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曾国藩与学生李鸿章

第一篇：老师曾国藩与学生李鸿章

老师曾国藩与学生李鸿章

■关山远

如果玩标题党的话,这篇文章可叫《揭秘史上最牛师生创业过程》,或者《一对X丝师生是如何双双逆袭成侯爷的》,是的,老师曾国藩与学生李鸿章,都是书生掌兵,风云际会,崛起于乱世；历尽磨难,久久为功,成就他人难望项背之勋名。历史太大太庞杂,但人的命运变迁,永远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不过,细细读曾国藩与李鸿章这对师生的故事,轰轰烈烈、争议、骂名、挣扎……突然会真切感受到历史的沉重,这沉重,远不是今人喜欢的“创业”“逆袭”等字眼所能承载的。

一

曾国藩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喜欢上他了。

不要误会这“喜欢”二字。曾国藩以相人著称,《清史稿•曾国藩传》一开头就写曾国藩尚未统兵打仗时,“尤留心天下人才”。如何识人选才?看相。曾国藩长一双招牌式的三角眼,这双眼看人很准很厉害,《清史稿•曾国藩传》上说他“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意思是说会面时,他就这么盯着你看,不说话,被看的人各种表情,各种小心思,都被他事后一一记下来,并下判词,时间证明,曾国藩看人很少看走眼。后人将曾国藩的相人之术,传得神乎其神,可惜曾国藩没有留下一部《曾氏相人秘笈》,否则比《曾国藩家书》不知要畅销几许。

根据流传下来的记载,曾国藩相人法主要体现为这几看:“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譬如,曾国藩在他的笔记中,有大量通过看眼来判定人品优劣的记载,如“平视无顾”为最佳,“游目为贼眼”,于他人不利,而“痴视伤己”。又如“主意看指爪”,意思是说人有没有主意,主要看手。曾国藩认为,“手心、手掌心当中纹络清晰而浅者,心定”,即有定力,临事不慌乱；“手掌纹络浅而乱者,人心乱、心浮”,这样的人多不靠谱。

曾国藩第一次见李鸿章,时为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在北京碾儿胡同。可以想象,当时曾国藩的三角眼中,发散何等喜悦的光芒。李鸿章是个美男人,身高一米八,在当时中国,可谓鹤立鸡群了。后来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开始人生重大转折时,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曾给李鸿章拍照,他回忆说:“他有6英尺高,举止稳健而高贵,相貌极为英俊,眼睛乌黑而又具洞察力,嘴唇上有两撇深棕色的胡子,显示出坚定的决心。”

李鸿章拜倒在曾国藩面前时,23岁,尚未蓄须,长身玉立,五官俊美,言谈文雅,举止倜傥,在曾国藩这样阅人高手看来,真是人中龙凤,再加上李鸿章又机灵,记忆力也非常好,更得曾国藩欢心。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李鸿章是以“年家子”的身份来拜他为师的。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进士,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同年”之谊,在当年官场上可不是一般的关系,考中进士即踏入仕途,“同年”是他们的情感纽带,从此结成官场利益共同体。

曾李师生情谊,从此开始,至死方休。

二

曾国藩与李鸿章有诸多共同点,皆在战乱中回乡办团练,都有过狼狈不堪、屡战屡败的草创阶段；他们都很执着,死战不退,终以文人身份成就军功,马上封侯；他们都深谙官场规则与潜规则,有效编织着庞杂而敏感的官场人脉网络,在异族统治下达到了汉人官员能够达到的巅峰。

但他们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譬如,曾国藩是严肃的,自律甚严,李鸿章则是诙谐的,不拘小节；又如,曾国藩很实在,李鸿章则有些不实在,如果说曾国藩宽厚近乎迂,那么李鸿章就是灵巧趋于诈了。后人概括说,曾国藩的性格中,有股湖南人的蛮气,“打掉牙和血吞”,李鸿章则有些江淮人的痞气,“时以诙笑解纷难”。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相比“授业解惑”,“传道”是最难的。曾国藩一直想把李鸿章打造成跟自己一样的人,他教了这个同年子很多,包括著名的“挺经”,但有些确实教不了。

