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实证理论》的读后感

第一篇：《审计实证理论》的读后感

审计理论与实务

读书笔记之

《审计实证理论》

随着实证思想在审计理论研究中的渗透和贯彻，实证审计学的研究将会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我们要理解审计，必须把它放入现实中，并观察审计是怎么运行的。解析运行中的各种现象，是需要审计事实（审计主体行为的集合）的，而审计事实的取得要通过收集各种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这就需要借鉴实证法了。本文把审计风险与实证法相结合来对审计风险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

一、对重要性概念的实证研究

审计重要性直接决定着审计工作开展的范围、审计检查的内容、采用的审计

方法和必须实施的工作步骤，直接决定着审计工作质量的高低。因此，对重要性概念的认识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方面的研究可以采用实证的方法：

1.市场研究。即研究公开财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根据市场对某项财务信息的反映来确定它是否重要。但是在市场研究中，我们不能肯定市场反应来自某种特定的信息，因此要设计有控制的实验来调查某一财务信息变量的市场反应，从而确定其重要性。

2.实验研究。实验通过使用假想的数据，了解实验对象针对这些数据的相应对策，这些变量是根据诸如净收入的百分比、事项性质、流动资产的百分比、盈利趋势等来安排的。实验对象可以是审计师、财务人员和一般百姓，这样可通过对统一财务变量进行不同的数据实验来确定该财务变量的重要界限，而且还可以发现在社会中哪些事项是相对重要的。

3.对审计实务的描述性研究。主要是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实务指南的描述，以及法院对一些自身建立的判决结果。研究证明，绝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是具有重要性的定量化依据的。美国学者Lee在1984年的一项研究中描述了30个大的英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程序中有关重要性的内容，结果仅7个没有。

二、建立分析审计风险的模型

《独立审计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而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随着审计风险影响范围的扩大，审计风险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一般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而后者是指审计行业因审计风险而可能遭受的损失，一般表现为因审计失败而引起的中介市场份额的减少或业务范围的受限。本文要讨论的是狭义的审计风险。因而建立的模型是目前审计职业界普遍使用的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83年提出的审计风险模型，该模型认为审计风险由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三要素组成，由于审计过程中三要素的存在，未能揭示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漏报给审计关系人造成客观损失，其可能性（审计风险）用P表示。P=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审计主体总是希望将P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并以此估计检查风险。

如果审计主体高估固有风险、控制风险，若再主观上将检查风险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会产生误拒风险，这时必须扩大审计范围，增加审计程序，来尽量降低检查风险；反之，若低估固有风险、控制风险，而主观上又将检查风险控制在一个较高水平，将产生误受风险和道德风险，可能发生在审计过程中未查出重大错报和漏报，或有意减少审计程序和审计成本，此时审计人员应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并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水平。根据上述模型，审计主体在确定可接受的审计风险时，首先要评估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在此基础上推算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审计风险能直观反映审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应用该模型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模型可以扩展；

（二）模型并不唯一；

（三）模型可以定量、定性或定量定性结合使用；

（四）模型具有主观性。

三、确定重要性概念的内容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审计人员面临的信息资料多如牛毛，在成本———效益的原则下，支出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审计人员总会把记忆力集中在重要的经济业务、会计事项甚至舞弊和差错等方面，而不会与鸡毛蒜皮的事纠缠不休。为此，人们提出了重要性概念，并对它加以规范和补充。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重要性的定义是：“如果信息的错报或漏报会影响使用者根据会计报表采取的经济决策，信息就具有重要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重要性的定义是：“一项会计信息的错报或漏报是重要的，旨在特定环境下，一个理性的人依赖该信息所做的决策可能因为这一错报或漏报得以变化或修正。”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对重要性的定义是：“重要性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等会计资料中出现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由此可见，各国对重要性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可以这样来定义重要性：信息的错报或漏报可能影响到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即为重要性。

在审计过程中，需要运用重要性概念的情形有二：①是在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时，重要性被看作审计所允许的可能或潜在的未发现错误或漏报的程度，即审计人员在运用审计程序以检查会计报表的错报或漏报是所允许的误差范围。②是在评价审计结果时，重要性被看作是某一错报或漏报（或汇总的错报或漏报）是否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判断和决策的标志。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对

重要性作初步判断时要结合以往的审计经验，并同时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企业规模及特定的环境。企业规模的大小对重要性的判断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规模大的企业，重要性的绝对数较大，相对数较小；反之，其绝对数较小，相对数较大。同样，不同企业面临不同的环境也会影响重要性的判断。如某一金额对某个企业会计报表来说是重要的，而对另一个企业来说就可能是不重要的。而且，对某一特定企业来说，重要性还会因时间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2.有关法规对财务会计的要求。财务会计法规越来越要求企业必须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以断绝企业粉饰财务报告的路子。如果有新的财务会计法规需要企业去实施，那么这些法规的目的无外是为了真实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当有关法规对被审计单位存在特别的要求，或者企业存在可由管理当局自主决定处理的会计事项时，审计人员应从严确定审计重要性水平。

3.审计项目。对于不同的审计项目，要有不同的重要性标准。审计人员应对数额高、波动幅度大、会计报表使用者比较关心的项目，从严制定重要性水平。

4.错误的性质。如果错误的性质严重，即使错误的金额较小，也应看作是重要的错误。例如，现金短缺800元，如果短缺是由于盘点差错引起的，则属于不重要错误；如果短缺是由于出纳监守自盗引起的，则属于重要错误了。因为故意的错误说明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往往隐含着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错误，是要看作重要错误的。

5.会计报表各项目的性质及相互关系。会计报表项目的重要程度是有差别的。一般而言，会计报表使用者更关心流动性较高的项目，审计人员应对此从严制定重要性水平，由于会计报表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在制定重要性水平时，必须考虑这种相互联系。

6.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的评估结果。由于被审计单位建立的内部控制存在固有的限制，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必须注意内部控制对审计的影响。如果内部控制比较健全，可依赖程度高，可以将重要性水平定得高一些，以节省审计成本；反之，应把审计重要性水平定得低一些，以保证审计的质量。由于重要性与审计风险呈反方向关系，如果审计风险评估为高水平，则意味着重要性水平较低，此时应收

