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裸官监督的调研报告

第一篇：加强裸官监督的调研报告

加强裸官监督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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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裸官”是贪腐的高危人群，是我们反腐败的软肋。“裸官”现象不仅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危害国家安全。如何从健全制度，加强财产申报的公示力度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入手，更全面有效地加强对“裸官”的监督，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关键词：反腐败监督“裸官”

新时期是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而治理腐败，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裸官”的产生既有国家民主监督机制方面存在漏洞的原因，同时还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形态民主监督机制的缺失的原因。

一、对裸官的认知思考

“裸官”中的裸也来源于具体的概念“赤身裸体”，例如裸奔，裸泳，裸聊等，只不过语义发生了抽象的变化。① “裸官”，即“裸体官员”，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1]

虽然从字面上来理解，所谓“裸”就是一丝不挂、无寸缕遮羞的意思，可是这些裸官，实际上并不裸, 头上戴着一顶巍巍的官帽,身上穿着一件斑斓的官衣, 冠冕堂皇、威风凛凛。这些贪官, 或者说这些裸官将自己的家属和赃款转移出境以后, 赤条条, 光棍一杆, 无牵无挂, 随时睁大眼睛, 竖起双耳, 一有风吹草动就脚底抹油, 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境外。裸体者剥离的是自己的衣服, 这些 裸体官员是将自己的亲属从身边剥离出去, 以便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裸官裸露了自己, 却隐藏了他们家属的行踪和不法财产。我们常说, 人生在世,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如将此句用于贪官, 可以改成: 人在官场, 赤条条贪污无牵挂。赤身裸体虽然不雅但没有衣服缠身之忧, 转移亲属和财产虽然违法和不道德但少了牵挂之虞。②2008年6月28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被判12年，媒体报道他的妻儿2002年就已经移民加拿大。7月3日，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在他的新浪博客中发表名为《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帖子，[2]将庞家珏这样“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称之为“裸体做官””。随后《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均在首页推荐，一时间“裸体做官”成为社会热门的话题。这是目前从已知的信息分析，“裸官”一词的最早来源。

但“裸官”现象却由来已久，目前网上流传很多对“裸官”的讨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除上述的庞家钰外，福建省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前区委书记杨湘洪以及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无不是先“裸”而后逃。

2009年11月25日，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其中特别强调，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3] 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谭国箱直接将这类官员称为“裸体官员”。此后，“裸官”提法逐渐被官方接受，2010年初，广东省江门市纪委两位干部在《预防职务犯罪研究》上发表文章《“裸体官员”现象探析》。[4]文中称，众多官员“裸奔”引起中央高层关注，中纪委2008年下半年开展专题调研，要求各地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寻求预防、破解良策。新时期，“裸官”的出现，释放出了腐败的信号，同时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有效的预防腐败，形成一套可见成效的预防机制，将是未来我国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

二、裸官的潜在危害和政治风险

“裸官”的产生，其原因复杂多样：既有领导干部主观的原因，如部分官员信仰上出现危机；更多的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如监管制度不健全，给了贪官们可乘之机；官员权力过大，给贪官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社会风气不正，导致很多拉贪官下水的“纤夫”存在；内外监督不力，给了贪官们“可持续”钻空之机；对腐败的惩处不严，腐败成本过低，致使“进行中”的贪官胆大妄为、前赴后继。“裸官”产生的原因多样，但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的危害是潜在和长期的。

（一）“裸官”是贪腐的高危人群

尽管并非所有的“裸官”都是腐败官员，但是种种现象表明：“裸官”往往是贪腐的高危人群。

一方面，“裸官”无后顾之忧，滋长腐败行为。贪官的子女和配偶移居国外以后，可以顺利地把贪污所得转移出境，很好地隐蔽腐败行为；即使东窗事发，也可以马上逃往国外自己安全的落脚之处，这样既避免了牢狱之灾又避免了流落街头，完全没有任何担心与风险。正是因为没有了这些后顾之忧，“裸官”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比那些不是“裸体做官”的腐败分子胆子更大，在行为没有败露的时候能贪则贪，使腐败行为进一步滋长。

另一方面，“裸官”极有可能变为“逃官”，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外逃的贪官几乎都是“裸官”，这些外逃的“裸官”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近几年的案件反映出贪官携款外逃的金额越来越巨大，基本每个贪官涉案资金都是上亿元人民币。我国自1992年以来，至2007年6月底，外逃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20人；副地厅级1920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共计16000多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这些外逃的贪官几乎都是“裸官”！虽说“裸官”不一定是贪官，不“裸”的官未必就是清官。但是，大量外逃贪官即“裸官”的现实令人瞠目。[5]

（二）裸官腐败造成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

由于自己的配偶子女已经移居国外，裸官本人在国内就成了“孤家寡人”。对于那些理想信念不坚定，作风不正派而又掌握有一定权力的官员来说，结交朋党，吃喝玩乐，就少了一种家庭的监督，更容易走上堕落腐败的道路。而且，裸官既然已“裸”，那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能捞就捞，能贪就贪。一旦东窗事发，往往就是一张飞机票加一本护照，溜之大吉。裸官腐败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据有关方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元人民币，人均卷走约1亿元。尽管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外逃贪官造成的国家损失的确难以估量、令人触目惊心！③

（三）裸官的出现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

腐败裸官们早就准备了“后路”，一旦觉察到风吹草动立马“走人”，办案机关往往既抓不到人又追不回赃款。一般来说，“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仿效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1] 逃脱惩治的腐败裸官，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其行为本身具有巨大的传染性，使反腐败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④

（四）“裸官”影响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裸官腐败毒化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从根本上说，裸官腐败反映了当前一部分官员对党的执政地位、人民政权和国家前途，都产生了怀疑，丧失了信念，出现了信仰危机。在普通民众看来，官员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到了国外，就是表明这些官员对国家失去了信心。既然当官的如此，那如何让百姓信服呢？裸官的出现和出逃，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而且，一部分“裸官”及其配偶子女，利用其在国内贪腐的巨额财产在国外置业、投资，甚至在国外一些地方形成了小圈子，这些问题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

一方面，“裸体做官”是对阳光行政的背叛。“裸官”现象在中国一些官员中早已暗中流行。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妻儿全部移民海外，既方便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又为自己腐败行为一旦暴露留下了后路。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也可一人“受过”，保得家人安全富足。而事实上，“裸官”未能出逃而落网者，远少于成功出逃者。“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而成功外逃，则又说明贪官的裸体准备是行之有效的。