京城碾儿胡同一别之后,这对师生再次相见,已是烽火连天之时,老师成了威名赫赫之大帅,学生则在老家安徽混不下去了,投奔过来当了幕僚(秘书)。接下来发生的一桩故事,很能说明两人性格:

李鸿章爱睡懒觉,而曾国藩给湘军定下死规则:天未明就得吃罢早饭,有仗打仗,无仗操练,他本人也跟湘军士兵一样,每天天未亮时,与幕僚们一起吃早饭,一边吃一边聊天。李鸿章刚进湘军大营时,照例睡懒觉,亲兵敲门叫早,就是不愿起床,连续三天如此,曾国藩看在眼里,也不说什么。第四天天未亮,亲兵又来敲门了,李鸿章烦躁了:“我病了,不吃饭!”亲兵去了,接着其他幕僚轮流来敲门,并告诉他曾大人在等着他去吃早餐,有病也得去。李鸿章慌了,赶紧离开被窝,赶到餐厅。曾国藩瞟了他一眼,端起饭碗吃饭,面色峻厉,一言不发。幕僚们也跟着端碗开始吃。

吃完饭后,曾国藩放下碗筷,严肃警告李鸿章:既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则,最后说:“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已!”说完,看也不看李鸿章一眼,拂袖而去。李鸿章惊坐原地,羞愧难言,从此睡懒觉的病给治好了——直到晚年,他还坚持早起,看书习字,午饭后踱步,与曾国藩如出一辙,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落拓不羁、自由散漫,只是李鸿章表面的缺点,曾国藩所说的“诚”字,才是这个学生最缺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难,但“诚”与“不诚”,就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了。后来李鸿章用计攻下苏州却违诺杀降,可见一斑。

三

李鸿章的人生转折,在于曾国藩帮助他组建了自己的武装——淮军。

机遇是突然降临的: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猛攻江南豪绅地主避难之地上海,后者向湘军求援,曾国藩想派弟弟曾国荃去,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高兴坏了。于是曾国藩让他招募淮勇七千人,并为他配齐班子,然后在安庆租了洋轮运兵,“穿贼道二千余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

李鸿章与曾国藩一样,都是大战略家,他在上海很快风生水起,因为上海不但有大量金钱,还有大量洋人——他的淮军很快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步枪,战斗力可想而知。

淮军初创,有着浓烈湘军印记,但历史证明,这是一支跟湘军迥异的军队。湘军、淮军,均是招募朴实农民参加,但李鸿章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像曾国藩一样锲而不舍地用儒家理论来武装湘军那样做淮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湘军是一支多少有些信仰的军队,至少名义上他们为“捍卫名教”而勇猛作战,相比之下,淮军是一支更专业的军队,或者说,更现代化的军队,他们拥有洋人的武器和洋人的训练。

这正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区别:一个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老师,一个彻底实用至上的学生。

打下天京,曾国藩攀上了人生巅峰,接下来就是下坡路了,在历史上,他愈来愈显得缓慢呆板,而李鸿章却如鱼得水。老师老了,学生走到了历史舞台中央。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曾国藩疲惫不堪,长时间陷入对人生的思考。而李鸿章正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但老师的宿命,学生也无法避免,曾国藩去世29年后,李鸿章也迎来了死亡,在生命最后岁月,他同样疲惫不堪,却连思考人生的时间都很少。

《清史稿》对曾国藩与李鸿章是这么盖棺定论的:

“国籓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籓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应该说,这是比较公允的评价。曾国藩资质中等,但自己刻苦,更擅长用人,且以德服人,当年麾下,一时多少豪杰?可以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相比之下,李鸿章要聪明得多,也简单粗暴得多,不跟属下讲什么理想信念、人生修养,“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至少在凝聚优秀人才方面,学生要输老师一筹。

