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的思考

关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的思考

[摘要]

[关键词]

关键词是供检索用的主题词条，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一般列3～5个，按词条的外延层次从大到小排列。关键词之间以“；”号间隔。

从前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首先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到原苏联、东欧国家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相继丧失政权，他们的改革之路曲曲折折地走了40年。回顾这些国家的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最后的结果为什么导致共产党纷纷倒台?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深层次思考，总结他们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增强忧患意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自觉提高执政能力的出发点。正如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强调:“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

（一）改革过程

（1）前南斯拉夫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赫鲁晓夫改革）

前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始最早的国家，他们首先感受到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带来的弊端:经济上产生了生产、交换和分配中的变形现象。由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体制僵硬，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生产者对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很不在乎，造成产品质量低劣而且品种单调。由于劳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劳动成果相脱节，盈利与否与劳动者本人毫不相干，旷工、浪费等不良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同南斯拉夫多民族的共同体结构发生了冲突，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常常是偏向一些民族而损害另一些民族。这种体制还导致官僚主义。另外，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将南共排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外 [4]。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加上国内自然灾害严重，把南斯拉夫推到了极其险恶的处境之中。别无选择，铁托坚定地表示:”探索我们的道路“。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的抉择。

1950年6月27日，南联邦会议颁布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 合组织的基本法》[5]，将国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由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企业改变为由工人直接管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实行权力下放，精简联邦国家机构，扩大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2.发扬基层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范围;3.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发挥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作用。

（2）以原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改革。

在1965年进行了由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领导的改革，主要是在城市、工业中进行。柯西金改革与赫鲁晓夫改革有很大不同，这次改革是经过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的。首先是理论上、舆论上的准备，主要表现在1962年9月开始的围绕《计划、利润、奖金》 [7] 一文进行的所谓”叶·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其次是在莫斯科等城市选择若干企业进行新的计划制度、经济刺激方法的试点。第三，在学者、经济工作者提出的各种建议以及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综合的改革方案。柯西金的改革着眼于扩大企业自主权。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是在196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的主要特点和内容有三:一 是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实行全面改革;二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主题，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立权力制约机制、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三是在经济改革方面也主张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可惜这场改革没进行多久，就葬送在苏军的坦克之下。

（3）在原苏联、东欧诸国家中，以波兰的改革最引人注目。

波兰的这次改革是发人深省的。当年爆发”波兹南事件“ [8]，人民拥戴哥穆尔卡上台改革，而到了1970年”12月危机“ [9]，则因为他的倒退而被人民赶下台。临危受命的盖莱克开始了波兰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体制改革。

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工业各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新成立的大型经济组 织--联合公司。除出口、国内市场供货额、投资最高限额这三项指标外，国家取消了向企业下达的其他所有指令性指标，并首次废除了中央规定企业工资基金定额的作法，由联合公司充当扩大再生产的组织者。这同以往那种由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了解甚少、往往下达主观主义色彩很浓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的主管部直接管理企业的老办法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

（4）20世纪80年代，原苏联、东欧掀起了第4次改革浪潮。

这次改革一是声势大，改革成为原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的中心课题;二是改革由局部转为全面，政治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三是在改革过程中，旧的矛盾不断暴露、激化，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四是西方国家介入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变得日益突出。

最引人注目的是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在1985年3月接任总书记后，特别是苏共二十七大以来，在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上主要是:”允许发展合作经营和个体经营，认为这是对集中的计划体系的补充，明确地允许企业摆脱计划体系的束缚，走自主管理和自负盈亏之路。“ [11]但是，由于缺乏通盘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坚定不移的果断行动，经济改革的推行和新的经营机制的建立出现了严重的间断。行政命令体制一方面适应着改革的某些需要，一方面继续束缚经济的发展。庞大的管理机构抵制推行经济核算及其他进步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现象、坐享其成心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仍未克服。政治上则一步一步地推行了一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要害是:”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放任和鼓励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展壮大。结果，便导致苏共逐渐变质，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

（二）对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反思。

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是: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第二，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各项改革;第三，结合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发展过程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联系的对比中总结经验。我们在反思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必须依据这些基本原则。

（1）对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反思。

1.赫鲁晓夫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性分权问题。第一，把部门管理变为地方管理，实质上这种权力下放只是行政性分权，它是在保持国家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总框架下，在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中分权，依然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用经济杠杆，协调利益关系来引导企业的经营。这种做法，虽在短时间内对地方和部门有利，但它会导致市场割据和保护主义盛行，会严重阻碍各地方、各部门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造成地区间、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和稀缺资源的错误配置，损害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到头来也不利于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权力下放，要从行政性分权为主转变为经济性分权为主，即在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个层次划分经济权力。宏观经济的控制权必须集中在中央，包括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外汇收支三个总量，由全国集中统一协调。中央政府集中行使调整、稳定经济和收入再分配的职责。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指导下分担区域性的产业结构规划和指导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并分担一些收入再分配的职责。生产经营决策权则应落实到企业。

尽管赫鲁晓夫改革的具体路子没有抓住要害，因而失败了。但这次改革打破了原有体制完善无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从而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进行改革，探索更好改革的途径。这对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总的说来，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拓意义大于实效。

（2）20世纪60年代柯西金改革没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体制的框框，因而导致失败。

第一，1965年改革只是在原有体制模式的基础上做一些局部的改进，而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使得旧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把它掩盖，拖延和积累下来，结果问题越来越多，这导致了苏联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所以，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只采取一些修补措施，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这种改革目标的局限性，是1965年改革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其次，孤立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相应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领域中进行改革，结果经济体制改革淹没在官僚主义之中。

