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雷雨》、《北京人》为例分析曹禺剧作中的家族文化

第一篇：以《雷雨》、《北京人》为例分析曹禺剧作中的家族文化

以《雷雨》、《北京人》为例分析曹禺剧作中的家族文化

一、典型的家族叙事模式

1.禁锢与反抗，有序与失衡的叙事情节模式。《雷雨》的周家、《北京人》的曾家都是表面上风平浪静井井有条直到家庭的伦理、生活秩序被打乱。

曹禺的作品很多都是以家族叙事模式的方式向读者所展开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雷雨》、《北京人》等等，家族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因素，是几千年来传统中国伦理文化的根基，是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最核心的组成部分。通过家族叙事这一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和创作空间。本文通过探讨研究曹禺先生的代表性的作品《雷雨》和《北京人》，通过研究稳重的家族叙事模式的特点，分析当代中国剧作中家族文化这一重要的表象意义以及曹禺先生在为当代中国戏剧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过去的中国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解放前的旧社会的中国，通常是依靠家族式的祖宗礼法、以血缘关系等为主题，构建成了社会的最基础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看似基础，但却能够深远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从某些方面甚至对于国家的权利和政治走向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各种制度配搭的中心，无论经济、宗教、【】政治、教育等制度，均以家族团体为主，而结合在一起”。1 因此，在传统的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和文化中，家族文化具有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着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来说，家族文化是他们用来产生决策的总要参考指标，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戏剧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着重研究剧中的家族文化以及家庭关系。

曹禺先生在代表作《雷雨》和《北京人》，就是在研究家族文化的领域中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尤其是在旧时代反封建这一主题中，家族文化和反封建的潮流往往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对于旧社会家族文化中传统礼教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碰撞，是那一时代戏剧中较为主流的表现方式。曹禺的《雷雨》与《北京人》即是特定时代语境下反封建合声中的一

【】个声部的绵延。2在曹禺先生的《雷雨》和《北京人》中，家族文化中所体现的尊卑等级秩序成为了家族关系的主题，成为文本叙事的内在推动力。家族文化从积极的角度看可成为家园庇护的文化堡垒，从消极的方面分析则成为个体发展的文化禁锢。在旧社会的家族文化中，人们往往所推崇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表面和谐，是以维护整体的秩序和道德约束而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的，一旦个体利益需要得到诉求，那么这种原本和谐的外表就必定被打破。无论是《雷雨》中的周家，还是《北京人》中的曾家，从文中对其家族成员的描写和对其家族文化的表现来看，其家族成员往往是被牢固的家族文化所禁锢着，表面和谐的家族秩序在禁锢中愈发沉闷僵死。由此可见，禁锢与反禁锢成为曹禺在创作《雷雨》和《北京人》这些剧集中在表现家族文化时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和主体内容。在曹禺的创作中，家族作为囚禁新生力量的牢笼，而禁锢与反禁锢这一话题，并非仅仅在《雷雨》和《北京人》中有所体现，它们是现代文学家族叙事中所共有的话语资源。

2.反抗者或突围者的角色大多由女性承担

《雷雨》的繁漪、《北京人》中瑞贞出走，这点不同于其他家族小说，在曹禺的家族叙事风格的创作中中，年轻的女性往往来承担秩序的瓦解者、制度的反抗者和文化的突围者。因为她们拥有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坚定的意志。《雷雨》中的人物都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都试图把自己的那根命运的准绳握在自己的手里。可是命运多舛，他们把那根准绳握得越紧，就被它勒的越痛。《雷雨》中，凭借抓住四凤来抓住希望的周萍、富于幻想但慑于父亲威严的周冲，甚至有着自发革命意识的鲁大海，都不是曹禺倾情关注的对象。在当时由男权社会

统治的年代，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不可能像现代女性那样走出家庭，走向社会，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幸福的人生。但向往美好生活、得到人格尊重是人性的本能，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下，在和丈夫不断抗争失败之后，周蘩漪只能是精神扭曲，性格变态。她爱上周萍，把他当成是最后一颗救命稻草，是她在精神扭曲下，做出的失去理智的行动。时代的局限，令周蘩漪的抗争，只是向这命运枯井的不断靠近，当她失去理智最后一搏，使得周家所有的人都掉到了这残酷命运的枯井中。曹禺先生通过巧妙地构思和入木三分的刻画，将剧中的女性形象完美的展现了出来，成为了反抗传统的先锋。

二、独特的家族人物类型

专制的封建大家长、（《雷雨》周朴园、《北》曾皓，从一定程度上带有曹禺父亲原型的意味）、缺席的母亲（繁漪以及《北》中母亲根本未出现）、败家子形象，这三种人物类型造成了家族关系的失衡

在《雷雨》中，周朴园所说的“服从”一词，是旧社会中对父权、夫权的服从，是家庭尊卑关系中的法则与规矩。旧社会的家族关系往往是父权为中心、父亲在一个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曹禺剧作中，母亲的形象多是残缺或模糊的。曹禺之所以能够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中如此真切地表现剧中人物悲苦的生存状态, 主要源于他怀有的悲悯情怀。他的悲悯情怀的形成, 与他童年的经历与母亲的早逝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北京人》中，作者在描写以曾皓为核心的父权中心的时候，根本未留出母亲形象的席位。而在《雷雨》中的繁漪，虽然名义上是周朴园的妻子、周萍和周冲的母亲，然而这一形象的功能并不在“母亲”上。因为在剧中，繁漪的主要身份是周萍的情人。由于母亲形象的缺席，曹禺的家族叙事便尤其缺乏暖意与柔情的氛围，缺乏关爱者、慰藉者对下一代苦闷的抚慰，缺乏缓解禁锢与反禁锢冲突的可能。其叙事情势便更为紧张，瓦解家族秩序的力量便更容易壮大，终至冲毁家族的【】牢笼。3

在曹禺先生的这些反映旧时代中家庭生活的创作中,曹禺塑造了很多的具有典型性的封建大家庭里的败家子形象,周萍、大星、曾文清等在剧中的形象基本上都既是家中的长子长孙,又是没有能力继承家族产业，振兴家族的败家子。周萍在《雷雨》中的形象是一个整天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乐,在灵与肉的矛盾中不能自拔,文清则是从小在北平士大夫文化的氛围中成长,除了会一些附庸风雅的饮茶、赋诗、作画,并没有一些真正的谋生的本领,这些败家子的存在，对于他们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有害无益的,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对封建家庭伦理的背离，才加速以封建专制为基础理念的旧家庭模式的衰亡,在这一个层面上来说,他们对与推翻封建旧势力，带来一丝民主的新氛围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不过在剧中，曹禺先生对于这些封建家族的败家子的形象的厌恶摒弃之情任然是显露无疑的。不仅仅是在这些剧作中，整个旧社会的贫苦群众都对封建家族的败家子弟流露出明显的情感上的憎恶。

