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

第一篇：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

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发展和进步以及需要解决的当前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安全生产越来越受到重视，安全生产法治观念正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可喜进步。

一、从人治观念转变到法治观念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制定颁布了一批法律法规，构建了相应的制度。但是，由于传统行政法制建设的观念主要是人治，因此，传统行政法制基本上是“人治底下的法制”。有法制并不等于就实现了法治。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统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在深刻反思人治观念的基础上，逐步树立起法治观念。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主要依据法律而非领导人的意志，要依法行政而非依行政命令行政；当领导人的意志与法律相冲突时，应服从法律，这一特点也表现在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方面。

二、从重权力、轻权利转变为权力和权利并重

计划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依靠政府来配置社会资源，所以传统安全生产的立法也必然重视行政权，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来维护安全监管秩序，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对象，只能消极服从行政命令。市场经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政府只是有限政府。因此，对传统安全生产立法的权利（力）结构逐步进行了调整，从重权力、轻权利转变为权利、权力并重，成为安全生产法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安全生产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一个转折点，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比较好地兼顾了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既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又维护和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

三、准确把握政府监管部门职能简化的程度

在推行安全生产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新界定政府安全生产监管权，逐步由管制行政变为服务行政。需要注意的是，简化政府职能也要有一个度。由于现代社会关系日趋复杂，政府职能并非越少越好，适度的政府职能对于推进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是必不可少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应是一个层层推进、依次展开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否则就可能出现管理真空，造成社会无序和动荡，阻碍社会发展。因此，在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准确把握政府职能简化的程度，又要掌握最佳的政府职能转变速度，使政府职能转变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协调一致。

四、制约、激励兼顾

我国传统安全生产法制作为行政管理的工具，旨在保障行政权、约束相对方权利。近几年的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在从单纯的约束机制转变为约束与激励兼顾的现代行政法机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基本上摆脱了过去那种只约束相对方权利、不制约行政权的单方面思维，开始注重双向制约；与此同时，安全生产奖励制度有了一定发展，并在实践中得到成功运用。但是，机制完善工作仍将是我国较长时期内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如何在有效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违法行政的同时，有效地激励相对方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行政，是安全生产行政法机制完善的重点所在。

五、从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转变为实体与程序、过程与结果并重

我国传统安全生产法律制度体系发展明显不平衡：一是监督行政法律规范弱于行政管理规范；二是行政程序规范弱于行政实体规范；三是过程正当性的行政法律规范弱于结果正当性的行政法律规范；四是宏观调控立法弱于微观规制立法。改革开放以来，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问题在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程序与实体、过程与结果都是行政法制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安全生产法制建设要整体推进、全方位进行，不能有轻有重，任何偏废都不利于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正常进行。重视和实现安全

生产监管执法的程序和过程，是保证依法行政的必要环节，也是提高监管执法水平的重要措施。我们既要大力完善行政程序制度，防止行政主体滥用任意性程序侵犯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又不能放松行政实体法律制度建设，避免实体与程序的脱节；既要注重发展行政过程中的监督、引导制度，又要强化对相对方的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政责任的追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平衡，才有助于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虽然我国的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普遍增强，安全生产依法监管的水平明显提高，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保障，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安全生产法制改革的使命已经完成。事实上，安全生产法制体系仍然需要完善，政府法制建设任重道远，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在很多方面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仍然需要全社会的普遍参与来共同推进安全生产法制的进一步改革。

近阶段，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快完善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

制度建设自始至终都是法制建设的核心。安全生产法制建设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断完善发展法律制度体系的过程。

完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要抓两方面的立法工作：一是要加速规范创制，填补法律空白；二是要继续完善现有立法，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

在加速完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时应致力于以下几点：一是尽快出台《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条例》，改变安全生产监管行政程序规范散见于各单行法律、法规之中的现状。安全生产监管程序法律化有助于明确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与行政主体的程序性义务，有利于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进。二要进一步完善监督行政法律制度，更加有效地预防、纠正行政主体的违法行政，加速安全生产法制权利（力）结构的均衡化进程。三要加快《伤亡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规的规范创制与修改工作，以适应安全生产监管实践的需要。

第二，努力克服部门保护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法制统一

在我国安全生产法制的发展中，不仅在行政执法实践中，经常受到部门保护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在立法中，由于受到部门利益与地方保护主义的驱动，“立法谋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当前，迫切需要通过行政法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实行政务公开，全面、深入地贯彻执行法制统一原则，努力克服部门保护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树立“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第三，建立健全民众参与机制

民众参与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立法听证与行政决策（决定）听证；二是通过其他渠道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提出建议和意见，定期或不定期地评议政府的活动。就安全生产法制建设而言，广泛听取公众和方方面面的意见，有助于缓解立法过程与行政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尽可能增加立法决策与行政决策的理性，从而使安全生产法制建设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目前，虽然我国的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在推进民众参与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在参与范围、参与程度、参与积极性、参与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如何建立健全民众参与机制，推进民众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应是我国安全生产法制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四，推动安全生产监管协调发展

在现代安全生产法制体系中，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主体，除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外，还有依法成立的、具有部分安全生产监管职权的、或称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公共行政主体趋向多样化，公共权力趋向社会化。这些具有不同程度安全生产监管职能的单位或组织，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们是在法定的特定领域内享有公共管理权，因此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又要接受政府管理，因此它们又是行政管理的相对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行政的范围会逐渐缩小，公共治理的范围会相应地扩大。因此，如何处理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保证政府管理与公共治理相结合目标的实现，是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第二篇：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趋势与政策建议 摘 要］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面临着技术(融资、税收、监管、运营)、制度(外部、内部)、文化(定位、评价、宣传)三个层面的问题，呈现出从户间合作向社际联合迈进、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从横向合作向纵向合作深化、从传统合作向新型合作演变、从百花齐放向产业分化过渡、从弱外部性向强外部性延伸的趋势。基于此，应采取以下对策: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分类指导，内生成长驱动，利用社会资本，上下系统支持。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趋势;政策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宽松的法律与政策环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全国迅猛发展。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上半年，全国实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44.6万个，比上年增长 17.66%，是各类市场主体中增长最快的(内资企业增长 5%，外资企业增长 0.15%，个体工商户增长 4.29%);农民专业合作社出资总额达0.57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6.1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 6.44 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0.36%，出资总额为 0.1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95%。我国目前实有入社农户数量为 3750 万左右，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14.3%。合作社广泛分布在种植、畜牧、农机、渔业、林业等农村各个产业领域，在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基本权利、增强农业竞争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拟以近期调研数据为基础，力图归纳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合作社内生的。我们可以尝试从三个层面来透视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依次是技术层面(现实问题)、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

(一)技术层面

1.融资问题。当前，合作社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一直束缚着合作社进一步成长壮大。其实，在银根紧缩的宏观经济大背景下，所有的市场主体几乎都面临着融资难问题。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合作社的融资问题具有其特殊性。按融资渠道来分，合作社融资问题又可以细分为外部融资问题和内部融资问题。外部融资问题主要是因为银行、信用社等信贷机构还不太认可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类市场主体，这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较为宽松的成立条件和运行机制有关，所以很多合作社理事长一般都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去贷款。另外，由于《合作社法》对持股比例的限制，合作社的内部股权融资渠道也受限;如果无视股权设置，则往往出现一股独大现象，有违合作社的“人合”本质。

