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和理论探讨论文

第一篇：新形势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和理论探讨论文

一、引言

近10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中国很多产业的市场需求出现了扩张的态势，由此引发的市场结构变化及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也成为政府竞争政策关注的一个热点。

对于需求扩张的市场结构效应，现有研究一直存在争议。早期的观点认为市场需求的扩张会导致产业趋向于集中，如Pryor(1972)对12个国家20个不同行业的集中度和市场规模进行比较，得出行业的市场规模越大其集中度也越高的结论。近期的研究则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市场需求的扩张会降低产业的集中度，以中国的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和银行业为样本的很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余小华、魏晓宁，2003；杜立辉等，2008；贺小海、刘修岩，2008)；二是认为需求扩张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当一个产业的需求增大时，市场集中度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Neumann et al.(2001)指出，扩大产出规模往往需要企业付出额外的固定成本，增加的固定成本只有产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才能承受，这就使得市场在需求扩张的过程中企业数量会逐渐减少，集中度上升。另外，即使存在上述固定成本，如果一个产业不存在进入壁垒或者进入成本较低时，扩张的市场仍然可以容纳越来越多的企业，市场集中度也有可能下降。侯毅男、纪成君(2009)也认为，快速增长的需求可能会提高产业的竞争水平，但也可能随着需求扩张，大企业更容易扩张而占有市场，使产业的垄断水平提高。严帅(2009)则将需求的扩张与供给能力的增长结合在一起，认为如果市场需求迅速增长，超过产出的增长速度，则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吸引新的企业进入市场，从而降低市场集中度；若市场需求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则会导致企业数目减少，市场集中度上升。在上述研究中，Neumann et al.(2001)没有进行实证检验，侯毅男、纪成君(2009)和严帅(2009)则分别利用我国钢铁行业2000-2006年的数据和汽车产业1995-2007年的数据，发现市场需求增长率与产业集中度之间只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对需求扩张影响产业市场结构的机理还缺乏深入分析，难以解释以不同产业，甚至同一产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在结论上的差异。事实上，需求的增长之所以对不同产业的市场结构产生的影响不同，很可能是因为某些系统性因素的调节作用。本文认为，产业的进入壁垒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其直接决定了在需求扩张的过程中新企业进入的难易程度。接下来，我们将首先分析需求扩张对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机制；其次将需求扩张分为横向扩张和纵向扩张两类，构建模型考察当行业的进入壁垒高低水平不一样时，需求扩张引起的市场集中度变动，并分析这种变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最后我们将以2004-2008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中1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二、需求扩张对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机制

产业的市场结构主要受外部环境和企业行为的影响，市场需求既是产业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又与企业的行为有关，因此，产业需求扩张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也比较复杂。

从需求的变化对潜在进入者的影响来看，需求扩张通常会导致产业当中的新企业数量增加。这是因为，当需求出现增长时，潜在进入者更容易调高对进入产业的赢利预期，进入的动机将增强。并且，市场规模越大，一个行业能够容纳的达到最小有效规模的企业数量越多(于良春、郭恺，2005)，新企业进入之后也更容易存活下来。更多新企业的进入会加剧产业的竞争，使市场集中度下降，市场结构趋于分散。

不过，市场需求的变化不仅影响新企业的进入，同时还影响产业当中原有企业的行为。需求的增加会刺激市场内的原有企业进行规模扩张，企业会有扩大产量的动力，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大企业由于自身的技术及规模经济等优势更容易进行规模扩张，因此有能力不断排挤中小企业。如果产业内的中小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最终极有可能会被逐出市场，从而导致产业的集中度提高。另外，即使由于最佳规模区域的限制，企业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自身的规模，但只要它的扩张速度大于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那么即使没有企业被挤出市场，少数大企业规模的扩张仍能导致市场集中度的上升。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需求扩张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之所以在现实当中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根源在于当需求增加时，潜在进入者的进入使市场结构趋于分散，而在位企业的扩张产量行为则使得市场结构趋于集中，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孰强孰弱，似乎无法预先判断。但事实上，产业进入壁垒水平的高低与此直接相关，因为需求增加虽然会使潜在进入者有进入市场的动机，新企业是否有能力成功进入市场，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进入壁垒的高低。当进入壁垒较高时，需求增加带来的好处会更多被在位的大企业分享，新企业很难进入，使市场结构趋向于集中的力量会更明显。而当进入壁垒较低时，需求增加引起的企业数量增长幅度通常较大，如果这种增长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位的大企业很可能无暇扩张产量，使产业的集中度下降的力量就会更突出。