三、复杂矛盾的家族情感

在曹禺的大多数作品中，曹禺的家庭出身和童年记忆对其作品的影响都能隐隐的体现出来。在曹禺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封建家庭体制的批判，对冲破禁锢枷锁的精神的赞许，又有对家庭传统美德的肯定和向往。在曹禺的作品《北京人》以及《雷雨》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作者既客观地展示了造成人物生命、情感与人性悲剧的家族因缘 ,又流露出对家庭

【】温暖的留恋。4根据文献的记载,从作者曹禺懂事之时开始，他的家庭就不断出现不幸和变

故。首先是曹禺姐姐的惨死。曹禺的大姐万家瑛与曹禺先生的感情十分深厚, 在曹禺幼年的时候，姐姐家瑛给了他很多的呵护。后来家瑛出嫁, 而她的婆家是一家极具权势的官宦家庭，他们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曹禺的姐姐，甚至看不起曹禺的家庭。这给她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曹禺大姐的婆婆对儿媳挑剔虐待, 丈夫平日里胡作非为, 让她每次回娘家都忍不住号啕大哭,最终, 曹禺的姐姐家瑛在为夫家生下一个男孩之后, 由于经受不了婆家的折磨而含恨死去。这一悲剧给了年少的曹禺莫大的打击,曹禺先生曾经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对姐姐的怀念。通过姐姐的悲惨遭遇让他看到了在就社会中女性生存的悲哀与不幸,。其次，给作者留下无尽影响的是父亲的过早去世。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先生是一名富有正义感并且书生意气的人。老先生一辈子都渴望光宗耀祖, 振兴自己的家族。但是天不遂人愿, 多年的苦苦奋斗之后，自己的家族仍然没有任何的起色，这使他陷入了人生的深度失意和落寞。家庭由此笼罩上一种沉闷的气息。对导致家族悲剧的专制家长 ,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不乏同情与怜悯。在曹禺先生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 ,父子之间的关系既有价值观念上的冲突 ,又有源于血缘的家族亲情 ,而作者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家族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制约和影响 ,既毫无保留地同情蘩漪式的对传统家庭的破坏 ,又对为家庭做出牺牲的愫方式的人物赞美不已 ,曹禺这种非常矛盾的家族感情，在一定的程度上源于自己对家族关系的体验 ,而他的封建家族伦理的情怀既影响了他创作情感的色调 ,同样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他在创作剧作中的感性基础与灵感源泉。曹禺先生本人在回忆创作剧中人物形象与自己的生活关系时也曾经表示过，文章的很多人物形象对于自己都是非常的熟悉，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些人物形象就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只不过生活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从而塑造出许多的经典形象。《北京人》中的曾皓这个人物形象，就有许多曹禺父亲的影子。对父亲的那种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在客观上有助于曹禺对周朴园、曾皓之类人物思想情感复杂性的揭示,而没有简单地对他们

【】进行简单地否定。5在《雷雨》 中，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固然存在着阶级地位上的对立,但是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血缘亲情，这些也决定了周朴园在感情上对鲁大海的亲近,当然,周朴园并未因为这种血缘亲情的关系而改变开除鲁大海的决定。不过,对于鲁大海对他以前罪恶的发迹史的揭发,周朴园则是始终保持着对鲁大海的冷静与宽容,在周萍殴打鲁大海的时候,周朴园严厉的喝止了周萍,并斥责其过于莽撞的行为。而到了故事的最后，当周朴园得知鲁大海在打伤了几个人后跑走时,便立即派人追回了鲁大海,以前,我们在研究当代戏剧的时候。总是从阶级对立的立场出发,过多地强调了父子间阶级的对立矛盾,而对于家族血缘则很少有提及的时候。客观的说,阶级的对抗和父子之前的亲情在周朴园身上是同时存在的。曹禺先生在介绍自己的创作思想时从不隐瞒自己将周朴园作为反面人物来塑造的意图,但是他并未因此将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刻意地进行丑化,而是非常真实的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充满双重人格的矛盾形象，既写出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贪婪与凶狠,同时又有作为专制家长的虚伪和自私,但也写他与侍萍年轻时的真情,写他深深的内疚与沉痛的回忆。在剧作的最后阶段,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客厅里,经历了一天之间风云变幻、人世沧桑的周朴园，用悲痛的口吻命令周萍去认生母,并向侍萍深深地忏悔。周朴园在对侍萍真挚的怀念,不仅仅是昭示出他未泯的良心，更重要的是他对家族亲情的重视,对于这种美好的情怀，曹禺先生在创作是是给于充分的肯定的。在曹禺创作的《北京人》中,曾皓对于儿子的失望之情,对没能力继承祖宗基业的子孙的不满之情,最后甚至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下跪,请求自己的儿子戒掉大烟,这些剧情的描写都是有一定的生活细节的来源的。曾皓发现文清偷着抽大烟,于是便跪在文清面前,求他不要继续下去了。而这一细节的描写，也是来源于曹禺先生的父亲。曹禺曾说：我父亲这个人总是殷切的望子成龙,他看我大哥不争气,便迁怒于他。曹禺的大哥也曾吸食鸦片烟。曹禺的父亲曾表示，如果曹禺的大哥再抽鸦片，就宁可下跪来求他。尽管曾皓不是作者父亲原形的真实再现,但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融进了自己的爱憎。

结语

通过研究分析曹禺先生的代表性作品《雷雨》、《北京人》中家族文化叙事模式的写作特点，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在旧时代的家族模式对于人性的塑造和影响。曹禺先生这一独特的表现手段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在旧社会时期文明进程的文本。其家族叙事中所显示的澄明的理智、宽厚的悲怀、纤细的情感，以及诗意的华彩，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品

味不尽的审美世界。曹禺的作品在人物的塑造上具有典型性和丰富性；创作中结构连贯紧凑、情节离奇曲折，语言精炼优美，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智慧与才华。这些宝贵的作品将中国的戏剧文艺水平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值得我们用心的品味。

参考文献梁晓萍;明清家族小说的体裁与叙事倾向 [J].《浙江社会科学》 2006年 第04期张景忠,孙淑芹.曹禺剧作象征性意象特征探析[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3)3 曹禺.雷雨·序.中国现代文学百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2.刘西渭.雷雨[G]李建吾戏剧评论选[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05.汪菁.曹禺剧作中的人文关怀[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03.

