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选择理论与实证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选择:理论与实证
内容摘要: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制度是地方产业集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支持对象主要包括产业集群产业链延伸项目、产业集群产学研合作项目、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产业集群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关键词: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政策 专项资金 支持对象 监管
产业集群(简称“集群”)作为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热点。2007年,国家发改委颁发的《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现有各项财政专项资金要向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和龙头企业倾斜,有条件的地区可创设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产业集群发展环境建设。部分省市在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制度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如: 2007年,江苏省出台《江苏省产业集聚区创新服务专项资金资助暂行办法》,北京市出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2008年,江西省出台《江西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办法》,湖北省出台《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宁夏出台《关于促进“五优一新”产业集群发展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此外,山东、湖南、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市将产业集群发展纳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县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尽管自2001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集群政策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多,但多侧重于国外产业集群政策理论文献和实践经验的评述、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和政策建议探讨,而关于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就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界定
一般而言,产业集群是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选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虽然产业集群是高度市场化的产物,但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仍离不开政府的适当干预,因此,政府制定、实施产业集群政策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从欧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的实践来看,科学合理的产业集群政策不仅能弥补市场以及集群自身的缺陷,还能产生巨大的效益,促进产业集群的有序发展。制定和实施包含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制度在内的地方产业集群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有市场失灵理论、系统失灵理论、政府产业政策失灵理论。
运用“属+种差”的定义方法,可将“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界定为: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是从地方政府按照地方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目标,由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支持和引导当地产业集群发展项目的专项资金。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来源一般是一种财政专项资金,其扶持方式主要有信贷担保、投资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无偿资助等,其中,以贷款贴息和无偿资助两种方式最为常见。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对象的理论分析
(一)产业集群产业链延伸项目
产业链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若干相关产业部门基于经济活动内在的技术经济联系,客观形成的环环相扣、首尾相接的链条式产业关联关系。产业链的本质和基础是价值链。产业链延伸指通过对产业部门追加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投入,使产业链的后续产业环节得以增加,或是得以增生扩张以获取追加收益的过程。它通常受一定经济目标驱动,如追求劳动力吸纳量最大化、产业资金追加量极大化、产业技术含量极大化和产业附加价值最大化等经济偏好(龚勤林,2004)。
产业链反映了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而这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关系。生产从上一链环进行到下一链环体现的是产业链的时间次序;产业链上各个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域空间内的分布则体现了产业链的空间关系。在宏观经济视野里,链条基本是环环相扣而完整的,而从区域经济视角看,链条未必就是完整的,特定经济区域可能具有一条完整链条,也可能只具有一条完整链条中的部分产业部门。正是由于产业链这种时空顺序,尤其是产业链的优区位指向客观要求产业链环节被配置到合理的经济区域,表现为产业链的区域间延伸。
产业集群具有产业特性和地域特性。产业特性是指产业集群通常围绕区域内主导产业的生产及服务展开,基于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通过产业链或其他竞合关系联结,共享产业要素,塑造产业整体竞争优势,构成产业生态系统。地域特性是指产业集群成员在地域上相互邻近,共同“锁定”特定区域,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集聚特性。产业集群是基于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企业集聚,产业链是产业集群中的主导关系(冉庆国,2009)。产业集群作为一个特定产业区域,当集群内的产业链不完整时,需要采取措施延伸产业链,使得围绕主导产业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实现地理上的集中。产业链中大量企业集聚在特定区域所形成的技术替代与配套、市场竞争与结盟关系,能有效增强产业集群的抗风险能力,降低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充分发挥集群的竞争优势。同时,产业链的延伸也有利于原有价值链移向新的价值更高的价值链,从而有利于产业集群升级。
(二)产业集群产学研合作项目
产学研联合的本质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风险投资基金等参与创新的各种组织机构形成的紧密联系、互相合作和协调的网络,包括产学研合作网络、企业之间形成的战略技术联盟、供方与用户之间的网络等(方松,2007)。目前,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企业通过招标等方式,委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帮助其攻克技术难题;企业资助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研发中心;企业在大城市设立研发中心,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提供科研场所和资源,吸引科技人才参与或加盟企业科研攻关活动。
目前,国内大部分产业集群自身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结构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集群发展“大而不强”,这种趋势长此以往将导致集群的衰退。集群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对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而言,势单力薄,无力独自完成高新技术的研发,需要借助外力,整合各领域的人才、技术和成果,开发新产品。企业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而言,虽然科研硕果累累,但因为与企业需求脱节,许多技术成果未能转化为生产力,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为主体,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与企业需求相结合,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途径。
对于整个产业集群而言,产业共性技术是产业集群实现技术升级和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产业共性技术具有准公共品性质,研发产业共性技术存在很高的成本以及风险,单个企业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独自承担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因此,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需要集群内部相关主体之间的合作或者集群内外有关组织和机构的合作。
由于产业共性技术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和产业集群的区域性,地方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产业共性技术的外部性和研发的高投入、高风险及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需求,集群内企业没有动力或没有能力去进行共性技术的研发。高校和科研院所具备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优势,但其研发活动容易导致共性技术的市场化导向不强、共性技术的开发转化率不高。因此,仅仅依靠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任何一种组织的力量单独进行产业共性技术的开发,实力均显薄弱。联合地方政府、集群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集群主体的力量,优势互补、高效整合各方技术资源,构建基于集群网络结构的官产学研联盟则是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的有效载体(张聪群,2008)。
(三)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是指以面向产业集群提供营销网络、市场开拓、技术服务以及集群企业协调管理等集群共性需求的企业组织与机构团体为载体,而形成的专业系统化的服务体系。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涉及的平台类型和范围比较宽泛。但作为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体系的基本构成单元,主要有市场交易平台、行业自组织平台和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三大支撑体系。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三大支撑体系的关系如图1所示。
