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杀医凶手的心理问题

第一篇：温岭杀医凶手的心理问题

温岭杀医凶手的心理问题

【导读】温岭杀医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医患关系的关注，再次的引爆了从医人员的安全担忧。这一起案例并不是传统的医患关系问题，而是患者本身的心理问题，让其做出这样的选择。

连恩青本人的个性

首先此人不善言语，并且自我封闭性比较强，家庭困境导致的一些问题（来源 心融网）。

周围人对于连恩青最大的印象是“老实”,“从没见过他和别人吵架”“性格比较内向，没见过他和什么朋友来往”“没什。“我们是穷”连俏说，她的父母都是农民，不是做小工，“我爸爸64岁了，还一个人在广西打工”。

坚信自己病情未好

连恩青开始时的病症肯定是有着生理基础的，所以医生为其做了手术。但是术后几个月，他所陈述的鼻子又呼吸不畅，头疼，睡不着觉等问题，却得不到医学上的支持，这时候就是心因性的生理疾病。即因为心理上的坚信，而感觉到自己存在着不适感。

数次就医，坚信医生在骗他，脾气变得暴躁，连家人也不太相信了。精神中

心的诊断是“持久的妄想症障碍”，妄想性障碍（delusional disorder）又称偏执状态偏执狂偏执性精神病。通常没有幻觉、情绪失控或人格解体等症状，但他们的思维与现实是割裂的。主要特点妄想性障碍是出现一个或多个虚幻的信念，持续至少1个月。妄想可以是非怪诞的，可包括一些确乎能发生的事情、如被跟踪、被下毒、被感染、被远方某人爱恋或被爱人伴侣欺骗。妄想性障碍的主要特征是，患者头脑中存在某些根深蒂固的错误信念。

连恩青正是有了根深蒂固的错误信念，心生怨恨等问题。他在症状减轻却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出院，化，所以杀医行凶。

其他相关心理问题

一是疑病症，也是不顾医生的诊断，但是这样的人往往没有攻击性行为。这样的人会觉得有一股气流在自己的身体

但不排除存在一些遗

温岭杀医案很让人痛心，本可以避免的一桩祸事，却因为人们对心理问题的治疗不够到位而产生。再一次将焦点聚集到心理疾病方面，心理产生的问题往往会带来让人出乎意料的结果。

小编短评：

刚开始了解这样案子的时候，以为是简单医患问题，现在才发现原来有心理问题作祟。但人们往往是对心理问题缺乏重视的，多数的心理问题形成都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开始的时候不会引起本人或者周围人的重视，直到酿成苦果。

第二篇：浅析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温岭杀医事件有感

浅析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杀医事件有感

2012年3月18日，因患鼻中隔偏曲、慢性鼻炎、左上颌窦炎、筛窦炎，连恩青住进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并于两天后接受了内镜下鼻中隔矫正术、双侧下鼻甲黏膜下部分切除术。2012年12月28日，连恩青来到该院医务管理处投诉，表示自己术后感觉鼻孔通气不畅，要求医院解释，并再次手术。为此，医务管理处当场请来耳鼻咽喉科主任应正标会诊，应正标认为，手术效果良好，连恩青在听取解释后离开。今年3月7日之后，连恩青又多次来到该院投诉，提出相同的要求，多位医生和行政人员都曾为他详尽解释并细心开导，但连恩青依然不满意。10月26日，他再一次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将一把长约30厘米的尖刀捅入三名医生的身体里，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为了证明手术不成功，连恩青曾多次到**市的多家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就诊。仅今年8月，他就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就诊7次，并主动要求做CT检查，但诊断结果均为慢性鼻窦炎，鼻窦CT检查结果也未见异常。医生被杀、护士被劫持，一次次血淋淋的残酷现实背后，是谁把医患双方推向了持刀相见的境地？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和患者在医护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作为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医患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实质上反映的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下面将从医方、患方及外部因素讨论当今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1、医院方面的原因

