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我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日益增多，特别是外地少数民族到我市就业谋生、寻求发展的趋势正不断上升。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的流入不仅活跃了城市经济，繁荣了民族文化，也给民族关系协调工作增加了难度。由于各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上的差异以及少数民族群众对流入地的法律法规和城市管理制度不甚了解，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对社会安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对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状况

我市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约50000余人，民族成份45个，众多外来人口参与了城市的建设，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这座城市中扎稳脚跟，开拓创业，成为新市民。由于流动人口工作的短期性，居住的不固定性，流动的随意性，给流动人口的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就目前而言，我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表现为以下现状：

一是流动速度加快。据最调查，我市现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5万余人，比2007年增加了4万人，3年时间增加了4倍，增速明显。

二是聚居现象普遍。由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认同感等原因，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喜欢聚居，以家庭、亲朋好友为主或以同乡、同民族为主的聚居现象十分普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三是从业特征明显。据调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职业构成主要有三类：一是普通务工，大多结伴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事体力劳动，主要是来自西南、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二是从事工商业，主要是经营牛羊肉、拉面、葡萄干、切糕等特色行业，以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的回族、维吾尔族为主。三是流动商贩，大多贩卖药材、藏刀、首饰等，主要来自四川、青海、贵州、新疆、西藏的藏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

四是受教育水平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年龄轻，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大多只有小学、初中学历。

五是情况不易掌握。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对流动人员的建档登记工作一时还无法做到及时准确。目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登记也只局限于有固定租住地和经营地的少数民族。对那些无固定租住地和经营地，以及在建筑工地等从事打工的少数民族很难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管理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二、我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一些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经商人员没有正常经营所必备的合法手续。作为“外来者”，他们大多是小本经营，而且没有长远发展目标，往往是临时租个门面，添臵一些简单的经营用品，开张经营，不愿主动到当地有关部门申办手续，无照经营现象较普遍。而沿街叫卖的经营者，常常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商业中心区集中沿街摆摊，强买强卖，违章经营。而在执法检查中，他们常常又不服从管理。

二是增加了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当中多数人文化素质偏低，政策法规意识淡薄，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案件时有发生。

三是增加了民族关系协调工作的难度。由于各民族文化背景

不同，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上有着差异，加上我们一些执法部门和当地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的习俗、禁忌不大了解，因而在执法和交往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影响民族关系的事情，而这类事情一旦发生，往往影响较大。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看，首先，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员流入城市后，呈现出“两个不适应”。一是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员不适应城市的生活，不懂城市的管理规章，面对新的环境感到茫然和无助，总有一种防范的心理，往往容易抱团，加上自身文化习俗与城市文化的差异，一时很难融入到城市社会之中。二是城市对大量涌入的少数民族人员不适应，有关部门思想准备不足，许多市民在心理上不理解、不接受，往往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甚至歧视他们。其次，到城市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人员，一是大都文化层次比较低，不少人在沟通上还存在语言上的障碍；二是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对法律、法规和城市管理规章知之甚少。

从主观上来讲，面对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员流入城市务工、经商，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体上看，目前还存在五个不到位：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把城市民族工作摆到应有的位臵，以致在政策指导上、工作措施上都比较滞后，跟不上发展的需求。二是法制建设不到位。面对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及时出台适应城市民族工作发展需要的法规、政策和配套措施。三是政策、法规宣传不到位。存在对各级党政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宣传培训不够，对新闻出版人员和各族群众的宣传教育不够的问题。四是服务和管理不到位。没有从适应城市发展规律和人口流动的趋势，转变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层面进行认真研究，形成一套有效的服务

体系和管理办法，少数民族正当合理的诉求得不到及时反映和有效解决。五是工作手段和机制不到位。在防范和处理矛盾纠纷以及突发事件方面没有形成齐抓共管和协同共管的有效机制，往往使小问题引发成大问题。

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是现阶段城市民族关系的必然反映，也是当前社会转型期间各种问题的表现和缩影，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作用。做好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工作，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大局。对此，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要加强民族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这是正确解决和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的前提和保证。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社会对做好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使“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从而营造民族团结、社会和睦的良好社会氛围。

2、加强综合治理，积极做好疏导工作。依法加强对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在处理和解决涉及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的问题上要做到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要考虑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及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特性，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尤其要警惕个别不法分子利用突发事件进行造谣、煽动及制造事端，坚决反对和制止采取非法、违法手段寻求解决问题的行为。同时，要教育和引导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了解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不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做到不信谣、不声援、不串联，并自觉服从工商、治安、城管等部门的管理。

3、加强服务理念，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各相关部门要在加

强管理的同时，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为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做好服务工作。尤其要针对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语言和生活习俗不同的实际，充分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为少数民族群众办理合法经营手续提供指导和帮助，真诚地为他们排忧解难、热情服务。同时，积极向有关企业推荐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使他们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从而为政府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架起联系和沟通的桥梁，让在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真正感受到党的民族政策的温暖。

