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

第一篇：如何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

如何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

文：邓聿文

既得利益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严重障碍，这已成为常识。但要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从目前来看，却非常困难，连李克强总理都感叹“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就需要我们对利益集团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与西方的利益集团不同，中国的利益集团具有(1)发展的不平衡性，(2)形态的模糊性和过渡性，(3)获利的非正常性和行为的表面合法性，(4)利益的排他性，(5)权力的至上性，及(6)缺乏法理的正当性等特点。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的利益集团界定为对公共权力和资源享有支配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利益联盟。

中国的七类利益集团

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这就是《国家的兴衰》所阐述的内容。

从中国来看，利益集团自改革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发展壮大，既得利益者的身影处处可见，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例如，水电系统，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计生系统，这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按照目前的人口发展规律，中国早就应该对实行了几十年的计生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可计生政策就是废除不了，原因不外乎在过去几十年中，计生系统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员，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权的。证券系统，也是一个既得利益深厚的集团。证监会的发审制度是三高(高发行价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额)、内幕交易等乱象的根源，但也就是改变不了，原因在于中国股市上有强大的利益集团，政府、交易所、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各方利益介入太深，涉及市场的方方面面。房地产系统，在房地产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过高房价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GDP政绩、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寻租腐败机会。其次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房地产贷款等手段，从高房价中获得了高额利润。最后才是房地产开发商，它们通过与政府公权的结合，从高房价中获得了超额利润。

从学理上看，在中国，划分利益集团的标准至少应该涉及与权力的结合程度、占有资源的程度、代言人、规模与影响力、诉求及隔阂与差异等因素。因此，笔者提出判断既得利益者的三个标准。一是他们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且将继续从改革开放中攫取更多收益;二是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而他们对限权的政治改革持消极态度;三是他们也有很大的能量阻扰改革的进行，或者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假如一个集团如果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可以称之既得利益者。以此衡量，大致可把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划分为七大类：第一类：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

员;第二类：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第三类：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第四类：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第六类：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第七类：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上述七类利益集团还可进一步把他们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一、二、三类，其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和国企高官;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洋买办”、民营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七类，其组成人员是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那么，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有些既得利益集团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变种;有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过渡体制中产生的;有些私人部门，包括部分外企，也是一种既得利益集团;有些投机主体则利用不健全的过渡体制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利益集团形成后，其最基本的维护利益的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的力量，借助制度安排，来影响或左右政府决策，从而达到所追求的目标。但和一般的以权谋私不同，既得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和好处，虽然形式隐秘，却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其理由是上得了台面的。因此，即使事后被察觉其意图，然因是合法的制度安排，无论是具体制定政策的官员还是背后的主张者，都可以不承担责任，没有政治风险。这是既得利益集团同贪污受贿的最大不同。

以央企和地方政府为例，央企拥有的各方面特权对民众生产的经济价值进行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再分配，它是通过三种作用方式实现的：一是免费或低成本使用国有资源，如土地、矿产等;二是利用行政权力阻碍非国有经济的竞争，形成事实的垄断，制定垄断产品价格，获取垄断租金;三是以行政权力保证低成本的融资，如国有银行体制和对利率的管制保证央企能以低成本获取银行贷款，央企的资本市场特权能够保证其低成本的直接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则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为契机，利用其相当程度的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和国有土地制度，通过土地财政模式获取收益。它的具体作用方式又有两种：一是掌控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供应，收取高额土地出让金和各类型房地产开发税收，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地方经济发展，获得政治升迁，获取政治收益;二是在政府掌控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有利于其自身的收入再分配活动。这就是既得利益者的作用机理。

分利联盟

从利益集团的本质看，奥尔森认为，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机会，无例外地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因此，利益集体的分利活动不但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效率和人均收入，而且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还给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正鉴于此，奥尔森在阐述“分利联盟”的影响时，指出其危害有三：一是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二是加剧政治分歧;三是造成“制度僵化”。具体到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和改革造成的危害如下：

一是既得利益者使有利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者使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会导致严重

社会不公。这在收入分配改革、公车改革、高速公路的收费改革等方面，表露无遗。

二是既得利益者侵蚀公共权力，阻断国家与人民的联系，严重侵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伴随国家形式出现的公权力，本是维护社会公平及社会和谐有效运转的保证。但现在既得利益集团以特殊的权力身份，合法的政治决策参与，以巨大的政策影响力来达到和实现将公权力私有化之目的，侵蚀了每一个公民的权益。既得利益者还渗透执政党内，借助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将党从全民利益出发制定的改革发展决策实际导向有利于其自身，使民众享受不到改革和发展的收益，党实际只代表某个或某几个阶层的利益，从而孤立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处于对立状态，从根本上有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三是既得利益者还损害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既得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及经济治理方面，也损害了经济体制的效率。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在机构改革、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要素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上对改革措施的扭曲，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国目前的发展只靠透支未来、透支资源、透支人口红利来维持增长，严重陷入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从而变得不可持续。