第二篇：曹禺《雷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曹禺《雷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 关键词：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而每个个体都有着独特的故事背景，并因此造成了不同的悲剧性命运。

侍萍，一个因被丈夫、富贵人家的公子抛弃的不幸女人；蘩漪，一个受过现代教育，向往爱情的，却与自己丈夫的儿子发生了不为常理所接受的感情，而最终因自己的被压抑、叛逆而失去一切的悲剧性女性；以及四凤，这个刚刚成熟，刚刚憧憬美好，刚刚尝试爱情，而无情的命运却戏弄她，她的爱人竟然是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哥哥，最终因绝望断然离世的无辜的命运作弄者。

三个女人纠结在两个男人之间，真情、虚假，其间穿插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矛盾、人性的矛盾，真切的反映出解放前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悲惨命运。同时又反映出当时社会所谓上层社会表面堂皇背后却早已腐朽的境地，通过悲剧性的故事，来阐明这种腐朽的环境最终的去处——在狂暴的暴风雷雨中被无情的毁灭„„。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悲剧性的故事往往源自于人们对现实生活不公正荒谬困境的失望、无法寻找到出路而表现出来解脱方式。正如别林斯基说的：“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既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

曹禺本身出生在没落的所谓上层社会—旧军官家庭，有一个专制 的父亲，压抑的环境使得他在接受五四新思潮后必然进行反抗、斗争，并诅咒这万恶的昏暗社会早早结束。这也成为其剧作中背景、反抗的根源。

《雷雨》本身就是一种与旧社会旧世俗的抗争，然而无情的命运却作弄了这些力争反抗的“反叛”男女，悲剧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故事主角的无力感，对美好未来期望破碎后的茫然失落，同时又无法忍受现实社会，无以为脱；而生者注定为自己的“罪孽”承受命运的惩罚。

女性，在旧社会作为社会的受压抑者，她们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也说明了女性是不容许有独立思维的，她们能做的仅仅是“从”。

《雷雨》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必须一个个分开来展述，从而更加细致的分析不同人物悲剧的背景故事。

四凤——一个性格不够鲜明的大众悲剧女性

之所以说四凤的性格不够鲜明，她是最先与观众见面的，“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少女。她整个身子都有在发育，手很白很大。她穿一身纺绸的裤褂，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洁。她举动活泼，说话很大方、爽快，却很有分寸。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当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天气热，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揩着。她很爱笑，知道自己是好看的”①。这里的提示，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但又确乎不象其他后来出现的人物那么具有内涵，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子形象，甚至仅表现出来一个下人应当有得全

部内容。

而在其与鲁贵，也就是他的父亲的一段对话中，我们甚至开始怀疑四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鲁贵的卑略下作如此明显的表露出来，而四凤却似乎永远是一个毫无个性的，甚至可以任人揉捏的、毫无反抗的旧社会女性，有的仅仅是遵从，偶尔的反抗也不痛不痒„„

当然，她有对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追求，虽还看不出有多可爱，却也不讨人嫌。不管什么她都小心翼翼，她反抗的很不明显，甚至仅仅是以一种潜意识的反感。瞒着妈妈跟随父亲到周公馆去当佣，当得知母亲要来时的慌乱，为了不让母亲“讨厌”她，被迫用钱来堵住鲁贵的嘴；当夜晚与周萍幽会被大海撞见就赶快逃了，她逃的一方面是不知如何是好，另一方面甚至象个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凤并没有明确的反抗意识，她所有的动作都是在躲避，是在“应付”。

四凤的悲剧，缘自于封建社会“门当户对”的观念，同时由于其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现实脱节，再加上“命运”的作弄，从而引向只能用死亡才能解脱的困局。

四凤出身“贫贱”，在故事中属于下人的地位，当然由于其本身不具有富贵人家的“苦恼”，同时很年轻，刚刚萌动的爱情在某一方面冲晕了她的头脑。

而周萍，这里不得不提说的故事的男主人公之一，在从乡下接回周公馆后，他是孤单无助的，父亲的专制、从小缺乏母爱，因此他既需要有人能够给他以安慰。此时他的后母，蘩漪因“父母之命”，以“门当户对”的被世俗所接受的高傲姿态进入周家，然而她却发现自

己的根本不是爱情，除了苦恼，除了寂寞，唯一的就是周冲。当然，蘩漪的悲剧性我们会在后面再作具体论述，在此，需要说的是，当两个孤单的灵魂相遇的时候，相互摩擦、碰撞、共鸣，甚至忘我的舍弃一切。

然而，当周萍遇到四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相比于蘩漪的悲愁凄冷、四凤给他的感觉是清爽明朗的。当在一种压抑郁闷的环境下长久徘徊，突然看到这样的明快，周萍自然眼见一亮。回归相对理性后，周萍开始喜欢四凤。如果从打破封建的“门当户对”社会伦理秩序而言，周萍自然是与四凤关系的主导者。

如果没有最后故事结局周萍与四凤的兄妹关系，那么，故事的冲突仅限于此，仅限于周萍为了逃避与后母不伦不类的“乱伦”的感情，以及为了追求所谓自己的幸福而进行的反旧社会伦理规范的一场争斗。

然而，就是因为于此，周萍最终将四凤导入了一个荒谬的困境中。下人（四凤）与少主（周萍）的反社会秩序、道德意识规范的爱情。当然这并不成为故事的悲剧焦点，真正的冲突就在当得知四凤怀有周萍的孩子，而其却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命运的安排在雷雨之夜展开并将两人一击即碎。

四凤终究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设若当他们兄妹关系没有被揭破，那么，四凤的命运最多也将沦落成侍萍的境地。

四凤没有什么反抗意识，她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选择逃跑、就如同当鲁大海发现周萍与四凤偷偷相会时，四凤的逃跑，她后来跑

来找周萍：

“我一个人在雨里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上打着雷，前面我只看到模模糊糊的一片；我什么都忘了，我像是听见妈在喊我，我拚命地跑，我想找着我们门前的那条河跳”„„“可是不知怎么饶老绕去我总找不着”②。其实由此可见四凤的茫然„„。她没有去反抗去征求，她已经习惯于兄长的呵斥，父亲的无赖于滥骂„„，她在应付周围一切她需要面对的冲突，甚至必须与自己的“情敌”—蘩漪—相处，并掩饰与周萍的关系，同时承受蘩漪对周萍的感情冲击。

一个毫无个性，毫无反抗精神的时代牺牲品，也正道出了旧社会大中女性的普遍社会地位与境遇。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却又接受现实社会无情的摧残，如果不是死亡，那么未来必将沦落成为普遍大众。

