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调查与决策——《关于扩大我省就业的对策建议》
调查与决策——《关于扩大我省就业的对策建议》总第326期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216期
关于扩大我省就业的对策建议
由于实体经济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沿海部分企业出现停产、减员、减薪的现象。四川是个劳动力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目前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对我省就业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下面是我们的分析和建议。
一、基本情况
在遭受“5o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严重影响下，我省就业再就业人数仍有所增加，但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前三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1.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55万人）的93.7%，比全国低0.3个百分点；下岗失业人员和失地无业农民再就业26.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6万人）的100.8%，比全国高18.8个百分点；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8.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8万人）的106.4%，比全国低12.6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省组织19.59万名下岗失业人员和失地无业农民参加再就业培训，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比去年同期减少3.6万人，减幅为15.6%，培训后14万人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为71.4%。参加创业培训3.9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98.8%，比去年同期减少0.23万人，减幅为5.5%，培训后有8547人成功创办小企业，16123人自谋职业，创业培训成功率为62.4%。培训农民劳动力50.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2%，同比增长4.3万人，增长9.3%，培训后38.2万人实现转移就业，转移就业率达7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数达到2000万人以上，省外、境外务工人员超过1100万人，大部分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7-9月，全国20个对口支援省市累计帮助地震灾区实现异地转移就业21.9万人，就地就近就业86.5万人。
二、影响分析
1.金融危机影响省外企业效益，我省外出务工失业人数增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省外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外向型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其他经济实体效益明显下滑，导致部分企业减产减员。我省务工人员数量庞大、层次较低、相对集中在东南沿海，受减员影响极大。据我省8个城市的数据统计表明，近期我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人数呈现递增趋势。9月1日以来，因企业倒闭或减员而返乡的农民工占返乡总人数的47.3%。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返乡人数占返乡总人数的53.5%，在深圳务工总人数的20%已经返乡。未还乡者寻找工作十分困难，预计12月以后全省将迎来外出务工人员返乡高峰。
2.地震灾害影响省内企业，就业压力增大。我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吸纳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70%以上。震灾造成了灾区，特别是重灾区部分企业减产、停产，导致用工量大幅减少。虽然对口援助工作在解决灾区群众就业方面富有成效，但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我省的就业压力。我省吸纳劳动力量大的旅游业是遭受地震重创且难以短期恢复的产业。据统计，5-6月，全省旅游总收入同比分别下降64.9%和63.7%，前三季度，旅游总收入同比下降18.0%。旅游业利润的大幅下降，导致了旅游从业人员失业率上升。这些都给我省稳定扩大就业带来了困难。
3.新增待业人数进入峰值期，就业形势严峻。我省已经进入新增就业人员的高速增长期，城镇登记失业率近年来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目前仍有700万富余劳动力需转移就业。高校应届毕业生数量逐年大幅递增，而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却已连续三年下滑，毕业即失业的人数正在上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因此逐年增大。再加上外出农民工返乡，以及仍有部分下岗待业和“4050”就业困难人员，我省比全国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4.投入、发展不足，新增就业岗位较少。一是受地震影响，5月份全社会投资下降了7.1%，虽然灾后重建等有利因素拉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回升，但这种回升更多的是靠财政对基础设施投入的拉动，对全社会投资的影响还不明显。企业、个人和外商投资明显萎缩，直接影响了新增就业岗位的增加，导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小于新增待业人数。二是我省二、三产业发展不足，就业比例偏低，劳动密集型企业、服务行业企业、民营企业承载就业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三是大部分产业发展不足，产业链条不长。重视生产环节过多，发展产品设计、营销策划、广告宣传、批发销售、物流配送、终端销售不足，不能为高技能和高素质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最后，我省人均耕地少，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业本身能够产生的效益短期很难提高，很难设想在外打工年挣万余元工资的农民，在用光了积蓄之后能够安心在家种地。对今后几年农业吸纳劳动力的估计不可过高。
三、对策建议
1.抓住国家拉动内需和我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过程中，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投资小、提供就业岗位多的作用。重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承接，充分发挥其稳定和扩大就业的作用。
2.抓住灾后重建和对口支援的机遇，促进灾区扩大就业。一是应继续争取国家更多的灾后重建资金和对口支援省市的支持，扩大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灾区失业群众参与重建，同时为其他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是应对援助灾区的用工企业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按招收灾区失业群众数量，给予相应优惠。三是应继续实施就业对口援助，创新培训方式。对灾区失业群众实行“订单式培训”或“输入地培训”，对接企业用工需求，解决灾区群众技能短缺和结构性“民工荒”的矛盾。
