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贺铸《东山词》中的女性形象1
浅论贺铸《东山词》中的女性形象
[内容摘要]贺铸的词集《东山词》中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其中有赠妓词中的歌儿舞女,又有言情词中凌波美人和纯情少女,征人思妇词中的闺妇,还有悼亡词中的亡妻。这些女性形象丰富了《东山词》的艺术形象,反映了贺铸取词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其复杂的感情世界。
[关键词]贺铸《东山词》女性形象
贺铸,字方回,是北宋词坛上词作甚丰的一位作家,也是北宋词坛上唯一一位英雄豪气与儿女情长并存的词人。他长相奇丑,但其词却“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1,为人豪爽精悍,心思却很细腻。正如雄武盖世的项羽曾“别美人而泣,情发于言,流为歌词,含思凄婉”2一样,这两个截然对立的方面在他身上和词中都能得到和谐和统一。其词集《东山词》中塑造了许多富于特色的艺术形象,其中尤以女性形象最具丰富。《东山词》存词283首,其中言情词约占一半,这部分是以男女爱情为主,还有写给妻子的悼亡词,另外还有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闺怨词。本文从其中的富有蕴味的女性形象角度入手,对其美妙的艺术形象进行全面观照。
一. 婀娜多姿的歌妓
北宋时期,因为文人与歌妓关系密切,娼妓制度在当时非常发达。贺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常常会写出一些妩媚之作。在这些言情词中,贺铸通常用工笔细描的笔法描写出一幅幅精致的艳冶佳人图,例如:【攀鞍态】:
逢迎一笑金难买,小樱唇、浅蛾黛。玉环风调依然在。想花下、攀鞍态。伫倚碧云如有待。望新月、为谁双拜。细语人不闻,微风动、罗裙带。(文中所引词都按照这个格式)
在言情词中,作者所描摹的是“小樱唇、浅蛾黛”式的美人,《璧月堂》:“雪肌英粉腻、更生香”。《最多宜》:“半解香消扑粉肌,避风常下绛纱帷,碧琉璃水浸琼枝”。还有《艳生歌》:“蜀锦尘香生袜罗、小婆娑。个侬无赖动人多,是横波”。这些词充满绮情艳思,辞藻艳冶华丽,也表现了贺铸“儿女情长”的一面。贺铸曾坦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走不瞎”3.此类词所描绘的女子形象多侧重外在之美,缺乏主观情感的投入,更少蕴藉幽远之致,她们并非方回词所创造的主要女性形象之所在。
《东山词》中这类言情词,多是樽前花月间的舞女,作者在描写女性形象时略带狎昵之趣味。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云:“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
4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他认为贺铸词多华赡辞藻,缺
乏充实的内涵,这基本上是指这类艳情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贺铸这类艳情词也反映了在封建社会中歌妓这一类“被侮辱与被损害”人的真实生活和性情。1
2 程俱《贺方回诗集序》见钟振振校注的《东山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33页。张耒《东山词序》,转引自孙克强著《唐宋人词话》.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331页。3 周密《浩然斋词话》,中华书局,1986年。
4 王国维《人间词话》(插画本)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7页。
二. 敢于表达爱情和不舍的纯情女子
贺铸《东山词》中所描写的爱憎分明、敢于表达爱情主见的少女形象也是令人折服的。他是个身材魁梧、相貌近丑的男子汉,却能将天生丽质的纯情少女心事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画眉郎·雪絮雕章】:
雪絮雕章,梅粉华妆。小芒台、榧机罗湘素,古铜蟾砚滴,金雕琴荐,玉燕钗梁。五马徘徊长路,漫非意,凤求凰。认兰情、自有怜才处,似题桥贵客,摘花潘令,真画眉郎。
这首词,上阙为我们塑造的是一位待字闺中的少女,一位才貌双绝的佳人形象。词中“雪絮雕章,梅粉华妆”分别引用的是晋代才女谢道韫咏雪和南宋寿阳公主“梅花妆”的典故,以此来突出这位少女的天生丽质。“小芒台、榧机罗湘素,古铜蟾砚滴,金雕琴荐,玉燕钗梁”描写的是不同凡响的香闺中的古雅精巧的文具,此文化气氛,恰好衬托出它的主人的超凡脱俗的气质、素养和情操。下阙写的是少女内心之脱俗,“五马徘徊长路”的求婚者,皆“漫非意”,然则这位待字闺中的少女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如意郎君呢?“认兰情、自有怜才处,似题桥贵客,摘花潘令,真画眉郎” 便是回答:她爱的是想司马相如、潘岳那样的风流才子,对爱情和婚姻有自己的主见。这首词从头到尾通篇用典,并有着理性思考的内容,是整首词的意蕴丰富了人物形象也更加饱满。
再如【芳草渡】:
留征辔,送离杯。羞泪下,撚青梅。低声问道几时回。秦筝雁促,此夜为谁排?君去也,远蓬莱。千里地,信音乖。相思成病底情怀?和烦恼,寻个便,送将来。
词人净洗铅华,全拟女子之口,委婉曲折地写出新婚不久年轻夫妇难舍难分的情景。上片词人通过一“留”、一“送”两个动作描绘出年轻妻子对丈夫苦苦挽留,频频劝饮。词接下来又以三个动作“泪下”“撚”“问”,极细腻,极委婉地刻画了年轻妻子悲痛欲绝的心理活动:欲言则羞,欲不言则心中有无数话要倾吐,所以左右为难,低首撚梅,离别的痛苦终于战胜了新婚的羞涩,故“低声问”又续以“几时回”,未发而盼早归,写尽了痴情女子的情怀及其娇羞可人的形象。下片一番情真意切的话,则是女子对丈夫的嘱咐,离别千里之远,两地音信之隔绝,君会因思念自己而相思成病,此人设想奇特,女子不要求寄信物,而要求他把相思成病时是怎样的一种情怀,以及种种烦恼,寻个方便寄送给她。这种痴情的要求,是不合寻常理,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妻子对丈夫爱惜的痴情女子形象。
三. 飘逸清新的凌波仙子
《东山词》中以相思恋情、羁旅闲愁两类作品为最多,品格骚雅的羁旅词占整个《东山词》的一半。贺铸在这部分词中的女性形象显得蕴藉深远,飘渺如仙。贺铸其性格豪爽刚直,所以其词风近似豪放明朗。此类词有不少描写了清新脱俗的白衣仙女形象。其中最富盛名的千古绝唱是《青玉案·横塘路》词中的凌波美人: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知处。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这首词是方回退居苏州时,因看到一位女郎,便生了倾慕之情,于是写下了这篇名作。贺铸也因这首词中佳句而得到“贺梅子”的雅称。上阙写一位凌波美人芳步未至横塘近处,不料翩然远去,作者只能怅然目送芳尘而去。词起笔飘逸,极写词人“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痴情,“凌波芳尘”出自曹植的《洛神赋》中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极写惆怅之意。“锦瑟华年谁与度”,词人化用李商隐诗句,以锦瑟之音繁,喻青春岁美。词人用此加以想象,不知如此年华与谁同度。下面的月桥、花院、锁窗、朱户,此深闺密院,竟唯有春能知之,词人在此想象思恋的是一位青春岁美的佳人,她神韵飘逸,性格超凡,独处于深闺中,感叹虚度青春。词人写佳人之叹,以衬托自己沉沦下僚,孤寂离索之怀。“只有春知处”寄托了贺铸对自己不被重用、理想破灭的深沉失落之感。下阙写词人一片痴情,只能呆站在那里,直到暮霭渐生。“彩笔新题断肠句”,词人为此痴情而作断肠句,引出了金曲煞拍一问三叠答,词人巧扣当前的季节风物,以草、絮、雨之多直抒词人的不尽穷愁。
这首词表面上写佳人渐远,乃至消失,由此引起词人不尽穷愁,其实质是写词人心目中高远理想的追求,而终不可得之幻灭而痛苦的失落感。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有云:“敢知时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1。贺铸作词提倡“比兴深者通物理”,他汲取《离骚》的比兴手法,通过“凌波美人”等审美意象,将孕育着高远理想追求的内心世界客观化和对象化,表达含蓄而深刻,愈酿愈醇。词的内涵转向了理性追求的深层寄托。此外,《东山词》中还有这类“凌波美人”意象的词:
《下水船》:灯火虹桥,难寻弄波微步。
《花心动》:彩阑倚遍平桥晚,空相望,凌波仙步。
《南歌子》:一钩新月渡横塘,谁认凌波微步,袜尘香。
这类词所表现的惆怅情感与《青玉案》相似,她们都是贺铸心中高远理想的完美化身,在词中作者抒发一种可望而不可得的失落感。
四.愁怨交织的闺怨妇
《东山词》中的女性形象大部分是青楼女子,有一小部分是写给妻子,还有一部分便是思妇和怨妇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体现在贺铸一部分通过写实事反映民生疾苦及社会问题的词作之中。句子不通贺铸生活的宋朝边地烽火不断,大批戍卒背井离乡,驻守边境,封建统治者对他们的生死哀乐却漠不关心,独守家中的妻子们对他们的牵肠挂肚的担忧和思念,遂成为当时极平常、极普通的社会现象。作为一名对人民疾苦抱有同情心的文学家,贺铸用自己词代替思妇征夫诉说他们的痛楚。在组词《捣练子》中,贺铸塑造了一批捣衣寄远的思妇形象,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捣练子》三首:
【夜捣衣】收锦字,下鸳机,净拂床砧夜捣衣。马上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
【夜如年】斜月下,北风前。万杵千砧捣欲穿。不为捣衣勤不睡,破除今夜夜如年。
【望书归】边堠远,置邮稀,附与征衣衬铁衣。连夜不妨频梦见,过年惟望得书归。
第一首以“收锦”、“下机”、“拂砧”、“捣衣”一连串动作,概括了思妇一天一夜的辛勤劳作。词人不加粉饰地勾勒出一个勤劳、贤惠的妇女形象。后两句则是对思妇的精神世界作深入的开掘。为什么瓜代之期?已过,雁归而人未返,揭示了封建兵役制度的残忍,写出了思妇心灵上的痛苦和创伤。《夜如年》写深秋之景勾起了思妇对远戍边地亲人的思念,“万杵千砧捣欲穿”刻画了思妇勤于捣衣的形象。为什么“不为捣衣勤不睡”呢?因为“破除今夜夜如年”,短短的一夜在思妇看来犹如漫漫长年那样难以消磨,细细品味,言外之意,有多少缠绵执着的1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注释版本和页码
思恋和肝肠欲断的痛苦啊!“愁多梦不成”的思妇形象永驻读者心中。另外一首《望书归》写边陲千里遥遥,驿站车马又很少,寄去自己赶制的战袍,一夜之间尽可以多次在梦里和夫君相见,但现实上,只希望明年能够收到回信。写出了思妇对生活的需求已经低到了不能再低的限度:不敢奢望与征夫重逢,只希望能够在梦里多见几次面;不敢想人回来,只希望来年书归。这样的悲痛苦楚的思妇形象实在实在令人泪下。这组词也含蓄地讽谴了封建统治者对边地戍卒的漠不关心,表达了词人对思妇征夫的深切同情。这类词全不设色,不雕琢,清丽自然,朴实无华,真可称得上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由此可看出贺铸词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还有另一种思妇形象是与自己恋人别后相思、追忆昔日的美好的形象。句子不通【西江月】:
携手看花深径,扶肩待月斜廊。临分少伫已怅怅,此段不堪回想。欲寄书如天远,难销夜似年长。小窗风雨碎人肠,更在孤舟枕上。
这首词的上片前两句极其生动地写出了男女欢会那样一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态,给人以温馨的印象。后两句转折点出以上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都不过是分别后的“回想”,怅然不知所措。下片刻画了一个思念恋人的少妇一个人对着孤灯,凄清寂寞,百无聊赖,在漫漫长夜中咀嚼着分离的痛苦,这样就产生了长夜如年的难以消磨的无限感慨。词的最后两句,情景两兼,把词人的羁旅愁思、宦途怅触与恋情交织在一起了。
除了思妇形象之外,《东山词》中有些是闺怨词中的怨妇形象,表达了贺铸对被弃而痴情留守的妇女命运寄予强烈的同情。最为明显的是【陌上郎】:
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雨。双舻本无情,鸦轧如人语。“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