梅侍萍——旧时代母性的代表

相对于其女儿鲁四凤，梅侍萍代表的更是一种母性的无奈。当然也是大多数社会底层女性的代表。梅侍萍受过一定的教育，但毕竟摆脱不了自己“卑贱”的社会地位。侍萍中“侍”足以体现出来她所将面临的未来的命运。

侍萍在年三十夜晚被赶出家门，因为周家要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小姐当太太。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她不得不“结过几次婚”，最后嫁给鲁贵。为了逃避鲁家，她从南方逃到北方；其反对四凤到富贵然家当下人，因为其不想自己的女儿又落的自己的命运。然而，“命运”——曹禺自己这样解释：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

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③——这只无形的强有力的手又一手编制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梅侍萍在剧中的形象囊括了母性与女性两方面。所谓“母性”，指其护子之情，为了子女忍受世俗；剧本中提到梅侍萍是受过教育的有着良好教养的女性，四凤就曾经对鲁贵说过“妈不像你，见了钱就忘了命”。从她对子女的教育与态度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坚强的宁折不屈的女性，她的清高决定了她不会同别人苟合，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她高傲的人格，看到了人的觉醒的意义。曹禺说过“悲剧精神，应该是敢于主动的，我们要有所欲求，有所取，有所不忍，有所不舍，古人说所爱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这种人才有悲剧精神。”

然而“她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她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伺候人„„为着她的孩子她嫁过两次„„”④。当高傲的性格与现实有了冲突，并且，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还是不得不“嫁给下等人”。而这种表现也正是中国传统母性的真实表现。

梅侍萍 这个梅姑娘到是有一天晚上跳河，可是不是一个，她手里抱着一刚生下三天的男孩。听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

周朴园（痛苦）哦！

梅侍萍 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在年三十

投河死了的。

周朴园（汗涔涔）哦。„„„„„„

梅侍萍 老爷，没有事了？（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老爷，您那雨衣，我怎么说？

„„„„„„

梅侍萍 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⑤

从以上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两个人都是怀着很深沉、很复杂的感情来对话的；周仆园带着内疚、怀恋、伤感的复杂情绪来谈论；梅侍萍带着些许酸楚、怀旧、撒娇的心绪来回忆；当她看着周朴园还是那么怀恋他们过去的日子时候，其实她已经没有怨恨了，他没有责怪周朴园，她的眼泪证明了他们当年是真心相爱的。女性柔弱的一面在此刻展现的一览无余。诉苦，可诉苦的同时，并没有一种强烈的憎恨，当她看到自她离开后，周朴园三十年来始终没有第二个女人走进他的感情世界，他就在回忆、悼念中保持着哪个虚无的慰藉，她没有诅咒，没有反抗，没有痛斥。有的只是似乎已久去理解、甚至于隐隐的原谅。女性的本质性的宽容展现出来。

然而，当周朴园打算用钱来“收买”侍萍，让其离开，不要再次打乱他的专制秩序时，她的反抗又证明了她的坚强与高傲，她的自尊。

当她得知四凤和其同母异父的哥哥有感情，并且有了孩子时，她已彻底濒临崩溃的边缘，无力抗争。她甚至同意他们的离开，而最终，因了故事的中心女主角蘩漪，令其失去了三个孩子，最终走向了崩溃。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悲剧？事实上，梅侍萍的遭遇是一个婚姻悲剧问题，而其婚姻悲剧的真正根源就在于婚恋的自由与门当户对的传统婚恋观念的冲突。总体来说，梅侍萍是悲剧的，她的悲剧更多的是源自于“命运”。梅侍萍并不能成为故事女性的中心，她只是作为一个婚姻与爱情的牺牲者，而后又被“命运”无情的作弄。

蘩漪——爱情与伦理、冲突与局限的代表人物

相比较与梅侍萍与鲁四凤这对母女，蘩漪所具有的品质更是深刻。她一方面顺从了封建的婚姻秩序，一方面又为了自己的爱情而不顾一切，她努力追求，却又不敢反抗现实压力，总是在一种隐暗面来维系自己的感情。而无论剧中侍萍与四凤多么的悲惨，她们终究只是一个思想依旧被奴化者，不可能超脱的角色。他们的悲剧正好和蘩漪形成明显的对比，蘩漪在寻求突破，寻求逃脱，寻求自我的感情。

蘩漪是“五四”之后，受过现代教育的新潮女性，具有追求自由，追求独立的个性解放的思想。但她又生活在周公馆这个充满专制的旧式家庭里，她又不得不屈服于周朴园的家庭专制，这就形成了其人本身的冲突，并最终走向叛逆。

《雷雨》中最主要的是冲突在繁漪和周萍之间，繁漪是要抓住周萍的爱情，而周萍是要摆脱和繁漪畸恋，由此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他们的乱伦关系也是最受关注的。繁漪说她是一个见了周萍又活过来的女人，曹禺说他创作《雷雨》时最先想到的人物就是繁漪，严格地说是与繁漪类似的“呼吸不了一口自由空气的女人”，作者在他们

身上发现的是澎湃的生命激情，人的意识的觉醒，给命运的现实给定性予以坚决否定的精神，体现在繁漪身上“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

剧情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周萍离家出走展开。周萍为了摆脱和繁漪的不清不白的关系，决定到矿上去。繁漪明知道周萍对她的爱已经冷却但还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挽留周萍，她也知道她的命运结局但是还是固执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开始猛烈而近乎疯狂的抗争。她要唤回周萍对他的生命承诺，他要阻止周萍和四凤相爱。于是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引发了，出走与挽留成了贯穿全剧的主要情节。繁漪先是旁敲侧击，想从四凤口中打听周萍的行踪；接着釜底抽薪，借侍萍领四凤回家的机会以斩断周萍和四凤的纠缠；然后设置障碍，怂恿周冲去追求四凤；同时软硬皆施，哀求与威胁周萍无论如何也要带她走；继而跟踪报复，追随周萍至鲁家，反扣窗钩，断绝周萍归路，最后尾追堵截，把即将出走的周萍，四凤堵在客厅，叫出周朴园，来个大暴光，使戏剧进入高潮，导致惨绝人寰的悲剧。

别林斯基认为：“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既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黑格尔也说“充满冲突的情景特别适合做戏剧的对象。”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既是一种有生命的物质存在，又是一种受文化制约的社会存在，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双向，但是这种构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两者并不是均衡的发展的，人类在为了自身的存在发展而不断地强