市场交易平台。产业集群市场交易平台是指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整体的产品展示与销售、市场开拓和营销渠道的服务载体,产业集群市场交易平台的具体实现形式就是与产业集群紧密结合的专业市场。产业集群专业市场聚集了大量经营相同类别商品的集群厂商,为产业集群提供公共的营销网络,减少了集群个体企业的营销成本,实现了产业集群的生产环节和流动环节的有机结合。
行业自组织平台。产业集群行业自组织平台是指以行业为基本特征,基于共同的利益目标,由集群企业形成的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以及提供集群共同需求服务产品的组织机构,代表性机构是行业协会或同业商会。行业协会作为产业集群的代表,以集群中的会员企业需求为导向,为会员企业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帮助会员企业提高自身能力,以此来促进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行业协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企业服务,包括信息服务、市场开拓、企业指导、组织培训以及企业协调等内容;行业自律,包括制定行业规章制度和行业标准;行业代表,包括破除市场壁垒、反倾销维权、与政府沟通、中介桥梁等;资源整合,包括打造区域品牌,引导合作创新。
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指依托产业集群或优势产业,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咨询、开发、试验、推广以及产品研制、设计、加工、检测等公共技术支持服务的机构或实体(周继仓等,2007)。共性技术是属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因此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个体组织(特别是企业),自愿投资开发的可能性很小,从而导致供给不足。而集群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可以产业集群提供共性技术层面的服务,促进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扩散,加大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三大公共服务平台在市场、行业和技术三个层面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可以极大地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四)产业集群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工业园区是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行政手段划定一块规划区域,通过实施优惠政策,聚集各种生产要素集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配置,提高工业化的集约强度,突出产业特色,优化功能布局,使之成为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工业园区建设既要借助行政力量进行规划和整合,又要体现产业
经济集群发展的内生特性(陈文华等,2010)。
虽然工业园区中的企业邻近与产业集群不能混为一谈,但两者存在着密切关系。工业园区可以向集群方向转化,工业园区是基于企业集聚而形成的,建设工业园区是促进产业集聚、培育特色产业集群的重要发展战略。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集聚特性,要求集群成员在地域上相互邻近,共同“锁定”特定区域。从这一角度而言,以集群为导向的工业园区是产业集群存在的最佳空间载体。
集群企业在工业园区内的聚集,将产生外部经济效应。集群企业可以通过共用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共享知识和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等无形资产、联合大批量购买原材料、建立集中物流中心等方式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降低运输、库存等生产成本。
集群园区是产业聚集的公共经济区域,包含着很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市政基础设施、商业配套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等。集群园区的公共品性质决定了其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应当由政府财政承担。政府应该对园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为园区提供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互联网、城建等设施)并高效运作,使园区能够真正服务于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五)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龙头企业是指那些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中,规模比较大的少数企业,其在产品设计、工艺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和其他中小企业比起来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些龙头企业一般自身只从事少量的生产或根本不从事生产,它们把生产任务外包给集群内的其他企业,而自身只负责原材料的供应、产品样式和工艺的提供及市场营销,从而在龙头企业周围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经营网络(许庆瑞等,2003)。龙头企业位于供应商和客户大网络的中心,在市场上占有牢固位置并起着领导者作用(贾生华等,2007)。
在产业关联度高的集群中,龙头企业通常被看作是集群发展的发动机和促进企业分工的直接推动力,对产业集群整体竞争优势和集群的不断演进起到提升与促进的作用。与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相比,龙头企业资金雄厚,实力较强,从技术创新活动中获得的收益更大,因此更有能力和意愿来主导集群中的重大技术创新活动。它们一方面作为创新的发动机,通过更好的技术资源和能力创造内生的新知识,另一方面通过治理和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提高集群对新信息的吸收能力,并推动这些信息在集群内部的扩散(杨菊萍,2008)。龙头企业通过与其它企业的交流合作,实现知识在不同企业间的转移和扩散,并带动其他企业的创新活动。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
第一,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的带动效应。产业集群中聚集着很多相似和关联度很高的企业,一旦有新产品或新的生产工艺出现,将刺激其他企业参与创新。特别是在技术创新中起关键作用的龙头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合作或交易过程中,由于地理邻近、信任和外包安排的驱动,促使集群内其他相似企业进行创新以应对市场竞争,促使龙头企业的配套企业进行创新以适应新产品新工艺的需要。可以说,龙头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和激励着整个集群企业的创新活动。
第二,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指的是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和成果会被迅速地共享和仿效。由于地理邻近,在平时的合作和交易过程中,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会产生溢出效应。特别对于参与龙头企业创新活动或者与龙头企业合作密切的企业,这种溢出效应更为明显。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人员流动、企业衍生、产品模仿、信息共享等方式。
因此,支持龙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并发挥在集群中的领导作用,有利于在整个集群内营造创新氛围,提升产业集群整体竞争优势。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对象的案例实证
目前,各地方政府出台的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都明确规定了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或对象。部分地方政府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援助对象如表1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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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探讨
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探讨 伴随着企业的竞争范式由单个企业间的竞争演进为供应链的竞争以及竞争战略向竞合战略转变,物流产业集群呈现出明显的共生特征,进而形成了物流产业集群共生系统。物流产业集群共生系统的存在有利于资源集聚、整合与共享,从而有效地创新物流服务和提升竞争优势。因此,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既是集群内外企业间互动所形成的结果,也是物流产业集群内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研究日、韩、美等物流强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当代物流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物流产业集群的共生发展。没有“共生”,这些国家物流产业的发展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繁荣。因此,研究影响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的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对于制定和完善促进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物流产业集群的研究[1]、[2]、[3]、[4]、[5]、[6]主要集中在物流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因、作用效应、动力机制、竞争优势、生命周期演进等方面,这些文献描述性研究较多,缺乏产业层面的实证研究,鲜有文献考察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本文试图根据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共生理论出发,设计调查问卷,构建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考察影响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的关键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强度,以期能够把握影响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演化的规律,为我国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一、共生理论与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模式