2.税收问题。一是地方执行问题。“上有免税政策，下有收税对策”，这是一些合作社普遍反映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合作社的税负更重一些。因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农业一般是当地主导产业，如果大家都成立合作社，而地方政府又不能对合作社收税，则地方财政就会受到较大影响。所以，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地方的国税系统对合作社不收税，而地税系统还是在收。此外，有些企业利用合作社税收减免政策偷税漏税，这也是地方税收机关对合作社照常收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对合作社的认识问题。一些人认为合作社扮演的其实是销售农资、收购农产品的中间商角色，其高价卖出农产品和低价买进生产资料的对象是市场与资本，而低价买进农产品和高价卖出生产资料的对象是小农，这和一般的小企业、个体户、经纪人没有本质区别，理应收税;而且，一些合作社在运营过程中，把农资卖给农户需要税票，收购农产品后卖出又需要税票，这更增强了地方政府收税的合理性和便利性。有的合作社通过适当的方法来进行合理避税，如采购农产品时采用社员需求登记制，农资一起买进后分配给社员，用“分配”代替“卖”。三是税务设计问题。很多地方在税务设计上存在缺陷，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代码，这使得合作社在与其他市场经营主体交易时不得不使用企业税票，缴税也成必然。

3.监管问题。虽然《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地方农业主管部门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日常管理部门，但是发改委、财政、税收、土地管理、供销、科协、经贸、银监等部门都或多或少地在影响着合作社的发展，这些部门职能的“缺位”、“错位”和“撞车”现象也经常发生，合作社管理体制还不够顺畅，“操好心，办坏事”的事情时有发生。虽然有了地方法规或者政府文件，但如何正确、恰当地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其健康发展，仍然处于探索之中。此外，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存在着过度干预现象，比如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些地方的监察部门还对合作社进行“小金库”检查，一些地方的残联等机构到合作社收取“残疾人就业基金”等。

4.运营问题。当前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内容单一，并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有的甚至出现管理混乱现象，有和没有一个样，这就使其难以抵抗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无法开展实质性经营活动。此外，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起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草根性特征，很多就是当地能人或村干部发的，依靠的是家族或村落之间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有的发起人既是理事长又是经理，一人或少数人控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广大农户的参与度低，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成立时根本没有章程，或者只有简单的章程，各方面的责、权、利关系不明确，没有形成符合合作经济规则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没有规则、规则不规范、有规则不能真正执行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

(二)制度层面

1.外部制度问题。外部制度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部门和合作社的关系问题。焦点之一是在当前我国合作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是起到简单的“守夜人”作用，还是“拐杖”作用?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只要政府插手，农民专业合作社就会“变味”，最后自行消亡，因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千万不要插手。这涉及在实践中地方政府机构如何操作的问题，尤其是《合作社法》出台后，地方政府在法律规范下如何把握操作的“度”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焦点之二是各部门间的协调问题。合作社管理千头万绪，不是一个部门出台一个办法就可以解决的，如农业主管部门也知道要解决合作社的融资难问题、税收负担问题，但其根本就无力解决，有时连找相关部门协商的力量都没有。说到底，各部门对合作社的管理逐渐演变为各部门间的力量博弈，一些地方要制定合作社发展规划，必须由当地的人大或者发改委来牵头协调。

2.内部制度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着企业和社团双重性质，既不同于农业龙头企业，也不同于专业协会，其制度安排有特殊性。因为合作社既发挥了家庭经营的优越性，又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规模经营，所以，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农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合作制也存在着激励不足、产权不清、协作困难、存在“搭便车”问题和决策效率低下等制度缺陷，这是合作制被经济学家广泛质疑的原因，也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文化层面

1.定位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几组十分矛盾的双重角色: 既要带动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又要维护散户、小户的农业经营权利;既要营利、保证效率，使合作社能正常运营，又需要体现公平、体现其益贫性;既要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又需要在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发挥公益作用;既要让农户实现抱团闯市场，又要做好农业生产经营分工中农户家庭生产与合作社规模经营的配合;既要有资本收益，又要照顾社区群众福利。正因为一直以来对合作社的定位具有争议，这使得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农户都十分茫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糊涂”的境况中发展，合作社的外部制度也比较混乱，比如赋予合作社公益性质，但在批地、信贷和税收上又不给予其实质性支持。在一些地方，合作社甚至还成为实现部门利益的工具，各种扶持项目和资金被相关部门和典型合作社瓜分，而“量典工程”(在合作社数量增加的同时，着力培育几家典型合作社)还可以使地方政府在推动合作社发展方面政绩斐然。可见，合作社发展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而要使这个系统能正常运转，首先必须解决合作社的定位问题。

2.评价问题。合作社的绩效评价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在没有辨明合作社的真假之前来讨论合作社的绩效问题无任何意义，如果一个组织连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还搞不清楚，其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也必然是不恰当的。其实真假合作社之辨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各个合作社合作性的强弱可能有差异，但是这些合作社都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户增收，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如果保护农户利益的目的达到了，其是否参与管理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也许我们应该多强调合作社的民主控制而非民主管理。普通农户只关心三点: 一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有加入和退出合作社的选择自由，三是加入合作社要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对于已经加入合作社的社员来说，他们最想要的是制定合作社章程时的权利，至于章程里的各种规定，只要大家达成共识，也就无所谓是否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农户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合作社提供服务的能力、合作社文化等，这表明对合作社进行评价的标准在发生变化，从“真假”逐步过渡到“好坏”。评价问题直接影响到合作社采取怎样的内部制度安排，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定论，不可模糊。

3.宣传问题。《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成立合作社的高潮。但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宣传上还不是非常充分。在很多地方，有些农户还是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混为一谈，而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混为一谈的更是常见。更有甚者，有的农户连自己是不是合作社成员都不知道，有的农户只知道公司，不知道合作社。虽然从数据上看，全国有 14.3%的农户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但是其中真正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并不多，甚至一些合作社主管部门也没有准确把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涵。

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

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目前农业发展现状，我们发展农民合作社主要学习的是欧美专业合作社的经验，这从《合作社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中就可以发现: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同时，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要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从当前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来看，至少呈现出如下六个特征:

(一)从户间合作向社际联合迈进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从以前单个农户之间的合作向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的合作迈进。社际合作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是成立合作社联合社，在一个区域内把涉及某个农业产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甚至包括当地该行业的农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农资供应商以及相关政府事业单位等)联合起来，共同促进该产业的发展。虽然目前法律上还没有认可合作社联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但是合作社联合社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如北京密云的奶牛合作联合社、山西犇牛奶牛养殖联合社等;一些省市还由相关部门牵头成立省一级的合作社联合社，如浙江省、天津市等。二是进行合作社之间的合并，把多个小合作社合并成大合作社，以提高市场谈判力或实现规模经营、创立品牌。

(二)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

从最初农业技术协会到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其实就体现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功能拓展的趋势，原来只是提供农业技术服务和信息服务，现在的合作社一般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都包含进来。具体地说，农户可以专心于农业生产，而将其他农业经营活动(农资采购，新技术选择，信息获取，产品分级、包装加工、运输营销以及品牌化经营)分离出去，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来统一经营与提供服务。如此，则可以实现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合理分工，形成“生产小规模，经营规模化”的格局，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同时，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农户资金需求也日益增加，而当前的农村金融体系还无法满足农户的资金借贷需求，专业合作基础上的资金互助模式在许多地方悄然兴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功能与日俱增。与一般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相比，在专业合作基础上发展资金互助模式具有离金融需求更近、能克服信息不对称、两种合作互相促进、套用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范围经济等内部优势，加之专业合作社已蓬勃发展、国家高层认可、信贷机构面向“三农”等外部机会，应进一步推动该模式的发展。但同时该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内部劣势与外部威胁，要因地制宜，立足于服务内部社员，互助资金需封闭运作，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尝试建立两级资金互助网络。农民专业合作社除了可以发展社员资金互助外，还可以给社员提供贸易信贷，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社员生产资金短缺的问题，也能为合作社进一步发展提供周转资金。

此外，随着功能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功能，与村集体经济与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如成立村里的林业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开始逐渐加强。除了经济功能以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文化功能、政治功能也在逐步显现，如在合作社内成立工会，组织文体活动;成立党支部、团支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地区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为村里的红白喜事提供烟酒服务)、物业合作社(抱团解决新农村物业问题，如村庄环卫等)、乡村旅游合作社(在合作组织发展较为普遍的台湾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大陆地区最近也开始出现，如山东省曲阜市雄鹰农业旅游合作社)等。此外，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拓展还体现在经营多元化上，比如一些养牛合作社开始兼营养猪、水稻种植合作社开始兼营养蟹等。这些现象都预示着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的趋势，出现了专业规模经济与多元范围经济双轮驱动的合作社发展模式。(三)从横向合作向纵向合作深化