4、加强沟通联系，建立预警机制。要通过政府管理部门建立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员联系制度，积极引导其适应城市生活。及时了解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的各种信息动态，对其进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宣传。要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及时发现可能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

5、加强信息反馈，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为了不断加强民族方面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应建立和形成快速、有效地信息反馈制度，形成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要遵循“信息共享、依法管理”的原则，妥善处理涉及民族方面的群体性事件。同时，还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以保证处理突发事件工作正常运行，使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切实维护全市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第二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一是调查摸底，建立流动少数民族人员基本情况信息平台。各村民宗联络员深入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调查摸底工作，了解流动少数民族人数、民族成分、学历、住址等信息，通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实行动态服务与管理。是党员的及时介绍到村党组织，参加正常组织生活；是信教群众的，就近介绍引导到宗教场所过正常宗教生活。

二是提供服务，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忧解难。各村成立了“少数民族服务中心”，安排专人接待、登记，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子女上学、证件办理、法律援助、就业咨询等发面的需求，积极为前来咨询的少数民族同胞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各村安排专人负责村民宗工作的同时，利用村服务窗口加强与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的沟通，提供相关帮助。

三是把握政策，做好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切实加强与信访、综治、安全等有关科室和村民宗联络员的协调沟通，定期召开会议交流信息，及时掌握涉及民族方面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并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民族方面的突发事件，认真把握政策，小心处理，防止一般问题特殊化，特殊问题一般化。

第三篇：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李伟梁

【内容摘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很好融入城市社会，是关系到城市社会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稳定的重要问题。他们在城市经历了“从流入到生存、适应再到融入”的过程，但从总体上说仍只是部分地融入城市社会。作为少数族群，他们的族群认同带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性”，极大地促进了族群内部的整合，但不利于城市社会各族群之间的融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既遭到了来自社会的排斥，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的限制，从而使其社会融入困难重重。应该大力构筑以融合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但不能对少数民族“一味”地实行保护政策，否则会形成“隔离”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关 键 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族群认同；社会排斥

【作者简介】李伟梁，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0）02-0035-06

在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内，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以及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边疆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内地城市务工和经商的数量逐渐增加。这对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了解、学习和合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内地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活跃市场，丰富城市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等原因，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增加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大了城市民族工作的难度，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就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族群认同

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也称社会融合，是国际移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国际移民理论认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即移民在迁入后一般表现出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的三种生存状态[1]。由于移民与东道主社会之间存在严重的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问题，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围绕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纷纷开展了有关政策的制定，出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报告。早在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就将社会融入作为社会发展三大领域之一，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切实推动社会融入。会议指出，社会融入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责任，每个人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社会融合不只是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虽然社会融入的概念很难界定，但有学者认为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可以定义的，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社会融入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社会融入是一种个人的和群体的现象，包括态度以及行为的改变；融入包括整体性融入和差异性融入，后者就是对主流社会的选择性适应。移民融入问题，应该说是世界各国均会遇到的共同性问题，所不同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更多是跨国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问题，而中国则主要是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2]。在本文的研究中，社会融入主要指外来人口进入流入地之后，不断地在就业创业、娱乐消费、语言文化、社会交往和心理认同等方面作出种种调适，在适应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与周围社会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和状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方面。其中，经济层面的融入主要是城市就业和收入，也就是职业上的转换；社会层面的融入主要是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方面的市民化；心理层面上的融入主要是自我认同和心理归属。其社会融入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心理结构的逐步消解的过程，即在经济上，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在社会上，从农民向市民、外地人向本地人转变；在心理上，包括认同和归属两个方面的转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经历了从“流入到生存、适应再到融入”的过程，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经济生活的立足阶段”到“社会行为适应阶段”，再到“现代心理认同阶段”的逐步递进深入过程[3]。其中，经济生活的立足是其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其次就是社会交往与文化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语言文字、培训学习、社区参与、休闲娱乐和节日庆祝等行为适应，最后是心理感受，包括生活满意度、留城倾向、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权威报告显示，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包括其城市适应，更指的是其最终“沉淀”于市民社会中，成为新市民。如果说以汉族为主的农民工主体在经济、生活上已经基本上“融入”或“卷入”了城市社会，那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农民工）只能说是部分地“融入”或“卷入”城市社会。与汉族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职业、社会交往、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等方面的社会融入程度相对更低。

