拥有小块土地及微量农业收益，家中主要劳力出外打零工以补货币收入之不足。

4.面临生存危机的中间阶层

由城市工薪小资产者（小市民）和乡村小农组成的小资产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实际是一个介于经济两极：一极是富豪（资产者），另一极是赤贫者（无产者及流民）之间的所谓“中间阶层”。

但是，这个中间阶层的总人数及其家属在中国总人口比例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个中间阶层的安定，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使这个中间阶层在生活形态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现在土地、房屋等小资产的获得，以及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是当前，随着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中间阶层也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态正在被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所破坏。这个中间阶层当前普遍面临四大危机，即：

1、医疗危机，2、养老危机，3、子女教育危机，4、住房危机。

此四大危机在民间被称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产豪商的“房奴”。

（实际上，所谓“新左派”，主要就是这个中间阶层利益的言论代表。）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无非包括四大措施：

（1）土地私有化

（2）国家资源全面私有化

（3）金融自由化

（4）共产党放弃政治领导权，国家放弃经济管理权。

如果国民经济沦为无国家主导、任由资本大鳄兴风作浪的”自由经济“，则将直接危及这个中间阶层的生存状态。例如，一旦实施农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则多数农民自由在市场上出卖小块土地。虽然一些农民可以由此获得小笔金钱，但多数农民将从此永久失去土地资源。

众多失地、失房农民及其家属将成为彻底无业、无产、无生计的新生无产者。同时，大型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后，也将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而成为失业者。

金融自由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使商业银行破产危机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势下，目前相对稳定而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间阶层（小市民、小农），势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坚”成功，而最终走上破产化之路。

5.“无产阶级”新生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被称作“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无产阶级。至少在名义上，当时国家全部资产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产阶级”。

但今天，中国确已生成一个新生的无产无业的“无产阶级”。其主要成份为：

1、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村赤贫者、无业社会青年）

2、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历史和任何社会中，无职业、无财产、无前途、无希望的社会人员，都是极其危

险的反社会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一新生的“无产者”阶层中，相当多数是失学、失业、有生命活力而无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这个新无产者阶层，是中国当今多数反社会犯罪分子产生的渊薮，实际也是一支具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趋势的潜在政治力量。

然而，随着自由市场中两极分化的加剧，未来也许会有愈来愈多的城乡小资产者及农民面临进一步被剥夺的命运，从而沦入这个反社会的阶层中。

6.政治意识形态危机

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其立党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共产”的对立词是“私产”（私有财产）。

“共产党”不是“资产党”或“私产党”。只要党仍在入党誓词及党章中宣称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

这个矛盾，根源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发生深刻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注：我近几年出版的《论政治国家主义》（2004年，时事出版社），《新国家主义经济学》（2001年，时事出版社）中曾谈过：要摆脱这一矛盾，共产党所可能的选择是重提列宁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中共中央）在50年代初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7.国家应主导市场经济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不应放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权，不应放弃对内抑制国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对外抵抗外部跨国资本赤裸裸的扩张和经济侵略。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以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抑制内外资产阶级无限制地牟取本阶级经济私利，而牺牲国内其他阶级利益特别是牺牲贫苦阶层利益的贫婪本性。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贫苦大众利益）调节阶级关系，不应对内外资本利益集团屈服投降。

只有在这样的执政眼光和基础上，共产党才能重新获得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长久的巩固。

8.国家不能放任市场自流

近年来的泛市场主义改革发生了重大失误，引发了诸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泛市场主义的所谓“改革”方向，已受到广大人民和社会公众广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质疑！

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整合和解决泛市场化和引入资本主义所已经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和众多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将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提升为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双调节的混合经济。实施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相结合，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平等兼容的混合经济。

我认为，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要求党和国家全面退出经济生活的鼓吹相反，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和**，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国家有必要重新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计划，包括医疗计划，社会教育计划等，廉租房计划、就业计划，国防计划。必须将当前无序混乱引起百姓严重不满的泛市场经济，提升为有管理有科学计划的新市场经济。这样，才能与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相协调，才能与共产主义的党章

及宪法相容。

9.GDP不是唯一

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由于上述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当今入党已形同儿戏，甚至不须作宣誓。因誓词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

这种理想信念的丧失，加剧了党内严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各地之党组织不应当丧失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完全变成一个“捞钱党”。工作中心不应当都是围绕着追求“GDP。”

10.“MBO”实际是对国企管理层的一种赎买

国有企业管理人作为经济官员，通过MBO（一种极其奇怪的“合法化”腐败）以及“转制”后的高薪化而彻底资产阶级化。

这种高薪赎买政策，最初实际是来自美国伊·萨克森关于“休克疗法”的改革建议：“在私有制转轨中，对共产党官员实施赎买政策，从而使他们由改制转轨的阻力变为动力”。

这种私有化转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从根基上搞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具有讽刺性的是，出钱赎买国企管理层，使之转变为国企掘墓人而为此买单的，竟然正是gcd自身。

11.跨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在中国扎下深根

港、台、西方在华跨国资本及企业管理人，通过多种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渠道，已经深刻地影响、以致甚至谋求左右中国官方政策，例如极力要各地政府坚持对外资实施特殊优惠的政策，反对国内企业与合资企业平等纳税的政策等。对此，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应听之任之。

应当指出，与改革初期形势完全不同，当今中国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所以本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向海外进行投资。而国外当局从未对中国投资给予任何特殊优惠政策。

12.警惕突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随着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人口就业困难，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有爆炸化突发的危险。当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于三方面：