据研究发现，在医疗投诉案件中大多数患者主要针对医疗质量、服务、态度等方面，涉及临床、医技等部门，其发生的原因大多为责任心不强，或服务态度差等。对病情不能耐心解释，治疗不够精心；医疗保护意识淡薄，在病人面前不负责任地议论医疗过程，使病人产生错觉等等。有些医务人员放松了自我质量控制的意识，特别是病人多，工作忙及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难免情绪不佳，一个疏忽大意造成不应有的失误。由于服务态度不好导致病人病情加重时，往往造成说不清、理还乱的医疗纠纷。很多时候，医生以生僻晦涩的医学专业语言告知患者治疗、检验等方案，忽视患者本身可接受程度以及其心理情感诉求，容易导致患者对医生产生不满。而不满情绪在医患关系这种特殊人际关系中极易激发患者的敌对心理，从而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甚至暴力事件频发。另一方面，一些接待部门不重视初访的接待工作，对问题的调查处理没能手及时给来访者以答复；某些接待人员工作过于简单，不能洞悉来访者的真实动机，有时对来访者提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综合分析，草率行事就给予定性和处理；甚至态度生硬，使本可以平息的纠纷升级。

2、患者方面的原因

中国人对于医疗的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远远超过了医学科学所力所能及的范畴。医学是不断发展中的实践科学、经验科学，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疾病，同一疾病在不同患者身上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疾病在同一人身上也可能又相同的表现。相同的疾病，相同的治疗，对于不同的病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及时准确的诊断治疗，是医学最美好的愿望，也是医生最努力追求的目标。可一旦生病，就要求医生百分之百的诊断和快速治病，这是有违医学科学规律的。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具有家庭生活方式特点，因而生活中总要有个依靠的心理定势存在于医患关系中，患方习惯于全权依靠医方，在支付相对高昂的医疗费的同时往往对医疗结果抱有很高的期望值，甚至忽略了医疗风险的存在，忽视卫生服务本身复杂性及疾病转归的多变性特点。将卫生服务行为看作一种简单的交易关系，持花钱买服务、花钱就应该被服务好，就应该得到健康，得到满意的疗效观念的患者大有人在。多数患者缺乏风险意识，只接受医疗的正向结果，而对医疗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或者是视而不见，拒绝接受。另外，行医者的家长作风由来已久，作为专业人员，卫生服务提供者更多时候是从专业的角度提出诊断治疗方案。医方的角色认知是疾病的转归途径、发展趋势和更优治疗方案，优越的心态使为医者对患者的权益缺乏充分的意识。而患者作为卫生服务行为中的消费者往往存在过高、过快的诊疗期望，更多的是追求自身的健康和生命。患者的角色意识首先考虑自身权益是否受损，医方有无责任，最佳补偿如何获得。这些原因让患者对医疗行业存有更多的不解，对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毫无帮助。