作为少数族群，在移民之后往往保持自己的种族与文化认同，因为这关系着族群自身整体利益的问题，如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的合法权益、平等地位等等[5]。族裔聚集地是一个家族、邻居、朋友和从事少数族裔雇工和消费的相识之人组成的社会系统。其族裔边界是彼此承认对方为与我们一样的人或在同一个时段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群。语言、宗教、生理、态度、服装、食物及消费品共同形成某一群体的突出文化标志，并且演变成辨认其文化内涵的基础[6]。在城市里，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平时生活环境的改变，其原本“隐而不见”的族群（差别）意识会得到激发和进一步明确[7]，或者说，其族群认同意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但在更多的时候，这种族群认同是一种“选择性认同”，或者基于特定地域的族群关系，或者基于族群权益的保障策略。就其正功能而言，它加强了族群内部的整合，增强了族群成员的生存适应能力，还有集体行动能力，能有效地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但这种“选择性”的族群认同，既有可能降低了城市社会的秩序稳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城市认同，从而不利于其城市融入的推进。另外，这种“选择性”的族群认同加上一些外部因素的作用，最终会形成比较明显的“族群区隔”，例如，在武汉市的维吾尔族、回族和藏族等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的关系状态就是如此①。这种族群区隔的形成一方面意味着不同族群之间的区别和隔膜的存在，但同时也意味着族群之间的隔离状态已经被打破，或者说族群之间的融合已经或正在逐步形成。按照连续统的方法，大概可以得到一条比较清晰的从“族群隔离”到“族群区隔”再到“族群融合”的族群关系演化路径。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排斥与自我限制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进入到城市之后，他们在不断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地遭到来自社会的排斥，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的限制。

与社会融入经常一起使用的概念就是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所谓社会排斥就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状态[8]。现代社会中，外来移民、流动人口、罪犯和穷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所遭受的社会排斥如果不断加剧，就会产生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态度往往是“经济吸纳、社会拒入”，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之一。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必要的权益保障，与城市主流社会往往存在很大的距离，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往往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包括就业岗位、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生活待遇、执法、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的歧视。他们虽然长期居住、工作于城市中，但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是在心理上，他们都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顺利融入其中，这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以及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的建立。尽早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符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的最大利益。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遭受的社会排斥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拒入，包括主观拒入和客观拒入两个方面，前者如社会歧视，后者如户籍壁垒、社会保障缺失等。实际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不仅仅遭受了社会排斥，还受到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这种自我限制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拒入。与普通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自我限制”特征要更加强烈些。这种“自我限制”一方面有利于其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民族特色的保留，避免了绝对同化，但另外一方面却使其社会融入困难重重。

首先，是职业上的自我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就业的主渠道是参加民族经济活动。“族裔聚集地企业积极地吸收同族雇员。雇主使用同族背景作为一个筛选员工的因素。他们在聚集区内寻找他们需要的那些雇员，并且聘用那些与他们有真正或者象征性的关联的，或者是那些由其熟识的人所推介的人。关于员工的聘用、品行规范，以及企业运行，通常是基于本民族文化及可以实施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来执行的„„文化同根的人们彼此之间有多种联系，譬如同属于一个教会或同一个家族源”[9]。对于作为雇工的一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由于社会资源的缺少往往无法顺利进入多元的劳动力市场，雇工阶层多半选择依靠其族裔资本来创造自身工作机会。族裔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人们利用各自所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来为自己创造机会，由于人们可能已经是朋友、家族亲戚、合作投资者或有共同的熟人。共同的文化背景允许人们建立多种社会联系关系。他们之间彼此的信任，从而使得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得以一同工作。

其次，是社会交往上的自我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城市里的人际关系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以亲戚、朋友、老乡等为主要交往对象，除了其职业发展主要在同族或同乡圈子内，建立的业缘关系也带有明显的同质性特点外，其生活交往、语言交流主要也来自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异质性关系的匮乏严重阻碍了其城市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本的不足也就意味资源和机会比较稀缺，不利于其迅速融入城市社会之中。

再次，就是宗教文化上的自我限制。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上的不同仍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障碍因素。伊斯兰教信仰者饮食方面的规定与汉族的饮食习惯大不相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与普通市民的进一步交往。根据斯金纳的观点，将佛教与伊斯兰教相比，前者是处世宽恕的，而后者是相对不宽恕的，并且是排外的[10]，势必也会影响其社会融入。

最后，是心理层面上的自我限制。虽然他们渴望得到城里人的接纳与认同，由于身份地位上的差异而导致的地位不平等，往往使流动人口产生自卑心理，甚至出现“自愿性隔离”②，无法与城里人正常交往。由于在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遭受到这样那样的歧视，无法得到城里人的平等对待，久而久之，他们会产生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低层地位，具有过客看客心态、心理隔膜感和疏离感。为了融入城市现代生活，他们怀着进入城市的良好愿望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固定在了一个受歧视的社会位置上，一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漂泊感，另一方面他们却主动地退避而进入传统的社会网络，积极寻求传统的社会资源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通过血缘、地缘、族缘关系构建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

三、大力构筑以融合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在适用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律文书以及消除歧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社会融合的概念仍未被充分纳入一般发展的理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把社会融合的概念作为所有政策的中心，并寻找务实的方式方法来实现“人人共享的社会”③，促进社会更好接纳包括少数族裔以及残疾人士、艾滋病患者和违法犯罪者等在内的弱势社群的社会政策体系构建。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没有消解，城市里又形成了由“当地人”和“外地人”两大群体所构成的新二元社会结构。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之间依然存在诸多的社会排斥与自我限制。城市化进程实际上也是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其基点在于社会一体化，即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社群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与包容，从而建立“人人共享的社会”，准确来讲，应该是建立“人人共享的城市社会”。如何促进社会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弱势社群，需要我们制定并执行社会一体化计划，以建立真正的全民共享的和谐社会。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融入，不仅需要我们在保障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及消除社会歧视方面作出努力，更加需要将社会融合的理念作为民族社会政策的中心和重点加以体现。为此，我们应该重点作出如下努力：