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作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公权力的行使者，如果将配偶子女和存款转移至境外，孤身在国内任职，这本身就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不信任，其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度就非常值得怀疑，更难指望其能恪尽职守。暂且不说他是否有腐败行为，不论他的动机如何，单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出发，这个行为就已经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这样的官员不仅不可能赢得百姓的信任，反而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裸官”这种影响的危害远胜于其腐败的经济问题。

再次，“裸官”危害国家安全。一方面，一些要害部门的公职人员，其配偶和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将影响中国的政治和政府决策。另一方面，许多外逃贪官在国内任职的时候都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有的还甚至了解某些国家机密，这些外逃贪官知道自己一旦被遣返将会受到我国法律的严肃制裁，因此他们便会运用各种方式寻求国外有关势力的保护，一旦他们被某些国家成功地培养为反华势力，这将严重危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三、当前裸官治理的措施及不足

正是基于对“裸官”的危害，自2009年9月起，上至中央，下至各地、各级部门，针对“裸官”贪腐问题，以平均每年一至两部的速度出台相关文件，规定了“裸官”管理的适用对象、申报内容、管理机构和不实申报的处罚措施等。

2009年9月，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会公报中称，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6]

2009年11月25日，深圳市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目的是加强官员的有效管理和廉政监督，成功阻止国内或某些外派机构的官员腐败犯罪后携巨款潜逃海外、逃避打击。开了裸官不能当一把手的先河。

2010年1月，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强调，要扩大官员财产申报的范围，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了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7]

2010年2月，监察部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强调要加强对预防腐败重要问题的对策研究。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8]

201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2010年7月，中办、国办同时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两项法规，2011年正式施行，对领导干部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的报告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中纪委、中组部下发通知督办。纪委方面由党风廉政建设室牵头，组织部门由干部监督处（科）统筹，高压推行。[9]

2012年1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一条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10]

2012年3月26日电国务院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对裸官加强管理制度 创造监督政府条件

2012年5月12日，媒体报道：重庆市国资委近日已向重庆能源集团、化医集团、交旅集团、水务集团等多家国有大型企业下发《中共重庆市国资委委员会关于做好2012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11]

但目前总的来说，全国类似对“裸官”任职作出了专门的限制性规定的还只有深圳市和广东省，而且这种限制也仅仅停留在治标的层面。其他地区和中央层面都还局限于个人报告和加强管理的模式上。

三、对裸官监督治理的建议

“裸官”不一定就是贪官，“裸官”又是贪腐的高危人群，从某种意义上说“裸官”的监督和治理已经成为我们反腐败的软肋。但是，从“裸官”到贪官，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的过程，其间不可能没有蛛丝蚂迹。至于他们为外逃所作的种种准备，更是不可能人不知鬼不觉。因此加强对“裸官”的管理和监督，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新时期我国应对腐败的挑战，需要将完善国家形态的民主监督机制和社会形态的民主监督机制有效的结合起来，以两者的互动协调，来共同推进我国权力监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一）严格制度管理，强化权力制约。

完善的内部制度是制约权力的依据，也是有效外部监督的前提。预防、发现、监督和惩处“裸官”，需要配套制度。

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建章立制，努力消除制度盲区，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有效机制，最大限度减少因制度漏洞而出现的各种廉政风险。特别要加强对重点对象、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廉政风险防控。重点对象即管人、管钱、管物的党政官员特别是“一把手”；重点领域即腐败易发多发领域，如工程建设、行政执法、行政管理等领域；重点环节即权力行使的关键节点，如班子决策、财务管理、大宗物资采购、干部管理等环节和节点。

另一方面，要通过权力的科学管理和制度切实有效的监管，科学分解内部的权力，将决策、执行与监督职能分离开来，实现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弱化领导干部的贪腐特权，努力降低腐败的可能性。同时充分发挥制度的刚性惩戒作用，做到逢贪必治、遇腐即惩、惩治从严。

（二）加大公示力度，加强外部监督。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制度建设是内部监督的主要依靠，好制度还需要公众参与。在我国，传统的内部管理模式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存在两个弊端。一是鞭长莫及；二是监督措施的效力可能逐层递减。而要想对“裸官”的监督形成有效的推动力，单靠制度建设和内部监管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上下合力、内外结合，才是发挥现有监管制度最佳效力的有效途径。这种外部监督就是要行政公开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裸官”在阳光下生活，接受公众监督。对“裸官”的外部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官员的权力要透明。要在合理科学配置和分解官员权力的同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接受社会的监督，大力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审批采取公开听证会，减少权力灰色操作空间，要尽量使项目的审批与经费审批相分离，项目主管与项目招标相分离。

其次，官员的财产要公示。官员的个人和家庭财产不仅要申报，而且要公开。要赋予公众对官员特别是“裸官”相关信息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把官员本人及家庭财产收入情况暴露在阳光下，这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是从源头约束官员贪腐行为，遏制“裸官”外逃最有效的举措。

240多年前，瑞典首创官员财产透明制以来，官员财产申报这个“治官之术”就被世界多国仿效。目前已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这项制度。一些“清廉国家”的反腐经验也证

明了健全官员财产报告制度的必要性。在新加坡，公务员只要有超出收入的财产无法说明来源，就要被推定为贪污。美国的政府道德法案同样要求联邦政府雇员每年必须上交个人财产信息，越资深的官员，汇报的内容就越详细。如果隐瞒或捏造财产信息，可以刑事起诉。配偶、子女的财产来源也要一并提供。联邦雇员就连每笔超过两百美元的收入，都必须提供来源。[12]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也已经建立并正在不断完善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个人收入申报。但是，由于一方面没有刚性的约束机制，实际上申报只是一种原则上的要求，对于不申报也没有处罚措施；另一方面申报的情况也没有核实的环节，因此，财产申报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形式重于内容。

要想使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落实到位，应该做到三个必须。一是官员财产的申报必须详细。如领导干部需要申报个人资产和家庭情况等情况：包括干部本人全年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数额；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全年的劳务所得；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持有有价证券、股票、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等越详细越好。二是官员的申报情况必须公示，而且公示的范围必须逐渐从小范围向大范围公示推进，最终实现向全社会公示。只有这样，舆论监督力量才会被充分调动起来，对官员的权力监督才能逐步实现从内部监管向外部监督的转变。也只有这样，才可能降低“裸官”监管难度，减少反腐成本，才能有效约束官员保持权力谦卑，制衡官员贪污腐败行为。三是必须逐步完善银行账户实名制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防止钱权交易的土壤。

