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思辨观看翻译主体的相关问题

第一篇：从哲学思辨观看翻译主体的相关问题

〔摘 要〕近年来，翻译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研究倍受关注，这是因为它们是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鉴于翻译主体的相关问题有其深层的哲学渊源，从哲学思辨观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翻译主体、英语翻译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问题，可以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视野。

〔关键词〕 主体；主体性；主体间性

近年来，翻译主体的相关问题研究倍受关注。从主体到主体性直至主体间性，其论域不断延展，认识不断深入。从本质渊源来看，哲学上主体问题的认识论与翻译学上的主体研究总是有着难割舍的联系，换言之，主体问题的哲学思想无疑奠定了翻译主体（性）理论建构的深层基础。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哲学思辨观来考察翻译主体的相关问题，以摆脱仅停留在翻译平面上的认识。

一、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哲性思辨

（一）主体界定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而言，主体是指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的承担者，而客体是指主体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的对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主体，也就是说，主体和人不能完全等同。主体是有头脑、有思维、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的个人或社会集团，意识性、能动性、实践性和社会性是其本质的特性，因此只有意识性、能动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人才可能成为实践、认知和审美主体。这样，对主体哲学内涵的分析就包含了对主体价值的判断。当我们说人是主体时，这里蕴涵的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成为其判断的有效参数，因为它对人的地位、角色、作用和意义作出了价值评价。这一点显然不同于人是有头脑、能思维的动物这种事实判断。

（二）主体性

主体性的研究是以主体价值为基础对主体属性的研究。“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简言之是人所持有的主观能动性”。[1]（P4）主观能动性是主体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最突出、最集中的思想品质。实践的主体性表现在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化里，表现在主体与客体发生关系时所体现出来的主体作用于客体的积极主动性上。但西方哲学的先验主体性唯我论却过分张扬和强调先验之自我，它认为自我是理论认识的中心，是社会政治行动和相互作用的中心，[2]（P12）是世界的本源和最终根据。而客体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是消极的、被动的。

显然，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性研究是片面的、狭溢的、极端化的，因为它忽视了主体性的另一面，即受动性。翻译主体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看，主体性是主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二者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缺省任何一面都是对主体性的一种曲解，一种非完整的理解，这是因为主体性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对象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客体制约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由于主体社会性的存在。

（三）主体间性

近代哲学即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由于先验主体性唯我论的困境而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主体间性的研究范式。主体间性理论的崛起是力图消除传统哲学的先验主体中心理论，克服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模式，进入主体与主体关系的新模式，从而揭示不同主体或自我之间的相互理解及关系问题。主体间性作为正式的哲学话语，可以溯源到胡塞尔的现象哲学，它是现象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因是现象学所关注的是个体自我或此在（把人称为“此在”）的意识及生存体验，这就需要解决自我如何使他人理解自己的体验，以及自我如何把他人作为主体而不是客体来加以把握的问题。继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之后，主体间性理论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下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主体间性理论强调的是人与人，物与物，主体与

客体，自我与对象之间的相互生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交互主体关系。[3]（P222）

在主体间性中，既有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主体—主体”模式并没有完全否定和取代“主体—客体”模式。一方面，“主体—主体”关系是以“主体—客体”关系为背景的。主体与主体作为复数的主体，与他们共同的客体仍然处于“主体—客体”的关系中，是更宏观的“主体—客体”关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主体—客体”关系中，每一主体作为对方的对象性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客体性，也就是说，“主体—主体”关系中又包含着更微观的“主体—客体”关系。[4]（P33）；[5](P74-75)在哲学上，主体间性的研究方向和成果使人们在意识视野中对主体关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思想认识。

二、翻译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基于哲学思辨观的考察

具有先行性的哲学始终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翻译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审视哲学上关于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思潮，我们也看到了步于其后的翻译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理论研究。

纵观中西翻译史，早期的翻译主体问题研究主要是译者主体的研究，多局限在译者随感式的美感经验之谈，哲学对翻译的态度偏重于“主观”，总体的情势是译者“重效果”、“凭感觉”者居多。20 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西方学术界崛起了以多元取向为特征的翻译研究学派，如目的论学派、阐释学派等，这表明文化哲学诗学的转型已势不可挡，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思潮已不可逆转地涉足到翻译研究领域，翻译主体性、翻译主体意识、翻译主体间性等理论探讨也在向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发展。

（一）翻译主体界定

在翻译主体问题研究的范畴里，首先要涉及的问题是“谁是翻译主体”。这一点在翻译学术界中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例如高宁、[6]袁莉、[7]屠国元、[8]查明建、[9]陈大亮、[1]吴波；[10]二是认为作者、译者和读者是翻译主体，例如杨武能；[11]三是认为译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是翻译主体，如刘宓庆，[12]等等。

