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

第一篇：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

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

文章来源： 文章作者：傅元峰 发布时间：2008-01-13字体： [大 中 小]

1980年代小说审美模式转变期,风景描写连缀人、社会文化和自然,给小说诗性中所必然包含的个性和人性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个体审美精神在80年代小说中有两种体现:体现为一种独立的个体意识,因而叙述者能够自立;还体现为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因而叙述者能够自审。具有独立品格和自反意识的叙事者在小说中出现以后,小说是对“人”的深入追寻,也是对一种地域文化中“集体无意识”的探究———一种带有个体意味的审美挂靠在地域性的审美观照中,体现为具有集体意味的个体精神。

这个时期,人性内涵已经突破了启蒙话语中的国民性内涵:启蒙观照中的愚顽、审美观照中的朴拙,都在文学的诗性开掘中得以呈现。80年代小说让在政治意识层面已经站立起来的农民第二次站起来,这次个体性的站立同时呈现了两种风景,即个性与劣根性,这次站立续接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之后的两种人的观照元素,从而实现了一个立体的人的站立。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可以以何士光笔下的冯幺爸和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为代表。冯幺爸与罗二娘、曹支书的对抗中终于挺直了腰杆。小说这样描写冯幺爸戏剧性的对抗之后的场面:

“这一切是这样突如其来,大家先是一怔,跟着,男男女女的笑声像旱天雷一样,一下子在街面上炸开,整整一条街都晃荡起来。这雷声又化为久久的喧哗和纷纷的议论,像随之而来的哗啦啦的雨水一样,在乡场上闹个不停。换一个比方,又好比今年正月里玩龙灯,小小的乡场是一片喜庆的爆竹!„„”

风景加入了这场真正的民间狂欢,突破了政治制约。在这段文字中,景物描写成为场景的喻体,一场暴风雨失去了红色审美逻辑中可能具有的审美效力,而代之以主体情绪的狂欢意味。冯幺爸的对抗可以提炼为一种被奴役的觉醒,叙述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冯幺爸的觉醒都可以通过这段作为喻体的景物描写来感知。被政治假释的文学的个性审美由自发变为自觉,“这一切是这样突如其来”!何士光对冯幺爸自我立人的发现,高晓声对陈奂生性格中阿Q遗迹的发现,是中国小说诗性个性化的重要迹象,个性救赎和诗性救赎必须同步进行。小说突破了“伤痕”和“反思”风潮中以落难的文化人为描写主体的局面,将描写的笔触指向了农民,从那里开掘人的丰富内涵,并确立了具有个性意味的叙述主体。在这种开掘中,自然景物描写也携裹了叙述者独特的审美感知,在红色审美系统中消失了的个体性的审美意识终于重现。在彭见明写于80年代的小说《那山那人那狗》中,老少乡邮员的人生价值体现在一条坎坷曲折的山路上,党性视角被一条狗的视角替代了,它是称职的人性美的见证者,朴实描述出了美好心灵、崇高精神和真纯人性。生命的意蕴就在这种朴拙的接续中体现出精神的超越性,就像小说对那只狗的描述:“一只黄色的箭朝那绿色的梦里射去。”红色梦魇随之淡漠。

个体的人作为小说叙事对象,体现出小说审美感知的个性化。景物描写反衬出诗性救赎期从生存图景到生命图景的转换。在80年代的多数“寻根”小说中,人性状况的探索和生存境况紧密相连,景物往往与更切实的生存图景互相融合,并最终被蒙上文化的面纱。被推为所谓“寻根”小说代表作的《爸爸爸》(韩少功)、《小鲍庄》(王安忆)、《大淖记事》(汪曾祺)《棋王》(阿城)、《老井》(郑义)等,都描写了一个部族、一个村落、一个群体的生存景况,原生态的生存需求和精神的飞升相结合,突破了美和革命性、人民性的单调结合方式。

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生存观展示了一种超时代的人生态度。在内部开掘中,生存的文化解读占据了主要地位,自然景物被赋予文化意蕴。韩少功的短篇《西望茅草地》在茅草地的“枝叶、花瓣、阳光、尸体和歌声”里,叙述者对张种田投射了更多的悲悯情怀———韩少功是站在更开阔的审视空间发现了悲剧制造者们的人性悲剧,这种发现促使他到民族文化心