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来看，一般是先有横向合作，然后逐步向纵向合作深化。所谓横向合作，就是相同生产类型或从事相同农业生产环节的农民之间的联合，以增强其市场谈判力，而且这也起到了加强农户之间的互助和生产设施规模利用的作用。这是农民创办合作社的最基本动因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农户若只从事农业生产环节的劳动，则得不到产业链中其他环节的利润。于是出现了以产业上下游主体间的合作为表现形式的纵向合作，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纵向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获取产后增值收益和争取市场份额。实践中这样的纵向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由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己去创办该产业的上下游实体，如生猪养殖合作社自己创办饲料加工厂和肉制品深加工企业;另一种形式是与现有的生产资料供应商与营销商合作，形成类似“农户 + 合作社 + 龙头企业”的模式。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都不具备纵向深化的条件。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建立示范小区、兴办加工厂、配套相关设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扩大生产规模等都列入了合作社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但是要实现规划中的目标，合作社还面临着资金、土地、人才、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与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相比，合作社在获得这些硬件和软件的支持方面并没有优势，甚至还有劣势，所以一些社办企业一般实行股份制，而并非合作制。一些地方的农户曾有以下疑问: 合作社是不是公司的初级阶段，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否应该向公司制靠拢，城里人能用公司制为什么我们农民不行? 农户的朴素想法是，不管是合作制还是公司制，只要能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哪个实用就用哪个。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四)从传统合作向新型合作演变

与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趋势一样，在目前国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类似于“新一代合作社”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不少，特别是在一些需要较大资金投入与深加工设备配套的农业产业中更是如此。“新一代合作社”的主要特征是在合作社中引入了股权因素，体现“比例原则”;同时，“留股不留人”，使合作社内存在激励机制。但是，与欧美的“新一代合作社”相比，国内的“新一代合作社”也有其不同之处。欧美的状况是以农民合作为主、股份合作为辅，而国内目前的状况是大户或农业龙头企业牵头，合作成分较少。

对于这样的合作社还算不算是合作社的问题，国内学界也有争论。我们认为，从农业产业发展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角度来看，这种类型合作社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它是分散的农户应对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而且是农户自愿选择的结果，对农户增收、农业增效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其存在的价值;此外，由大户和龙头企业来领办合作社也是当前中国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选择。但是，对这一类合作社的运作还要进行严格引导与规范，真正落实“民管、民办、民受益”的办社原则。

(五)从百花齐放向产业分化过渡

《合作社法》颁布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产业涉及种植、养殖、农机、林业、植保、技术信息、手工编织、农家乐等农村各个产业，业务活动内容涉及农资供应、农技推广、农产品加工、储藏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合作社的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但是，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和国外的农业合作社一样，国内合作社的发展也有着明显的产业特征，合作社发展的质量开始出现分化。一些以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为办社依托，紧紧围绕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而培育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更能带动当地农民调整农业结构，以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来增强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和提升营利能力。总的来说，像果蔬、林业、奶业、烟叶、水产、花木等相关产业的合作社成长比较迅速，逐步发展成促进农业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一些大宗农产品合作社的发展则比较缓慢。

除了发展速度和质量上的差异外，合作社的类型在产业间也出现了变化。如在林改推进较早的福建、浙江等地区，目前出现的林业合作社类型至少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专业合作社，也是较为普遍的，其运作模式和一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类似，即农户专心于农业(林业)生产，而将其他经营活动分离出去，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与服务;另一种是股份合作社，即林改后，农户将手中的林地、林木产权经资产评估折成现值后入股，成立林业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来负责一切林业生产与相关的经营活动，最后的合作社收益实行按股分红。又如，很多奶业合作社是围绕奶站成、成立的，而且是由相关政策制度所催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家加强了对生鲜乳收购环节的监管，《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生鲜乳收购站应当由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畜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也就是说，只有这三类主体可以申请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对于分散的奶农来说，组建合作社是获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的最便捷途径;许多奶站也不得不通过和奶农一起组建合作社来获得收购许可证。

(六)从弱外部性向强外部性延伸

合作社原来是弱势群体的联合，其成立的本意是益贫，虽有价值尺度的功能，但与外部的联系并不强。随着合作社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其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显示出愈加强烈的外部性，而且是正外部性。如通过组织信誉机制保障农产品食品安全，通过减少流通环节来稳定农产品价格，通过技术传播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互助机制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通过合作社内的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通过合作社的岗位来解决大学生基层就业问题等。总之，作为一个抓手或一个平台，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然成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香饽饽”，得到各相关部门的厚爱。

三、政策建议

(一)因地制宜发展

当前我国存在着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经纪人等多样化的农业经营主体，其实，这些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是在农业分工状态下，各市场主体比较产品市场和不同类型劳动市场(生产劳动与经营劳动)的交易效率后选择不同的剩余权利赖以实现的最优分工组织形式的结果。也就是说，每种农业经营主体都有各自存在的条件，没有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最优的均衡结构，不必用一种方式去否定另一种方式，应该尊重市场主体的自愿选择，允许农业经营主体多样化，不能过多干预。

现阶段，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推广、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时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各地生搬硬套、盲目注册以完成任务指标的做法屡见不鲜。许多考察团队到山东、浙江等合作社发展较好的地区调研后，都感到一切照搬是行不通的，无论是合作社类型选择，还是合作社成长路径把握，都需要自己摸索。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根据当地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发展情况以及资金、土地、人才的具体配套来因地制宜地发展。

(二)产业分类指导

产业分类指导中需要把握两点: 一是要认识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农业产业基础。有农业产业基础才能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有产业集群才能做大做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现阶段发展状况比较好的合作社，一般都有当地的特色产业，如浙江的上盘西兰花合作社，整个上盘镇农民都是种西兰花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奶牛合作社也一样，奶牛养殖是当地的主导产业。二是要按产业对合作社进行分类指导。果蔬、养殖、水产、林业、奶业、烟叶、茶业、花木、农机、油棉粮等产业的合作社都有自身发展的特点，有自己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如果一刀切地指导，往往会事倍功半。

(三)内生成长驱动

在调研过程中，一些合作社理事长和基层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现在搞合作社研究，不能再去做要不要办合作社的研究，而是应该去探讨合作社的内部治理问题和成长问题，即如何使合作社做好做大做强”。的确，在合作社迅猛发展起来后，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合作社自身成长，关注合作社的内部治理。同样是在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这个外部大背景下，有的合作社快速成长，有的合作社却形同虚设，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是什么样的内生原因使合作社成长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是内部资源整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等)，核心能力培育(组织能力、经营能力、技术能力、制度设计、战略创新等)，还是服务功能拓展(产前农资服务、产中技术信息服务、产后加工销售服务等)? 在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外部支持力度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合作社的内生成长驱动机理需要进行好好总结与改进，而不是一味简单地强调政府加大支持合作社的力度。

(四)利用社会资本

农民专业合作社被经济学家质疑的原因之一是其制度设计激励不足且交易成本过高，但是由于合作社扎根在农村，可以利用乡土社会的一切社会资本。我们要充分利用农村社会资本来降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增强合作社的稳定性。举个例子，在理事长的选择上，本来资本数量可以体现出持有人的经营能力，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里大家的资本额都差不多，怎样才能选出有经营能力且有动力去搞好合作社的带头人呢?农村社会资本起着关键作用: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个孩子都是人家看着长大的，一个人经营能力的强弱村里人都心知肚明，连其品德与习性都了如指掌，广大农户很容易推选出一位出色的经营者，这里不需要资本来传递信息;此外，这位经营者也承受着压力，他不敢乱来，若有能力，他会出来带领大家致富，没能力就让贤;在农村，口碑与面子很重要，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激励，这从许多合作社理事长在谈到自己的使命感中就可以感觉到。除了上面提到的激励作用外，农村社会资本还可以保证社员对理事长的信任，增强理事长对合作社发展的信心等，所以我们在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农村社会资本的作用。