从主体的哲学定义来看，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那么翻译主体就是翻译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理应是翻译主体。但译者主体之言并不否定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其他主体的存在。可以说，翻译文本客体存在的社会性、中介性把各级主体联络在一个互动的关系网中。作者作为文本创作的主体、读者作为文本接受的主体、出版商或赞助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与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都是交往主体，差别只是在这个关系网中主体的性质不同。彼此之间的交互（互动）关系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但在表现形式上是围绕译者主体中枢展现的。作为一个中心环节，译者主体在认知框架内整合了包括自我在场的意识与其他交往主体的意识，最终实现了译本客体的社会存在。

（二）译者主体性的表现维度

如果译者是翻译主体，那么译者主体性的表现空间又是何种情状呢？ 是一种天马行空地恣意发挥，还是一种自觉自律的能动操作，抑或是主体性的完全遮蔽。在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里，学者们各持己见。陈大亮[13]从文学活动的三大要素作者、文本、读者入手将翻译研究置于三大范式下，即重建作者原意的作者中心论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本中心论范式与读者接受反应的译者中心论范式。作者中心论突出的是创作主体。创作主体的意图成为意义的本源和终极参照，这意味着作者的原意预设文本的意义，也是读者应发掘的意义。重建作者意图也就成了译者的使命，译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是“传声筒”、“转述者”、“隐形人”。这实际上是一种译者主体性的自我遗忘，是一种无理解主体的理解。文本中心论在 20 世纪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下，主张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的主观意图来决定，而是来自于语言内部结构，为语言系统内的要素所确定，具有确定性、客观性。

因此，翻译活动被视为一种纯语言性操作，要求译者对文本的意义进行科学客观地分析，寻求原语与译语的对等，“忠实原作思想”、“再现原作风格”。可见，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是建立在消除文化差异和消解译者主体性上，甚至排除了主体的目的性、活动的场域性，过分强调了文本意义的客观性。而译者中心论则消除了作者与文本的中心地位，突显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过分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对主体的过度诠释。

于是，译学中出现了“翻译是改写”、“翻译是再创作”、“翻译是背叛”、“翻译是征服” 之言说。这种一味夸大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势必造成译者身份的剥夺。如果译者的翻译本质身份都不存在了，那就谈不上译者翻译的主体性。翻译研究的这三种范式把译者的主体性从一个极端推至另一个极端，其结果就是一种扭曲了译者的主体性，一种不成熟的译者主体性观。

译者主体性是主体性的次级范畴，它同样是译者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这符合辩证法的思想。在哲学视域中，译者存在的基础是翻译实践。“翻译实践既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又是改变对象、使对象具有属人的性质、从而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活动。”[14]（P71）

这意味着翻译活动是译者实现主体价值的意识性实践活动，是译者主体能动性的体现过程。译者认识和分析的客体对象是文本，它是以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世界，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客观物质世界，这样就产生了文本世界的独特性，即人文性、精神性。对文本世界的认识就有赖于对文本话语意义的理解和阐释。事实上，意义的理解、阐释与再现一直是贯穿于翻译的整个过程。

在对原文本的意义解构与译语建构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集中的体现。文本意义的解构是对文本对象意义化的过程，即对认知意义的提取过程，也可概括为文本对象的主体化。这个过程渗透着译者主体对意义的选择、修改、甄定的思维特质。它具有时空性和个体性。“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自我，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也有不同的自我，绝非一成不变”。[15]（P8）

这里可变的自我，既指涉了有意识地调换自我的角色，也指涉自我知识认知结构的变化，包括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审美意识、情感体验等认知结构。同一个人尚且存在着自我的可变性，不同的人其个体性差异就更为显著，这些方面为文本意义的理解确定了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依据。具体地说，译者在解构与建构文本意义时，他承担的角色不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创造者，他总是带着具有时空性和个体性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去提取文本的认知意义及再现文本的认知意义。这样的认知过程与认知结果（译语文本）也就体现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方面。特别是有些作品，其文本意义的开放性较大，给人们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也较大，译者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更为明显，文本具体化的结果在不同的个体译者中也就有了差异，正如“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同样，所得文本认知意义的译语建构过程即为主体的对象化过程（译者创作出译本）也渗透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在风格方面，译者的措词、造句、谋篇都有自己的创作特色。对比朱生豪与梁实秋两位著名翻译家的莎士比亚译作，我们可以看出，前者的译作是归化翻译的结果。风格上，它体现了汉民族的语言特色。译文译笔流畅、译词优美，读之，能让人既感受到莎翁的灵性，又能领略到汉文的韵味。而后者则主要采用异化手法来翻译。风格上，译文挽留了异域风貌，能激发读者对异域作品创作风格的兴趣。他们在译本创作风格上的个性显化虽有差异，却能各自迎合不同读者的心理期待视野。再比如措词的个体性风格方面，请看下例：