集较多的审计证据，以降低审计风险。

第二篇：审计理论心得

审计理论专题学习心得

12010030804赵哲

上大学以前，我只知道有会计，这是个热门专业，但是从未听说过审计这个名词，或许是和审计比较有缘吧，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报的专业是会计，因为我家从事会计行业的亲属比较多，再加上自己的性格特点，觉得这个专业还是比较适合我的，不过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我的录取专业上却写着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专业——审计，问过叔叔们才对这个名词有了那么一点点认识，最直接且通俗易懂的解释便是：审会计，查会计的账。所以那时候只是简单的认为这是个很厉害的专业，学好了该是多么神气！

而对于审计的相关理论，虽然有些在本科学习过，但是仅仅是限于了解，而且因为事实上在大学期间甚至对于学习的目的和这个专业的用途都只是一知半解，虽然对于这个专业依然是怀着极大地憧憬与敬畏。审计学原理、财务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政府审计、绩效审计、内部控制以及西方审计这些课程的知识也仅仅是在后来的学习中碰到了，才似乎是恍然一悟：哦，原来以前老师有讲过的。所以对于现在还有机会接触到审计学以及内部控制相关的课程，不仅仅是对于以前知识的一种梳理，更让我意识到已经流失的时光无法挽回，现在还有机会能重温这些东西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通过这个学期的课程，我想我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与审计理论相关的知识，更多的是启发，本科的学习我们只是被动的在输入，那时候对自己即将要学的或是正在学习的专业缺乏感性认识，再加上这本身就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专业技能，对这扇门背后所有的知识都充满着向往但同时也是迷茫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课程，学了这些有什么用，以后工作中会怎么用，所以除了听老师讲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理解都忘记了自己该如何去思考。可是研究生却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这一阶段我们的自学能力以及学习的自主性都在增强，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只是引子，引导我们自己去学习去发掘。这个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学者们对于相关理论的研究总是已经走的很远了，纵使像海绵一样的吸收到饱和似乎也未能吸取浩瀚学海里的一瓢。

记得大一的时候我们有一门选修课叫做《〈红楼梦〉与审计》，当时这门课对于我们审计专业的学生来说特别稀罕，因为才大一，专业课都才只是开了基础会计学，更别提审计相关的课程了，讲课的老师算得上是本校审计专业的权威了，我很幸运的选上了这门课，老师讲的很好，主要是以《红楼梦》为背景探究审计在我国起源的雏形，这门课程在我的学习生涯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只是觉得老师讲的很精彩，研究做的很独特，而现在再回想起这门课程我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一个认识便是：跳出会计来看会计，跳出审计来看审计，同时最重要的还有，要选取自己感兴趣和熟悉的方面来深入学习。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研究生了，上课学习最最重要的不是听老师讲，而是对于这些专题理论进行思考并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认知，碰到感兴趣的地方还可以继续的深入学习，自己搜集资料进行阅读和分析，甚至形成自己的见解，当然这是对于研究生的基本的也是硬性的要求，我们应该借着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些压力并朝此去努力，做到三年的宝贵时光没有虚度。

第三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

在看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已经在课上学习了一些有关“实证”的知识。实证经济学就是探讨是“什么的经济学”。与之相对应的是规范经济学，也就是探讨“应该是什么的经济学”。读完这片文章之后，我对实证经济学有了一些更加具体的理解。粗略地划分，这片文章主要讲了两个方面地内容。首先，有关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客观地科学。这有些像一些自然科学，譬如化学，要研究的就是物质是由什么化学成分组成的。目的就是将物质的实际组成原原本本的揭示给大家。而实证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的价值观的。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研究者有时会不经意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带入到结论当中，这就造成了“实证”与“规范”的混淆。经济学就是这样。而当结论发表之后，人们在判定这一结论时，也会带着自己的价值尺度，从而造成争议。而我们一般所进行的经济学研究都应该是“实证”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能够预测经济状况发生变化的影响的概括体系，而这也是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要求所在。“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它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当然经济学的“预测“不只是对于尚未发生的事件，对已经发生但还未被观察到的现象也可以进行预测）而理论是一种实证性假说体系，它的判断标准就是实际证据。这样就是下一个方面的内容：假说。第二，有关假说。上面提到，实证性假说体系就是理论。所以要发展出理论，就是要在现实世界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取其抽象本质的东西。而对于社会科学，没有一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也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并不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经济现象。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已知的经济现象提出一些假说用以推测。而判断这种假说是否合理的标准就是要检验假说的预测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但社会科学无像自然科学那样提供那种可以给人强烈的可信任感的受控实验，而只能从偶然的“实验”（也就是现实发生的没有被控制的）中进行检验。可是这并不阻碍这也是种检验，且检验结果更加使人印象深刻。在这里人们容易产生的误解是认为假说中假设（假说中有含义和假设）的正确与否是判断假说是否成立的标准。这是错误的。例如书上关于台球手的例子，虽然台球手并不会进行如此复杂的线路选择，但这并不妨碍他打出我们按照他可以进行线路选择的假设而得出的预测。一种假说的假设的真实与否不能影响假说在现实事例中的应用。就如文章中关于重力加速度的例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在实际情况与假设有很大出入的情况下，一种假说不能适用。判断假说是否属于这种情况的标准有两个：1，替代理论的精确程度；2，更高精确度所带来的成本（个人认为第二条更适用于社会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总是竭尽所能找到最真实的）结论是只要假说合理，无论假设是否符合现实，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个假说。理论中的假设是十分重要的：1，它们是对理论的简洁描述或表述方式；2，它们有时促进了通过假说的含义而对假说所进行的间接假设；3，它们有时是明确说明理论可能正确的条件的一种简便方式。对于第一条可以这样理解，假说是可以看成由抽象模型和一系列规则所组成的。在我们判断可观测的现象与模型中的实体之间的一致性时，就用到假设（关键性假设）。它能够简洁的描述出模型，使我们可以判断模型适用性。（第二点不太明白，请老师指教）总体来讲，经济学的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提出假说（模型＋规则），其中包括假设和含义。假设是模型的简洁性描述，当判断实际现象是否与模型相对应，是否能用此规则加以推测