因此，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考察需求扩张过程中，当进入壁垒不同时，新企业的进入对市场集中度负向影响作用的强弱。并且探讨当需求的扩张模式不同时，这种影响机制是否会有所不同。

三、进入壁垒不同时需求扩张对市场结构的影响：理论模型

为了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假设一个产业中有n家企业，每家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同质的，则市场的反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

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系数H的值，我们结合式(13a)和式(13c)再将上式转化为：

上文已经分析过β≥1，则由式(15)可知，0＜H＜1，即市场需求横向扩张导致产业的集中度下降，而且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小于需求增加的速度，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入壁垒在需求扩张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它是否也会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总福利的变化呢？

这说明，如果一个产业的进入壁垒较低，需求的横向扩张会加大社会总福利的损失，而纵向扩张则不会。

经过对比可以看出，与进入壁垒水平较高时相比，产业进入壁垒水平较低时需求扩张引起的产业集中度下降幅度更大。而且，在需求扩张的过程中，横向扩张比纵向扩张更能导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引起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问题，使得社会总福利损失幅度加大。由于受数据可获性的限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难以将需求纵向扩张和横向扩张明确地区分开来，因此，文章第四部分的实证研究将仅检验上述理论假说的前半部分，即进入壁垒水平较低时需求扩张引起的产业集中度下降幅度较大。

四、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取

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业，是出于提高专业化程度和效率的需要而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服务业部门。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压力日益加大，其对研发、设计、物流、广告等中间投入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而随着新一轮产业跨国转移的重点逐渐转向生产性服务业，我国以信息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等服务为代表的离岸外包服务市场也在不断膨胀。制造业的中间需求增加和外包服务国际市场的开拓都促使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幅度需求扩张，其中制造业中间需求增长主要导致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纵向扩张，而外包服务的国际市场恰恰是需求横向扩张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符合需求大规模扩张的典型特征，因此，本文选择该行业的数据做实证检验。

由于目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数据统计，因此本文选取了2004-2008年我国第三产业中具有生产性服务业性质的1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均来源于《第三产业统计年鉴》。这12个行业为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邮政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

(二)变量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市场集中度。受数据可获性的限制，我们无法获得能够直接衡量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集中度变化的数据。不过，由市场集中度的主要衡量指标——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方法可以发现，在企业规模比较均等的产业中，集中度等于产业内企业数量的倒数。因此，我们采用我国生产性服务行业各细分行业的企业数量N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数量增多即表示市场集中度下降。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市场需求I，一般以总产值或者销售收入来衡量(严帅，2009)。但由于样本包括的5个运输行业的收入数据难以收集，因此这些运输业的收入采用营运里程衡量，邮政业和电信业以业务总收入衡量，银行业以主要银行现金收入衡量，证券业以股票成交量衡量，保险业以保险公司保费衡量，研究与试验发展以科技经费筹集额衡量，专业技术服务业以技术市场成交额衡量。

3.控制变量

为检验进入壁垒的高低对需求扩张导致的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本文选取进入壁垒F作为控制变量，并以新企业进入产业的资本要求来衡量，即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企业数量。由于未能收集到部分年份的分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本文考虑到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城镇(查贵勇，2009)，故用2004-2008年城镇服务业分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替代全国服务业分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来计算。

(三)实证方法与结果

基于以上的假设和分析，本文将用两个模型来检验理论假说，具体如下。

首先，根据上文的分析，需求扩张会引起新企业的进入，然而一个行业本身的进入壁垒高低又会影响企业数量的增幅，即高进入壁垒会抑制企业数量增加的幅度，因此，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ΔN表示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每年的企业数量增长率，F表示固定资产投资额。

由于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我们采用Hausman检验来判定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哪个更有效。表1为模型(17)的固定模型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lnF的估计系数为-0.372，即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要求会对行业内的企业数量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这也可以说明，行业的进入壁垒越高，需求扩张引起的企业数量增长幅度越小，产业集中度下降的幅度越小。

