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高等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典型经验与启示

第一篇：国外高等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典型经验与启示

国外高等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典型经验与启示

摘要：分析了国外农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在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总结了其中积累的丰富经验，集中探讨了农业发达国家在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提升农民科技素质、促进农业科研成果创新与推广、农业信息化建设和远程教育等方面的经验与启示，以期为中国高等教育科技服务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借鉴。

关键词：国外高等教育；新农村建设；科技支撑；经验与启示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科技进步与创新对农业的贡献率逐年增长，成为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总体水平相比，中国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重大成果少、转化率低、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滞后、投入总量偏低等问题。高等教育是科研领域的重要力量，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对新农村建设这一系统工程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在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方面的先进经验，找准切入点，解决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已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紧迫而又光荣的现实使命。

一、国外高等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典型经验(一)多元化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 1．以美国为代表的二元结构

美国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由独立建制的农业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农科院系组成。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美国的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而这一骄人成绩与美国通过立法建立了大批“赠地学院”以及其优先发展高等农业教育的战略息息相关。1862年，《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的实施，保证了美国的每个州都至少有一所以农科为主的赠地学院。赠地学院以其灵活多样的模式，注重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主要向学生讲授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为农业发展需求服务。随后，在“威斯康星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的高等农业教育进一步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农业技术人才，为促进美国农业科技的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以日本为代表的三元结构

日本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由设立农业相关院系的综合性大学、农科类大学和设有农业相关学科的短期大学组成。19世纪后半叶，为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高等农业教育初现端倪。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日本现已形成了层次分明、形式多样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①综合性大学中的农学、生物学、园艺学等学部。这类院校在日本共有53所(如北海道大学农学部)，是日本高等农业教育的主体。② 以农、农工或水产等命名的农科大学。这类院校共有7所(如带广畜大学)，在日本高等农业教育中所占比重较小。③ 有涉农学科的短期大学。这类院校共有23所(如富山县立大学短期大学部的农业技术学科)，也是日本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十分重视培养指导研究和普及新农业技术的领导人员、同农业相关的第二、三产业技术人员、开发有关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和农业生产资料新技术的研究人员。

(二)发达的农村职业教育和严格的资格认证制度 1．德国——理论与实践并举的“双轨制”农村职业教育

德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国，除了采取高度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外，更得益于其农业职业教育体制造就了大批具有较高科技素质和技能的农民。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制度是由国家立法、校企合作、企业为主的一种办学制度，强调的是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种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模式。德国对合格的职业农民要求非常高，农业就业者在正式上岗之前必须经过不少于3年的正规职业教育，上岗后还必须经过5年的生产实践并参加国家考试，合格后取得农业师傅资格，方有权利享受国家对农民实施的各项优惠补贴政策。德国对农民进行的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教学和农业实践紧密结合，在实践中强化知识，培养农民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实际操作能力，其农业职业教育经费全部由各州政府负责。2．加拿大——规范化的绿色证书工程

加拿大政府历来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视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十分重视农民的科技培训工作。加拿大于1975年正式启动了“绿色证书”培训工程，经过30多年的发展，探索出一整套适合农业发展所需的岗位规范标准和培训模式，在提高农业从业者科技素质，推进加拿大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绿证”工程的特点在于：以培养农民岗位能力为目标，对同一专业按照生产者、生产指导者和生产管理者的职业层次确定培训等级；根据各生产岗位所需要的不同能力确定了“岗位能力图表与岗位技能规范”，按照其要求对学员的培训内容、学习和考核工作进行统一规范；注重实践训练，通过农场培训、自学、农场外培训等环节，使学员“在做中学会做”；为了对培训结果和质量获得客观公正的评价，采取“培训与考核分离”的组织管理方式，规定每个考官不得主考自己培训的学员。明确的学习目标、灵活的教学方式、严格的考核制度无不体现出加拿大农民培训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三)农科教紧密结合的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体系 1．荷兰——“农科教”紧密结合