四

读曾国藩与李鸿章这对师生的故事,恍然有悟:曾国藩是古典的结尾,李鸿章是现代的开篇。

无论结尾还是开篇,都是浓得让后人难以释然的悲哀。

他们都是满人统治下的汉人文官,却先后执掌着那个年代最精锐的军队,瓜田李下,左右为难,他们一方面在艰难修补着大清这座溃败不堪的金字塔,另外一方面,还要忍受来自金字塔顶端的侮辱。他们位极人臣,却也不过是位极人臣的家奴。

但是,他们遭遇的终极侮辱,却是来自洋人。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夹在闭塞暴躁的国民与狂傲自大的洋人中间,他战战兢兢,仍然完败。洋人不满,国民愤怒,他瞬间从中兴名臣,变成了民族败类。对于一个好名节与脸面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打击更大?这记响亮耳光之下,曾国藩哀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

在跟洋人打交道方面,曾国藩还算当时诸大员中比较开明的一位,但传统士大夫的那一套,高超的儒学修养,却无法支撑他与洋人的周旋。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来自西方的侮辱,惊涛拍岸一般一遍遍撞击着庞大而又虚弱的大清王朝,曾国藩已灯枯油干,已无法代表朝廷去承受这侮辱。

正当盛年的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位置,他比老师更擅长与洋人打交道,他务实、圆滑,手段高明,但悲哀的是,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对等的情形下与洋人打交道,他再能干,再能糊弄,再能讨价还价,也无法躲过洋人甩过来的耳光,他能做的,勉强使这打耳光的声音,略微轻一些。据统计,李鸿章一生代表清政府签订了30多个条约,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打不到皇帝太后的脸上,也打不到满清权贵的脸上,只有他,李鸿章,伸过脸去挨,打完左脸,再打右脸。

李鸿章挨的最大一记耳光,来自日本人。他一手缔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耻辱的是,日军舰队,居然一艘未沉。他被这记耳光打得从此缓不过劲来,但他的政敌,包括赞誉他“再造玄黄”的慈禧太后,又会有多少遗憾呢?或许他们还在暗中庆幸:外人终于帮我们抽了他一记大耳光,这个掌握太多兵权的汉人!

在著名的“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价值取向中,一个颟顸自私的满族女人,可以一手遮天,但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汉族男子,又如何能够一手撑天?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临死前,还被俄国公使在病榻前逼他签字。他的沮丧,可想而知,或许他会感叹:幸亏老师没有活到这耻辱的一天。

跟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死后遭受骂名更盛,也陆续有人为他叫屈,说他只是历史的“替罪羊”,替历史“背黑锅”。其实,很难站在道德高地去批判或颂扬这对师生,他们不是历史局外人,他们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他们成为历史的重要部分,又何来“替罪羊”“背黑锅”之说? 翻开历史,面对明知不可为却竭尽全力去支撑已经坍塌的天空的那支青筋暴露的手,只能一声长叹。

好在,这一页沉重如此,也已翻过去。今天,我们在《曾国藩家书》中感受曾国藩的苦口婆心,我们在李鸿章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重温他的雄心壮志。

历史如此令人感慨,又让人迷醉。

第二篇：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进退美文摘抄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然而，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曾李之间的冲突，自然也是从李鸿章独当一面开始的。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做为“赠嫁之资”。李鸿章对曾国藩确实感激涕零，多次在信中表示“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

然而时间一长，建功立业的雄心使他也试图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在给左宗棠的信中隐讳地叹息说：“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

不久之后，曾李之间又发生了拒调黄翼升一事。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终于无计可施，只好作罢。两次索将之争，都以曾国藩的退让结束。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一贯风格：他在与人交往之中，习惯采取守势，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决裂。这也是他始终能团结众人，使湘军集团整体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所谓合作，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关键时刻，他也能作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木分）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的信件后，他决定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8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6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词。知道退步，顾全大局，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