(五)上下系统支持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着技术(融资、税收、监管、运营)、制度(外部、内部)、文化(定位、评价、宣传)三个层面的问题，呈现出从户间合作向社际联合迈进、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从横向合作向纵向合作深化、从传统合作向新型合作演变、从百花齐放向产业分化过渡、从弱外部性向强外部性延伸的趋势。合作社复杂的发展局面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思考，合作社的发展也需要有一个系统工程的支持。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进行制度设计，协调各方利益，实现良好的博弈均衡态势;另一方面，需要有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要尽量让他们自己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设计上进行探索，而不应该给予基层条条框框。

第三篇：当前我国餐饮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餐饮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内容摘要:餐饮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本文在对我国餐饮业发展的基本现状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餐饮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思路,以期为促进我国餐饮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餐饮业 发展 大众化餐饮

作为我国最古老、最普及也最重要的民生产业之一,餐饮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本文认为,现阶段应着力解决餐饮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餐饮业在扩大消费内需、解决社会就业与稳定居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餐饮业在解决农产品出路、安置农民工就业的特殊作用。

我国餐饮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餐饮业经历了改革开放起步、数量型扩张、规模连锁发展和品牌提升战略等发展阶段,目前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业态多样化、经营方式连锁化、品牌建设特色化、市场需求大众化的发展新格局,正在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实现转型。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统计,我国餐饮业连续18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餐饮消费每年增加1000亿元,2006年首次突破了万亿元大关,最近两年每年递增2000亿元到3000亿元。2008年全国住宿与餐饮业零售额达到15404亿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2%,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个百分点以上。特别是,餐饮业为社会就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实现社会就业2500万人左右,约占就业总人口的3%左右,并且每年新增就业岗位200多万个,而且这些岗位80%以上是提供给流动人口的。此外,更为重要的是餐饮业作为先导产业,对我国农产品的出路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川省、云南省、重庆市、湖南省、安徽省和陕西省等都在建设与餐饮业相配套的农产品基地,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产业链。

当前,我国餐饮业发展处在一个良好的发展期。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中国餐饮企业可以学习国际餐饮集团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市场竞争中共同成长,与此同时,国家扩大消费的方针、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导向都为餐饮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200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2009年1月商务部又发布了《全国餐饮业发展规划(2009-2013)》,从多方面引导餐饮业发展,这些政策与规划给我国餐饮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要真正实现我国餐饮业持续与健康的发展,还应该清醒看到当前我国餐饮业还存在诸多问题。

当前我国餐饮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餐饮结构失衡,大众化餐饮尤其是早餐问题突出

由于竞争加剧、经营成本不断上涨,大众化餐饮在一些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行业内高档餐饮势头强劲,大众化餐饮市场比率降低,难以满足老百姓的日常餐饮需求,“居民消费大众餐饮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作为最贴近民生、消费需求最迫切的早餐,一直备受政府重视,从2001年起,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启动早餐工程,但直至今天收效甚微,早餐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烹饪协会对消费者早餐消费习惯、餐饮企业经营特点等进行了多方调查研究,调查显示在全国大中型城市有超过25%左右的上班族从不吃早餐,即使有吃早餐习惯,吃早餐的过程也绝谈不上是享受, 60%左右的受访者吃早餐的时间在5~10分钟,超过10分钟者仅占10%左右,而与早餐时间至少保持15分钟左右的科学要求相差甚远。调查还显示,对于早餐的花费,3元以下的占25%,3~5元的占45%,5~10元的占20%。同时,由于早晨时间紧张,人们只能就近用餐,较低的消费和有限的客流使得早餐企业的毛利率虽然能达到25%至28%,但纯利率仅在3%左右,如此低微的利润,很多餐饮企业都不提供早餐服务,供给明显不足。

此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解决老年人吃饭问题尤为重要。家庭规模小型化、老人家庭空巢化趋势明显,独居老人数量增幅较大,离退休人员社区养老达到高峰值,迫切需要便利、实惠的大众化餐饮满足他们一日三餐的日常饮食需要。

(二)标准化、产业化、国际化程度偏低,缺乏有竞争力的国际品牌

目前,我国餐饮业总体仍处于小、散、弱的状态,90%以上的餐饮企业为小企业,2007年规模最大的100家餐饮企业营业额仅占整个餐饮市场的8.5%,37711家限额以上法人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中,1%(350多家)为连锁餐饮企业,拥有餐饮加工配送中心230多个,加工配送率仅为66%,平均每个加工配送中心覆盖餐饮门店不足50个。同时,上下游产业不发达,食品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中国餐饮业上游的供货商不成熟,不能有力地支撑餐饮业的顺利发展。餐饮业上游的农业、牧业、农副产品食品初加工分散并且整体技术低下,这是导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加大的重要原因,上游环节对各种原辅料食品监管不到位,使得食品安全责任难以归属,也抑制了餐饮业的产业化进程。

我国餐饮产业集中度不高,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产业技术不规范,生产技术以师傅带徒弟的经验为主,缺乏技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企业生产经营分散、封闭,没有形成产业化规模,与国际知名餐饮公司相比,中国大公司的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管理水平和经验都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海外市场上也得以体现。据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统计,在世界各国的餐饮市场中,中餐企业规模小、环境脏乱、价格低档、服务差、口味差,远远反映不了中餐的真实水平,与中国博大精深的餐饮文化不成正比。

(三)餐饮行业地位较低,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传统观念认为餐饮业是伺候人的工作、社会地位低下,很多人不愿意进入餐饮行业。同时,较低的经济收入和高负荷的劳动强度也阻碍了劳动力的供给。2007年,餐饮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每周工作60小时左右,平均劳动报酬为15464元,在所有服务业中位列末尾,仅是金融业报酬的35%。观念的束缚、较低的待遇使餐饮业员工只有初中水平。此外,我国目前的烹饪教育仍停留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办学层次低、规模小、质量差,培养出的人才与当前餐饮业高速发展的人才需求状况不相适应。

(四)政策待遇明显不公,发展环境有待改善

餐饮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水电价格偏高。以水价为例,一般高出工业用水价格20%~60%,北京市餐饮水价每立方米4.6元,高出居民用水价1.8元,高出商业和工业用水价0.5元。再比如电价方面,武汉市餐饮电价每度0.99元,工业电价0.49元,两者相差一半。

各地对餐饮企业征收税费的种类和比率差异较大,并且有重复收费的现象。根据中国烹饪协会对全国餐饮业的调查显示,各地的营业税率不同:北京3%、上海5.6%、郑州11%,有些地区如新疆对餐饮企业加收3%的文化市场建立基金。餐饮业的刷卡费率在2%左右,与零售业0.5%～1%的比率相比,悬殊可见一斑。另外,环保部门对餐饮业收费偏高,普遍存在着两次收取排污费现象,对于连锁企业每一个新开分店都重复进行环评,每次环评费用为5000~20000元不等,给企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此外,中餐企业与外餐企业之间待遇不平等。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连锁企业进驻,在协议中甚至出现“在附近不得审批同类型餐饮企业”的霸王条款,不利于中餐企业与外资企业同台竞争。

(五)行业法规、标准建设滞后,资质认证失序

与国外餐饮行业标准相比,我国餐饮行业的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目前,我国餐饮业缺乏规划引导,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盲目、无序和低水平发展的现象。尚未建立适用于餐饮业的国家级法规,缺乏系统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强制性标准,市场竞争缺少行业规范,导致行业市场秩序混乱。餐饮企业的标准参差不齐,内容不全面,技术知识含量低,缺乏全国统一性。迄今为止,餐饮业的国家标准几乎没有,行业标准也仅有《餐饮企业经营规范》、《早餐企业经营规范》等为数不多的几个,行规行标的建设明显不足。