（3）前南斯拉夫改革受挫的教训主要有:

第一，前南斯拉夫针对原有的国家高度集中管理经济的体制弊病，提出了国家经济职能首先消亡的理论，要求国家把经济管理权逐步而且最终是彻底地下放给企业，企业实行自治，经济管理彻底分权化。它忽视了经济管理的下列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来协调和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为微观经济的经营活动创造正常条件。前南斯拉夫在放弃经济管理的同时，没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取代国家担任这种社会中心的职能，结果宏观经济失去控制。

这就告诉我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出发点和基本目的。不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而是把已经确定下来的政治原则、理论原则贯彻到底作为改革的目标，必然使改革走上邪路。二是改革必须全面地体现现代化大生产对经济体制提出的要求，不能有片面性。根据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经济体制应该既能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又能发挥微观经济的积极性，两者不可偏废。前南斯拉夫的改革，问题在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体制始终限于片面性。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一种片面性:过分强调集中，忽视了企业的积极性，强调计划，否定市场的作用。改革以后则陷入另一种片面性:只讲市场，不讲计划，只讲微观经济的动力，不讲宏观经济的平衡，只讲主观精神，不讲协调等。前南斯拉夫出现的问题不能说明不应该改革，而是证明不是任何改革都是对的，改革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必须选择正确的目标模式。如果这方面有偏差，经济运动机制将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篇：东欧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概况

东欧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概况

武树帜 郭才

2012-1-8 14:37:48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6期

5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为摆脱原苏联中央集权型计划管理模式的束缚，先后进行了经济改革。本文就东欧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情况及其后果简述如下：

一、收人分配制度的改革

1·在企业纯收入的分配上，企业有愈来愈大的分配自主权，最终能呼决定企业留利划分为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

南斯拉夫从50年代初实行工人自治制度以来，就逐步实行自治分配管理体制。到60年代，工人在收入分配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企业有权让工人自主决定和支配全部劳动收入，其中包括自主决定企业剩余利润划分为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70年代以来，随着 企业内部“工人自治”扩大为“社会自治”，使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社会化，工人不仅直接管理和支配单位的生产和分配，而且还直接参与管理整个社会收入的分配，在整个社会领域内实现了劳动者和分配者的直接结合。匈牙利自50年代末以来，就不断调整分配关系。1968年全面进行经济改革，国家仍控制企业利润划分为发展基金和分红基金的比例，但从1976年起，国家允许企业有权把经过各项扣除以后的剩余利润自主划分发展基金和分红基金的比例。保加利亚从1982年起，允许企业有权分配总利润中作了各项扣除以后的剩余利润。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则与苏联类似，企业有权分配从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但总的 分配权限仍由国家掌握。

2.在工资的分配上，逐步加大市场调节的份盆。

从工资改革的实践看，东欧国家职工劳动报酬受市场调节的程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南斯拉夫。职工的个人收入(已取代“工资”概念)完全受市场、价格因素的调节，职工收入水平由企业总收入水平决定，政府只通过税收、信贷等手段对个人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类似，职工的个人收入水平同样取决于企业的总收入水平，但规定总收入作各项扣除后的最终余额不能全部用作企业工资基金，其中一部分必须以税收形式上缴财 政。第二类是匈牙利。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基本工资指标由国家统一制定，但基本工资的增长额可与企业的经营成果挂钩，采取两种工资形式，即按劳动生产率指标调节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工资可增加0.2—0.4%)和按净产值指标调节工资总额(净产值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加0.3—0.6%)，可变工资(即分红基金)则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果，直接受利润的影响。第三类以苏联为代表，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以集中规定的计划工资基金为主，保持基本工资的稳定，以奖励基金为辅，它受企业最终经营成果的影响。这些国家注重把奖励工资控制在总工资的30%以内。

3.工资外收入约占居民收入的1/3左右。

东欧国家改革以来，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所有制结构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但居民的工资外收入在逐年增加，从居民存款增长与工资增长比较即可看出。整个60—70年代，保加利亚居民存款指数年增长是实际工资指数年增长的5.02倍；匈牙利为7.邻倍，波兰为6.58倍，捷克为4.84倍。到80年代，这种反差还在拉大。1981—1987年，匈牙利的实际工资指数每年比1980年减少2.75个百分点，居民存款指数年增长为10.17%，1981—1988年，波兰的实际工资指数每年比1980年减少16.25个百分点，居民存款指数年增长高达28.64%。工资收入已不能反映居民的真实收入，工资外收入约占居民收入的1/3左右。

二、收人分配关系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东欧国家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有更大的分配自主权，个人收入有较大的提高，刺激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一些国家在改革初期都有一个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阶段。但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尤其是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国家经济改革累积的矛盾和问题愈益显露出来，终于使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从收入分配关系变化对经济发生不利影响的方面来奢，主要有以下几点：

1.消费基金增长超越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南斯拉夫1953—1965年全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同期职工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5.1%；1979年劳动生产率增长3.3%，同期职工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

3.9%，1979年以来因通货膨胀持续加剧导致职工实际收入呈负增长。1970—1981年波兰职工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持平，1982年以来，职工实际工资收入因通货膨胀加剧而下降。

2.企业高消费、低积累、高投资，导致信用膨胀、外债剧增。

7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企业纯收入中60%归企业分配，其中个人收入又占70%以上，1983年高达79.6%。企业消费基金高了，积累基金自然就少。1976—1983年企业积累率只有俨.6%，1978年为9.7%，最高的一年1981年也只有18.8%。企业积累低，只得向银行贷款，截至1980年，银行贷款总额达30000亿第纳尔，1978—1982年还动用流动资金贷款3500亿第纳尔，进行长期投资，相应挤占了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需求。国内贷款不足，企业可直接向外国举债，投资中约有1/3为外国借款。到1981年底，南外债已达208亿美元，人均外债900多美元。波兰推行“高积累、高消费、高速度”的战略方针。整个70年代的积累率平均