3、外部因素

中国的绝大多数医疗机构是公立机构，市场化医改后，医院自负盈亏，政府存在对卫生服务监督职能的缺位，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人们收入的增长速度。因病返贫，因病致贫，贫病交加恶性循环常见，加重了患者负担，导致大众对卫生服务的满意度下降。同时，医疗改革，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没有比较完善的政策或机制供参考，不可避免地存在政策制定的滞后性。中国地域差异性以及卫生服务领域本身复杂性等特点容易导致政府失灵。在这种双方失灵的困境中，公众对卫生服务领域存在怨气，很容易出现偏激行为，将不满转嫁给一线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人们往往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矛头对准医生，认为医生多看药、开贵药就是赚黑心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从本质上来看，政府限制医疗服务费用并没有减轻患者的负担，只是将医护人员推到了患者的怒火面前，成为财政投入不足的医疗制度的替罪羊。另外，患者眼中的医生，从白衣天使跌落成白眼狼，媒体功不可没。医生收红包、收回扣、见死不救等等，各种医疗行业负面事件时常见诸媒体。不可否认，其中确有一些医生的不端行为使得医疗行业整体被污名化，但也有一些负面事件是媒体过度渲染乃至无中生有。在2012年3月**杀医案发生后，一项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是65%的网民对医生被杀表示高兴。将刀捅向医生的可能只是偏执扭曲的极少数，对医生抱有敌意的却是大多数。以2012年发生的两起轰动的负面医疗事件八毛门和缝肛门为例。前者是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医院称需10万块治好的先天性巨结肠，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后者是一名陈先生称妻子在医院生产，因助产士嫌红包少被报复，肛门被缝。两起事件都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引来对医疗行业的一片讨伐之声。然而，这两起事件最终都被证伪：前者以患儿最终诊断的确为先天性巨结肠，当事人道歉告终；后者经卫生部门调查，确认为不存在肛门被缝而是生产过程中处理痔疮。在对这两起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在事实尚未清楚之时就对医院进行有罪推定，进行大肆批判，纵然事后澄清，也难以弥补对医疗行业的名誉伤害。在一起起或真或假的医疗行业负面事件中，媒体裹挟着公众的批判热情席卷而过，赢得了关注，留下了愈加破碎的医患关系。《医师报》发表评论指出：媒体荒谬而带有煽动性的报道只会让医务人员谨慎行为，使他们在诊疗过程中过度的保护自己，而患者的生命则可能会在医生的谨慎行为中一点点地失去救治的机会。医患双方的目的本来是一致的，共同战胜疾病的困扰，保证健康的状态。既然医患关系是一种交往的关系，那么新闻媒体作为交往过程中重要的沟通桥梁，应该努力认清新闻传播规律、受众接受心理，重新建立一种良性循环，为和谐的医患关系推波助澜，用整体的，普遍的，系统的视角来化解社会矛盾。

医患冲突，受伤的不仅只有医生。对于患者来说，医患信任破裂的成本最终还会回落到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医生为了规避风险会选择风险最低而非效果最佳的方案。越来越多的医生或准医生会因为惧怕可能的风险选择逃离医疗行业。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8%的受访医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穿上白大褂。在医患冲突这场零和博弈里，只有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此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安全防范制度，实现警医联动，确保恶性突发事件的及时有效处置，同时医院还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保卫人员，视情在医院重点部位配备安检设备，加大对携带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入医疗机构的查缴力度，设置安全监控中心加强重点部位监控等。但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加强安保，固然能够防范部分有极端情绪的患者，从一定程度上保护医生的安全，不过这种方式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医患矛盾，而且还可能会增强双方心理的紧张。**事件的警钟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唯有彻底的医改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医患关系异化、让医院血案逐渐绝迹，而这也是各界的共识。在破解好加大财政投入、消除以药养医、提高医疗保障、缩小城乡医疗水平差距等课题的基础上，兼顾好患者、医生的合理利益，医患关系鸿沟才有弥合的可能。

第三篇：医改问题

别让双向转诊成为传说

2013-04-09 编辑：环球医学 贾朝娟

关键词： 双向转诊，社区，大中型医院，市场

双向转诊是本轮医改解决看病难最为重要的一项国策，其目标是要积极发挥大中型医院在人才、技术及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同时充分利用各社区医院的服务功能和网点资源，促使基本医疗逐步下沉到社区，社区群众危重病、疑难病的救治到大中型医院，做到“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然而，目标虽然美好，但在现实中双向转诊的执行力很差，美好的目标因受医疗制度的影响而面临种种困境！