理的深层探询悲剧存在的原因,也促使他突破政治感怀式的人性关怀,将叙写的笔触指向以生存为基轴的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小说因此凸显出理性色彩,景物描写也表现出“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1]韩少功人性审查的眼光逐渐穿透了社会历史的表层,向民族文化的深层开掘。与前期作品鲜明的时代感知不同,《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鼻血》、《鞋癖》也在着意表现各种个体生存状态中简单而又费解的东西,神秘和空灵、具象和抽象杂糅,在当代小说中拓展出独特的审美空间。由于着意营造神秘氛围,追求一个多义象征的艺术世界,小说的景物描写增加了主题感知的难度,赋予小说在文化透析中的诗性附着。郑义也关注一个村落的生存抗争史,在《老井》(《当代》1985年第2期)中,他改变了类似于《枫》的悲剧感怀,将从《远村》开始的文化批判与生命褒扬接续下来。孙旺泉的爱情苦痛和老井村的生存艰辛相互映照,在惊心动魄的掘井传奇中,小说展开了黄土地上的生存画卷,自然与生存抗争交融,保留了深刻隐晦的象征色彩。

自然隐没在生存本身,并最终具有文化指向,和那个时期作家的文化心理特征紧密相关。从红色审美的心理定势中解脱出来,作家以自己的个体体验发掘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在小说叙事中,无论是人性省觉还是文化迷醉,都体现为一种集体心理归属。因此,在诗性救赎期的小说审美特征可以归结为一种个性化的集体性———生存感知中的民族文化图景成为那种“集体潜意识”,置换了人民性、国家性和党性,这个集体的个性化过程所携裹的自然风景最终体现为文化风景。

文化和自然的悖论在于,文化促成人们对自我自然根脉的遗忘。80年代小说所展示的生存图景具有了个性化,但不是一种个体观照。小说叙事人都在生存的集体归属中寻找自我,生存图景注定是在一个文化空间的集体生存图景。生命意识流动下的人性感知拓展了这一格局,80年代小说寻根的实际行动已经具有两种寻根路向,即文化的寻根与生命的寻根。当叙写指向个体生命、而不是整体生存的时候,小说叙事才可以铺张自己的审美情绪,并促使这种情绪流动获得更纯粹的个体诗性特征。风景的文化依附能够有所突破,就是在生存追寻基础上继续向本原拓展。虽然中国作家在重新体认“寻根”时依然没有达到人类学家们对自然和生命的审视高度,认为“寻根”的实质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到人类生存的原初状态中去寻找材料,以期建构一个和现存的固定的世界别样的天地”[2](P105)。“生存的原初”只能是生命存在的自然现实,是本原的生命景象。所以,生命体认的理论缺失并没有抑制生命意识的萌生,当生命感在一些小说中震荡的时候,生存在小说叙事中深化了,从一种单质的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发展成为一种终极关怀的趋势。小说艺术呼唤着人性化的诗性特征,生命的充实感和虚无感叠加在一起,变幻出纷繁的小说主题意象。

生命感寻归以后,生存困境才分化出一个更富意味的小说叙事空间,即生命困境。史铁生是一名与众不同的“根”的追寻者,当文化寻根潮流迅猛的时候,他异在于对生命困境的开掘。1986年,在《随想与反省—〈礼拜日〉代后记》中,史铁生说:“文学的根,也当是人生与生俱来的困境。”史铁生的前期作品以发掘自我记忆为基础,描述出他所体验的独特的“爱”与“美”支撑的世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四季更迭中,开掘了清平湾在诗性反映中的三度空间,包括贫瘠的黄土高原、陕北那片热土上农民的生存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陕北老人“白老汉”维系了“我”的清平湾印象,将自然景物融进了一个普通的生命历程。这种以亲情、友情等搭建的叙事框架,将纷繁的社会历史变迁推到背景,如《奶奶的星星》,就是以单纯的儿童视角描述了“奶奶”,又以“奶奶”的一生折射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以《命若琴弦》为标志,史铁生开始走出自我命运的艺术写生,更深切地关注生命困境,与自然也靠拢得更近。在苍莽的群山之中,浮动着人世间的东西,它们乃是生命的符号:老少瞎子、琴槽中的无字的药方、兰秀儿、“电匣子”„„小说的社会背景淡出后,一个体现生命真谛和生存意志的自然世界迤逦多姿,那也是一个寓言世界。后来的长篇《务虚笔记》没有保持这种叙事特色,叙事者的心灵探询在社会感触、生死焦虑、欲望困惑中失去了自然的依托,无论是生命还是诗性都变得虚空。