1.尖锐的贫富矛盾。

2.官民矛盾。

3.警民矛盾。

众多小资产阶层的命运，正在掠夺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损害和被剥夺。这种剥夺，在未来几年可能通过更严酷的金融“改革”（严重通胀以及商业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发生。当城乡中的多数小资产者被彻底剥夺而沦入生计渺茫之时，中国势必发生频繁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近年城乡中已频繁发生的征地危机，就是由于部分城乡小资产者（特别是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土地及住房被开发商廉价剥夺后，进行抗争而引发的小型社会危机。

这种小型危机本身就是一种预警的信号。

通过上述社会结构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团决定着中国的方向，谁在通过舆论（所谓“话语权”）而影响着中国的政策。

同时也说明了何以乱象频仍，当前中国仍能保持着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就是因为仍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乃是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

（注：本文草于2006年6月2日）

第五篇：中国社会的利益集团及其政府政策探析

中国社会的利益集团及其政府政策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变迁，各种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旨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分析、利益分析等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历史流变、基本特征、社会影响进行剖析，并在提出相应的应对政策。

1.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历史流变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从自在的利益群体到自为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仅存在一些自在的利益群体，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利益集团开始产生并迅速发展，出现了能自觉代表相关社会群体利益的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

1.1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利益集团

建国之初，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施，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集团被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基本上被赶出大陆，中国还存在着工人利益集团、农民利益集团、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民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在共同纲领的框架内的表达自己的经济、政治诉求。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旧中国中的一切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集团都被彻底摧毁。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上主张人民利益高度一致，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特点，使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呈现出高度的整体性，尽管当时中国社会也存在着简单的阶级、阶层结构，但是代表局部利益的利益集团不应该也不容许存在。

1.2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利益集团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转型，政治权力、资本、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场域中重新洗牌，中国社会高度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不断解构、分化与重组，出现了能自觉代表相关社会群体利益的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

首先，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为中国利益集团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其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再次，意识形态领域的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泛政治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念的重建，为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集团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最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2.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基本特征

利益集团作为人们维护和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和途径，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中国改革的模式既定为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模式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呈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情况也决定了中国社会利益集团表现出许多不同于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基本特征。

第一，利益集团的政府主导性。这种政府的主导性表现：一是脱钩与管理相结合。一方面政府规定所有社团组织都必须与党政机关脱钩，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政府认识并承认了中国利益集团存在的客观性，但政府对它们的态度也不是听之任之。二官办性。中国社会中的是许多集团的形成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甚至是由政府扶持成立的。如村（居）委会、工会、妇联等利益集团。

第二，利益集团发展的不平衡性。从其产生和发展程度来看，有的利益集团有完整固定 1的组织结构形式，有的则是组织程度很低的“准利益集团”，有些利益集团甚至以虚拟组织的形式存在。从其对政府的影响力来看，各类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力差别很大。

第三，利益集团的组织结构和角色功能的不完善性。中国大多数利益集团无论是其组织形式还是功能发挥，都还不成熟、完善，其非政府性、自愿性、独立性、自主性的特征的表现还不明显，对政府的影响方式也鲜有程序性、规范性。

第四、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对抗性有增强趋势。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此消彼长，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依靠其强大的资源阻扰新的变革，使得社会利益结构的合理化、均衡化进程受阻，由此造成利益集团之间，以及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矛盾的对抗性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3.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社会影响

3.1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积极影响

第一，强化代议功能。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行动，促成辩论和讨论，产生充足的社会信息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大代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对重大事务的忽视，强化其代议功能。

第二，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政治一定是大众参与政治。利益集团凭借其组织优势和拥有的各种资源，提供一种有别于传统政党政治的选择和提供草根行动主义的机会，扩展了政治参与的范围和渠道，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从而调动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三，制衡公共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类型利益集团与政府进行协商谈判，影响政府决策，从而维护自身不同诉求的利益最大化，利益集团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来源，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效率、公平；同时，还能对政府决策和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对政府形成一种“社会制约”，确保国家受到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的制衡而保护自由。

第四，维护政治稳定。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沟通渠道，使输出与输入一致，有利于社会成员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从而缓和社会矛盾，有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

3.1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

第一，各利益集团之间发展不平衡，影响政府决策的公平与公正。

第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

第三，利益集团行为的非法制化，败坏社会风气，激化社会矛盾。

4.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应对政策

第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我国合法存在的利益集团主要以社团形式存在，而政府的行政权力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各个社团中去，使得这些社团成为变相的政府机构或准政府机构；同时，政府因为社团组织功能的缺失，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因此，我国政府要转变职能，理顺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克服社团组织政治化倾向，将自身居于各利益集团之上，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调节者和仲裁者。

第二，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加强对利益集团的科学管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将越来越多元化、异质化，利益意识会越来越自觉，利益集团会越来越多，组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复杂，政府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利益集团的调控能力，针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不同的方调控政策。首先，要打击非法利益集团，保护合法利益集团，扶持公共利益集团，以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其

次，要关心、救助弱势群体。再次，限制和规范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同时，要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性，防止政府被某些利益集团支配、防止政府自身成为特殊利益集团、防止利益集团与政府内部特殊利益集团的结盟。

第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现利益集团参与决策的程序化、制度化、法制化。一方面，只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和相关机制，才能保障利益表达渠道的顺畅，才能调整和规范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行为。另一方面，在各不同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参与政治博弈时，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机制加以保障，实现民主程序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