“共生”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指由于生存的需要,两种或多种生物之间必然按照某种模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地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调节的共同生存与协同进化的共生系统。目前,人们越来越接受“内共生是进化创新的重要来源”[7]的观点。如今,共生理论已经延伸到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中,成为探讨各类组织共生关系产生和发展规律、共生关系与共生环境相互作用、共生单元进化与创新作用的理论工具。物流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以物流需求为导向,以现代物流业为主导,由众多相关物流企业与机构组成的物流服务供应链的集聚,是以共生关系为本质特征的网络化产业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现象。因此,物流产业集群的本质是共生,通过集群内部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构成了共生网络,共生是物流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动力,也是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借助共生理论,本文认为,物流产业集群共生系统是指集群内企业与物流服务需求主体以及集群内企业间、企业与组织机构间在一定的区域、一定的共生环境中,依据一定的共生模式而形成的相互依存、竞争合作的关系,同时也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与生物共生理论相似,物流产业集群共生系统也包括三个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其中,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重要条件,共生模式是关键,三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反映着物流产业集群共生演化的方向和规律。因此,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集群共生系统对资源的集聚能力以及共生单元间的分工与合作,共生单元间通过良好的共生界面相互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等“供需流”,进而实现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集群共生结构使集群内具有畅通的“供需流”交流渠道,为保持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提供了动力,促进了物流产业集群的创新及共生能量的增加。
二、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
根据物流产业集群共生的本质特性,结合相关文献[8]、[9]、[10]和研究目的,本文从物流产业集群共生系统资源集聚能力、集群共生单元间的分工合作、集群共生系统资源共享水平三个方面揭示其与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的关系,并借助实证的办法予以进一步的验证。
1.物流产业集群共生体资源集聚
所谓资源集聚,指集群共生系统内部企业和部门通过利用共生体特有的资源、环境和组
织特征来实现对集群共生体外部资源的吸引。资源集聚的核心功能是把物流设施、资金、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要素进行集聚并进行优化配置。一方面,通过集聚,能够克服物流供给与市场的诸多矛盾,创造物流市场,实现市场的扩大;另一方面,通过集聚,能够有效降低物流服务运营成本,提高集群内物流服务企业的响应速度,形成一体化物流服务体系,从而进一步提高共生效率,促进集群共生发展。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资源集聚对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2.物流产业集群共生体分工合作
物流产业集群共生体内的共生单元通过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运作,彼此分工合作,共同为物流服务需求企业提供集成一体化的物流服务。从微观角度看,共生体内的每个企业、部门及机构只是处于物流服务供应链上的一个环节或仅仅提供部分物流功能和物流服务;从整个共生系统角度看,第四方物流(4PL)、第三方物流(3PL)以及仓储、运输、配送等功能性物流企业,通过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协调与集成,为物流服务需求企业提供集成一体化的物流服务解决方案。因此,集群共生体内的共生单元间通过物流服务供应链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合作,能够提高市场竞争力及共生企业能力,增加共生体的共生能量。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2:分工合作水平对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3.物流产业集群共生体资源共享
现代物流的本质要求整合分散于各领域的物流资源,发挥物流的集成功能。鉴于物流资源的分散化和无序化,需要一种先进的产业组织形式或一个整合的载体与平台,来组织、开发、利用这些物流资源,而物流产业集群共生体恰恰适应了这种资源整合的需求,可以说物流资源共享在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中具有核心地位。物流产业集群共生体可视为物流产业的众多相关企业和其他组织在某个地理区域上的“资源共享平台”,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共生单元间的专业化分工合作与资源共享。这种资源共享的程度直接影响到集群共生体共生单元之间共生关系的稳定状态,资源共享程度越大,彼此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就越大,共生共享就越稳定。通过这种资源整合,不仅促进了“供需流”等要素在企业间的快速扩散,还有利于企业间合作创新物流服务,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资源共享对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实证分析
1.问卷设计
在文献调研与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访谈和“头脑风暴”法对问卷的内容与形式进行讨论和修改,并借助召开物流园区发展研讨会的机会,对物流园区负责人、物流中高层管理人员和物流研究人员进行了试调查,并根据试调查的结果与反馈意见修改条款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形成正式问卷。每个影响因素变量设置了4~5个操作变量,每个操作变量采用李克特五级变量来测量答卷人对每个研究变量的信念,其中数字1代表“非常不同意”,数字5代表“非常同意”。对这些观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问卷定稿之后,我们选择了浙江省11个地(市)具有一定规模的物流园区进行研究。考虑到是向大量的物流园区发放问卷,并且还要保证一定的回收率和有效率,保证问卷填写的时间和质量,课题组采取了多种问卷发放办法。第一,在选取浙江省传化物流基地、绍兴柯桥物流园区、宁波梅山保税港物流园区、嘉兴现代综合物流园区进行调研和访谈时,直接发放问卷,现场回收。第二,利用浙江籍学生的关系自行发放问卷,通过这些联系人与相关物流园区联系,由他们将问卷以电子邮件或纸质问卷的形式发放给物流园区(基地)的被调查者,请他们填写完毕后将问卷发给问卷联系人,然后再由联系人通过电子邮件发回或亲自将问卷交回。第三,课题组在浙江省物流供应链研讨会议上向物流园区参会企业家发放问卷,请调查者现场填写,现场回收。由于问卷的填写对象较有针对性,因此可以认为问卷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有效性。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81份,收回151份,有效问卷146份,回
收率为83.42%,问卷有效率为80.66%。
2.信度和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在研究模型之前,必须首先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检验指标通常采用克隆巴赫(Cronbach)α系数。克隆巴赫α系数越大,表示该变量各个题项的相关性越大,即内部一致性程度越高。沃策尔(Wortzel)[11]认为,克隆巴赫α系数介于0.7~0.98之间属于高信度,而处在0.35以下应拒绝使用。本研究采用SPSS 18.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信度检验结果见表2。从中可以发现,问卷处于高信度范围内,是适合的,这表明该问卷具有一定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可靠程度高。
(2)效度检验。效度评价一般包括内容效度和构建效度两个效度。本研究使用的问卷项目及测量量表大部分来自过去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充分的确认。同时,在最终问卷确定之前,我们还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咨询,通过预试修正了问卷的部分提法、内容,因此问卷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对于构建效度,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各变量的构建测度。各拟合指标的拟合要求卡方自由度比 /df一般应该大于1小于3;规范拟合指数NFI、增值拟合指数IFI、比较拟合指数CFI的值大于0.9,越接近1越好;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低于0.05表示非常好的拟合。验证性因子分析各项指标见表3,可见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3.SEM模型的确立
SEM是综合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肯证式因素分析而形成的一种数据分析工具。SEM可以对每个估计参数值的适合程度进行显著性检验,以及对该参数在自由估计情况下所导致的显著性改变与模型整体适合度的变化进行显著性检验,其中包括对能够解释若干组观测变量协方差的潜在变量的检验。在目前的管理研究中,特别是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的情况下,SEM是针对传统回归分析弱点(变量观测性、多重共线性)开发出来并得到承认的数据分析方法。
在概念模型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针对AMOS7.0软件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图1为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图。初始模型有4个潜在变量,17个观测变量。其中,资源集聚、分工合作、资源共享为外生潜在变量,共生发展程度为内生变量。除此之外,还存在17个残差变量,残差变量的作用是保证模型的检验过程能够成立,因为从问卷得出的指标值难免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使指标值完全匹配于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使路径能够得到验证,概念模型能够得到证明,必须引入残差变量。
4.结构模型拟合及假设检验
为从各方面评价结构模型能否解释原始样本数据,首先使用AMOS 7.0软件对研究模型与实证数据进行拟合分析,拟合指标及检验值见表4。根据前面介绍的各拟合指标的拟合要求,从表4可以看出,/df小于3,规范拟合指数NFI、增值拟合指数IFI、比较拟合指数CFI的值均大于0.9,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小于0.05,各指标拟合情况比较理想,模型拟合结果良好。
5.结果讨论
运用AMOS 8.0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程度与资源集聚、分工协作、资源共享之间的相关关系。程序运行结果见图2。根据图2的结构方程模型和路径系数,可得出三个研究假设的相关信息,见表5。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系数是否显著异于零的标准是临界比例(Critical Ratio,简称CR,即t值),当t的绝对值大于等于2时,即可认定路径系数在显著水平0.05以下与零存在显著差异。根据路径系数的t值(见表5),可以判断资源集聚、分工合作水平、资源共享对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的影响程度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通过路径系数可以看出,从对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的影响来看,资源共享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分工合作水