其次，为了检验需求扩张过程中，当进入壁垒不同时，新企业的进入对市场集中度的负向影响作用孰强孰弱，我们建立两个模型来进行比较。

一是总体样本模型，即将12个行业的数据全都用于一个模型中：

二是我们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将这12个行业划分为进入壁垒较低和较高两组进行比较。查贵勇(2009)根据服务业总体平均开放度——FDI流入额占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比例，将我国服务业分为进入壁垒较低和较高两组，但本文认为，用开放度来衡量进入壁垒只适用于针对外商投资的进入壁垒情况，而对于本国企业进入行业时面临的进入壁垒衡量不准确。从资本要求来看，交通运输和电信业的资本要求较高；而从政府管制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和除了道路运输以外的四个运输业受政府管制的程度很高。因此，结合各行业的资本要求和政府管制情况，以及数据的可比性，我们将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电信业和银行业作为进入壁垒较高的一组，道路运输业、邮政、证券业、保险业和专业技术服务业作为进入壁垒较低的一组。

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估计模型：

其中，N表示一个产业中的企业数量，I代表市场需求，F表示进入壁垒。根据相应的Hausman检验和估计方法的调整，最终得出的对比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α＞0，即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扩张导致了行业内的企业数量增长，使得产业集中度下降。在文章开始的分析中，我们讨论过需求扩张可能会提升产业集中度，也可能会降低集中度。但是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普遍不属于极高的水平，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需求扩张都会使得产业更加趋向于竞争。另外，这说明对于等量的需求增加，在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中，其最终导致的企业数量增长幅度小于进入壁垒较低的行业，即产业集中度的下降幅度较小，验证了上文的理论假说。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将行业的进入壁垒作为需求扩张对市场结构影响机制中的关键因素，分析了在进入壁垒水平不同的情况下，需求扩张对市场结构的不同影响。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较低的产业进入壁垒会加大需求扩张引起的产业集中度下降幅度，而且，在需求扩张的过程中，横向扩张会比纵向扩张更能导致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引起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问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以2004-2008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12个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也部分证明了上述结论。

目前，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政府在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刺激需求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尤其是很多地方政府纷纷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拉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本文的研究表明，需求的扩大在直接促进产业增长的同时，还会改变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而在长期当中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这种拉动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横向扩张的政策手段相比，政府更应当下大力气刺激我国本土制造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以获得产业需求的纵向扩张。这更有利于保持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水平，使市场运行更有效率。

本文的不足是，在衡量各行业的进入壁垒时，由于数据比较难以获得，故采用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实际上，这只是进入壁垒的一个方面，较好的方式是综合各因素加以衡量。另外，目前文章还未能找到区分需求的横向扩张和纵向扩张的方法，因而未能验证理论模型中提出的部分假说，这些都是今后研究有待加强的地方。

第二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理论综述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理论综述

本章主要是从“生产性服务业概念的提出与深化”、“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理论”三个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理论展开综述。

2.1生产性服务业概念的提出与深化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H.Greenfield在研究服务业及其分类时，最早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的概念。1975年，Browning和Singelman在对服务业进行功能性分类时，也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概念，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工商服务、经纪等具有知识密集和为客户提供专门性服务的行业。

Hubbard和Nutter（1982）、Daniels（1985）等人，认为服务业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领域是消费性服务业以外的服务领域，并将货物储存与分配、办公清洁和安全服务也包括在内。Howells和Green（1986）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保险、银行、金融和其他商业服务业，如广告和市场研究，以及职业和科学服务，如会计、法律服务、研究与开发等为其他公司提供的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认为生产者服务包括专业服务、信息和中介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服务。我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一五纲要》）中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以上是一些学者和机构从服务活动的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识。

还有一些学者和机构从服务功能的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定义。Gruble和Walker（1989）、Coffer（2000）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不是直接用来消费，也不是直接可以产生效用的，它是一种中间投入而非最终产出，它扮演着一个中间连接的重要角色，用来生产其他的产品或服务。同时，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这些生产者大部分使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因而他们的产出包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服务，生产性服务能够促进生产专业化，扩大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生产，从而提高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Hansen（1990，1994）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货物生产或其他服务的投入而发挥着中间功能，其定义包括上游的活动（如研发）和下游的活动（如市场）。美国商务部又进一步将这种中间功能的形态分为两类，一类是“联合生产性服务业”，总部与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占生产性服务业总量的10％）；另外一类是“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直接与国外厂商、私人企业、国外政府的合作（占生产性服务业总量的90％）。

我国学者钟韵、闫小培（2005）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商务活动和政府管理提供，而非直接向消费性服务的个体使用者提供的服务，它不直接参与生产或者物质转化，但又是任何工业生产环节中不可缺少的活动。

