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决“带病提拔”问题要把握三个关系
解决“带病提拔”问题要把握三个关系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从中组部和市委组织部的文件精神来看，“带病提拔”的对象指的是“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者撤销行政职务以上处分领导干部”，不是简简单单的小“病”，所以中央、中组部才会反反复复提出要整治这个“顽疾”。笔者认为，解决“带病提拔”问题可能还要把握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要把握“带病能人”和“没病庸人”之间的关系。
“带病能人”占到了“带病提拔”干部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或部门过于重才而轻德，关键原因是选人用人的标准上存在偏差。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不能再以“人才难得”、“不拘小节”等为理由，对那些“带病”的干部听之任之，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然而拒绝了“带病能人”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用“没病庸人”。“没病庸人”看似没毛病，其实严格意义上也是一种“病”，起码是“亚健康”的状态。在其位不谋其事，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都是“小病”的表现，小病不医，终成顽疾。因此，选人用人时，“带病能人”不能上，“没病庸人”也不能上。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教育引导，让干部既要守住底线，讲规矩、知敬畏，也要干实事、敢担当、有作为。
二是要把握“小病小治”和“大病狠治”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情况，是明知干部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小病”，但由于不重视，或检查不彻底、跟踪不到位，使得“小病小治”，甚至“小病不治”。这样的危害是极大的，很容易导致 “小病”拖成了“大病”。组织部门要从干部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就开始关注，要打好预防针，不要亡羊补牢。“大病狠治”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小问题不注意，一出大问题就各种猛药一起上，不仅救不了“带病”的干部，也累坏了旁人。“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培养干部，要做到“严管”与“善待”的有机统一，要在出现苗头的时候就“狠治”，不给干部“小病”乘疾的机会，保证干部成长健康有序。
三是要把握“专项整治”和“持续监督”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对干部“带病提拔”都进行了专项整治工作，发现问题的一定要严肃处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并且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但专项整治并不能解决“带病提拔”问题的全部，是阶段性重点。因此，既要抓好专项整治，更要抓好“持续监督”。例如，干部档案核查工作、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工作，是选人用人的基础性工作，对不如实申报个人情况的，档案存在疑点的干部，需要我们当时就提高警惕，对这些干部予以“重点关注”。同时，在动议提名、考察考核、程序步骤等方面，穷尽手段充分发挥程序的整体功能，做好“体检”，无论哪个阶段、哪个环节，只要发现“带病”，都要坚决挡住。
第二篇：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当前，关于农民增收问题从上到下，从理论界到实际部门，都给予极大关注，作了许许多多的探讨，提出了诸多的对策和建议，很受启发，我们认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是个系统工程，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归纳和多层次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三个关系”谈点看法。
一、要正确处理好“农内”和“农外”的关系
在诸多的探讨农民收入问题的文章中，主要的是从二个方面进行研讨，一个方面是从农业内部去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是从农业外部去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也有一些文章比较系统地从内外结合作研究，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都无可非议。但是也有一种看法似乎有点绝对化，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农外”、“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功夫不在农内，而在农外，如果我们仍然重复过去‘打补丁’的做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没有突破，无论怎样调节微观机制的政策都很难发挥作用，同时提出，创造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首先要加快城镇化，尽可能吸纳农村剩余人口；其次是在战略上以新的资源开发带动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比如，在西部开发中，动员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事水利建设，实行人海战术，以工代赈，以工授地，安置东部剩余农民；再次是在金融、保险、流通、批发等非农领域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让农民有利可图，上述见解，被称为“农外论”。对这个“农外论”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农外富农之途是无可挑剔的，甚至是应当进一步深入阐述的，而且也是需要大大加以扩展的，但是认为目前“农内”进行增收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实际上，现阶段在我国广大农村开展增收活动，还是大有可为的，并且分别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地使用权流转和规模经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等方面加以论证。
本人认为，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或者说把解决“三农”问题，绝然地分为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或者单纯从外部或内部去寻找解决途径，是不全面的，是欠妥的，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简单的道理上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因，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因也可以起到主要作用，不过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具体到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也很难单纯从内部或外部找到有效途径，这里仅举一例加以说明。
大家已经比较一致认识到，要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农业结构调整问题，关系到农业内部许多问题，比如，农业的区域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突出的区域结构趋同效应，仍没从根本上解决，失去比较优势；农业的产品结构问题，高质量的农产品比重小。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同时也带来农业效益低的问题，但是如果单纯从农业内部去解决农业结构问题，就不完全切合实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里还有个外部的问题。很明显的，农业结构调整必须以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目前农业结构调整，最为迫切的既要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也要进行要素结构的调整，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所以，农业结构调整必须与整个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并进，必须在制度层面上做出调整，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推动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创造条件和拓展空间。还有农业结构调整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政府必须处理好财政负担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对农业结构调整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应与改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等等。农业结构调整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外部问题，切不可忽视，所以，农业结构调整既涉及到“农内”问题，也牵涉到“农外”问题，无法绝对地从一个方面去解决。