这首词选自荡子弃妇的题材,塑造了一个被弃而痴情的怨妇形象。上片开头两句,词人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一幅烟雨送别图,“径”字用心良苦,即使是妻悲女啼,气候恶劣,荡子还是一点也不留恋地径直而去。三四句,本无情的“双舻”象一个阅尽人间悲欢的老人那样深情的喟叹,那“鸦轧”难以入耳的橹浆声更衬托了闺中生活的孤寂难当。下片写弃妇的痛苦心情,对丈夫移情别恋的无声谴责尽在其中。然而远望的“山头妇”仍痴情未变,最后两句,以反诘的形式诚恳委婉地劝慰负心汉,究竟有什么东西能系住你的心?又以家中还有刚刚能够扶床走路的三岁女儿进行再一次的劝喻,给人以感情上强烈的震撼。这两句把一个悲怨交织的怨妇形象推到了高潮。该词反映了封建社会婚姻家庭的悲剧,批判了玩弄女性的负心汉,对被抛弃女子的不幸命运给以深切同情。
五.难以忘怀的贤妻
宋词中所咏吟的爱情,几乎是清一色的文人与妓女的婚外恋,言及夫妻情深的作品为数寥寥。但表现在长期同甘共苦的生活中培养出浓郁情感的词作还是有的。贺铸为其妻赵氏所作的悼亡词《半死桐》就是其中经典之一。【半死桐】:
重过闾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这首“哀感顽艳”的悼念妻子之词,约作于词人49岁北行后返回苏州时。相濡以沫的贤妻先自己而逝,词人回到苏州触景生情,“头白鸳鸯失伴飞”很形象的刻画了词人自己的孤独和凄凉,只能在“旧栖”中发长夜不眠之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这是全词最为感人的两句。词人用白描“挑灯补衣”刻画了贤惠与勤劳的妻子形象,这一形象与贺铸其他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体现
出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真情。全词之此嘎然而止,这哀婉凄绝的一幕深深嵌在读者心中,成为千古绝唱。陈延焯《云韶集》卷三称此词云:“此词最有骨,最耐人玩味”[4]这个怎么没做注释。这一淳朴形象与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堪称为宋代悼亡词中的双璧。但赵氏虽是皇族中的千金小姐,嫁给贺铸后却能够不怕劳苦,勤俭持家,对丈夫体贴入微,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比起苏轼“小轩窗、正梳妆”要淳朴、感人些。这个纯朴的勤劳妇女形象是《东山词》中女性形象的突破。
总而言之,《东山词》中的的女性形象是多样化的,各具特色的。她们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女性的生存状态。贺铸突破了宋词专于艳情、女性形象单一刻板的限制。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丰姿卓然的歌妓形象,还是感发幽远、飘逸脱俗的凌波仙子形象,还是勇于表达爱情主见、娇羞可人的纯情少女,以及令作者难以忘怀的贤良淑德的亡妻,甚至是反映封建社会问题的征人思妇与怨妇,都有着寄意遥深、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和骚雅精神的信息,句子不通她们共同丰富了《东山词》的内容,诠释了贺铸多元化的女性观和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
参考文献:
[1] 唐奎璋编.《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年
[2] 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 陈延焯著.《白雨斋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 贺铸.《东山词》.钟振振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 陈延焯《云韶集》卷三版本
[6] 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第二篇:论《诗经》中的女性形象
论《诗经》中的女性形象 作 者:工作单位:石河子电大 曹永清
论《诗经》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主要源于民间生活,是民众生活的真实反映,真实地再现了周朝的时代风貌。其中以女性形象为主的爱情诗和婚姻诗是《诗经》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我们在《诗经》看到的女性形象是鲜活的、立体的并各具特色的:有或天真烂漫或畏缩痴情或坚贞刚烈的少女形象;有或善良软弱或睿智刚强的弃妇形象;有或牵肠挂肚或情重绵长的思妇形象。本文试图通过对《诗经》中那些以表现女性形象为主的诗歌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周代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以及礼教初设而古风犹存的周代社会的社会内涵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诗经 女性形象 评价标准 社会内涵 后世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又称“诗三百”。《诗经》由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组成。它们都得名于音乐。《诗经》原本叫《诗》,从汉朝汉武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诗经》中以女性形象为主的爱情婚姻诗歌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生动再现了周代社会男女婚恋生活,这些作品感情诚挚,气氛热烈,文体朴素,思想健
康,与上层社会的荒淫、庸俗、虚伪以至矫揉造作形成鲜明地对比。《诗经》对女性的描写整体用“思无邪”来形容恰到好处,通过描写她们的情感生活,为我们展示了积极健康、热烈坚韧、淳朴诚厚等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
一、《诗经》中的几类女性形象
(一)少女形象
“国风”中有不少恋歌,由于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和劳动生活,决定了这些恋歌健康、乐观的基调。这些爱情诗歌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透视《诗经》中的少女形象,可以发现少女所处的时代正处在我国由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规范、等级关系、封建礼教正在形成并逐渐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男女授受不亲”、“受制于父母,诸兄和人言”的社会道德规范正在形成。
1、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
《召南·摽有梅》中的大龄女子向意中人坦率地表示:“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此篇描写的少女丝毫不掩饰求偶的急切心情,大胆地表示:“求我庶士,迨其谓之!”——你赶快抓紧时间吧,别错过了良辰吉日。感情热烈,充满期盼,这是怎样的女子啊!她渴望爱情,就坦率地表白,就主动、大胆地追求,而这种主动追求是出自于内心爱的萌动,她们把自己
比作熟透的梅子,呼唤小伙子们快来采撷。这种对爱情的顺乎人性热烈追求,自然地发展着,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无需遮遮掩掩。
《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善良、美丽的静女,原本和情郎约好在僻静的城隅相会,“俟我于城隅”,但调皮的她,一来到这儿,就藏了起来,“爱而不见”,使痴情的小伙子焦急万分而“搔首踟蹰”,不知如何是好。看到这情景,少女再也不忍心藏下去了,她突然出现在情郎面前,多情地送给他一个光闪闪的“彤管”,“静女其娈,贻我彤管”。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
《郑风·褰裳》女孩向她的情人隔河喊出“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告诫她那自负的恋人:你如果多情地想念我,就该提起衣裳涉水过溱(洧)河。你如果不想念我,难道就没有别人吗?她的话语看上去像玩笑,但亦是真情的流露,让恋人用“褰裳”涉水这一行动来证实爱情的真诚,坦率中带着纯真的野味儿,其实这种试探中也包含着对爱情主动、大胆的追求。这个姑娘说话不绕弯子,直来直去,把自己的一颗炽热滚烫的心和盘托出,看上去咄咄逼人,但却辣而不憨,爽直中透着女子在恋爱中的敏感细腻心思。特别是最后一句:“狂童之狂也且!”——傻小子你真傻啊!更表现出姑娘的率真,对恋人的亲昵。
这一形象群的少女,所作所为都是那样的无拘无束,情不自禁,纯真而充满灵性,举止或态度都很主动、大方,充满着张扬的个性,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2.畏缩痴情的女性形象
由于受到封建礼制的束缚和压制的影响,《诗经》中所描写的另一些少女矜持畏缩,在爱情受到阻挠和破坏后,忍痛辞绝,欲爱不能。
《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心爱着邻家的小伙子,“其室则迩”,却不敢主动接近他,“其人甚远”,只好在心中默默慨叹:“岂不尔思?子不我即!”让一颗灼热的心在痛苦的相思中煎熬着。
又如《郑·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少女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见其相思萦怀之情,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谓望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尽管内心的爱炽烈得“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但绝不肯亲自去找他:“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纵我不往,子宁不来?”少女深沉的内心世界与矜持的性格特点展示得一览无余:
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
《将仲子》描写的是一位少女正在和情人相爱而又不敢相爱的矛盾痛苦心情。在父母、诸兄和人言的重压之下,只好忍痛辞绝。“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首诗歌生动地展示那少女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她一方面想遵照父母的教诲和社会文化的要求,循规蹈矩,恪守礼教;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怀恋心上人。她知道那个小伙子正在翻越她家的院墙向她逼近,这既令她激动,有使她担忧,口中不禁言不由衷发出哀求,请他不要来。如泣如诉的自白,是对封建礼制最好地控诉。
3、坚贞刚烈的少女形象
由于周代父母包办婚姻制度已开始相应形成,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为争取爱情自由而勇敢反抗的坚贞刚烈的少女形象。
《鄘·柏舟》描写的是一个自选配偶的少女,恋爱受到父母的干涉之后,勇敢地发出矢志相爱的反抗呼声。《柏舟》中的女子向母亲说“髡彼两髦,实维我仪”,那额前两边披着头发的人,无论从人品和感情上说,都是她理想的伴侣,因此“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宁死也决不嫁他人,并怨愤母亲和老天不
能体谅她的情感。《王风?大车》中“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岂不尔思,畏子不奔”,女子斥责男子:不是我不思念你,怕的是你不敢和我私奔。“眣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眤日。”活着呀,不同室,死了呀,该合葬,你要说我是撒谎,天上的太阳明亮亮!这种对天发誓,指日为证,愿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何等真挚,反抗是何等的强烈!