第一，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加强民族工作立法。改革户籍制度，有利于消除城乡对立，消除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建立和谐城市人际关系。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最大体制障碍，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农民工所遭遇的问题没什么两样，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大力加强民族工作立法，落实和完善城市民族政策，调整和改善民族工作管理和服务方式，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法律规范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强制性秩序规则，我们必须尊重法律的规训作用，将外来者纳入同一利益体系与法律规范的融合模式。要实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族群之间的信任，法律规范无疑是其根本的保障。法律在已划定的人际运作和制度运作的区域，规范了社会的信任关系；法律制度之下的信任为个体间交往、公民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障[11]。但是，在城市社会中，如何制定公平的法律规范，怎样的民族法规政策才算是平等的，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反思的。

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生活就业困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安居乐业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住房保障、就业培训、子女教育、医疗保健和权益保障等。与普通市民相比，作为流动人口的少数民族往往处于职业层级和经济收入的最低位置，居住环境恶劣，教育机会匮乏，医疗保健水平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项目不全、水平偏低和账户无法自由流转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以健康因素为例，有研究指出，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健康，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得不同的病，工作岗位的等级越低，受到的心理压力便越大，因而更容易面临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就业状况也是影响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业保障和失业后重新就业的机会对健康有重大的影响。社会决定健康的因素包括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上所作出的努力和回报的平衡性、工作中的自主权、再培训的机会、就业保障及社会支持网络。而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尤其是收入不平等）被认为是最有害于健康的社会现象[12]。

第三，加强社会公共服务，提高社会参与程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往往又无一技之长，难以满足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极大地限制他们在城市的适应能力和发展空间。素质高的流动人口，在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上均有明显的优势，也更加具有现代意识和市民观念，也更加容易融入城市社会。为此，必须不断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其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大力开展民族社会工作服务，提高其心理调适能力和发挥自身潜能；加强民族社区、流动人口聚居、杂散居社区建设，增强社区参与程度，建立社区归属感。“广泛发展的社区自治组织与第三部门组织，有利于在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化解矛盾的缓冲机制。边缘群体与市民一样需要公共物品，在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尚无法吸收他们的情况下，应当帮助他们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13]。

第四，加强民族平等宣传，促进民族交流团结。民族身份、民族心理、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价值观等是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就是其民族认同、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价值观不断变化的过程。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民族价值观念和民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多样性，既是其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地方，也是其社会融入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威胁和破坏的地方，同时也是其社会融入的深层内容。作为城市社会的一员，流动人员有责任了解所在城市社会的法律、文化和价值，并尽量遵守或保持尊重。而城市居民也必须尊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民族风俗习惯、民族身份和价值观，尊重接纳而不是歧视排斥他们。必须大力加强民族文化宣传和教育，大力宣传民族平等，促进民族交流互动，消除民族歧视。

四、总结与讨论

与普通的人口流动相比，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不仅仅是城乡流动的反映，还是跨民族交往的反映。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也显得更加复杂，遭受城乡流动与跨民族交往的双重挑战与考验。由于现阶段我国的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的普遍存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正日益成为城市社会中典型的弱势社群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的高低正是衡量我国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大小的重要标尺。应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视为来自民族地区的“留学生”，他们在城市的工作生活其实就是其自身的继续社会化过程，其城市社会融入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心理结构的逐步消解的过程，其城市社会融入程度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其现代化、城市化和市民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早融入城市社会，符合流动人口和所流入城市各自的利益。城市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制定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大力构筑以融合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宣传社会包容、社会公平和社会平等，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城市民族经济，宣传民族风俗习惯，开展民族文化节庆活动，加强民族社区建设，以不断满足其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让广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共享城市社会改革发展的进步成果，促进其城市融入，加强民族团结，共建和谐社会。