平,最后是资源集聚。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物流产业集群的资源集聚能力、分工合作水平、资源共享能力对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有正向影响,即在物流产业集群演化发展过程中,提高物流产业集群共生体的资源集聚能力,提高集群共生单元间的分工合作水平,提高集群共生体资源共享能力,都将促进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这三个因素对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资源共享能力、分工合作水平、资源集聚能力。本文是对浙江省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情况进行调研所得到数据的分析,分析结果基本符合浙江省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根据上面的分析,依据浙江省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为促进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第一,提高集群共生单元间技术转移与吸收能力,引导各种“供需流”在集群共生体内无障碍流动,提高共生单元间合作意愿与透明度,通过共生单元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集群共生体的资源共享水平,促进集群共生发展;第二,优化物流产业集群共生介质,开放共生界面,提高彼此间的协调程度,增强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使得集群共生体企业在共生合作基础上凸显共生优势,提升集群共生体内共生单元分工协作水平,促进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第三,政府需加强与企业、研究服务机构、中介机构等的相互配合,以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与合作氛围,减少合作阻力,提高物流资源吸引力和资源获取能力,提高集群资源集聚能力,促进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
第三篇:网络视角下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cn
网络视角下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作者:吴结兵 徐梦周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4期
[摘要]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商业竞争的基础,集群间竞争正成为商业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但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不同,集群整体竞争优势主要受到动态能力和企业网络结构的影响。以国税数据库系统和问卷调查取得的数据为基础,以2001—2004年9个浙江纺织业集群为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1)集群竞争优势的累积过程是一个基于企业网络动态能力发展的过程;(2)企业网络结构属性对集群动态能力的发展具有多维度的影响;(3)网络密度显著促进了集群效率的提高,且资源获取能力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关键词]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企业网络;动态能力
第四篇: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与发展
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与发展
作者:胡铭
一、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意义
地理标志保护是近年来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地理标志不仅是地方标志,而且也是质量标志、信誉标志,这决定了地理标志负载的产品蕴涵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无尽的财富价值。由于地理标志产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涉及产地特有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气候、土壤、水源等因素,并联系特定地域的传统工艺及人文因素,所以保护对象绝大多数是农产品。截至2005年,我国已经公开批准注册的地理标志有323个,其中类属农产品的有307个,占95%。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研究和实施涉农的知识产权制度--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对于尽快实现同国际惯例接轨,保护民族精品,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实施“知识产权支农”、“知识产权兴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业集群理论与地理标志这样一个特定制度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地理标志对其他经济资源具有聚集效应,从而会导致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产业集群;而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又会强化地理标志的保护。本文将基于这种关联性来分析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二、农产品地理标志与农业产业集群的内在关联性
农产品包括地理标志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必须实现生产经营的产业化和规模化,走农业产业集群的道路,才能把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地理标志为农产品的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价值平台。具体来说,农业产业集群与农产品地理标志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关联性:
1.优越的农业资源禀赋和悠久的人文品牌等准地理标志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诱因。准地理标志是指潜在的未经注册但是将来可以形成的地理标志。农业是一个对自然资源依赖很强的产业,农作物由于生长的特性,包括地质、气候、水文等内在的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着农产品的类型、品质,使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特色农产品或准地理标志产品,再加上农产品储运的特殊性,进而影响到相关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布局。这种农业资源在地理空间分布的差异,决定了一些产业为了能充分利用农业资源这种准地理标志优势而集中到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农业产业集群。例如法国的香槟省、美国的玉米带。从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发展过程看,农业相关产业集结成群大多是为了获得利用纯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而以特色农产品或准地理标志产品为主建立起来的有机产业群落。而且,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农业具有生物特性,再加上不同的农业区域由于历史、地理区位、自然禀赋、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农业产业集群更具有本地根植性,导致在特色农产品或准地理标志产品上发展起来的农业产业最初只能在某些地区集聚,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接着与之相关联的产业为了追逐这一比较优势,在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各种要素进一步向该地理标志产品所在地区集中,从而使这种集群优势进一步强化。
2.在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基础上的分工合作需求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制。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合作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加速,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一些生产职能逐渐分离出来,形成了围绕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独立的、与农业密切联系的产业部门。一方面,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资料包括 种子、化肥、农药和饲料等基本上由工业提供或经过工业加工。工业、服务业提供的各种产品、技术和劳务越来越渗透到农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阶段。农业不再是独立的产业部门,已经离不开工业、服务业。另一方面,与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相关的产业部门对农业的依赖性也大大加强。农业既是这些产业部门的销售市场又是原料供应者。它们之间,不仅在人力、资源、资金方面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联系,而且还在生产技术上存在较为密切的投人产出关系。面对这种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紧密联系的发展趋势,使得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对分工合作的期望很高。一方面,孤立的农户迫切需要与之关联的企业和研发等单位建立联系,共同利用这些关联产业提供的服务、信息、技术等,形成规模经营,以减少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的盲目性、投资和直接交易的成本;另一方面,以地理标志农产品为加工、销售、运输或研发对象的相关企业或机构也急需与农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便能够及时、有保证地获取市场所需求的农产品,同样科研等支撑机构也能进行有效的研发或服务工作。这样,对分工合作的需求就直接促进了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因为通过这种分工合作机制,农业产业集群体内的各个行为主体可以在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人员培训以及金融等方面实现高效的网络化的互动和合作,形成集体行为的互动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使信息的流通更为顺畅,加快观念、知识和技术的扩散,缓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减少交易过程中的障碍,从而获取集体效率。