时，就可以看假设是否基本上满足事实情况。而判断一种假说是否有意义，是否正确而可以为大家所接受时，不是看假设现实吗，而是看这种假说的预测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合。最后要强调，经济学是门科学，它的目的就是预测。二,《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 经济学家的有趣表现在他的职业：“经济学家通过解释其他人为什么贫穷而变得富有。”经济学家的有趣也表现在他的坦率：“我宁肯含含糊糊地对，也不愿严谨无误地错。”这句由凯恩斯说出的话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经济学家的有趣也表现在他的遮遮掩掩：“经济分析就像比基尼，其所暴露的都是重要的；但是其所掩盖的，却是致命的。”经济学家自然也难免给人留下乏味的印象，以致于使大家对于经济学家的不满延伸到经济政策专家身上：“经济政策专家没有律师的严密，不像神学家那样身体力行，但是比经济学家更能卖弄学问。”经济学家的乏味也被好事者狠狠攻击了一下，当然从故事中我们还找不出为什么经济学家乏味的原因。说是一个妇人被确诊患了绝症，医生说她只能活半年时间。这位妇人十分热爱生命，所以十分痛苦，医生于是建议她嫁给一个经济学家，妇人奇怪地问：难道经济学家可以治好我的病吗？医生说：不是的，但是你如果与经济学家结婚，就会觉得半年也是十分漫长的。于是，就有人说：“应当说，哥伦布是第一个经济学家。当他出发去寻找美洲大陆时，他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当他到达美洲大陆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是，他的所有活动都是由政府无偿支持的。” 看来，国外的经济学家的处境似乎并没有中国的经济学家风光，经济学似乎也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但是国外的经济学家取得的成就似乎要比我们大。惟望中国的经济学家慎思之，明辨之。

在拜读过 宋 先生的《货币战争》后，不经觉得这是一本惊世骇俗的小说，但如果作为学术著作来来，那么宋 先生的论述漏洞百出。

因此我希望以此文作为对 宋 先生货币战争的批判。

我的观点可以概括为：1.金本位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复辟，信用货币将会继续存在；2.但信用货币的发展必须在严格限制下进行。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希望现澄清一点： 宋 先生所说的国际银行家家族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我以下的分析。原因很简单：1.国际银行家家族既然神秘，其存在的准确性不可以随意肯定；2.即便其存在，由于国际银行家的控制力无论在金本位，还是信用本位的货币制度基础上都足以破坏整个金融秩序，因此我们可将其影响设为一个常量，在此基础上分析金本位与信用本位的差别。

一.我的第一个观点是：黄金（或白银）的储量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将从金本位的缺陷与信用本位的相应优势两方面来论证。

众所周知，黄金和白银作为贵金属，其已探表明储量可以看作一定值，而人类社会所创造和积累的财富数量和价格总量却在不断的扩张，无论这个价值总额现在

是否已经超过金银总量所能承担的上限，但终有一天这个界限将被打破，到时如果没有一个能够不断增长的货币量来与产量相对应，经济将会彻底崩溃！

但是如果仅从数量角度来分析金银本位的弊端，难免不足以服人，我的下一个证据将源自于经济制度本身。可以先假设黄金储量无限，但短期内开采量并不能迅速上涨，而且成本极高。这样的话，如果实行金本位，在一定时期内，势必造成金银的高度升值，作为货币的金银一旦升值，那么还有什么人愿意放弃这种既可储备，又可流通的“绝对财富”，来冒极大的风险，从事回报率并不一定能够超过金银升值幅度的投资呢？这也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它对经济的冲击不会亚于通货膨胀，从当前次贷危机的实例中就可见一斑。同时通货紧缩也必将挑战黄金作为货币，被赋予的币值稳定的内在条件，难道只有货币贬值的才可以称作币值不稳，而货币升值就是很好的事情吗，如果说通货膨胀可以造成潜在的财富分配，那通货紧缩将会造成社会大众的普遍贫困，因为人们手中持有的黄金固然在一定时期内可作为绝对财富的象征，具有不断升高的购买力，但是如果这些购买力不能徐速变成实在的购买行为，那么所有生产将会停止，届时黄金的购买力可能也会也会逐渐被蚕食。由于黄金开采的技术限制、成本限制都远高于信用货币的成本，因而开采黄金的必然要求其购买力水平带到一定程度，黄金这种稀缺程度又势必刺激了对黄金及霍金抵押货币的需求，制约经济发展，而且这种机制在经济衰退时期将使萧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衰退时间进一步延长，从而起到了另一种杠杆的作用，而且还是一种非中性的杠杆。这种黄金货币的内在机制即便在黄金储量无限的假设下也是成立的，其成立原因就是高昂的开采成本和由此产生的稀缺性。其实我也看到 宋 先生在《货币战争》的结尾顺便提到了他本人对中国的未来货币制度的构想，那种令人放心的金本位可能建立吗？不能！那么原因呢？

依我看来，要探求着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就必须知晓金是如何确立绝对财富的地位的呢？信用，金的地位依旧是靠信用确立的，只不过信用通过金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会多少有些特殊，但仅绝非货币之王，信用才是！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就介绍了货币的发展史，金之所以确立货币的正统地位，是因为所有人都认可金作为交易的媒介，进而获取了财富的代表着一美称，而其本质与其前任，各种商品无异，这种货币的本质是建立在普遍认可的基础上，这就是一种集体信用的表现形式，而之所以选择黄金这种形式，只是在于其自身的种种特性，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黄金货币能够保持币值稳定，他的供给量不会快速增长，不会造成严重通胀，而这其中就有一个潜台词——各种产品的产量也不会过快的增长，那么反观现在。这个潜台词所要求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那么黄金如何来凝聚整个经济社会的信用呢？显然，黄金已不合时宜，货币需要新的载体，于是货币所要求的信用找到了债务这一新形势。但归根结底，货币的信用本质没有改变，人们之所以认为债务货币极其容易造成通货膨胀，是因为现行货币是有央行凭借各种发行并由各国法律赋予信用的，因此它是掌握在当政者的手中，而金货币的创造是掌握在自然的手中并有全人类赋予信用的。让我回到原先的话题上，中国单一实行金本位不能成功的原因。原先的金本位之所以成立正如我刚才所讲，是全人类认可授信的结果，而如今世界范围内的美元本位的确立