总体上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又称生产者服务业，在理论内涵上是指市场化的中间投入服务，即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非最终消费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是生产者在生产者服务业市场上购买的服务，是为生产、商务活动而非直接向个体消费者提供的服务。生产性服务也可理解为服务生产的外部化或者市场化，即企业内部的生产服务部门从企业分离和独立而去的发展趋势，分离和独立的目的是降低生产费用，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企业经营的专业化程度。

2.2 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首先具有一般服务产品的特征:一是不可存贮性；二是非实物性，生产性服务是无形的；三是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同消费者服务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中间投入特性。这是其区别其他服务业最一般的本质特征。Coffey(1991)、stanbaek(1984)都明确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中间投入行业，在货物或者服务生产过程中扮演中间的需求功能，是被组织用作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新的服务生产过程的投入，其消费的过程会产生更多的产品或者更大效用的服务。

链式化发展及较强的产业关联性。生产性服务业已由发展初期的向生产企业提供单一性或阶段性的服务，逐渐发展成为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知识、技能和技术服务。目前，在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的国家中，围绕制造环节这个中心，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秦远建，2006)。只要生产企业有需求，无论是生产环节的上游、中游，还是下游，各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与之配套。

在国内，不断延长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链也开始成为许多地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方向。链式化发展的趋势，不但大大增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而且进一步加快了制造业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型(陈柳钦，2007)。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存在前向联系(中间使用率)和后向联系(中间投入率)。某些服务业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或者本身就属于制造业某个环节，与制造业联系密切，能带动很多产业的增长，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相互之间也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任旺兵，2006)。

高度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即高度专业性。在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需要专业知识进行规划、整合、控制和评估，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正是各项专业化的服务。OECD(1999)认为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信息科技基础上的服务型经济。同时高科技人才向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成为常态，Saxenian(1994)指出，硅谷有很多高科技人员会转往创业管理公司，科技管理顾问公司，以及金融等周边的生产性服务业。Grubel&Walker(1989)指出尽管生产性服务业不是人力和知识成本引入生产过程的唯一渠道，但是主要途径之一。大量迅速成长的生产性服务业雇佣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向企业提供，而人才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日益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迂回的结果使人力和资本变得更加专业化(魏江，2004)。

空间可分性。主要是指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

Nicolaides(1990)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并不限于空间因素，服务本身跨跃国界，服 务消费者跨越国界，服务生产者跨越国界，是生产性服务业三种形态。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在世界任何空间区位，通过信息技术向生产性提供服务。Sassen(2002)也指出世界大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将取代制造业成为主导性产业，促进地方发展。

布局呈现集中分布和集聚态势。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通过跨国投资，在主要城市设立分支结构来实行生产和销售，或者集中少数城市大量生产和出口。

Eberts&Randal(1998)研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大都集中在大都市地区，形成整个产业活动的核心代表，Markusen(1989)通过研究证明生产性服务业本身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趋势。Wernerheim&Sharpe(2001)研究结果显示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聚集经济是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可分性改变了世界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都通过主要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既提

升城市功能也加快产业升级。

2.3 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理论

（1)基于社会分工与交易费用理论基础的生产性服务业研究

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看，社会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导致生产者之间所交换的商品数目和规模扩大，为此也会带来各种相关交易费用的提高。按照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包括制造成本和非制造成本(交易成本)两部分。随着生产迂回和专业化的加深，制造成本降低、效率提高，但制造业生产的迂回化和专业化也增加了企业内部的交易环节，增加了交易成本。在现代经济中，交易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科斯(1937)认为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取决于市场交易费用的高低，市场内部交易会增加额外的管理费用，但是通过形成组织来管理资源，会节约市场运营成本’。威廉姆森(1975、1985、1999)把交易费用分为交易前费用和交易后费用，交易费用的增加来源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企业的相对集中能够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和环境的不确定性等不利因素。国内学者魏守华等(2002)通过研究进一步指出，大量相关企业集聚，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在存在混合式分工水平时代，平等合作下的网络管理模式使得企业集中资源专攻价值链中某些环节，提高专业化水平，促进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

(2)基于产业区位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视角的生产性服务业研究

最早提出集聚经济理论是韦伯(1909)，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相互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提出企业集聚的功能大于分散状态下各个企业功能的总和，韦伯将集聚划分为由于企业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而引起产业集中化的第一阶段，和缘于大企业以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从而引发更多的同类企业聚集的第二阶段。同时，韦伯又将区位因子区分为地方因子和集聚因子，确定合理的工业区位应当在地方因子决定了工业企业的区位后，再根据积聚因子进行调整。韦伯还把产业集群归结为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之后，哈维（1936)修改了韦伯的体系，他考虑了更为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中投