四是既得利益者把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国家的政策和公共参与之外，使得人数庞大的后者只能被动接受加之于自身的不利影响，日益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种依附型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实际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回归，有违历史的进步。

如何治理

既如此，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治理，成为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治理不等于消除，要想完全消除利益集团对政策、立法及政治过程的影响乃至利益集体本身，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控制。控制的方法就是美国政治学家麦迪逊所说的“遏制与平衡”，即一靠政府的遏制，二靠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法国启蒙学者卢梭也曾指出，控制利益集团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增加利益集团的数量来控制利益集团的野心。

然而，要靠政府力量和增加利益集团的数量来遏制和平衡既得利益集团的膨胀，就必须要求政府的决策、立法和施政过程公开和透明，发育和壮大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其力量，这就要解除对社会组织一些不必要的管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允许独立工会、农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或者将现有的政府色彩浓厚的利益集团社会化，成为它所联系和反映的行业和部门群体的组织。政府并且还要出台一套法律和制度来规制利益集团的发展，使他们竞争利益的行为公开和合法化。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民主化。

因为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开放和透明。民主的社会对公民没有秘密(这里的秘密不是指外交意义上的秘密)，政府乃至一切公共权力的运作是透明的，其规则是明确的，政府权力向每个公民开放，也即每个公民都有进入权力体系里的机会，而且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在一系列规则的制约和社会监督下，虽然不能保证每个利益集团的力量一样大，获取的利益一样多——因为总有些利益集团基于行业特点或某种因素在某个行业或领域要比其他利益集团的力量大;但某个利益集团要想取得超出其他集团更大的利益，尤其是不当利益，很困难，即使一时通过某种手段可以取得，也不至于走得太远，造成利益的偏差或失衡——因为在民主国家，制度本身有一种自我纠偏的力量。所以，民主体制会带来不同利益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不同利益的大体均衡，利益集团大致发育正常。

因此，要有效遏制既得利益的泛滥，迫使既得利益者站在社会的整体和长远角度考虑自身利益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政治，向社会开放权力，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运作公开和透明化，将权力置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当前而言，则应该做好以下几项改革：

一是从制度上切断政府官员和商业活动的联系。为此，要界定好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哪些是企业的权利，哪些是政府可以干预或调节的，以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不必要的干预;加快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弱化政府对投资的主导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参与任何商业活动，任职期间不能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并严格限制官员子女配偶从事商业活动。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破除国企垄断。现在国企已经演变成为国家代理人的企业，和社会、公众无关。国企内部变相私有化已非常严重，隐性福利大大超越所有其他企业，而其垄断地位又意味着可以免于许多市场风险。即便国企发生亏损，最后政府还会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所以，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机制，让社会监督国企，包括为国企划定市场边界，不能进入非垄断领域;改革国企的治理结构，国企高管可以获得高薪，但必须实行市场化招聘，且永远不能回去担任政府官员;改造目前的国资委，强化对国企的监管。

三是建立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政府的运作过程必须公开化和透明化，在政策法规、工作制度、监管工作、人事管理、财务开支、决策信息方面要做到公开透明，给民众更多的知情权。同时，允许公民及其他社会团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拓宽政务信息公开渠道，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实现政府公开化办公;建立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议机制。

四是加强法治建设。上述制度建设，都必须从法律上规定下来，任何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必须受法治的规制，法治建设还包括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具体策略

除此外，针对利益集团本身，还可实行如下一些策略：

策略之一，是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决策包括改革措施的出台进行公开辩论，在辩论中明辨是非，以此遏制目前少数人参与决策、主张权力和利益的事情。过去的改革不主张争论，现在应该变过来，这是因为，人们的权益意识已经大大提高，而且也学会了在争论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微博、论坛等新媒体的出现，为人们的辩论和主张权利以及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和便利。公共利益只有在辩论中才能达成最大共识，从而使过去谋于密室，少数人决策的公共政策很难出台，既得利益者也难从中谋利，因为它想得到更大利益，就必须在辩论中说服其他利益集团和广大人民，只有它获得的利益更多，社会才能进步，其他群体才能得利，显然，这是很难办到的。

另一方面，在公开辩论中也易形成明确的规则和规则意识。如果有了规则，各利益集团都按规则来博弈，事情就变得相对简单。这其实是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程序化。当前，我们在这方面有所进步，各种听证会和意见征集等开始运用于公共决策中，缺陷是还不普及，听证或或意见征集的结果还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议题本身还掌握在政府和相关机构手