也是全人类认可授信的结果，任何一个主流国家如果不承认基于金的中国元作为世界货币，那么即便有金作为支撑，中国元本位制度也不可能在全世界确立，而且如果反对国的经济实力足以在世界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中激起波澜的话，那么中国只可能在本国及周边地区确立金本位，而欲扩张则决不可能。宋 先生不考察金货币的由来就妄下评论，颇有偏离实际之嫌！

以上我们从金本位的固有的缺陷以及金货币的实质两方面论述了金本位不可能复辟的原因，下面我们可以来对应的具体考察信用本位的优势。

信用本位可以解决货币供给量不足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这等于给了经济体更多的选择，而且信用货币的低成本极大的释放了被凝固在黄金开采上的经济资源。我绝不否认：在信用本位下通货紧缩的风险并未消除，同时增大了通胀风险。但是信用本位起码取出掉了金本位制套在经济发展头上的最高限额，而且信用本位与金本位同根同源，其之所以令通胀膨胀不断出现、甚至愈演愈烈，只是具体操作上的问题，而非本质上的错误，如果不然，复辟金本位也毫无用处。

在此，宋 先生在不断的妖魔化信用货币，具体手段是不断强调债务的膨胀和通胀的迅速攀升，我想有必要对具体来对这两点进行澄清。

首先是债务扩张，的确放弃了金本位的美国其债务在飞速扩张，原因是货币的绝大部分是以美国国债为支撑的，而且国债是需要支付有利息的，这部分利息需要以税收来偿还，税收与利息的差额就已发新债来将旧债延期的方式进行支付，这的确会造就一个永远也无法还清债务，但以此就来说明严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未免太过子虚乌有。相反，我倒认为这种债务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普通纳税人的收入，原因也很简单，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普通纳税人持有的国债越多，其利息收入就越高，那么比起不持有国债而情况，其收入是多了还是少了。这是由于相当一部分国债并非发给中央银行作为发行货币的抵押物，而是作为优化资金配置的工具流到纳税人手中，因此纳税人即使债务的承担者，也是自身的债权人，而且通过这种债权人身份收回了自己所缴纳的一部分税款，反倒变相减轻税负，这有如 何用宋 先生的理论来解释呢？的确，对外债务和对央行的债务（前提是央行必须是私有的，但这并不确定）可以说是增加了美国民众的债务负担，但这种负担是起到的是正效应还是否效应。

从实际情况来看，的确是负效应大于正效应，但这也是具体操作的结果，而非制度本身之过。尽管如此，宋 先生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所形容的美国债务积累的过程实在过激，虽不知道它的具体一图为何。信用货币的确是以债务无抵押的，但并非债务增量的与货币增量，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央银行掌握货币发行权，因此只有经过中央银行购买或由中央银行贴现的债券才能转化为货币，而且中央银行能够购买或贴现的债券也不是全部债券，此外，如果国家通过发新债来延期旧债的行为也只是债务的转化，而非创造新的债务，所以那种任何被创造出的债务都会被货币化的观点必然是错误的！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个观点，宋 先生说的不错，现代经济离不开债务、离不开信用，但信用、债务并不应被妖魔化，从

一个微观的个体来看，的确，他可以不欠债，但是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它不可能不欠债，起码光是银行就做不到，因为居民储蓄就是债务。我们从实际中也不难发现，债务并非如我们印象中那样恐怖，而且因为现代信用经济的体制已经规定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信用体系，在此基础上的债务往来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如果一份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是一份永远都能偿还的债务，那么未来人们自然可以放心的把钱贷出，因为他们希望的是未来的收益，而不是现在的货币！按照 宋 先生的说法恢复金本位制度的话，那么现代银行系统也就不需要了，而且也不可能被需要，因为现代银行制度时刻创造着借贷。而且让我们来看看银行所吸纳的储蓄：截至2007年末，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72534亿元。接近18万亿人民币的储蓄存款，其利息数额也比是一笔天文数字，那么银行以何偿付呢？凭的是贷款利息或更多的人的储蓄，而贷款利息来自于经济增长、他人储蓄则相当于借新债偿旧债，这与国债的操作方式如此相似，或者说根本就是同根同源——信用基础，那么如果想要废黜债务货币，是否也应该废黜一切信用制度呢？这种工作仅凭金本位根本无法实现，因为金本位充其量只能使货币找到金作基础，但货币的借贷行为永远不可能终止，那么即便金能够与信用“脱钩”、但经济的发展有如何摆脱信用呢？况且金本身就是信用的载体。

在让我们来看通货膨胀，我首先肯定，通货膨胀的确具有财富的分配作用，但是这种财富分配作用真的降低了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从而是社会矛盾愈加激化了吗？答案应该不一定。的确就固定收入群体而言，通货膨胀的确剥夺了他们的财富，但是固定收入阶层其收入一定就固定吗，难道他没有参与各种投资或投机吗，而且在当今这个投资金融资产成为家庭储蓄的重要手段的时代，有几个拥有储蓄的家庭不是资产通货膨胀的受益者呢？如果不理清通货膨胀的受益者就妄断通货膨胀的分配效应剥夺了人民财富，实在难与实际相符？这里 宋 先生翻了和刚才分析国债负担是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通货膨胀还具有生产效应，即促进了生产的扩张和实际财富的积累，只是正面的作用，宋 先生在其分析中岂能拒而不谈呢？当然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金融体系有着致命的杀伤力，这点后面还会提到！

在以上论述中，我已说明了债务扩张和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并非一无是处，在一定限度内，对经济发展有益，那么现在我就来阐述经济系统应如何保留这些益处：第一.国债的发行应以促进经济经济增长为目的，应该以是否有财富积累（即GDP总量与增速）与债务本利总量和增速相对应为衡量标准；第二.货币供给总量应符合市场交易需求，同时为了保证货币流向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应该对不同的市场设定边界！这两点原则如果能被有效贯彻，即便国家债务庞大到永远无法还清，即便信用货币多到到令我们瞠目结舌，但这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有益的结果！