入的替代物和规模经济。他认为，任何一种产业都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规模经济，即单个工厂、商店等的规模经济、单个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以及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派Krugman(199la，1991b，1995)认为企业的规模报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市场上相互作用导致产业集聚的产生。产业集聚在共享劳动力市场，降低生产成本方面更具优势。他还认为，产品的贸易能间接地起到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如何分配，通过贸易，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因素是个别国家产业选择和取得优势的决定性因素。随后的Krugman(1999)，将产业集聚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中，用基于Ditandstiglits垄断竞争模型与selson(1952)理论的“中心一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来表述产业的集聚，形成一套分析产业集聚的崭新框架一新经济地理学学派。中心一外围模型比较详细的解释了产业集聚在区位动因。在这个模型中，处于中心或核心的是制造业地区，外围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交通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在资源不可流动的假设下，生产总是聚集在最大的市场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并取得递增报酬。集聚初始状态时，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可能有某种优势，它对另一地区的特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导致这些厂商生产区位的改变，一旦某个区位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则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并获得地区垄断竞争优势。

第三篇：2184　2020年理论文章论文课题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2184　2020年理论文章论文课题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推动我省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要把握机遇、顺应潮流，着力在融入全球服务创新链、加速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直接或间接为工业生产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性产业，包括工业设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人力资源服务等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中最具核心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创新活力的部分，具有专业化、知识密集、附加值高等特点。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我省实践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积极融入全球服务创新链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之路，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省要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把握机遇、顺应潮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一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生产性服务业。依托现有加工制造业，利用国际资源扩大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与加工制造业协同发展。二是延伸产业链条。立足现有优势产业，推动生产环节向前端和后端高附加值部分延伸，实现产业链整体的优化与升级。三是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水平。通过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服务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建立符合国际发展水平的行业标准，打造独具特色的行业竞争优势。

加速产业融合发展

从发展趋势看，区域产业的竞争将由单个产业的竞争、产业链的竞争演进至产业生态的竞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必然。我省要牢牢把握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深化产业链分工，加强产业之间互动，增强产业之间的关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一是加快服务外包行业发展，深化专业分工。通过财政补贴、信用担保等方式，引导和推动工业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以核心竞争优势整合企业的服务供给能力，构建和完善产业链上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二是加快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在企业内部，将信息技术用于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加强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在企业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强化生产性服务企业和服务对象的业务沟通，突破地域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限制，形成空间上的产业有机分工体系。三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发展，着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从产品生产的研究设计、市场调研、物流运输到营销策划，每个环节都通过提供专业生产性服务提升竞争力，加速产业升级。四是鼓励先进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利用专业化优势，把生产性服务环节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创造利润来源的重要途径，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进程。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与制造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基于自身基础条件和区位差异，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不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成效明显。我省应充分借鉴这一经验，立足于自身的区位优势，以功能区和集聚区为载体，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园区化管理、专业化服务和社会化、市场化运作，通过布局规划、政策引导和财税支持等形式，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

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和水平

从全球实践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内化于制造业内部，主要起一种辅助生产的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外部化、专业化、社会化，以满足制造业的需求为主；第三个阶段是创新引领，不仅仅服务于制造业，而且能够引领产业发展趋势，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目前，我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大致处于第二个阶段。推动我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向第三阶段迈进，要深化供给侧改革，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和水平。一是要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从服务衍生制造、制造共享、研发设计服务、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等新兴行业入手，稳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二是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巩固和发挥以技术、标准、品牌、服务为核心的质量优势，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化、品质化、集约化转型升级。

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重要基础。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是加强服务业发展总体规划和统筹管理，降低进入门槛、放宽准入条件，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速研发、设计、信息服务、物流仓储、科学技术咨询和商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活动从制造业企业剥离，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二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服务效率，通过税收优惠、放宽审贷、项目融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多种渠道吸引产业要素和民间资本投向生产性服务业，有效解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难题。

强化专业人才支撑

生产性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

强化生产性服务业人才支撑，一是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人才、高端人才、国内外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人才集聚。二是调整要素供给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定向培养产研融合性人才，鼓励校企合作培养操作型人才。三是创新职业教育体系，探索改革职业教育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水平，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培育更多人才。