...yet, as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 person departs his life, who is really deserving of the praise the stone-cutter carves over his bones: who is a good Christian,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 husband;who actually does have a disconsolate family to mourn his loss;...(Vanity Fair)

„„不过偶然也有几个死人当得起石匠刻在他们朽骨上的好话。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他们家里的人也的确哀思绵绵地追悼他们„„（杨必译）原文中“good”一词的翻译，可谓妙笔生花。“虔诚、慈爱、孝顺、贤良、尽职”在译文语境的关照下，不正是与原文语境中的“good”一词在深层意义上构成对应吗？ 此词的翻译正是译者创生译

文意义的个性风格体现。

然而，在承认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译者的受动性，正是两者的共存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译者主体性。译者翻译的受动性一方面来自客体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来自主体间的制约性（差异性、通约性）。文本客体是译者主体实际操作的对象。作为一种存在的实体，它有其自身的特性，无论在形式上（如叙述风格），还是内容（意义）上都区别于他文本，这就构成了对译者操作的约束，或者说，客体对象作用于主体。这种作用力说明了译者主体性除了主观能动性外，还包含着受动性。就以文本的意义为例。文本是语言的构成物，语言的运用蕴含一定的理性，语言的意义虽然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在话语的语境中将其置于认知主体体验性认知系统中加以理解时，则具有确定性的一面，这才使得人的语言交际成为可能。据此，文本一旦形成，在相应的语境下，其意义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不是一种完全游离不定的东西。这就要求译者基于现存文本自觉自律地去解读文本的意义，而不是“放纵理解”，形成完全无约束的翻译认知行为。译者主体性的张扬或克制的程度还受制于社会客体。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的精神家园而生存在真空中，因而在主体与特定现实发生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过程中，译者主体的意识难免要受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干系，受其导引、指令或规范。首先从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他的选择结果反映了一个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的需要。例如，在晚清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严复择取的翻译文本多是以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法学等方面的主题内容为对象，如Evolution and Ethics(《 天演论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原富》)、Spirit of Law(《法意 》)、System of Logic(《穆勒名学》)、On Liberty(《群己权界论》)、Study of Sociology(《群学肄言》)、History of Politics(《社会通诠》)等。同样，由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自我预设，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风格上的特征都会受到这一社会客体的影响。再者，对翻译文本内容的操纵方面，那些有悖于社会主流文化意识或者说与社会主流文化意识逻辑不相容的东西，往往会在译者翻译过程中被删节或更改，以符合主体认识上的需要。[16]（P86）

由此可见，译者纯主体性不断面临社会文化意识的挑战，社会文化意识规范有时甚至会将译者主体性弱化到隐性状态。译者主体性的受动层面也体现在主体间的关系上，即主要表现为译者主体、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上。从实践的交互性角度来看，译者主体实践的社会性意味着其行为的社会化过程，是“自我”与“他我”人际交往关系的社会性整合，即在确立自己的同时，也确保了与其他主体的合理关系。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必然要受到他主体存在的约束。从翻译本体论来看，一方面翻译是译者对作者创作文本的译语建构，而原文本的创作是作者的一种意识行为，包含了作者的自我（主体）所思，这样，译者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就自然建立起与作者之间的主体关系，受到作者思想意识的映射；另一方面，译者翻译文本的终极目标是指向译语读者，需要译语读者在自我的心理期待视野中去体验作者的思想意识活动，这就形成了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主体间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是介于作者主体与译语读者之间的主体，其翻译认知行为既要受到作者对读者的意识召唤的约束，也要受到译语读者阅读期待的约束。在这种约束下，译者所建立的主体间交互关系的理想目标就是主体间的和谐性，即通过具有主体多极指向性的文本这一中介客体建立起与他主体的交互关系，并在这种交互关系中使译者对文本的对象化结果既满足译者主体的需要，也兼顾了他主体的需要。

以林纾的翻译为例。他的早期翻译活动是以道德价值为主要取向，如《黑奴吁天录》，而后期则以审美作为主要的价值取向，如《吟边燕语》等作品。价值取向决定了他的翻译实践方向，决定了他在不同时期对作品的选择。为了成功地实践译者主体的价值观，他同时也兼顾了“他我”的读者（接受主体）的需要，带着读者的期待视域，与理想的作者、作品的召唤结构相遇。在交互活动的关系中，力求建立一种主体间的和谐性。为此，他在特定的语境中，与读者对话、协商，在保持原作精神价值的前提下，选择了适切的翻译策略以及语言的表现形式。由此生成的译文就是主体间视界融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生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译文是原文本的意义、他主体（作者主体、读者主体）和译者主体一起处于动态的、不断的交互影响的过程中生成的产物，是译者主体翻译行为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双重特征的综合表征结果。