化社会性的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对人自身的束缚。于是，生机勃勃的感性生命与僵化不苟的理性文明之间常有着激烈的矛盾冲突。繁漪与周萍的乱伦就是自在生命与理性伦理的冲突；繁漪身上集中的表现了自在生命对爱的渴求，不顾一切的大胆追求。这种充满激情的原始生命力对社会伦理秩序的反叛和冲突构成了雷雨的主要矛盾冲突。如果说梅侍萍的爱情悲剧让我们同情，那么繁漪的爱情追求就很难给出恰当的评判，作者把繁漪的情欲追求放在了尖锐的理性伦理冲突之中，让人看到了生命之中的残忍，这样的畸恋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但是繁漪的追求又“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自在生命对爱的追求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由于生命本身的盲目、冲动就注定了人始终会背负罪恶，可是繁漪和周萍的乱伦也只是在伦理的视角下的错误，是在家庭秩序的规范下的错误，作为自在生命本身他们是没有错的，因为生命有追求自身幸福和自由的正当权利。这就出现了选择的困难问题，生命自由追求是我们肯定的，同时伦理秩序又是我们的理性文明所必须的，作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感情的自由与人伦规范的永恒冲突。

繁漪是中国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这样的人物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有但是表现方式不一样，美国作家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也是讲后母与前妻的儿子乱伦的，作品的表现比雷雨还要强烈得多，后母与前妻的儿子乱伦后怀孕并且生下了孩子，后来他为了证明自己是爱情人的又把孩子给杀死了。这种故事我们在古希腊的悲剧里也能看到，像美荻亚杀掉两个孩子。西方文学有这样的传统，如果从故事的强烈

性或者疯狂性来看的话都可以超过繁漪，但是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繁漪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只有在 中国的大家庭里才可能有的典型，他的一切的手段都是中国式的，他有着中国女人所特有的软弱，他只能够依附周家，依附男人，他直到最后也都想把周萍拉回她身边，为此她用尽心机尽显大家庭女人的手腕，他利用儿子，丈夫其实也都就是为了留住周萍，她没有像西方文学里面所描写的那样用血腥、杀戮来表现自己的不满，她一切的手段都是中国式的，她的思维也是中国式的，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中国式的女人。

在繁漪身上，既有封建伦理道德的阴影，又有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渴求，像这样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注定找不到自己生命的坐标的。无论她对周朴园有多么的不满，但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与周朴园正面抗衡，她要拼死抓住周萍加盟做为她抗争的内助力，满足于周萍在她眼前出现就行。这种在冷酷环境中的苟安生活，形成了她乖戾、阴鸷的性格。对周家父子两代人的绝望和怨恨使她情愿“变成火山的口”，她将生命燃烧得如电火般的白炽，也如电火般的短暂。她的疯狂，也就是她的人性被异化的结果。但她的反抗仅是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对封建专制压迫的反抗，而失败的悲剧命运又证明这一条道路走不通。它形象地说明：妇女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旧嬗变的时代，暂时还不具备妇女解放的主客观条件。繁漪的反抗反映了“五四”时期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然而，毕竟受到自身以及环境的限制，她终于只能依一种疯狂的姿态给自己所做的一切寻求一种“合理”的结局。

尽管作者当时并没有用阶级论去思考和创作这部剧，但作品中还是客观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不可调和阶级矛盾。封建意识的“门当户对”的观念，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论，造成了剧中人物的悲剧。造成蘩漪乃至剧中所有女性悲剧的根源应该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没有感情的婚姻注定是要失败的。周朴园在“美满有秩序”家庭的外衣下，回忆着过去，怀恋着自己往日情人、原配夫人侍萍。蘩漪在孤苦无奈的状况下与周萍私通，在周萍身上来找寻自己的感情寄托。而他们又同样生活在不现实之中。当真的侍萍出现时，周朴园发现眼前的这一切威胁到了自己的家庭，威胁到了自己三十年前自己牺牲了爱情才换来的眼前的一切“幸福”，所以周朴园要赶走侍萍。而蘩漪也同样生活在不现实之中，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的周萍如今要和四凤私奔了。

一切的梦最终都是要醒的，而在梦醒的那一刻，所有的悲剧便要上演了。

《雷雨》中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受害的女性，他们悲剧的根源是吃人的旧社会。批判黑暗的社会应是作品重要的意义之所在。作者受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作品表现“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作者在《雷雨·序》中有这样一些陈述：“《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

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作者的这些语言，其实表明了作者当时的世界观：命运有时是不可抗争的。周蘩漪，在“五四”思想的感染下做着现代女性的美梦，又在旧式家庭里努力挣扎。她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爱着周萍，甚至为此丧失了母性。可到头来，鸡飞蛋打，儿子和情人都在一时间死去，自己也在那一夜彻底变疯。

梅侍萍，命运的悲剧在她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她到处躲，到处逃，觉得自己做了错事。可逃来逃去，三十年后，她又逃回到了周公馆，她自己的女儿要跟自己的儿子私奔了。她强忍着痛苦和罪恶感，可命运还是没有放过她，蘩漪出来把一切又无意地戳穿了。女儿四凤死了，儿子周萍自杀了，大儿子大海下落不明，自己疯了。

鲁四凤，作者认为的另一个最无辜的人。她纯洁无邪，她只是追求自己的爱情，可命运让她爱上的人却是自己的哥哥，她只有一死。作者当时深受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在作品中表现了有时命运是不可抗争的。当然，这种观点在那个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年代是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的。“自古红颜多薄命”，古今中外，女性都因其自身的善良和软弱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定的悲剧性，而她们中的勇敢者又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抗争，前仆后继。

蘩漪是处在新旧思潮交替的“五四”运动之后，她的叛逆性格和悲剧命运又是那个时代无数叛逆女性的典型，浓缩了“五四”运动之后一些勇敢的先驱女性的形象。尽管蘩漪还不能冲破那间令人窒息的“铁

屋子”，但她的抗争已经撼动了那间“铁屋子”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她唤醒了更多熟睡的人。勇士和闯将往往是要失败的，他们一时间还不能战胜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他们往往不能逃脱自身的悲剧命运，但他们却用自身灵魂和血肉在为后人开避了一条通往自由的路。好的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优秀的人物形象将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雷雨》中的蘩漪形象不仅是对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资产阶级女性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且成为了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位永恒的女性形象。蘩漪形象具有极高的美学意义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第三篇：试运用亚里士多德“悲剧六要素”理论分析曹禺戏剧《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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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亚里士多德“悲剧六要素”理论解析戏剧《雷雨》

[摘 要]著名的戏剧家曹禺的代表作《雷雨》通过周、鲁两个家庭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和血缘关系，剖析了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弊端，展现出命运对人的无情捉弄。《雷雨》现代戏剧的代表，它借鉴西方戏剧的创作方法和理念。而对西方戏剧进行最经典诠释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著作《诗学》，其中关于“悲剧六要素”理论的阐述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影响深远。《雷雨》在情节的安排，人物语言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成功地借鉴了“悲剧六要素”理论。