荷兰通过各大农业高校、农业咨询机构以及大量的农合组织之间的互相协作，实现了“农科教”的紧密结合。除高等农业院校、农业中专学校，荷兰的农业教育体系还包括独具特色的“农业创新和实践”培训中心，其范围不但覆盖全国，并且拓展到国际领域，主要任务包括农业技术转让、协助农业组织机构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多媒体教材的编写、劳务市场调查、农业学校教师的培训等。荷兰的农渔部在每个省都按专业设置2～7个地区咨询中心，集聚了一批学科专家和专职的推广人员，除负责科研和推广工作外，还肩负农民培训、政府政策传播等职能，并对农民的意见进行及时反馈，以便修订、完善咨询服务方案，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为了进一步促进农科教的紧密结合，荷兰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成立了国家级的“国家农场发展委员会”和地区性的“省农场发展委员会”，作为科研、教育、推广机构和加工企业、农场主等多方面的协商和顾问机构。

2．美国——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 美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建立了以大学为中心和依托的大学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并使之成为国家农业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哈奇法案”(Hatch Act)规定，每个州或属地都要在赠地院校的农学院领导下成立一个农业试验站，以向农民示范该站的研究成果，及时有效地获取和传播有价值的农业情报，并把它传授到民众中去。联邦政府为其提供进行农业科学试验的基金，用以促进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经过赠地学院促进教育大发展、设立大学实验基地开创农业科学研究、建立和完善县推广体系的3个重要阶段，基本形成了美国今天以大学为中心的农业推广体系。在这一套推广体系下，大学建立的农业推广中心负责组织、管理和实施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并在各县设有推广站(基地)，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科研和推广协作网。其中包括130多所农业大学、59个农业试验站、63所林学院、27所兽医学院及多数县级农业技术推广站。农学院的专家教授们除了负责教学和科研工作，还必须负责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

(四)发达的农业信息化建设和远程教育 1．印度——农业信息化建设

印度和中国都是农业大国，有着相似的农业发展历史，因此，印度在农业信息化发展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印度的农业信息网络系统由农业研究与教育子系统、农业研究管理子系统与国家科技文献与服务子系统组成，它将全国49个中心研究所和160个区域试验站、30个国家级研究中心、120个地区和222个子地区研究中心、28个农业大学、261个农场科学中心以及其他独立研究项目机构相连形成了一个有机体，实行统一的软硬件和标准的录入格式。建立了包括财务数据库、人事资源数据库、项目数据库、科研成果数据库、学科专题数据库、期刊数据库等在内的数据库系统。印度于1999年启动了知识信息计划，村民可以通过设在村镇中心路旁的信息中心享受各种服务，如原产地证书的提供以及最新的农产品价格信息等，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向地区高层管理人员反映诸如水泵发生故障、商人销售假种子等问题，7天之内必有答复。

2．澳大利亚——农业远程教育

远程教育相对于传统教学方式，具有费用低、培训范围广、学习时间不受限制等优势，在发达国家的农业教育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地广人稀、人口分散的特点，自20世纪以来，远程教育在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中就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澳大利亚绝大多数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的人口稀少区，一般都通过远程教育传授农牧业职业教育课程，能够在任何需要的时刻，以最方便的方式为农户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很受欢迎。澳大利亚的大学和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都设有先进的远程教育网络教室，可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术的优势开展远程教育。如查尔斯顿农业大学的学生就有近一半通过远程方式学习，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安排学习进度。

二、对中国高等教育科技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启示

1．建立高等教育服务农村社会的保障机制——加强立法、加大财政投入

世界上农业科技发达的国家(如美、日、英、法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通过立法保障农业教育所必需的人力、财力、物力，不断完善农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农业从业者。美国可谓是世界上高等农业教育最发达的国家，这与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法令密不可分，如1787年颁布的《西北部法令》、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1887年的《哈奇法案》、1890年的《第二个莫雷尔法案》、1914年的《史密斯一利弗法》、1929年的《乔治一里德法案》，这些法案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从萌芽到大发展。再如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方面，英国于1982年颁布的《农业培训局法》、法国于1960年颁布的《农业教育指导法案》、日本于1893年颁布的《技术补充学校法》等都为提升本国农民科技素质和职业技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立法保障之外，农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稳定的农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美国政府自1955年以来，每年都拨出大批研究经费以推动农业教育的发展，其投入经费以平均8％的速率逐年递增。韩国农业大学对本校大学生实行包括免费教育在内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在欧洲，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还可享受低息贷款、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