二.在有了衡量债务和货币数量的标准这一基础后，我可以以次贷危机为例来完成此篇文章的第二个论点的论述——信用货币应该在强烈的限制下发展。

次贷危机对信用本位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打击，因为其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信用过度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资产通货膨胀。这也构成了那些金本位支持者打击现代信用经济的的强有力武器。但我认为，次贷危机是现代信用经济完成转型的千载良机，而非发展尽头！

首先，来看一下次贷危机影响如此之大的原因，正如《货币战争》附录部分所述，各种资产抵押债券从横向（同类债券不断增大）和纵向（各种证券层层打包）两方面迅速扩张，随之而来的是信用无节制膨胀，并且整个金融市场中不同风险偏好类型的参与者被日益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通过商业银行体系和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实现互联，再以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绑定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这种紧密的关系网也成就了利益与风险的传导机制，市场繁荣期，个参与者通过这套机制分享高额回报，而如今则共同承担巨额损失，可见损失和利益均不产生于这层关系网，而是来自其源头——信用的扩张！但是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种信用扩张并非产自信用制度本身，而是来自信用制度的使用者。说的更明确一点：网络金融泡沫的破裂和“911事件”的爆发式美国经济濒于衰退，信用制度在此时显示了其强大的威力，美国人将信用货币与实体经济的结合点设立在房地产业，并由此将强劲的的需求扩散到其他行业，不可否认，房地产业强大的辐射能力很快将美国经济带上快车道。截至此时，信用制度都还在发挥积极作用，但当人们开始进一步追逐货币利益的时侯也开始扭曲信用制度。顾名思义，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这就需要对信用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确立一个合理的衡量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主体是不具有信用的，这些标准构成了信用经济的一部分边界，一旦越过信用经济将会逐步丧失其根基，当美国投行们把金融巨人的一般身体都已除了信用边界，那么这已经不再是信用经济所统辖的范畴了，其爆发危机是必然的，因为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些不具备信用的市场主体可以很好地履行还款义务！

信用制度是否会将经济自发的推出信用边界呢？我的答案是，现行信用制度会，但完善的信用制度不会。这需要再来仔细看看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投行们舍身踏出信用边界的呢？资产通货膨胀。没错，房价的持续上涨，而且无下降趋势，造就了本无信用的人具备的很高的信用，而在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地方，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这与信用制度并无直接联系，之所以信用制度与通货膨胀联袂为我们送上了这一场百年不遇的大危机，那是因为信用制度的另一侧边界被通货膨胀所掩盖了，人们本就不清晰这另一侧边界的具体位置，再加上资产通货膨胀的猛烈冲洗，无论当政者还是银行家都忘记了这条边界的存在，慢慢的通货膨胀也彻底腐蚀掉了信用制度的这一侧边界！在前面我曾谈论到通货膨胀的好处，而此处正好补充了通货膨胀的危害！

那么通货膨胀的这种危害真的出金本位之外无其他方法可以消除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前所述，信用制度的边界不是由通货膨胀决定的，而是制度内在决定的，通货膨胀只是混淆了边界，要想遏制通货膨胀的信用边界的蚕食，就必须以政治权力和法律等最坚固的“材料”来修筑这条边界，即在建立金融制度时，必须分清实体经济与金融的主次关系，并以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真实积累为原则，实际做法我在第一部分结束也就是我在第一部分论述结尾处所陈述的那两点！

三.在即将结束本文之时，我想在对之前的论述做一个总结，由于金本位是信用本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具备期一般形式所不具有的更强的约束条件，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稳定了物价，但其限制条件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严重的约束线，所以不再适用，而现行的一般形式的信用本位可以解决金本位对经济的制约作用，但如果不能以法律获国家权力的形式明确其内在要求所构筑的信用边界，那么通货膨胀将持续地、猛烈地蚕食这一系列边界，并最终摧毁经济发展成果。因此我们既不能回到落后的金本位，也不能奔向无疑延续的超信用本位，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一种被严格限制的信用本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可以充分利用信用增广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促进经济发展和实际财富的积累！

第四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

在看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已经在课上学习了一些有关“实证”的知识。实证经济学就是探讨是“什么的经济学”。与之相对应的是规范经济学，也就是探讨“应该是什么的经济学”。读完这片文章之后，我对实证经济学有了一些更加具体的理解。粗略地划分，这片文章主要讲了两个方面地内容。

首先，有关实证经济学。

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客观地科学。这有些像一些自然科学，譬如化学，要研究的就是物质是由什么化学成分组成的。目的就是将物质的实际组成原原本本的揭示给大家。而实证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的价值观的。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研究者有时会不经意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带入到结论当中，这就造成了“实证”与“规范”的混淆。经济学就是这样。而当结论发表之后，人们在判定这一结论时，也会带着自己的价值尺度，从而造成争议。而我们一般所进行的经济学研究都应该是“实证”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能够预测经济状况发生变化的影响的概括体系，而这也是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要求所在。

“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它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当然经济学的“预测“不只是对于尚未发生的事件，对已经发生但还未被观察到的现象也可以进行预测）而理论是一种实证性假说体系，它的判断标准就是实际证据。这样就是下一个方面的内容：假说。

第二，有关假说。

上面提到，实证性假说体系就是理论。所以要发展出理论，就是要在现实世界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取其抽象本质的东西。而对于社会科学，没有一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也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并不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经济现象。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已知的经济现象提出一些假说用以推测。而判断这种假说是否合理的标准就是要检验假说的预测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但社会科学无像自然科学那样提供那种可以给人强烈的可信任感的受控实验，而只能从偶然的“实验”（也就是现实发生的没有被控制的）中进行检验。可是这并不阻碍这也是种检验，且检验结果更加使人印象深刻。