[关键词] 雷雨；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六要素；

西方创作悲剧的历史已历经几千年之久了，从古希腊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到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等。而中国的传统戏剧和西方戏剧有很大的差异，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界多方面西化，曹禺正是将中国文化背景与西方戏剧创作理念相结合，《雷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严肃、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雷雨》完全符合这一定义，它展现出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命运的无情捉弄贯穿整部作品，所有的人都无法逃出它的手掌，有罪的、无辜的人们都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一起毁灭。使观众观看之后产生对剧中人物强烈的同情怜悯之情，也对这样的极端事件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感到庆幸，庆幸之余又会产生后怕和恐惧。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阐释：“整部悲剧艺术的成分必然是六个——即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 情节是戏剧的灵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思想，排在首位。《雷雨》的戏剧情节安排跌宕起伏，戏剧冲突紧张激烈，这么多的事件，人物之间复杂的情感和命运纠葛，家族、身世秘密的揭露，都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两个地点之中。此外，《雷雨》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相当成功，专制、伪善的封建家长周朴园；被束缚自由而极端渴望爱情的周繁漪；热情、单纯的受新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周冲；后悔着过去所犯下的罪孽却又不自知地犯下更大罪孽的周萍。人物的性格又在情节的发展中体现，人物的言词、思想、形象又反应人物的性格。下文将围绕“悲剧六要素”中的情节、性格两方面对曹禺的戏剧《雷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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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雷雨》中情节设置的艺术

在悲剧六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情节是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因此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而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和“发现”，此二者是情节的成分。《雷雨》中的情节安排十分紧凑，其中的“突转”和“发现”更是对剧情的发展，情节的推动起到重要的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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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转”，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在《雷雨》第一幕周朴园训斥周萍,说他做了对不起母亲的事，周萍大吃一惊,以为他和繁漪之间的关系已经暴露,大祸就要临头,然而，此处突转，周朴园是在批评他“这两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周萍这才松了口气，接着这个秘密才能隐瞒下去，到最后的爆发。在第四幕中当鲁侍萍得知四风已经怀上了周萍的孩子，准备将两人身世的秘密永远隐瞒下去，放他们走，可天不遂人愿，周冲听到他们的谈话，周朴园道破他们的身世，让两人从刚获得的幸福中一下子坠入地狱。“突转”可以使戏剧的情节跌宕起伏，让观众们的情绪随着剧情的发展潮起潮落。正是突转朝着我们心中故事应有情节的相反方向发展，才更让人感到意外，更增强戏剧冲突的表达效果。

“发现”如字义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那些处于顺境或是逆境的人物发现他们和对方有亲属关系或是仇敌关系。发现在《雷雨》中更是有多处体现。在第二幕中鲁侍萍到了周家，发现“这屋子我想是在哪儿见过似的”，一步步地回忆之前在无锡周家的生活，再通过越来越多的相似点的出现，当看到四凤给她拿“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相片”看时，鲁侍萍最终“发现”这个周家就是让自己下半生生活如此凄惨的周公馆，那个“深情的老爷”就是让自己遭受众多厄运的周朴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回忆引起的“发现”，由一个人看见什么，或听见什么时，有所领悟而引起的。这种发现也是最有力，而符合情节发展的，它通过合乎规律的事件，自然而然地引起观众惊奇的“发现”，侍萍的发现完全符合这发现的这一种类型。

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时，是情节最为生动的时候，也是最好的发现。《雷雨》第四幕是发现和突转最为集中的一幕。夏日雷雨前闷热的天气，一直贯穿整部剧，在暴雨来临的时候，所有人物的命运，仿佛有一只上帝之手，将他们握住、毁灭。侍萍想要成全四风和周萍，将秘密永远掩盖，但周冲发现了哥哥与自己心仪四风的关系，周繁漪为了挽留周萍，失去理智口不择言，这个时候周朴园的出现，道破侍萍的身份，将一切的秘密都浮出水面，周萍和四风发现彼此的血缘关系，周繁漪和周萍过去的不伦之恋被旁人发现，周冲发现爱情的破灭，鲁大海发现自己一直斗争反抗的对象是自己的血亲父亲，侍萍发现唯一的精神寄托，自己子女幸福的毁灭，周朴园这个封建家长发现自己苦苦维持的家庭秩序荡然无存„„随着真相的步步揭开，四凤和周冲触电死亡，周萍开枪自杀，繁漪和侍萍疯了，鲁大海离家出走，所有的突转和发现如海山倒海之势向人们袭来，从而引发观众心底强烈的悲悯和恐惧之情。这些突转和发现的集中也并不会让人感到突兀，作者在前几幕已做下充足的铺垫，导致四凤和周冲死亡的电线在之前的第二幕和第四幕就被人多次提及，而且人物的性格也导致了他们最后的悲剧结局。而周冲的意外身亡，如此热情、向上、对爱情充满希望的进步青年的毁灭让人惋惜从而产生怜悯，更突出了命运在悲剧中的作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节的第三个成分是苦难，周冲所遭受的飞来横祸，鲁侍萍所承受的背叛和苦难，都也是构成悲剧情节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此外，《雷雨》中较为精彩的突转与发现相结合的部分就是周朴园发现鲁侍萍身份的过程。从鲁侍萍的开窗动作，周朴园产生怀疑，到无锡口音，因侍萍的相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朴园又否定了眼前的女子是侍萍，再到侍萍诉说梅姓小姐的过程中，侍萍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在确定了侍萍的身份之后，观众们本以为周朴园会对侍萍表达多年分离之后的团圆之情，没想到他的态度突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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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原来他对于侍萍的怀念都只是虚伪的表象，当真正的侍萍出现，他就变得如此面目可憎，这就达到让观众无比怜悯同情侍萍而极度痛恨周朴园的效果。

二、人物性格在《雷雨》中的精彩展现

《诗学》中认为“性格”是指现实人物的抉择的话 悲剧六要素中“性格”占第二位，其重要性仅次于情节。而且言词、思想和形象都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可见性格在悲剧要素中构成的重要性。而在《雷雨》中，作者曹禺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性格突出的人物形象。在面对命运的无情捉弄，每个人物又做出不同的抉择。