在30%以卜，1974年高达37.2%。积累基金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部分占60%以上，基建投资约占财政支出的70%，1973年达78.6%。从消费来看，整个70年代，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9.7%(包括年通货膨胀率3%的因素)，加上各种福利为

11%(不包括第二职业收入)，同期消费资料增长率平均为7.5%，商品零售额增长率仅为3.5%，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有关指标。1980年危机后更为严重，靠发票子提工资。在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工资却大幅度上升，到1984年，居民手持货币达5000亿兹罗提，造成金融混乱。波兰投资率一直高于积累率，1973年在建项目过多，积累率为34.8%，投资率高达78.6%，为积累率的2.26倍，1979年把积累率压到25.3%时，投资率仍达57.9%，为积累率的2.29倍。1970年，波兰外债仅为11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1981年高达262亿美元，后虽一再压缩进口，刺激出口，到1983年尚有237亿美元外债。匈牙利始终未放弃对工资增长的宏观调控，但因居民1/3以上的收入来自第二职业，故对职工实际收入增长难以控制。匈牙利的投资膨胀比消费膨胀更为突出。整个70年代，匈积累率平均为27.4%，但投资率(投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高达40%，投资率为积累率的1.46倍。匈牙利也积极举借外债，因未充分估计到国际市场贷款行情的变化和国内清偿贷款能力而使外债剧增，到80年代，匈外债总额达180亿美元，人均外债1700多美元，居东欧国家之首。

3.总量失衡，给沟失调，效益低下。

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使国民收入一直处于超分配状态，造成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供需总量失衡。南斯拉夫从60年代以来超分配约占国民收入生产额的110—125%。1979年发生危机后，南共中央执委会主席德鲁洛维奇说，南1979年投资额占国民收入的35%，共同消费占38%，个人消费占60.8%，作为联邦和地方预算支出的一般消费占25帕，合计为158.8%，超分配达58.8%(尚未包括增加流动资金和储备)。波兰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比例，1973—1979年平均

为5.1%，到1980年爆发危机时，还有3.6%。波兰前总理盖莱克认为，他们的间题在于国民收入超分配。这些国家投资率很高，但投资效益低下，投资结构不合理。南的企业、共和国均可自行决定基建项目，形成重复建设、盲目建设。1979年全国工地多达28729个，每个工地平均不足20人。进口设备开工率只有60%，每增长1%的产值要增加1.6%的原材料，而原材料和石油两项有75%依赖进口。

4.通货膨胀爆发，经济增长减缓，居民实际收入下降。

通货膨胀是财政、金融、贸易、债务、价格等因素恶化的综合反映，当各项因素累积的矛盾 交织在一起时，通货膨胀就会爆发，南斯拉夫和波兰表现最为突出。南国家预算收入在1965—1971年均以18.2—38.3%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陡降到1.6%。1976年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增发5.6%，1978年又增发28.0%。1970年外贸收支逆差10.9亿美元，1975年猛升到35.5亿美元，外汇比价也猛跌。80年代进入偿还外债高峰期，每年还本付息都在40—50亿美元，占每年出口外汇收入的45—50%，偿债率大大高于25%的警戒线。7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率就在两位数，1977—1979年高达24%，以后就只升不降。消费物价指数1950年为100，2986年达到1312，平均每年上涨53.6%。1987—1989年平」年每年上涨344.3%，跃居三位数。波兰1970年实行“三高政策”，1980年出现危机。1980—1987年，波兰财政预算收支年年出现赤字，连同外债收入形成的软赤字在内，财政赤字占预算支出的比重年均13.71%，超过国际公认10%的警戒线，货币流通量1977年比上年猛增20.5%。外贸收支1970年尚有微弱顺差1.3亿美元，1975年出现22.6亿美元逆差，兹罗提对美元的汇率急剧下跌。外债从1970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00亿美元，猛增了20倍，到偿债高峰期时，每年必须拿出出口外汇收入的45%(相当于对西方出口的全部收入)用于还债。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消费物价指数1975年比1970年上涨13.3%，1980年比1975年上涨34.1%，1986年比1950年上涨363%，1989年比1986年上涨591%，1950—1989

年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涨47%，仅次于南斯拉夫。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从1987—1989年进入两位数，年均13.9%。

整个80年代，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骤然下降。从1981—1985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来看，东德为3.1%，捷克斯洛伐克为2.0%，波兰为3.0%，匈牙利为0.8%，罗马尼亚为4.4%，保加利亚为3.1%，南斯拉夫为0.5%。1986—1990年年均增长速度依次为3.1%，1.0%，-0.7%，0.0%，-0.8%，0.2%，-0.7%。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东欧一些国家职工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南斯拉夫80年代的实际个人收入已降到70年代初的水平。波兰、匈牙利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在80年代也呈负增长。

第三篇：前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前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进行对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前，我们必须简要地介绍一下斯大林模式，它对苏联体制的影响，贯穿了几乎整个苏联的存在时期。很多苏联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它的体制上找到根源，而整个苏联时期高度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模式，都可以说是在斯大林模式下影响的产物，尽管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虽然有所改革，但却始终未触及到最根本的中央集权和国家干预，而中央集权和国家干预正是斯大林模式的核心内容。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政治方面的表现