(二)弃妇形象
《诗经》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早已形成,宗法礼教虽不及封建社会中、后期那么严酷,但妇女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已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妇女,婚姻是她们惟一的依靠和出路,一旦夫妻间发生感情破裂,受害最深的往往是女子,遭弃后的妇女生活更是悲惨。
1、善良软弱的弃妇形象
《邶风·谷风》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口气写出,一无疾声怒颜之辞,尽是殷殷相诉的哀哀之语,通过女主人公自叙性的语言,把她勤劳善良温顺又软弱的性格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女主人公是勤劳善良的,在夫家处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她能与丈夫同心同德、共创家业(“昔育恐育鞠,及尔颠覆”);在持家和睦邻方面尽心尽力(“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她对丈夫一片痴情,却忍受着丈夫的冷脸相待,即使是丈夫翻脸相向,动辄挑起家庭纠纷,要遗弃她的时候,她还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婉
言劝说丈夫不能只看颜色不重心灵,不能忘记曾经的誓言,希望丈夫回心转意(“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当她得知丈夫完全绝情,爱情已成覆水,却仍未对丈夫的绝情予以正面的谴责,只用责备的口吻委婉地问道:“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她眷恋着丈夫以前对自己的“爱情”,气恼中带有温情,责备中带有幻想。但是她那如泣如诉的叙述和徘徊迟疑的行动,以及“不念昔者,伊余来塈”的结尾,表现了她思想的软弱和糊涂。对于家中艰苦繁重的劳作,她尽力承担,任劳任怨,对丈夫在感情上的故意冷淡和折磨一再忍让,甚至在丈夫已迎新入门,使她处在无可忍受的屈辱之中时,她还力争丈夫改变主意;当她已遭遗弃,不得不回娘家时,故意走得很慢,仍然希望丈夫能来送行,哪怕是送出大门,“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
2、睿智刚强的弃妇形象
与《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不同的是,《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是刚强而果断的,她能比较冷静地陈述事理,并严厉谴责了男子的负心。诗中的女主人公以纯洁诚挚的心追求爱情和幸福,如《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善良温柔美丽,勤劳持家。可是那负心的丈夫亦如《谷风》中的丈夫一样卑劣粗暴,不仅骗取了她的财务,也骗取了她的感情。《氓》自诉了女主人公从恋爱、结婚、直到被虐待、遗弃的经过情景。女主人公是知礼守礼的。在心上人来求婚时因为没有媒人,不合礼法而没有答应(“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女主人公温顺多情首先表现在婚前对心上人的一片痴情,女子因为没有良媒而拒绝结婚,这引起男子不满和愤怒,于是女子送男子返乡,送了很远很远,最后还是同意结婚(“将子无怒,秋以为期”)。此后女子天天盼望心上人来迎娶(“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一直没有见到心上人出现,不禁忧伤哭泣(“不见复关,泣涕涟涟”)。在被丈夫无情地抛弃后,女子还留恋当初和丈夫两小无猜的欢乐(“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以及丈夫爱的誓言(“及尔偕老”)。
女主人公是吃苦耐劳的。她没有嫌弃夫家贫寒,承担下所有的家务劳动,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尽心竭力地操持劳作(“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氓》中的女主人公能睿智地看清男子的本质,对爱情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女也不爽”是她对自我的肯定,她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丈夫遗弃她没有道理。她对于丈夫的绝情悲伤之极,“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则是她直面斥责丈夫的不义行径。在她那“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热情呼喊中,包含着自己血泪的教训。而“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结尾,更表现了她在诀别时的怨愤情绪和坚决态度。因此,《卫·氓》中的女主人公虽与《邶·谷风》中的女主人公一样 哀婉悲戚,深受我们的同情,但她认清现实,敢于反抗的精神更加令人可敬可爱。
《诗经》中的弃妇诗除了《氓》、《谷风》之外还有很多篇,这些诗篇成功地塑造了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弃妇形象,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弃妇们的悲惨命运,她们曾和自己的丈夫恩恩爱爱、同甘共苦、共创家园,那些遗弃她们的丈夫们,也曾信誓旦旦,与子偕老,但当生活安定生计无忧,她们也容颜不再时,丈夫便喜新厌旧,无情地抛弃了她们。在那个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她们没有反抗能力,孤立无助,正是在她们的声声苦诉中,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那个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
(三)思妇形象
1、牵肠挂肚的思妇形象
古代的男子服役远征,这对家中的妻子来说是苦难的开始。这意味着妇女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及开始无边无际的思念。《诗经》中有不少的思妇诗,反映了兵役、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召南·殷其雷》、《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生动地再现了思妇的形象。
《召南·殷其雷》,丈夫冒雨外出行役,妻子在家中忧伤惦念。“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敢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轰隆隆震天响的雷在南山的向阳坡、南山的旁边、南山的山脚下,为什么此时还要离去?辛勤的丈夫啊,归来吧!我们似
乎可以从妻子的反复吟诵“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感受妻子期盼丈夫早归的焦急心情。
又如,《卫风·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丈夫随王东征,妻子在家思念,头也懒得梳,脸也懒得洗,想得昏昏迷迷,凄凄惶惶。盘算着采些忘忧草,可是去哪里找呢?所以还是首疾心痗,凄凄惶惶真挚的相思之情,深刻地表现了女主人公思念丈夫的痛楚。
《王风·君子于役》第一章开头以“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开门见山地点出女主人公的丈夫行役在外,杳无音讯。女主人公对丈夫的愁思焦念,自然涌上心头。“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太阳落山,鸡进窝,养牛归圈,鸡羊牛都有个归宿,他这会儿漂泊在哪里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能免得了饥渴么?“如之何勿思?”——怎能不令人思念牵挂而柔肠寸断呢?这种相思之情,不只是源于个人的寂寞,而更是基于生活的苦难;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更多还是担心对方的命运。所以,这种情感是更深厚更朴实的。
2、情意绵长的思妇形象
《唐·葛生》是一首妇女悼念亡夫的诗。诗中首先以“葛”之依附于“楚”,暗喻男女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极为贴切巧妙。而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又构成了一种悲凉的意境和凄惨的气氛。“谁与?独处!” “谁与?独息!” “谁与?独旦!”等简洁的问答,把爱人去世后,女主人公的孤独与伤痛表现的淋漓尽致。女主人公用“角枕”“锦衾”的绚丽生辉、光彩夺目与枕上衾下的一具尸骨作鲜明对照,来表达思妇无限的心酸与哀痛。“夏之日、冬之夜”“冬之夜夏之日”的反复吟唱,表达了女主人公对死者的思念是何等情重绵长!最后,以“百岁之後,归於其居。”“百岁之後,归於其室。”表达思妇愿百岁之后与丈夫同穴的决心,透出妻子那份对丈夫至死不渝的坚贞。
二、《诗经》中女性形象所蕴含的周代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 探讨研究《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仅仅从诗歌片段去分析是比较肤浅的。把这些诗歌片断中的女性形象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思想观念变迁和社会审美价值的标准来分析、考量周代社会爱情观、婚姻观,可以进一步发现这些女性形象的社会内涵。这些诗歌不仅真实自然的表现了周代社会男女交往、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等爱情各个方面,而且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在男女轰轰烈烈的爱情生活中无不渗透、显现出周代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欣赏、取舍、评价标准。在礼制初成的周代,对女性形象的要求除了外在的审美需要之外,还包括对女性品德、品格的要求。
(一)外在形神美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可说是个个形神兼备、生动形象,构成了整个周代女性社会的缩影。
《诗经》中对女性形神美的表现最常见的是正面描写主人公的美。《卫风·硕人》通过“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段对齐国美人庄姜美貌的描写,历来被誉为“美人赋”。此段对人物外表的刻画惟妙惟肖,连用比喻加以形容,富于想象而生动传神,其最精彩之处就在于以美女那种甜美的微笑和顾盼神飞的秋波,充分刻画出庄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神情美和动态美。”、《有女同车》中对孟姜的刻画:“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姜家的大姑娘,她的面颊像木槿花一样又红又白;她走起路来像鸟儿飞翔一样,十分轻盈;她身上还佩带着珍贵的环佩,行动起来,环佩轻摇,发出悦耳的响声。她不但外貌美丽,而且品德高尚,风度娴雅。
又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句—— 用“花”来比喻姑娘的美艳。“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塑造了一个象桃花一样鲜艳,象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
侧面描写女性的美。如《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写她的形态美,至于说长得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但从小伙子的热烈追求看,她肯定是窈窕貌美,同时还贤淑端庄。如果女主人公没有这样的才貌,怎会令小伙子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呢?又怎会让他使出吹拉弹唱的浑身解数来取悦这个女子呢!
《蒹葭》中的伊人,更具朦胧、飘逸的美,在秋水迷蒙的清早,水天一色,茫茫芦苇在秋风吹拂下轻轻摇曳,伊人的倩影仿佛一会儿在岸边,一会儿在水中央,令男子“溯洄从之”“溯游从之”,那神秘诱人的美令人为之心动。
(二)内在品质美
《诗经》具有浓厚的农业社会的色彩。长期的、固定的、相当艰苦的农业劳动形成了勤劳朴实又较为内向的民族性格,因此,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评价的标准比较注重美与善的结合。如果没有贤德,再美好的容颜也是枉然。
《周南·樛木》一诗从女攀男的角度,赞美了“君子”由室家和谐而“福禄绥之”。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称此诗:“以葛藟萦绕乔木喻女子依附丈夫,并祝男子由此而终身幸福,是女方贺贵族新婚之诗。”能忠实家室、和谐家室、家庭兴旺,由此诗可见,这是当时社会对女性评价的标准之一。
《诗经》中女子品德的美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贤淑。“淑,善也”(孔颖达),有才德、善良之意。《邶风·燕燕》有“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之句,意思是仲氏为人真可靠,她的心地多厚道,既温柔又和蔼,谨慎又周到。《东门之池》有“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彼美淑姬,可与晤语”“彼美淑姬,可与晤言”之句,表达了男子对美丽女子的赞美、怀念。他所怀念思慕的女子是具有美德的,她也应该是善解人意的,否则怎么可以做男子精神上的知音呢?