再次，要公开官员家庭成员的出国情况或移居情况。要建立和完善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移居海外的报告和备案制度，把好审批关，完善公职人员出国（境）证照统一保管制度，把好出入关。还包括官员配偶和子女从业以及子女的婚姻情况。

最后，要全天候监督官员的工作生活行踪。对于官员，不仅正常8小时工作需要监管，而且8小时之外也必须密切关注。如果官员8小时之外的行迹也能“裸”起来，那么官员有无贪腐行为就会一目了然。

（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监督机制

从培养和建设社会形态民主监督机制上来说，具体可以做以下努力：培育和促进新时期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发展。新时期治理腐败不仅要在完善国家形态的民主监督机制上下功夫，而且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形态的民主监督机制填补这一遗漏的历史空白。

建立社会形态的民主监督机制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大力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因为只有公民社会的发展，才能有效实现社会的监督和权力的制约。亨廷顿曾指出，公民社会在“制约国家权力, 从而为实现社会对国家的控制以及作为这种控制最有效方式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⑤权力制衡的前提，就是具备横向上可以相互协商、谈判的两个权力实体或者说权力代表者。在中国当前的社会中，单个的公民是不具备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能力，因为二者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但是公民社会兴起以后，就会大大改善这种权力缺乏实际监督的状况，因为公民社会具备相当的资源，它整合了公民的相关利益的诉求，公民需要它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需要它来了解社会的多元需求合作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在治理腐败的问题上，将存在不只是国家的声音，而更多了社会的呼声。国家和社会将通力合作，通过相互协调两者的关系来共同推进我国当前监督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有效的应对新时期腐败现象的挑战。⑥

（四）加强国际合作

反腐倡廉是各国政府的共同课题，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贪腐行为已是全球大势所趋。但是由于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尚未启动，相关法律尚不完备，司法合作机制尚不健全，以至外逃“裸官”被引渡或遣返回国接受法律惩治的渠道仍然不是十分通畅。为此，我们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司法机构深化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合作。包括切实履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在各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开展相互间的司法协助工作；在互设案件的调查取证、缉捕和引渡罪犯、涉案款物追缴返还等领域进行合作；相互依法提供最大限度的协助；发展和促进执法和金融管理当局之间的全球、区域和双边合作等，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活动；拓宽司法合作渠道，提高合作效率，在各检察机构之间建立直接合作机制，尽可能将外逃“裸官”遣返回国接受法律惩治等等。

从“裸官”变为贪官非一朝一日，腐败的消除也不能闭其一役。“裸官”作为贪腐的高危人群，是官员监督的重点和难点。需要我们在健全完善监管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需要，与时俱进，将“裸官”的权力、财产等纳入阳光之下，接受广大群众的共同监督，才能从根本上确保“裸官”不贪，贪腐不成。

参考资料：

[1] 中央密集出台规定治理“裸官” 地方尝试对其“限任”“限权”.[2]周蓬安：《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

[3] 深圳：“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4] “裸体官员”现象探析.http://.cn/o/2010-04-24/092317419730s.shtml

[6]十七届中纪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news.qq.com/a/20090919/001355.htm

[7] 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公报.http:///index/2010-01/14/content_56821_2.htm

[8]2010年国家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明确.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02/22/content_13023009.htm

[9] 本网特稿:中央地方频出新规限“裸官”深意何在.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7/26/c_12371071.htm

[10] 中国“裸官”治理的广东先行试点样本.京华网：http://news.jinghua.cn/351/c/201201/17/n3606972.shtml

[11] 重庆要求重点国企领导上报财产及家属移居情况.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120513/000080.htm

[12] 防治贪污腐败利器：各国官员财产申报面面观.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wenjugov/20100713/2402399.shtml

①陈青玲.“裸官”、“裸考”的认知分析[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2）：121 ②陈青玲.“裸官”、“裸考”的认知分析[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2）：121 ③陈建波、张建桥.裸官现象：问题、争议与治理[J].理论视野.2011（4）

51④陈建波、张建桥.裸官现象：问题、争议与治理[J].理论视野.2011（4）51-52

⑤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207

⑥ 牟长城：“裸官”现象的原因解析及其治理对策[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3）：100

第二篇：裸官自查报告

嘉禾县文广新局

“四风”突出问题整改工作自查报告

根据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按照《关于深入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嘉群组发[2014]10号）和《嘉禾县进一步深入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嘉群组发[2014]18号）精神，我局高度重视，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了“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主要做法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为进一步抓好专项整治工作，我局及时召开了班子成员会，进一步明确了整治工作方案及工作措施，成立了以局长王继国为组长，纪检员陈石墙为副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成员的专项整理工作领导小组，为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成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强化学习，营造氛围

我局通过组织召开群众路线教育集中学习会、专题办公会等形式，对干部职工进行作风教育，不断统一思想，增强了党员干部职工对加强作风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的认识，提高了 1 党员干部贯彻落实作风建设的自觉性。

3、出台制度，确保成效

我局始终把制度建设作为重要内容来抓，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以制度管人，用情感管心，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服务观念和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二、主要成效

1、关于从严控制会议整治情况。今年我局对会议的时间、会议规模进行了压缩，尽量做到少开会、开短会，对可开不可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对确实要开的会议实行多个会议进行合并召开，严格会议经费管理。

2、关于从严控制各类文件简报和内部刊物的整治情况。今年以来严格按照有关要求，严控各类文件的出台，没有违反规定随意出台文件和内部刊物的现象。

3、关于从严清理和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整治情况。今年没有出台评比达标表彰的各项规定，坚决禁止了不切实际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4、关于清理各类领导小组，议事协调机构的整治情况。根据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了各类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切实规范了领导小组的设立程序。

5、关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整治情况。坚决纠正群众来办事的服务态度不周到的问题，我们结合深入开展党2 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高度重视，要求干部职工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对未履行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办结制或一次性告知制等制度的工作人员实行问责，坚决杜绝利用便民服务之机谋取不正当利益现象，目前没有发现工作人员服务不周到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