是什么造成医疗市场的畸形发展？

在我国，公立医院挂着政府公益性的牌子却在市场上不受约束地无限发展。而地方政府在高喊大力发展公立医院的同时，却没有支付应有的建设经费。大力发展公立医院背后实际上变成了大中型医院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这种扩张无疑必须适应市场的法则，即尽可能增加床位并填充每一张床，尽可能从医保多获得些钱。因此，病人就成为了财源，抢病人、留病人也就成了医院最大的愿望。因为，有了“住院”病人就可以合理地“创收”，在这种机制下，怎么可以轻易的让病人流走？“保住老顾客，发展新顾客”已经成为各级医院经营目标，这是医院“市场化过度”的局面之一，客观上造成了民众公益利益的损失。

另一种局面，新医改方案推行以来，大部分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人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有些地方甚至减少了50%，与此同时二级以上医院的病人增加了50%，实际上加重了看病难，看病贵。新医改方案推行以后，原来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的一些项目被禁止，病人只好到二级以上医院看病。加上不少基层医生反映他们采用的国家基础药物目录中很多基础药物没有（有的地方连常用的退烧药和治疗拉肚子的药物都没有），患者不得不去上级医院就医。药品零差价在某些基层医疗机构也成为了“传说”，老百姓根本买不到零差价药品，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内部职工都不够买！更重要的是，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师每个月的工资少的可怜，有时候还不发。没有病人就完不成任务，也拿不到“绩效收入”。如果是说原来医生靠“以药养医”还可以勉强补贴的话，现在几乎是彻底没有积极性了。如此看来，大部分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现病人减少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于是乎，迫于生存的压力，有些人通过大量转诊病人收受回扣，虽然这种非法的交易无异于饮鸩止渴，却恰恰暴露出医疗“市场化”机制“过度”的另一层意义，即如果政府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不足仍然持续下去，一味的“市场化”机制必将淘汰这些“弱者”。而对于病人，一旦到了上级医院也不愿意回到医疗能力差、环境也差的社区和卫生院，甚至在社区连康复病人几乎也绝迹了。实质上，分级分段医疗早已经成为空中楼阁。

喊得多，做得少

医改倡导发展病人双向转诊，但基本上仍停留在政策鼓励层面上，政府主导的执行层面的举措明显不足，医院实行药品零差价后，政府没有相应的支持措施和合理补偿。药品价格虽然有所下降，而医院收费总价却没有下降，整个医院的运转仍然在 “市场化”机制“下进行。”过度医疗“、”薄利多销“的”促销“手法，没有也不可能在市场的利益驱动下有所改观。结果无疑还是促使病人往大医院跑，而且总的费用比改革前还要高。病人的报销比例虽然提高了，实际上却加大了支付方（病人与医保）的支付总量。

目前见到的多项改革都是在市场的法则下运行。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和投入，单纯在市场法则下运行，将无法达到促进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目标。医改要促进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喊了很久却不见实质性措施。

医生劳动价值的回归是医改即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的问题。多年来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地体现。在政府投入不足和市场化的扭曲下，医疗市场已形成变相通过非医疗性”创收“的局面。

新医改必须从政策上采取有效的措施吸引医生下沉。在一些国家，政府拿出财政支出直接补贴给愿意去基层的医生，让他们保持有一定竞争力的收入。这样的例子也并不罕见，而我们不能只是单纯地”号召“医生到基层去。如果基层没有好医生，病人分流也就无法进行。假如医生的劳动价值在大小医院的差距不大，医生也不是通过过度医疗来获得奖金，就一定会有医生愿意到基层去。

分级分段治疗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目前的一些政策不仅没有有效地激励和安排病人和医院主动双向转诊，而且有些政策是与病人和医院主动双向转诊相悖的。比如要求三级医院科目齐全，导致本来一些可以”下放“的专业或者不需要这么多床位的专业，因为评审而一个也不能少。大病、小病大医院”通吃“，基层医院几乎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又比如，康复科的建立对大医院要求特别严格，而忽视康复病人下放率和对基层康复指导服务辐射力，使大医院的康复患者比基层还多得多。