3.把农民工回流的就业压力变为动力，缓解农民工就业供需矛盾。一是要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与加快我省工业化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结合起来，不断提升我省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与灾后重建项目结合起来，为加快建设美好新家园提供大量的熟练工；与发展现代农业结合起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素质更高的农业产业工人。二是要准确掌握农民工回流动态，做好调查统计工作，加强动态监控和统计分析，建立农民工返乡回流基础台帐。三是要加强对农民工的信息引导和就业服务。在主要输入地的劳务市场设立四川农民工接待处，加强联系衔接和信息沟通，实现务工和用工信息共享。大力举办各种专项活动，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四是要加强区域劳动合作，拓展农民工输出新渠道，不断调整改善我省农民工输入地结构。重点争取在环渤海区域建立新的劳务输入地。环渤海地区是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一个地区，也是我省劳务输出相对薄弱的一个地区。应该加强与环渤海地区用工综合管理部门的沟通，积极开展“订单式培训”，或联办职业技术培训班，重点输出“川建工”、“川技工”、“川妹子”、“川味餐馆”、“川籍旅游商贸服务人员”、“川籍农业工人”等用工量大的工种。五是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熟练
工仍然缺乏，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求。六是要鼓励支持有创业愿望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场地、税收、信贷、服务等方面给予优惠。
4.加强就业帮扶和教育引导，提高大学生就业率。一是要加强就业指导，搭建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二是要坚持就业帮扶，引导和鼓励未就业毕业生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为基层建设增添新生力量。三是要加强就业观念的教育，解决本科生就业率持续下降或难以提高的问题。四是要大力开展创业培训，提供更优惠的信贷、税收和管理服务，引导大学生自主创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5.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稳定和扩大就业。一是要落实扶持政策，加速推进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在金融信贷、税收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培训补贴等方面加大对我省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对国有企业要适当让利，帮他们渡过难关，以稳定和扩大就业。二是大力实施增值税改革，加速企业科技进步和转型，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三是要加强就业指导，鼓励自主创业，鼓励发展个体经营，鼓励支持劳动者到基层和偏远地区就业。四是要加强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落实就业援助制度和措施，切实帮助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就业。五是要切实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本室社会处：吕焱飞（统稿）殷铁松
唐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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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调查与决策——《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扩大我省农村内需对策研究》_
调查与决策——《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扩大我省农村内需对策研究》_.txt单身很痛苦，单身久了更痛苦，前几天我看见一头母猪，都觉得它眉清目秀的什么叫残忍？ 是男人，我就打断他三条腿；是公狗，我就打断它五条腿！调查与决策——《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扩大我省农村内需对策研究》总第351期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19期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扩大我省农村内需对策研究
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导致全球经济低迷，严重影响我省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来抓。从我省的情况看，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农村。进一步扩大农村需求，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扎实推进“两个加快”的必然选择。
一、扩大我省农村内需的有利条件
（一）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我省是人口大省,农业人口达6675万,占全省人口总量的78%,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我省农村消费水平很低，2008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2747元,还不足城镇居民的32%,潜在消费空间巨大；我省作为西部农业大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滞后的矛盾较为突出,客观上存在较大的投资需求。因此,以有效政策促进农村消费需求显著增加,是当前我省经济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二）农村消费已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有关调研表明，在现有条件下，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000元、恩格尔系数下降至50％后，农村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8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121元，增长16.2%。据此判断，我省农村居民消费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同时，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到2020年，要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目标。届时农民人均纯收入至少应达到82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相应大大提高。若今后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农民购买能力进一步提升、消费倾向进一步增强，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将会更大。