3.在地理标志农产品上构建的集聚效应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市场决定力量。随着人们物质精神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需求结构更加复杂,一方面,使农业产业链的增值环节越来越多,一种农产品从研发、培植、生产到营销、运输所形成的价值链过程已很难由一家企业来完成;另一方面,使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相互关联性更强。这样,以生产地理标志农产品为对象的企业要想获得规模经济,必须使市场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以避免重复谈判的成本以及非合作行为的出现。于是,与在地理标志基础上形成的农业产业相联系的大量企业和关联支撑机构就积聚到一定的区域内,形成一个产业间分工协作的系统。这种积聚以区域内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生产企业为源头,以一家或数家主导企业为核心,在外部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纵向关联的产业群体。这样,随着农业产业的规模扩大,农业产业集群内的各个集群单元不仅可以享有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且可以获得集聚经济。这种集聚经济本质上产生于不同企业在空间上一定规模的局部集中以及由此而来的互补性,它是一种外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4.农业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有形资产主体是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重要载体。农产品地理标志作为无形资产,其作用的发挥必然要受到有形资产的制约。从根本上说,有形资产是无形资产的载体,而无形资产“武装”了有形资产,才使他们具有获得额外收益的能力。农产品地理标志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树立了区域农业的形象、地位,影响了外部市场对区域农业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产品地理标志能够脱离农业产业集群独立存在。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产业规模、产业集中度、市场占有率是农产品地理标志最初形成的基础;同时,农产品地理标志是否能不断和持久地扩大影响力,更依赖于其有形资产--农业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因此,农业产业集群作为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有形资产主体,它的发展直接制约着农产品地理标志作用的发挥,是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重要载体。
5.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价值。一方面,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以其集聚效应强化了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价值,在地理标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业产业集群,在申请注册地理标志和商标的过程中也相对容易,并且可以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加强地理标志的增值作用,加快地理标志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的速度,最后通过市场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本身就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区域地理标志品牌,使产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形象,具有集群从 众效应和模范作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产品地理标志作为一种地域性、独特性及制度赋予特定权利的经济资源或要素,对其他经济资源或要素具有聚集效应,从而会引导和开发地理标志产品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又将会保证、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品质、信誉与品牌,促进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农产品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与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的产业集群的形成,以及产业集群与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产业的发展,存在着互促相长的关系。
三、从产业集群角度看农产品地理标志中存在的问题
从农业产业集群的角度来看,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目前实施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业,仍处于产业发展四阶段中的初级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优势,即基于一国或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人文因素和历史传统等地理标志的优势,这很容易彰显产业成绩,但也非常脆弱,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降低或相对减弱很容易给产业发展带来重创,从而滋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如果一直坚持以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来维持和发展地理标志,将会使我国的农业停留在以资源为基础的较落后的经济层面上,生产出来的产品以次充好,产品质量低下,无法在竞争中取胜。实践中,许多企业片面强调产地的真实性而忽视了商品的内在品质,致使使用地理标志的商品与其他同类商品没有明显区别,传统的质量特点和信誉丧失殆尽。第二,产生狭隘的地理标志主义,为不正当竞争孕育了沃土,会使一部分企业认为可以在地理标志范围内为所欲为,进而造成了近年来毒火腿事件、毒粉丝事件乃至于假冒龙井茶事件比比皆是。
2.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科技含量低。科学技术是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的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只有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设施装备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的产业集群的各个环节,产业集群才能有持续旺盛的生命力。而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具体表现在:第一,目前在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的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设施、装备落后,生产的各个环节所采用的技术仍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上。第二,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的产业集群一般都是在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创立的,所以单个小企业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第三,农户的专业知识技术水平更是很难满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需求,更难以在农业生产管理过程中快速创新以适应市场对产品的需求。第四,缺乏生产要素流转市场和管理机构。农村可以成为丰富的原材料生产基地,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可以寻求建立销售市场和中介组织,但是,对于科学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农村地区是难以自我满足的,必须通过政府组建相关机构吸引投资和项目招标等促进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流动。因此,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业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能力较低,这不利于制定和提高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标准和促进产业升级优化。
3.不注重培育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牵动能力直接决定着以地理标志为基础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规模和成效,是实施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从事地理标志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在发展速度、规模和效益水平等方面都还比较低,市场竞争能力弱,没有形成一批龙头企业来带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而且地理标志可以为很多家企业使用,有些企业不注重自身实力的培育、自身资源的整合,目光短浅,不注重自身长远战略的规划,只看当前获得的收益。
4.我国农村的很多集群产业是集而不群,只是扎堆,简单的重复生产,无法进一步挖掘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潜在价值。区域创新能力低不利于内部产业集群的发展,还可能造成集群产业只是简单的重复生产或低水平发展,产业链上环节少且各环节发展不协调,相关辅助性机构严重缺位,甚至变成孤立的生产环节,因此无法挖掘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潜在价值。高水平的集群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发达的社会网络关系,因为产业集群是由交易网络、技术网络与社会网络交织所形成的网络结构,这种网络结构不仅能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促进协作,形成协同效应。协同强调双方或多方相互配合、密切合作、共同完成某项任务。而目前与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的产业集群相关联的支持性和辅助性机构的各主体畸形成长,难以融为一体,导致我国农村很多低水平的集群产业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松散,信息交流少,生产结构趋同。
5.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不注重对区域地理标志主体的培养和建设。农业产业集群中最为常见的中介组织是产销协会,但是现在的产销协会几乎都是小而全的“全职保姆”组织,技术、农民培训、科研、营销服务等一应俱全,但真正需要建立地理标志品牌的时候只能通过政府或其他机构获取资金和政策上的帮助。另外,在地理标志品牌建设过程中往往出现“多头领导”的局面:一方面,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来源困难使得区域内各利益主体形成弱合作,对地理标志品牌缺乏科学的管理;另一方面,避害趋利的心态使得产业集群中缺乏权威的组织机构监督地理标志的使用。这种管理体制使得一些农户的劣质产品破坏r地理标志的形象,而且这种生产标准准人方法很难瞄准真正的优质生产者和剔除劣质生产者。
四、基于产业集群的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措施
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过程也是农产品地理标志从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强调的是通过这种转化,经过资源整合,地理标志获得更长久生命力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与发展地理标志实际上也就是保护与地理标志相关的农业产业或农产品。因此对实施地理标志的农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促使我国加快把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和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增长模式逐步转向主要依靠核心竞争能力提升的发展模式上来。具体来说,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措施包括:
1.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就要因地制宜,比选出具有地域性优势的特色农产品加以重点发展,构筑实施地理标志的特色主导产业。同时,要大力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的技术水平,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体系,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迅速形成优势的特色产业。
