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改革要过好“四道坎”

第一篇：事业单位改革要过好“四道坎”

事业单位改革要过好“四道坎”

汪玉凯

即将拉开大幕的事业单位改革，涉及4000万人切身利益，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刻的改革之一。

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家层面对未来十年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规划和分步实施的策略，对我国事国事 业单位改革的健康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有了一个好的规划和实施策略，只是顺利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前提，接下来的实施以及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难题，肯定不会令我们轻松。就笔者观察，未来我国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中，至少要过好“四道坎”。

第一道坎：如何科学合理地分类？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规划出台之后，有关分类的难题已经不再是理论上应该如何分类的问题了，而是如何把这一分类标准正确应用到实际中去。比如说，行政性事业单位要回归行政机构，像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之类的执法性事业单位，当然比较简单。但现实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一些事业单位既履行某些行政职责，还提供一些公益服务，甚至还从事一些经营活动，如何避免回归中的“搭便车”，就很棘手；即使回归到行政机关，其定位以及未来的运行机制等，也需要认真研究。还比如，有些事业单位本身没有行政职能，但 1

属于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如党校之类，其内部又分为参公管理的行政人员和属于事业属性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像这样的双重属性的单位，要不要统一？如何统一？也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见，如何能把126万家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归好类，而且归得合理有序，公平公正，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为什么中央规定要用五年时间来完成分类改革，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道坎：如何有效“剥离”？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是第一步，但下一步的剥离才是动真格的，直接涉及到众多人的切身利益。在剥离中，国家政策设计做了充分的考虑，如“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和“新人新办法”，并制定出明确的政策界限，但真正实施起来，要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制度。如何化阻力为动力，就是一篇大文章。

第三道坎：如何实现养老社会统筹？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建立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障制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笔者的理解，在事业单位养老社会统筹改革中，我们非但不能采取简单的由传统的单位养老变为社会养老，甚至要启动相关的配套改革，如企业、事业以及公务员三支队伍的养老水平的相对平衡等问题。

第四道坎：如何建立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事业单位改革绝不意味着国家要挤压社会事业的发展，而是要通过改革理顺关系，明确定位，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从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

以公益为导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己任的事业单位，都需要有更大的发展，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问题在于，我们通过事业单位改革，能不能构建起一个有效的体制和机制，这也许是最终检验我们的改革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志。在这方面，不管是前5年的分类改革，还是后5年的进一步完善，都是不能忽视的。如事业单位内部的用人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以及领导制度、运行机制等，如何与事业单位的整体改革相适应；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以及与传统的上级党政机构的关系模式需要作什么样的调整和改革；如何在实践中建立起事业单位的法人治理结构等。只有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同时进入改革的议事日程，事业单位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很显然，这些不是通过事过事业单位自身的改革就能够完成的。

（来源：2011年07月16日人民网）

第二篇：武汉公务员健康状况面临四道坎

1、高血压与疼痛感

调查显示：公务员病史占首位的是高血压，占比9.01%，其中40岁～59岁年龄段公务员为15.41%。其次是关节炎，占比8.40%，其中40岁～59岁年龄段公务员为11.91%。

在回答“过去1个月中你的身体是否有疼痛感”时，有近6000名公务员称自己的身体“稍微有一点疼痛和有一点疼痛”，另有600人感到自己“中等疼痛、严重疼痛和很严重疼痛”。

2、抽烟与喝酒

在被调查的万余名公务员中，近5000人日常不参加体育锻炼；3200多人有吸烟习惯，其中每月要吸一条烟的超过290多人，月吸两条烟的310多人，而每月吸三条烟或以上的超过320人。