此外，支付制度如何具备自身的约束力也是分级分段治疗不可缺少的环节。地方医保不仅要监督到位，重要的是要很在行。医保队伍专业管理水平的滞后使得大医院的地位变得十分强势。结果在大医院什么病都可以报销，医保起不到约束作用，而基层医院反而困难。加上激励政策无力，医院与病人都愿意尽量使用完”限额“。在病人与院方都有利的情况下，谁愿意回到基层呢？

政府必须主导

医改的实践证明，仅靠市场运行机制和政府高调倡导的双向转诊将永远是空中楼阁。市场机制只能逐渐淘汰处于相对竞争弱势的下级医院，不可能有上下级医院运转正常的局面出现。因此，政府主导的强劲措施势在必行！

首先，对于患者，往往是上转容易下转难。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使患者客观上容易接受上送而难接受下转。因此，在推行双向转诊的过程中，如何能让病人对基层医院产生信任，并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就医体验是政府财政投入的重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不能偏离这个方向。

政府要主导对各级医院的主要医疗范围进行细致、严格的细分和界定，划分各种职责和成长空间。医改的所有的举措都要对基层医疗的发展有利，所有的优惠条件都应指向在基层发展的医生。老百姓感觉到看个小病、开个药在基层与在大医院差别不大了，谁还愿意去挤大医院？

其次，要建立强制性的首诊制度。除非急症或者患者自费可以完全自由选择，否则，所有医保、公费的就诊者必须首先通过社区医院的首诊，才可以转诊。就诊者有良好的首诊倾向对双向转诊实施有促进作用。因此，要积极推行社区首诊制，努力改变就诊者的就医习惯，使更多的人倾向于选择病后在社区首诊。

当然，首诊制度好规定，政府责成医保发个文就”解决了“，但是，首诊制度是需要前提的：即基层医疗服务的有效性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水平、临床路径、方案、药物治疗等等应该与大医院相同或相近。如果你的基层医疗服务缺人、缺药、缺设备、医生不仅水平有限而且也没有给患者诊治的积极性，甚至连个小病都无力应对，根本得不到患者的认可，怎么规定人家去首诊？延误了病情算谁的？

还有，除了由于患者可能不愿意下转到社区医院之外，大医院不愿意把康复期的患者转回去也是常见的现象。一位脑出血后处于康复期的患者，在大医院已经住了3个月，其实只是每天下午进行1个小时的康复训练和简单的药物治疗。比较社区卫生机构和大医院康复治疗的费用，发现大医院收费要比社区卫生机构高几倍。为什么患者没有转回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康复治疗呢？大医院给出的理由是：要对病人负责，转出后出现问题很难说清责任。理由看似很有道理，谁能排除是利益驱使在起作用？

被视为医改解决看病难问题重要法宝的双向转诊，从最初试点至今已经至少过去了7、8年，这其中碰到了许多难题，例如：验单检查难互认、社保支付问题、公众就医观念、医院逐利等等。虽然似乎所有浮出水面的问题都在解决的过程中，但双向转诊也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医院”的愿景究竟会不会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答案正在揭晓。

老百姓期待的"小病进社区，大病进

第四篇：关于医闹问题看法

11月3日中午12时左右，广东潮州男科医院1名医生被砍死2人被砍伤。经初步审查，犯罪嫌疑人黄某金认为男科医院治疗效果不好，治疗费用无法退回，遂怀恨在心。经进一步审查，犯罪嫌疑人黄某金主动交代当天上午在潮安县砍死一人。

对于近期患者骚扰医院和伤害医务人员的案件不少，见诸报端，因此依据法律、法规，通过执法手段整治医闹行为，维护正常的医疗环境，维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显然是迫切而且必须的。