译者作为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作为主体间的存在有其自身的价值存在，他有意识、有理性、有价值标准，如审美价值等标准。译者的价值观是在他与客体、与他人主体以及社会文化等要素的关系中实现的，并外化在译语文本中。因此译者不是孤立的个体，而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基于这一点认识，我们进而从具有价值意识的人的主体性出发，就能较客观地描述并揭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行为，也能在认知层面上更好地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4，（2）：3－7.[2]Dallmayr,Fred.R.Twilight of Subjectivity [M].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1981.[3]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 [M].上海 ： 三联书店，2001.[4]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32－38.[5]闫青会.试论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融合[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6）：74－75.[6]高宁.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兼论翻译标准的设立[J].上海科技翻译，1997，（1）：25－28.[7]袁莉.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J].中国翻译，1996，（3）：4－8.[8]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 [J].中国翻译，2003，（6）：8－14.[9]查明建.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19－24.[10]吴波.论译者的主体性[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11] 杨武能.再谈文学翻译主体 [J].中国翻译，2003，（3）：10－12.[12]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3]陈大亮.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中国翻译，2005，（2）：3－9.[14]胡牧.主体性、主体间性抑或总体性 ———对现阶段翻译主体性研究的思考[J].外国语，2006，（6）：66－72.[15]孙艺风.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J].中国翻译，2003，（3）：3－9.[16]邱文生.从意识逻辑角度看翻译中的语境构建[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85－87.

第二篇：舍得的哲学思辨思想汇报

尊敬的党组织：

很荣幸我现在可以骄傲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这对我是巨大的鼓舞和肯定，同时也是激励我继续前行的动力。现在我更加清晰自己的责任，我想只有通过我不断的努力才能更进一步。今天我就一个我感兴趣的哲学问题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我向党组织汇报一下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所得。细细品味“舍得”二字：能开能合，能前能后，相反相成，相融相摄，充满着先人造词的智慧，凝聚着通古达今的意蕴。

“舍得”一词的广泛应用，表明了人们间的一种处事态度，反映了主客观的多重辩证关系，在插入了“不”(否定)或“有”(肯定)之后，更见其智慧深邃，意蕴深长。

现在，人们对舍得的理解和运用已远远超出了本意的范围。在坊间小巷，我们时常听到：“舍得舍得，不舍不得，有舍才有得，要得就要舍。”在现实社会，我们经常看到：当权衡一件事情利弊时，许多人会考虑怎样舍得;当经营某项实际产业时，不少人更会考虑是否舍得;当遭遇天灾不可抗力时，大多数人都不能不舍得。辨其现象，析其真谛：舍得是亏也是盈，舍得是出也是入，舍得是因也是果。

舍得是一种抉择，还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境界。舍不得，意为不想放弃已经有的或将会有的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合乎情理，无可厚非。因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怎能轻言放弃?不过也有极端者，古代中国有“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之士，外国有“出文钱如同割掉身上肉”之人，这已为人们所不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多，舍得的人越来越多，舍不得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否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就不会家喻户晓了。

不舍不得，意为没有付出就不应该有收获。这既符合中国古代以来就存在的公平观念，又符合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公平规则。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不会生金蛋，不劳而获必然大失公平。“守株待兔”之人怎么愚蠢，他都是有付出的，符合不舍不得的观念。“无本万利”之徒怎么聪明，他都是没有付出的，违反不舍不得的规则。当然，在任何社会不舍也得、不舍多得的事情都会发生和延续，只不过需要人们采取各种办法使这样的事情尽量少一些罢了。

有舍有得，意为做了付出就应该有收获。从市场经济层面看，有投资就应该有回报;从和谐社会层面看，做了好事就应该受褒奖。这只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而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又较多，有舍不得、有舍少得的事情，像投资的“打水漂”、“堵窟窿”一类，也重复发生，所以才需要人们进行科学论证和科学决策。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不断克服不和谐因素的过程，社会的复杂性、多变性又难料，做好事无慰藉、做义举不领情的现象，像“英雄流血又流泪”、“救人者成被告”一类，也并不鲜见，所以才需要社会努力弘扬正气和扫除邪气。

在我看来，舍得，对共产党员来说，就是奉献。共产党员既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又不能混同于一般群众。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走在群众前头，讲舍得，作奉献。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无数优秀共产党员，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舍弃了很多很多，得到的很少很少，许多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都永远感动着全体人民大众，永远激励着我们身体力行。我希望党组织能够看到我积极要求进步的努力，然后更严格的考验我，让我早日成为合格而优秀的正式党员。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年4月4日

第三篇：常识道德与思辨哲学

常识道德与思辨哲学

发表于：2008年7月14日 9时42分9秒权限: 公开，点击更改权限阅读(39)评论(1)举报本文链接：http://user.qzone.qq.com/328814465/blog/1215999729