在周萍与繁漪、四凤及周冲的四角关系中，深处其中的人物性格展现得尤为明显。蘩漪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她可怜、可气又可恨。她被迫嫁给周朴园，长期在封建家庭中被压抑、被掌控，她的内心却没有妥协，渴望爱情和呵护，但却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她不甘寂寞，爱上自己的继子，这有违道德人伦，但她又想抓住这仅存的温存。《雷雨·序》中说: “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热情是浇不灭的火，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 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 她的性格的悲剧着力体现在戏剧第四幕她的选择，她选择为了爱情不惜利用自己的儿子，将一切都推向难以挽回的境地，对于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没有清醒的认知，对封建思想反抗得不彻底，对自由和爱情用畸形的方式去争取，她是极端的自我中心, 唯我主义。而四凤和周冲是无辜的，周冲善良、向上，集中体验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爱四凤，只是追求爱的感受和过程，是健康的爱情观，但他的力量过于弱小，他的选择太过无力，不能和封建势力进行对抗。他的毁灭让人痛惜。四凤呢，她和母亲侍萍是旧中国两代淳朴劳动妇女的典型。她们性格上的软弱让她们选择以忍受来面对自己的苦难，这也是一个时代赋予妇女的不幸,侍萍忍辱负重,遭遇那么多不幸, 却只认为那是自己造的孽, 甘心在心里承受所有痛苦。四凤纯洁、有主见、有对爱情的坚持，但面对命运的无情，她无力反抗，毁灭是她唯一的结局。

此外，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 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在年轻时受新思想影响, 他对侍萍曾付出过真心，但因为他的软弱和妥协，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 最终选择背叛了侍萍。他更有又有封建家长的专制, 要求繁漪恪守封建妇道,只能作为家庭构成的附庸，强迫繁漪吃药是表现最为他专制，掌控欲强的体现。专横、独断是周朴园性格最突出的地方,但他内心深处也有矛盾、软弱和自责。他将维护家庭秩序放在首位，对侍萍又有怀念和内疚，但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摒弃后者，但物极必反，“最圆满, 最有秩序的家庭”最终崩溃。他一手造成了周围人的痛苦, 但他也受到了命运无情地打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活着比死恐怕更为痛苦。当他选择抛弃侍萍时候，选择隐瞒侍萍身份的时候，苦果就已经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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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节、性格对《雷雨》悲剧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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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想要达到陶冶人怜悯恐惧情感的效果，那么六个要素缺一不可。人物的性格要通过具体的情节进行具体的表现。情节中的突转和发现更是引发强烈的悲剧效果。在紧凑激烈的情节中，人们的心情才能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突转和发现越出人意料并且合情合理越能增加情节的表达效果。根据亚里士多德悲剧六要素的理论，越美好的人的毁灭，越能引发人的怜悯恐惧之情，所以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对喜剧效果的表达也极为重要。当情节和性格达到完美的结合，一出好剧就上演了。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诗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 百度百科.雷雨.[EB/OL].[2013-6-20].http://baike.baidu.com/view/1676.htm [4] 赵景路.谈《雷雨》的情节设计及其所受欧洲戏剧的影响[J].渤海学刊,1985(4).[5] 李旭.论曹禺话剧《雷雨》的悲剧构成 [J].黄山学院学报,2008(1).

第四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分析----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例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分析

——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例

班级 姓名 学号

摘要：文学典型除具有一般文学形象得特性之外，还比一般文学形象更富于艺术魅力，表现出更鲜明得特征性。本文首先从“美丽的青春，爱情的憧憬”、“买卖的婚姻，黄金的枷锁”、“黄金枷锁下扭曲的人格”这三个方面来分析《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一典型人物，接着又主要从姜家这一典型环境来说明曹七巧所处的环境，最后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之间的关系综合起来分析这一文学典型，以期更好地理解文学典型在作者笔下得表现方式，进而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本身。

关键词：典型人物 典环境 曹七巧 枷锁 变态心理

文学典型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我们给文学典型以这样的定义：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典型是文学言语系统中显出特征的富于魅力的性格。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塑造了曹七巧形象，她带着传统封建婚姻筑成黄金枷锁，在黄金枷锁下形成病态的心理；在黄金枷锁下又扭曲了人格。她是一个有强烈疯狂报复欲，但却空虚孤独的可憎、可怜的旧式女子，这一形象血肉丰满，耐人寻味，同时显示出作者对传统婚姻、封建伦理和金钱世界的痛恨和批判。

一、典型人物——曹七巧介绍

曹七巧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人，她被压抑着，却又在梦魇般地享受着被压抑的快活，人格的扭曲、花容的失坠，都在低吟着一曲哀伤的歌。而曹七巧是这悲凉的聚焦点，她扮演着封闭的女巫与被压抑的疯狂的角色，而其灵魂也最终在那黄金的枷锁下变成了一座废墟。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曹七巧这个典型形象：

1.美丽的青春，爱情的憧憬

曹七巧的婚姻一开始并不是她自愿的，完全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同所有女子一样，曹七巧也有过温情而美丽的青春，也曾有过对美丽爱情的憧憬。就像文中结尾的场景，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 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

在她的花一般的年龄的时代，她也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有着自己喜欢的人，她也曾经幻想过自己的爱情故事，当她还是那个纯真的少女的时候，她嫁给姜二爷也是为了能天天看到她暗恋的姜季泽，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去分析她，她为了自己的爱情付出过，只是她的付出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而且还因为她的出身而受到了歧视，长期的压抑，造成了她的心理畸型。如果她的付出能得到一点点的回报或者她嫁给一个平凡健康的人，也许她就不会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曹七巧也是一个蛮值得去同情的人物。2.买卖的婚姻，黄金的枷锁

曹七巧无论多么泼辣、粗野，但她毕竟是女人，畸形的婚姻，对她毕竟是一种伤害，另外，在姜家她处处被人瞧不起，所以有时也不免悲从中来。当年图钱逼她嫁到姜家的哥嫂来看她，她嘴硬说她有钱不愁吃穿，用不着看，但最终却“熬不住那呜咽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憋了一上午的满腔幽恨，借着这因由尽情发泄了出来”。

欲望的扩张使她戴上了黄金的枷锁，而她用黄金的枷锁也“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七巧是一个悲剧，她的生命早已是一个徒具形式的空壳，七巧又一手制造了其它的悲剧，悲剧的延续性贯穿了小说的全篇，小说表现了一种悲剧性的人生，似乎谁也无法逃脱。她当时只是受害者和受虐者，但是，当她无论怎样努力也得不到幸福后，当她开始对她的亲人进行报复后，她便成为了害人者和施虐者。曹七巧带着黄金的枷锁，生活在地狱似的环境中，在一天天的失却呼吸。她在牺牲了青春，爱情以至人生后，发现这枷锁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紧。她的青春已如一朵花般的早已凋零，她的爱也如“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她的灵魂被挤压的变了形，成了一座废墟，她的生命也由此归于沉寂。