综上所述，我们的看法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好内部和外部关系，内外结合，表里兼治。
二、要正确处理好“分”与“合”的关系
20多年前，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即在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进行家庭经营，打破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集中劳动，集中经营，统一分配”的模式，相对于原来的“大、一、统”的经营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分散经营方式，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20多年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是亿万农民的历史选择，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中央作出决策，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尤其是解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这种背景下，有的同志就提出“小农”怎么长大的问题，认为，改革以来，我国农村从原有的集体制中裂变出2亿多个农户，这些规模狭小的农户仍然深深印有中国农村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单个马铃薯”特征，内在联系梗阻，组织脆弱，当前面对波诡云谲市场经济时，他们表现出严重的先天不足，因为“小农”难以提高效率、难以适应市场、难以避免伤害。因此，有计划地改变目前状态，提高我国农民的经济组织程度，使“小农”长大，已是当务之急，而且，这种组织起来，不是过去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经济方式，也不是一个小农加一个小农的简单结合，而且按照现代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由其产业链条和内在的经济利益所联结起来的合作关系，诸如此类，见诸于报刊杂志上，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主张走合作化的道路的文章和观点为数不少，比如，有的主张“倾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有的提出“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其农业发展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我们也应借鉴其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国情，积极鼓励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联系与合作。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存在“统与分”，即“分”与“合”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采取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认为，应当正确处理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分”与“合”的关系。
首先，家庭承包经营决不能动摇，长期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不动摇，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增强农民收入，农民是主体，谁也不可替代，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农村改革都是农民首创，农民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只有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创造力，农村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农村改革才能进一步深化，才能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不动摇，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从我国的国情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业仍将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仍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事实证明，凡是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地方，往往出现的问题就多，社会就不稳定，所以，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其次，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地有计划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诸如采用合作制等多种形式，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从事实层面来看，从已有的国内外实践证明，合作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主要优势是利益直接，民主管理，能够真正代表和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农户与市场、生产和流通，农民与政府相互结合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农业生产力越是提高，农业产业化越是发展，越是要求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专业化分工明确，从我国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农业发展是在分户经营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规模偏小，且组织化程度低。据了解，目前我国加入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业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当然也就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提高。
本人认为，要正确处理好农业发展的“分”与“合”的关系，以提高农民收入，制度创新更为重要，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在实现农业产品化上，需要一套有效的组织形式，具体一点说，在农产品生产环节上应采取由家庭联产承包来完成，并提供初级产品；而在初级产品的销售环节，这是目前我国最为薄弱的环节，应组织起合作社并由其完成，这有利于统一进入批发市场，并获取较高的销售收入，最后，农产品加工环节，应由合作社或股份公司来完成，最好以股份制公司为主，这样，农业产业的不同环节，由家庭联产承包、合作制、股份制公司三种基本组织形式来完成，使农业产业组织基本形式多样化，突破现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做法，上述作法，既坚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起到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道路，互相兼顾，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到，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实施合作制，一定要坚持“条件、自愿”的原则，也就是要看条件是否具备，农民是否自愿，各级政府不能包办代替，不准强行实施，这在历史上已有过教训。