第四篇：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理论论文

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理论

“……坚决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神圣职责……”———胡锦涛概 述中国的军事理论家制订了一项实施理论推动下的改革框架,以建立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军队.这一理念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力量乘数的作用,从而使解放军能够在中国边境以外更远的距离上实施精确打击的军事行动.通过汲取外国战争,尤其是包括“持久自由行动”在内的,美国领导的战役的教训,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以及解放军自己尽管很有限的作战历史经验,中国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在寻求改造整个中国军队.这些改革的速度和规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解放军仍未在现代战争方面经受检验.这种作战经验的匮乏使外界对解放军在实现其军事理论抱负方面进展的评估复杂化.中国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中的内部评估和决策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缺乏直接的军事经验,因而在发生危机时更可能会做出错误的估计.这种失算同样会带来灾难,不论其所依据的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建议,还是脱离现代战场现实情况的“科学”作战模型.军事战略指针

中国并不发表与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相当的文件.因此,外部观察家对领导层有关动武的思考或影响到解放军兵力结构和理论的应急情况,都缺乏直接的洞察.对权威性的讲话和文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依靠一系列总原则和称为“军事战略指针”的指导来计划和管理军队的发展和动用.解放军并没有提供这些“指针”的内容供外界研究.学术研究表明,目前的“指针”很可能可以追溯到1993年.“指针”反映出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对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影响,为10年来解放军的很大一部分改造奠定了基础.然而,一次次讲话,权威评论和新的军事训练指导方法都表明,1993年的“指针”的一些内容最近可能经过了修改.这些修正看来反映出中国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现代战争(即“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性质的看法,中国军事现代化方面的进展和从中汲取的教训,从“建设”用于信息时代的现代战争的军队向为了“打赢”这种战争而训练的转变,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底色.“指针”的作战或“积极防御”成分看来保持完好.按照“积极防御”所主张的防御性军事战略,中国并不发动战争,或者进行侵略战争,而是仅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然而,北京有关对其主权或领土攻击的定义模糊不清.在中国现代战争的历史所充斥的实例中,中国领导人都声称,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是战略防御行动.例如,中国将其对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的干预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类似地,权威说法还把与印度之间的(1962年),与苏联(1969年)和与越南(1979年)的边境冲突称为“自卫反击”.这种逻辑表明,如果动武能够维护或推进其核心利益,包括其领土要求(例如解决台湾问题和尚未解决的边界或海上的领土要求等),中国就可能会发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打击,也许是在远离其边境的地方.中国正在制订一项先发制人的战略吗

10年来,随着解放军从一支以步兵为主和力量投射能力有限的军队转变成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资源的比较现代的军队,中国获得了武器系统,采纳了使之能够在周边地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包括突然袭击)的作战理念.·截止到2006年10月,解放军第二炮兵的武库中有大约900枚短程弹道导弹.由于获取了苏—30攻击机和F—10战斗机———两者都装备着各种精确制导武器———中国的进攻性空中力量得到了改进.解放军还正在加强信息战,电脑网络作战和电子战能力.而这些能力都可以用于先发制人的攻击.·解放军的作者们说,当遇到更加强大的敌人时,先发制人是必要和合乎逻辑的.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强调,静态的防御不足以在现代军队的高速和破坏力基础上保卫领土.其结果是,解放军的作战理念寻求阻止敌军集结和利用进攻性打击来掌握主动权,从而使敌人不知所措.解放军的理论家们认为,有效的防御包括在敌人领土上,赶在其能够动用之前摧毁敌人的实力.中国获得了力量投射资源,包括远距离的军事通信系统,空中指挥,控制和通信用飞机,耐久力很强的潜艇,无人战斗机(UCAVs),以及新的精确制导空对地导弹.这些都表明,解放军正在形成采取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更强实力.解放军的训练注重“出其不意的”远程打击训练或针对敌人海军舰只群的协调一致的空中/海军打击.这也可能显示出,它打算赶在本地区爆发危机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选择.根据解放军的《战役学》文件(2000年),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积极防御'的要旨就是主动歼灭敌人.……虽然从战略上讲,要以积极防御为指针,但'在军事战役中'重点要放在掌握主动和积极进攻上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除了开发歼灭敌军的实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探索动用有限武力的选择方案.中国的战役理论把这种选择定义为武力的“非战争”用途———政治胁迫的延伸,而不是全面的战争行为.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两栖演习和导弹发射就是武力的“非战争”用途的实例.然而,这一概念还包括空中和导弹打击,暗杀和破坏等.这种文章突出显示了中国做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这种行动的打击对象,即使不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都会视之为战争行为.有关战争的一项全面观点20年来,中国的文职与军事战略家一直就现代战争的性质问题进行辩论.这些辩论汲取中国战略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内部的来源,以提供对“军事革命”,“非对称战争”和“信息化战争”的看法.这种辩论突出表明了中国对战争的非动能手段的兴趣,以及经济,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工具在中国的战争计划工作中的作用的增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文件《军事战略科学》(2000年)突出表明了中国军方全面和多方面的战争观点.文件说:“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还是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战线上的全面竞争.” 最近,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国际法越来越感兴趣,把它当作在战斗前对敌手产生威慑的一项工具.在台海背景下,中国可能会利用一场信息战,把第三方的干预描绘成按照国际法属于非法.中国还试图影响国际舆论,使之有利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曲解,通过在学术意见和国家观点中放弃长期公认的航行自由规范,而接受有关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上空,可能还有外层空间享有更大主权的解释.非对称战争