（三）农村消费结构处于转型升级时期。据有关资料，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而用于交通通讯的消费支出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医疗保健支出也逐渐上升。这意味着目前已经到了农村居民从食物、居住等基本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型升级的阶段。近几年家用电器、手机、电脑等中高档消费品正成为我省农民消费热点，预示着农村居民消费正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据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任何家电产品的农村普及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的消费需求。可见，一旦农村消费市场被真正启动，将对我省经济增长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四）农村市场流通环境逐步改善。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农村流通网络建设，深入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民购物更安全、更方便。随着连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以及超市、便利店、示范店等商贸业态逐步从城市走向农村，许多地方的农民告别了“柴米油盐找个体，日用商品赶大集，大件商品进城里”的传统消费方式，农村消费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特别是2008年我省采取财政补贴措施实施的“家电下乡”活动，全省销售家电产品115万台（件），销售额达16.5亿元，受益农户达106.5万户，中央、省政府补贴2．15亿元，带动
农村消费35亿元以上。这类措施，不仅有效开拓了农村市场、缓解家电及相关产业的困难，而且有效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了农村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
（五）中央、省及时出台了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为积极应对经济危机，中央及时果断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我省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实际，作出了用好“两个机遇”，围绕“两个加快”，强化“三个全面推动”，抓紧“八个方面重点工作”的止滑提速、爬坡上行、加快发展的总体部署，制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一项具体措施。中央和省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无疑将对扩大农村消费起到强有力的“发动机”和“助推剂”的作用。
二、我省农村内需不足的成因
（一）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这是农村消费不足、消费水平偏低的根本制约因素。虽然影响农村消费增长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导致农村人口减少；进城务工人员增多，消费市场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产品比较效益较低；减免农业税、粮价上涨等利好因素给农民带来的实惠，被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等通胀因素部分化解，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综合素质较低，增收手段比较单一等等，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农民购买力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农民增收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增收的渠道仍比较缺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此外，农村消费的地区差异也越来越显著，如目前成、德、绵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比盆周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要高很多。
（二）农民消费预期不稳定。这是农民消费意愿不强、消费倾向低的关键因素。我省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在一些地方农村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现有农村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农民缺乏可靠的社会保障，农民对未来的收入与风险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对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心态比较严重，防病养老、子女教育等储蓄倾向较强，使农村消费发展缓慢。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比较滞后，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储蓄倾向，影响农民的消费倾向；农村公共品投入不足，增加了农民生产性消费支出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生活消费空间。
（三）农村流通方式和经营业态相对落后。这是影响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消费的直接因素。一是流通方式相对落后。目前代销店、农贸市场等仍然是农民购物的主要场所，农村市场连锁经营的交易额占农村总交易额的比重较小，农村日用消费品绝大多数通过对手交易销售。二是流通网点数量不足。三是农村商品配送能力不强，个别地方消费不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四是流通基础设施不足等等。
（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管理滞后。这是影响农村消费环境和消费信心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不适应农村消费转型升级的需要。如仍有一些农村电网网架结构比较薄弱、配电容量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电商品在农村地区普及。另一方面，农村市场管理存在重收费、轻服务的现象，个别农村仍然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重灾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消费的扩展。
三、扩大我省农村内需的对策
（一）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1.农村消费和农民增收的关系。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惟有收入增长，消费才有可能增长。扩大农村内需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一要加大民生项目建设力度助农增收。紧紧抓住灾后恢复重建的机遇，着力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农房建设、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项目，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二要加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助农增收。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措施，帮助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三要加大农民技能培训力度助农增收。大力开展业务技能培训，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增强农民从事种养殖业、商贸业、加工业、运输业等行业的业务技能，从而帮助农民创业就业增收。
2.农村消费和农村投资的关系。农村投资与农村消费密不可分，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农村消费创造出农村投资的动力和新的投资者，农村投资则创造出农村消费的内容、方式和手段。结合当前农村需求和灾后重建实际，处理好农村投资与农村消费的关系，一要调整投资结构。着力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到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启动消费上。二要突出投资重点。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优势特色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能源建设、农村房屋改造、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三要鼓励多元投资。加大财政、信贷资金以及援建项目资金投入的同时，鼓励民间社会资金投入启动和扩大农村消费。