在这万余名公务员中，3700人有饮酒习惯，超过30%。报告显示：有饮酒习惯的公务员每次饮酒量绝大多数不超过3两，但每次能喝半斤白酒的公务员约有215人。

3、健康与心理

受访者中有3400余人觉得自己在“所有的时间”和“大部分时间”里“有心理压抑和社会适应情况糟糕”。另有3700多人经常主观感觉自身精力不够，有疲劳感。

对于自己在过去一年内健康的变化，公务员们的评价并不高，56.14%的人认为跟一年前差不多，而认为越来越差的人的比例占到28.79%。

还有超过30%的公务员不能对自身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出明确判断。

4、身体机能

调查结构表明：尽管多数公务员的身高标准体重值属正常，但达到高标准的人数并不多。年轻公务员较注重自己的身体形态和营养状况，但年长公务员在此方面注意不够，特别是该年龄段女性；年轻男性公务员肺的容积、扩张能力最好，但其心血管系统机能水平却又最差；公务员神经与肌肉系统的协调性和快速反应能力非常好，前臂和手部肌肉力量一般，平衡能力一般，但柔韧性却非常差。

第三篇：大学生村官创业要跨过三道坎

大学生村官创业要跨过三道坎

创业是新时期大学生村官锻炼自己、提升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引领农民致富、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方法。然而创业过程必定不会一帆风顺，是充满艰辛和挫折的过程。大学生村官创业要努力跨过三道坎，提升锻炼自己。

第一道坎：缺乏坚定信念，认识不高。一些大学生村官，思想状况较为复杂，存在着“怕、稳、等”的思想，对创业持等待观望的态度；或强调大学生村官的特殊角色，认为政府和社会应给予他们更多的扶持和帮助。较少有人主动去思考创业与自身的关系，面对各类创业宣传和创业活动，只是在做一个“看客”。

第二道坎：缺创业经验，能力不强。创业是一种全新的行为, 需要具备一定的生产经营经验和专业知识，需要熟悉行业的运作模式和规则。而大学生村官近70%是应届毕业生，工作经历单一，对社会认识度不够，没有实战经验，社会阅历尚浅，缺少把握时机的决策能力、具体操作的实际能力和组织管理的协调能力。大学生村官中“有知识缺创业技能、有热情缺创业经验”的现象较为普遍，直接影响大学生村官创业的有效推进。

第三道坎：缺创业资源，实力不够。大学生村官创业，一是缺乏资金。资金是创业的基础保证，没有资金，好的项目想法就会犹如空中楼阁水中月。创业资金缺乏,使许多大

学生的创业计划成为泡影。二是缺项目。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许多大学生村官社会接触面较小，信息来源渠道狭窄，本地没有特色的自然物产资源导致创业项目不多。三是缺社会资源。交际圈子基本上限于同学和老师，社会关系基本上是空白，尤其缺乏人际关系和商业网络。

大学生村官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是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骨干力量，大学生村官在创业过程中要努力跨过三道坎，创业富民。

第四篇：丧葬服务：殡葬改革的三道坎

丧葬服务：殡葬改革的三道坎

太平间是死者火化入土前的必经之地，而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医院和殡仪馆的太平间却发生异化，从宁静之地变质为“扒活人一层皮，发死人身上财”的圈钱宰人之地。“要看最后一眼，先交２万元押金”、“不买贵的，就是不孝”，种种乱象背后，凸显政府的监管漏洞和基本公共服务缺位。（4月3日新华网）

包骨灰用布市价才几十元，这里要价数百元的；寿衣店的利润够可观了，几百块就能买到的寿衣这里得掏3000元；所谓高档灵车出车一次收费上千元；而全套收费捆绑在一起，压根儿就没有选择余地，更别奢谈拒绝了，“死不起”背后的暴利简直让人没法想象。

殡葬业存在的暴利乱象并非近年来才有，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一直在呼吁政府加强治理，让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不再成为奢望，然而，尽管有关方面出台了诸如减免基本殡葬服务收费的优惠政策，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个别地方发死人财的情形甚至越发严重。

太平间变“宰人间”，殡仪馆变“暴利馆”，症结到底在哪里？有人说，监管存漏洞，令宰客行为有恃无恐；有人说，政府公共服务缺位，让殡葬业牟取暴利有机可乘。乍听起来这些都不无道理，然而，不堪追问的是，殡葬暴利一再被聚焦，漏洞何以一直没堵上？政府一直在改善殡葬服务，出台优惠政策，为什么还是“死不起”？