在这里人们容易产生的误解是认为假说中假设（假说中有含义和假设）的正确与否是判断假说是否成立的标准。这是错误的。例如书上关于台球手的例子，虽然台球手并不会进行如此复杂的线路选择，但这并不妨碍他打出我们按照他可以进行线路选择的假设而得出的预测。一种假说的假设的真实与否不能影响假说在现实事例中的应用。就如文章中关于重力加速度的例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在实际情况与假设有很大出入的情况下，一种假说不能适用。判断假说是否属于这种情况的标准有两个：1，替代理论的精确程度；2，更高精确度所带来的成本（个人认为第二条更适用于社会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总是竭尽所能找到最真实的）结论是只要假说合理，无论假设是否符合现实，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个假说。

理论中的假设是十分重要的：1，它们是对理论的简洁描述或表述方式；2，它们有时促进了通过假说的含义而对假说所进行的间接假设；3，它们有时是明确说明理论可能正确的条件的一种简便方式。对于第一条可以这样理解，假说是可以看成由抽象模型和一系列规则所组成的。在我们判断可观测的现象与模型中的实体之间的一致性时，就用到假设（关键性假设）。它能够简洁的描述出模型，使我们可以判断模型适用性。（第二点不太明白，请老师指教）总体来讲，经济学的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提出假说（模型＋规则），其中包括假设和含义。假设是模型的简洁性描述，当判断实际现象是否与模型相对应，是否能用此规则加以推测时，就可以看假设是否基本上满足事实情况。而判断一种假说是否有意义，是否正确而可以为大家所接受时，不是看假设现实吗，而是看这种假说的预测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合。

最后要强调，经济学是门科学，它的目的就是预测。

经济学家的有趣表现在他的职业：“经济学家通过解释其他人为什么贫穷而变得富有。”经济学家的有趣也表现在他的坦率：“我宁肯含含糊糊地对，也不愿严谨无误地错。”这句由凯恩斯说出的话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经济学家的有趣也表现在他的遮遮掩掩：“经济分析就像比基尼，其所暴露的都是重要的；但是其所掩盖的，却是致命的。”经济学家自然也难免给人留下乏味的印象，以致于使大家对于经济学家的不满延伸到经济政策专家身上：“经济政策专家没有律师的严密，不像神学家那样身体力行，但是比经济学家更能卖弄学问。”经济学家的乏味也被好事者狠狠攻击了一下，当然从故事中我们还找不出为什么经济学家乏味的原因。说是一个妇人被确诊患了绝症，医生说她只能活半年时间。这位妇人十分热爱生命，所以十分痛苦，医生于是建议她嫁给一个经济学家，妇人奇怪地问：难道经济学家可以治好我的病吗？医生说：不是的，但是你如果与经济学家结婚，就会觉得半年也是十分漫长的。于是，就有人说：“应当说，哥伦布是第一个经济学家。当他出发去寻找美洲大陆时，他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当他到达美洲大陆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是，他的所有活动都是由政府无偿支持的。” 看来，国外的经济学家的处境似乎并没有中国的经济学家风光，经济学似乎也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但是国外的经济学家取得的成就似乎要比我们大。惟望中国的经济学家慎思之，明辨之。

第五篇：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实证研究综述

论文标题: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实证研究综述

论文作者 张跃平/刘荆敏

委托—代理问题的激励研究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委托—代理激励理论中牵涉到人的利益冲突和不对称的信息问题。随着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飞速发展，现代激励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令人振奋的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前沿领域。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经常不一致，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存在着对工作的详细信息、代理人的能力、品德和偏好的信息不对称，度量代理人业绩的成本昂贵。所以，除非委托人能有效地约束代理人，否则代理人做出的决策通常不是最优的，这就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原则是如何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代理人的行为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

一、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研究结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科斯的产权理论和威廉姆森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突破，始于科斯、伯利和米恩斯的现代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在近20年取得的迅速发展，取得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解决代理问题的显性激励方法。由威尔森(1969)、罗斯(1973)、米尔利斯(1974)、霍姆斯特姆(1979)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1983)等人开创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应用模型分析，主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们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提出激励措施，是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按一定的契约财产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将剩余分配与经营绩效挂钩。这是目前绝大多数两权分离的公司实行激励经理努力的方法，不同的只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比例。1972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的团队理论，认为企业采取团队模式进行生产使得每一个成员的努力程度不可能精确度量，这会导致人们“搭便车”式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为此，需要设立监督者，并以剩余索取权对监督者进行激励。这是一个理论突破，将企业的交易费用从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领域扩展到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领域。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在《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资本结构》一文中，用“代理成本”概念，提出了与上述交易费用理论相类似的观点，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让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以及布卢等(1985)，仍强调监督的重要性。霍姆斯特姆和蒂罗尔在《企业理论》(1982)一文的综述中进一步强调了剩余所有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上的重要性。

2.解决代理问题的隐性激励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将动态博弈理论引入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之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代理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代理人的作用，充实了长期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理论的内容，法玛(1980)的研究是其代表。他的基本观点是，在竞争性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经理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霍姆斯特姆(1982)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代理人—声誉模型。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经理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表现差的经理难以得到人们对他的良好预期，不仅内部提升的可能性下降，而且被其它企业重用的机率也很弱。因此，由于外部压力的存在，该经理意识到偷懒可能有害于他未来事业的发展。由克瑞普斯等人(1982)提出的声誉模型，解释了当参与人之间重复多次交易时，为了获取长期利益，参与人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声誉，使一定时期内的合作均衡能够实现。伦德纳(1981)和鲁宾斯坦(1982)使用重复博弈模型证明，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保持长久的关系，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贴现因

子足够大），那么帕累托一级最优风险分担和激励就可以实现。

在竞争、声誉激励机制理论中，证券市场中公司控制权接管的激励作用极为重要。曼勒(1965)对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曼勒指出，公司接管的可能会使管理阶层小心谨慎。哈里斯和雷维夫(1988)发展的证券设计理论，建立了有关投票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的模型，认为证券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控制手段。其主要观点是，通过投票来选择管理者的权力必须由那些承受经营风险的人掌握。这种理论用到经理激励研究方面，其重要影响表现在，只要将选择经理的权力交给那些承受经营风险的投票人，经营业绩不好的经理将会因此而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这一选择机制会激励经理为获取企业控制权而努力经营，提高经营业绩。由此可见，经理激励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于经理选择权的安排；把控制权与企业绩效相联系是激励有控制权欲望的经理提高经营业绩的重要条件。