确认和利用非对称性是中国战略和军事思维的一个根本方面,尤其是作为一支较弱的军队打败比较强大的军队的手段.自从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联军行动”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一直注重采取非对称对策来利用技术上占优势的对手的弱点.1999年《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当然并非没有较弱的一方可以利用的弱点.……我们的军事准备的直接宗旨必须是找到利用强敌弱点的策略.”中国对非对称战争选择的探索可以在其大量投资于弹道和巡航导弹系统方面看到.这些系统包括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水下作战系统(包括潜艇和先进的水雷),太空对抗系统,电脑网络作战和特别行动部队.中国军事战略中保密性和诡计的作用

中国军事战略中对在冲突中掌握主动权和使敌手不知所措的注重,带来了对在战略,作战和战术层次上采用诡计的重视.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把战略诡计定义为“引诱对方形成错觉……并在造成人力和物资方面的最小代价情况下,以一种有组织和有计划的方式产生各种假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 除了信息战和常规的掩护,隐蔽和诡计之外,解放军还汲取中国的历史经验,并从战略和诡计在中国的治国之道方面所起的一贯作用中汲取智慧.最近几十年,解放军内部重新掀起研究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等中国经典军事人物及其著作的热潮.这些著作全都包含有关运用诡计的戒律.中国共产党对保密性的严重依赖与军事上的诡计共同作用,限制了国家安全决策,军事实力和战略意图方面的透明度.然而,过度的信心可能是由于军事领导人迷恋于战略和诡计所带来的捉摸不定的好处.此外,指挥官用来对付敌手的技能也可以用于掩盖解放军系统内部的坏消息的

第五篇：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杨洁篪

2013年08月16日08:17 来源：《求是》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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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原标题：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和今年“两会”结束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着眼长远和战略全局，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开拓进取，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实现良好开局，谋划全面布局，提出许多重大对外战略思想、外交政策和策略方针，开展一系列重大对外行动，不仅为党和国家工作全面推进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

一、外交开局和布局充分体现了战略性、全局性、创新性。

党的十八大后，针对国际社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政方针走向的高度关注，习近平同志的首次外事活动专门会见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围绕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集体学习。在这些内外活动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外交政策，向外界发出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明确信息。

今年“两会”结束以来，习近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出访亚非拉和欧洲、北美各大洲，涵盖大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接待数十个国家领导人来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和多双边结合，我国领导人同一百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领导人会见接触，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务实合作。

积极运筹与主要大国关系。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将俄罗斯作为首次出访第一站，加强了中俄经贸、能源和战略安全合作，夯实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习近平同志赴美国洛杉矶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中美还成功举行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我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多个欧洲国家，我们还接待了法国总统奥朗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不断开拓中欧互利务实合作的新领域。

全力稳定和拓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总体上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同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并举行系列国事活动，集中阐释我国内外政策新理念，增进与有关国家的战略互信，提升与周边国家关系。我们接待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韩国总统朴槿惠、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等周边国家领导人来访，加强与东南亚、中亚等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巩固睦邻友好合作。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坚定维护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推动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理和解决争端。在朝核问题上，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积极做有关国家工作，推动半岛局势趋向缓和。

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习近平同志先后成功访问非洲和拉美，充分体现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同志访问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开创了我国国家元首首次出访就访非的先例。习近平同志还以早餐会形式同十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见面，在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推进合作、共谋发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同志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并与加勒比地区8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增进了政治互信，加强了务实合作，提升了我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整体合作水平。