常识道德与思辨哲学黑格尔曾对中国第一“哲学家”孔子的学说进行了批判，他说孔子的学说不过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这种批判很尖锐，但也一针见血刺中了孔子学说的弱点。

为什么我们会把伦理道德当作一种高水平的哲学？我们的社会那么需要道德来约束吗？

道德是社会的产物，不同的社会需要不同的道德。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也没有适合一切人的道德。老子说得好：大道废，有仁义。社会秩序混乱，自然呼吁道德约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四起，武力就是横扫一切的通行证，权力就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最高标准，利益就是指引人们行动的指挥棒，而仁义道德被打入社会的冷宫，根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下，有心（仁心、志向）无力（权力、武力）的孔子便提出了一套论证严密的道德伦理，上游说于诸侯霸主，下传教于平民百姓，希望将自己的道德伦理推行天下。但孔子失败了，诸侯霸主没有接受他的仁政学说，继续崇尚武力，他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

状况；同时孔子也成功了，他的伦理学说流传下来，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最喜欢利用的一种流派，他本人也被尊为一代圣人、万世师表。但是，无论孔子失败还是成功，对于社会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首先，道德呼声高，要么反衬大道迷失社会混乱，如春秋战国；要么道德约束力膨胀成为杀人桎梏，如宋明时期。其次，伦理道德被过分尊崇，就压抑了其他理念的发展，如超道德价值、如法律，如思辨哲学„„

之所以强调道德是社会的产物，是因为在社会之外，还有其他的圈子、其他的领域。人们生活在社会中，时时刻刻处在社会关系的网络里，自然会放大社会的概念、遵守社会的道德、服从社会的规范。但是，人们往往忽视社会以外的领域，轻视其他领域的价值。实际上，在人之内，有精神和心灵，在社会之外，有大自然，在地球之外，还有宇宙„„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有着不同的价值颠峰。而能否认识到、觉解到这种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在《人生的境界》一文中提到，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所达到的人生境界也完全不同。他认为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等级的人生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道德境界就是一个社会人所能达到的高境界，他知道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而天地境界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觉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宇宙，他觉解到自己不仅是社会组织的公民，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他带着这种觉解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因为觉解程度的不同，因为胸襟视野的不同，因为衡量标尺的不同，所以有了这人生境界的不同，有了道德境界以上的天地境界，有了道德价值之上的超道德价值。所以，与武力和权力相似，社会伦理道德也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最高标准。一个会思考的人必须对社会伦理道德保持一种觉解、一种警惕，并有挑战不合乎心灵、不合乎自然、不合乎宇宙准则的伦理道德的勇气。

思辨哲学为什么要比常识道德层次更高、更值得推崇？

因为思辨哲学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理念，而伦理道德主要代表的是一种约束力量。伦理道德虽然说是发自人之隐侧之心，但往往异化为外在强加的力量，被社会统治者利用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思辨是人的精神领域的活动，自由是人类心灵永恒的渴望，属于社会之外、人之内的领域。思辨哲学具有自我否定、不断反思、不舍探索的精神，就像是一股奔流不息的活水。而伦理道德则具有稳固化倾向、排斥变动性、创新性，像是一潭不起波澜的死水；思辨哲学不会创造权威、不会定于一尊，而伦理道德则常常要树立道德楷模、道德圣人来垂范世人。思辨哲学从苏格拉底起标记了一个巅峰，他的光芒似乎要比我们的孔圣人更胜一筹。

第四篇：幸福生活的智慧——老子思辨哲学

幸福生活的智慧——老子思辨哲学

冯立鳌 《光明日报》（2014年08月09日05 版）

中国思想史上，老子赋予了“道”对万物本根性、规定性的意义，建立了道生万物、道统万物的一元化理论体系，极大地提升了传统文化的理论思辨性。他以经验实例论证了恒常之道的特征，将其灌注于日常生活中，教给人们如何认识事物、如何保持优胜和如何获得幸福。

如何认识事物

老子洞察天道，指出“反者道之动”，认为天道的本性是变动；变动的本质在于相反事物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这一理念奠定了认识事物的前提。

在论述思想时，老子列举了人们生活中常会遇到的相反属性：如有无、难易、高下、大小、美丑、轻重、静躁、刚柔、歙张、兴废、强弱、胜败、存亡、取予、进退、福祸、得失、清浊、明昧、久暂、终始、同异、人己、爱恶、贵贱、古今、智愚、结解、主客、损益、巧拙、成缺、寒热、亲疏、抑举等等，他归结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世界万物都包含着内在联结而又相互对立的趋势，对立趋势推动事物的变化，又寓含着变化的结果。

老子以实例作论证说：“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在车轴、陶器、户室等事物中，因为有了空虚的“无”，才具备器物的“有”，足见“有”与“无”的互相依存与难分。又如善恶相近、难易相成、福祸相倚、大智若愚等，都表明相反事物的内在相通性。