3.农村消费与深化改革的关系。深化改革，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要将增加投入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改革提高投入的效益。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加快制度创新步伐，有条件的地方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使农民和农业经营者能得到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的增值收益。二要加快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当前，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尚未发展起来，制约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要抓紧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具体办法。三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着力调整利益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建立规范的横向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财政重心适当下移，显著增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使其具有为本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经济能力。
（二）大力推进“四个并举”
1.城市就业和农村就业并举。通过扩大就业促进增收，构筑农村消费保障。在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发展创业创新型企业，扩大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同时,积极创造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加大对县域经济、农村地区产业建设的支持力度，切实增加就业岗位。
2.加大农村资金投入和扭转农村资金“抽血”并举。农村资金的投入是农村消费的基石。在继续大力增加农村财政投入的同时，政府必须采用干预手段,如从提高保障信贷资金的农村投放比例、降低农村贷款门槛和丰富农村信贷着手，实行利率优惠和财政贴息政策，着力扭转农村资金被“抽血”的状况。
3.强化资金杠杆效应和弱化资金替代效应并举。发挥财政和信贷资金调动民间资金的“杠杆效应”，是提高财政和信贷资金利用效率、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继续采取“家电下乡”、“农机购置补贴”、“沼气池补贴”等政策措施,切实发挥好资金的杠杆效应,进而发挥其促
进生产、扩大消费的功效。
4.着力扩大生活消费和扩大生产消费并举。在扩大农民生活消费的同时，更要扩大农业生产消费。根据有关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一年的农业生产消费达1.6万亿元,如果算上农村乡镇工业、第三产业，生产消费数值会更大。扩大生活消费和扩大生产消费不仅对扩大农村内需意义重大，而且对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供给、活跃农村经济、增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三）着力抓好“五个必须”
1.必须完善农村市场流通体系，拓宽消费渠道。一要构筑网络体系。借助我省民营、个体商业的活跃性，建立起国有、集体、个体多载体、多层次、多渠道的流通网络体系。二要建立新型业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积极发展新型流通业态，把城镇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代理、租赁、直销、代销等流通形式引入农村市场，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三要研究消费特点。积极引导我省企业研究农村消费特点，针对我省农民需求开发适销对路的商品，生产出价格低廉、实用性强、使用方便、质量可靠的产品，把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等延伸到农村。
2.必须创新农村消费方式，建立开拓农村市场的新机制。一要建立采购联盟。支持我省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推动质优价廉商品进入农村市场购销平台，切实降低采购成本与价格，使农民真正能够得到实惠。二要推进产品团购。积极推进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日用消费品、农资、建筑装饰材料、电器等产品团购，引导农民开展合作消费。三要建设综合服务中心。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改造建设集日用品、农资、药品、电信产品、邮政产品销售及家政、休闲、娱乐等服务于一体的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着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促进农民安全消费和便利消费。
3.必须加强农村市场监管，保护农民消费权益和消费信心。一要强化监管。要加强市场监督检查，加大查处力度，工商、卫生、质检部门定期对农村市场和其他经营销售点进行依法检查，对售假制假行为依法进行公开的严厉处罚。二要加强宣传。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经常传授、讲解有关商品辨别真伪的技巧和方法，提高农民识别商品的能力。三要畅通渠道。要健全市场投诉受理机制，畅通诉求渠道，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切实改善交易和消费环境。
4.必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树立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一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扶持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把农民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大保障纳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二要制定切实可行政策，尽快实现养老保障省级统筹，发挥社会保障的互济和调节功能。三要抓紧制定出台社会保险跨地区结转实施办法，切实保护我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5.加强对农民的消费教育，引导农民科学消费。一要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采取有效形式提高综合素质，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二要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引导农村居民从思想上接受科学消费、可持续消费观念，摈弃非科学、愚昧的消费行为，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三要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加强农民维权意识教育，使农民明确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与职责，切实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
负责人：吕焱飞
成员：李世金（执笔）
(提供单位:发布时间:2009-06-19录入用户：admin-swzys)
第三篇：调查与决策——《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扩大我省农村内需对策研究》_