2.提升农业产业集群的生产要素条件。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初级资源要素和高级资源要素。目前地理标志涉及到的主要是自然资源、历史、传统人文等初级要素,这些要素是自然生成的,只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而对于知识、技术、资本等高级资源要素则需要依靠持续地追加投资创造出来,因此,保护与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使拥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产业由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第一,需要对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产业加大知识、技术等投入,促使农业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发展。第二,加强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支持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的持续竞争力。第三,要大力提高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积极推进发展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逐步实现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等环节的标准化和优质化。第四,增强地理标志品牌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做好名牌延伸工作,把名牌冠以新的地域产品形式或类别中去,营造名牌素材,提高地域产品的整体形象,发挥地理标志品牌的综合经济效益。
3.扶持与发展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促进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业的创新和竞争力的提高。有竞争力的上游产业的存在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及时的高质量的原材料和各种服务,而有竞争力的下游产业则可通过提升效应,直接拉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例如,在“东北大豆”名下,就初级产品大豆而言,有各种专用类型(高油脂、高蛋白质、高赖氨酸等)的大豆。同时,“东北大豆”的附加值效应,也延及以东北大豆为原料的系列加工产品,包括豆油、豆粕、豆粉,以及各种深加工的豆制品。标明“东北大豆”原料或成分的加工产品,都将在“东北大豆”地理标志上获得市场认同,这将有力推动东北地区大豆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4.实施“地理标志+龙头企业+农户”的经营模式。地理标志将分散的农户以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为纽带、以龙头企业为通道,建立农户可以分享生产和销售各环节经济利益的机制。例如“信阳毛尖”地理标志商标注册后,河南省信阳市茶叶协会对“信阳毛尖”茶叶的质量和生产技术进行规模化管理,大力推进“地理标志+龙头企业+茶农”的生产模式,使“信阳毛尖”茶叶的市场知名度日益提高,成为信阳的一大支柱产业,形成产值超千万元的龙头企业10余家,从业茶农20余万人。2005年,“信阳毛尖”产量达1450万公斤,产值7亿元,分别比2001年增长了21%和28%。茶农人均收人3700元,比2001年增长了17%。
5.要注重培育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产业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产业集群的实力和竞争力。实施地理标志的农业企业,第一,要以工业化的理念发展农业产业,要用工业化的理念经营农业,用工业化的思路发展农业,要像工业产业那样进行企业化管理、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跳出农业发展农业;第二,要明确制订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种植规范和产品标准;第三,通过资产重组、资源整合等措施,使生产要素向龙头企业集中,发展成为规模大、实力强、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第四,要着眼于长远战略,要有以地理标志促企业发展的长远考虑,制定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产业发展规划,地理标志保护应当与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的深入推进密切结合;第五,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民营中小企业可以依附龙头企业的市场和经营,配合龙头企业的分工体系,发挥和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成为龙头企业的一部分。同时,龙头企业也可以与中小企业进行转包合作,增强企业的柔性,从而在产业集群内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共同构建产业集群效应。
6.地方政府要制定和实施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战略与规划。当前,产业集群已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随着国内对产业集群的认识不断深入,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政府已认识到发展产业集群的战略意义,纷纷提出了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发展战略。产业集群发展规划成为全国性的经济发展潮流,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最重要产业战略之一。在农业产业集群的初期,地方政府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主导地位,通过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来提供企业发展的硬环境,并营造一种适合集群发展的软环境,包括引导集群发展的法律法规,产权保护,金融、财政等政策及劳动力供给,减少各种行政壁垒,简化各种办事和审批手续等。但是随着集群的发展壮大,地方政府应转变自己的角色,成为地方权威机构和公共物品的“供应商”,对农业产业集群区域和区域地理标志品牌建设的公共物品进行投资,根据集群特色和所处的成长阶段,及时提供集群主体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要努力打造区域创新环境,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一种创新文化环境的建设,使产业群所处的区域充满良好的竞争意识和协作意识、对技术创新的热切需求、对信息的敏感等等,形成良性循环的集群发展。
7.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对区域地理标志主体的培养和建设。一方面,要解决农业产业集群的产业联系问题。农业产业关联需要许多农民协会、产销组织、政府相关管理机构等,只有预期地培育这些“牵头”的主体,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另一方面,为区域地理标志的投资、监督、管理等选定地理标志主体。同时,区域地理标志主体能够有效地协调跨行政区划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问题,这样将更有利于农产品地理标志 保护效应整体性和集约化的发挥。)
第五篇:山西省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山西省产业转移的初步研究
摘 要:新一轮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正在加速,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积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竞争力增强,是山西省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在分析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利用东南沿海经济趋缓的机遇,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步伐,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山西经济转型发展。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剖析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力图找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有效途径,提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转移;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区域分工;煤化工业;
1.问题背景
产业转移理论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弗农的工业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
产业转移理论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基础,承认区域间不平衡的现实,认为条件好的地方应较快地发展起来,并通过产业和要素从高梯度到低梯度的转移,带动条件差的地方发展。产业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产业转移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产业转移分为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产业转移,前者指的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后者指的是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利用率先开放和区位优势,抓住发达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发展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工业。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东部地区资本相对饱和,本地市场已难以满足资本增值需要。再加上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产业升级压力增大、企业商务成本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急需完成从规模扩张向结构提升的转变。其中,加工工业和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腾笼换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趋势明显。
产业转移理论把经济效率放在区域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首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制定地区发展战略时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省应该利用经济变动时期重新洗牌的机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从整体上推进山西经济转型发展。
1.1国际产业转移的特征
国际产业转移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加快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上先后大致经历了三轮产业转移:
第一轮 全球第一轮产业大转移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二轮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联邦德国等国转向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电、汽车等耗能耗材少、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亚洲“四小龙”等获得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良机。