6、关于“庸懒散”的整治情况。今年县我局按照《嘉禾县作风大整顿“好作风建设年”活动方案》和《“庸懒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大力整治干部职工“庸懒散”现象，通过实行干部职工上下班指纹签到制，岗位职责跟踪考核等制度，干部工作作风得到了极大的改进，纪律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7、关于整治公款送礼行为情况。能坚决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里“九项”规定精神。认真落实全县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设节约型机关的要求，过去存在上级领导来指导工作，外出学习时赠送或接受礼品，过年用公款向上级送礼品的情况，已经严格按要求取消了，坚决杜绝了“迎来送往”之风。

8、关于纠正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的整治情况。今年我局按照专项整治违规职务消费和用公款大吃大喝问题的要求，认真落实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中餐不饮酒，同城不宴请，不安排住宿，公务宴请不上高档菜品和高档烟酒，来人来客实行“来函”接待，陪客人员不超过规定人数等规定，没有出现 3 一起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现象。

9、关于纠正境外招商奢侈浪费问题的整治情况。倡导务实节约招商，严格禁止了以招商引资为名用公款举办奢侈宴请、游山玩水。

10、关于超标准配备公车及公车私用的整治情况。今年严格按照上级规定要求，制定了公务用车管理制度，车辆在节假日一律进行封存，完全杜绝了公车私用的行为。

11、关于清理领导干部违规占用住房、办公用房的整治情况。认真落实清理办公用房的有关要求，我局没有违规占用住房的行为，没有豪华装修办公用房的问题，对领导干部超面积使用的办公用房，按县政府的规定进行了调整，目前已符合要求，没有超面积使用办公用房。

12、关于清理纠正党政领导干部兼职取酬问题整治情况。严格按照政策法规要求，对领导干部包括离退休老同志在企业的兼职情况进行全面清理，领导干部及退休干部无人在企业兼职的情况。

13、关于严格规范预算和支出的整治情况。我局严格按照控制“三公”经费预算的要求，严控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等办公经费开支，严禁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支出，不报销任何超范围、超标准以及与开展公务活动无关的费用。4

14、关于公务接待标准整治情况。严格执行郴州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和我县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及补充规定，规范了公务接待行为，减少迎来送往，下基层调研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市委改进工作作风的有关规定执行。

15、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管理的整治情况。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若干规定》，对领导干部个人出国（境）情况进行了登记上报，对领导个人持有出国（境）证照进行了全面清理，目前无持有出国护照。

16、关于整治违规设置“小金库”的整治情况。我局严格执行财务管理规定，一直都没有设置过“小金库”。

17、关于“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整治情况。坚决杜绝了“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不良行为，坚决制止了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行为，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

18、关于集中清理“吃空饷”，在编不在岗，编外大量聘用员、返聘退休人员问题的清理情况。按照郴州市委组织部《关于清理整治不在岗国家公职人员的通知》（郴组[2012]9号）和《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借用人员清理和规范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嘉组[2012]27号）文件要求，进行了自查自纠。通过清理目前没有在编不在岗的人员。

19、关于超编制进人，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问题的清理情况。通过自查目前我局有超编制进人、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情 5篇二：“严禁违反党的组织人事纪律”专项整治工作自查自纠报告

“严禁违反党的组织人事纪律”专项整治工作

自查自纠报告

中共xx县委办公室 xxx 为扎实开展“严禁违反党的组织人事纪律”专项整治工作，根据县委组织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严禁违反党的组织人事纪律”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x组通〔2015〕15号）精神和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县委办工作实际，本人认真对照方案中 “违规任用干部”、“跑官要官”、“说情打招呼”、“三超两乱”、“干部档案造假”、“裸官”、“领导干部违规兼职”、“拉票贿选” 等10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认真自查自纠工作。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自开展“严禁违反党的组织人事纪律 ”专项整治活动以来，本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从严治党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干部任用条例》为根本遵循，把中央、省委、州委和县委从严管党治吏部署落实到了实处。

一、依章依规、执行政策

本人严格执行《党章》、《干部任用条例》及干部选任有关政策规定，把依制而行作为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遵循，做到查核问题有理有据，整改问题有章可循，整改举措有力推进。

（一）开展“违规任用干部”问题自查。

本人结合行政办工作实际对是否存在违反《干部任用条

例》等相关规定等问题进行了自查，经自查，本人不存在以上问题。

（二）开展“跑官要官”问题自查。

经自查，本人不存在拉关系、跑路子、要位子，搞感情投资、物质投资，“打礼”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变相“跑官要官”等问题。

（三）开展“说情打招呼”问题自查。

经自查，本人不存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过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在职务升迁、岗位调整、人事调动等方面帮忙说情打招呼等问题。

（四）开展“三超两乱”问题自查。

经自查，本人不存在超职数配备干部、超机构规格提拔干部、超审批权限设置机构、擅自提高干部职级待遇、擅自设置职务名称等问题。

（五）开展“干部档案造假”问题自查。

经自查，本人不存在干部人事档案弄虚作假、“三龄两历一身份”记载不清、档案记载相互矛盾、关键材料缺失、项目认定失实等问题。

（六）开展“党政领导干部违规兼职”自查。

经自查，本人不存在违规在企业兼职（任职）、在社会团体兼职等问题。

（七）开展“裸官”自查。

本人非裸官，也无出国（境）证件。

（八）开展“带病提拔”问题自查。

经自查，本人不存在“带病提拔”、“有病失察”、“病而不究”、“边腐边用”等问题。

（九）开展“拉票贿选”问题自查。

经自查，本人不存在在干部选任民主推荐中搞拉票、在换届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违法违纪行为、在推优表彰活动中搞非组织活动等问题；坚决整治投“利益票”、“感情票”、“跟风票”等现象，解决简单地以票评优、以票取人的问题。

（十）开展“跑风漏气、封官许愿”问题自查。

经自查，本人不存在私自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情况和对干部个人私自许诺、封官许愿等问题。

二、下一步整改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要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举措，要与其他科室加强团结协作，服从组织领导，及时完成办公室各项部署，与其他的专项整治活动统筹安排，在规定时间内抓好各项工作，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要明确责任。要把专项整治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强化责任担当，确保抓紧抓好。篇三：裸官报告 除了国有企业负责人、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携款外逃，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外逃，成为贪官外逃的重灾区。按官方口径，短短三四年时间内，外逃公职人员已经由仓促变为预谋和准备充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每年产生的腐败金额高达200亿美元到400亿美元，已相当于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20%到40%。2013年的9月，注定是一个在中国司法史上刻下重痕的秋季。***、张曙光等贪腐大案相继开庭，这些涉及高级别官员腐败的案件，如同从权力核心接连抛出的巨型线球，赋予公众丰富的解读空间。