此外,一些行业组织、新闻媒体纯粹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同时一些非法社会团体使用欺诈手段,对餐饮企业及厨师无序颁发牌匾、证书,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盗用中国烹饪协会名义或没有登记注册、没有备案、没有资质的“三无”非法社团开展各种评比表彰达十多起,对行业组织和非法社团监管的缺失,使餐饮市场秩序混乱,尤其是厨师资格认证混乱,名师大师认证失范,甚至出现花钱买证的现象。

(六)行业统计滞后,无法准确掌握行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目前,国家统计局对餐饮业的统计分为正餐服务、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其他餐饮服务四类,但是近年来发展迅猛的业态比如休闲餐饮和火锅等,却没有明确地体现,不利于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另外,当前统计的餐饮业零售额不包括高校和机关食堂,如何对这类业态的餐饮业进行统计研究,也是未来应该解决的问题。关于餐饮业从业人员,自1997年起,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以致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餐饮业对扩大消费和促进就业的作用。

促进我国餐饮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将发展我国餐饮业提高到战略高度考虑

1.建立部际联系制度,强化部委之间的互动机制。借鉴我国促进物流产业发展的部际联席制度,增进部委之间的协调交流。甚至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让农业部作为餐饮业的上游产业管理部门,更多地承担起行业的引导、规范与推广的责任。

2.建立健全餐饮业法律法规、统计体系,规范引导行业发展。各级政府应从扩大消费、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提高国民素质的高度重视餐饮业发展,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蓝图,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和战略规划,制定餐饮业态标准、餐饮市场准入标准、食品安全标准、餐饮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引导和规范餐饮业的发展。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餐饮业统计工作的领导,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予以必要的支持。建立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和滚动调查相结合的统计制度,改进统计方法,建立餐饮业统计调查体系,整合规范餐饮业数据采集渠道,扩大餐饮业统计覆盖面,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的时效性、准确性和权威性。统计结果要及时公布、让全社会共享,以便更好地利用统计成果对餐饮业发展形势进行分析,为行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3.创建公平税负的环境,建立餐饮发展基金。政府应当把餐饮业及其他服务业与工业一视同仁,在水电气方面给予等价待遇。大众化餐饮发展有利于家庭餐饮社会化,可将百姓生活用水转移到社会,建议对大众化餐饮企业用水适用居民用水价格。减少管理层级和报表,减少审批环节,大幅削减证照审批,同时考虑银行刷卡收费餐饮企业应享受商业企业同等待遇。适当减低环保部门餐厨垃圾收费标准,对于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予以取消。逐步统一各地区的税费名目和税率,使得连锁企业可以集中纳税,适度返回或减免餐饮企业的所得税,减征团餐企业的增值税。

建议设立全国餐饮业发展基金,一是鼓励大型品牌企业技术创新,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二是支持大众化餐饮发展,建设餐饮业公共服务设施,对于达标的早点企业和社区餐饮予以补助等。三是推广重庆市的做法,设立小额贷款,通过与餐饮品牌企业联合,让农民工和学生实现自主创业。

4.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扶持行业协会发展。餐饮政府主管部门应当认真贯彻国务院36号文《关于加强行业协会改革和建设的意见》,支持行业协会开展有利于企业创新和发展的各项活动,帮助行业协会在服务中发展壮大,提高影响力、凝聚力。坚持政会分开,理顺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明确界定行业协会职能,改进和规范管理方式;坚持统筹协调,做到培育发展与规范管理并重,行业协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推行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的制度,对行业协会受政府委托开展业务活动或提供的服务,政府应支付相应的费用,所需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将部分管理职能转交行业协会,可以考虑授权餐饮行业协会开展行业仲裁、认证、检验、鉴定以及资格考试等活动。相关行业协会积极做好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行业标准的宣贯和落实,引导餐饮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合法经营,同时通过资源整合和专业优势,对设施设备采购、原料采购、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提供咨询、指导服务。

(二)优先发展大众化餐饮

1.应在大众化餐饮发展规划中明确社区餐饮的建设规划,并将其纳入城市社区网点建设规划当中。政府协同社区管理部门、房地产开发商、行业协会等有关单位做好社区发展整体规划,为社区餐饮发展提供合理的场所。

2.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对社区餐饮的政策扶持力度。社区餐饮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各地商务、发改委、财政、税务、工商、质检、卫生、市政、交管等部门应高度重视社区餐饮这一重大民生工程的意义,把发展社区餐饮当作为民办事的重要任务,将社区餐饮建设纳入服务业重点支持范围,研究并制定出促进社区餐饮发展的政策措施,选择人口规模较大,便于管理的某些单位小区开展试点,可以由社区服务中心协调各部门,提供燃气锅炉、餐桌椅等厨房设备,重点对高校或团膳企业进行招标,最后的赢利由社区与中标企业按一定比例分成。此外,也可以由社区服务中心协调各部门,提供一定的场地,其他由企业自主经营,切实解决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饮食问题。

3.设立政策资金倾斜,支持社区餐饮企业发展。政府应该通过资金投入、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餐饮企业进驻社区,通过专项资金支持餐饮企业建立中央厨房,或者通过减免房租税收和各类收费以及便利运输等方面,为社区餐饮经营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条件。

(三)着力培养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1.加快烹饪专业教学改革,加大工学结合力度。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积极发展烹饪中等职业教育和烹饪高等教育,尽快建立中国烹饪学院,以培养餐饮管理本科人才为主,同时培养烹饪教育、营养等领域的研究生人才。政府有关部门要从政策、资金、用地的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由中国烹饪协会牵头,联合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充分调动社会各界资源组建运营。

2.加强餐饮培训工作,规范执业资格认证。根据餐饮业职业经理人标准,在全行业广泛推广职业经理人制度,开展餐饮业职业经理人认定和技能大赛等活动,严格规范执业资格认证,为餐饮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四)建立再就业培训基金

充分利用餐饮业扩大就业的渠道,帮助农民工、大学生掌握和提高职业技能,促进社会就业。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培训资金,充分利用大中型餐饮企业已有的培训基地和师资资源,对农民工和大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和技术培训,更好地解决初次就业与再就业的问题。

第四篇：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

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导向

（一）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

朱家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近两年来,我国政府以特别的关注和前所未有的投入在推进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要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内完成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重点发民农村学前教育的任务,有质量地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其成败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而有关的政策导向和解决问题的策略等是否正确和到位则是主要因素.完成《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任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内,要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教育规划纲要》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必须先搞清楚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才能集中资源和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教育规划纲要》规定”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具体的指标是一年的毛入园率要达到95%,两年的毛入园率要达到80%,三年的毛入园率要达到70%,在园幼儿人数将达到4000万.要完成这个“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任务，重点和难点都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中西部偏远的、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近些年来，尽管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似乎要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在减小，但是绝对差距仍在扩大。根据教育部《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最高的北京市已达到5836.99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79.26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公告虽然没有提及学前教育的人均经费，但可以想象，差距可能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在完成“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任务时会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就这一点而言，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问题。

在我国，同一地区不同儿童享有的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以城市为例，由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大批农民带着他们的子女进入到城入来，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但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没有为这些农民工子弟提供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资源，至少没有提供和城市儿童同样的教育资源。随着农民工人数以及他们留城时间的增加，城乡二元体制可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会成为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全的隐患。就这一点而言，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如何相对合理地化解由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学前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

在我国，城乡教育 资源泉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有研究表明，由于工资、编制等问题，各级各类教师越来越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即使是农村的教师，也越来越集中在乡镇或公路沿线地区。而在农村，完小以下的小学教师编制严重不足，幼儿园教师的编制更加稀少。《教育规划纲要》规定，要“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要“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对村幼儿园的示范指导作用”，问题是乡镇中心幼儿园，尤其是村幼儿园的学前教育资源是否能有效到位？在那里，有资质的幼儿园教师到底有多少？据报道，我国如要完成《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任务,在未来的8年中还需增另80万名左右的幼儿园教师.就这一点而言,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乡镇和村学前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乡镇和村的幼儿园教师问题。