调查与决策——《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扩大我省农村内需对策研究》总第351期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19期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扩大我省农村内需对策研究
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导致全球经济低迷，严重影响我省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来抓。从我省的情况看，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农村。进一步扩大农村需求，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扎实推进“两个加快”的必然选择。
一、扩大我省农村内需的有利条件
（一）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我省是人口大省,农业人口达6675万,占全省人口总量的78%,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我省农村消费水平很低，2008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2747元,还不足城镇居民的32%,潜在消费空间巨大；我省作为西部农业大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滞后的矛盾较为突出,客观上存在较大的投资需求。因此,以有效政策促进农村消费需求显著增加,是当前我省经济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二）农村消费已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有关调研表明，在现有条件下，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000元、恩格尔系数下降至50％后，农村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8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121元，增长16.2%。据此判断，我省农村居民消费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同时，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到2020年，要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目标。届时农民人均纯收入至少应达到82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相应大大提高。若今后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农民购买能力进一步提升、消费倾向进一步增强，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将会更大。
（三）农村消费结构处于转型升级时期。据有关资料，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而用于交通通讯的消费支出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医疗保健支出也逐渐上升。这意味着目前已经到了农村居民从食物、居住等基本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型升级的阶段。近几年家用电器、手机、电脑等中高档消费品正成为我省农民消费热点，预示着农村居民消费正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据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任何家电产品的农村普及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的消费需求。可见，一旦农村消费市场被真正启动，将对我省经济增长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四）农村市场流通环境逐步改善。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农村流通网络建设，深入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民购物更安全、更方便。随着连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以及超市、便利店、示范店等商贸业态逐步从城市走向农村，许多地方的农民告别了“柴米油盐找个体，日用商品赶大集，大件商品进城里”的传统消费方式，农村消费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特别是2008年我省采取财政补贴措施实施的“家电下乡”活动，全省销售家电产品115万台（件），销售额达16.5亿元，受益农户达106.5万户，中央、省政府补贴2．15亿元，带动农村消费35亿元以上。这类措施，不仅有效开拓了农村市场、缓解家电及相关产业的困难，而且有效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了农村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
（五）中央、省及时出台了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为积极应对经济危机，中央及时果断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我省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实际，作出了用好“两个机遇”，围绕“两个加快”，强化“三个全面推动”，抓紧“八个方面重点工作”的止滑提速、爬坡上行、加快发展的总体部署，制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一项具体措施。中央和省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无疑将对扩大农村消费起到强有力的“发动机”和“助推剂”的作用。
二、我省农村内需不足的成因
（一）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这是农村消费不足、消费水平偏低的根本制约因素。虽然影响农村消费增长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导致农村人口减少；进城务工人员增多，消费市场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产品比较效益较低；减免农业税、粮价上涨等利好因素给农民带来的实惠，被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等通胀因素部分化解，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综合素质较低，增收手段比较单一等等，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农民购买力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农民增收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增收的渠道仍比较缺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此外，农村消费的地区差异也越来越显著，如目前成、德、绵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比盆周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要高很多。