目前，中国有关农业教育的立法并不多，农业教育的财政性投入增长缓慢。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中国发展高等农业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农业教育的立法工作，加大对农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为高等教育科技服务新农村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和充足的经费来源。

2．根据新农村建设科技需求，培养实用人才——调整学科结构、加强实践教学

发达国家的很多高校特别是农业高校，都非常重视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科技需求，及时调整学科结构和专业设置。法国的农业教育为了不断适应本国农业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革与调整学科结构，专业设置方面也越来越呈现出多科化、精细化的特质。目前，除了普通的农、林、牧学校外，还有诸如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森林维护、农业旅游等方面的专业学校。随着公众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高度关注，传统“农学院” 的内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农业高等教育正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方向发展。由于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业高校逐步从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主导向自然与人力资源的开发方向发展，并更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发达国家的学校还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利用学校农场或生产车间，组织学生进行实际生产劳动，定期安排学生去企业和个体农庄参观实习。不仅便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还便于促进学生毕业后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如日本的农业院校要求本科学生在离校前一年的时间内必须接受实验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训，而德国农业高校的学生则从一年级起就要参加农业实践活动。

与发达国家注重实践的教学方式不同，中国大多采取“重理论轻实践” 的教学模式，而且学科结构调整和专业设置方面也常常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高校，特别是农业高校应根据新农村建设的科技需求，适应与超越并举，特色与创新并重，不断调整学科结构和专业设置，并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造就与时俱进、动手能力强的农业科技人才。

3．提升农民科技素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规范职业资格制度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旨在提高农民吸收现代科技的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以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韩国新村运动，其核心就是新村教育，政府通过加强立法，提供人力、财力保障，鼓励企业与职业学校进行合作，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的培训。英国政府促使各地的农校吸收大量的农民、农场工人、园艺工人参加学习。在促进农业生产方式更加科学化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能力层次，使其能顺利地向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为保证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发达国家多实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丹麦，一个农民能够养活27个人，其农业如此高效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建立了严格的证书制度，保证每个农民都具备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基本素质。按规定，丹麦的农民要获得“绿色证书”，除了具备3年以上从事农活的经历外，还要至少在2个以上农场工作过。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大多地区还存在投入不足、教学水平低下等问题，既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需要，也无法满足非农生产的要求。“绿证”制度的实施才刚刚起步，还很不规范，再加上农村经济发展不均衡、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参差不齐等原因，与国外的“绿证”制度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借鉴国外经验，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断完善中国“绿色证书”制度，是促进中国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升的重要途径。

4．加快农业科技成果创新与推广——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完善农业推广体系

在世界各国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学、研结合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早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农协就提出了以发展农业为宗旨的产、学、管、研一体化举措，即通过农民、学校、政府以及科研机构的通力合作，使农业成为自主、自立、持续发展的经济部门。英国政府也通过组建全国性的教学公司来组织和协调农业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教育。农业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制度，实行教学、科研与技术推广相结合，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建立起了以大学为依托，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推广体系，并使其成为促进美国农业发展的开发中心。如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本来是一个农业较为落后的州，而威斯康星大学通过函授、讲座等形式对农民进行奶牛养殖技术的培训与推广，并且委派大批教师担任州政府的农业顾问，从而使威斯康星州一跃成为全美的牛奶之乡。

中国各省市都基本建有农业大学、农业专科学校、科研院所等，以及大量农业技术推广基层组织，现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加强高校、地方、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合作，不断完善中国的农业推广体系。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强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工作，对促进中国农业科研成果创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5．促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提供信息服务、发展远程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的农业和农民培训已进入了一个信息化高速发展阶段。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探求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国家，其农业信息化程度高于工业。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中心网络系统是1975年由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创建的AGNET联机网络，可提供200多个不同用途的农业软件。美国农场主通过家中的电话、电视、计算机，就可以十分方便地获取各种农业信息，并且可以共享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加拿大的农业推广机构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电脑信息网络，通过卫星传送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相连，入网农户可以随时获得10min之前的国际农产品市场最新信息，农业推广机构与农户之间还建立了电子邮件专递系统，迅速传递农业技术资料。韩国农村地区的计算机普及率较高，这就为通过远程教育网络对农民进行培训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如采用先进的便携式摄像机和无线通讯设备进行田间演示教学、利用因特网会议系统召开农业技术讨论会、开设计算机农场管理课程、通过电子邮件系统推广新技术等。