殡葬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非盈利的公益属性，政府倡导移风易俗，初衷也是出于倡导民众俭办丧事，可现实的情形恰恰相反，殡葬服务行业越来越变异为经营产业，衍生的暴利项目和暴利规模没有“最”只有“更”。因而最该打量的或许是，殡葬暴利坚挺背后，到底谁是“食利族”，他们既是收益者，更是铲除暴利的阻力所在。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殡葬业具有浓厚的“专营”色彩，各地出台的优惠政策，也只是其中一段基本服务收费的减免，这就难免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民政部门会不会暴利背后的默许甚至助推者？或者说地方政府存在对殡葬暴利的追逐冲动？不然，在现行殡葬体制下要管住殡葬暴利岂不是小菜一碟？

由此可见，找出谁是殡葬暴利的“食利族”，查查殡葬暴利都“去哪儿”了，或许就不难发现“宰人间”里的秘密，对症下药做制度反省和政策矫正，革除殡葬暴利积弊才有现实可能。

北京市大部分医院附近都有寿衣店，一套寿衣从2000余元至20000余元不等。寿衣款式、布料各不同，但大部分寿衣既没有商标，也不挂吊牌，更没有生产厂家。记者在两家不同医院附近的寿衣店看到一套同样质地、款式的寿衣，店主报价从4800元到7800元，相差3000元。

寿衣成本到底多高?在有40余年制作、批发寿衣历史的天津市武清区六道口村，记者调查发现，三件套寿衣的批发价格最低35元，真正蚕丝的三件套寿衣成本约1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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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服务之：殡葬改革的三道坎

日期：2014年0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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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间是死者火化入土前的必经之地，而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医院和殡仪馆的太平间却发生异化，从宁静之地变质为“扒活人一层皮，发死人身上财”的圈钱宰人之地。“要看最后一眼，先交２万元押金”、“不买贵的，就是不孝”，种种乱象背后，凸显政府的监管漏洞和基本公共服务缺位。（4月3日新华网）

包骨灰用布市价才几十元，这里要价数百元的；寿衣店的利润够可观了，几百块就能买到的寿衣这里得掏3000元；所谓高档灵车出车一次收费上千元；而全套收费捆绑在一起，压根儿就没有选择余地，更别奢谈拒绝了，“死不起”背后的暴利简直让人没法想象。

殡葬业存在的暴利乱象并非近年来才有，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一直在呼吁政府加强治理，让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不再成为奢望，然而，尽管有关方面出台了诸如减免基本殡葬服务收费的优惠政策，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个别地方发死人财的情形甚至越发严重。

太平间变“宰人间”，殡仪馆变“暴利馆”，症结到底在哪里？有人说，监管存漏洞，令宰客行为有恃无恐；有人说，政府公共服务缺位，让殡葬业牟取暴利有机可乘。乍听起来这些都不无道理，然而，不堪追问的是，殡葬暴利一再被聚焦，漏洞何以一直没堵上？政府一直在改善殡葬服务，出台优惠政策，为什么还是“死不起”？ 殡葬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非盈利的公益属性，政府倡导移风易俗，初衷也是出于倡导民众俭办丧事，可现实的情形恰恰相反，殡葬服务行业越来越变异为经营产业，衍生的暴利项目和暴利规模没有“最”只有“更”。因而最该打量的或许是，殡葬暴利坚挺背后，到底谁是“食利族”，他们既是收益者，更是铲除暴利的阻力所在。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殡葬业具有浓厚的“专营”色彩，各地出台的优惠政策，也只是其中一段基本服务收费的减免，这就难免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民政部门会不会暴利背后的默许甚至助推者？或者说地方政府存在对殡葬暴利的追逐冲动？不然，在现行殡葬体制下要管住殡葬暴利岂不是小菜一碟？

由此可见，找出谁是殡葬暴利的“食利族”，查查殡葬暴利都“去哪儿”了，或许就不难发现“宰人间”里的秘密，对症下药做制度反省和政策矫正，革除殡葬暴利积弊才有现实可能。