（二）农民消费预期不稳定。这是农民消费意愿不强、消费倾向低的关键因素。我省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在一些地方农村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现有农村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农民缺乏可靠的社会保障，农民对未来的收入与风险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对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心态比较严重，防病养老、子女教育等储蓄倾向较强，使农村消费发展缓慢。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比较滞后，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储蓄倾向，影响农民的消费倾向；农村公共品投入不足，增加了农民生产性消费支出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生活消费空间。
（三）农村流通方式和经营业态相对落后。这是影响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消费的直接因素。一是流通方式相对落后。目前代销店、农贸市场等仍然是农民购物的主要场所，农村市场连锁经营的交易额占农村总交易额的比重较小，农村日用消费品绝大多数通过对手交易销售。二是流通网点数量不足。三是农村商品配送能力不强，个别地方消费不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四是流通基础设施不足等等。
（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管理滞后。这是影响农村消费环境和消费信心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不适应农村消费转型升级的需要。如仍有一些农村电网网架结构比较薄弱、配电容量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电商品在农村地区普及。另一方面，农村市场管理存在重收费、轻服务的现象，个别农村仍然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重灾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消费的扩展。
三、扩大我省农村内需的对策
（一）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1.农村消费和农民增收的关系。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惟有收入增长，消费才有可能增长。扩大农村内需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一要加
大民生项目建设力度助农增收。紧紧抓住灾后恢复重建的机遇，着力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农房建设、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项目，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二要加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助农增收。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措施，帮助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三要加大农民技能培训力度助农增收。大力开展业务技能培训，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增强农民从事种养殖业、商贸业、加工业、运输业等行业的业务技能，从而帮助农民创业就业增收。
2.农村消费和农村投资的关系。农村投资与农村消费密不可分，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农村消费创造出农村投资的动力和新的投资者，农村投资则创造出农村消费的内容、方式和手段。结合当前农村需求和灾后重建实际，处理好农村投资与农村消费的关系，一要调整投资结构。着力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到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启动消费上。二要突出投资重点。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优势特色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能源建设、农村房屋改造、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三要鼓励多元投资。加大财政、信贷资金以及援建项目资金投入的同时，鼓励民间社会资金投入启动和扩大农村消费。
3.农村消费与深化改革的关系。深化改革，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要将增加投入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改革提高投入的效益。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加快制度创新步伐，有条件的地方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使农民和农业经营者能得到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的增值收益。二要加快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当前，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尚未发展起来，制约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要抓紧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具体办法。三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着力调整利益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建立规范的横向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财政重心适当下移，显著增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使其具有为本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经济能力。
（二）大力推进“四个并举”
1.城市就业和农村就业并举。通过扩大就业促进增收，构筑农村消费保障。在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发展创业创新型企业，扩大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同时,积极创造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加大对县域经济、农村地区产业建设的支持力度，切实增加就业岗位。
2.加大农村资金投入和扭转农村资金“抽血”并举。农村资金的投入是农村消费的基石。在继续大力增加农村财政投入的同时，政府必须采用干预手段,如从提高保障信贷资金的农村投放比例、降低农村贷款门槛和丰富农村信贷着手，实行利率优惠和财政贴息政策，着力扭转农村资金被“抽血”的状况。
3.强化资金杠杆效应和弱化资金替代效应并举。发挥财政和信贷资金调动民间资金的“杠杆效应”，是提高财政和信贷资金利用效率、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继续采取“家电下乡”、“农机购置补贴”、“沼气池补贴”等政策措施,切实发挥好资金的杠杆效应,进而发挥其促进生产、扩大消费的功效。
4.着力扩大生活消费和扩大生产消费并举。在扩大农民生活消费的同时，更要扩
大农业生产消费。根据有关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一年的农业生产消费达1.6万亿元,如果算上农村乡镇工业、第三产业，生产消费数值会更大。扩大生活消费和扩大生产消费不仅对扩大农村内需意义重大，而且对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供给、活跃农村经济、增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三）着力抓好“五个必须”