老子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深远的天道与物象常常相反。既然万物都包含着相反的趋势，那要全面认识一事物，就不仅要看到它的正面，还应把握其表象的反面，这才是合于天道的认识。《红楼梦》中的跛足道人给贪欲致病的贾瑞送来风月宝鉴，叮咛说不可照正面，只能照反面。整个故事寓意深长地告诫人们，正面的美好与反面的丑陋是同一对象，识透事物的反面才是关键；只看事物的正面，是危险有害的！曹雪芹看来是深得老子思想的玄奥。

老子从反面认识事物的思想是深刻而极富影响的，中国人历来相信利害相杂、福祸相倚、物极而反、赢缩转化的定则；主张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临强不畏，处弱无卑；人们有塞翁失马的挫折慰藉，也有月满则亏的成功警省。这都体现着对事物反面的顾及。

同时，老子这一思想也教给人们从反面入手的处事方法。欲取先予、知雄守雌、以曲求全，就是处事中主动占据反面，等待条件和机会、以反得正的方法。天下大事做于细，治大国若烹小鲜，以不争而取胜，无为而（无不）为，以无事取天下等方法，更是增益了人们的经验智慧，把以反得正的方法推广到生存生活以外的领域。

如何保持优胜

恃强而持胜是人的本能，然而，根据“反者道之动”，强大往往内含着毁灭，是危险的处世之道。老子因而提出“弱者道之用”——柔弱才体现道的精神。

老子始终从天道规律上看待事物。他说：“物壮则老。”强壮的事物跟随的是衰老和死亡，故难长久；另一方面，老子看到了柔弱之水的优胜性，发现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在强与弱的两相比较中，他认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梁者不得其死，而弱小则富有生机。并据此提出“知其雄，守其雌”的持柔守弱的方法，意在保持

长久的优胜。

老子认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理人都明白，但实行起来却不易。问题在于：“心使气曰强。”平静如水的心受到气的驱使，就会去逞强。老子因而指出，“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战胜别人只靠一时的力量，能战胜自己的逞强之气，才是真正的强大者。《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在与诸葛亮对阵的祁山战场上避战守弱，在与曹爽较量的政治斗争中称病处下，他常常主动地规避强大，但他却是三国博弈最后的胜利者。事实证实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现实性。

古老的易经思维崇尚阴阳和合，儒家推崇其中阳性的刚劲强健作用，主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老子则推崇其中阴性的柔弱和顺之德，认为“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从根源与本质上论证了阴柔属性的根本性。阴阳学说对阴阳两者的角色与功能这样划分：“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持静，为阳之内守；阳呈动，为阴之役使。老子的贵阴贱阳与儒家的阳尊阴卑，实际是在阴阳和合的世界上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定位：崇阴守弱看重人自身的生存，尊阳进取则看重人的社会责任，两种处事方法体现着处世观与价值观上的不同选定。

如何获得幸福

幸福是人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富足状态，又是人内心的满足性感受。老子没有使用“幸福”的概念，但他认为，有一种合于天道、顺乎自然的生活，人在其中无祸无咎，安于平和舒泰（所谓“往而无害，安平泰”），这就是幸福。

根据道统万物的理念，人们要获得平和舒泰的生活，就应遵循天地间的常道。“无遗身殃，是谓袭常。”不愿招致祸殃，就要因循常道。相反，“不知常，妄作，凶。”不识常道而任意妄为，自会引来凶险，失去幸福。

在生活中，人们把欲望的满足视为幸福的获得，老子则看到了事情的反面，认定欲望是幸福的天敌。因为奢欲贪得销蚀了人的满足感，使“欲望的满足”永难实现，从而使幸福沦为水中之月；同时，“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奢欲贪得促使人背离天道，没有满足，恣意妄为，人生灾祸大多由此而起。正是欲望破坏了平和舒泰的生活，哪儿还能带来幸福？

从表象上看，人是为了幸福才追求欲望，然而，天道运行与事物表象正好相反，人纵容了欲望，却从根本上失去了幸福，这是人类的误区和不幸。古典小说《金瓶梅》中的男女主人公心性机敏，大都生活富足，遗憾的是他们作了欲望的奴隶，欲望控身不自由，是欲望毁灭了他们的生命和幸福，使他们沦落成一个个可怜的人儿。当代社会的腐败案例，从来没有生计困窘的成因，无一不是贪欲在驱使，贪欲使人坠入身心受控、没有幸福的无底洞。生活的逻辑一再告诉人们：欲望的确是幸福的天敌。