在莫言那里,纯粹的个体生命感知和朴实的自然景象交融在一起。黑孩的背景是地道的乡村背景,黑孩看到的风景是地道的乡村风景,但是,我们所看到的风景却是生命的风景,它与乡村最普通的因而也是最本真的东西简单地融合在一起。莫言的有关高密东北乡的风景叙事提供了这样一位叙事者:他眼中的风景终于不再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有密切瓜葛,他知道他讲述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不再纳入任何社会历史意识的阐释空间,所有的社会历史背景都在隐约可辨之中,成为叙事流程中的一种点缀———那个时候应该发生那样的故事,但是只有莫言小说中的叙事者才把握到了蕴藏于社会历史时空中的人性蕴味,自然在他笔下和历史时空截然两分,并因此增加了和生命的亲和力。莫言叙事中,社会历史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的比重有了很大调整,他的自然环境的认知不再需要社会历史因素的特别标识,而是和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和生命的感官相协调,痛快淋漓,本色本真。莫言笔下的乡村性自然景物不需要特别的处境就可以和人性中的每一个细部胶合在一起,莫言小说也不需要从自然风景中特别排斥出社会历史环境,而是在更高的人性立意上淡化了它们,将它们视为和吃喝拉撒一样的生命条件,在任何的社会条件下,生命都是处在这样一片包容它的风景之中,接受这样一种富有血性的存在。

莫言小说叙事的雅俗观和汪曾祺的雅俗辨证十分相似。汪曾祺在世俗融入时着力渲染的明丽和莫言在乡村叙事中执意追索的真实朴拙异曲同工,是求纯和求真的两个支流。汪曾祺的芦花荡和莫言的高粱地都为人性提供了最恰切的观照平台:受戒之后,明海和小英子荡舟在芦花荡里将当代小说久已缺失的本真人性点化到了极致。《大淖记事》把笔墨倾注在对社会风俗人情和自然景致的描摹上,给人性的自由伸展提供空间。刘号长被逼出了这个和谐美丽的地方,大淖保持着它的人性自足,没有冷酷、伤害,只有质朴的生命和爱。这种质朴和明丽来自作家卓然不群的个性意识。

莫言、汪曾祺的小说在预言着自然风景的两种复活方式。80年代的文化氛围一派阳春气象,这种和合气氛似乎在宣告一个文学诗性的自足时代已经到来。但在中国,这种文化空间的瞬间释放所面临的是已知的和未知的反弹。宽松和谐的文化生态环境迅速结束了,诗性复苏后的小说仍然面对着艰苦的叙事环境。

80年代的诗性救赎行动中,自然景物为丑陋和苦难的回归提供了背景。叙述人的主体情绪在中性的自然景物描写时变得沉着起来,昭示着新的审美形态对丑陋和苦难的重新理解。这实际上是续接了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传统。当这种新奇的审美体验呈现在小说中的时候,人们才蓦然意识到:红色审美系统中常见的“革命性大团圆”情节模式,是传统和现代胶合的奇怪东西,这种审美的新奇体验里包含了现代审美精神的起起落落。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曾谈及中国人大团圆的心理定势,并将其归结为一种国民性:“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3](P316)中国人在小说中贯注的大团圆的审美理想,使苦难和丑陋在小说中的呈现模式和感受评价都趋于单一。中西审美的差异在这点上有突出体现:雨果借卡西莫多的丑陋发现了心灵的纯美,而《金瓶梅》和《水浒传》则借武大郎的丑陋导出了一则杀戮和淫邪的故事。中国现代小说只有打破趋乐避苦的审美法则,才能将更深广的人生内容吸纳进小说叙事中。小说的现代递进体现在:由于正视残缺、丑陋和悲苦,人性才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小说才能获得了悲剧性审美意蕴。由于在叙事中融入了切身的痛感和责任感,早期乡土小说展现的丑陋和苦难具有相当的悲剧意味,而在红色审美体系中这些审美体验被剔除和扭曲了。红色审美形态的小说借丑陋和苦难形象反衬和烘托英雄形象和英雄行为。党性审美经验里只能有悲壮,有带有党性道德评判的可悲下场,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悲剧精神。红色审美模式中悲剧精神失落的根源

就在于此。

80年代诗性救赎期的小说重获悲剧精神和个体崇高感,小说叙事恢复了个体对苦难的生命体验,找到了个体人生奋斗中的崇高感,并塑造了一批或带有文化象征意味、或带有个体生命象征意味的丑陋形象。在这类小说中,自然景象为丑陋形象和人生苦难搭建了一个中性的审美时空。在诸多作家笔下,苦难和丑陋从不同的审美层面上被挖掘出来,但是,苦难没有导向悲悯而是塑起了崇高。丑陋人物,如瘿袋女人(刘恒《狗日的粮食》)、丙崽(韩少功《爸爸爸》)等,也往往是从生存和文化的观照角度导入了多元的审美空间,自然景物在这个空间里,和苦难、丑陋结合在一起,传递着另一种审美意味。