随着庭审将丝线层层剥开，相关案件的一个特征呈现出来——涉案官员的配偶、子女甚或大部分财产均移至国外，而当事人则在国内“裸体做官”。

“裸官”一词出现并不久远，至2008年时方被提出并流行。五年来，“裸官”们接二连三落马，公众对此概念由陌生到熟悉，并发现这种属性已成诸多贪腐案件的“标准配置”。这些“裸官”及其家属在境内、境外生活如何？财富如何被转移与处置？财富规模几何？这些问题，可以从已经审判的“裸官”案件中窥斑见豹。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新一轮的反腐行动相继展开，被提到不反腐会“亡党亡国”的高度。通过“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个案反腐，相继牵落副部级以上官员就有重庆原市委书记***，四川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广东原省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郭永祥，内蒙古原区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等人。根据监察部网站公开消息统计，2013年上半年曝光“问题官员”有54起。

细分内涵而言，“裸官”并非等同贪官，但令人瞠目的贪腐实例表明，“裸官”距离贪官仅有一步之遥。当对“裸官”的警钟又一次响起，研究这一群体以及对这一群体的监管制度日趋必要。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裸官”的产生、成型、高发经历了一个由非典型到典型、由试探性到猖獗、由目的单一性到多样性的复杂发展过程。由此，《财经》杂志择取此20余年的时间跨度、汇集了59个落马“裸官”案例，制成此份《中国“裸官”报告》。与此同时，报告结合对有关专家的采访、最高检察院1981年以来的工作报告以及中央和地方针对“裸官”的治理政策、走向，透析“裸官”现象的特征、背景、危害，以期助益“裸官”治理的反腐探索。

在这59个“裸官”样本里，有身处要职的政府高官，有地方或职能部门独揽一方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各类国企高管——其中以金融业管理层人士占比最重。按比例来分，金融行业占据24%，党政官员占据34%，其余多为非金融类的国有企业人员，所在行业涉及电信业、烟草业、石油业、证券业、交通业、旅游业、服装业以及其他商贸投资领域。在本报告中，有据可查的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

另一方面，报告梳理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司法机关治理“裸官”的历史脉络和政策延续，从中我们发现：对于治理的研究早已开展，不同层面的统计也在持续，防治甚至带有惩罚性的政策和规定也已出台数部，但这些规定仍存在操作层面上不同程度的漏洞和不透明性。从依法治国的理念上，尚缺乏法律的规制和界定。

在新形势下，中国的反腐败工作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也到了一个关键当口。如何让反腐败规划和反腐体系更加健全完善，是当下各界亟待突破的议题。

报告一：“裸官”的概念

“裸官”一词“发明”自民间，初为中性，渐次变为贬义词。在目前的舆论争议下，亟须官方通过制度设计厘清“裸官”概念

概念诞生

“裸官”一词诞生于2008年。它的提出和流行，以及对于这种现象自民间到各级政府再到中央高层的渐次重视，实则正与中国反腐规划的进程互相映照、息息相关。2008年6月22日，新华社经授权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即中国第一个“五年反腐规划”。时隔十日后，2008年7月3日，一篇《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文章开始在网上广泛传播。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时逢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案发，文章评论道：“由庞家钰案，我们又很容易联想到诸多先安排好妻儿乃至情妇出国，自己在国内‘裸体’当官，并使用手中权力将国家大批财产转移至境外私人账户的贪官。”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周蓬安如是道出初衷：为形容庞家钰案等类似现象，他一直想寻找一个抓人眼球的词汇，以期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周将“裸体”与“做官”两词结合，制造出“裸体做官”的概念。此后经过网络发酵，这种说法被简称为“裸官”，并流行开来。

自此，“裸官”一词诞生。

在公众的语境中，“裸官”一词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周蓬安表示，创造“裸官”一词时，他的定位是中性词，随着“裸官”外逃案件增多，舆论和公众对“裸官”一词已更多地表达出贬义意味。

周蓬安认为，实际上，“裸官”不等于是贪官。只要清正廉洁，做“裸官”也并不可怕，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做“裸官”的动机不纯，并且不够透明。“这几年，贪官外逃的案件越来越多，带走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大众对此议论颇多。尤其是涉案金额高达亿元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妻儿早已移居美国，为其生育一子的情妇也早已移居香港，在被中央纪委‘双规’前夕逃往境外。周金伙出逃前，还在自己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告诉纪检部门自己远走高飞了，不要再费劲找他。如此公然戏弄反腐机构，更刺激社会对妻儿都在国外、单身在国内做官者的不满。”周蓬安说。

官方语境

伴随“裸官”这个概念在民间的传播，该词随后也出现在了中央干部的表态里。这体现了虽然对于“裸官”尚无明确的官方口径，但中央已经关注到这一群体，这种民间说法也逐渐被官方默认与接受。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被记者问及“裸官”问题时表示，有关规定要求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公务员进行登记管理，“但是由于改革 开放的形势下，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裸官’的情况，就对这些同志高度不信任，恐怕也不行”。她说，“但是要加强管理，比如因私出国，比其他人要加强一点措施。”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马馼再次表态，对于高官把子女送出国的现象，她个人认为，这个事情并没有统一的口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官员和公民是一样的，送子女出国并不是官员的特权。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表示，无论是政策上还是法律上，中国官方均未对“裸官”一词做出准确界定。目前，这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实践中，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官员只将财产转移到出境机构，有的官员配偶子女定居国外，或者同时出现上述情况的，也有的官员将财产转移境外情妇名下，他们都可以被称为“裸官”。当然，其中也不乏妻或子身在国外、官员自己在国内踏实做官的群体。

即便如此，不管“裸官”现象如何复杂、定义是否存在争议，其在民间和官方文件综合出来的特征已经明确。

结合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和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可知“裸官”被赋予了下述四个特征： 主体为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国有企业工作人员、金融行业工作人员、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包括人大工作人员和检法的司法人员；这些公职人员向国外或者境外进行了资产转移；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当事人主体仍旧在国内工作。

从这四个特征判断，“裸官”概念如李永忠所言，实则并无褒贬之分。但“裸官”一旦违法，其最主要的表现即为“隐瞒不报或者低报境外财产”；如果再涉嫌受贿、贪污或挪用公款等贪腐犯罪，“裸官”危害便暴露无遗：这部分群体的身份为他们向国外和境外出逃提供了人身便利，这正是“裸官”的最大潜在问题。