三、正确处理好“抽吸”和“反哺”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前，咱们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也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大力宣传和提倡发展农业，但是，实际上发展农业是为发展工业服务的，把农业作为发展工业的基础，发展的思路很明确，即农业为基础，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其后再“反哺”农业，这实质上是由工业“抽吸”农业，把农业作为工业发展资金来源，实现工业原始积累，据有关部门测算，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通过“剪刀差”形式为工业提供了近1万亿元资金，年均每年200多亿元，由此，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发展缓慢之原因的一斑。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出优先发展农业，解决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问题，特别是采取措施，从制度上革新，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放开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做到实惠，农民收入有很大幅度提高，大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旧体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发展的思维仍然带有旧思路的惯性。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上，重城市，轻农村，先城市居民后农村居民，其具体表现还是明显的。比如，近几年，市场需求不足，农产品消费首当其冲，价格长期低迷，农民卖难很突出，从而影响到农民收入，为刺激消费，开拓市场，在寻求解决出路的办法中，有人提出，先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就会带动农产品的消费，刺激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我们是有理由说，亿万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功不可没，但是，由于长期对农业的“抽吸”，“抽农补工”的做法，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农业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导致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差别扩大，因此，对农业的“抽吸”不能再继续了，应当尽快变“抽吸”为“反哺”。
实现对农业由“抽吸”到“反哺”的转变，利农利国，就争开拓农村市场，刺激消费来说，我国近9亿的农民，2亿多个家庭，任何商品普及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00多万件的需求，如果国家被真正“反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可能很快就会转化为最终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要实现对农业由“抽吸”到“反哺”的转变，国家要实施有效的保护农业的政策，而当前关键是国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农业特别是水利和生态建设投入一定的资金，提高了农业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农业的发展欠帐太多，远没能解决问题，广大农民渴望加大投入，最终解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帮助防范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尽快提高农民收入。
第三篇：实现中国梦要理顺(把握)三个关系
从三个关系统一的角度理解“中国梦”
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内涵丰富。我认为，理解和实现中国梦最起码要把握个人与国家，理想与现实、自信与实干这三对概念的统一。中国梦是伟大的民族梦，也是具体的个人梦，不仅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要达至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中国梦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现实的，既需要信心百倍的昂首阔步，更需要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
1.个人与国家的统一。中国梦是国家梦，是民族梦，也是个人梦，就是既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也要达到人人共享人生出彩机会。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一直有着“家国一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精髓。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思维和劳动也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存在的，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社会和国家。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就必然奉行集体价值，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追求集体的整体利益。而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恰好能够整合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与长处，同样，历史也已经告诉我们，个人的梦想只有融入国家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所以，我们要将个人的追求和抱负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对人民的个人梦进行引导、整合、升华，使每个中国人积极、主动地把对自己的期盼、家庭的期待、子女的期望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共同的意愿和追求，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中国梦”才能做实。反之，如果整个民族不能振兴、社会得不到发展，那么个人的梦想是很难成真的，正如著名作家马卡连柯所说的：“任何一种不为集体利打算的行为，都是自杀的行为，它对社会有害，也就是对自己有害。”当然，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梦想与个人梦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实现中国梦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2．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梦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愿望，梦的内容反映的是追求、体现的是抱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个人都需要有一种“圆梦”精神。