从根本上维护医疗机构秩序考虑，维护医院的公共秩序，以及维护医患双方的人身权益，除了依靠执法手段之外，更要靠秩序的建设。这个秩序，既是环境秩序，也是信任秩序。“医闹”是一种非理性的维权，甚至发展成为职业维权代理，如果冷静地分析，也与医疗制度的部分非理性成分有关。比如医患双方专业上客观存在的不对等，使得患者没有能力自觉自愿地完全相信医生的话；医疗责任界定还不够明晰，也使患者难以判断自己是否受到了公平对待；医疗事故鉴定公信力的一些缺陷，患者甚至无法判断医疗事故是否发生„„这些因素层层叠加，使得极少数患者激化医患矛盾，以制造事端的方式寻求对话。所以，“医闹”需要依法追究责任，但更需要在法律之外展开反思，以求得从根本上减少医患矛盾。我认为医疗行业需要更多的“第三方”。

“医闹”问题，是个重要的信任问题。当然，信任的建立，首先需要为专业、外行之间的对等交流清除障碍。我们需要呼吁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医疗专业的权威不仅仅是以艰深的专业为基础，而同时还要辅之以普通人的感知、经验认同。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医疗服务、医疗鉴定、医疗监管等等，能在符合常识的制度框架下进行。

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专业权力”被分割，并互相制衡。具体的建议是：医疗机构、医保机构、医疗鉴定机构、医疗主管部门等等，形成相互独立的责任主体，彼此监督、制衡，最终使得医疗领域不再是个神秘的专业领域。在本质上，涉及到公众利益的科学专业也是一种权力，它需要和其他权力一样被切割，形成相互制衡的体系。

患者可以不相信一个医生的话，也可以不相信一家医院的治疗，但如果连整个医疗行业都一并怀疑，“医闹”就难免有可趁之机。要从根本上遏制“医闹”违法行为升温，执法决心需要特别宣示，打击“医闹”行为应该成为执法重点，重塑整个医疗行业的公信力，重建医疗行业的自律体系，引入更多的第三方，让医患走向相互信任，根本上消除“医闹”。

第五篇：医改问题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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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委员提出深化医改三个着力点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仇逸、王海鹰、程士华）医改怎样让社会满意、百姓受益、医生给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代表委员们表示：只要牢牢把握强保障、优服务、破逐利三个着力点，一定能给出破解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答卷。

聚焦大病预防，“强”保障降低自付比例

“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基本医保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葛均波院士表示，“在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既要坚持„保基本‟的宗旨，也要在普遍提升待遇水平中逐步缩小城乡、不同类型人群的医保差距。”

“在医改之前，我国居民政策范围内医药费用个人自付超过了50%，许多大病患者人财两空，社会矛盾激化。”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陈赛娟院士表示：“现在我们是„广覆盖、低水平‟，国家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提高待遇水平，让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自付降低到30%及以下。”

致力减轻大病重病患者负担，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成为代表委员们肯定并认为需要进一步推进的重点。“我国疾病谱中，肺癌的发生率占第一位，乳腺癌是女性第一肿瘤，这些高发疾病都纳入了全面推开大病保障或纳入保障和试点范围，由衷为患者感到高兴。”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医院结肠肿瘤外科主任顾晋代表说：“但必须看到，还有更多的癌种、更多的大病患者期待更好的保障。”

“国家把I型糖尿病纳入了保障和救助试点，为全国500万患者带来了福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糖尿病研究所所长贾伟平代表说，“我们正在面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高发、费用攀升的挑战，加强对慢性病的重视和保障、特别是预防投入至关重要。”

“我国医改的重点在社区、农村，难点在大城市、大医院。”全国人大代表、安徽中医学院药学院院长戴敏说：优化服务体系能够实现病人的合理分流，加强资源利用效率，既减轻病人看病的烦难，也增加医生和患者的沟通。因此，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软件，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武广华说，医改建设资金大部分投入了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在庙建起来没有和尚。基层医务人员临床技能不足，群众信不过，仍然纷纷挤到大医院去。“乡镇医院政府建，医务人员不少但不干事，十几个人合一个病人，效率很低，财政还要保障经费。如果引入社会资本、引入竞争机制，低效运营会被有活力的发展取代。”