最初的回溯是试探性的,是在集体生存观照的基础上感知了苦难,从而借助了“人民”这个平台,在人民性的过度中,以个体崇高或泛化的人民性崇高分享了党性崇高所占据的审美空间。“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ricorso),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4](P59)。路遥就是借助了这种回跃,使苦难体验具有了个体意义,构建了个体崇高感。农村青年高加林(《人生》,载《收获》1982年第3期)从巧珍姑娘的爱情中走出,渴望能够成为彼岸世界的一员;最终又不得不主动断绝了与黄亚萍的爱恋,回到自己的黄土地,匍匐在德顺爷爷的脚下,手抓黄土,发出一声“我的亲人哪„„”的呼喊。高加林悲剧性的人生道路最终迂回到黄土地上,他的人生悲剧包含着较多社会因素。新与旧、自卑与自尊、追求与退缩、驯良与愤怒„„种种个性矛盾从黄土高原单调的背景中生发出来。作家追求苦难的崇高体验,在《平凡的世界》中依靠苦难体验铺展为一条叙事长河。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奋斗史包含着作家的思辨,一切都还没有脱离黄土地苍茫的召唤,但是,苦难抗争的奋斗史贯穿劳动精神,成为小说的诗性精髓。在今天看来,孙氏兄弟两种奋斗的时代局限已经十分明晰。然而,作家以整个身心体察的生命与爱、苦难与意志流淌在诗意的叙写中,作品由此成为诗性救赎期的重要收获。路遥要从革命叙事的高大全中走出,又不能回归田园牧歌,他的人生体验决定了他不可能用美好的景致来表现一种和美的生活、舒畅的人性世界;他也没有回归批判与启蒙的乡土叙事,虽然乡土叙事也指向人生苦难。路遥把苦难的深切感受作为主要叙述对象,将革命叙事中的人民性泛化了,爱情和劳动在黄土高原美丽的风景画和风情画中成为叙事的核心。他不讳言自己和高加林们相一致的恋土情结,将艺术和生命的根深扎在黄土地上,体现出一种地之子的苦难情怀。这种苦难意识体现出的个性、人性光彩非常可贵。路遥最大限度地探询了在人民性中寻归人性的可能。社会风云、乡间农事、儿女情事、生命个体境况都有朴实的景物穿插其中,景物描写中透露的是本真的地之子情怀。从小说的景物描写中能够感知到的叙事者是一个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生存有密切联系的人,他似乎就生活在叙事场景中,在临场说话。他所叙及的人事是他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因而,美是生存体验到的朴实的美,苦难是个体奋斗和命运抗争中的苦难,带有切身之痛。那是一些粗糙的情绪和事实,但是正是这种朴实,在苦难的激荡下升华为带有个体体验意味的生存的崇高。这种崇高不同于革命叙事中程式化的崇高,给80年代的审美空间带来了新鲜空气。

当然,小说除了个体生存和命运抗争,除了爱情渲染和亲情描摹之外,还写到了政治。路遥似乎想缔造一首史诗,他的崇高精神里不可避免带有人民性崇高的痕迹。在真挚的情感投入中,路遥描述的社会历史长卷尚缺少更清醒、更深刻的历史意识;在激情澎湃的叙写中,粗糙的审美情绪中包含了红色审美逻辑的污染痕迹。路遥的劳动美体验除了个体性崇高以外,也带有红色审美方式的伤痕,路遥写一个荒唐的时代,却没有超拔出那个时代;他描写永恒的劳动精神,把它当作可以延续的超历史的东西,在描写这种延续时,他的审美品格也感染了一些工具性毒素。路遥身后,90年代后半期,城乡结合部的生活状况再次进入了作家们的表现视野,这就是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但是,相对于路遥人性与诗性探察相结合的努力,他们的创作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路遥在苦难体验中对党性崇高所做的人民性和个体性移植,在莫言的审丑意识中变为一种

“艺术的野性反抗”[5](P113)。80年代的审美形态中因为有了莫言而格外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小说叙事中贯注的具有生命意味的审丑行动。