要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学前教育问题

学前教育对于儿童身心健康、习惯养成和智力发展等固然具有重要价值；遵循幼儿身发展规律，坚持科学保教方法等，固然是学前教育工作者的行动准则。但是，只是这样去理解学前教育，去实施学前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学前教育还涉及“为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学前教育为什么”这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如果离开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泛泛而论，是没有意义的。当今我国政府以特别的关注和前所未所的投入推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从宏观层面上看到了学前教育对于改善民生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

学前教育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它也是当今我国正在大力建设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括发展社会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协调利益关系、完善社会管理、调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旨在通定这样的政策导向，兼顾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妥善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公平正义能体现在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各项活动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之中。

事实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都将学前教育的价值主要放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等方面，并将此价值取向作为制定有关学前教育政策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政府出钱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都是为穷人服务的，而政府制定的教育目标中，与学前教育有关的只有一务：为入小学做好准备。美国没有将学前教育归入义务教育，国家之所以出钱办学前教育机构，主要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学前儿童进入补尝性教育。因为没有这样的补偿性教育，那些儿童在上小学初期就可能会学业失败，就可能会辍学；因为没有这样的补偿性教育，以后政府就要花费成倍甚至更多的钱去发救济金，去应对犯罪，去建造监狱。相反，有了这样的补偿性教育，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就在部分被 扼杀在萌牙之中。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因有这样的思路而出钱办学前教育。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当初在美国，许多学者和专家，特别是有儿童发展理论背景的学者和专家都反对政府这样做，甚至掀起了一场反对政府这样做的运动，但是在“什么为‘大’，什么为‘小’”的道理面前，这些学者和专家不得不向政府“靠拢”。在2009年版的，〈〈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实践（第三版）〉（DAP）中，曾经竭力反对政府这样做的全美幼儿教育协会（NAEYC）所发表的新的声明也开始接近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态度，支持政府和推行的相关行动。

“什么为‘大’，什么为‘小’？”不用细说，宏观为大，微观为小；社会的根本利益为大，学前教育本身为小。

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做些什么 我国不是一个教育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我们是在运用占全世界比例极小的教育经费教育着占全世界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对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有怎样的思考应该确定怎样的学前教育政策导向？应该如何集中资源和力量去解决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在〈〈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期限内，我国学前教育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有效地推进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普及工作，不仅包括教育经费和园舍的落实，而且包括教师的配置。对于能够安心在最基层的农村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教师，要给予政策上的倾斜支持，包括地位和待遇；要提供充裕的教育教学资源，包括切实可用的教育教学材料和培训。

有效地为我国大，大批进城的民工子弟提供适合他们的学前教育，使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大程度上适应城市生活，逐渐融入新的生活。对于为这些民工子弟提供学前教育的机构，不是采取歧视、蔑视的态度，更不要简单随意取缔，而要给予政策上的倾斜支持，扶持其发展与成长，使之逐步走向正轨。通过政策导向，打破业已形成的“利益链”，切实改变“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被“垄断化”和稀缺化“的局面，大力发展普惠性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使原本不该出现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从源头上得以解决。

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导向

（二）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

朱家雄

要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所规定的各项任务，我们急需集中资金源和力量解决的问题是：合理化解由于体制、机制造成的学前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全面普及学前教育，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在国家、地区等各层面上，为完成《教育育规划纲要》所规定的各项任务而制定的政策，其聚焦点是否准备确，力度是否到位，可操作性能否得以保证，都直接关系到这些任务能否顺利完成。

包括学前教育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并非普世真理的展现，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杠杆”。既然当今我国学前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面普及学前教育，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难点在于如何突破学前教育资源短缺和不均衡所产生的问题，那么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必须找到“杠杆”的“着力点”，并把握用力的“方向”和“力度”。

制定政策，特别是在宏观层面上确定政策的基本导向，要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当今，在制定学前教育政策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在现有条件下，要完成《教育规划纲要》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学前教育应该怎么样”“学前教育需要怎么样”“学前教育可以怎么样”，以及如何协调好这三个“怎么样”之间的关系。

学前教育应该项怎么样

“学前教育应该怎么样”，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大凡学院派的学者都要会勾画一些美好的蓝图，倡导学前教育应该按照“浪漫主义“的路线去发展，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学前教育有其固有内核”“学前教育必须遵循其基本规律 ”，即使他们的主张在学前教育育实践中遭遇诸多挫折，他们也依然会坚持续，毫不妥协，并以“教育是一个需要理想的事业”加以自勉。

大凡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会将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看成是其政治行为中的一个“砝码”，其“行政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当作是增强国家实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各种关系的手段，他们会主要关注其政治利益，并不会太在意“学前教育本身应该怎么样”。

大凡没有很大权势和很多财产的家长都要会将学前教育看成是“起跑线“，尽管“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经成为一句被人批评的口号，但是他们依然买它的“帐”；他们很无奈，他们也会认同“应该将快乐的童年留给孩子”，但是他们更担忧自已的孩子，“有了现在的快乐也许就会失去一生的快乐”。

学前教育需要怎么样

“学前教育需要怎么样”，这也是一个可以有多种回答的问题。大致上讲，有社会需要，有家庭需要，有幼儿需要等。这里不说社会需要和家庭需要，只是说一下幼儿需要。

就学前教育而言，任何人都无法准确而又详尽地了解幼儿究竟需要什么，也许从人的本性来说，幼儿需要快乐（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快乐）。应该看到的是，不同处境的幼儿对于学前教育有着不同的需要。当然，幼儿对于学前教育的需要不仅应该包括自身内在的需要，也应该包括为其一生生涯奠定基础的需要。

既然当今我国学前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面普及学前教育，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那么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幼儿主要需要什么。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案例： 在课题研究中，有个题为“创建中国农村婴幼儿综合发展基地”的研究引起了课题评审者的质疑：“这个项目是面向农村的，但是在农村如何来推动早期教育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农村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让他们花钱去买个充气的游泳池，再买个圈套在孩子的脖子上，然后进行游泳训练，这可行吗？有必要吗？再说农村孩子的动作能力本身就发展得非常好。孩子们在河里游游泳，在田野里跑跑步，他们很自然、很松弛的。回家的路上三三两两结伴行走，路边停下来采采野花，这些孩子心灵舒展的程度要比城市里被关起来训练的孩子好得多。人的成长环境本身是要讲自然的，我们城市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不够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把农村孩子拥有的一点自然的东西剥夺掉？”

这个案例可以引发我们一系列的深思：

农村幼用的需要究竟是什么？他们更需要游泳圈还是鸡蛋？是更多地玩，还是学点东西？

人的需要往往是与“缺少”联系在一想的，缺少什么，就会渴望什么。农村的幼稚儿特别是偏远地区农村的幼稚儿缺少的是什么？渴望的又是什么？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教育委员会在本世纪初发表的题为“渴望学习”的研究报告指出：“儿童一出世就渴望学习。”“在没有任何一种课程或教学模式被证明是完美的情况下，幼儿接受精心策划的、课程目标明确又能整合各个领域学习的优质早期教育，将使他们掌握更多更好的学习技能，为适应下一阶段学校教育的复杂要求打好基础。如果儿童生活在贫困、母亲受教育水平低、母亲患有抑郁症等可能限制他们获得充分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及资源的家庭中，往往会面临学业失败的危险。但是，如果他们能接受精心策划的优质的早期教育，就可能获得成功。”优质的学前教育课程应该让儿童学些什么呢？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教育委员会在提出这个问题时，主要关注幼儿阅读、数学和科学等内容，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些领域里儿童“能够学习的东西要比我们了解的更多”。我们可以从这个主导美国学前教育方向的研究报告中看到，在美国争议了多年的话题终于有了“一锤定音”的结论。