1.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第一，国家的权利高度集中于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共产党是整个国家的领导力量。

第二，党的权利高度集中于中央，当党内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而党中央机构则拥有广泛的权利。

第三，中央的权利高度集中于个人，所谓党的权利高度集中于中央，并不是集中到中央委员会，而是更多地集中到政治局，尤其是书记处，最终就形成了由总书记个人专权的局面。2.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

当时由党集中统一管理干部和自上而下任命干部，规定了三条标准：政治标准，业务标准和年轻化标准，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与党政干部高薪特权阶层的行程紧密相关。3.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

由列宁亲自设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斯大林时期独立性基本消失，职权范围大大缩小，体现在两个方方面：第一，中央监委与中央委员会的平行地位丧失了；第二，检查机关领导人由选举制改为任命制。检察机关的作用因此变得极其有限，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失去了自下而上的监督。

4.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

前身是在列宁时期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到了斯大林时期，由于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体制，国家安全机关也就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在地位上凌驾发展成为了滥用专政职于党和国家之上，不受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特殊机关。

（二）经济方面的表现 1.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

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高度集中于中央，绝大部分企业都由中央直接管理，国家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有全面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品。

第二，职工缺少民主管理的权利，国营企业的职工并没有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利，只有建议权和形式上的监督权。2.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第一，计划具有法律效力的指令性。

第二，计划具有无所不包的广泛性。

第三，计划具有高度集中的统一性。

第四，计划完全排斥市场调节。3.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方法 国家通过层层行政机关，广泛采用具有强制性质的行政指令和决议，对全国的企业和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4.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第一，突出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第二，追求数量增长的高速度，为了完成指令性的任务而不计成本代价（有点像我们的大跃进）；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由国家集中一切资源，优先满足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需求

斯大林模式同时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局限性的两面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更多地体现出了它的合理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更多地体现了它的局限性。

（一）历史合理性和进步作用

1.斯大林模式适应了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

2.斯大林模式适应了落后国家求生存谋发展的迫切需要

3.斯大林模式巩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 4.斯大林模式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历史局限性和消极作用

1.民主范畴过于狭隘，容易产生个人专权

2.经济上管得过死，总体效益较差

高度集权体制只发挥了一个积极性，即中央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地方、企业和职工却没有这种积极性，从上到下把一切都管得过死，以致整个经济都缺少活力，只能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结果导致速度高而效益差，数量多而质量低。苏联经济的发展进程表明，高度集中是英语经济粗放型发展时期的需要，因为这一时期主要是为工业发展打基础，追求数量增长，并保证国民经济重点部门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大、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高度集中的体制就越来越不适应形势了，再怎样合理的经济学分析都无法把资源最优化最合理地分配到需要它的每个角落，在这个时候市场分配比指令性计划更有效更合理。因此，高度集权体制在战后苏联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

3.斯大林模式被理想化、固定化 斯大林在战后继续坚持现行体制及其政策，并把它们理想化，斯大林在战后不仅全面肯定了战前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提出再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后来的冷战美苏争霸时期，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继续成为了前苏联优先发展的工业），斯大林甚至

还走得更远，他不仅把现行体制理想化、固定化，而且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样板，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

4.斯大林体制过于僵硬，缺乏自我调整能力，甚至连一些应急的变通、调整和改革的能力都不具备了，对现行政策与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这向来是政权上层领导集团与社会下层群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产物，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先后经历过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体制三个模式，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都是一种短暂的、不成熟的体制，而斯大林体制则是一种成型的、持续时间很长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其作用和影响显然不能同前两者相提并论，斯大林体制存在严重弊病，但它后来却不断地被理想化、固定化，于是，斯大林体制就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即体制过于僵化，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虽然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其他苏联领导人曾花了很大力气进行调整和改革，但斯大林体制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高度集权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这就使得改革难以深入，体制僵化的状况也很难加以改变。结果是，斯大林体制那些曾经是进步的部分，在二战之后都在逐步走向方面，发挥消极影响。

从理论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那就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因内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演变的外部条件。因此前苏联解体是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而且内部原因是主要原因。

内部原因一：经济困难

经济困难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正依靠高新科技的力量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出现了经济困难。进入80年代，苏联已经完全丧失了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又是，其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比重也呈下降趋势：1970年为11.4%，1985年为10.2%。其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也在扩大。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总额相当于美国的67%，而1985年这个数字已经降至66%，1987年又进一步下降为64%。到了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任的时期，苏联已经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其国民生产总值不仅低于美国，而且也低于日本，综合国力大大下降。在苏联经济日益困难的同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高科技的发展为经济注入了强心剂，使它们的经济从80年代初期的萧条中摆脱出来，并取得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苏联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从而为敌对实力煽动群众、制造**提供了条件。

内部原因二：特权阶层对党和国家侵蚀

干部阶层蜕变为一个与人民对立的特权阶层，而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倾向于牺牲下层人民的利益来解决上层权贵的问题，这使得人民与党形成了鸿沟，出现了人民对与党的信任危机和对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信仰危机。