再如《氓》中的女子,在氓向她求婚以后,她非常重视,分手时,把男子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多么含情脉脉;“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又是多么婉转。这里显示出女子的忠厚、善良的品格和对爱情的纯真向往。分别以后又盼望氓的到来,当“既见复关”,则“载笑载言”,并要求“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结婚以后,女子则天天早起晚睡,操持家务,并希望与丈夫白头偕老。同样显示该女子的纯真忠厚的品格。
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二是执著。结婚以后她们对家庭、丈夫充满痴情。如《王风·君子于役》勾画了思妇的一片痴情,通过“不知其期”、“不日不月”、“曷至哉”、“苟无饥渴”反映其对远征亲人的关心、忧虑及思念之情。接着以 “鸡憩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这种自然界的微妙变化来烘托自己凄凉、孤单的心境,日日月月,女主人公每天都在思念着、盼望着。
《周南·卷耳》中女主人公在一次采摘卷耳时突然想起远役的丈夫,竟再无心思采那卷耳菜。她设想其丈夫翻山越岭,眺望家乡,旅途劳瘁,饮酒遣愁;设想他的马病了,仆夫也病了。这种牵挂源于她对丈夫深切的思念和对丈夫深深的爱。
《卫风·伯兮》中的女主人公因思念丈夫即使头痛也心甘:“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表现了思妇对丈夫深厚而忠贞的爱情。
三是纯洁。《诗经》时代人们依水而居,生产活动大都在河畔进行,男男女女在田野里、小溪畔劳作、游玩的时候,不经意间爱情之花就萌芽了。他们的爱情建立在劳动中,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随手掐的一根彤管,顺手捋的一把花椒,刚刚猎到的一头小野鹿都可成为浪漫爱情的载体和幸福的寄托。“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你送给我木瓜,我送给你佩玉,是回报吗?不,是为了我们的感情好呀!真是情深意长。木瓜是果实的代名词,琼琚则是男子佩带的玉佩,彼此一交换,就订下了终身。
在《诗经》中,男女爱情不是靠贵重的礼物来催生的,以女性为主体的爱情活动充满了真善美,是人们纯真本性的体现。她们的存在是对充满物欲、以金钱为婚姻先决条件的商品时代的讽刺,今天读起来,只能徒生对先民爱情生活的向往。
三、《诗经》中的女性形象所再现的社会内涵
孔子《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经》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是民众生活的真实反映,真实地再现了周朝的时代风貌。特别是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据考,周代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 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
《诗经》的内容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汇集了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中尤以描写男女生活的诗章居多,譬如在《国风》一百六十篇诗中,就有超过一半是关于爱情与婚姻的。透视诗经中的爱情婚姻诗,我们可以发现周代社会是礼教初设而古风犹存的时代,没有封建社会那么多教条束缚,有一定的爱情自由,而婚姻又是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那个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社会,人们会把相当一部分精神寄托在感情生活上,进而以诗言志传情,表达人们对爱情的合理追求与美好祈愿。
《郑风· 溱洧》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诗写的是郑国阴历三月上旬己日男女聚会之事。阳春三月,大地回暖,艳阳高照,鲜花遍地,众多男女齐集溱水、洧水岸边临水祓禊,祈求美满婚姻。一对情侣手持香草,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受着春天的气息,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他们边走边相互调笑,并互赠芍药以定情。这首诗如一首欢畅流动的乐曲,天真纯朴,烂漫自由。
《卫风 ·木瓜》,“投我予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表达了远古时候青年男女自由相会,集体相会、自由恋爱的美好,女子把香美的瓜果投给集会上的意中人,男子则解下自己身上的佩玉等作为定情物回赠给心中的姑娘。这首诗带有明显的男女欢会色彩,一是互赠定情物,表示相互爱慕,一是邀歌对唱,借以表白心迹。
《周南·关雎》这首诗作者热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一位窈窕美丽、贤淑敦厚的采荇女子的热恋和追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达了对与她相伴相随的仰慕与渴望,感情单纯而真挚,悠悠的欣喜,淡淡的哀伤,展现了男女之情的率真与灵动。
《召南·有梅》是少女在采梅子时的动情歌唱,吐露出珍惜青春、渴求爱情的热切心声;
《卫风·淇奥》以一位女子的口吻,赞美了一个男子的容貌、才情、胸襟以及诙谐风趣,进而表达了对该男子的绵绵爱慕与不尽幽怀。
《风雨》写情人相见的快乐,“既见君子,云胡不夷?”“既见君子,云胡不瘳?”“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见到情人有什么不如意,有什么病不好,有什么不喜欢? 何等坦诚真挚的爱!《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这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美人所赠,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
虽然有些诗篇是通过男子表现对于爱情的甜蜜与酸涩,但是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当时女子对于爱情同样是有着美好期盼的。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然而,随着阶级意识的发展,“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类的金科玉律开始逐渐形成,于是自由爱情与礼教法制的矛盾自然而生,使得很多这种追求与祈愿都会遭到无情的扼杀。在那个等级观念日浓的社会,爱情自由逐渐被礼教法制所打压,为金钱权势所侵蚀。
《郑风·将仲子》里的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此诗描写了女子害怕父母亲兄长的多言而不敢热爱仲子,同时内心却充满摆脱礼制束缚的强烈愿望,几多愁苦,几多矛盾,饱受煎熬。当然,也有不少情侣敢于起来反抗,《鄘风·柏舟》中女子就发出“之死矢靡它”的誓死捍卫真挚爱情的宣言,表现出她在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女性追求恋爱自由、自由婚姻的迫切愿望。
然而当礼教舆论家长制铺天盖地压下来时,又有多少真正的爱情能拥有这份幸运,在禁锢中突围,于迫害中重生?
诗经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早已形成,宗法礼教虽不及封建社会中、后期那么严密,但周王朝在形成封建教条这一过程中自然少不了“男尊女卑”这一产物。妇女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已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即使在前所述反映恋爱过程的情诗中,固然唱出了少男少女们发自内心的爱情呼声,但是在婚后的生活中,如果夫妻间发生感情的破裂,受戕害最深的,往往是女性。
《邶·谷风》、《卫风·氓》、《邶·柏舟》和《日月》中的妇女受尽丈夫的多重蹂躏与伤害,《邶·柏舟》中的女主人公渴望
自己能够飞出牢笼,获得自由,但是却无法做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日月》中的女主人公甚至埋怨她的父母,为什么不能养她到老而让她出嫁,因为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出头,“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四、《诗经》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诗经》之美可以诵之、弦之、歌之、舞之,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诗经》的教育教化作用
孔子就非常重《诗》的教化作用,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认为三百诗篇都处于诗人性情之正,没有邪恶的思想或念头。之后,《诗经》在更长的时间内,成为儒家教育学习的经典,延续至今。
《诗经》是人类童年时代纯真无邪,而又对世界充满着爱满怀着激情的最好体现。近代大儒马一浮先生也非常提倡《诗》教,在《复性书院讲录》中讲到“圣人始教以《诗》为先,《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挟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
《诗经》在内容和艺术上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主要特征代代相传。继《诗经》之后,两汉乐府民歌,魏
晋南北朝诗歌,唐、宋、元、明、清文学,都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作品。
2、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诗经》中那优美的文辞、淳厚的情感,滋润、涵养着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艺术与人文精神,特别是对女性人物外在形态之美的描写和把外在形态与内在神态相结合的描写方式成为中国历代文学所共同遵循的创作手法。
如屈原《九歌》中对湘夫人的塑造“美要眇兮宜修(笑)”——她美目流盼,笑似花开,诱人的资质连她自己都陶醉了。这种最具动态美的描写俨然源于《诗经》中《卫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九歌》中对山鬼的塑造,除刻画其美丽的仪态容饰之外,诗人还将最打动人心的美女神形赋予了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前一句“含睇”、“宜笑”可说是化用了《硕人》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后一句“窈窕”则直接引用了《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的“窈窕”。清姚际恒《诗经通论》指出宋玉《神女赋》“婉若游龙乘云翔”、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若将飞而未翔”等句显然都是滥觞于此。(徐培均)作为中华文化源头之一的《诗经》所表现出的对女性外在美和内在美要统一的价值评价和心理取向,对后世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如,汉末民歌《孔雀东南飞》所塑造的刘兰芝的形象,是集《诗经》中女性形象各种品质为一身的女性形象,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颇有修养,能勤俭持家,对婆母、丈夫皆善待之。她为人沉静聪慧、宽容自恃,面对婆母的驱遣,丈夫的留恋,娘家兄的势力,社会的险恶,她心如明镜,深有准备地应对这一切。诗中着意表现了刘兰芝心地的善良美好,忠诚于爱情之纯真执着,计事之入情入理,料理事物之从容刚毅,在这种全面刻画中展现了她的形象特质,才使刘兰芝的形象能够牵动人心,在人们心理产生强烈的共鸣。《孔雀东南飞》是对《诗经》中“淑”、“勤、俭、敬、孝”等等诸多特征的传承,是《诗经》女性形象的长久文化积蕴的结果,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3、对社会主义社会爱情观的影响
《诗经》中的爱情诗,是古老的华夏民族在有了文字记载后,用诗歌表达的对所爱之人的爱慕,思念,情真意切。《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其爱情诗更是体现那个时代人民的情感生活,其思想内涵从现代的眼光看来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好的事物总是经得时代考验的,千年过去之后,《诗经》仍然以其非凡的魅力感染着人们。《诗经》是中国唯一一部脱去了脂粉与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这些诗篇毫不掩饰地歌唱了人们心中的爱情及渴望,但也使后来许多封建时代的学者感到很头痛。按封建卫道士的观点,《溱洧》通篇“皆为惑男之语”,实乃“淫声”,然以今天的眼光客观地看,这种道学家口中的所谓“淫”,恰恰是自然的人性,是一种活泼生命的体现,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天地精神的遵从。它标志着和谐、自由、平等,散发着愉快与天真的气息。今天我们自应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诗经》
给予正确的评价。《诗经》中的爱情诗,表达了劳动人民对性爱问题的严肃态度,反映了劳动人民忠诚老实的本质、健康的感情、谆朴善良的面貌和崇高的道德水平,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对于今天繁荣我国的诗歌创作,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健康的性爱观,反对庸俗腐朽的颓废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总之,女性代表着时尚。对女性美的关注,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诗经》中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占其总数305篇的三分之一,与女性爱情有关的作品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一。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经》是我国女性文学史的第一页,是我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对女性的关注。这些篇章对女性形象、女性爱情、女性命运的描写,都折射出周代社会特有的文化内涵。研究这种现象,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女性及社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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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石樵:《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