至于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曾国荃为了争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孤兵挺进南京城下。然而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还是没有攻下。

清廷等得着急，命李鸿章会攻。李鸿章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所以他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他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拖延会攻金陵达数月之久，使曾国荃顺利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曾李一生，有冲突，也有合作，高明之处在于，他们都懂得有进有退。经过全面考察，曾国藩决定抽身退步，将衣钵传给李鸿章，把李鸿章推到了大清王朝最有权势的位置上。而李鸿章则“终生事曾国藩如严父”，晚年言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二人关系可谓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火尽薪传、珠联璧合。

第三篇：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内容提要: 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起点,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 正是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 洋务运动在军事工业中广泛开展。军事工业又推动了民国工业的发展, 由此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关系, 它们日益否定着旧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 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关键词: 曾国藩 洋务运动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他为挽救清王朝的厄运立下赫赫功绩, 所以《清史稿》称赞他说:“中兴以来, 一人而已。”《清史稿》也说:“中兴之功, 推为第一。”曾国藩是一个矛盾人物, 他既维护了传统但又超越了传统, 他保守旧物的同时却又冲撞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 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 作为“自强新政”的首创者, 他又不自觉地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引入打开了大门。

一、洋务思想的产生

曾国藩处所的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 已是清王朝内外交困的年代, 康熙、雍正、乾隆那封建盛世已一去不复返了。以“ 天 朝大国” 自居的清王朝, 自乾隆朝以后便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嘉庆帝用了9年的时间, 花费了几多国努, 才把川楚白莲教起义镇压了 下去。两次鸦片战争均告惨败, 堂堂的大清王朝只得赔款割地, 致使主权进一步丧失, 这是落后、腐败的封建王朝无力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 侵略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勃兴于南部中国的广西, 震惊了满清王朝的整个朝廷。此外, 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捻军, 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 致使清王朝为之晕头转向。西南边睡的苗民, 西北地区的回民与各地的天地会众也先后举起反清的大旗。大清王朝可谓处于“ 内忧外患”之中, 其封建专制政权面喻着全面崩溃的危险，而曾国藩正是处于这样的年代。

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不得不改变祖宗之制, 起用汉人曾国藩为两江总督, 统筹江南全局。曾国藩面对现实, 不囿于理学的空谈, 十分重视经世致用, 以解决封建统治面临的种种困难。曾国藩认识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危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首次, 它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种危机并不可怕，而另一种危机却比农民起义可怕得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 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 一旦扫地荡尽”, 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 它完全改变了封建统治秩序, 给封建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改变了清朝历史上总督无汉人的状况,且因其拯救成功, 权倾一时。清王朝的部分军政大权由满人转到汉人手中, 由中央转到“封疆大吏”手中, 就为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些握有实权, 且思想开放的汉族官员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办洋务, 曾国藩便是其中为首者, 他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轫者。

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发其端, 是因他在解决内忧外患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部分事务, 希望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枪炮船只来解决现实的危机, 这也充分体现了他重视“实用、实功”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惨败,使得颇有民族意识的曾国藩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悲痛和愤怒无法抑制。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他加紧催请清政府采用西方先进武器武装军队。曾国藩希望中国能渐图自强, 抵御外侮。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虽然他的思想很保守,“然见他人之长, 则勇取而不惑”，遂开清季提倡洋务之先声。

曾国藩主张买船购炮, 但他并不仅停留在买船买炮的手段, 他还主张:“购成之后, 访募覃思之士, 智巧之匠, 始而演习, 继而制造, 不过一二年, 火轮船必为中国官民通行之物, 可以剿发逆, 可以勤远略。”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到这时已逐渐形成了。“师夷”可以“剿发逆”, 可以“勤远略”, 解决清政府面临的实际困难。1860 年, 湘军攻陷安庆, 第二年曾国藩即在安庆创设内军械所, 制造新式船炮。正是以安庆军械所开始,“师夷智”从一种议论转化为一种社会现实, 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洋务运动。