中。这都是今后要加以改进的。

策略之二，是对某些影响较大的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规范，重建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其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目前一些影响较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借助公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的经济性利益。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承认其历史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同时，必须限制其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并规范其垄断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同时把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面向所有经济主体开放，尽可能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策略之三，是对各既得利益集团分而治之。既得利益也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也存在竞争和冲突，甚至比既得利益与普通公众的冲突更严重，因此，在治理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应善于利用它们的矛盾和冲突，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最不好的办法就是使它们感觉到“危险”从而串谋在一起。当前要有效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先将那些民愤大而缺乏民意“正当性”的既得利益边缘化，这样，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就相对容易。

策略之四，是要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同时对既得利益者逐步改革，改变他们追逐利益的方式。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效果就好很多。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成本。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既得利益的治理涉及改革的总体规划，所以，要重视对改革的整体设计，制定全方位改革的具体规划。就像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样，制定各个层次的改革规划，通过规划明确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路径、具体措施和行动步骤，并将这些规划落到实处。

（本文选自《中国经营报》）

第二篇：阻碍中国发展的七大类利益集团

阻碍中国发展的七大类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阻碍中国的改革发展在中国学术界甚至老百姓眼中早已形成共识。而中共高层在近年来也多次提出〝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说法，不过这些公开场合对〝利益集团〞论述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捅破〝窗户纸〞，指出究竟谁是〝利益集团〞的一员。近期，有大陆媒体转载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利益提团〞分析的论述，总结出〝利益集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群体的狭隘性；二是形态的模糊性；三是获利的非正常；四是集体行为的表面合法性；五是利益的排他性；六是权力的至上性。

前三点意思比较明确。第四点说的是，利益集团在维护或获取他们特有的共同利益时，一般是通过对组织、制度、政策进行影响、干预，故其一切活动都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形式合理性〞，并为了显示这种合法性，往往将小集团的利益置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五点说的是，由于社会总体资源有限，利益集团只热衷于在集团内部分配和共享权力与利益，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介入和分享。第六点说的是，利益集团以权力为核心，按照权力的大小和亲疏远近来分配和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利益。

中共官方智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会长王玉凯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划分为权贵利益、垄断利益以及地产资源利益集团。

有学者则把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分为以下七类。

一、中共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

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社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负责管理的是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权力其实被分割到各个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者手中。由于这些年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在这一名义下，中共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直接负有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之责的部门，管制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他们在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和腐败充斥其中。

二、中共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

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中共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制约。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

三、国有垄断企业及其高管

中共对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体现出来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国企凭藉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与金融特权，获取政治租金及超额利润。它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企业利益，还利用对公权力的影响力，使政策向自身倾斜。

它们千方百计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就业也只对本企业或行业的子女开放。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体。

四、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

跨国资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买办〞，他们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组成，早年通过官倒或价格双轨制起家，后来多数在国外金融财团、中外合资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等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机构的代理。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资本利用权力，直到直接掌握权力。〝洋买办〞近年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五、房地产开发商

在近年房价的疯狂上涨中，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

六、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

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发迹过程中，少不了寻求政治权力的庇护。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不分性质，只问大小。资本在做大后，很少没有与权力结合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权力主导市场的社会，用钱来换取安全和更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就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七、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

专家学者掌握着知识资源和专业权力，包括舆论和话语权力，他们通过为其他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论的指导，政策的谘询，以及对财富〝合法性〞的论证等来进行利益输送。比如，一些经济学者、法学专家、行业协会领导以及媒体高层，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后者的座上宾，他们往往身兼多个政府和企业的顾问，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独董，以自己的影响力为这些政府部门和企业游说谋利;一些专家学者受雇于政府和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他们的资助下从事研究，名为其提供政策谘询，实是他们想藉助专家学者的研究影响国家决策;一些媒体充当政府和资本的喉舌。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主要是某些名家)与中共政府官员、企业高官，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团体，结成隐秘的利益联盟。

第三篇：基于利益集团理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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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集团理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分析 作者：黄杰阳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4期

[摘 要]文章针对现有企业理论在分析方法上忽视了整体分析方法的缺陷，从不同利益集团互动性选择的视角来研究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和产权改革的内在逻辑。指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依据企业利益关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依据利益兼容与正和博弈的原则，动态调整所有权安排和治理机制。

[关键词]企业所有权；利益集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6．1；F279．241

[文献标识码]A

第四篇：利益集团以维稳之名拒绝改革

报告指利益集团以维稳之名拒绝改革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

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来的？

报告指出，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

第五篇：中西方利益集团对政府管理施加影响的不同

中西方利益集团对政府管理施加影响的不同

利益集团通常是指具有相似观点或利益要求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团体，他们通过参与政治过程来实现影响公共政策或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在多元民主的社会中，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政府的决策往往是与一些重要的利益集团协商或博弈的结果。由于政治体制和国情的不同，我国利益集团与西方利益集团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不同。