莫言最初的小说是想区分审美体验中的不同层次,当他在《民间音乐》里用音乐把小瞎子和花茉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春夜雨霏霏》中的那种单薄的纯美,将丑纳入小说叙事,以补充审美层次,提升审美境界。与音乐相连接的自然景象提升的审美世界映照着人世间的美丑,小瞎子在马桑镇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们欣赏畸形与缺陷的邪恶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净化了”。《红蝗》中,审丑意识充斥叙事全过程,审丑和审美糅合在一个叙事空间。而能够给这种糅合提供和谐的可能性的,只有生命的流动。在狂欢式的生命感受中,莫言对野性、血性、族性的膜拜充斥了更加狂放的生命力,力图在审美感受上回到本原。莫言在充满哲思和诗意的美妙乡间景致中写四老爷的排泄,这种强烈的反差渲染出极为个性化的叙事情绪,生命的个体意志在审美行动中宣泄出来。在自然景物的衬托中,丑陋实际是作为一种审美体认对象纳入了审美活动中,叙事为丑提供了美的审视景致,并依靠生命和故乡的赞颂糅合在一起。莫言的狂欢在对历史的个性体认中实现了审美习惯的颠覆,但并不刻意表现为反语———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深刻的小说修辞意义上的反讽。所以,莫言没有对故乡人事抱以启蒙姿态的批判立场,他不是回归到“鲁迅风”式的乡土精神,倒是更多回到了沈从文式的生命体认,回到田园牧歌中去了。

但是,《红蝗》并不是止于生命本真的牧歌情怀,它的“自然丑”的美感转换在“一定的语境范畴内是可以赋有特定的内涵的”,[6](P181)当小说将一片热土作为一种生命感受的支撑的时候,如果他混淆了美丑、达到了审美的个性迷狂境界而没有驳讦和嘲弄,那么他的野性的反抗究竟将潜在的矛头指向了哪里?当太阳从荒地东北边缘上升起时,叙事人站在家乡的荒地上,“感到像睡在母亲的子宫里一样安全”。四老爷一个美丽如梦幻的春天的情事被叙事人用第二人称讲述出来,小说的家族叙事已然很牢固地挂靠到生命体认系统的家族中去了。在几近于人类意义的生命感悟中,叙事人认定“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的世界是个完整的世界。与苦难和丑陋相对应的批判力度被生存关怀和文化审察消弭到了底线以后,这种激进的审美行动到底对抗了什么?革命的“崇高”景象在鲜活的个体生命面前成为一挂皮囊。从这个巨大而又漫长的骗局中醒来的作家,不再对革命意象的各种载体报以纯美的注视,而是拥抱了能够给他们真实感、甚或是慰藉的丑陋事物。拉美文学“爆炸”和中国小说审美的历时激变产生了共振。正确认识这个时期小说的审丑冲动,契机也许隐藏在对一个审美生态转接期的历史回眸中。莫言的审丑式审美取向在《红蝗》之后便回潮,走向中庸,偶尔闪露着他不安分的审美天性,但再也没有达到《红蝗》那样的审美迷狂;韩少功意识到“油菜花的灿烂金色,意味着我们追肥时的臭味烘烘,意味着我们收割时的腰酸背痛和血泡满掌,意味着油榨房里没有尽头的吱吱呀呀碾磨声,还有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的当当榨响”。(《昨天再会》),不会体认到路遥式的崇高。情绪就在红色审美幽闭的突然性释放中爆发出来,这种爆发冲撞了庸常的美学逻辑:“丑本身不会激起审美情趣,丑只有在经过变形,经过对照、经过谴责之后,才可能激起审美情感。”[7](P141-142)在莫言那里,审丑情绪可以理解为愤激潜流的疏泄。莫言们的审丑不是审美的艺术变形,不是审美技术的提升,不是追求思想对阵,而是一种诗性的情绪化的矫正。红色审美幽闭后的审美生态空间需要这样一些“文学顽童”来恢复它窒息太久的生机与活力,真正能够标本兼治的药方只能是加强审美对抗力。

80年代文学已经获得了一段历史距离。它所留下的光荣和遗憾已经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对80年代文学而言,在文学个性追寻和艺术诗性救赎中,再没有比一场先锋性的审美革命更好的策略了。

参考文献:

[1]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2]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丁帆.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A].文学的玄览[M].北京出版社,1998.[7]童庆炳.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第二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小说创作

国统区小说创作 茅盾：《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走上岗位》、《锻炼》等小说 张天翼：《速写三篇》包括《华威先生》(1938、2发表于长沙)、《谭九先生的工作》、《“新生”》