游国恩:《中国古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第三篇:论广告中的女性形象
我国广告中的女性形象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刘宁洁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2003级研究生
内容提要:广告虽然首先是一种商业推销手段,但它也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广告主要通过塑造成功者的形象和时尚的形象两类,把大众的“梦想”和产品联系起来,吸引目标消费者注意,促进消费行为的产生。在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的广告中,女性形象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主要可分为两类:家庭主妇形象和男性的“性对象”。这两类女性形象正体现了我们生活的社会是在男权霸权意识形态统治之下,女性的平等权利受到了忽视和剥夺。广告中的性别形象是现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现,并能够反过来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我们应该重视广告对女性形象贬斥和歧视的现象,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广告 女性形象 社会文化
现代社会的人们,即使不参加商业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广告。翻开报刊杂志,打开电视机,小到一块香皂、一袋洗衣粉,大到一栋楼房、一辆豪华轿车,我们的感官
神经都被形形色色的广告刺激着。
如果说,人们的生活本来风平浪静,无所奢求,可看了广告以后,却似乎感觉自己缺少了那么多:自己的身材不够曼妙,自己的头发不够柔顺,自己的手机不够高档,自己的房屋不够宽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广告推销给人们的不是某种产品,而是一种“梦想”,一种对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这种对“美好”和“幸福”的界定与追求,正是通过广告中塑造的广告形象表现出来的。广告形象是文化产物,广告通过塑造各种各样的形象,把我们生活中原本普通的物品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往往已经脱离了物品原有的含义。譬如大家熟知的一句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很久以前,钻石原本只是一种稀有矿石,由于十分坚硬被用于切割玻璃。但自从钻石成为财富的象征,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的男士送给女士的典型礼物,如同好莱坞女星玛丽莲•梦露在影片《绅士只爱金发女郎》中歌颂“钻石是女孩子最好的朋友”以后,这种晶莹璀璨、价格昂贵的小石头就和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像钻石一样纯粹坚固,永久流传。所以,钻戒成了男士求婚时最好的礼物,得到钻戒的女人在广告中也被描绘为最幸福的女人。广告正是通过这种塑造广告形象的行为,把人们梦想中的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呈现出来,鼓励人
们向往它、追求它。
广义广告是指广告主通过一定媒介和方式向选定的对象进行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包括以赢利为目的商业广告和不以赢利为目的非商业广告。广告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它基于大众传播媒介而得以运行,其本质为一种大众文化。广告学者伯曼曾经斩钉截铁地断言:在大众文化中,最具支配性的社会机制是广告。广告形象是考察当代大众文化现象的最佳指标。广告不同于产品说明书,不是直白的硬推销,而是运用文学作品中的比喻、隐喻、转喻等手法,创造品牌,营造气氛,强化表达的艺术性的“软”推销。现代广告的诉求点从产品诉求转向了情感诉求,立足点从硬推销转为了软推销。当今社会,广告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美国广告界的一位泰斗不加掩饰地说:“我们的生活是由氧气、氮气和广告构成的。”①丹尼尔•贝尔面对狂轰乱炸的广告,也大声疾呼:“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而广告术、一次性丢弃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戴维•M•波特评论说,不懂广告术就别指望理解现代通俗作家,这就好比不懂骑士崇拜就无法理解中世纪吟游诗人,或者像不懂基督教就无法理解19世纪的宗教复兴一样。”“广告在我们的文明的门面上打上
‘烙印’。”②
广告一般通过塑造“成功”和“时尚”两类形象,把大众的“梦想”和产品联系起来。广告向人们推销的,往往已不是什么具体的产品,而是一种“欲望”和“理想的生活方式”。在大众传媒构造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形象几乎无处不在,但女性“本身”却似乎总是不在。报刊杂志上引人入目的封面女郎,电视屏幕上青春靓丽的美女主持,还有广告画面中充满诱惑的霓裳艳影。大众传媒似乎只利用了女性身体的自然属性,却忽视了女性作为社会角色应有的社会位置和社会价值。女性形象在广告形象中也占绝大多数。在广告的女性形象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现象依然存在,女性形象在成功和时尚这两类形象的叙述、表达与塑造上,依然显现出男权社会文化遗留的痕迹和性别歧视的阴影。
一、成功的形象:温柔贤淑的家庭妇女
现代广告的创意有时候能让观众拍案叫绝,但稍微留意一下将不难发现,大多数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和家用品、化妆品、食物这类消费品联系在一起的。雕牌洗衣皂的广告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一个正在洗衣服的老太太抬起头来满意地说:“雕派透明皂洗得真干净”,坐在旁边戴着老花镜看报的老头儿转过脸来说:“雕派透明皂洗得干净,用得放心”。话音未落,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一大盆衣服过来了:“我也喜欢用雕派透明皂!”。老太太用雕派透明皂是干家务活的能手,而年轻一代妇女用奥妙洗衣粉一次能洗干净上千只的白袜子,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不仅如此,在一个极富人情味,甚至让一些善良的母亲看后感动得掉泪的洗衣粉广告中,年轻妈妈下班后发现女儿睡在沙发上,衣服早已洗得干干净净,女儿留的条是:“妈妈,我能帮你干活啦!”,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这表明这种“家务活应当由女人干”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意识,已经深深地烙在尚未成年的孩子心上。
按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述,我们生活的社会可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预。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就是公共领域。③公共领域是政治、经济领域,是男人的领域。而与之相对的女人的领域则是私人领域,是家庭。这种公私领域的分界实质是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基础所在。多数社会传统和法律赋予公共领域比私人领域更重要的价值,使女性得到较少资源的事实合理化。而公私分界有理由将妇女排挤在公共领域之外,妇女因而被排除在政治参与和权力之外,更多的是在私人领域中的角色,因此,家庭和满、温柔贤惠的妻子或者母亲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仍然是女性和男性心目中理想的成功形象。
1963年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出版,激起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表现为妇女甘当家庭妇这一僵化刻板形象的广告受到斥责。为了适应这一运动潮流,西方的广告商纷纷改变广告上的女性形象,描绘出新的妇女。例如当时的香烟广告,上面的妇女大多是“意气风发的骑手、跑道报告员,她们品尝香烟,犹如品尝自己追求事业的胜利。”④现在,为了避免惹上“性别歧视”的法律纠纷和社会上的不良反应,西方的有些广告公司专门聘请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性问题专家担任广告的审查顾问,只有她们觉得没有问题了才把广告推出,以免冒犯女性。⑤在现代社会,中国女性早已走出家庭,走进各行各业,在许多领域女人比男人都更出色、更成功,女性的身份在今天正被重新定义和提高,但在广告中,中国女性还
是维持着家庭妇女这一刻板形象。
有一些研究者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表明,广告中的女性职业角色中,有51.6%为家庭妇女。而男性职业角色中,教科文卫及领导管理者占47%。广告中女性出现的地点,有51.5%是在家庭,出现在工作场所的仅占14.5%。而男性即使出现在家里,也多为娱乐(31%),做
家务的只有5.3%。⑥
近年来火爆的如手机、打印机、电脑、数码相机这类科技产品的广告中,虽然出现了女性角色,但几乎都是男性角色的陪称品,充当着可有可无的“花瓶”的作用。女性只作为礼物的接受者出现,或者只是画面上,没有话语,只有形体的符号而已(如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纸上的倩影,或数码相机拍摄下的照片)。例如近期的某名牌保暖内衣广告,商品代言人齐秦和关之琳身着产品,闲适地偎依在沙发上,所不同的是,齐秦的手中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浏览咨讯,而关之琳则幸福地靠在齐秦旁边观看他浏览咨讯。这则广告所表现的女性只是科技的旁观者,被观赏者。
二、时尚的形象:切割女人的身体
广告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它还体现为一种时尚文化。广告在引导大众消费行为的过程中,主要以传播时尚为表征。时尚是“一种广泛地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领域中的社会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活形式,它反应、表现并构建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与其精神世界,因而与其所属的社会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⑦在时尚的扩散中,广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广告中女性的时尚形象大多是与“性”挂钩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已经不再耻于谈“性”,“性感”也似乎成为女性是否美丽时髦的标志之一。性感是指一个人,主要是指女性的性别特征突出。它本来是一个女人富于生育能力的标志,如丰乳宽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性感已经由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变。女性的性感形象已经被符号化、定型化,成为广告重要的诉求点。在广告中,凡一张软绵绵的睡床,必有一个穿着性感的女郎作妩媚娇纵状;凡一辆豪华气派轿车或一个成功的男士旁,必有一位貌美娇艳女郎做百般依赖状。这种“以美好女性比喻商品性能,借用女性身体美形象突出产品优势”的广告修辞术使女性成为男性欲望中的“性对象”。
如“婷美”内衣广告,女主角倪虹洁穿着“婷美”内衣,露出半个丰满胸脯弯着腰,风情万种地朝观众笑着,摄影师的特写镜头一次次对准女主角的胸部、腰部、臀部,强烈地刺激观众的感官。“清嘴”口香糖广告中清纯女孩高圆圆“羞涩”地说着“你知道‘清嘴’(亲嘴)的滋味吗?”。香港女明星刘嘉玲在某美乳产品的广告中挺胸收腹,骄傲地告诉天下女性:“做女人‘挺’好!”„„广告通过这种对女性身体的切割,语言的性暗示,实现了把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的女性转化为男性的单纯“性对象”的过程。还有一些广告,以女性身体魅力比喻商品性能,甚至直接把女性物化。在波导“F1女人星”手机广告中,一个身穿性感红裙的女子在充满诱惑的音乐中扭动着身躯,镜头随着迷幻的灯光一次次掠过她的胸部、大腿、腰身、眼睛,同时穿插着该型号手机细部的外形。在这里,这个美丽的女人没有名字,没有容貌,甚至都没有一个正面的特写,她身体的各个局部的“美好”,就等同于这
一款为女人设计的手机一样。
除了女性被切割的身体,人们在广告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被男性礼物控制的女人。在一则拍摄钻戒的唯美广告中,女主角在泳池边徘徊,望着天上的圆月仿佛心事重重。这时候男主角出现了,纵身一跃跳入泳池中,从圆月的倒影中托起一枚璀璨的钻戒。音乐响起的同时,女主角拿着钻戒扑入男主角的怀中,绽放出令人心动的幸福笑容。在这则广告中,“女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接受男人礼物的时刻。如此类型的广告,在许多产品上都有体现,大到钻戒、首饰、手机,小到保健品、口服液、除螨香皂。广告中的女性,没有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她们的“幸福”,就是获得男性的疼爱,收到男性的礼物,她的喜怒哀乐与男性的态度息息相关,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