报告二：“裸官”的发展

总结和梳理“裸官”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使人们看到这一现象对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的巨大危害 “裸官”的外逃，经历了发展、成型以及高发期，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重灾区。各个阶段或区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

产生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最早有记载的“外逃官员”，是一家国企负责人——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原经理陈新国。在最高检察院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以陈新国案件为例，使用了“策划携款潜逃”的词句。

需要说明的是，外逃贪官与“裸官”是一个交叉概念。目前也存在部分官员事发后仓促外逃的现象，这可以界定为非“裸官”。但是上世纪80年代诸如陈新国的案例，虽然从表征上看是仓促外逃的贪官，但他们是“裸官”概念的雏形。

在此之前曾有过政治叛逃之案例，但与陈新国“策划携款潜逃”的主客观要件都有着本质差异。政治叛逃案件也与时下的“裸官”概念无关。正是这样一批人“前赴后继”为后来的典型外逃“裸官”积累了“经验”，即“防患于未然”而事前在境外或国外安排下眼线，这些眼线最可靠的即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上述报告未进一步披露陈新国在潜逃前是否在境外安排了“眼线”，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比后来的外逃“裸官”，他出逃比较仓促。其贪污、挪用公款280万元后，在广州用巨款购买假护照逃往泰国，后冒充港商潜返境内，被武汉市检察机关缉拿归案。

当时类似于陈新国的案例数量已不在少数。1991年湖北省检察院工作报告记载：“不少犯罪分子作案得手后携款潜逃。据荆州、黄冈、宜昌、咸宁、武汉、襄樊六个地、市的统计，去年(1990年)有34人携款潜逃。”统计资料显示，1991年全国有上千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部分已逃往国外境外。

针对上述案件多发的现实，有关侦查机关在这个阶段对侦破手段进行了反思、分析和矫正。就此，最高检察院在1993年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严格保守侦查秘密，防止侦查对象畏罪潜逃。”

到了1994年，贪官向国外境外携款潜逃的案件骤增，最高检察院在当年的工作报告中描述了这些案件的基本特征。从描述中可以看出，此时外逃的公职人员已经比较清楚地具备了“裸官”的基本特征。篇四：中国裸官报告 1.中国裸官报告

中组部今年下发了《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中首次明确需对“裸官”进行清理：“裸官”不得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以上机关工作部门或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岗位等5类重要岗位任职，要求已在所列5类岗位任职的裸官，组织人事部门应与其谈话，或者动员其配偶、子女回国，或者调岗。新华社去年8月一项调查显示，出逃官员呈现出级别由高向低、部门由“热”向“冷”发展的特点，而在今年广东省清查出的1000多名“裸官”中，市厅级干部9名、处级134名、科级及以下723名。

1.1.以下摘自《财经》中国“裸官”报告 59人涉案数十亿元抓外逃贪官，我国6年追回赃款540亿 2000年至2003年，归案的潜逃境内外的贪官人均携款约430万元；2007年，人均携款约540万元；2012年，人均携款约480万元。平均下来人均携款近500万元。

里面还提到除了国有企业负责人、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携款外逃，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外逃，成为贪官外逃的重灾区。在本报告中，有据可查的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其中金融行业占据24%，涉案数额高达将近18亿元。1.2.抓获4547人，追缴244亿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的几年，贪官外逃到达了高发期。中国人民银行的直属机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确认：中国官员因为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

该报告同时披露，公安部2006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公布时间，中国已陆续缉捕到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32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近700亿元。

上述报告记录的另一组数据更为惊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

上述数据一直遭到质疑，但至今没有一个权威部门站出来证实真实数据。

一组比较有明确消息源的数据是，2001年1月，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追捕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行动。新华社当日发布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 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记载，2007年在境内外追逃追赃上，对在逃的5724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已抓获4547名，追缴赃款赃物244.8亿多元。

对比2000年至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境内外追赃和追逃的数字可见：2000年至2003年，归案的潜逃境内外的贪官人均携款约430万元；2007年，人均携款约540万元；2012年，人均携款约480万元。上述6个年份中，仅追回的赃款总计即达540亿元左右，人均约480万元。

1.3.金融行业重灾区嫌疑人多在30岁至40岁

除了国有企业负责人、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携款外逃，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外逃，成为贪官外逃的重灾区。

在记者采访中确定的59人外逃“裸官”名单中，金融行业占据24%，涉案数额高达将近18亿元。这些人员中，年龄最小的案发时只有25岁，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30岁至40岁之间。

其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外逃窝案即是典型。2001年10月初，中国银行在首次对全国计算机实现联网监控时，发现账目存在高达4.82亿美元联行资金的缺口，事发地点被锁定在广东开平。当年10月12日，银行方面发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下落不明，随即向有关部门报案。经公安机关的紧急侦查，发现涉嫌挪用巨资的这三任行长已潜逃到香港，随后转机到了加拿大、美国。

另一金融大案——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案，则将“裸官”的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心思深沉，外表踏实的高山，给同事制造了一个假象：妻子李雪 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女儿高山雪莲则在河南郑州的外祖母家。实际上，从2002年起，李雪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心理学；高山雪莲则已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2004年12月，高山外逃。2005年1月4日，高山案发。此后查证，高山主要作案手段是票据诈骗，涉案总金额超过10亿元。2012年8月13日，高山回国投案自首，今年9月29日出庭受审。

1.4.“三步走”实现外逃

一、亲属先行“裸官”的特征之一，即是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对于预谋外逃的“裸官”而言，这种安排无疑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这一步并不难实现。作为在境内利益诉求和政治资源的交换，谙熟此规则的中介公司，以及负责接应的业务客户、生意关系均是这一步的铺路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贪官的情妇也扮演了外逃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中，其将情妇安排在香港定居，将巨额赃款都转移到情妇名下。

二、资产随后转移资产的手段及方式多样，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种类：现金走私，由官员直接随身带出境；通过合法金融系统的现金交易、账户付款、海外业务、贷款和其他金融交易实现交易套现；以贸易为掩护的方式，即非法所得通过进出口货物，虚构或伪造进出口合同、海运单据、海关报关单和其他相关文件的方式套现；通过地下钱庄系统转移资产；借助电子货币、网上金融服务以及股票期权、远