二、曾国藩的洋务实践

曾国藩办洋务, 是从购买西洋新式武器开始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侵其对洋枪洋炮的威力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1861 年, 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 制造枪炮, 虽然它的规模相当的小, 但它是中国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 成为当时清军的主要火器供应中心之一。它虽以手工制造为主, 但它标志着手工制造向机器工业过渡, 在军事器械制造方面出现了新的技术。1863 年，曾国藩在容闳建议建立一座机器母厂,使得曾国藩深受启发, 认识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必须首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近代军工厂江南制造局成立了, 它也成为中国近代兵工业的母厂。在它的带动影响和人力物力的支持下, 军事工业在各地不断兴起。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广泛罗致懂科技通洋务的人，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并予以破格使用, 他还组织了一批翻译人员筹建翻译馆、印书处, 翻译西方书籍,以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遂使洋务运动在有人才、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起来。为中国的近代史进程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多数中国人来说, 他们了解西方, 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文明的精华, 是由此而得来的, 翻译馆为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真可谓功德无量。

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与李鸿章两次联名上奏选派留学生出国，并为幼童留学拟定详细章程。虽然幼童赴美留学中途夭折, 但此后风气大开, 留洋的人日渐增多, 在中国社会各方面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留美幼童归国后, 经过艰难曲折的奋斗, 在各行各界展露头角成为国家的栋梁。如第一批留美幼童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詹天佑, 第一次不假外力, 设计并领导修成了京张铁路可以说留学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造就了大批精英人物, 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储备了人才。曾国藩在设立翻译馆, 派学生出洋这两件事上是功不可没的。

洋务运动的推行, 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保障, 采取什么样的外交策略, 直接关系到洋务运动的发展, 面对虎视耽耽的西方列强, 曾国藩既没有心浮气躁, 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冷静理智地提倡和戎外交。1870年, 当突发性的外交事件----天津教案爆发以后，为了尽快平息事态, 曾国藩决定委曲求全, 失小保大。虽然天津教案的最后处理结果对中国来说是屈辱性的, 但是在曾国藩的主持交涉之下, 中国毕竟避免了一场战争的浩劫。

三、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运动, 是在古老的中国社会开始萌发新的经济、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社会力量这个历史转变时期产生和开展起来的，面对变局，曾国藩没有故步自封，我们姑且不论其思想是否朝着完全正确的方向发展，但这种积极求变的思想却值得我们去学习。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科技发展带动了社会思想变化，在面对这种变化时，惟有积极求变，不断发展，才能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洋务自强新政的首倡者, 他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在那充满复杂矛盾的关键历史时刻为洋务活动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 赢得了生存空间。应该说, 曾氏提出的指导洋务活动的“ 中体西用” 的思想, 在洋务运动的初期阶段, 是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作用的, 它助长了国内学习西方思潮的抬头和近代工业的兴起，给闭塞的中国社会开了生面,从而引发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热潮和新思想的大传播, 参考资料：

①赵尔巽撰:《清史稿·曾国藩传》卷450, 列传192, 中华 书局。

②印鸾章编:《清史稿》(下), 上海书店1985 年。③沈云龙主编:《曾文正公(国藩)全集》文集(二)卷3《讨 粤匪檄》,(台)文海出版社。

④宋德会《曾国藩与洋务运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10月第19 卷

⑤吉晓华《曾国藩—洋务运动的引路人》滁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

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岳麓书社 1985年版。

⑦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5版

⑧曾永玲.郭嵩焘《曾国藩传》[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四篇：老师如何与学生沟通

老师如何与学生沟通

作为一名教师，不仅应该教给学生文化知识，最主要的还应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做人观念及价值观，传授文化知识是容易的，而在教导学生做人，及为人处事方面，教师则需要经常与学生在感情上进行沟通，可以这样说，能教好学生做人及为人处事的本领的教师在文化授课上一定是优秀的，因为他们在感情上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学生从内心里接纳了他们，当然也会喜欢上他们的课，而单纯只管教学生文化知识而从不过问学生感情的老师，可能他会教好文化课，但学生却不一定会喜欢上他的课，学生可能是迫于老师的高压政策，或是迫于考试或升学等原因才机械地进行学习。所以我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特别是班主任，一定要学会与学生沟通的艺术。