北京市大部分医院附近都有寿衣店，一套寿衣从2000余元至20000余元不等。寿衣款式、布料各不同，但大部分寿衣既没有商标，也不挂吊牌，更没有生产厂家。记者在两家不同医院附近的寿衣店看到一套同样质地、款式的寿衣，店主报价从4800元到7800元，相差3000元。

寿衣成本到底多高?在有40余年制作、批发寿衣历史的天津市武清区六道口村，记者调查发现，三件套寿衣的批发价格最低35元，真正蚕丝的三件套寿衣成本约1000元左右。

有“法”可依：健全“缺失”的法律规范 四川成都市殡仪馆馆长蒋鹏程表示，造成丧葬费用高、“死不起”的主要推手就是殡葬中介横行。由于文化和管制原因，一般殡仪馆很少做宣传，人们对殡葬业“敬而远之”，很多老百姓不知道殡仪馆的电话，造成信息不对称，给中介提供了可乘之机。

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导致中介乱象丛生的根源所在。江苏南京市殡葬协会副会长阮锋表示，殡葬事务管理涉及多行业、多环节，常常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进行规范，对违法行为和事件缺乏明确的处罚措施和强制手段。在调整和规范一些管理和服务关系方面存在疏漏，使管理部门经常陷入无“法”可依、无“法”可究的境地。如缺乏对殡葬服务经营者的执业资质、经营行为以及竞争规则的规范；缺乏对一些禁止要求的具体处罚规定等。

受访人士表示，国外在殡葬方面一般都有完善的法规体系。而我国目前的法规、文件，禁止性和原则性的条例太多，可操作性强的条例太少。针对个别地方存在殡葬中介服务公司托管医院太平间的做法，中部地区一位基层殡仪馆负责人坦承，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行，“但总感觉这样不对，不过我们也拿他们没办法。”

安徽合肥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张年长告诉记者，《殡葬管理条例》中涉及殡葬中介的条例极少，第十二条规定：殡仪服务人员应当遵守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实行规范化的文明服务，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其中的殡仪服务人员主要是指殡仪馆的工作服务人员，并没有明确对社会上的殡仪中介服务人员如何监管。”

南京市殡葬管理处宣教科科长黄隽、阮锋等认为，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国内殡葬业发展实际，进一步加强殡葬法律法规建设。建议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执行可操作性入手，明确责权利，逐步整治和引导，让中介乱象失去滋生的土壤。

提高门槛：源头规范“宰客”乱要价 行业自律管理乏力，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所长李伯森等认为，殡葬行业协会作为实现行业自律管理的组织机构、行业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言人，应是完全意义上的社团法人，不能附属于行政机关。但目前我国的殡葬协会大都是在民政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负责人大多由民政机关指派，这限制了协会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从事殡葬服务的法人抑或个人，入行没有统一的职业资质和标准，使服务提供的专业性和可靠性受到影响，也容易导致殡葬中介漫天要价。

据介绍，目前，在合肥市工商部门以殡葬、殡仪为服务范围登记的商户共有１００多户。合肥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其中一些花圈店、寿衣店，实际上是不具备代理殡仪服务资格的。但在暴利驱使下，他们会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存在超范围经营的现象。“一个人、一辆车就可以开个殡葬服务公司，还有很多无照经营的。” 监管合力：专门执法遏制价格“虚高”

受访人士表示，当前政府部门在遏制价格“虚高”中，存在执法主体不明确，权责不匹配问题。按照规定，殡葬管理的执法主体应是各地民政局，然而由于工作繁杂、工作量大、人员配备紧张，实际上承担殡葬管理和执法职能的都是民政部门直属的殡葬事业单位，从而导致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角色混在一起，影响了执法效果。