期外汇汇率合同等新的金融衍生品向境外转移资产；通过设立海外空壳公司的方式转移资产和套现。

三、择机外逃首先是获得出境证件的问题。已有的样本显示，这些外逃官员或制作假证，或持有多个护照，有些也并未上交其私人护照。这些证照不在审批和报备之列，不仅导致单位无法对其进行监控，一人多证的现象，也给案发后追查财产、资料带来阻碍。至于所列出境的缘由，除了最常见的养病、休假，官员外逃还经常发生于公务考察时。两者的特点呈现为突然消失以及滞留不归。1.5.监管趋严，需法律规范 2010年是中国反腐的又一高潮期。当年2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发布《2010年工作要点》——这是在该局成立3年后，监管“裸官”首次作为工作重点被提出。2010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随后，2010年7月，新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颁发。2012年1月4日，广东省委发布《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2013年，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反腐现象，是纪委的强势发力。严篇五：广东强力治“裸官”

全面摸底，迅速行动，集中调整相关人员岗位

规范个人报告事项审核分析，治“裸”将常态化

广东强力治“裸官”

本报记者 邓 圩

《 人民日报 》（2014年05月29日 11 版）41岁的干部蔡某某，妻子孩子均移居香港，前一段时间选择向组织辞职。发生在东莞市的一幕，是广东强力治理“裸官”的一个缩影。

目前，广东基本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其中调整市厅级干部9名。广东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后，对?裸官?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根据今年1月中央颁布的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广东要求，“裸官”不但不能提拔，已在重要岗位上的也要调整。

在蔡某某辞职之前，广东各地开展了一项旨在摸清全省国家工作人员中“裸官”情况的全面调查。

江门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透露，仅在江门市，对将近6000名需要摸底的科级以上干部作了调查。而东莞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透露，细化摸查时，该市共发放了3万多份调查表进行调查。

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制定的工作方案，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干部，要限时从重要岗位调整下来，其中省管干部在4月底前基本完成，其他干部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

对经过甄别、确认属于应当调整岗位的干部，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接受组织调整，两样只能选择一样，不能兼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强调，要高度重视，高度警醒，迅速行动，坚决整改，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全面核查和处理好领导干部“裸官”问题。

毗邻港澳的东莞，被视为“裸官”问题相对突出的地方。在这次广东全省的专项治理中，该市共对127名干部任职岗位进行了调整，其中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108人，市直单位“一把手”5人，镇党委书记、镇长6人。

江门是珠三角地区典型的侨乡，家属移居海外的干部也相对较多。在这次专项治理中，128人已被调整岗位，其中处级干部13人，科级干部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115人。

任职岗位调整的一个动作，是组织上与这些干部进行一对一的谈话。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细活。东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司琪说，在谈话过程中，有的是干部本人思想不通，有的是家属思想不通，有的干部带着家属来一起谈，在选择时很纠结。“与他们谈一次不解决问题，就谈两次、三次，甚至谈五六次。正是因为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涉及这么多人的调整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东莞一位镇党委书记反复做妻子工作，但妻子还是不愿意回来，只能由组织调整岗位。在交接会上他唱了一首《渴望》，“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在场干部也深受触动。

记者调查发现，广东“裸官”地区分布差异较大。与珠三角相比较，粤东西北地区“裸官”很少，比如揭阳、茂名各有2人，潮州、河源各有1人。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杨建伟在接受采访时说，“裸官”不一定是贪官或作风有问题，但公众对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要求很高。你把家人移居到外面去了，怎么让人相信你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官员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们应该对国家有更多的献身精神。

通过专项治理，广东编实、编密、编牢制度的笼子，建立起对“裸官”的刚性约束。是“裸”必报，进一步规范个人报告事项审核、统计汇总和分析制度；隐瞒必核，《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对个人应报告的重要事项不报告或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一律先停职再作调查处理”；凡提必限，各地认真落实《干部任用条例》关于“裸官”不能列为考察对象的要求。

广东省委组织部表示，对“裸官”从严管理、限制提拔、调整岗位，不是最终目的，最终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

背景链接

“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 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一）群众公认度不高的。

（二）近三年考核结果中有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

（三）有跑官、拉票行为的。

（四）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五）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

（六）其他原因不宜提拔的。领导干部须报告14项个人事项 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按照《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内容共14项，包括：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通婚的情况；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包括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等。《规定》还提出，不按照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篇：2014年面试+浅谈“裸官”范文

浅谈中国“裸官”现象

华图教育 牛斌

 热点概述

本报广州5月28日电（记者邓圩）记者从广东省委组织部了解到：目前广东基本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其中调整市厅级干部9名。

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制定的工作方案，“裸官”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限时从重要岗位调整下来，两样只能选择一样，不能兼得。其中省管干部的调整在4月底前基本完成，其他干部调整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

记者调查发现，广东“裸官”地区分布差异较大。与珠三角相比较，粤东西北地区“裸官”很少，比如揭阳、茂名各有2人，潮州、河源各有1人。毗邻港澳的东莞，共对127名干部任职岗位进行了调整；侨乡江门则有128人已被调整岗位。

 相关评论

＠新闻1+1：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杨建伟认为，“裸官”不一定是贪官或作风有问题，但公众对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要求很高，官员的身份就决定了应该对国家有更多的献身精神。

 模拟题

广东数百名裸官被调岗，含9名厅官，对此你怎么看？

 参考解析

2014年初，中央颁布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提出，对于裸官不得提拔，已经在重要岗位上的也要作调整。这一制度的推出，体现了党对裸官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对裸官的治理态度。

裸官问题极其严重，其表现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于官员个人的前途发展和家庭的稳定和谐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形象；

第三、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第四、还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裸官还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一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觉悟不够高，为民意识差，对于家庭成员管理不够； 第二、党和政府对于党员干部的领导和监督管理不够完善，长期存在严重性认识不足的情况；

第三、对于裸官的现有规范或者制度不够完善，存在立法空白，导致个别裸官钻了法律的空子；

所以，要想解决裸官问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实施：

第一、加强思想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加强裸官教育，必须让每一个党员认识到其严重性，才能从根本上预防裸官的出现；

第二、对于现有的裸官进行专项整治，调离领导岗位，调查是否有其他的经济问题，以对其他人起到威慑作用；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能够尽快建立和其他国家的贪腐合作，争取能够做到及时裸官叛逃出国也能够够保证遣返，真正遏制裸官。

治理裸官，任重道远，并非一时之事就可以解决，但是需要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只有思想上重视了，才能够真正杜绝裸官。