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虽然已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但由于农业网络信息化发展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与未来发展的需求相比也还存在较大差距，远程教育尚未发挥出其巨大潜力。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中国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其人才、技术优势，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构建功能强大的农村信息化和远程教育平台，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科技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与水平。

第二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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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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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外农业产业化经验与启示

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及启示

郭生河

（龙岩市农业学校福建龙岩364000）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本文列举了美国等国家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通过分析，对如何提高我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启示。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经验启示

农业产业化，国际上通常称之为“农业一体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龙头企业带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公司、农户和基地相结合的农村经济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农业一体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

1.1 美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美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于20世纪五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产布局区域化、生产高度专业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的产业化大格局已全面形成[1]。其经营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农业的合同制经营。这种形式是通过工商运输大公司与农场主签订合同的办法，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与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联结起来，形成产供销（或产加销）的有机综合体。美国的绝大部分农产品如饲料、肉鸡、水果、蔬菜、蛋等都是根据合同生产的。二是农场主合作社经营。这种形式是由若干农场主自愿联合组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联合经营农业。这种合作社并不改变家庭农场的经营地位，它主要为农场主提供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收购、销售、储运、加工等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三是农工商综合企业。这种形式是指大公司（工业、商业、或金融垄断资本）直接投资经营大农场，并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业生产本身、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乃至科学技术研究等各个环节联结起来，组成有机的农工商综合体。这种农工商综合体的特点是实行完全垂直一体经营，生产技术水平比较先进，经营规模也较大[2]。

1.2 日本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群岛国家，农业经营的土地规模十分狭小，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个体经营为主[2]。日本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农业产业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成功地创造了一条不同美、英、法、德等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小规模家庭经营

1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日本如此之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的作用是息息相关的。日本农协是一个具有二重属性的农业合作社，一方面它是农民自愿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借以推行农业现代化及其他农业政策的中介机构。农协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开展一系列的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比如：农协组织可以为组员集中采购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价格上可以得到优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农协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发展农业和农村社区福利，开展了包括对农业经营进行宏观和微观上指导、生产资料购买、资金存贷、农产品仓储、运输、加工、销售、保险，以及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问题研究、出版和教育活动，深受农民的欢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农协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这与日本政府对农协在税收、价格、信贷、流通以及设施等方面，有许多优惠政策，给予补贴有关[3]。如：在税收上，日本对农协法人采用特殊税制，农协所得税率为23%，事业税率为8%；而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40%，事业税率为12%，等等。

1.3 泰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泰国是我国的近邻，经济上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泰国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GDP中所占比重一般为50%--60%。泰国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特点是实施农业工业化战略，并经外向型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实施战略的突破口和关键。其经营形式主要有：农业合作社；“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生产模式。农业合作社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由农民自愿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并为农户提供有偿服务的。政府不干涉合作社具体事务，但在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合作社在实际运行中尽可能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提高了经济和政治地位。“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实现了政府、银行、公司和农户四者之间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和紧密合作，这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组织分散的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发展产加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家庭农场在泰国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些农场经营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商品量大，在农村商品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4 荷兰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荷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大陆西北的发达国家，享有“欧洲门户”之称。荷兰虽然农业人口少，农业增加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但它却是一个农业和农村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农业为国民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食品，农业净出口要占全部产品净出口（不含服务出口）的90%左右[3]，是世界上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这主要得益于它充分采