3、黄金枷锁下扭曲的人格

她对金钱有强烈占有欲，为了攫取财富，可以不惜牺牲美好的人性，甚至以黄金这一“金锁”摧残儿女的爱情和幸福，肆意折磨儿子和媳妇，把金钱看得比儿女的婚姻更重要。这个被金钱榨干了青春和蚀空了灵魂的悲剧人物终于在临死之前流出了干涩的泪。张爱玲作为女性以她独特的

视角将笔触深入到曹七巧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去审视她的灵魂，因此曹七巧这一女性形象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二、曹七巧所处的典型环境分析

典型环境，是针对典型人物而言的，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所生活，形成其性格并环绕和促使其不得不那样行动的种种特定关系条件的总和，是整个大的时代背景、作品描绘的总环境与人物生活的具体环境的辨证统一。

通过对《金锁记》的分析，我认为曹七巧所处的环境有三个：一是作为一个“低三下四”的开麻油店的女儿。二，曹奇巧进入了姜家这样一个深府大院中，三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最商业化的上海时期。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她把曹七巧放到了这样一种环境中：作为一个“低三下四”的开麻油店的女儿，曹奇巧进入了姜家这样一个深府大院中。二者的地位相差甚大，却可以形成了这样一种婚姻关系，那就是金钱在起作用了。在这里，似乎一切都是扭曲的，爱情，婚姻，家庭，父母子女，人物也都“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庭院深深深几许，锁住了人的肉体，淹没了人的情欲，扭曲了人的灵魂，于是开始沉沦，沉沦„„曹七巧从内心到外形就是这样被环境决定着的。七巧生活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最商业化的上海，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封建文化与西方的拜金主义在这里融合，沉淀。一方面，封建家庭关系、伦理规范日趋瓦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残余势力胶合，达到本质上的相同――贪欲和极端的利已主义。更可怕的是，在中西文化中的沉渣吞噬下，人的心灵被蛀蚀、被毒化，沦为黄金枷锁下的奴隶与怪胎。这就是《金锁记》的社会大背景。

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

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文学典型一般指典型人物。而人物的活动又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环境，因此，研究典型人物就必须涉及到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

一方面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她所处的典型环境下的产物。她所处的大环境正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最商业化的上海，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封建文化与西方的拜金主义在这里融合，沉淀。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下，形成了曹七巧这样的典型人物。

另一方面，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他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当她占有了金钱，她得抑郁开始释放，她甚至去毒害儿子女儿和儿媳。她得不到的幸福，也一定不能让别人得到。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还有互相依存的一面，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七巧生活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最商业化的上海，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封建文化与西方的拜金主义在这里融合，沉淀。在这样的环境下才产生了七巧这样的人物。

曹七巧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人的复杂性得活生生的形象，她是一个富有社会内容的活人，反应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历史风貌。因此这个人物形象远大于思想，是一个典型性很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不是缺乏真实性的单一得模式化、概念化的人物。

总之，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离开了典型环境，就无从产生典型人物；而没有典型人物，也无所谓典型环境。

第五篇：以曹操与曹植诗歌为为例分析两者风格特征

以曹操与曹植诗歌为为例分析两者风格特征

曹氏父子是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诗歌俊表达了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由此便可看出曹操的诗歌是慷慨悲凉的，而曹植则是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

曹操诗歌的鲜明特点是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比如曹操脍炙人口的是诗歌《短歌行》（其一）。这是一首四言诗，抒发了他渴望招贤纳才，建功立业的愿望。

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抒胸臆。在这四句诗中，主要的情感特征就是一个“愁”字，“愁”到需要用酒来消解。“人生几何”表明时光易逝，功业未就的苦闷，呈现出浓郁的悲凉色彩。描绘了一个借酒消愁的燕山老汉的形象。

“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引用《诗经•郑风•子衿》中的成句。“青衿”指周代读书人的服装，这里指代有学问的人，女子对心爱的男子的思念比喻自己对贤才的渴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四句引自《诗经•小雅•鹿鸣》，《鹿鸣》是一首描写贵族盛宴热情款待尊贵客人的的诗歌。曹操引用这几句诗歌，为了表达对贤才的热情。最后曹操用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比喻贤才多多益善。以周公自比，表明自己决心礼贤下士，希望贤才全部归己，帮助自己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宏图大愿，使诗歌更显庄严大气。

曹操还擅长因情设景，通过景物来抒发情感烘托气氛。《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拟写眼前之景，却暗含深意：南飞无枝可依，北投才是理想归宿。暗示贤才赶紧归宿与他。曹操的寓情于景在还有一首《步出夏门行》中也得以表现。《观沧海》中描绘的大海吞吐万象，不仅展现北国壮丽河山，且融入了政治家的胸怀与气度，同样写的是大海，但实际上抒发了统一北方的壮志。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曹操诗歌虽然以悲壮为主基调，但是其中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感情，给人以鼓舞和力量。《短歌行》中曹操虽然忧愁不已，但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均表现了曹操要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而《龟虽寿》更是最好的写照，表现不甘衰老和主观努力也起作用的积极奋进作用。有一种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与曹操诗歌的质朴，直抒胸臆相比，曹植的诗歌不仅注意辞藻，而且有些诗歌具有骈偶倾向，使得诗歌更为华美。钟嵘评价曹植“气骨奇高，辞彩华茂”。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赞赏幽并游侠儿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寄托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如《美女篇》以美女比喻君子，用美女盛年不嫁喻志士的怀才不遇反映曹植壮志未伸的苦闷。

《白马篇》开篇奇警，前十四句塑造了游侠形象，少年出场没有从正面落墨，而是从马的装饰华美见骑者英姿飒爽，从马飞奔驰骋见主人娴熟马技。以曲折动人的情节，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生动感人的青年爱国英雄形象。开头两句以奇警飞动之笔，描绘出驰马奔赴西北战场的英雄身影，显示出军情紧急，扣动读者心弦；接着以“借问”领起，以铺陈的笔墨补叙英雄的来历，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形象；“边城”六句，遥接篇首，具体说明“西北驰”的原因和英勇赴敌的气概。末八句展示英雄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境界。

当然，曹植诗歌抒情性强，个性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比如《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

曹植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在《白马篇》塑造游侠形象时，“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这句诗精确表明射技的高超。

从曹操和曹植的诗歌看来，虽然曹操的诗歌与曹植后期的诗歌均表现出内心的悲凉，苦闷，但是曹操的悲凉与其苍劲的语言达到振奋人心的效果，曹植的悲凉加之华丽的辞藻则是令人感伤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