但是，对少数民族“一味”地实行保护政策并不能真正地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某种意义上，保护实际上成了一种“隔离”，渐渐地从政策性“隔离”向自愿性“隔离”转变。少数族群如果长期处于一个整体性被照顾的体系与政策的环境中，他们因此也会整体性地感到自己的族群属于一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范畴。实行这样一些照顾性政策的目的，本来是想淡化族群差异，缩小族群差距，但是其结果却很可能反而推动少数族群的自我凝聚、强化其整体意识和进行社会动员。政府的官员会尽量满足当地少数族群的要求，以免被评为“不尊重少数民族，不落实民族政策”。[14]对少数族群利益的过度保护也会不断增强少数族群提出各种利益诉求的动力，反而有可能加剧族群矛盾和社会冲突，造成进一步的族群歧视。在自身权益保障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往往在碰到问题后会主动向有关部门反映，包括向公安机关反映被偷被抢被打等问题，向市、区政府或民委反映生意纠纷、受民族歧视等问题，主动利用民族政策为自己谋求平等保护，但与此同时，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很多人进城后不太了解城市管理的各种法律法规，只是凭自己原有的是非观念和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致使诸如乱摆设摊点、无证经营、贩卖管制刀具、打架斗殴等等现象屡有发生，多次引起矛盾和纠纷（杨健吾，2002）。事后，他们往往又试图利用民族政策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谋求“特殊”保护，从而给城市管理建设和民族工作留下种种难题。少数族群受到的特殊保护过多或过度，越有可能导致政策性歧视和社会性歧视，会片面强化其成员的族群意识，从而逐步拉开少数族群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与心理距离。因此，过度保护所带来的族群区隔甚至隔离的风险是进行政策制定和评估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 笔者在这里用“族群区隔”而不是“族群隔离”，主要是认为在现实的城市社会形态里，少数民族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往往并没有、也没有办法形成隔离的状态，无论是地域空间，还是日常交往和经济生活等，而族群区隔则比较直接地指出了外来族群（他族）和本地（我族）之间在居住空间、日常交往、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区别和隔膜。

② 郭星华等人研究发现，市民与民工之间的自愿性隔离程度很高。所谓的自愿性隔离，就是指群体成员由于共同的文化和心理需要，主动降低心理层面上的价值认同，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并以此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托。参见郭星华，杨杰丽：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自愿性隔离，江苏行政学院2005年第1期。

③ 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http://，2005年8月5日。

【参考文献】

[1]胡书芝，吴新慧．生存在边缘——对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04,(2).[2]方向新：城市化推进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C].2007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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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对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思考

对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佛山市南海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多，2002年底全区办理暂住证的流动人口达100多万人。流动人员的大量涌入，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同时，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2004年，南海区共破获犯罪刑事案件7507宗，其中流动人口作案6926宗，占92.3%；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047名，其中流动人口4284人，占84.9%。流动人口犯罪占犯罪总数的高比重，表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2003年底，国家对流动人口管理政策进行了调整，废除了无业人员收容遣送制度，取消了公安机关对出租屋登记的审核、清查等管理措施，南海区建立在原有政策基础上的流动人口管理“黄岐模式”随即废止。此后，全区流动人口暂住证办理率不断下降，2003年5月该区共办理暂住证98万多份，2005年5月仅办理55万多份；大量无业人员聚积，刑事案件高发，出租屋脱管漏管现象严重，部分出租屋成为犯罪分子藏污纳垢的场所。无业流动人口及出租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主要体现在“五个造成”：

（一）限制式管理模式造成政府服务缺位。南海区现有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是典型的限制式管理，这种模式将流动人口假想为可能影响社会安宁的不安定因素，潜意识地将流动人口当作对立面，使他们感受到来自流入地政府的管制约束，而无法感受到期望的服务与帮助，流动人口处于一种得不到政府服务的状态。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或利益得不到保障时，常常是向同乡组织、亲友甚至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寻求本应由政府提供的服务与帮助。

（二）管理资源不足造成脱管漏管。当前，流动人口管理政策规定较多，但支持管理活动的资源却严重不足。政府既没有在法定条件下管理流动人口的专门机构和专门力量，也缺乏经费支持。流动人口大都由综治部门联合政府相关部门组成临时机构、雇请临时户口协管人员进行管理，管理主体的合法性得不到法律认可。此外，法律方面的支持滞后，对不办理暂住证的，缺乏有效的处罚措施；对违反出租屋规定出租房屋的，处罚过轻、成本太高，执行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这些执法现状直接导致流动人口暂住证办理率不断下降，出租屋脱管、漏管率居高不下。

（三）综合治理不落实造成“综合不理”。南海区各镇街普遍由综治部门牵头，公安、计生、劳动、工商等部门联合成立流动人口服务中心，负责对流动人口的协调管理。各职能部门责、权、利不明，管理力量薄弱，缺乏权威性，工作开展非常困难。相关部门在参与流动人口管理时，重收费、轻服务的现象严重，综合治理职能作用远没有充分发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难以真正形成合力，突出表现为公安一家唱独角戏，很多人误以为流动人口管理就是公安机关一家的事。

（四）管理方法失当造成法制教育不到位。流动人口管理“只管手脚、不管头脑”的问题普遍存在，片面强调对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后的教育、惩罚，忽视对流动人口的思想情操、文化学习和法制教育等涉及精神世界的“头脑”问题的关注。一些地方虽然有时也开展一些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但内容枯燥，形式单调，收效甚微。政府不重视流动人口精神文化方面的投入和建设，却又希望他们个个遵纪守法，显然只能事与愿违。