用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荷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大农场经营，实行高度集约经营和专业化经营；二是农业合作社组织。荷兰采取以家庭农场为主的集约化、专业化经营模式，一方面是因为荷兰人多地少，特别是农用地的缺乏；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人口少，大约71%的农场平均不到2个劳动力，但是，农民普遍接受了较高文化教育，国家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机构也十分发达，并且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合作社组织是荷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广泛存在并作用于农产品加工、销售、贸易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合作社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5 以色列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色列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该国不仅耕地少，而且水资源严重缺乏，气候对农业生产十分不利。然而，以色列的农业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以色列农业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其因地制宜地走自己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道路。以色列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是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作为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重要措施和根本保证，除此之外，还与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宏观调控及建立农业区域合作组织和农业专业组织等支撑与服务体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有效地发展。国外农业产业化的启示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共同的特点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按照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在纵向上实行“产加销一体化”；在做法上实行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的集约经营，形成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产品商品化、企业规模化、管理企业化和服务社会化的经营方式[4]。借鉴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对提高龙岩市及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1 政府部门对农业产业化要积极扶持和引导

国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政府部门通过制订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对农业生产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农业产业化发展。如，（1）政府给合作社各种优惠政策。（2）实施农业信贷支持政策。（3）采取低税收优惠政策。因此，要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政府部门要制定和落实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关政策，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力度和引导。

2.2 重视大型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培育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龙头企业是关键环节。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外市场，另一方面连接着生产基地的千家万户，担负着开拓市场、疏导生产、深化加工、延长农产品销售时间、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供服务等综合功能。龙头企业经济实力的强弱、竞争能力的大小和带动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产业化经营的规模与成效。例如，泰国正大集团就是农业产业化的最佳典型。

2.3 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本质，是维系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在美国，通过农业的合同制经营、农场主合作社经营和农工商综合企业等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和利益调节机制，使农业生产的供、产、加、运、销等部门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在泰国，特别是通过“公司+农户”的经营形式，把小农的个体经营纳入公司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范围，并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荷兰，农村家庭农场与合作经济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效益结成利益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2.4 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

从各国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实践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国家，合作社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从基层到全国都比较健全，这些合作社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得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据着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国，有5/6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而家庭农场一般都参加几个不同性质的合作社，平均每个农场参加2个合作社；在荷兰，每人平均至少是3—4个合作社的成员；泰国70%的农民参加了农业、土地、渔业等各种合作社，另有奶牛、农产品、菠萝等合作社；以色列80%的农产品是由集体或合作组织生产的。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和帮助组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2.5 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是基础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发达的国家，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都非常突出，这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化农业的国家，其通过长期演进，已形成玉米带、棉花带、畜牧带等10个各具特色的农业带。在美国50个州中虽然有37个州从事商品蔬菜生产，但主产区比较集中，并且形成西南冬季蔬菜基地、中南冬季蔬菜基地、东南冬春早熟蔬菜基地和北方冷凉蔬菜产区四大产区，以上

四大产区的蔬菜产量约占美国蔬菜总产量的90%左右[3]；荷兰是农业产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区域化布局突出。全国由西向东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生产带，即西部沿海园艺生产带、中部奶类生产带和东部、南端畜牧生产带[2]。各地发展农业产业一定要根据实际，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区域化布局，集中连片种植。

2.6 农业服务社会化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农民进入市场都是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一般是通过合同方式将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的服务统一起来，形成综合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如在农工商综合体系中，农业生产者一般只从事某一项或几项农业生产作业，而其他的工作都是由综合体提供的服务来完成。这种一体化的全程服务，不但经营风险大幅减少，而且也使综合体的整体效率大大提高。例如，在美国，农场主的某种需要通过打电话就可经按时得到高质量的服务。

2.7 加强教育，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教育是强国之本，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必由之路。例如，以色列就非常重视教育，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色列的文盲率只有1%，高素质的农民不仅能很快地掌握新的农业技术，而且能在实践中创造和发明新的技术和方法。这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强有力保证，也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荷兰的高效农业之所以取得举世关注的成效，这与其重视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就必须加强教育，特别是对农业人口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1] 何肃雅.发展特色农业加快花生产业进程[J]，河南农业，2005，（5）：34-36.[2] 赵保佑，张成智主编.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与实践[M]，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4.[3] 赖作卿 著.产业分化与企业成长—农业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1.[4] 胡雪梅，王滨等.国外农业产业化对中国的启示[J]，商业研究，2004.4.作者简介：郭生河，男，1964年生，龙岩农校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长期从事作物栽培学、遗传育种学的教学工作。联系方式：***；guoshenghe45@sina.com