第三轮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和世界电子信息产品中心向中国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我国大致承接了三次。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加快了轻纺产业升级换代步伐。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极大地促进了机电产业发展和出口。
第三次是世纪之交,我国抓住加入WTO带来的新机遇,新一轮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我国转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福建沿海地区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信息产业基础。
1.2国内产业转移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产业转移规模越来越大。据测算,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将达到14000亿元左右;二是转移的产业主要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转移的势头强劲;三是对资源能源依赖较强的上游产业转移趋势明显;四是来源地相对集中,大都来自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等地;五是与东部地区相邻且交通运输条件较好的中西部省区,在吸引产业转移方面占据明显优势。
目前,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已经渐成气候,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加强。一是产业转移的层次会逐步提高,产业转移的重点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二是生产能力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产业转移从原来的单个项目、单个企业,或者说是单个产业,转变为包括产业的整体性转移。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整合,也从单纯的制造业向制造业、服务业和科研开发业转移,转移的领域更宽、更大;三是产业转移的主导角色转变,从政府的主导作用向企业主导作用转变,企业主导作用越来越强;四是产业转移既给中西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传统产业采取梯度方式,主要着眼于劳动力优势与区位优势;而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型产业转移以跨越方式,更注重承接地的技术、人才、研发能力等综合优势与信息基础设施、体制条件等,这使得承接地机遇和挑战并存。
2.山西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现状分析
新一轮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正在加速,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积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竞争力增强,是山西省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山西省始终坚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紧紧把握能源、资源丰富和重化工业及装备制造业良好基础等比较优势,积极营造承接产业的良好环境,不断创新思路和举措,着力招商引资,国际国内产业向山西省转移规模逐年增长、层次逐步提升,并呈现出加速的态势。
2.1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体情况
山西省经济外向度较低,私营经济发展缓慢。从国际产业转移方面看,2007年山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占到全社会投资的16.04%,居中部地区最后。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私营企业投资工业企业个数仅占中部的4.9%,远远低于GDP所占比重。但是2007年,山西全省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按照国家利用外资口径统计,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52个,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82倍,远高于中部六省37%的增长速度,占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总额49.3亿美元的27.2%。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3.4亿美元,增长1.82倍,占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27.2%。
世界500强的韩国电力公社、德意志银行入股的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到资7.7亿美元,是最大的外资到位项目。鸿富晋精密工业(太原)有限公司、山西世茂商务中心有限公司、山西伯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山西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等一批外资企业增资活跃。从行业来看,2007年外资投入山西省12个行业,服务业成为投资的重点,资金到位达7.7亿美元,居各行业之首,居第二位的是制造业,位居第三的是煤化工。
2.2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
从三个方面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一是产业方面主要集中在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十五”时期,我省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86,676万美元,但农业和第三产业合同引资仅占3.0%、10.9%,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达86.1%。但是从2005年以后,山西省将外商投资重点转向第一、第三产业,2007年外资投入山西省12个行业,服务业成为投资的重点,资金到位达7.7亿美元,居各行业之首,居第二位的是制造业,位居第三的是煤化工。
二是区域方面以太原为中心辐射全省的区域分布新格局已初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区位的选择主要以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人文环境与物质环境较好的区域为重点。从我省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来看,2000年,在全省外商投资合同总额中,太原所占比重高达50 %,而阳泉、朔州、忻州、晋城分别仅为0.4%、1%、1.7%、2.6%。“十五”时期,随着山西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特别是大运、太长经济带的作用,山西全省的经济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各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我省招商引资发展趋于均衡,全省外商直接投资逐步形成以太原为中心辐射全省的区域分布新格局。2003-2005年,在全省外商实际投资累计总额中,太原市所占比重为37.27%,同期朔州、运城、大同、晋中、吕梁、晋城以丰富的自然资源,较为发达的交通等优势取得了相应的份额,所占比重依次上至为14.31%、14.06%、9.69%、5.74%、5.13%、5.03%。
三是投资国别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国比较单一,欧美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较少。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外商投资来源国逐步增多,到2005年末,在山西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21个,其中亚洲8个,欧洲5个,美洲4个,大洋洲3个,投资性公司1个。从世界各国投资额来看,亚洲48181万美元,欧洲6820万美元,北美洲19291万美元,拉丁美洲34898万美元,大洋洲718万美元,来自欧美的资本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投资国家正向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国家拓展。但由于一定的地缘优势和人文传统,港澳台地区仍然是山西外商投资的主体。从2000-2004年看,港澳台地区在山西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累计为167个,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的41.96%;港澳台地区在山西利用外资协议总额累计已达74840万美元,占外商协议投资总额的42.41%。
从三个方面看承接国内产业转移:
一是产业方面仍然主要集中在包括煤炭等重工业在内的第二产业,近几年逐步从煤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向高新技术、食品加工、物流、农业、服装制造等第三产业领域转型。
二是引资渠道主要是2006年后的三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第一届中博会山西省境内省外招商引资项目85个,总投资额34.90亿美元,拟引进资金额30.68亿美元。第二届中博会山西省共签订内资项目212个,金额达649亿元,仅次于东道主河南省。第三届中博会山西省签内资项目229个,引资438.1亿元。
三是来源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且近年来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第二届中博会,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项目143个,占内资项目总数的72%。
3.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承接产业转移数量少、规模小,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与中部兄弟省区相比也不具优势。
首先,外商直接投资总体水平偏低。外商投资规模小,资金到位率差。据统计,“十五”期间我省外商直接投资比“九五”期间减少2亿美元,尤其是2004年山西对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不到1亿美元,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0.2%,2005年也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0.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含量低。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省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较少。据调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约占80%左右,而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仅占20%左右,远低于全国水平。这种状况不利于山西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优化,不利于产品档次的提高,更不利于开拓国际市场能力的增强。
3.2区域分布不平衡,产业投向不合理。
首先,山西省全省11个市的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太原、吕梁、运城等地区,集中程度较高。这种状况扩大了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加剧了本来就较严重的地区不平衡,使部分区域经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得不到开发利用。尤其是,各区域无视区域经济的功能和产业布局规律,四面出击,竞相竞争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盲目提供优惠条件,致使招商项目在全省各区域经济发展重复雷同,造成各区域经济间优势不能互补,经济经构不合理。利用投资拉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低。