对于当今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的幼儿，是关注他们自身的经验重要，还是给予他们优质的课程重要？

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谁都不会赞同“幼儿教育小学化”。但是，反对幼儿小学化，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反对幼儿阅读（包括阅读一些文字）和做运算，这样做并非在帮助那里的幼儿处缩小与城市幼儿之间的差距，并非在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幼儿缩小与城市中产阶层以个家庭的幼儿之间的差距，反而会导致原本就存在的差距继续扩大。我们应该看到，只要有优质的课程和称职的教师，让农村的幼儿进行早期阅读和运算并非坏事，这恰恰是那里的幼儿所需要要的。

而今，我国的农村学前教育似乎正在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发源于城市公立教育（特别是城市公立教育中的示范性教育机构）的现成体系。如若我们制定的政策支持这样的状况存在，那么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学前教育可以怎么样 “学前教育可以怎么回事样“这对于当今我国需要作出巨大努力去普及学前教育的地区而言，恐怕不会是一个有多种回答的问题。道路理很简单，是那些地区举办学前教育的条件使然，这无法回避和掩饰：

这些地区缺少有资质的幼儿园教师，甚至根本就没有合格的幼儿园教师；这些地区的幼儿园教师基本难以得到培训的机会，即使获得了短期的培训机会，也基本解决不了他们难以成为称积教师的问题；这些地区的家长接受教育的程度一般不高，他们对教育自已的孩子一般不会具有优势；这些地区的幼儿由于缺少早期教育的机会，一般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等学习方面的能力较差，甚至很差；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差，各种信息相对闭塞，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甚至极度匮乏。

什么样的条件办什么样的教育，学前教育也一样。这是思考“学前教育可以怎么样“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脱离了这个基本点，再好的想法也只是”纸上谈兵“。

由此，我们在思考当今需要普及学前教育的许多地区的“学前教育可以怎么样“的问题时，应该有以下一些基本思路：

如何为那里的教师提供适合他们的课程？这样的课程对幼儿而言，能改善他们所处的弱势地位，能帮助他们为上小学打好基础，解决上小学的困难甚至辍学等问题，而不是在泛泛意义上去反对“幼儿教育小学化”，让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师始终处于云里雾里，无所适从。

如何为那里的教师提供适合他们的课程？这样的课程对教师而言要具有“易操作性”。换言之，这样的课程不是简单地将小学的教学内容下放到幼儿园，而要体现幼儿教育的特点；这样的课程无需太高准入门槛，无需太多培训要求，能让教师只通过简单的培训就能上岗，就能“保底式”地实施教学。

如何为那里的教师提供适合他们的课程？这样的课程既要有教育价值，又要低成本、低消耗。

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导向

（三）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

朱家雄

政策是有“时效性”的，政府在一定时间内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需要推进特定的政策，并以此确定期望达成的阶段性目标、为达成目标而需要完成的任务、必须遵循的行动原则以及与此匹配的步骤、措施和工作方式。政策是国家最高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和实践化的反映，包括学前教育政策在内的教育政策也不例外。

政策是有“正误性”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教育政策能推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错误的教育政策则会导致教育事业走向歧路，甚至毁坏教育事业。

正确的教育政策基于两个基本点：历史条件和国情，离开了这两个基本点，教育政策就有可能导致谬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有关学前教育的政策是基于这两个基本点制定的。

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是当今发展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主调

在当今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概据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国情，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应该是当今发展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主调，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所谓倾斜，指的是政策导向侧重于某一方面。《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明确规定“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等，这些都是政策上规定学前教育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条文。

倾斜往往是不“平”、不“正”的，就是“故意往一侧斜去”，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更“平”、更“正”。例如，“给有户籍的幼儿入园给予补助”似乎是个“公平”的策，但是这是“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一个现状，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背景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教育政策；相反，“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看似是个“不平不正”的政策，但是体现的则是政府要通过“二次分配”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和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应该说，这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又如，“发展城市与农村学前教育并举”似乎是个“公平”的政策，但是当今我国城市的学前教育处于优势地位，农村的学前教育处于劣势地位，“并举”的政策只会造成优势的更优势，劣势的更劣势，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教育政策；相反，“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看似是个“不平不正”的政策，但是体现的则是政府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在行政的首位，这样的政策为的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保持和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应该说，这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谁是优势群体，谁是弱势群体

既然学前教育政策应该向社会弱势弱群体倾斜，那么我们就应该首先分清楚谁是优势群体、谁是弱势群体，然后才能有效地解决如何倾斜的问题。

优势群体与弱势 群体是两个相对的概念。

一般而言，在城市中，相对于城市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而言，城市贫民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进城打工的民工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有文化和技能的民工而言，缺少文化和技能的进城打工的民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一般儿童而言单亲家庭的儿童、残障儿童等是弱势群体。

一般而言，在农村，相对于生活在富裕地区的农民及其子女而言，贫困地区、边缘地区的农民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居住在乡镇的农民及其子女而言，居住在村庄的农民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有劳动力的农民及其子女而言缺少劳动力的农民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家长在身边的农民子女而言，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

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不仅是因为他们也是公民，应该享受公民应有的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是因为他们相对缺少教育，缺乏资源，是因为他们由此而缺乏社会竟争力，从而可能导致贫穷和处境不利状况的代际循环。

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解决的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不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不解决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教育的问题，社会和谐与稳定是难以实现的。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受益。换言之，任何一项政策总是会让部分人群受益，让部分人群不受益甚至受损。由此，在思考我国学前教的有关政策问题时，我们要时时将立场转移到弱势群体一边，使他们能从政策的倾斜中受益。

将制定与实施政策的立场真正转移到弱势群体一边 将立场转移到弱势群体一边，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让弱势群体真正受益，这在学前教育实践中应该如何落实呢？

美国学者理查德.乔治曾说过，“所谓公正，就是指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权益，对可以等同的人或事物平等对待。对不可等同的人或事物区别对待。不管是优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益，但是对于弱势群体实施的学前教育应该与优势群体有所不同，并通过政策使这样的不同得到保障，否则就有可能出现看似公正实质并不公正的事情。要将立场转移到弱势群体一边，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群体的幼儿缺少的不是“自发的、自主的、自选的，满足自身兴趣和需要的游戏”（也许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一日生活中已有的主要就是学者们所谓的本体性游戏），他们最需要的是做好“入小学准备”，主要是在语言、逻辑思维等方面的准备，而不只是行为习惯、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准备。因此，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应该趋向于保证处于弱势群体的儿童在入小学前做好入学准备，给予必要的、有效的“补尝”，在他们入学后不会因为学习成绩落后而辍学，特别是要能保证他们在入学后的最初几年中学习成绩不落后，以免他们丧失自信心。

由此，在为弱势群体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要强调的是统一的、确何底线的“课程标准”，要强调的是目标清晰的教学内容和材料，要强调的是可以测量的“评估手段和方法”。基于这样的思考，对属于弱势群体的幼儿，通过政策去反对他们阅读、理解文字和运算，反对他们去使用读本和操作材料等，那是“本末倒置”的。基于这样的思考，通过课后学校、辅导班等额外辅导帮助处境不利或能力有限的儿童增加受教育的时间，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开展个别化教育计划等，都是可以采取措施；相反通过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封杀”，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要将立场转移到弱势群体一边，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弱势是相对而言的，要舍得将教育资源投入到真正需要投入的地方。谁都知道，越是贫困的人群，他们对于改变现状的需要越为强烈，对于改变他们现状的能力就越为薄弱。在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曾签署过一个《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明确提出联邦政府能够而且必需缩小处境不利儿童与同龄人之间的成绩差距，确保所有儿童在学业上都能进步，其基本保障就在于将教育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即社会弱势群体所在的地方。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学前教育的资源匮乏，因此更应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在最需要投入的地方，为社会弱势群体排忧解难。