特权阶层的形成：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苏联各级党政干部拥有了巨大的、不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这使他们拥有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基础。在这种体制下，他们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只要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所以，尽管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内各方面条件还比较艰苦，但仍有越来越多的党政干部以权谋私，成为特权者（还有没有形成特权阶层），而且，斯大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对那些不同意他路线、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进行无情打击；同时，对那些忠实于他的人给与各种好处。尽管赫鲁晓夫时期进行了多项改革，但并没有在行政体制中建立和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特权者的队伍仍在扩大。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环境的发展变化，苏联党政干部队伍内部特权者的人数不断膨胀。在他们当中一个大体一致的政治文化心理也逐渐形成，在苏联社会中终于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的出现与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和执政风格有关。原因如下：第一，勃列日涅夫单纯地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如果说赫鲁晓夫赠给苏联权贵的礼物是人身安全（赫鲁晓夫时期没有斯大林时期那样的大清洗也没有搞个人崇拜和路线一致），那么勃烈日涅夫则保障了它的职务稳定”；第二，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断扩大党政干部队伍，使得苏联的党政机构瘫痪臃肿，如当时的黑色冶金工业部，共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第三，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赋予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不可动摇的地位将，从而使党政各级干部拥有了稳定、巨大的权力；第四，一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内追求奢侈享乐，起了不光彩的“个人榜样”作用。

特权阶层对党和国家的侵蚀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声誉的损害，苏联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中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无疑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美好理想就是人人平等和公正，没有贫富分化的社会，当普通人民看到那些特供商店，高级轿车，高级别墅，又有谁会不质疑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公正呢！（当下中国社会的也有官僚特权阶级）第二，制造了党和人民群众间的巨大鸿沟，苏共特权阶层不是现代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政治权力作用的结果，而权利是现代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东西，一部分人因为把握了权力而成为特权阶层与普通大众分离开来，无疑会形成巨大的社会鸿沟（这个比当下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更会造成社会鸿沟）；第三，特权阶层对改革阻挠，作为现行权力高度集中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极力地阻扰改革进行，尤其是当改革触及到体制的时候，体制的弊端和漏洞正是这些特权阶层特权获得的根本原因，而体制却正是苏联诸多问题的核心，最亟待改革。

内部原因三：民族问题没有妥善解决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由于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苏联未能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当苏联国内出现政局动荡和社会危机时，民族问题发挥一部分作用。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苏联由129个以上的民族组成人口总数为2.8574亿人，苏联各个民族人口数量相差很大。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人口最多的民族，约为1.451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8%，其余49.2%为少数民族，苏联各民族使用130余种语言，信奉10多种宗教。各民族的历史、文华、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经济发达程度有很大的差异。苏联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苏联的国家结构形式为：苏联由加盟共和国组成，加盟共和国内又包括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专区，如此复杂的民族构成是世界上少有的，苏联因此成为世界上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

苏联历史上是民族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列宁曾形象地称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在列宁时期，民族平等原则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贯基本原则；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从法律形势上规定各民族平等到主张民族间事实上平等；从联邦制向实际上的单一制演变；从主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到主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从允许各民族语言自由发展到强调推行俄语；把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从1986年春季雅库特大学民族冲突和同年12月阿拉木图民族骚乱事件开始，民族冲突连续不断地发生，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民族冲突中的两个“热点”地区。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戈尔巴乔夫应对不及时，把阿拉木图事件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表现”和“反革命”，直到1988年才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民族问题，而这次会议却一拖再拖直到1989年9月才召开，而这时民族纠纷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苏联大地；在民族主义抬头的重要关头，戈尔巴乔夫缺乏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严重性缺乏认识，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甚至忽视了民族因素；政治改革方向的错误对民族关系也造成了损害。

内部原因四：戈尔巴乔夫应对危机失利

有人把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比作一艘满载军火却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行将沉没的旧船，作为船长的戈尔巴乔夫确实一个相当不称职的船长，他在应对苏联国内出现的种种危机时缺乏深谋远虑和妥善应对，盲目进行改革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苏联领导层应对危机失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初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他的经济改革一开始虽然没有引入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仍致力于扩大企业的权力，削弱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经济权力，以求解除行政命令体制对经济运行的束缚。这样的改革会相应地减少特权阶层对企业的控制力，削弱他们的权力地位，随着经济改革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特权阶层当中主张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越来越多，资本主义是维护和扩大他们特权的有效途径，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是特权阶层，但是只有他们握有改革的权力）主张放弃原来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只进行了一年多的经济改革，就在经济改革未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匆忙地转向政治改革，在改革开始的初期，戈尔巴乔夫曾经将矛头指向苏联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但是戈尔巴乔夫有两点认识偏差，第一，特权阶层是一个社会阶层，一个社会阶层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并通过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才能完成；第二，他自己就是特权阶层的一分子，享受这不该享受的特权，行使着许多超出他职责范围的权力。在这两个认识偏差下，戈尔巴乔夫尽管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但他的这些改革的主导者始终是包括他在内的特权阶层，这些特权阶层又怎么会为了改革而牺牲掉自己的种种特权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没有消灭特权阶层却消灭了苏联。

同时，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戈尔巴乔夫也进行了一系列不和适宜的改革，其中包括推动社会民主化，社会民主化实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如何评价苏共在70年执政时期出现的偏差乃至严重的错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当有不受批评的禁区”，结果，社会舆论开始大张旗鼓披露历史真相，公开宣传苏共“阴暗面”，由此引发了一股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到否定列宁，甚至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在这个思潮中，苏共没有对舆论加以正确导引，最终苏共成为了所有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遭到人民质疑，苏共的威信收到严重削弱，人民的信仰危机加剧。

外部原因一：西方为消灭苏联的“和平演变”战略

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主要是以下四种形式（1）西方利用经济实力为诱饵，对东欧国家软硬兼施，迫其就范。东欧国家的反对派五一不是靠西方的支持才得到发展的。从波兰的团结工会，到民主德国的新论坛，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到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他们的活动经费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他们的主张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宣传（2）利用宣传媒体打攻心仗（3）利用人员来往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以影响东欧国家向“自由世界”演变（4）搞秘密间谍活动，拉出去打进来，窃取情报，搞策反，支持**。