一、西方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过程及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 ：

1、渗入选举过程，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

在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力量要想合法执掌国家的政权，首先要在选举中获胜。利益集团在选举过程中对竞选活动的影响力不亚于政党。各利益集团一般都拥有雄厚的资金，而竞选活动又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于是西方利益集团往往采取为政治力量提供资金的手段对竞选活动施加影响。

2、疏通政府部门，对政府的行政活动施加影响。

政府部门制定的各种规章、条例、政策以及行政措施都直接涉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失。西方的利益集团往往通过各种途径试图与那些和本集团利益相关的高级官员保持长期密切联系，以期在相关政策的制定或实施过程中施加影响或进行干预。利益集团同行政机构之间紧密的联系，使得政府的某些政策和行政措施最终是与相关利益集团共同协商的结果。

3.广泛介入立法过程，对立法结果施加影响。

作为西方国家的立法机关，议会不仅有权制定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及政策，而且会对政府决策有很大影响。因此，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一般都是围绕议会开展活动，利益集团平时还通过直接从事“院外活动”，如社会交际、政治捐款、赠礼等手段影响立法。

4.采用公开运动、和平示威、停止合作等方式对政府施加影响。

利益集团利用公共舆论，鼓动民众支持自己的主张，从而以“民意”影响政府决策。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往往能最政府形成压力，促使政府作出妥协和让步，因此利益集团往往利用和平示威的方式向政府请愿；利益集团还会采取类似罢工的手段，停止或暗示停止与政府进行的某些项目合作，从而使政府在某一方面的职能陷入困境甚至瘫痪状态，由此对某一领域的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二、中国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途径及影响方式

1.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参与政策制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人大代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是大多数利益集团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利益集团体影响人大代表的方式主要有：一是同人大代表保持一定的联系，这有利于人大代表及时了解和反映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二是向人大代表就某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通过人大代表使这些意见和建议进入决策过程；三是通过行使人大代表监督权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影响政策制定。

2.通过政府行政部门参与政策制定。

中国政府作为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的合法机构，承担着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府既负责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其中包括利益分配政策、投资结构政策以及产业结构政策等，还直接掌握着重大资源的分配权。这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利益集团的利益，并关系到其生存和发展，因此，利益 1

集团必然要通过政府部门来影响政策制定。而直接、经常和便捷是利益集团通过政府行政部门影响政策制定方式的主要特点。利益集团还会参与为行政首长提供的咨询服务，以期能够影响政策方案的出台。

3.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影响政府决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播媒介所形成的社会舆论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政府决策，加之其他利益表达渠道的有限性，大众传播媒介承载了更多的向政府决策者传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功能。利益集团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公众传送特定的信息，以引起决策者对某些问题的重视。利益集团往往与其他相关的利益集团结成联盟，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民众支持，形成对决策者强大的压力，促使符合利益集团意愿的问题被提到决策日程。

三、从参与政策制定方式来看，中西方利益集团都很注重影响政策制定者，都很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但是也有着很多不同之处。

一是，西方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竞选来影响政策制定者，而中国利益集团通过这种方式影响政策过程的机会不多。即使中国利益集团能够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现实中，这种民意代表能发挥的影响力尚值得探讨。

二是，西方金钱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大，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行为是公开的，而且是有法律约束的。然而在中国，金钱政治是法律不允许的，随着一些政治腐败案件的暴光，可以看到政策制定过程中也涉及到了金钱的因素。

三是，西方利益团体会利用游行示威的手段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在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游行示威是对政府当局的否定，而不是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因此，游行示威并不是中国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式。四是，西方利益集团会采取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手段来影响政策制定。我国的政策决策权主要集中在党和政府手中，立法机构并不是从事决策的机构，因此通过立法机构来表达利益诉求的功能会受到限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方利益集团参与政策制定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西方利益集团成立的时间长，数量和种类很多，在参与政府决策上已经比较成熟。它作为公民结社权利的重要体现，基本上是不受政府主导的，自主性很高。在遇到与政府意见相左的情况下，西方利益集团通常更强调自身利益。而我国的利益集团形成的时间比较短，种类和数量也比较少，且很多都是政府扶持的，对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强。因而我国的利益集团通常是在各级政府的指导下进行政治参与，在追求“团体利益”的同时，大多能够兼顾社会的“公共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会主动放弃团体的利益，这也是我国利益集团与西方利益集团的本质区别。另外，西方利益集团在西方政治运行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而我国的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这与我国利益集团产生的背景以及所处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