黄隽表示，按照殡葬法规赋予民政部门的职责，殡葬管理部门根本无法独立完成对殡葬行政执法的整个操作程序，必须依赖国土、工商、公安等部门的配合来完成，执法主体相当分散。法律虽赋予了民政部门殡葬管理的职责，却没有给予相应的职权。在整个处罚违规治丧行为的活动中，行政执法主体过多，而民政部门仅有行政告知权和制止权，无行政处罚权，削弱了对殡葬事务管理职责的履行能力。监管“盲区”让一些中介乱象打了“擦边球”。张年长认为，殡葬中介乱象核心在信息源头，有了逝者信息就会吸引众多逐利的服务公司。民政部门的工作范围是从接收尸体开始，接收之前的一般归医院管理，由于管理存在疏漏，很容易造成信息被“倒卖”。

物价局服务价格处表示，物价局不能为殡葬服务的市场行为进行定价或给出指导价，主要职责是监管在市场行为中是否出现价格欺诈。殡葬服务公司购买医院线人提供的信息，只能说是在市场行为中的不正当竞争。物价部门虽有执法权，但只能对价格欺诈行为执法，而不能对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执法。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原上海理工大学教授乔宽元建议，由于殡葬管理执法对象具有面广、分散、突发性强、执行难等特点，地方政府应召集民政、工商、国土、交通等部门，从中抽调专业人员，确定牵头单位，建立专门的执法队伍，加大对殡葬中介特别是对无照经营户的监管、查处，督促殡葬服务公司公开收费标准，切实遏制价格“虚高”。

第五篇：公立医院改革要闯三道关

公务员申论精选资料：公立医院改革要闯三道关

今年，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和整体推进的一年。全国两会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而争论最多的当属公立医院改革。

在近三年医改五项重点任务中，只有公立医院改革被定位为“试点”。因为，我国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供求矛盾主要集中在大医院，但因涉及制度安排，又要大量资金，改革的路径还在探索，因此只能是试点推进。但是，卫生部部长陈竺强调，改革的大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10个字——“坚持公益性，调动积极性”。

公立医院的改革，是这次医改最艰难的一环。因为，它集各种矛盾和问题于一身，是医改绕不开的“堡垒”。这么难为什么一定要改？公立医院在改革的路上究竟有哪些难关？请看本刊记者的调查报告。公立医院：改革路上闯难关

最近，记者对卫生部于2007年确立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进行了走访。这些试点医院分布在广东、山东、上海等地。通过调查采访，记者发现，公立医院的改革必须要闯三道关。

难关之一：突破以药养医体制的束缚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机构的主体，但是政府每年给予的投入很少，大部分开销都需要医院自筹。面对经费不足及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以药养医”成为公立医院的不二选择。一位医生说，“外科医生拿红包，内科医生靠开药”几乎成了公立医院普遍存在的现象。公立医院的改革，“以药养医”体制是第一个要攻克的堡垒。卫生部在2009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发布消息，3年内将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目前每种药进入医院后，医院可以根据自身级别的不同加价10%～15%再卖给患者。这正是此次公立医院改革重点之一——取消药品加成以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药品差价成为医院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且越是基层的医院，对药品差价的依赖越大。据统计，一些三甲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到其总收入的40%～50%，而基层的公立医院这一比重则占到70%～80%。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从试点情况来看，在医院方面有较大阻力。受访的几家公立医院负责人都认为这一措施“操作起来有点难”。相当一部分医务工作者认为，即使药品零加成，也很难保证解决“大处方”的问题，难以遏制患者药费的上升。医院方面则普遍担心，取消加成之后，如果政府不予加大投入或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医院就会连生存都成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试点医院负责人说：“全国所有公立医院的开支如果全部由财政包揽，一年的投入就会超过政府所承诺的三年内的总投入8500亿元，这还是在不考虑资金能否投到实处、实际使用效率等问题的前提下。” 山东大学医院管理专业在读博士李新泰表示，2006年以前，全国医疗机构实际药品加成率大约在38%左右，2006年，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下发《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市场价格竞争秩序意见的通知》规定，加价率不得超过15%。加价率一下降低一半多，按理性分析，药品收入也应随之减少。可事实上，药品收入不但未降反而上升。据对某省卫生财务年报分析，2007年比2006年药品收入增加14.7亿元，增幅为22.7%。