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习近平同志在会见国际组织领导人时强调，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高度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中国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以及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等领域与相关国际组织深度合作。我国与重要国际组织的关系取得新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重大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加强沟通协调，推进金砖国家机制建设。会晤后发表《德班宣言》和行动计划，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等，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入强劲动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中创新，外交开局气势恢宏，外交布局全面均衡，使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呈现出理念丰富、重点突出、立场坚定、策略灵活、风格鲜明等特点，不仅充分调动了各方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为下半年乃至今后5至10年对外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有力提振了党心、军心、民心，极大激发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拼搏的热情。

二、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勇于探索，坚持内政和外交有机统一、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融为一体，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突破，体现了开拓创新的决心，展现出宽广的世界眼光、前瞻的战略思维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为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保障。

（一）提出中国梦重要思想并赋予其深刻的内涵，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出访和接待外国来宾的过程中，向各国领导人和公众深入介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要思想，阐述中国梦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梦，也是每个中国百姓的梦。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将坚持通过和平发展方式实现中国梦。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将努力带动和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将与各国更多分享发展机遇，使他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希望通过实现中国梦，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

习近平同志就中国梦所作的全面深入细致的阐述，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重要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理解和认同，在国际上受到普遍赞赏与欢迎。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表示，中国梦与他们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梦想是一致的，愿意同中国一道努力实现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这一事实有力挫败了某些国际势力歪曲与诋毁中国梦的图谋。

中国梦重要思想不仅大大激励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有力提升了我国对外影响力和亲和力，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充分体现了内政和外交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

（二）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同时努力推动与各大国关系的发展。

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理念。这既是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将中国自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紧密结合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需要和坚持和平发展这一总体对外战略的必然要求。

中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在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习近平同志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致同意，中美将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习近平同志用三句话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进行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习近平同志还指出，为落实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双方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在开展务实合作方面采取新步骤，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历史创举，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看清形势、认准目标、坚定信心、不断推进，就一定能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同时，在我国积极运筹和推进下，我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也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中俄战略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水平稳步提升，能源等重大合作项目取得新突破，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中欧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相互利益交融不断加深，战略合作关系水平持续提升。我们还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大国及地区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取得明显成效。

（三）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

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也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道德准则，不仅是指导个人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也是指导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习近平同志秉承中华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针对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关系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强调在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时要树立正确义利观，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对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我们以正确义利观为引导，加强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工作。习近平同志访非期间与非洲领导人坦诚交心，全面阐述中国对非政策，提出对非合作的真、实、亲、诚四字箴言，特别强调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赢性质，表示中国将不折不扣落实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重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引起非洲领导人和民众强烈共鸣，他们纷纷表示中国对非洲的帮助是真诚的，目的是促进非洲发展，非洲国家完全信任中国。

习近平同志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落实了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体现了我国帮助中美洲有关国家发展的诚意。习近平同志宣布，中国将面向加勒比友好国家设立优惠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贷款，受到有关国家的欢迎。习近平同志访问墨西哥，在促进两国经贸领域合作方面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宣布将中墨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四）提出加强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策略运筹和底线思维，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作出战略规划。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观大势、谋大事，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通过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等工作密切结合，综合施策，推动了与各方关系的全面发展，达到了外交工作开好头、起好步、布好局的预期目标，为运筹中长期外交整体布局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政策的具体执行环节，强调要搞好策略运筹，顺势而为，根据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对外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有底线思维，处理问题既要朝好的方向努力，也要做最坏的打算。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外交实践中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分歧和摩擦，同时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努力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及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五）提出加强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以确保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中央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高度重视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强调外事工作必须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涉外各部门牢固树立外交一盘棋意识，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既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做好集中调度，保障中央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决策、管理、处置等各项功能顺利实施，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半年来，中央加强了有关机制建设，逐步理顺体制机制，制定了明确规定，加强与规范外事和外事管理工作，有力改进和加强了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

三、深入学习贯彻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

当前，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已经由实现良好开局、谋篇布局进入到全面展开、深入推进阶段。综观全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复杂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外交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创新成果，不仅为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指明了正确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其实质内涵，不断总结提炼有关经验启示，用于指导外交实践。在良好开局基础上，再接再厉，开拓进取，不断优化外交布局，更好发挥首脑外交引领作用，大力推动与各大国关系的发展，加大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互利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深入宣传外交新思想新理念，贯彻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和外交为民思想，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作者：国务委员、中央外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