然而自称是铁杆反共分子的尼克松曾说：“我一生都在批评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我被恰当地冠以毫无悔改之意的冷战斗士和共产主义之敌的头衔”，对苏联来说，“美国的军事集结和强硬外交促成了苏联的奔溃。但奔溃的主要原因在莫斯科”。

外部原因二：美苏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将苏联经济拖垮

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迫使苏联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化学工业和航空太空工业非常发达，其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事关民生的轻工业和农业则相对落后，导致国家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轻工业和农业的落后也是苏联人民长期生活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美国在里根总统时期提出星球大战计划，通过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军备竞赛，诱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进行军备竞赛，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从而拖垮经济力量相对落后的苏联。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实行全球扩张斩落，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

总结：苏联解体是外因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内部原因，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犯过很多错误，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很多弊病，比如，在经济上没有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决策过于集中，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在名族问题上，存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加盟国地区甚至出现了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关系处理不当；在国际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推行霸权主义。这些是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对苏联进行思想渗透、经济诱迫，在国内支持反对派，培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对苏共制定正确路线和战略进行干扰。这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

如何看待苏联解体（我的观点）

苏联解体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相对会社主义具有优越性。苏联在二战前包括二战中的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在将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但在工业社会甚至多元化社会的建设中，苏联在实践社会主义时犯下了很多错误，有偏差地理解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行了错误的路线，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没有把本国实际和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但这些错误在正确的引导和路线更正下是可以避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正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中共将社会主义理论和本国实际结合是根本原因。因此，苏联解体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

苏联解体对我国发展的借鉴意义（我的观点）

1.继续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努力避免和以美国为首西方世界政治军事对抗，不能够以全球称霸作为国家发展定位，在保障本国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才能提升。

2.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下，在保障国内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将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高度集权会带来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势在必行。

3.加强党内廉政建设，杜绝官员腐败，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是前车之鉴，不仅导致了社会鸿沟的出现，加剧了社会矛盾，还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巨大阻力。

4.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理论，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继续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东欧国家发展落后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所致，没有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

5.针对现有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必须通过改革，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政治体制来解决。如果不及时解决，问题积累下来形成更大的问题，到时候解决起来就会困难得多，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的气候下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6.关注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放在国家经济建设的首位，努力解决社会贫富差距分化等问题，把社会矛盾解决了，人民安康幸福了，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稳定持续发展。苏联时期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很高，但国家军事工业建设一直放在国民经济建设只上，导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引发了苏联人民对苏共的不满，甚至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质疑，在后来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人民的不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篇：绩效改革思考

事业单位推行绩效工资改革的思考

事业单位在绩效工资改革的推进中遭遇了困惑和困难，有其本身的原因，也有其外部的原因，要稳步推进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就必须增强领导层的支持，出台相应的行业指导文件，增强考核者与被考核者之间的沟通，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科学合理的运用好绩效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才能稳步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提升事业单位的管理效率。

绩效工资制度的施行，看似工资有所增涨，其实质上不是单纯的工资变动，而是一次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涉及到整个单位管理运行机制的变革，也就是用薪酬改革的办法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在方案制定的过程、及考核工作推进中，碰到了一些困难，思考了一些的问题。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方案制定及现实推进中遭遇的困惑困难

一、认识上的偏差

1.绩效工资等于涨工资。在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开始，很多的职工认为：实行绩效工资就等于涨工资。也就是工资的总数有所增长。

2.绩效工资等于别人分自己的工资。很多教师都认为财政下拨的绩效工资总额，是根据教师个人工资的比例进行拨付的。也就是说，职称越高的教师，拨付的绩效工资数额越大。那么根据学校制定绩效工资的分配方案计发，会出现职称低的教师年终绩

效工资的数额高于职称高的教师，用于奖励性的绩效工资数额会占用总绩效工资，也就是等于别人在分自己的钱。这种情况造成教师间的心理不平衡和矛盾。

二、操作上的难度

1、绩效考核是个普遍难题。绩效工资在事业单位全面铺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科学的绩效考核问题。就技术层面而言，绩效工资在事业单位全面铺开条件还不够。如何建立绩效考核评价标准、绩效考核结果、绩效结果的应用对技术层面的要求都挺高。

2、绩效考核缺少行业指导性意见。国家仅仅规定了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一些基本原则，地方在制定绩效标准的时候，其自由度很大，也容易走形。

3、绩效考核适不适用于事业单位的知识性考核？一些专家并不赞同在事业单位进行绩效考核，因为事业单位的员工大多是知识性员工，知识性员工的绩效是很难测量的，不应该像对一般企业员工考核那样变成简单的计工分的制度，更多的是应该考核他们的能力、对工作的热情。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

把绩效考核引入事业单位的管理中，在操作上存在着很大难度。现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绩效工资为例来说明：

1.绩效考核方案制定难

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绩效工资制度，国家仅仅规定了义务教

育学校绩效工资改革的一些基本原则，并没有具体的指导意见。学校在制定绩效标准的时候，其自由度很大，也容易走形，极易造成学校内部不同的矛盾。如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忽略了整体教学素质评比，或者搞平均主义等，均难以达到激发每位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推动教师能力的发展、形成一支高效率的工作团队的目的，极可能会形成消极怠工的现象。

2.绩效考核只关注个人绩效

从目前对义务教育学校绩效考核的实施来看，应该说绩效考核标准更强调考核教师个人的绩效完成情况。但是，从绩效分类来看，绩效不仅有个人的绩效、还有组织绩效、团队绩效。如果在考核标准中，只是强调教师个人的考核情况，会容易引起教师的焦虑，操作不当会严重影响教师的积极性。