在广告中,女性大多是俯身扭曲的身体,摆出各种诱人的姿势,或趴,或跪,或匍匐在地。试想,若这种扭曲的造型由一个男性摆出,观众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官体验?可若是女性的话,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甚至会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这种差别,就是人们对两性角色的不同认知造成的。在人们的观念中,男性应该是坚强、勇敢、强壮、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而女性应该是温柔、美丽、贤惠、多愁善感、心灵手巧的。如果不是这样,则会引起人们心理的不适。《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德•波伏娃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说的就是男女除了天生生理上的一些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部分社会分工的不同,其他大部分的差异都是社会化的结果。大众传媒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内容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人们通过大众媒介上呈现的“媒介事实”,了解周围生活的世界,知道“什么是怎样的”,并通过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培养”了人们对男女社会角色的“刻版印象”;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是文化的中介者。在男权社会里,男性被自然而然地赋予了比女性“尊贵”的性别,女性扭曲的身体是可以被大众所接受的。若要一个男人“背躬屈膝”,不仅会引起人们感官和心理上的不适,还会刺激人们去寻找该广告“深层次”的原因,正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
广告是一种商业的促销手段,为的是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说服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同时,广告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对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广告中的性别形象,应该是现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现,并能够反过来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最近二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男女平等的目标和指标达成了共识。在体现男女平等程度的社会性别发展指数(GDI)的世界排行榜上,中国由1995年的第71位滑落到现在的83位,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数之差由7变成1,这表明我国男女发展不平衡在加剧,而不是像一些媒体津津乐道的我国的妇女解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我国的妇女已经得到了“半边天”,甚至“大半边天”。随着世界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各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村”里流通、融合,并发生冲突。中国身处其中就必然会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影响。人们对女性性别地位的意识不断觉醒,“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也是全球化传播给中国社会和人们观念意识带来的影响和改变。可是这种性别意识的改变,或者说是进步,在作为社会瞭望者和感应器的媒体上却很少体现,这是
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的。
第一,中国女性对“社会性别”平等的集体无意识。父系氏族替代母系氏族伊始,男子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就初步确立。周秦以来,父权制逐步以礼法的形式得以进一步确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行为规则确立后,中国女性就被封锁在封建的家门。中国女性不像西方女性,从来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女权运动,中国女性长期是男性的附属物,在阶级社会,妻子甚至是丈夫的“财富”象征,她们只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上被“赐予”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实际上,中国女性并不珍视这些平等权利,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不平等的侵犯甚至剥夺的时候,也不会奋起抗争。中国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对女性的一种刻版印象:女性是弱势群体,家庭是女人最好的事业。更令人悲哀的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女性形成了对女性权利的集体无意识。
同时,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本位的传统思想造就了当代中国社会依旧“重视权力,轻视权利”的群众意识。“男尊女卑”的传统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已不是被提倡的主流意识,但它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藏在人们的血液里很难根除。
第二,缺少法律法规的约束。相对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我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是比较滞后的。很多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凸现的侵权行为和新闻传播活动失范行为,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给予约束,也没有严格执行的事后惩罚制度。1995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是我国目前管理广告的最主要、最权威的专门法律规定,任何从事广告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但《广告法》中除了第二章“广告准则”中第七条关于广告中不得出现的九条情形中提到的第(六)条和第(七)条,分别为“含有淫秽、迷信、恐怖、暴力、丑恶的内容”和“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并没有关于“性别歧视”具体表现的相关阐述和惩罚原则。同时,广告业的行业自律也是广告管理的有效途径。但我国的《中国广告协会自律规则》中,除了第一条提到“一切广告活动均应建立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原则基础上,力求广告的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并以此原则检验广告效果”之外,也没有对广告中存在性别歧视现
象的约束条款和惩罚机制
第三,广告语言的模糊性。广告是一种艺术形式。广告语言的含蓄是广告重要的表达方式和诉求点。一方面,广告语言的含蓄模糊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更大程度上的参与,让观众在观看广告的同时能把自己想象成广告中的主人公,实现各种“欲望”的满足。如香港女明星刘嘉玲在某美乳产品的广告中 那句广为流传的广告词“做女人‘挺’好!”一语双关,简洁上口,她没有明确阐述产品的用途,但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且让许多女性看了该广告后都希望成为刘嘉玲那样美丽自信的女性。另一方面,广告语言的含蓄模糊也是广告某些说法能避免法律纠纷的一种潜在机制。像前文提到的很多广告都存在对女性或未成年人的冒犯和不良影响。但由于没有明确的证据,也没有明确的责任指向,所以现在的广告很少由于“欺骗性”以外的原因惹上官司的。即使有很坏的社会反响,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总的来说,广告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风向标。广告中的性别形象是现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现,并能够反过来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我国广告中女性的典型形象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男权统治意识形态的反映,另一方面,这种对女性的刻版印象并没有及时地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改变而改变。我们应该重视广告对女性形象贬斥和歧视的现象,更好地利用广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注释:
①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第439页 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115-116页 ③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版 第89页
④艾晓明:《广告故事和性别》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 http://genders.zsu.edu.cn/board/female/female.htm ⑤ [美]威廉•阿伦斯 著 丁俊杰 等译:《当代广告学(第七版)》 华夏出版社2000年
1月 第55页
⑥刘伯红、卜卫:《试析我国电视广告中的男女角色定型》,《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2期
⑦徐敏:《时尚化生存:话语、传媒与社会化再生产》,“文化研究”网站 www.xiexiebang.com
参考文献:
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版 陶东风:《广告的文化解读》,“文化研究”网站 www.xiexiebang.com 徐敏:《时尚化生存:话语、传媒与社会化再生产》,“文化研究”网站 www.xiexiebang.com 卜卫:《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 编,汪凯,刘晓红 译:《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
[英]尼克•史蒂文森 著,王文斌 译:《认识媒介文化 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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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保罗•梅萨里 著 王波 译:《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 新华出版社2004年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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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论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李白既是个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骑士,又是盛唐那个时代的牺牲者。他的报国理想在供奉翰林三年的时间里,现实无情地将它粉碎了。离开长安后,他心情非常苦闷,但他依然关心国事,他的诗作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政治理想的讴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对郊游生活的抒写,同时也渐增加了揭露玄宗后期政治黑暗和安史叛军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容。诗作表现出来的内容与风格,时而现实,时而虚幻,时而浓烈,时而淡远,时而恬静,时而雄放。他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反映思妇、商妇、弃妇、宫女生活的诗歌,从中表现了李白关心妇女命运的可贵探索和他的鲜明的爱情观,具有超出同时代作家的远见卓识。总体而言,思妇、商妇诗和弃妇诗呈现悲凄、哀愁的基调;歌唱爱情的诗作则热情奔放,从中反映盛唐社会妇女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借男女爱情抒身世之慨的诗歌则寄慨遥深,意味绵长而曲折。
1、思妇
李白有相当数量描摹思妇心理的诗作,他常借夫妇离别及风雪云草之景,抒发闺中女子对丈夫的思念,从中反映盛唐社会现实内容。盛唐时期,国家统一,统治阶级整军习武,为国立功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聘得良人,为国愿长征”,一种光荣感很自然地从家属的神态中流露出来。但至天宝年间,统治者好大喜功,轻起边战,百姓则苦不堪言。由此而产生相当数目的闺怨诗。
《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描绘了一幅秋夜朗月下长安女子捣衣图。明月之下,女子在一起捣衣。月光挑起思妇对丈夫的怀念,砧声此起彼伏,这“秋声”又何尝不会撩起思夫之苦呢?秋风惹人思,良人几时回?一样牵引起思妇的心头之痛。“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更强烈地表现出这些捣衣女子希求和平生活的善良愿望,作者巧妙地把画面形象地呈现出来,创造出回肠荡气,动人心弦的诗境,并于画面之中蕴含了捣衣女子的共同心理和心声。