二、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委托—代理激励理论，为使代理人行为满足股东利益最大化要求，在股权结构设计过程中，可通过使代理人拥有公司部分股份的方式，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委托—代理问题的激励理论认为，企业高级管理者的收入状况是影响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变量，企业高级管理者的持股比例应该与企业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市场竞争、特别是企业兼并会导致代理人声誉损失，会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那么，国外的经验观察和有关实证分析的结论是否支持上述理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企业的经营激励实证分析主要结论

有关美国企业经营激励的实证研究非常活跃，这是由于在美国很容易获得与企业高级经营者报酬相关的资料。例如，美国企业的最高经营责任者(CEO)的报酬，就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周刊》和《福布斯》而获知。正式的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始于詹森和麦克林(1976)，他们将股东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内部股东，主要指董事会成员及公司其他高层经理人员，他们实际上拥有公司控制权及专有投票权；另一类是公司外部股东，他们不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只能“用脚投票”。对两类股东来说，每股股权都能得到相同的股利，然而，内部股东却可以通过特权消费来增加这种现金流。在此理论框架中，经理人员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詹森和麦克林认为，背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随经理人员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当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增加时，他们必须支付大部分背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从而更加不可浪费公司财富。因此，公司价值随经理人员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詹森与墨菲(1990)的分析结果，其研究集实证研究之大成。詹森与墨菲进行了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美国CEO的报酬变化与股票市值总额变化之间虽呈正相关关系，但由于相关系数以及估计的修正系数相当小，因而得出的结论是经营者报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并不大。但是，罗森(198 5)指出，在对此进行判断的时候，缺乏适当的基准，因为股票市值总额大小并不是描绘企业绩效的恰当方法。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1987)的调查表明，基于业绩而付酬的激励方法不一定有效：支付了巨额激励金的90家上市公司，与90家没有采用激励措施的上市公司相比，股票表现几乎没有区别；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认为，如果公司股权高度分散，股东就不会有足够的激励来密切监督公司经理人员。德姆塞茨用1980年美国511家公司的会计利润对各种股权集中度进行回归，发现股权集中度和会计利润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法玛和詹森(1983)认为，当经理人员只拥有公司少量股权时，市场约束仍可以使经理人员趋于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反，持有公司大量股权的经理人员可能有足够的投票权或广泛的影响力来保证他们能以令人羡慕的工资水平受到雇用。然而，霍尔和利伯曼(1998)公布的研究成果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周期为1980-1994年，公司样本数量为368，有关样本公司CEO的报酬数据，CEO报酬与企业业绩相关性明显递增。霍尔和利伯曼认为，研究结果之所以不同于詹森和墨菲的结论，是因为1980年以后CEO股权价值变化的结果。事实上，样本企业CEO的股权激励

从1980年的30%增长到1994年的70%。可见，股票激励对经营者有很好的长期激励作用。所以，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及实证分析的结论有时是相矛盾的，但其主流观点是公司经营绩效是股权的函数，总经理报酬对企业业绩有一定的正面相关性但不显著。

（二）收购、所有权结构、资本构成及激励

由于企业的最高经营责任者事实上掌握了管理人员的任命权，即使在美国，董事会也不能够充分履行股东利益代表的职能。因而，资本市场的资本结构与企业收购的威胁提供了职能上的补充作用，这起到了促使经营者重视股东利益的激励作用。

1.并购与经营激励。在欧美，企业经营者除了面对来自金钱的激励外，也会面临因企业被收购而失去职位的风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偏离了股东利益至上的经营方针，股票价格就会降低，因而实力强大的并购组织就会把这样的企业作为寻求潜在机会的目标。被收购企业原有的经营管理人员不久即被迫辞职。这样，在资本市场上，失职的经营者通过并购而被淘汰，有能力的经营者被选拔任用，并忠实地贯彻执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方针。并购对经营者而言真是一种压力吗？而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此后真正得到了改善吗？

第一类研究使用会计数据来研究公司并购的绩效，利用资本生产率来衡量公司的业绩，诸如利用投资资本回报率来比较不同范畴的并购公司间的业绩。拉文思与克拉福特(1987)通过对被并购企业的会计收益性的效果所进行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与并购活动改善企业经营效率之说相反的结论。这一结论与里利坦伯格(1992)关于工厂的总产量与工厂的所有者交替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结论相一致。这些研究结果发现，公司业绩与公司的并购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

第二类研究是通过股票价格来研究，是考虑在宣布公司并购时，即在宣布兼并、收购、分割和敌意接管时股票市场的反应。根据日本学者植草益以股票投资收益率为评价基准做过具体分析：很多的实证分析已经证明，收购后企业溢价现象是存在的。迈克尔·詹森和理查德·鲁拜克对这些情况下的股价波动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考察了股价在公司控制发生变化后的反应。得出的三个重要结果是：(1)若母公司和目标公司股票价值在宣布合并的时候都上升了，则说明兼并是有效率的；(2)目标公司的股东收益异常地高（平均在30%左右）；(3)收购公司的股东获得较小的并且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收益（4%左右或者更少）。这些结果表明，收购对收购者确实能够产生潜在的价值创造。

第三类研究是对并购公司的长期业绩进行研究，通过对60年代和80年代的兼并结果进行比较。其研究结论是，从长期来看，并购公司的业绩是很差的。迈克尔·波特研究了33个主要的并购公司的组合后发现，在1950年到1986年间所进行的兼并和收购中，1/3以上的兼并和收购在最后都被剥离。