（五）认识存在偏差造成管理阻力。一些单位、个人、甚至个别政府领导片面强调短期经济效益，认为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因而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重视不够、管理不严、配合不力。有的企业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对外来务工人员相关证件不闻不问；有的出租屋主为收取房租，不核实承租人基本情况，给钱就租，蔬于管理；有的地方政府领导对管理工作不过问、不支持，甚至公开指责公安机关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制约了地方经济发展。

二、流动人口管理漏洞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由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现有的种种问题，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一）影响打击力度，刑事案件大幅上升。流动人口管理失范、政府服务对流动人口的缺位直接导致流动人口的自制能力和防范意识普遍不高，诱发大量刑事案件。一方面流动人口中相当部分人道德水平低下、法律意识淡薄、心理承受能力弱，在择业范围狭窄、自身生存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极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并且，流动人口犯罪的流动性极强，相互教唆犯罪方法致使反侦查能力趋强，增加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难度。另一方面支付流动人口流入本地后对社会治安、风土人情等缺乏了解，防范意识薄弱，警惕性差，容易成为违法犯罪分子侵害的目标。而且受到侵害后，不能很好地配合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有的甚至忍气吞声不报案，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犯罪。

（二）流动人口聚居，治安问题众多。南海流动人口聚居倾向比较明显。据调查，流动人口来自同一县（市、区），并在南海同一村（居）、厂企、小区、外（员）工村等聚居，聚居人数在300至500人的聚居点有22个、500至1000人的6个、1000人以上的2个，这些聚居点散布在环境相对复杂的城乡结合部。由于流动人口不同程度受排斥、遭歧视，基本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屡见不鲜；再加上地缘关系影响，习俗、文化相近，沟通联系较多，为避免自身权益受侵害，他们往往紧抱成团，并逐步演变为半独立的乡土式社会群体，由于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有力管理和引导，极易导致黑恶势力的蔓延，滋生团伙犯罪，甚至引发公然挑衅基层公安机关、暴力阻扰民警正常执法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仅2005年5月份，南海就发生此类群体性事件3宗。

（三）无业流动人口滞留，治安隐患突出。目前，南海有一个庞大的无业流动人口群，他们或因各种原因找不到工作，或压根就不找工作而专以犯罪谋生。这部分人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稳定的收入，为维持日常生活或满足外出赚钱的初衷，极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2003年底，国家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后，公安机关对这部分人的管理严重缺位，从而使滞留的无业流动人口不断增多，造成较大的治安稳患。现在滞留在南海的无业流动人口估计超过5万人。

三、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思考

上述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危害，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创新工作方法，建立融管理、服务、教育、维权于一体的流动人口管理新机制。

一是确立科学的管理理念，完善流动人口管理配套设施。我们要改变“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会制约本地经济发展”、“流动人口管理是公安一家的事”等错误认识，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要充分认识到搞好流动人口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政府牵头、公安为主、各方参与、综合治理”的方针，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明确职责、落实责任。政府要成立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专门机构，加大财政投入，保障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经费。要规范各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责和管理手段，在各职能部门中实施监督、检查、考核、奖惩制度，狠抓管理责任制的落实。对由于工作不负责任而出现问题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追究其责任，真正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二是树立服务型的管理方式，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要改变过去重管理、轻服务的管理方式，按照服务多数、管住少数的原则，将善待外来工、服务外来工作为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立足点，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近年来，损害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劳资矛盾日益激化，引发了许多刑事案件，有的还酿成了群体性事件。因此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严厉查处拖欠、克扣外来工工资等损害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行为，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要做好服务工作，将管理与服务紧密结合，具体是要为流动人口提供职业介绍、房屋租赁、业务培训等服务，在劳动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上实行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员一律平等的政策等，增加流动人口对本地的归属感。要加强流动人口法制宣传教育，实现由事后打击处理为主动事前教育预防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从关心爱护、严格管理的角度出发，开展经常性、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提高流动人口遵纪守法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三是建立健全重点对象管理工作机制，落实各项管理措施。一要抓好重点流动人口的管理。流动人员作案占绝对比重，但并不是说流动人口就是犯罪群体的代名词。我们必须看到流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诚实守法的劳动者。只有抓住重点流动人口管理，才能使预防和打击犯罪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二要抓好重点出租屋的管理。根据流动人口承租人的情况排查出重点出租屋，实施重点管理，对无业人员、有犯罪前科人员和涉嫌利用出租屋进行非法活动人员等租住的出租屋，切实落实管理措施，实行“以居管人”；并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谁受益、谁负责”的连带责任原则，由派出所与社区民警、社区民警与出租屋主层层签订治安管理责任状，责成出租屋主加强管理；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要及时查证予以打击，对出租屋发生的刑事案件或犯罪人员以出租屋为落脚点的，严厉追究出租屋主和有关社区民警的责任。三要对聚居流动人口重点列管。针对流动人口聚居地容易滋生犯罪、诱发黑恶势力蔓延的特点，建立健全事前监测预警机制，对聚居地重点人员实行严防、严管、严控，发现有帮派性质的非正式组织或有组织犯罪的苗头，要及时做工作，采取措施分化瓦解，严厉打击。