1.必须完善农村市场流通体系，拓宽消费渠道。一要构筑网络体系。借助我省民营、个体商业的活跃性，建立起国有、集体、个体多载体、多层次、多渠道的流通网络体系。二要建立新型业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积极发展新型流通业态，把城镇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代理、租赁、直销、代销等流通形式引入农村市场，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三要研究消费特点。积极引导我省企业研究农村消费特点，针对我省农民需求开发适销对路的商品，生产出价格低廉、实用性强、使用方便、质量可靠的产品，把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等延伸到农村。
2.必须创新农村消费方式，建立开拓农村市场的新机制。一要建立采购联盟。支持我省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推动质优价廉商品进入农村市场购销平台，切实降低采购成本与价格，使农民真正能够得到实惠。二要推进产品团购。积极推进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日用消费品、农资、建筑装饰材料、电器等产品团购，引导农民开展合作消费。三要建设综合服务中心。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改造建设集日用品、农资、药品、电信产品、邮政产品销售及家政、休闲、娱乐等服务于一体的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着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促进农民安全消费和便利消费。
3.必须加强农村市场监管，保护农民消费权益和消费信心。一要强化监管。要加强市场监督检查，加大查处力度，工商、卫生、质检部门定期对农村市场和其他经营销售点进行依法检查，对售假制假行为依法进行公开的严厉处罚。二要加强宣传。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经常传授、讲解有关商品辨别真伪的技巧和方法，提高农民识别商品的能力。三要畅通渠道。要健全市场投诉受理机制，畅通诉求渠道，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切实改善交易和消费环境。
4.必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树立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一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扶持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把农民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大保障纳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二要制定切实可行政策，尽快实现养老保障省级统筹，发挥社会保障的互济和调节功能。三要抓紧制定出台社会保险跨地区结转实施办法，切实保护我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5.加强对农民的消费教育，引导农民科学消费。一要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采取有效形式提高综合素质，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二要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引导农村居民从思想上接受科学消费、可持续消费观念，摈弃非科学、愚昧的消费行为，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三要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加强农民维权意识教育，使农民明确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与职责，切实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
负责人：吕焱飞
成员：李世金（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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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关于扩大就业的几点建议
关于扩大就业的几点建议
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稳定和扩大就业，牢固树立“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稳定”的意识，千方百计推进就业。一是坚持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拓展就业空间，扩大就业规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引导求职人员转变择业观念，特别是鼓励农民工外出务工，实现转移就业。高度重
视困难群体的培训就业，积极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落实培训补贴和岗位补贴，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先安排“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低保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就业。二是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完善保障方式。进一步建设覆盖全社会的保障网，免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加强基金征收，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按时足额支付。三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体系，逐步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积极完善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险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五篇：调查与决策——《统计基础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
调查与决策——《统计基础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总第175期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64期
统计基础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
四川省统计局综合处 聂富强 熊建中 倪方平
近年来，各级政府统计部门把加强基层统计基础工作作为一项重点来抓，反映出统计基础仍然是决定统计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省统计局在对四川部分地区的分层次选点调研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分析,并对如何加强和完善基层统计基础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基层统计与统计基础的关系
加强基层统计和统计基础工作是近来出现比较频繁的用语，就中国统计改革的逻辑要求而言，理清二者关系十分必要。
对“基层统计”的理解，按照《统计法》，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独立的统计机构，表明县统计局为基层统计机构。根据《宪法》，我国地方人民政府包括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等层次，广义的政府统计系统的基层在乡镇一级，或者说企业、住户、机关团体等机构单位构成了基层含义的最低一级。因此，统计的基层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的概念，且理解差异也大。将其理解为县、乡两级（或者乡镇、部门与企业）的流行看法从现实看来也许不无道理，但立足点仅仅是政府综合统计系统，至少没有紧紧抓住基层统计工作中核心的东西，用于指导实践则容易导致形式主义。
对“统计基础”的理解，将其限定在“统计工作的基础”方面，也就是开展工作的条件。所谓“人、财、物”是一般的说法，而有人员、有经费、有台账、有电脑、有机构、有制度等就是基础条件的具体化。