（1938、11）、《金鸭帝国》（1942、1）

沙汀：《防空——在勘察加的一角》（后改名为《防空》）写于四川

《在其香居茶馆里》1940、12

“长篇三记”：（《淘金记》(1941年秋)、《困兽记》、《还乡记》）

《磁力》、《奇异的旅程》（即《闯关》）

《堪察加小景》后改名为《一个秋天晚上》

短篇小说集：《呼啸》、《播种者》、《医生》

艾芜:《丰饶的原野》》（由三个系列性的中篇《春天》、《落花时节》和《山中历险记》组成，写于成都）、《秋收》、《纺车复活的时候》

《山野》和《故乡》，以及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短篇小说《石青嫂子》。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财主的女儿 们》、《卸煤台下》、《何绍德被捕了》、《王兴发夫妇》、《老的和小的》、《英雄的舞蹈》、《谷》、《旅途》、《人权》

沈从文：《长河》； 冯至：《伍子胥》；

萧红：《呼兰河传》《旷野的呼喊》、《朦胧的期待》、《孩子的演讲》、《马伯乐》； 汪曾祺：京派回忆性小说《老鲁》、《鸡鸭名家》；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大地的海》、《螺狮谷》、《风陵渡》 王西彦：追寻三部曲（长篇《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老舍：《四世同堂》（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组成）巴金：《憩园》及《寒夜》、《第四病室》、《火》三部曲

王西彦：《古屋》短篇集《夜宿集》、《乡井》、《乡下朋友》、《还乡》等，“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等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 郁如：《遥远的爱》 黄谷柳:《虾球传》 穗青:《脱缰的马》

汪曾祺:《邂逅集》(包括《复仇》、《老鲁》、《鸡鸭名家》、《戴车匠》等)骆宾基：《幼年》（又名《混沌——姜步畏家史》、《乡亲——康天则》、《红玻璃的故事》

解放区

赵树理代表作：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罗汉钱》；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

孙犁：《荷花淀》、《芦花荡》、《麦收》《荷花淀》（散文、小说合集）、《芦花荡》、《嘱咐》、《采蒲台》、《白洋淀纪事》（散文、小说合集）等和中篇小说《村歌》，康濯的代表作是《灾难的明天》和《我的两家房东》，孔厥的代表作是《受苦人》和《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刘白羽的代表作主要有短篇集《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红旗》和中篇小说《火光在前》 邵子南的《地雷阵》、华山的《鸡毛信》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子弹》；中篇小说《在医院中》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延安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区 马加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

欧阳山的《高干大》 柳青的《种谷记》 草明的中篇《原动力》 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

沦陷区

张爱玲：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长篇小说《十八春》等，电影剧本《多少恨》、《太太万岁》，以及学术专著《红楼梦魇》等。代表作品：《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二炉香》、《自己的文章》、《公寓生活记趣》等。上海 钱钟书：著有小说《围城》《人.兽.鬼》（包括《上帝的梦》《猫》《灵感》与《纪念》）

师陀：《无望村的馆主》、《果园城记》、《结婚》、《马兰》

苏青：《结婚十年》

梅娘：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短篇《鱼》、中篇《蟹》。张恨水：《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讽刺小说和《水浒新传》、《秦淮世家》、《丹凤街》

徐訏：《鬼恋》、《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长篇小说《风萧萧》等。孤岛上海

无名氏：《露西亚之恋》、《龙窟》、《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

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杭州

第三篇：初中语文小说审美教学探讨论文

摘要：在新课程环境的基础上，初中语文教学以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迈向以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及审美观念为主的全新教学模式。初中语文小说教学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其可以提高学生对自身所处社会的了解认知程度，还能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及良好的道德素养。本文就以新课程环境的背景下，并浅析了目前我国初中语文小说教学现状，对并初中语文小学审美教学进行了全方位探讨。

关键词：新课程环境；初中语文；小说审美教学

小说教学在语文教学课堂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也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部分。在新课程环境下，初中语文教学怎样才能发挥出小说审美教学的重要性，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及学生的审美素养是非常重要的。在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了解到有部分学生完全忽略了语文课文阅读，这就使得学生在语文小学学习中无法提高自己的欣赏能力，学生也不能够全方位的发展，使初中语文教学失去了原本的目的，所以探讨初中语文小说审美教学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１浅析初中语文小说审美教学现状

１．１审美观念受到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其审美观及价值观也有所改变，当然我国初中生也不例外。由于人们的审美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小说也是在特定的时代下才完成写作的，所以小说中的审美标准就会表现的比较单一。在目前这个追求不同审美的时代下，就导致了小说发挥不出自身的审美因素，这也使广大初中生接受不了小说中的审美。