四是勇于创新，积极探索管理新模式。从南海区探索实践的情况来看，流动人口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集中居住、统一管理模式。在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采用由政府、企业投资兴建外来人员公寓，或将闲置房屋改建外来务工人员宿舍的办法，使外来人员集中居住在一起，实行统一管理。这样一方面既为外来打工者提供了方便、廉价、服务周到的出租屋；另一方面，由于集中管理，管理更为有效，使出租屋不再成为违法犯罪人员的“安乐窝”。实践证明，这是管理流动人口、出租屋最有效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受到打工群体分散难以集中等因素的制约。二是分散居住、集中管理模式。主要有四种比较成功的管理模式：一是“村民自治”模式。通过在村规民约中规定收取出租屋治安管理费，对不符合管理规定的出租屋实行停水、断电、取消出租屋主股份分红等措施，督促出租屋主接受管理;村委会利用收取到的管理费雇请协管员，对流动人口、出租屋实行统一管理。这种模式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较强，农民股份分红较多的地方。二是政府主导模式。由政府牵头，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全面规划、督导，各综治职能部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对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政府出资组建户管员队伍，由公安机关指挥、管理和使用。镇、村两级成立出租屋和流动人口服务中心（服务部），提供房屋出租审核、发证，流动人口暂住证办理、计生证件办理，甚至房屋出租中介、职业介绍、劳务信息咨询等服务。该模式能方便公安机全面、准确、及时掌握各种信息，对出租屋和流动人口实行信息化管理。三是物业管理模式。由综治部门牵头，组建独立于公安机关之外，直接向综治部门负责的管理机构，在村委、居委组组建专门管理队伍，按物业管理模式进行管理。物业管理模式适用于城区，一方面减轻了公安机关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专门机构、专职人员对出租屋实行管理，提高了管理力度和效能。四是“半封闭物业管理”模式。在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混合居住区域，通过减少出入口、加强出入检查、建立专门管理队伍的做法，实现半封闭式物业管理。这一管理模式一方面能有效压减半封闭小区内违法犯罪分子作案的空间和时间，减少发案；另一方面，由于流动人口须凭暂住证出入半封闭小区，能提高暂住证办证率，促进流动人口信息化管理。上述各种流动人口管理模式都是实践证明比较成功的，针对各地经济状况和治安形势的不同，还可探索新的管理模式。

第五篇：关于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思考

关于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思考

2015-04-16 08:24:29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崔术芳

金钟街道吃透新时期行政执法改革精神，结合街域城市管理和担负试点任务实际，以高标准建队、高标准管理、高质量服务为目标，把任务统领、融合力量、垂直指挥、末端求效作为城市管理队伍建设的主线，努力在城市管理工作上求创新，在发挥队伍作用上用实招,在末端检验上看实效，组织领导到位、力量配备到位、教育训练到位、综合保障到位，抓好队伍建设。目前，城市管理办公室机构健全，人装齐备，思想统一，正规运行，满荷运转，队伍建设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在维护金钟街域美好环境、创建和谐生态宜居市镇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一、组织领导到位。街党委、办事处把建好城市管理队伍作为城市管理基础工程，坚持议建、议管，及时分析城市管理和队伍建设形势，找准制约和影响发展水平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主要领导亲临一线解决难点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三议、三优先”制度。“三议”，即：坚持制度经常议。通常情况下，街道每半月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城管办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难点问题。重大任务专题议。受领上级任务、参加统一行动或开展专项整治时，专题召开多方会议研究方案，明确任务，进行部署。特殊时期及时议。在惠民政策落实、人员结构调整等内、外部形势变化的特殊时期，及时研判形势，预想情况，多渠道、多举措研究预防和解决措施。“三优先”，即：编制资源优先向城管队伍倾斜，装备器材优先向执法队伍配备，生活保障优先向一线队员倾斜，保证了城市管理队伍健康发展。

二、力量配备到位。一是盘活编制资源。指派有责任心、能力强的处级领导和科级干部负责城市管理工作，把全街涉及城市管理的部门、人员调整充实到城管队伍，最大限度地把人员资源向队伍编配。二是整合多方力量。把辖区公安、交警、综合治理力量整合进来，与驻街的工商、消防等部门建立联系制度，实现上下联动，左右协调，内外互补，发挥整体合力。三是融合服务功能。整编了环卫所、组建工程维修队，与街域各服务单位建立了顺畅的工作关系，垂直管理体系更加完善，避免了多头指挥和打乱仗。目前，城管办管理和执法力量达140余人，各类服务力量240余人，形成了全方位负责、全要素服务的新型城市管理和服务网络。