欲望之门并不能通往幸福，老子主张从欲望的反面入手，以“无欲”来获取幸福。他要人们“无知无欲”“见素抱朴”，认为“知足之足，常足矣。”生活中剔除欲望，时时感受到满足，这才是真正而长久的幸福。自然，多彩的生活对欲望生成难免有刺激作用，比如“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但老子认为，人应该自觉地抑制欲望，“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以便在朴素的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安于平和舒泰。在老子看来，消除了贪欲，就是打开了一生幸福的闸门。

老子论及幸福时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这是一种无欲、知足、知止的长久幸福观。他叮嘱人们：“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大道本来平坦易行，但人们好走捷径，往往弄巧成拙。其实，剔除了奢欲，生活中知足知止，那幸福就在眼前。

老子学说以生存生活着的个体人为本位，揭示了深沉的宇宙法则，描述了淳朴的生活哲学，展现了简易的生存智慧。人的一生，无论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老子的思想都能给灰白的生活打上色彩，给前行的断途照出曲径，给孤寂的生命送上灵魂的温热。（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第五篇：交通运输与环境保护的哲学思辨

交通运输与环境保护的哲学思辨

Th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between transpor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赵梅（1981.06—）女新疆哈密市物流管理助教经济管理系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的作用越来越凸现，但是其对环境的污染也与日俱增。如何处理好交通运输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十分迫切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哲学角度分析交通运输对环境污染的原因，从科学合理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交通运输的理念，并提出了若干条合理化建议。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But its pollution to the environment is growing.It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From philosophical angle,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se what the causes of the pollution are.Finally some advices are given from the view poi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s based on the sound relation between them.关键词：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Keywords: transport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人类自进入18世纪工业化时代至今300余年的历史，创造了比此前所有时代所创造的价值总和还要多的价值，是人类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自从科学技术诞生那一天起，人类追求和探索的步伐便越来越快。此间，交通工具也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这些变革引领人们从畜力时代进入蒸汽动力时代，又从蒸汽动力时代步入内燃动力时代，下一步必将进入光电动力时代和核子动力时代。交通工具的演进使得处于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越来越明显。所有这些趋势的继续发展都与交通运输的发展有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各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与相互贸易越来越频繁，产业布局朝全球分工合作方向发展，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尤其表现在资源与能源的供求上。例如APEC掌握了全球石油产量的80%，若是其供应所需运输路径中断，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将会因之而崩溃。

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产生，没有了交通运输，城市终将成为废墟。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受制于其对内和对外的交通运输的发展程度，因为交通运输的发展使本来一个个孤立居民点彼此连通，成为城市的雏形。一个城市的布局往往是沿运输线路走向的。可以说，一个城市的交通越是发达，则其商业也就越发达，其繁华程度也就越高。交通运输进一步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之间的商贸关系于人员往来，工商业沿城市之间的运输通道布局进一步促使了城市群的产生。而城市的发展与城市群的内部联系的愈加紧密又反过来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的发展也离不开自然环境，而且随着人类进步的加快，人类活动需要向自然索取更多的资源，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向自然排放着越来越多的生活与工业垃圾。目前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危害已是十分严重。过去人们那种人定胜天、人类要征服自然的观念彰显了人类的无知与莽撞。现在看来，人类面临的十大环境问题是：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和生物多样性减少。人类的实践活动引起自然的一个反作用力，那就是因为人为原因造成的自然灾害。

交通运输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方式，极大地方便了人和货物的位移，促进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可是也对环境产生着不可忽视影响。有研究表明，2004年全球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耗占总能耗的25%以上，运输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排放量的22%，而这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体现的更为严重。另外交通噪声、交通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地面下沉、放射性辐照、日照危害、电波危害等交通公害都严重的影响人类的身心健康。

传统的交通运输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运输系统的供给能力、资源消耗以及环境和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与可持续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上。我们知道，由于事物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基本矛盾并不总表现为主要矛盾，非基本矛盾也并不总是次要矛盾。在交通运输发展的某一阶段或场合，上述某一非基本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可能会上升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交通运输的发展起着支配与决定性作用，进而转化为运输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的重点。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主要矛盾是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因此重点放在发展上，而且很多行业遵循的是粗放型发展的路径。交通运输也是如此，这是我们难以逾越的现实选择。但是从可持续发展观点看，由于环境、资源等外部条件的限制，社会运输需求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当增长的运输供给超过该地区环境容量时，运输的机动性目标与环境目标之间的矛盾就转化为运输活动的主要矛盾，交通运输随之进入后运输化阶段。我国目前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发达国家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必须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自觉的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环境。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交通运输对环境污染的哲学原因：