第四篇：如何鉴定一名裸官

如何鉴定一名裸官

堵死“裸官”升迁之路后，如何确认一名“裸官”，就成了重中之重。

实践操作中，各地还将特殊情况“裸官”与“半裸”区别对待。比如，作为国内首个预防腐败地方法规，2013年8月1日实施的《汕头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中，就对“因工作需要，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和子女均移居国（境）外的”裸官予以豁免。

2011年，浙江曾在全省专项排查“半裸官”，即将范围扩大到配偶和子女一方移居海外的所有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职工。

对“半裸”与“裸官”的区别处理，亦有争议。2014年3月，广州市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媒体求证涉嫌违纪的荔湾区岭南街道办原党工委书记谢国滔身份是否为“裸官”。

对此，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回应，谢确已移交司法机关查办，其妻子在2010年移居香港，拥有香港居民永久居住证，但其子办理的是读书签证，在外留学，未移居国外，“不算纯正意义上的裸官。”

此言一出，舆论多有质疑。作为反腐学者，任建明更担心的是，在任职限制下，“裸官”会有瞒报的强烈动机，因此对领导干部报告事项，要增加抽查比例。

事实上，多名落马官员曾瞒报“裸官”身份。2013年10月，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在广州出庭受审，检方指控，其涉案总金额达到1.7亿。《中国青年报》报道，吴湛辉其实是一名“裸官”，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甚至组织人事部门都不了解、掌握相关情况。2007年，吴湛辉被任命为东莞市政府秘书长。2011年10月，他被省委组织部列为拟提拔市领导职务人选差额考察对象并予以公示，期间遭举报，经查实，才发现吴已是“裸官”。

对此，任建明建议，对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凡是关键岗位、一把手、重要部门领导职位，应全面实施复查。此外，不如把步子迈得更大些，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公开，让社会公众来一起监督。

此思路也与中纪委的相关反腐设想相吻合。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中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向南都记者解密“反腐新规”时称，接下来，将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抓紧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加强报告核查结果的运用和违规惩戒力度。

第五篇：裸官问题的思考

行政案例分析报告

——“裸官”问题的思考

案例简要：

“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2006年，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在一张纸上写了这段话之后，取道第三地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2010年3月25日晚，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突然飞离成都。事发当日下午，进驻四川移动的国家审计署工作小组曾经约李向东谈话。早在2004年，李向东的妻子姚红突然从四川电信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上离职，移居加拿大„„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此类公职人员的名单有一长串：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这些将配偶子女和资产都移民或转移到国（境）外的公职人员被公众称为“裸官”，少数“裸官”在担任公职期间贪污腐败，案发后逃亡国（境）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前已经将配偶和子女移民海外、资产转移出境，即便本人受到惩处，其配偶和子女仍然能够享受其非法所得.今年来，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公职人员的管理不断加强，但是，监管方式多时内部式，“裸官”治理已经成为反腐败的软肋。

案例分析：

一、如何看待“裸官”现象：

1、侧面反映出中国官员制度的缺陷。大量的裸官现象出现，其说明了我国官员在其任职期间对家人的安排及退休后的去处是更倾向于去国外，而不是留在中国。这反映了，我国对官员的任职缺少一种制度的保护，对官员的家属也缺少一种政策的扶持。“裸官”现象将这些缺陷暴露出来，使得我们深思。

2、突出了我国官员的素质不高。任职期间将家属送往国外定居，而不是让他们更好地报效祖国；退休离任后不是留在祖国发挥最后的余热，而是远走国外。而且，有些官员在任职最后大贪一笔然后远走海外，这让我们感到寒心。

二、“裸官”现象出现的原因：

1、权力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我国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并不像西方国家实行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制度，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可以使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我国是实行行政权、司法权要从属于立法权的政治体制，行政权和司法权都由立法机关产生，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没有相互制衡和监督。

2、对裸官的惩罚力度不够。虽然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够，并且已经加大力度对相关方面的制度投入，但目前我国的状况还不容乐观。首先，面对贪官的腐败行为，上级领导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贪官们有了“放手大干的条件”，且就算被发现，贪官就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通过暗渠道，收买领导，使贪官能减轻处罚甚至出现不处罚的情况。其次就是对裸官的追逃比较困难。很多国家并不支持中国在本国追捕逃犯，也没有相关的引渡条约，这为中国政府追捕外逃贪官形成了政治困难。就算外国赋予中国相关的权力可以在他们国家追捕逃犯，由于外逃贪官数量巨大，追逃资金也是巨额的，这就形成了资金困难。

3、官员个人思想高度不够。很多官员面对手中的公权力所能支配的巨额资源和自己的工资相差太远，会产生不平衡心态，于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进行资源的私有，于是大量的贪污，频繁的受贿，并且难以自己，当他手中拥有大量资金时，就想着外逃，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制裁。还有一部分官员就是难过“人情关”。朋友有事相求，事情又是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不帮忙面子上又挂不住，于是受贿了。于是他发现受贿很简单，也不会被发现，于是破罐子破摔，或朋友亲戚上门相求，或亲自讯问别人，凡此种种，只为追求金钱，一有风吹草动，身怀巨款飞奔国外。这就是官员个人自控能力和思想高度不够产生的受贿。

三、“裸官”现象存在的风险及应对的措施：

1、严格选官制度。一些官员慢慢地变成裸官，然后变成贪官，最后变成出逃国外，这些情况的发生归根结底就是人选错了。一棵树树苗的时候就是歪的，长大了也是歪的。一部分官员选拔的时候就是走后门上任的，靠的就是关系才能拥有那个位置，他从一开始就抱着走关系升职的态度，这样的官员怎么可能成为清官？所以我国必须严格选官制度，注重官员的“德”，严格考量官员的素质，然后才注重官员的才。对官员的任选要严格考察官员的朋友圈，亲戚圈，海外关系，家庭情况，如果有令人怀疑的地方，就应该不予任用。

2、加强对官员的廉政教育。有些官员虽然一开始思想和行为上有问题，但是也是可以被外界所感化和约束的。就像一颗树苗是歪的，但如果人为的加以外力，给它摆正，这颗树苗长大了也是可以变直的。官员也是这个道理，如果平时就对官员进行廉政教育，且长期抓贪官，严格抓贪官，反复抓贪官，且树立裸官廉政的典型，且作为榜样，进而激励裸官。

3、将裸官的情况公开。通过公开裸官的情况，让人民群众监督裸官。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民的监督会胜过政府制度的监督。况且还有相关部门的严厉监督，裸官外逃的风险会随之增加，这样可以减少裸官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