以上分析表明，基层统计和统计基础分别从属于主体和客体概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体到政府统计工作中，加强基层统计就包含了相应的加强统计基础工作的要求，而加强统计基础工作也必然不能脱离对基层统计的加强。而就政府统计的政策层面要求而言，加强统计基层的基础统计工作应该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困境与挑战
聚集的“脓包”、“崩溃”的边缘以及“下面真数假算、上面假数真算”等说法也许是对一些统计数据质量的片面观点，但也反映出部分统计数据源头的真实性问题较大，及转轨时期政府统计的微观基础非常薄弱的客观现实。把这些问题放在制度变迁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来看，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难性就更加明显。
首先，基于政府控制能力要求而形成的行政资源的自上而下配置方式是基层统计基础薄弱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论，在多级政府架构中，统计资源的分布从中央到地方其优劣程度是依序递减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与政府统计对微观基础的内在依赖要求严重背离，结果必然使宏观数据质量的稳健性缺乏保证。由于统计资源配置的“倒三角”分布与客观统计对象的“正三角”分布之间矛盾的长期性，可以判断：基层统计基础从相对意义上将处于长期薄弱状态。
其次，渐进式改革路径的选择决定了统计资源配置的渐进性质，从总体上看县级
以下统计基础面临着绝对薄弱的状况。通过近30年以“分权”为主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在取得持续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使得中央、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市）三级的政府统计工作条件总的说来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县级以下的统计基础则普遍较差。概言之，县级统计——任务重、办公条件差、经费缺乏、人员不足；乡镇统计——经费没有保证、兼职人员为主且变动非常频繁、统计台帐不健全、电子化程度极低；基层政府统计基础尚且如此，村级和企业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受地方政府重视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体制改革、统计体制安排和统计队伍建设等因素影响，基层统计基础状况在各层级各地区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而给加强统计基础工作的政策选择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地方政府重视的县（区）禀承“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统计”的理念，能将统计工作上升为政府行为，在经费和人员等方面给予制度保证。这种政府统计地方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使数据适合于地方利益的倾向明显，统计基础加强的结果反而可能导致部分数据质量的下降。经济发达的地区，统计基础相对较好，但也普遍面临着市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统计对象的爆炸式增长和多样性演变，基于提高数据免疫力要求的统计工作量巨大而繁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政府体制改革始终在探索中行进，最后总是要落脚到机构与人员上面，几乎每次改革的结果都导致了对基层统计基础的削弱。酝酿中的以精简为核心的新一轮机构改革将很可能对已经非常脆弱的乡镇统计基础以致命的一击。在以地方政府竞争为主要动力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现行统计管理体制已经演变成了“统一领导为虚，分级负责为实”的实际制度安排，“谁出钱就为谁办事”倒是不二的行为准则。统计基础工作抓得好的县（区）似乎一把手都特别“能干”，普遍受到党政领导的“厚爱”，背后的实质是层层目标考核的要求，一句话是数据。而乡镇和大中型企业的统计队伍则普遍面临着知识老化和流动性极大的困难，“内疚与无奈”表现了基层统计人员的心声，统计数据的微观基础已到了十分脆弱的地步。
三、体制改革与政策选择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制与政策均属于制度的范畴。相对而言，政策功能在于短期，体制就明显具有中长期意义。由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与长期性，应对基层统计基础改善的可能选择就只能求助于政策工具了。近年来，应该说国家统计系统自上而下已经意识到加强基层统计基础建设的迫切性，并在强化领导、开展调研、制定规范化标准、纳入统计工作目标考核、加强与部门和政府的协调、加快信息化建设、评选示范单位、加大执法检查以及培训企业和乡镇统计人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客观地说，有效果但力度不够，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从政府职能视角的深刻反思。作为政府统计人，我们认为当前在加强基层统计基础的实践中，各级政府必须在以下方面理清思路，切实有所作为。
第一、统计数据的公共品性质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各级政府应该承担基层统计基础建设的相应责任。统计数据是公共品已成共识，而其“准公共”性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具体而言，站在中央政府角度统计要为全社会服务，站在省级政府角度则又要为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依此类推。根据事权与责权统一的原则，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当前省级及其以下各级统计经费主要由地方分级承担的制度安排，至少说明了中央政府对责任的“拖欠”，加大中央财政中统计事业经费的投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第二、加强基层统计基础的关键在于政策的可操作性要强，力度要大。其实核心还是经费如何增加并落实的问题。按经济发展水平和统计对象规模等因素核定基本的统计事业经费，把乡镇级统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既是改革中的成功经验，也受到基层统计人员广
泛认可。
第三、对企业统计基础建设要贯彻分类指导、先易后难的原则。大致来看，对规模（限额、资质）以上企业要将“几有”标准的要求与工商注册、税务登记、贷款审批等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统计工作政府化的本质。对大量的小型企业，重点则在于将多种调查方式有机结合，切实建立起科学推算的方法体系。
第四、树立开放统计思想，坚决推进加强部门统计的新思路。应该说四川省在这方面观念比较先进，思路也很清晰，关键是推进与总结。根据中国渐进性改革的逻辑，县级是最好的试验田。比较成功的县已经把大部分属于政府部门统计的事务交给了有关部门，完成了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如何全部交出和如何审核数据质量的问题。应该重点关注这次改革，其意义对加强基层统计基础工作不言而喻。
第五、中央政府务必高度重视基层统计基础建设问题，将其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来抓。经济普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出了中国基层统计基础接近崩溃边缘的现实，我们建议国家统计局加强情况调研和问题反映，力争国务院把加强此项工作作为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要求，同时积极进行“偏软”的《统计法》修订，发动全社会科研力量关注基层统计基础问题等等。
(提供单位:发布时间:2006-08-09录入用户：admin-swz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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