由此，在为弱势群体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要切实为最需要教育经费和资源投入的地方解决的问题，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具体地讲，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主要应该是普惠性的，而不是“窗口型”的，要用以保住“底线”“不让一个幼儿被落下”，而不是用以“示范”，以表“政绩”。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对于为弱势群体的幼儿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政府如果因为其有些方面不符合“质量标准”加以取缔，而不是给予支持和扶持，相反，将大量的教育资源投入“高品质”“高水平”的教育机构，为少数优势群体服务，那是“本末倒置”的。例如，在落实“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政策时，若是将公共教育经费主要投入到乡镇中心幼园的建设中，看似在落实这个政策，却有“将教育不公平向农村延伸”的“嫌疑”，因为从占据比列不大的公立中心幼儿园中真正受益的主要会是乡镇中相对“有钱有势”的优势群体，而不是生活在村庄里真正需要资助的贫困的农民及其子女。

第五篇：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一年,成就是惊人的.在世界舞台上,没有那个国家通过非掠夺的方式取得过如此成就.在这点上华夏儿女有自信和骄傲的资本!但是发展三十年也使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那么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制约中国龙继续腾飞呢?有哪些我们需要正视和解决呢? 个人浅见如下.1,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发展三十年,财富早已翻了N倍,但是大量财富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这种差距的表现也越来越多元化.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乡村内部无不表现的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是以牺牲农业利益来发展工业的.可以说,当时农业基本完全服务于工业的发展的.现在我们需要也应该反哺农业,也就是农民兄弟.东西部的差距目前来看,很难发生更本改变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些需要廉价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向西部拓展.随着东部经济的迅猛发展,很多劳动密集型工种的劳动力成本在大幅提升.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个人认为在发展西部资源经济的同时,应该加大发达地区的产业调整,增强科技性,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同时将密集型产业西迁.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会给社会治安和稳定带来很大压力.个人认为政府必须加快调节这类问题.城乡内部差距的扩大会是人们心理产生极大落差,而心理上的阴影是可怕而难以控制的,这会给社会造成许多不安定因素.可能是政治上,可能是经济上,更可能是治安上的.2,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一直在谈,一直说重视,可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破坏!记得小学时的课本上就说不能走西方先破坏再治理的老路子,但事实上各地政府为了数字GDP和自身政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向环境要经济利益的行为,而且在全国许多地方任在继续.看看北京市内的这些臭河沟吧!西坝河,立水桥,臭气熏天!恶心之极!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个趋势将更加难以控制,更加放纵!环境问题很严峻啊！

3，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长河。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任很嚣张!并不是说现在是最糟糕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很严重.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许多问题和矛盾凸现和尖锐起来,在这个背景下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很能激起民愤.不过是不是被“一小撮人”所煽动和利用,对社会的不满是根本原因.惩治腐败,不是说说的事,任重而道远甚至需要牺牲当权者的一些利益.4,政治改革.这个议题很敏感,但是国家领导层也一直在说,一直在做.但是反观改革三十年的历史,经济体制的改革远远快于政治体制改革.这需要领导层的努力和魄力,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这是必须的,长远的安定团结需要它.5,周边安定环境.中国周边环境很不稳定,各类边境危机充斥着漫长的边境线,这些问题复杂,涉及国家多.如何能确保边境安宁同时,不丢失主权完整的庄严使命.就看国家领导班子的大智慧了.（1）短期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关系：发展目标问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0年，这种高速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在中国的经济分权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升迁主要基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而官员的任期通常又只有几年时间，因此，地方经济发展的目标在实现了高增长的同时，忽略了很多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例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这些事业大部分都是需要政府进行财政投入的公共品，但是，如果在这些方面增加投入，就有可能挤占政府在其他更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方面的投资，比如基础设施。其结果是，那些有利于持续发展，但需要政府投入的事业被严重忽视了。

（2）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关系：央地关系问题 在一个经济分权的治理结构之下，很难避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如果说中央政府代表着国家利益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则更多地代表地方利益。这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央政府更多地希望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更多地注重短期目标；中央政府更希望农民利益得到重视，而地方政府在增长至上的目标下，却缺乏关注农民利益的激励；中央政府更希望促成国内市场的统一，而地方政府则有激励通过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来追求短期的税收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省级的地方政府拥有越来越强的经济实力，在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中拥有了越来越强的谈判能力。中央对地方官员采取“任期制”和“轮岗制”的一个好处是，较短的任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分化，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官员将更有激励来追求当地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

（3）政府干预和社会发育的关系：制度环境问题

在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如果要追求国家利益，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以保证中央的政策能够下达，为此，中国一直用政治集权来作为与经济分权相配套的制度。但是，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形成了非常强的政治科层组织，各级政府往往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尽管我们总是希望每一级政府都更多地追求社会目标，但是在现实中，科层化的政治组织总是更多地赋予了政府官员个人以权力。政府过于强大，加上对于个人的权力缺乏约束，于是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于依赖于特定政府官员的品质和能力，而整个社会却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自组织的机制来调解矛盾和配置资源。（4）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关系：社会融合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在未来的时间里，城市化的迅速提升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在长期的城市管理农村的治理结构下，城市政府制定了旨在保护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些方面更多地倾向于城市居民的利益。长期的城乡分割带来了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而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内部非户籍人口的增加，原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又转化成了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二元社会”分割。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又使得城市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教育的回报差距也在扩大甚至可能进一步地加剧城市内部的社会矛盾，影响城市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在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过程中，促进城乡融合，将是未来中国需要在战略高度加以重视的问题。（5）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关系：市场统一问题 中国是一个区域间差异非常大的国家。这其中当然有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沿海地区拥有海岸线和港口，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沿海地区更加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国际市场，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投资，也更多地参与了国际贸易，因此，更快地实现了经济发展。同时，经济政策的倾向性也是造成改革后地区差异扩大的因素，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更多地投向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不是更落后的地区，这使得中央财政转移反而起到了加剧地区间差距的作用。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加上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拥有制定本地政策的权力，于是，各地的地方政府都纷纷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市场分割政策，来保护本地的企业，以期在短期内增加就业和税收，培育自己的战略性产业。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非常不利于中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不利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利用人口众多和地域辽阔的规模优势。如何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促进市场统一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国未来临的巨大挑战。

（6）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关系：利益共享问题

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不均等逐渐扩大。同时，分权体制下的科层结构，加上当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关系型社会，使得不同的人所掌握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不均等，而这又进一步地影响到了人际之间的收入不均等和公共服务享受方面的不均等。收入的不均等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同时，收入不均等还会对健康水平、环境保护、城乡贫困、公共信任、收入流动和社会安定等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并间接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又会在长期进一步地转变为收入的不均等，并可能造成人力资本不均等和收入的不均等在代际之间传递，降低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对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产生一系列连带的负面影响。中国在未来急需调整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赋予农民和低收入阶层更多的政策影响力，让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更多的人所共享。

（7）内部发展和外部失衡的关系：和谐世界问题

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虽然是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但是，日益强大的中国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一些忧虑。由于中国的城市倾向政策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再加上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增长，不重视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同时，人民币的币值又被低估，因此，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持续地走低，而同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却在持续上升。这样一来，中国的出口增长始终非常强劲，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更加快了，这造成了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贸易失衡，特别是中美贸易的失衡。尽管这一贸易失衡也与美国的储蓄率低有关，但中国出口产品的低成本肯定是外部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持续走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汇率和强劲增长的出口还引起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品竞争。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中国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全球各地，并对全球的资源需求上升。未来中国必将面对追求自身发展和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繁荣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和谐世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全世界的责任，以及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愿景。

中国的发展虽然面临着众多的难题，每一方面的难题都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但这些难题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和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的人群之间拥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不对等，造成收入不均等，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的人群之间享有的公共服务也不均等，形成了“内部失衡”的局面。“内部失衡”的局面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可持续发展又被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下忽视了。由于中国的普通劳动力（特别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再加上1996年以后日益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走低，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只能依赖出口，最终形成“外部失衡”的局面。

忘记从几方面了好像环境体制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