如果说《秋歌》以间接形式塑造了一群思妇形象表达怀思良人之意的话,《冬歌》则是从个体形象角度去加以表现的。“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女子的焦急心理,一个“赶”字不从正面写出,而由“明朝驿使发”引出,作者又抓住“冷”字,令思妇想到北地的彻寒,希望驿使早捎衣给丈夫。顾不得抽针的“冷”,剪刀冷得难于把住,但为了良人御寒,“一夜絮征袍”又算得了什么呢?衣做好了,良人几时可收到呢?逼切地写出女子迫不及待的心理,足见她对丈夫是何等的深情呵!诗人通过形象刻画和心理描写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思妇形象。
此外,《独不见》中的“风催寒梭响,月入霜闺悲”,《春思》中的“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秋思》中的“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等,均从不同角度展现思妇怀夫之痛。善于借景抒情,情寓景中,这是李白创造抒情诗意的常用手法。李白还有些从劳动过程中激发思夫之情的诗作,如《荆州歌》中思妇告诉丈夫,家中麦子熟了,茧也长成蛾子了,她非常想念丈夫,一听到布谷鸟叫,她就方寸已乱,把一个感情细腻的劳动女子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黄葛篇》中女主人公勤劳辛苦,采来葛茎,纺织制衣,寄给日南的丈夫,她叫丈夫要好好珍惜她的劳动成果,“此物最想思”,深情的女子借此表达她的思夫之情。这两首较之前两首,并不以明艳、华丽见长,也无奔放雄浑的气势,却让我们领略到李白诗歌质朴、自然的另一个面貌。
2、商妇
商妇生活也同思妇题材一样在李白女性题材中占突出地位,其中当推《长干行》和《江夏行》为代表。
《长干行》是一篇商妇怀远的名作。诗人在叙事之中极为巧妙地把女主人公的生活情景联缀成为完整的艺术整体。描写初婚情景,笔触细腻,女主人由“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的少女羞涩而为婚后的炽热爱恋。丈夫经商远行,她为丈夫路途艰险而担惊受怕。诗人以“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这些写景语句,抒写少妇饱受刻骨相思的煎熬,感叹岁月流逝,红颜憔悴。她急盼夫归,希望丈夫回来前来个信,她就是去七百里远的长风沙接他,也不会觉得路远。诗中的女子感情温柔、细腻,婉转而缠绵,刻画生动而完整。
《江夏行》女子的个性化心理更为强烈,起伏波澜,通篇充满了“怨”味。一开始她就直言嫁夫的目的在于“得免长相思”,旋即描写了商妇的悔恨心理。围绕着嫁商贾“却愁苦”叙说个中原因:丈夫常在外,言而失信。邻人丈夫常回家来,牵扯起她内心的责怨。她看见船上红妆二八的当垆女,一种为人妻子的寂寞油然而生,相思急切这情到了“对镜使垂泪,逢人便欲啼”的地境地。女子个性表现出反抗性,愤语喷然而出:“不如轻薄儿,旦幕长追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因此,《长干行》取片断而合艺术整体,《江夏行》则是贯以女主人公所见所感而创造的艺术境界。两首诗都注意情景结合,刻画细致入微的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相比较而言,《长干行》结构严谨,《江夏行》更注重意识的流动,情感的渲泄。
3、宫女
对宫女命运的同情和关注也是李白女性形象诗歌的一大内容。在《玉阶怨》诗中:“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诗人着力描写了一个幽闭深宫的妇女的苦闷。全诗抓住宫女的神态和动作。表现深宫女子希望君王垂幸而绝望已极的痛苦。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说:“其写怨意不在表面,而在空际。第二句云露侵罗袜,则空庭之久立可知,第三句云却下水晶帘,则羊车之绝望可知。第四句云隔帘望月,则虚帷之孤影可知。不言怨而怨自深矣。”这种以抒情之笔状人的表现手法,使诗境含蓄,耐人寻味。在《长门怨》二首中:“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
两首同是表现宫人愁怨的主题,但前首是通篇写景,不见人物,人物如在画外,呼之欲出。“挂”字,“流”字均给人一种凄凉之感,可见宫女的处境。宫女风月起愁,月光满地,遍地是愁,使人不必见人即觉宫人处境之苦,愁思之深了。第二首则侧重于言情,以我观物,缘情写景。可怜的宫女长年都在愁怨之中,她已记不得人间还有春天了,住的房子里尘土萧瑟。从季节环境上描写宫女的感受,再又以对月光的感受以见其深愁之苦。
由此可见,李白是以悲悯笔调抒写这些在人间地狱深宫中过着凄凉孤寂生活的广大宫人的悲惨景况的,对腐朽的封建妃嫔制度不啻是一个强烈的抨击。诗人站在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立场上,关注她们,抒写她们的生活,对她们的不幸遭遇表现了深切的同情。
4、弃妇
在李白的诗中,他的《白头吟》、《妾薄命》便揭露了女子被遗弃的社会现象,诗人由历史上的陈阿娇与汉武帝,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提出了他的爱情观念。《白头吟》一诗中,诗人认为真正的爱情应该同生共守,白头偕老,女子忠于爱情,男子用情专一,得意钟守爱情,贫贱患难与共,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在《妾薄命》的诗中,诗人告诉世人,以色取人的爱情是并不长久的,夫妻之间没有真诚健康的感情基础,生活是不能圆满的。
《白头吟》、《妾薄命》警钟长鸣,劝言世人,《杨叛儿》和《夜坐吟》则更多告诉我们理想的爱情是怎样的。《杨叛儿》热情如火,男歌唱,女劝酒,感情融洽,柔情蜜意。“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把男女双方的相爱写得极致,意趣完美。《夜坐吟》中的男女主人公欢会灯下,“歌有声,妾有情,”双方情感投合,这也告诉我们,男女双方爱情要建立在双方理解,感情很契合的基础上。诗人把男女相爱写得如此火热,鲜明,独具个性,正说明诗人具有超人的胆识和过人的勇气。李白“戏万乘若僚友”,“揶扬九重万圣主,谑浪赤墀青琐贤”,他连皇帝权贵都视若无物,这些充满反抗和叛逆精神的女性诗歌出自他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5、美人
李白也有一些诗中借“美人”来抒寄他个人身世和和家国之事的感慨。《远别离》中,他通过娥皇、女英与舜的爱情故事,表现自己对政治危机的忧念。“欲言则惧祸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物借指耳。”而在《长相思》中,李白也是借思念“美人”来表达他离开长安后对朝廷的怀念,说明诗人虽离开了朝廷,但仍记挂于政治理想的实现,希望又能“仰天大笑出门去”,为国建功立业。然而诗人感到前路茫茫,“孤灯不明愁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对他而言已是“如花隔云端”了。诗人仿佛只是描写男女间的相思之苦,但“美人”在诗中已有某种暗示和寓托,旨在抒写诗人追求政治理想而又不能实现的苦闷。《美人出南国》(《古风·其四十九》)中,“美人“则是诗人的自喻,她美貌惊人,能歌善舞,却无从展现才华,还受群小的嫉恨。这也正是诗人长安生活的写照,有志不能伸,怀才而不遇,终遭群小排斥,嫉恨而离开长安。诗中正是借助于传统的“香草美人“手法表现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
李白选择女性生活入诗,恰恰表现了他切入生活的独特视角,他能够大胆地描写她们的心理、愿望、洞察入微,并进行热烈的歌颂或含泪的同情,充分表现李白爱情幸福观念的可贵。“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斯人虽已去,然而他的“光焰”永无长留,让我们永远记住李白和他笔下的那些个性鲜明的女性吧!
第五篇: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形象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形象
内容摘要: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用近30万字的篇幅,浓缩了上海40年的岁月变迁,用细腻而绚烂的笔将一段尘封已久、早已被人遗忘的历史生活艺术地再现出来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了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的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如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向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年纪的她难逃劫数,跟一位与女儿年纪相仿的男孩老克腊发生畸形恋,最终因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死,命丧黄泉。王安忆写出了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成了这个城市的代言人。
关键词:王安忆《长恨歌》王琦瑶弄堂坚韧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用近30万字的篇幅,浓缩了上海40年的岁月变迁,用细腻而绚烂的笔将一段尘封已久、早已被人遗忘的历史生活艺术地再现出来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了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的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如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向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年纪的她难逃劫数,跟一位与女儿年纪相仿的男孩老克腊发生畸形恋,最终因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死,命丧黄泉。
王安忆写出了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成了这个城市的代言人。
“上海的弄堂形形种种,声色各异。那种石门库里弄是最有权势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一堵墙上。一旦开门进去,院子是浅的,课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头顶。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尖锐的角,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是成套,一扇门关死,墙是隔音的墙,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的地。但这种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①这就是上海的弄堂。王琦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声就发生在这样的弄堂里。她的一生是典型到极致的上海弄堂女儿,是内在情态和外在世态双修到了炉火纯青田地的自然人生。在王琦瑶前后绵延的四十年里,她从片厂起步,经过程先生的摄影间成为了“沪上淑媛”,进而竞选上海小姐成功,成为了三小姐,不久她就依附了有权有势的李主任。但繁华一梦很快破碎,李主任失事后,王琦瑶带着伤痛离开,遇到了少年阿二。重返上海后,王琦瑶进入平安里以给人打针过日子,开始了平淡的生活,康明逊、萨沙、程先生依次走入她的生活又离去。王琦瑶独自抚养与康明逊的女儿薇薇长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与老克腊产生畸形恋最终被害死。
王琦瑶爱漂亮,会打扮,有点小幻想,小虚荣。但她美丽却不张扬,她就是上海弄堂里走出去的女孩,可是她比她们优越,她有一股天成的气质与风韵。她的美丽成就了她,也毁了她。虽然身边总是不乏追求者,可她的心总是飘飘忽忽,她一个人似乎很知天乐命的过下去„„年轻时候的王琦瑶就没有梦想,她只是现实。但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当年上海弄堂里的女儿王琦瑶奇迹般的成为“上海小姐”住进爱丽丝公寓,历史变迁尘封了上海繁华梦,王琦瑶重新进入上海弄堂。王琦瑶就像一条埋在地底下的河流,表面上尘封起来,其实在地底下却暗暗地流动着。尽管王琦瑶穿着素淡的旗袍打针度日,在严家师母眼里“这女人是有些来历。王琦瑶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他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康明逊也从王琦瑶的素淡里看到了极艳。虽然这城市是另一座,路名都是新路名,除了有轨电车的当当声,还提示着旧上海昔日的情怀。王琦瑶素淡和不动声色的平常心却是旧上海的繁华美梦的真正底色,四十年后当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到来之后,王琦瑶这条埋在地底下的河流又出来,她是新的,又是旧的。四十年后的上海好像在无限追忆四十年前的繁华梦、发型、服装、舞会、派对、交往,一切都好像在旧梦重温,一切却都变了样。可是,在城市迷乱的形象下面王琦瑶的那颗上海新却没变,那颗心里包蕴的是以不变应万变,一粒米一棵菜的精致,而是一碗一碗的下出来,胡萝卜是细细的丝,再撒一层细细的椒盐。上海心是家常心,有肌肤之亲和铁血贴肉的进切,她是一切繁华的底色。上海的这层底色其实并没有褪掉,它隐退在每家弄堂的窗帘背后,这窗帘背后站着王琦瑶。②王琦瑶性格有着上海弄堂文化的底色,她平淡里也能见出绚烂,是那种不动声色的。王琦瑶是上海城市的生活芯子,任时光流逝而不曾改变的。无论是繁华还是平淡甚或是有些艰难的时候,她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在一点一滴中过着虽然琐碎却坚韧的日子。王琦瑶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是绚烂后的平淡,平淡中不乏磨难,磨难中顽强地绵延。上海的弄堂文化决定影响着她一生的发展。
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她们从来不会怨天尤人,自认是落后于时代的人,当外面的天空是凄风苦雨时,她们却在平安里坐拥暖炉,笑品香茗。她们的这份坚韧使得上海的女人心里都有股韧劲,使得她们在这个任是以男人为主流的世界里站稳脚跟。从历时性空间来看,王琦瑶早年的辉煌,中年的落寞和晚年的二度青春,与上海这座都市在20世纪的兴衰历程中贯穿了上海百年的风云动荡的生命史。王琦瑶尽力坎坷,受男性在物质、精神上的控制,她是处于弱势、被动的,但是她却有着不可熄灭的生命力与自主能力,与其说是坎坷历练了她不如说是女性顽强生命本能使她柔弱外表下有一颗坚强的心灵。