１．２小说中的美无法充分表现：

在对我国初中语文中的小说进行了解之后发现其中的古典小说篇幅都过长，由于课堂中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学生还没有理解小说中的真正含义就下课了，使得学生在学习小说的时候不能发生思想上的碰撞，理解不了小说所要表达的情感及其中的美。

１．３小说的发展空间受到压制：

由于初中生升学导致自身压力过大，并且受到传统教学的因素，部分初中语文教学就缩短小说教学时间，只追求升学考点教学，使得学生不能理解小说中的含义，严重压制了小说在学生心中的发展空间。［１］

２初中语文小说审美教学的必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教学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在新课程环境下，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小说审美教学的意义也越来越突出。开展有效的小说审美教学，不仅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效率，还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初中语文教师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教学，使学生从小说中培养自己的审美观，在此过程中也增强了自身的观察力。另外进行语文小说审美教学，还可以提高学生对小说的阅读能力和鉴赏能力，也可以通过阅读一些有价值的小说和文章，并结合自身的情况和特长，从而更好的认识美，培养自身完善的审美思想。

３初中语文小说审美教学探讨

３．１进行想象教学，有效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在新课程环境下对初中语文小说审美教学来分析，要想能够提高审美教学效率，就要使教师能够知道语文小说审美教学的重要性，这样才能使教师能够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在此之中还可以设计一些审美教学活动，使学生的视野不仅仅只停留在语文基础知识中，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才能培养学生的语文审美能力。所以语文教师要根据自身情况和学生的情况来制定有效的审美教学计划，进而培养学生的语文小说审美观念。比如教师在进行《故乡》这一文章教学时，教师可以使学生开动自己的大脑结合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进行想象。这样学生展开对美的联想，并且从中感受到大自然的各种美。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叙述自己觉得哪里最美并结合课文，使学生对于美有一个意识，才能更好的理解课文中的内容及含义。通过此方法，使学生结合自身的想象来体会小说中的已经，这样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２］

３．２使学生结合自身生活，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在新课程环境下，语文教师理应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制定全新的教学方式。比如可以将小说中有关美的情景延伸到课外，并结合自身的实际生活，来提高学生的学生兴趣，使学生可以了解小说中的情感内容。其实小说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小说中也包含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美。所以将小说教学结合现实生活，这样既可以将小说审美教学的目的充分发挥，还能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两全其美。在语文小说教学过程中贯穿实际生活情景，这样有利于学生感受其中的美，还使学生的学习视野从课堂扩展到了课外，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小说审美能力，还提高了初中语文的教学质量。

３．３引导学生进入到小说中，体会小说中的情节：

作者在创作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的时候，在情节方面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小说中人物的形象及小说的情景也也离不开小说情节。小说情节可以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明显，使读者心情可以跟着小说情节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进入到小说中，感受小说人物中的心境。比如《空城计》这篇小说，由故事的开端到故事的高潮，再到结尾，他的情节设计是比较跌宕起伏的。那么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在小说中进行探索，也可以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让学生能够自由讨论，使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体会到小说中的含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能体会到小说中蕴含的美，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３］

结束语：

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小说审美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小说的理解能力，还能提高语文教师的教学效率。在新课程环境下，初中语文教师应该改变传统得教学模式，实现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从而培养学生的小说学习能力。所以，在小说审美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能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体会到小说中的美，实现初中语文小说审美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１］旦正吉，代青卓玛．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初中语文小说审美教学研究［Ｊ］．赤子：上中旬，２０１４（１０）．

［２］张霞平．基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初中语文小说的审美教学探究［Ｊ］．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２０１６（２５）．

［３］袁贞明．新课程改革下的初中语文小说的审美教学研究［Ｊ］．读与写：上，下旬，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第四篇：按照创作年代划分的小说

按照创作年代划分的小说 1.古典小说

古典小说萌芽于先秦，发展于两汉，雏形于魏晋南北朝，形成于唐代，繁荣于宋元，鼎盛于明清。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时期：

（1）先秦两汉时期：当时社会出现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成为古典小说叙事的源头。神话传说已经具备人物和情节两个基本因素，散见于诸子百家书中的寓言典故提供了借鉴经验，历史著作有比较完整的结构、人物形象和历史背景。（2）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严格意义上说这仍然算不上是小说，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形。《世说新语》也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里面收集了许多短小精悍的小故事。（3）唐朝时期：古代小说的发展趋于成熟，形成了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由此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唐代三大爱情传奇是此时期的标志性作品。（4）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兴起，给小说创作带来深厚的土壤。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形成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