3.绩效结果不能体现职工真正的工作付出

目前，学校绩效考核的指标中均设立绩效奖金，以此鼓励绩效业绩好的教职工。但是，学校在发放绩效奖金时，是否真正的体现了个人的工作实际呢？因为没有具体指导文件，很多学校在制定绩效考核指标时，有的干脆平均主义，有的把管理干部或学校重要岗位奖金的权重增加，这样势必会造成管理者和一般教师之间的矛盾加深。同时，教师、行政、后勤人员在绩效互评时，也会为了个人拿到较高绩效，互相打高分，最后无论职工的实际表现如何，学校管理层统统给中间或平均水平的评价。这样最终导致，绩效工资并没有真正的体现职工个人的工作付出，而成了

平均主义，挫伤了教师积极性。

4.绩效指标体系存在问题

一是考核内容被设计成统一的模块。考核内容的模块都一样，什么岗位都适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关键绩效指标（KPI）的缺失。二是考核标准大而笼统，没有具体的评价标准。如仅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来考评。这种评语式的考核缺乏客观的衡量尺度，仅仅定出了一般性原则，具体如何分解到定量上，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这必然会掺杂主观因素。三是定量与定性指标的设置。在企业，职工的生产可以用定量指标来设置，关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也是可测的。但在事业单位，尤其是以知识传播为主的义务教育学校，如何用技术指标来测量教师教书育人的成果和效果，是个难题。

5.无法克服的误差

在绩效考核理论中一直强调误差的存在，不得不承认在实际运用中误差一直伴随着考核始终。绩效考核的误差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考评指标理解误差。同样是“优、良、合格、不合格”等标准，但不同的考评人对这些标准的理解会有偏差，同样一个职工，甲考官可能会选“优秀”，乙考官可能会选“合格”。②近期误差。考核者往往会根据被考评人近一两个月的表现来评判他一个学期或一年的综合表现，从而产生误差。③个人偏见误差。考核者喜欢或不喜欢、熟悉或不熟悉被考评人，都会对被考评人的考评结果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

稳步推进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措施

1.政府出台指导性文件

据悉，人保部等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相关细则。其中，将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别的事业单位，出台不同的导向性指标；每个事业单位在导向性指标之下制定更为细化的分配和考核方案。

2.取得领导层的支持，由点及面推广

把绩效考核作为事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单凭一个部门不足以推动整个单位的绩效考核的实施。因此，取得领导班子的认同和支持显得特别重要。要在主管部门、学校领导班子的主持下，与之一起实践推动。其次，绩效考核是一个工具，不能指望它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可以先由某几个学校，总结经验后再推广。在实施绩效考核过程中，对暴露出的重大问题要改良、完善。

3.加强对考核者的培训以及与被考核者之间的适时沟通单位要加强考核者的相关知识培训工作，让考核者正确理解评价标准，了解在绩效考核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避免出现考核误差。当然，单位在进行绩效考核工作时，要做到及时沟通，考核者要及时与被考核者就工作情况的进展进行沟通，考核者要掌握工作进展信息，并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辅导、资源。对绩效业绩好的职工要适时奖励。

4.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

确定考核指标应遵循的思路有三点：一是要做岗位分析评

价。每个岗位的工作职责、工作性质、工作任务都有所不同。有的岗位以提供后勤服务为主，有的岗位以教授知识为主，有的岗位是以管理为主的。每个岗位不同的性质，决定岗位的绩效考核评价的体系不同。二是一线教师的考核指标应具体明确，尤其是关键绩效指标不能缺少。考核指标中尽量以可量化的、可实际观察并测量的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师德考核、安全质量、课时量、学生考试成绩、班级获得荣誉、公开课的质量等等，均可以作为定量指标。三是一般学校管理岗位工作的指标不宜完全用定量指标考核。比如学校办公室、人事科、工会、团委等等，涉及的群团组织。对这样的岗位，可考虑采取定性指标为主，主要考查工作完成过程、工作质量、团结协调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等，辅以定量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定性指标还是定量指标设置应尽量简洁，过多的指标极易导致考核成本的增加，并且难以区分各考核指标之间的权重对比；考核标准要明确，含义清楚、不能随意解释。

事业单位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薪酬制度的改革也仅仅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随之将会出台配套改革方案，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所做的就是更加理性的积极响应政府的绩效工资改革、绩效考核工作，科学合理的运用好绩效管理这种管理模式，稳步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提升事业单位的管理效率。

第五篇：从中、俄等东欧国家改革路径异同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适用性

从中、俄等东欧国家改革路径的异同

看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适用性

11级会计硕士201150010417柳建平俄国（前苏联）于1922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发展后期，其弊端逐渐凸显于1990年解体，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部分东欧国家也移植了苏联模式，同样造成了经济政治困境，进而体制改革。与此相对应，我国 在1949年建国后也仿照前苏联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满目苍夷、百废待兴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1978年我国经济不得不进行改革，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欠缺。

一、中、俄等东欧国家改革起点相同

由于上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仿照俄国（前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因而中、俄（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有着相同的历史起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组织结构和功能方面存在严重的党政不分，党保持着绝对的控制，虽然各国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第二，权力结构过分集中，部分程度的个人独断，各国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个人崇拜。第三，监督和制约机制薄弱，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对领导的监督。第四，法制不健全、不完备，政策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等。第五，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执政国家，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是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第六，改革前，各国的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政治困境，都期望通过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中、俄（前苏联）改革的背景看似相同，但也略有不同。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儒家文化积淀、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苏联模式在中国实行的时间要比俄国等东欧国家短等原因，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及俄国等东欧国家带来的政治问题和经济矛盾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从制度变革开始的，而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