王琦瑶的出现就像王安忆理解的上海的历史一样,“从一个灯火阑珊的小渔村一下子变成了东方的夜巴黎。”王琦瑶成为上海小姐,结束了她平凡的小户人家女儿的生活,被迎进豪华的爱丽丝公寓。可是这种奢华没过多久,在王琦瑶刚被吸引得心思活络的时候,上海解放了,属于王琦瑶的那部分光辉被革命无情地夺去了。在与李主任最后一次见面失之交臂后,王琦瑶和李主任真是“两人都是无依无托,自己靠自己的,两个孤魂。”她好比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梦被打碎,而她本以为那梦是花好月圆,长聚不散的。对王琦瑶来说梦碎了,心却不会止,疼过了,痛过了,又会抬起头。通天的人走了,王琦瑶依然好好地活着,变的只是生活地点,方式——从爱丽丝公寓到了平安里。她在这条小巷里做了一名护士,工作单调无趣,生活刻板清苦。可是,就在这种生活中,王琦瑶又有了生活的乐趣。从箱底翻出旧日的好衣服,她开始化妆,她一点一滴的收回自己的美丽,一针一线地拾起生活。社会在发生天翻地覆地变化,王琦瑶却依旧有耐心的生活着、等待着。在这种漫长的等待中,她顽强地忍受住了一波又一波来源于那些一次次走近她又远离她伤害她的男人。与王琦瑶相爱并有了骨肉的康明逊,为了守住他所在世界里的位置,与女儿咫尺却不敢相认,王琦瑶无怨无悔;程先生在文章中无法忍受非人的痛苦,抛下了他钟爱一生的女人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李主任、康明逊、萨沙、老克腊、程先生、阿二这些男人在她身上得到不同满足后便决然离去。她的心一次次被交付出去,一次次被撩拨了起来,可事情刚开始就结束了,传统女人视为生命的动力的“家”她一直无法拥有,之后更长久的寂寞必须她一个人承受。但是,王琦瑶的生命并不会因此而黯淡。“日子还是靠王琦瑶自己过下去,谁也不呢不过真正拯救她。”“人都只有一生,谁是该为谁垫底的呢?”王琦瑶只有自己救自己。她从对男性的依附到一个人坚强的面对生活,咬牙忍受痛苦,冷静平和地生活着。“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具体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种女人也许会受命运的捉弄,以及岁月的侵蚀,但是她真正懂得生活,是生存的强者,任何时候她都不会倒下,因为她的生命中有一股韧劲。它使人在最琐碎的生活中历经磨难而不折。这也就是上海的灵魂——生命的韧劲,让她比曾经辉煌的男人们走的更远。
王琦瑶执着而从容的生活方式,标示了当代女性的独立个性与理想信念。她的柔弱只是外在的表象,与貌似强大的实权人物“李主任”以及普通男性系列如康明逊、萨沙、老克腊等相比,王琦瑶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和更为坚实的精神内核。女性的坚韧就是上海无言却不屈的灵魂。王琦瑶不仅仅代表了一个女人的命运,她的生命历程也是动荡多变的上海的一段历史的写照。
《长恨歌》中既没有动人心魄的故事,也看不到被誉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的风云变幻,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与普通人——更确切地说是与普通女人——贴得很近的世俗生活的点点滴滴。王琦瑶是将一生的幸福放在一天中去过的。李主任如同在一颗流星滑过她的生命,王琦瑶只得到了一瞬间的灿烂,然后便如同一颗珍珠埋进沙土中一样,她便消失在了上海低低矮矮的弄堂里,与小人物们一起过着仔仔细细的日子。不管历史怎么前行,不管时光怎样高速飞转,但是在它的边缘里却有着人类最恒定的东西,那就是吃穿住行,是鸡毛蒜皮,是用尽心机的算计的饮食生活。平安里的生活俭朴,“下午茶比不上国际俱乐部的豪华和奢侈,但也是精雕细刻的”。
王琦瑶用黄泥螺下饭,洗头时把领口向里窝进去„„这些都让人感到她的女性的温情,这些都让人似曾相识,让人牵起很多的回忆。王琦瑶悠然而安稳地生活着,在李主任为她造的“金丝雀”笼中悠然安稳的生活,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正如王琦瑶的外婆所说“外婆喜欢女人的美,那是什么样的化都比不上,有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不由想:她投胎真是投得好,投得个女儿身。外婆还喜欢女人的幽静,不必像男人,闹哄哄地闯世界,闯得个刀枪相向,你死我活。男人身上的担子太沉,又是家又是业,弄得不好,便是家败业败,真是钢丝绳上走路,又艰又险。女人是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变成了。外婆有喜欢女人的生儿育女,那苦那痛都是一时,身上掉下的血肉,却是心连心的亲,做男人的哪里会懂得?”③
王琦瑶一个脱离男性束缚的完整的女性身躯,浑身散发着女性气质的女性形象成为了城市的闯入者。但作为城市灵魂的男性——生活在王琦瑶身边的李主任、康明逊、萨沙、老克腊等等一个个曾聚首在她的生命中的男人都相继离她而去,这个城市排斥了她,抛弃了她
但是她却用她女性的身躯包容着这个城市,城市的气息已经深入她的骨髓。王琦瑶对男人爱情和物质的渴望是她物化的结果,而物化正是这个城市的本质,也是与它血脉相连的王琦瑶的本质。所以当她身边的所有都失去依靠后,她依然沉醉在对繁华的追求中。而真正能动荡她心扉的是让她孤独无助的离开上海暂居乌桥的那些日子。那种思念是刻骨铭心的乡愁,那种痛是深入骨髓的流离失所的悲哀。上海的一切对她来说“那仇和怨也是有声有色的,痛也是甘愿,恩怨苦乐都是洗礼”。“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而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这样一个王琦瑶,上海弄堂因为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上海弄堂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做王琦瑶”。
进入城市的卑微却是整整一个世纪的梦想,但最终也是这个物化城市让她成为后来人追求繁华的牺牲品。王琦瑶四十的人生,展示了上海的历史变迁和市民的生活,也是这个城市的象征,也代表了上海的精神。作为上海三小姐的王琦瑶,“可说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个大多数虽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基本元素。„„三小姐其实最体现民意。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是理想与信仰,三小姐却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是使我们想到生活、婚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一九七六年的转变,带给薇薇她们消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播映老电影是一桩,高跟鞋是一桩,电烫头发是一桩。„„到了第二年,服装的世界开始繁荣,许多新款式的现在街头。„„她奋起直追的,要去响应新世界的召唤。”④什么是新?什么是旧?什么是新世界?什么是旧世界?论理,这些属于历史时间的问题,与弄堂世界的原初时间无关。关键是,上海弄堂的世界真能完全逃避关于新旧的话语吗?1949年的日历翻过后的日子代表新,这是上海每一条弄堂里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的,只是那感觉的程度有大有小的差异。1966年文化大革命代表新,这又是上海每一条弄堂里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的,那感觉程度的差异便不太大了。程先生是个“与旧时尚从一而终”的人,他在这一年夏天自杀,虽不情不愿,却是死得其所得。80年代以后的新,在王琦瑶看来倒有点“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新的也就是旧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还不如说是旧的。“王琦瑶饭桌上的荤素菜是饭店酒楼里盛宴的心;王琦瑶身上的衣服是橱窗里的时装的心;王琦瑶的简朴是阔绰的心。总之,是一个踏实。在这里,长脚是能见到一些类似这城市真谛一样的东西。在爱城市这一点上,他和老克腊是共同的。一个是爱它的旧,一个是爱它的新,其实只是名称不同,爱的都是它的光华和锦绣。一个是清醒的爱,一个是懵懵懂懂的爱,爱的程度却是同等,都是全身相许,全心相许。王琦瑶是他们的先导和老师,有她的引领,那一切虚幻如梦的情境,都会变得切肤可感。”⑤说是响应新世界的召唤,一切又都回到了弄堂世界的原初时间。王琦瑶和老克腊的畸形恋,王琦瑶被长脚扼杀在床上,原是这弄堂世界的自然人生中不常见却也不稀奇的偶然脱节。女性与城市有开始了新的纠缠。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没有去表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没去抒发建立新中国的喜悦,没去展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将笔锋指向了时代轨道的角落,指向了那角落的人、事以及生活、际遇、性格和命运,远离时代、民族、国家,止追求自己的安逸和快活,这正是王琦瑶悲剧的根源。正如“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弄,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也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⑥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女性只能做无赖的抗争。王琦瑶集四十年代上海小姐优雅于一身的典型代表,她美而不艳,情态优美却不高不可攀,矜持而亲切、造作却不浮夸,高尚但决不低俗,现实却又讲情调,缺少见识但通情达理,她难免俗气但那俗气已经过文明的洗礼。王琦瑶是最懂生活的人,没有了她,生活便没了情致、韵味。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她的吃穿住行都流溢出难以言说的韵味。她任人摆布的成为了“沪上淑媛”,从此拉开一生的序幕。在王琦瑶潜意识里,她喜欢有人为他操持命运而自己落得清闲。可是在无常的世事中男人常常
比女人还脆弱,他们总是先被打到,被击败,而女人却能在坚韧中继续她的路程。恰是柔弱的王琦瑶在风雨飘摇的孤苦境地中如走钢丝般保持着平衡,保护着自己,然而也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抗争。
《长恨歌》里的人们一生都在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王琦瑶一生感情生活多有波折,她的好友蒋丽莉和程先生等人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都想好好的生活好好地爱,而且都是那么真诚,可是最后都不如愿。蒋含恨而死,成无奈自杀,王终身不得圆满,不能和爱的人在一起,注定要演绎一曲“长恨歌”。拜伦说的好“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对女人而言,去爱一个人就是抛弃其他的一切去爱。当了“上海小姐”后,王琦瑶被李主任看中住进了爱丽丝公寓。王琦瑶被李的威武、权势征服,她等待着“他将她的命运拿过去——给予不同的负责。”她要的就是这个负责,可好景不才,一切付诸东流。而王琦瑶与康明逊的爱情就平淡的多,他们都是受益者,都藏着有哀有乐的利益心,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经历多了,王琦瑶只想抓住眼前的快乐。可她没想到的是眼前的快乐也要用将来做抵押的。萨沙则是她和康明逊孩子的替罪羊。程先生则一身与王琦瑶无缘。老克腊是王琦瑶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遭遇。这些男人都是她生命中的过客,没有一个成为了她生命中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她追求了一生的爱情在最后她才发现,爱情对她而言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
然而王琦瑶亦是聪明的女子,有着上海女子特有的精明,她明白人生的无奈,明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人生无奈。她每时每刻都明白自己的处境,当成为上海小姐后,她虽处于浮光掠影的一片繁华中,沉浸在极致的风情和惊艳中,但也敏感的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出场,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这一刻的辉煌是有着伤逝之痛的,是命运感的,良宵有尽得含义”。因此当李主任看中她时,她毫不犹豫地住进爱丽丝公寓。李死后,她并没一蹶不振,平静地接受生活。她有足够应付生活的聪明,她能够忍受委屈,懂得勇敢争取什么。不管命运怎样逼她,她永远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不仅是那一匣金条,每一个于她有恩的男人,都被她视作是无路可退时的“底”,也是一种攻,这种精明和坚定有时让人吃惊。
王琦瑶的一生可称得上诡奇,甚至有的惊心动魄,但生命的流程中只不过是一个上海小女人的凡俗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细细碎碎,点点滴滴,亦是婆婆妈妈,牵牵绊绊。王琦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人物,她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她身上那种坚韧的上海精神让她面对生活的无奈、人生的无奈时仍能安稳的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为自己争取到一方安身立命的生存空间,并一次次走出生命的麦城。
注释:①转引自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4页②转引自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00页③转引自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20页④转引自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224页⑤转引自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317页⑥转引自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6页
参考文献:
1、《长恨歌》王安忆著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2、《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