其次,产业投向主要集中在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十五”时期,我省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86,676万美元,但农业和第三产业合同引资仅占3.0%、10.9%,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达86.1%。投向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表明山西省通过利用外资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实现,相反却加大了地区差距和发展的不平衡。
3.3能耗高,污染重,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山西省作为资源大省,能源大省,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一直是国家重要能源和重化工基地, 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污染严重、能耗过高、治理艰难的沉重代价。能耗高,污染重,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短板”,严重制约了山西招商引资的硬件环境。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就是产业结构畸形和生产方式落后。
3.3.1发展软环境特别是政务环境改善不够。
从政务环境看,政府职能还未根本转变,管理越位、错位、缺位问题还较为突出,“事难办”仍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合力不强;在一些外资项目的推进中,不少职能部门习惯被动办事,不积极主动为外商协调解决问题,存在应付、讲形式的情况;政府部门权力意识偏重、服务意识较差,审批项目复杂且环节多。在招商引进上,缺乏专门机构和专业化招商队伍;缺乏创新的招商手段和措施,专业性招商知识很少,项目库建设不规范且滞后,无法满足客商咨询需要等。此外、法制环境、经营环境、生活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也有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
3.3.2国民经济外向度低,对资源型产业依赖性较强,开放型经济不发达。
山西省对资源型产业依赖性较强,39个工业行业大类中,具备区域比较优势的仅有7个,包括煤、焦、冶金、电力,全部属于高能耗产业,而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都在15个以上。山西省产业结构呈现断层,缺少能够作为接续产业的过渡产业,资源性产业份额偏高,限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山西省经济外向度较低,私营经济发展缓慢。思想不够解放、认识不到位,对招商引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动力和压力。不少贫困区县仍习惯于把精力放在向省里争资金、争项目上,不愿主动走出去,大气魄承接国际国内和市内产业转移。
4.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
当前,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已成燎原之势,“坚持一个统领,实施两大战略,抓好四个重点,实现五个突破”就成为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思路。即: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商务工作发展全局;全面实施“开放兴省”和“流通活省”两大战略;着力抓好优化发展环境、创新体制机制、调整商务结构、加强队伍建设四个重点;实现山西省吸收外商投资、开发区建设、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新突破。
4.1积极贯彻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技术含量。
外商直接投资是打包的技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给山西带来先进技术,这也是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数量发展上较好,但质量上则不尽如人意。外资的质量主要是由外资的技术含量所决定,为此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就必须贯彻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努力增强利用外资的技术含量。立足山西市场的实际,一定要结合有利于促进山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一是对高新技术和我省起步较晚的领域,积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二是对山西的关键产业及正在成长中的幼稚产业,严格把好技术标准。三是对煤炭、化工等相对成熟的竞争产业应注意生产水平和产品的创新能力,鼓励其向省外、国外市场发展。
未来一段时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技术效应。开放山西市场必须与获得技术相平衡,才能进一步提高山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素质和效果。
4.2改善直接投资结构,促进山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直接投资结构的合理与否,对我省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至关重要。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合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外资项目多,国际大型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比例大,就能保证国际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注入我省的企业和产业,改善企业的整体素质和产业结构,从而更好地促进山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此,必须适时、灵活地调整外资政策,改善外商投资结构。
一是实行产业倾斜政策。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山西的“瓶颈”产业和急待发展的产业倾斜,主要包括:首先,向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倾斜,促进山西向现代农业、装备制造业、化工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第三产业等“短腿”和“瓶颈”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分布均衡;其次,向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产业倾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最后,向支柱产业倾斜,促进诸如煤炭、冶金、制造业、原材料工业等产业的成长壮大,实现产业素质优良化。
二是实行厂商倾斜政策。为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要鼓励有实力、有诚意、素质高、技术先进的外商前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基金的投资,限制素质较差的中小外商投资。
三是实行项目倾斜政策。鼓励科技含量高又有利于山西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的项目,限制一般外资项目,特别是环境污染较重的项目。
4.3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引力。
要从“率先”和“加快”的战略高度,深化对投资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大力倡导环境竞争力决定着发展的竞争力,抓环境建设就是抓经济发展。当前投资环境存在的主要矛盾已从硬环境逐步转向软环境。改善投资环境,必须高度关注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过程中的作用。从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态势看,我国不但存在产业由东向西进行梯度转移的问题,在观念和政府行为模式上也存在梯次传播和学习的过程。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打造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进一步加强审批事项改革,减少政府审批项目,优化办事流程。深化投融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体制改革,为市场主体和资源、信息、技术、人才、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畅通流动创造条件,营造“安商、亲商、富商”的良好氛围。积极利用各种有利政策,抢占承接产业转移先机。
4.4加快产业技术创新。
产业转移有利于区域产业调整与经济发展,但是一味地接受传统产业的转移而无技术创新极易导致产业承接的失败和挑起区域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技术创新是产业转移成功的基本条件。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仅靠廉价劳动力已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产业技术创新要求在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融合过程中对原有的技术必须进行再造,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生产出较高附加值的产品,才能使该地区在国际、国内市场中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4.5招商引资要有针对性目标。
山西的招商引资一定要有利于“三个优势”的增强,对外扩大开放一定要走“先引进来、再走出去”的发展思路。
一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为外商投资提供更为优越的“区位优势”。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内经济结构优化,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为山西的招商引资提供了有利时机。为此山西应充分利用“承东启西”的重要战略地位,从单纯引外资到内、外资一起引,将招商引资从优惠政策、优质服务向生存环境、生活质量、文化氛围等综合环境转变,切实增强山西的“区位优势”。
二是通过“引进来”增强“所有权”优势。继续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立足市场依托优势资源、优势产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并不断加以消化,形成本省企业独具特色的“所有权”优势,提高本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是实施“品牌”战略,建立国内、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增强“内部化”优势。通过与外商合作的方式,逐步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并不断强化“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以“品牌”为核心,组建规模企业,建立国内、国际市场营销网络,提高跨国经营的“内部化”优势。
四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依托形成的“所有权、内部化”优势,积极拓展对境外投资的空间,推进省内具备条件的各级各类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进军海外,在境外发展山西的优势产业,培养海外经济增长点。同时继续加强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扩大山西在海外的知名度。
参考文献:
[1] 卢根鑫.国际产业转移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