总体来说，公司并购后相对于在并购前的每股权益的收益是否更高仍然是不清楚的。

2.所有权结构与对经营的监督。最近，研究人员开始注意机构投资者在美国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证券基金经理不再使用购入收益率较高的股票、卖出收益率较低的股票这种消极的运作方法，其经营方针正转向在董事会行使股东权利，给经营队伍施加压力以改善经营绩效。特别是，由于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92年到1993年间确立了新的股东规则，规定年金基金等大股东可以对其所投资企业的董事会选举施加影响作用。这样一来，证券基金等部分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人事、经营管理人员的报酬以及股票期权的决定，可以较为容易地施加压力。但是，贝克尔(1992)指出，基金经理积极的干预不仅不能改善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反而会使经营者变得屈从于机构投资者的压力，只注意有价证券的短期收益率，追求短期性的股价上升，从而放弃股东的长期利益。

三、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失败的原因分析

上面这些研究对依据委托—代理理论的各种激励措施在公司里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与激励理论相差很大。詹森和墨菲(1990)指出：“我们的证据显示的报酬—绩效激励敏

感性很小是令人困惑的。……股份公司的管理激励一般苍白无力，这向社会科学家和补偿政策的实践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虽然不能由这些事实彻底否定个人绩效报酬，以及它们的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但是，通过以上分析，说明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应用于实际是失败的。

贝克尔(2000)对分享激励理论失败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激励措施反而导致职员怠工，造成员工间非合作行为，挑起上下级进行博弈……总之，为组织带来非意愿的破坏性结果”。贝林纳(1976)将分享激励理论失败归因于棘轮效应；在棘轮效应模型中，过去的业绩传递的是有关企业内在生产能力的信息，企业内在生产能力的所有权属于企业所有者，经营业绩越好，企业所有者认为企业内在生产能力越高，经营者给所有者上缴的份额越高，因此，经营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也就越低；由威廉姆森(1985)最初提出，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以及泰勒予以发展的解释较为经典。他们认为，一个组织的各项任务之产出是极难观察的，结果，对所有任务而言，激励措施变得“低能”了；贝克尔(1992)的分析与威廉姆森等的分析在精神实质上大体一致。但他切入的角度是可实施合同的基础。在一个显性合同模型里，他指出，员工行动对公司的价值不能作为合同的基础，应当代之以“不完美的客观标准”，例如生产的量而不是质。但这将导致员工的次优行动。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1991)证明，当一个代理人从事多项工作时，对任何给定工作的激励不仅取决于该项工作本身的可观测性，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工作的可观测性。特别是在有些情况下，固定工资契约可能优于根据可观测的变量奖惩代理人的激励契约。也就是说，如果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在某项工作上投入更多的努力，而该项工作又难以观测到，那么对其他工作不应采取激励契约。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1994)对他们原有的解释进行了深化。他们指出，状态依赖报酬激励、产权激励和工作设定等企业的三种激励措施会相互冲突，产生激励的扭曲。一种激励措施的作用也会因为其他激励措施的采用或不采用而分解；迪西特(1997)是从企业的委托人在增多这一角度来分析的。他认为，“利益相关者经济”已经来临，那么，企业的委托人就不仅有股东，还有信贷人、地方社区等等。更多的委托人要么合谋，更大地降低最优合伙合同的风险；要么窝里斗，导致更大的委托人行为负外在性。这都使得激励产生扭曲现象。

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依据分享激励理论制定的传统的期权薪酬本身就存在着漏洞。传统的管理层股票期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公司股票价格，持有上涨期权的管理人员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但是并不需要为公司股票价格的下降负任何责任——起码不会因此受到经济意义上也就是薪酬上的惩罚。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高级管理人员手中都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只要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实际收入就必然大大增加，而不管这种股票价格的上涨到底是因为市场整体处于一种高涨状态还是真正得益于管理层的努力结果，因而，以这种“固定型”股票期权将员工的薪酬和公司的股价联系起来并不见得能使股东真正从中受益或者说真正保障他们的权益。原因很简单，只要公司股票价格上升就可以视为公司业绩的提高，管理层就可以从持有的股票期权中获益。事实上，在1993年到1999年间，几乎所有主要的股价指数都上升了近两倍，也就是说，市场上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翻了两番，这对于持有大量股票和固定股票期权的管理人员来说，无异于一笔横财。因为股市的这种整体走好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并非得益于个别公司管理人员的管理绩效。因此，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管理层的奖金、公司的财务指标和公司的股价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例如，詹森与墨菲(1990)就经常用类似“CEO的薪酬激励不在于支付多少，而在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支付”这样的话来阐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们认为，CEO的薪酬和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从而也就是公司股东的价值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最近几年，美国的经济学界对一些公司在推行股票期权计划的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市场操作行为感到忧虑，在解决经营者被委托—代理理论称之为代理人“道德风险”的同时，股票期权制正在诱发企业经营者新的道德风险。

还有学者从“内部人控制”的角度进行解释。青木昌彦教授于1994年最早地提出了“内部人控制”概念。该概念原是针对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情况而提出的，内部人控制看来是转轨过程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的现象，是从计划经济制度的遗产中演化而来。青木昌彦主要分析了20世纪70-80年代中欧和东欧的情况后指出，在那里，计划经济制度的停滞迫使中央计划官员下放权力和计划指标，从而使企业经理获得不可逆的管理权威。而中央计划经济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又使这些已经获得很大控制权的经理们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权力。例如在南斯拉夫，主要是职工控制了企业，在俄罗斯，则是经理控制了企业，共同之处在于政治上发生了突然的转折，一时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内部人权力突然间急剧扩大。内部人控制，原来泛指国有企业制度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缺乏其它方面改革措施的配套，企业外部成员监督不力，因而变态地转化成了由企业的经理和职工控制了企业的产权，其主要特征是经营权对所有权的侵害与实际意义上的控制和支配。现在，内部人控制是指企业经理和职工掌握了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控制权，并掌握了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索取权。在一些情形中，内部人只是窃取利润，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内部人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将产品、资产或公司增发证券出售给他们控制或拥有的另外一个公司。价格转移、资产剥离、委托人稀释等方法可能常常是合法的，对外部投资人权利的剥夺采取以下方式：转移公司的合作机会，把可能不合格的家族成员安置在管理岗位上，或者给高层经理过多地支薪。

总而言之，在代理人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追求自己利益时，单纯的分享激励和声誉并不能消除其道德风险，必须采取激励、监管与惩罚一揽子方法约束代理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