二、中俄改革路径的不同点

（一）俄国等东欧国家改革路径特点

1.政治发展特点

俄国等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依托原有体制外的力量，在原来政党和国家体制的解构中，由新兴政党推进的。剧变后俄国等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起点在于允许建立多种类型的政治组织，进而实行多党制，实行政治多元化。正是在这些政党的推动下，俄国等东欧国家通过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走上了从一党执政到多党竞争的政治发展道路。二是政治转轨和经济转轨同时并举，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在俄国等东欧国家，以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为核心内容的上层建筑所需要的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出现时，政治转轨就十分顺利地完成了，或者基本完成了，而且中东欧的政治转轨没有因为经济转轨的巨大痛苦而出现反复或曲折，虽然初始阶段有点乱，但整个过程还是比较快速和顺利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政治转轨和政治发展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政治运行机制，可现实地看，这两个条件在中东欧国家都不同时具备，但是他们同时推进了这两个转轨和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同时得到了外力的支持，这个外力或者说外部条件非常难得，巨大的经济援助比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力度还大，平均到每个中东欧小国家，而且连续15年、还在继续的输血极大地支持了经济转轨；欧盟东扩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也是千载难逢，欧盟为了实现一体化，永葆和平，真正从政治上消化中东欧，给予他们的政治转轨以强有力的支持。在中东欧，以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为取向的政治转轨吸收和消化了经济转轨的负面影响，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转轨为政治转轨提供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

2.俄国经济上的“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指改革过程中的硬着陆，是经济体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突然转变为市场经济，试图一夜之间消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由于这种改革措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社会经济会受到极大的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故将俄罗斯的尽快实现经济体制转的改革称之为“休克疗法”，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规模私有化，取消对私营活动的限制，通过私有化和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严厉的控制，约束国有企业。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形成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自由化。一次性大范围地放开物价，而且力争一步到位，形成自由价格制度，为经济市场化创建必要条件。政府努力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价格的体制，停止价格控制，削减乃至取消国家补贴。实行外贸体制改革，进出口贸易自由化。第三，.稳定化。实施严厉的财政金融政策，紧缩银根，削减赤字，平衡预算，稳定价格。但是，俄罗斯在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却在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个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前苏联的党政官员，成为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同时，俄罗斯经济转轨既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数人依靠政权强力推行的。这种改革严重脱离国情，既缺乏经济基础，又缺乏群众基础，只能导致矛盾加剧，破坏稳定环境，社会主义制度变更，走向资本主义经济。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特点

1.政治发展特点

中国的政治发展也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选择了积极的渐进战略，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同时，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两种形式相结合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体制变革是在初始阶段付出较低社会成本，避免大的社会冲突和动荡，发挥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相互配合、相互促动，共同推进。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就是党和政府勇于和善于承担政治发展的责任，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政治发展。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就是广大微观政治主体和基层组织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大环境下的自发性政治实践活动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既依靠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领导，又依靠基层边实践边创造边转变观念和认识，共同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二是先经济后政治，政治发展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中国政治发展的限制太多，难度太大，很难做到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协调同步。一方面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受到西方的遏制和约束。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政治体制以及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型增加了政治系统分化的因素；与政治发展所要求的政治文化的转变、政治人和政治组织的再造，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政治参与的过于直接和扩大也会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些都从主观和客观上反映出中国经济政治同步发展的难度。因此当代中国虽然感觉到了政治发展滞后的阻力，也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为了确保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以及控制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张力，还是现实地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发展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策略。当然，这种形态并不意味着政治不发展，只是与经济发展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反差效应。

2.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

渐进式改革强调改革保持平稳过渡，重视改革顺序选择，把改革的风险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释放出来，以避免或减少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和恶性通货膨胀，保持

经济平稳增长。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农村后城市的原则。中国的经济改革，先是在那些改革成本低、能够有明显收益的领域进行，首先是农村经济改革，然后逐步向城市经济改革推进。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大部分改革都经过了局部试点再总结推广的过程。通过改革的逐步推进，不断发展，新体制的要素得以逐步培育和发展起来，为最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创造了条件。经过渐进的局部改革，中国尽管还存在着诸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制度创新短缺等问题，但为下一步攻坚改革打下了坚经济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我们对改革中存在的深层问题有了更加明确和清醒的认识。第二，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的改革原则。“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是在原有计划体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以此来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改革整个经济体制。既避免了生产能力急速降低，又使国有企业逐步熟悉并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一方式的突出优点是：先从增量部分进行改革，阻力小而收益大。增量改革又会产生连锁反应，为存量改革创造条件，推动改革深入，降低改革成本。②有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率先改革的部分，市场机制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维持必要的增长速度。另一部分原有体制依然在较大的程度上起作用，在现实中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劲的适用性

从目前中国及俄国等东欧国家发展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无疑是成功的。但中国改革的成功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这也符合照辩证法的观点远离，事物总是以特殊的形式而存在，而这种特殊性中又总包含着某种普遍性或一般性。中国改革道路的成功首先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中国自己的创造和发明。特殊的经济结构、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都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中国道路成功的经验中，有可供其它转轨的国家借鉴的重要经验，如经济改革中应当重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应当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改革不能仅从理性和主观愿望出发，等等。同时，苏东国家激进式改革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这种改革方式同样具有许多长处，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如激进式改革的整体性，它对于存量问题的解决，它快速发育市场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如腐败加剧、国有经济改革滞后等，这些问题都是对渐进式改革的挑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