首先，应该是教师有强烈想与学生沟通的想法，并且采取的是积极主动的态度，而不是静静地等着学生来找老师，只有老师怀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启动与学生沟通的步伐。

其次，既然老师强烈地想与学生沟通就一定要用自己的诚心真心来对待学生，人与人之间感情培养的前提就是诚心真心，只有诚心实意才能打动学生的心，从而他也会拿出他的真心给你的。在大家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进行沟通，在某些观点上才能达成共识。

再次，老师想与学生进行交流，一定要蹲下来与学生说话，也就是以和学生平等的身份，而不是老师的身份或是长辈的身份，是以学生朋友的身份，甚至是同龄人的身份，多站在学生的立场考虑问题。

第五篇：简评李鸿章历史功与过

简评李鸿章历史功过

长安大学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县东乡磨店乡人，他是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创导者之一，晚清的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评价李鸿章的功与过。

一、镇压农民起义

李鸿章的起家，是曾国藩邀他成为他的手下，他成为湘军的一员。后来他自己组建了一支地主武装——淮军，用来镇压太平天国，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随着湘军的日益强盛，李鸿章的政治权利越来越膨胀，淮军由地主军事武装组织逐渐演变为左右时局的政治集团。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支撑了晚清40年的局面，活跃在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满汉矛盾乃至君臣之间的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从军事而至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清政府正是依靠李鸿章的淮军来安内攘外，防患固本，李鸿章正是凭借自己掌握的兵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被誉为“中兴名臣”。

二、洋务运动

同治年间，洋务派代表人李鸿章扩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并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办北洋舰队。后又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他还派遣了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虽说只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但他为中国的军事、经济、文化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洋务运动客观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三、《马关条约》的签订

朝鲜战争平息后，日本拒绝撤兵，并且跟准备撤兵的清朝军队在黄海激战，双方均伤亡惨重，但李鸿章命令军队退守威海卫，拒绝出战，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遭到日本浪人的刺杀，但是是受了伤，他就说：“为什么没把我杀死，如果我遇刺生亡，朝廷就好有借口来拒绝签字了！”后来他的受伤换来了大清少1000万两的赔偿。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和谈代表，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订。其实，李鸿章曾多次向翁同和讨要北洋海军军饷600万两，却得到其百般搪塞，最后居然慷慨的拨给了一个将他们父子书法编撰成集的人，给圆明园购之所谓南洋木！由此看，李鸿章也是迫不得已，有心无力。

四、对变法与革命的态度

李鸿章不仅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在戊戌变法中，李鸿章也是支持变法的，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暗中保护维新人士，在慈禧太后问他时，他也承认：“臣是康党。”可见他的改良精神。甚至在孙中山游说他造反后也没有杀他。可见李鸿章内心深处还是支持革命的。只是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的影响，不敢明目张胆的和清政府对抗。

总结：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举办洋务运动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利、抗衡的作用，维护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这是李鸿章的本意。但他没有想到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近代教育会冲击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增强了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符合人民的愿望、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不是李鸿章的预期目的，但这些进步因素的萌发，又无不与李鸿章“超卓之眼孔”、思想、行动紧密相联系。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或许这些就是他曾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印记。西方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总和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十九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人物。是封建末世的机运成就了李鸿章的辉煌，也是封建末世的霉运颠覆了李鸿章，对此只能表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