（5）明清时期：小说开始走上了文人独立创作之路，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增强。《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明清这一段时间内涌现了无数的经典之作流传于世。如明代四大奇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清代的《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聊斋志异》等。明董其昌《袁伯应（袁可立子）诗集序》：“二十年来，破觚为圆，浸淫广肆，子史空玄，旁逮稗官小说，无一不为帖括用者”。2.现代小说

现当代小说的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乃是五四运动的先导（时间从1915年-1919年），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第一时期为民国时期，即1949年以前，是小说的多元文艺复兴阶段。

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社会各种思潮流行，舶来文化冲击传统文化，中国小说的发展出现多元化，各类小说题材涌现，其中现代言情小说的发端鸳鸯蝴蝶派就出现在此时。正统小说的代表性人物有“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晚清民国报纸兴起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上佳的舞台，报纸通过了连载小说招揽人气，小说家通过报纸赚取稿费。近现代几乎所有著名的小说家最初都是从报纸上连载小说开始，从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到鲁迅再到当代金庸。

（2）第二时期为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即1976年以前，是小说的阶级斗争阶段。

这一时期的大陆小说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同时，这一时期的大陆文艺青年经历了重大的人生转变，命运的沉浮、多视角的阅历以及对价值的思考，为下一个时期的辉煌埋下了伏笔（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人生转变就在这一时期）。而在港台，这一时期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发展到了巅峰，分别产生了琼瑶时代和金庸时代。

（3）第三时期为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时期，即2003年以前，是小说的反思和蜕变阶段。

这一时期的大陆小说展现了强劲的生命力，文革结束，对外开放，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对过去的反思，对未来的向往，传统和新时代的撞击，使得小说界出现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以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为代表文革后作家，在此期间创作了许多经典作品，莫言更是凭借在此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和影响力，在2012年获得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4）第四时期为2003年至今，是小说的“表性”网络文学阶段。随着网络普及，网络文学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书写和传播模式，使小说的发展更加多元，80后90后的生力军开始步入文坛并展现了惊人的创作能力。以起点为代表的武侠玄幻小说作者群和以晋江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作者群（四小天后、六小公主、八小玲珑）的整体出现，标志着网络小说已经成为主流文学之外的又一创作主体。

第五篇：读小说《狐惑年代》有感

读小说《狐惑年代》有感

原创： 魏峰

今年看的小说不多。朋友半个月前给我推荐了一本《狐惑年代》，我也只是这两天才看完。看完不禁有些拍案叫绝，于是忍不住写写读后感。

作者是甘露春，职业是心理医生，而且是国内著名心理医生。以医生身份（尤其是心理医生）写小说，应该说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特别是在洞察人物心理、把控心理走向方面。鲁迅就是学医出身。他仅是学过医，根本就没当过医生，对中国人的心理刻画就已经是入木三分了。毕淑敏也是医生出身，所以毕淑敏的写作具有医生般的缜密和细腻。

《狐惑年代》的封面推荐词是这样写的：这是一部中国崛起背后众多男女的心灵史，他们幻想功成名就却陷入精神虚无，病与祸由此而生。不合情理中的合理结局，高潮迭起，震撼心灵。

我觉得这个推荐词是十分恰当的。

小说由两个女病人先后找“我”咨询心理症状而展开，为我们讲述了珠三角某地两个堂姐妹家族的悲欢离合。叙事宏大，从解放前一直讲述到本世纪初，但重点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触细腻，穿插了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其中不乏一些专业的心理分析；情节曲折，充分阐释了“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的人生哲学；地方特色浓郁，大量的语言、场景都来自珠三角和澳门。作者其实是云南人，大学毕业后来中山市工作，现任中山市某医院副院长，却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改革开放浪潮下的岭南生活画卷，其中还包括不少商战、黑帮桥段，表现了作者非凡的观察能力和素材积累能力。

在叙事方式上，作者选取了夹叙夹议的方式。这更有利于作者通过讲故事来向普通公众普及心理学常识。从这个角度讲，这个故事其实也也是一部生动的心理学教材。通过这个故事，作者苦口婆心地劝导读者如何面对挫折、如何面对成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成员关系，又通过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试图给读者带来关于福祸相生、命运轮回的启示。

在故事结构上，作者也表现出了自己的良苦用心。两个主要人物的线索时而分头并进，时而交织纠缠，读来让人兴味十足、欲罢不能。结尾还留下了巨大悬念，让人不得不猜测主人公的命运到底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幻。但无论哪种结局，仔细想来，其实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它的文笔可能还不够老到，甚至有点过于朴实，但它的人物、它的结构、它的思想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心理学知识，都足以证明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都市题材心理分析小说。因此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