三、教育训练到位。针对街道城市管理队伍建设课题新、经验少、责任重的实际，以管理规范化、执法文明化、行动军事化为建设目标，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培训。一是思想教育抓引导。按照“抓队伍先从思想抓起”的思路，采取言传身教、管带并举的方法，引导全体人员树立以苦为荣和守土尽责的意识，突出抓好随机教育和导向树立，广泛开展“争创先进科室，争当优秀队员”活动，增强使命感、荣誉感和建功岗位的政治热情，为完成任务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二是业务培训抓重点。区分业务抓学习。按掌握本职、熟悉相关的要求，建立周业务学习日制度，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执法技能的掌握。共同标准抓统一。严格执法流程，梳理《行政执法流程》，印制了《执法服务工作手册》，确保执法流程严谨，程序规范。综合服务抓对接。摸清街域内民计民生等社会情况，与居（村）委会建立联系，指导服务单位开展工作，联合处理相关问题，确保服务群众链条完整。三是作风形象抓养成。坚持从一点一滴抓起，从一举一动做起，从一言一行管起，制定了《城管办日常工作和行为规范汇编》，对一日工作和生活、个人着装和举止形象、日常制度和奖惩机制、执法行动的组织实施进行了全面统一，细化职责，明确标准，协调驻军开展以队列、内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训练，养成优良作风，实现了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的目的。

四、服务管理到位。一是清脏治乱基础扎实。开展保洁服务外包试点活动，推动网格化管理的深入落实；绘制《重点垃圾点位普查图册》，明确管理责任；组织沿街商户和有关单位责任人进行城市管理法规宣讲和签署《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告知书》；狠抓重点点位治理，突出抓好1.8公里津蓟联络线和入市口道路扫保，圆满完成达沃斯论坛等各类保障任务20余项，提升了美丽金钟的良好形象。二是“四清一绿”效果明显。在清新空气上，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要求，23个敏感点位定人定责，全面落实避免扬尘污染5个100%的要求。在清洁河道上，指派专人负责河道清理，完成了徐庄子巨邦物流、新市镇河道以及公园水面等专项清理工作，提高了河道管理质量。在清洁村庄上，实现村村“洁、净、清、整、绿”五位一体，建成清洁村庄9个，为赵沽里修建了8个垃圾池，做到可视范围内立面无乱贴、乱涂现象，达到预期效果。在清洁社区上，实现社区组织和物业管理全覆盖，完成了春江里社区改造。采用试点先行的方式，在新市镇德翔里、德悦里开展了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对450个垃圾筒实施了分类改造。三是绿化惠民稳步推进。组织对辖区内公园情况进行了摸排统计，完成建设美丽天津秋植工程、2014年双植工程研究论证工作。组织开展惠农两年绿化调研计划工作，对街域内9处地块5602亩土地进行论证，实施了统筹计划。在绿化养护上，对金钟路拓宽改造段和津蓟联络线道路两侧及中间隔离带的绿化带进行保洁。四是市容整治高压长效。针对群体自发市场、个体乱摆乱卖和露天餐饮等行为，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清理广告牌匾120余处，清理春江里等露天烧烤30处，清除新市镇内的工程渣土94件，3次组织对施工单位的撒露问题进行监督整改。彻底解决了市镇内乱摆乱卖问题。五是为民服务受到好评。设置便民广告栏和河岸安全警示标志；在新市镇建立公共厕所7处，实施二级管理，制度上墙，专人保洁；针对雨后等特殊时期，加强街域内低洼地段、居民小区排水工作；积极解决群众困难，主动对铸件厂垃圾点位进行整修，及时组织对惠天小区清掏和排水，受到了群众好评。六是交通治理推进坚决。组织对街域内车辆维修厂、改装点进行摸查建帐，对市镇内停车场和停车位建设进行论证，关闭3处维修点，取缔专卖店1处，在新市镇内12条道路设立1747个划线停车位，组织对“三非”车辆进行了查扣。

五、综合保障到位。街道党委、办事处领导班子深入现场办公，把最好的办公房间、办公设备划拨给城管办，车辆装备优先配备城管办，专门安装数字化平台建立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先后投入500余万元改善办公条件和关心队员生活，建立了人员办公室、队员休息室、娱乐室、装备器材室。为一线执法队员购置了执法车辆、现场摄录仪、摄像机、执法服装、头盔、反光背心、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宣传音箱等防护器材和执法装备。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由GPS车辆定位系统、车辆3G监控系统、城管通手机巡查系统三部分组成。GPS车辆定位系统主要是实时监控车辆位置和运行轨迹，车辆3G监控系统主要是实时观看或下载回放视频信息。这套系统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监管功能，也就是对员工的管理，可以掌握巡查人员是否到岗、巡查路线有无到位；二是取证功能，将视频信息采集保存作为执法依据；三是调度功能，根据上报的事件进行分类解决，可以第一时间进行调度指派附近车辆或业务科室进行处理。取得效果有三点：一是配合落实网格化管理，真正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体系，进一步实现监管全覆盖；二是实现城市管理问题及时派遣、处理和反馈，对区域内违章建筑、渣土运输、占道经营等不法行为实时监管；三是与公安、交通、消防、居委会、物业公司等相关部门建立联络机制，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构建城市管理新模式，保障了城市管理任务圆满完成。

(作者系金钟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