顾晋代表说：“全科医学系在许多医学院还是空白，在北大医学部也是新开的。学生毕业后即便分到基层、农村，过几年也都会想办法离开。”他建议要建立乡村医学专业，就像免费师范生一样专项培养，出台相关的福利待遇政策让医生愿意留在基层并不断提升诊疗水平。

“来北京参加两会那天，我所在的医院有将近1000名病人在排队等着床位。许多病人身体状况本来就差，却只能在走廊上休息、吊水，对治疗和恢复肯定不利，且临时所加的床位，氧气管等医疗设备无法配套，病人怎能不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代表说，“三级大医院的功能定位除了医治疑难杂症外，就包括医学人才培训，关键是政府要鼓励大医院发挥这些功能，要有评价标准和规范要求。”

安徽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科主任医师汪春兰代表则建议，通过医保支付手段加大自付差距，运用经济杠杆引导病人下沉，同时，建立管理运行一体化的共同体，加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区域协作，引导城乡医生的流动轮转。

破除以药补医，成为公立医院下一步改革的关键点之一，而卫生部部长陈竺“即使再困难也要跨过去”的表态，彰显了政府的决心。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破除以药补医，不是切断医和药之间天然的联系，而是切断其中的利益驱动，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让医生诊疗真正为病人设想、从病情出发，从根子上提升医患互信。

“我们要尽快建立科学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考核评估机制。”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张喆人代表说，“不能以营业额来要求医疗机构，不能将创收指标分解到科室，不能以看了多少病人、开了多少药来衡量一个医生。现在医院之间都在攀比利润，医生之间则看谁赚钱多、论文多，这都是有偏差的，医院首先要看病人的满意度，同时考核检查用药的合理性、医疗技术的水平等。”

“在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同时，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滨州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刘凤说：“现在„人不值钱药值钱‟，必须在医疗收费中提高医生劳务价值，在考虑社会承受力的同时适度提升诊疗费、手术费等定价，同时，政府应摸清取消加成后医院减少的收入，给予一定的补偿，保证正常运营。”

代表委员们表示，解决了“以药补医”，不能出现“以械补医”等新问题。“如果评价机制不扭转，补偿机制不到位，医院很方便可以通过„制造病人‟、多开检查、过度医疗等方式来牟利。”合肥工业大学国家教育学院院长檀结庆代表说。

（仇逸 王海鹰 程士华）

关于两会医改的心得体会

“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个有关医疗保障方面的一个目标是:政策范围内的医保基金支付水平提高到70％以上。我个人觉得国家出台一个这样的政策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居民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吗？我觉得未必。因为如果医疗水平还是很高的话，即使报销比例达到70％以上，居民的费用还是会增加，因此，只有合理的医疗费用和较完善的医保制度，才能解决 “看病贵”的问题.具体可以从医药分离和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前不久，网

上爆出浙江许多知名医院的医生收取大量的药品回扣，这个现象不仅反映了目前医生道德水平的缺陷，同时也反映了医院药品制度的不合理。在基层卫生服务的医疗机构的药品基本实行零加成销售，但在一些大医院，还是靠药费来维持医院的运行。我觉得医院的药房可以进行外包制。即药房不属于医院，药房进行投标的方式进入医院，药房的利润归药房而不是医院。这样就可以防止医生乱收回扣以及乱开药的行为。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医疗费用。至于不合理的检查，就要加强医生的职业道德。

对于看病难的现象，我觉得可以通过提高基层医院医疗水平，同时各级政府对医院的财政到位，可以更近一不解决问题，改善民生。同时国家还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致力解决大病患大病重的医疗费用，同时还要建立正确科学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考核评估机制。解决“以药补医”而不是“以械补医”的问题。希望这些积极的政策尽快投入到实际生活中，成为一项便民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