首先，从认识论角度说，交通运输对环境污染的解决是一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实践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副作用产生的后果都会促进人们进行经验总结，并加深人们的认识程度，这样前一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下一次实践中就能加以避免和克服。人类的实践是这样进行的，人的认识也是这样反思的。按照这一思路，伴随着交通运输对环境污染的产生，对因此而产生的环境污染防治、解决也是同步进行的。这样的污染虽然始终存在，但是也始终不会严重到影响全人类的生存的程度。可是，事实是随着地球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是日益严重，而且必将影响到人类生存。如汽车尾气对大气的污染造成人类的呼吸道疾病种类急剧增加、大量汽车拥上道路导致交通事故大大增加等等。

其次，从逻辑的角度说，交通运输这一实践活动的副作用导致了环境污染说蕴涵了这样一个前提：环境污染是人类为了谋生存而实践的必然后果，就像药物在医治疾病的同时会对病人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一样。由这一前提必然得出如下推论:一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是人们为了生存必须的行为，二是环境污染是前一行为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事实是当前的很多污染的出现并不是生存必须行为的结果，或者不是生存必须行为的必然结果，比如核污染的出现就不是生存必须行为的必然结果，其实交通运输业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行为。

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交通运输对环境污染的问题最初是交通运输作为工业化助推器首先在发达国家暴露出来的，之后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当因车辆增加而造成环境污染的加速度没有超出自然自身的承受力时，虽然存在实践的副作用，但是却不存在或者只存在很小规模的污染。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于是，交通运输对环境污染也伴随着17世纪出现的燃煤污染、19世纪出现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20世纪出现的核放射污染，不断增加着对环境污染的份额。20世纪50年代至今，交通运输对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威胁人类生存的程度。

通过以上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交通运输对环境的污染是不可避免存在的，而在不可能摒弃交通运输的条件下，人类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来减小其负面影响，促使其朝快捷、舒适、准时、安全、少污染、高效率的方向发展。为此，我们要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交通运输体系。

建立我国可持续发展运输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建立新的交通运输结构，实现交通运输系统内部诸方式的协调发展。在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同的运输方式根据其对环境污染的大小和其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都有其优缺点，在协调交通运输系统内部诸方式时，要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为原则，在时间上既要考虑现有运输环境下的合理配置，又要用发展的眼光研究未来时期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配置。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货物流量流向和运输线路的协调；②地区间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③各种运输方式设备能力的协调；④各种运输方式运输组织工作的协调。我们应该总结和吸收我国传统运输模式及发达国家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减少那些环境污染严重、交通事故频繁的交通运输方式和工具，选择运力强大、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相对较低的交通运输项目，根据我国人口多、地域广、资源相对量较少的特点，大力发展铁路、城市轻轨、地铁、公共交通等运输方式，使整个国家的经济与运输都更有效率与效益。

2、依靠科技进步，改进和完善交通运输技术，同时依据技术发展污染小、载重大、高效率的运输工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运输技术与运输工具的不断创新也是交通运输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持久推动力。在交通运输项目的建造过程中，应广泛使用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施工技术、新工艺技术等；在交通运输项目的运营过程中，应采用新的节能高效低污染的运输方式与运输工具以及科学严密的运输组织和管理方法。大胆地进行技术创新，以保证交通运输体系的技术可持续发展。采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体系。发展高效能技术，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实现能源供需的协调发展。

3、大力改善经营模式。交通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应该强调注重项目投资者的长期利益，实现其经济可持续性。这就要求实现运量的可持续性和经营的获利性，以避免交通运输业各种运输模式的盲目发展，这可以通过改革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合理的运营体制、有效配置资源、提高服务意识、降低运营成本、倡导公平的竞争环境等保证交通运输体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4、采取各种有效的环保措施。交通运输项目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强调应注重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和功能，以建立交通运输线路沿线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5、注重交通运输体系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必将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最终目的。交通运输体系将对社会带来广泛的影响，如对国家地位、安全、公平参与、妇女地位、旅游、文化教育事业、就业、社区等。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都有可能难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和较高层次的社会需要，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还应重视其社会可持续性。

6、确保经济、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先行和基础产业，其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经济作用；②宏观调控作用；③促进国家经济合理布局、协调发展；④国防意义。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应当以确保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宗旨。

7、制定交通拥挤控制政策和公交优先政策。废除免费进入城市中心公路网的惯例，按

照交通拥挤的外部费用征收拥挤税；在目前技术上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应采取必要的替代措施，如发放地区通行证和采用电子远程自动收费系统，以及停车收费等。扶持公交事业的发展，对公共运输给予补贴，并采取与环境有关的税种的优惠或减免、优先通行等政策。

8、加强环境教育，强化环境意识，强调可持续发展理念。政府自身应积极进行环境改造，同时督促企业进行企业内部周边环境保护与改造。

参考文献：

1] 刘玉庆、范世乾.运输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哲学思考《综合运输》

2] 王笑京.智能运输系统哲学层次上的思考 《交通运输系统与信息》

3] 丁春华从哲学视角浅析环境污染原因http://www.xjwh.info 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