第五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平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导致大多数新进城市者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属于第三产业的非正规就业行业，如饮食、家政服务、沿街销售等。这种没有经济同步发展作为基础的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病态”发展，人口拥挤、住房短缺、贫富悬殊、毒品及暴力犯罪、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来。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被称为“过度城市化”。化解矛盾，稳妥推进城市化进程总体而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伴生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如农村发展滞后、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为使城市化进程得以稳妥进行，一些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来化解矛盾。协调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来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作为社会另一部分的农村的发展。发展政策的倾斜，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相对来说处于贫困状态，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不足。当农民在农村没有出路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但由于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贫困、失业、犯罪、环境恶化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日本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方面较为成功。日本政府比较注意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为扶持山区农村及人口稀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了《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山区振兴法》等；为促进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制定《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心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同时，日本政府也比较重视对农村、农业的投资，投资方式多样化。中央政府主要对建设项目进行财政拨款及贷款，地方政府除财政拨款外还可发行地方债券进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强了城市间、城乡间的联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可能，而农村发展也为城市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开辟了道路。由此，日本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不再是农村的支配产业，到１９８０年农村从事第三产业的比率高达４２％，小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多种方式消除城市贫民区。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必然导致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而财富分配不均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早在１９世纪，欧洲国家的城市中就普遍存在贫民区现象。为解决城市贫民问题，西方国家曾采取多种措施。比如，早期解决住房的措施主要是兴建工人居住区，其后欧美各国开始制定更为完善的针对城市贫困者的住房政策。美国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注重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其中由联邦政府发起的“新政”和“城市更新”两项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城市下层居民住房问题进而治理中心城市。从“新政”来看，涉及城市的政策除进行以工代赈的大型社会工程建设外，还推出两项直接影响城市生活的重大举措。一是拟定“绿带建镇计划”，在郊区选择廉价土地，建造新社区供城市贫民区居民迁居，再将原贫民区清除，改建为公园等公用设施和绿带。二是创建两个新的政府机构，即房主贷款公司和联邦住房管理署。前者主要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贷款，消除住户因付不起分期贷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权的现象；后者是联邦政府干预乃至管理城市住房的常设机构。这两项运动对解决美国城市住房紧张以及增加就业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区问题更为严重，而韩国解决该问题的经验较为成功。１９６０至１９９０年是韩国城市化高速增长期，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１个百分点，但同时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导致出现城市贫民区。韩国政府先后采取清理工程、有选择合法化以及自我发展工程等措施，来处理城市低收入者居住区、非法聚集居住区的问题。１９８３年引入了联合重建计划，制定最低住房标准，承认居民在社区及社区发展中的民主权利，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同时还鼓励非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商参与社区建设，通过政府引导、组织各方参与社区建设，实施有效的市政管理，使国家、社区以及社区居民、企业等多方受益。倡导城市的集约型增长。西方各国在对城市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市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现代城市规划兴起于１９世纪末，早期的城市规划理论偏重于疏解大都市的人口和功能，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汽车社会出现后，城市随之迅速向外蔓延。但低密度、盲目蔓延的对外扩展，造成城市土地低效利用并产生其他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社会开始关注由此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及其经济社会后果，认为“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方式、低密度的城市扩张，这种城市蔓延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美国学者因此提出了“紧凑型城市”和“精明增长”的概念，提出城市发展应该采取ｔｏｄ模式，即以大运输量的轨道交通系统为导向，以站点为中心建设半径合理的居住区，并提供办公、商业服务业等多项功能。１９９８年，美国波特兰开始实行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计划——ｌｕｔｒａｑ计划，目的是在城市开发中尽量减少土地的消耗、机动车交通和空气污染；强调街道的相互联系，使公共交通更加便利和舒适；强调混合功能以及符合人性尺度的设计和宽敞空间。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主流应该是“集约和精明”地使用土地，以实现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