“除了合理增加的因素外，医院和医生的利益驱动，是药品费用上升的最直接原因。即使是药品零差价率，切断了医院的药品收入，但医生掌握着处方权，仍然存在开‘大处方’以获取回扣的冲动和可能。”李新泰说，“因此，公立医院改革的推进还应注意与医药领域反腐败工程结合起来，药品回扣现象只要存在，由‘大处方’引发的‘看病贵’就难以根治。”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厅厅长李利建议，通过三个途径妥善解决“药品加成”。

第一，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大型医用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住院医师培训、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补贴等。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给予专项补助，用于保障医院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惠民服务。

第二，增设药事服务费。药事服务费根据医务人员提供药品服务的劳务价值来核算，与销售药品的金额不直接挂钩，不仅可以遏制医生开“大处方”，还能够引导医务人员钻研医疗业务。

第三，提高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价格。调整部分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提高能够体现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价值的挂号费、诊疗费、会诊费、手术费等。提高中医及民族医疗诊疗类服务收费。建立不同等级和质量医院之间、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之间的差价梯度。

难关之二：确保医护人员合法权益和积极性

医生作为一个高风险、高强度的职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较高收入的群体。但是，目前我国医务人员的收入远没有体现其技术含量和所承担的风险。

作为一位有着近40年从医经验的名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靖中坦率地告诉记者，每看一个门诊病人，自己得到的报酬仅有1.6元。很多医生戏称，一上午的工作报酬还不够理一次发的。

在采访中，上海某医改试点医院的一名护士向记者反映：“试点以后，还是一样忙，可工资不涨反而降了不少。说是要禁止以药养医，可我们的工资从哪里来呢？现在月基本工资是700多块钱，医院没了药品加成，就是在原来工资上再加200%也没有以前高。” 卫生部部长陈竺也坦言，目前我国医生收入的确较低，技术服务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合理体现，要在适当时候考虑适当进行调整。他表示，在今后3年的试点工作中，对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公立医院的一些内部管理，包括用人制度、激励机制等都将做积极的探索，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

山东省的试点医院自去年年底起，已在部、省属医疗机构中上调了诊疗费、手术费等部分医疗服务的价格，同时下调了大型仪器检查费等项目的价格。如肝移植手术的手术费从以前3000元～5000元，上调为1.5万元；小肠移植手术也从1000元涨至5000元，剖腹产手术费从700多元涨到1000元左右。山东省此举意在使医疗服务性收费能够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价值。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是一个拥有近120万人口的经济发达城市，2004年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住院医疗保险已做到“全覆盖”，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以减轻老百姓看病负担为出发点，2007年起，顺德开始尝试医疗改革。近两年，先吃了螃蟹的顺德已经摸索出一套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新体系，为即将进行的大规模公立医院试点工作提供了借鉴。

2007年和2008年，顺德相继开展了对医疗机构以及对医务人员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考核结果与医疗机构的年审校验以及医务人员晋升、聘用、奖惩相挂钩。2008年，6家存在不良执业行为的医疗机构受到了处罚，共记分44分，涉及范围包括计生服务、超声影像检查，以及使用非卫技人员从事诊疗活动等。另外，医务人员的记分管理开展半年以来，有19家医院开始记分，共记分711人次，累计记分2746分。

顺德卫生局副局长欧阳雪乔说：“目前涉及我国卫生系统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种类繁多，不利于清晰掌握和长效管理。两项记分，综合了目前管理要求的各个方面，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能明确自身执业行为准则、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而由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管理。一开始，医务人员几乎都有抵触情绪，常常跑来复议，但经过专家辅导、讨论对错后，这些人不论在服务还是技术层面，都主动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医院的群众满意度从试点前的89%上升到了现在的95%。不良行为的记分促进了医务人员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科学的考核制度也让医务人员保持了良好的工作热情。”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肿瘤医院院长周琦指出，公立医院应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改革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建立绩效考核机制，重点考核医疗机构和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质和量，调动医生的积极性，患者也将最终得益。政府还应重点思考医疗机构的布局规划和医院的功能定位，避免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业内人士建议，提高的诊疗费价格应按一定比例体现在医生收入中，使医生的收入由于其劳务付出而大大提高，从而降低医生收取药品回扣的内在驱动力，光明正大地成为“较高收入群体”。

难关之三：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3月上旬的一天，时间已近中午12点，患者李晶饥肠辘辘地坐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候诊大厅里。腿部莫名浮肿的她早上6点就到了医院，因为担心需要化验，李晶没吃早饭。从早晨等到现在还没轮到她：“这么多人，光坐这里等就累死了。”医生也颇有怨言：“一个上午连水都不敢多喝，就怕上厕所耽误时间，到现在还是忙得连中饭都吃不上。病人太多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济南一家社区医院院长唉声叹气地向记者抱怨：处在好几家大医院的包围之中，患者少，日子很难过。“按理说，社区看不了的病才往大医院转，在大医院治得差不多再转回社区医院康复。现在由于逐级转诊制度尤其是向下转诊制度没有建立，医院各打各的算盘，各赚各的钱，大医院该向下转诊的病人也不舍得放，有的大医院甚至扩大康复病房的规模，实际上浪费了既有的卫生资源。”这位院长苦恼地说。由于财政拨款不足，大多数公立医院徒有“公立”的外壳，争相创收，有的甚至将创收指标层层分解到每位医生。济南一位三甲医院院长说，自己所在的医院财政拨款仅占医院支出的4%，仅职工工资一项，就有98%要靠医院自筹，不创收就无法生存。

创收的冲动使得公立医院竞相拉患者，展开无序竞争。“有些医院因为患者不足，对来就医的病人开大处方，或是延长住院时间，本来应该住10天，让你住15天。还有的小医院甚至采取给有医保的病人发工资的办法来留住患者。”一位外科医生向记者透露。

公立医院间的无序竞争，加剧了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处在金字塔塔尖的大医院吃不了，众多基层医院却吃不饱。大医院不断地圈地盖楼，扩张规模，大小通吃，小医院却在苦苦挣扎，嗷嗷待哺。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尹爱田认为，要实现不同医院合理分工、患者分流，需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分三部分，一是针对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于保障水平较低，基层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难以令人满意，有的患者宁愿自己掏钱到大医院就诊，也不愿享受能报销的基层医院的服务。如果医保的保障水平能够提高到50%～60%，同时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就可实现患者在不同层级医院中的合理分流，大医院的医生也就不会再把大量时间花在‘看小病’上。” 公立医院多年来在“市场化”过程中积累了很多问题，不是单靠国家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山东大学教授孟庆跃说：“国家应尽快确定公立医院的改革方向，针对不同类型的医院，推出不同的改革方案。对偏远地区的基层医院，加强其服务水平建设，重点解决‘缺医少药’带来的看病难问题，对占据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医院，重点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 公立医院改革是体制性改革，需要综合配套推进，单项措施推进往往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如果单纯增加政府投入，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医院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影响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如何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补偿机制，使公立医院既回归公益性，又保护好医院发展的积极性，这之间的度必须把握好。链接

新中国医改大事记

1949年～1978年，我国建立起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组成的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

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卫生事业是公益性的福利事业”，“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办成经济实体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994年，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开始推进。经国务院批准，在江苏省镇江市、江西省九江市进行了试点，即著名的“两江试点”。

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医改全面启动。此次医改的主要措施包括：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政事分开，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公立医疗机构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放开管制，规范运营，改革药品流通体制，加强监管，实行医药分家等。

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从2003年开始新农合试点。同年，SARS疫情在中国出现，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开始受到关注。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医改的研究报告被媒体披露。报告称，中国医改从总体上讲不成功，其症结是近20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同年11月，哈尔滨爆出“55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

2006年9月，我国成立了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共同出任组长。

2007年年初，医改协调小组委托6家研究机构对医改进行独立、平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后来研究机构增加到9家。同年10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分别在南昌、天津召开医改座谈会，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讨论医改方案。

2008年10月14日，以“四梁八柱”为主体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开始在网络上征求意见。2009年1月21日，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新医改方案获得原则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