但是，这种梦想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否则就是空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拼搏奋斗，炎黄子孙在追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但是由于没有找到与国情紧密结合的道路而只能铩羽而归。只有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情，经过近百年的奋斗，找到了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保障和实践基础。我们从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化中期国家，人民生活从贫困迈向总体小康，教科文卫等各项事业迎来了大发展、大跨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据统计，到2011年，我国GDP总量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062亿增长为471564亿，增长了115倍；经济总量于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产业门类齐全，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已位居世界首位，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不断提升。政治上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中国政治上民主化、法治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关系协调化、政治体制完善化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不断推动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文化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文化领域深入推进改革，实现全面开放，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各项文化建设成就斐然。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建设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局面。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社会建设的方针政策，建立了覆盖城乡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尤其是近些年对于医疗卫生、食品药品、教育体育、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民生领域的关注，对于民生幸福的追求和民生价值的升华更是坚定了中国梦的基础，才为实现梦想实现提供了可能。今天实现梦想仍然必须面对现实，一切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我们要认识到一方面经过多少代人的奋斗，我们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已经摆脱绝对贫困、摆脱极端落后的面貌，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我们有能力走上伟大复兴之路，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环境污染、分化严重、医疗、住房、教育等民生问题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和解决，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现实，可以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发展还是依然要认清和遵循这个现实。在此，我们谈在迈向中国梦的道路上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就是要：坚持理想不动摇、认清现实不盲目，在理想和现实间不徘徊。
3、自信与实干的统一。明确提出中国梦这展示中国气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具体体现。经过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知道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要自信这个道路；理论是中国梦的行动指南。重视理论思维，善于和敢于进行理论创新，正是我们党的特色和优秀品质。我党两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值得信赖和坚持的，所以，在中国梦之路上我们要有这个自信；制度是中国梦的根本保障。道路设计和理论构想最终都要靠制度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等政治制度，是中国理论和中国道路长期实践的结果，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克服了其中的弊病和不足，是实现中国梦的信心之源。
当然，要把这种自信真正落到实处，必须真抓实干，领导人已经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总书记也说过：“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我们有了这个中国梦，有了中国道路，有了中国自信，就已经有了梦想，有了机会，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奋斗，所以，中国梦归根到底也必须依靠人民的奋斗来实现，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的统，尤其对于青年来说更应该真抓实干、力戒空谈，为实现中国梦扫清前进的障碍，干出一番事业。首先，实干就是不能空谈。“再好的蓝图，离开埋头苦干，还是一张白纸。再大的决心，不付诸行动，还是一句空话”“中国梦”不能只是头脑功夫和口角功夫，更应该是手脚上的真功夫，不能把决心挂在嘴上，空喊口号，不能把落实在纸上，做表面文章，要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的精神，“以扎实认真的工作作风推动落实，少表面文章、多求真务实，少夸夸其谈、多埋头干活，少‘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以细求实，以‘实’治‘虚’，就能有所创造，有所作为。”其次，实干就是要发扬敢闯精神。要有不思创新即使干了工作也意味着落后的自觉，发扬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梦”也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梦。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更新思想观念，冲破本本的束缚，用战略的眼光接受新理论，不能满足于寻常的做法，更不能因循守旧，要以创新的精神寻找新方法、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采取新举措，用创新走出新路子，下决心、花气力去解决真问题，用创新精神实现新梦想。第三，实干就是要勇于攻坚克难。“中国梦”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中国梦的行进道路上“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在敢闯实干的基础上，要有敢于担当、百折不挠精神。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要敢于在没有条件时创造出条件，在困境中“杀出一条生路”，在锐意创新中拿出破解难题的招法，努力寻求发展新的增长点。具体来说，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大的政治觉悟和感情，打破制约“中国梦”实现的不合理利益格局，消除阻碍“中国梦”实现的不正当行为，为“中国梦”的实现扫清障碍，铺平道路。第四，实干就是要实实在在为百姓谋幸福。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梦，所以，真抓实干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梦的要求。所以，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真真扑下身子，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就是要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让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第四篇：一把手要善于把握和解决四个方面问题
抓班子 带队伍 促成效
一把手要善于把握和解决四个方面问题
为贯彻落实全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研讨会精神，按照市委书记段喜中提出的“理思路、做决策、用干部、带班子、带头干、做表率”的指示精神，林业局先后召开了民主生活会、局长办公会、中层干部讨论会及全局干部职工大会，组织18名股级以上干部对如何抓好林业工作，探讨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进一步强化执政理念，结合持续开展的“一创双优”活动，就抓班子、带队伍、揽全局、做表率等方面统一了思想。作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更应该善于把握和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抓班子注重民主
高水平的领导者是非权力影响力强的人。能以自身的品质、才能、作风、业绩感染和带动部下。我局提出局领导干部要喊响三句口号，落实四项要求。敢于面对全局上下喊响和落实“从我做起、向我看齐、对我监督”三句口号，努力使自己成为理论学习的向导、业务工作的专家、求真务实的表率、廉洁自律的模范，切实成为全局干部的排头兵。加强班子建设是当务之急，要紧紧抓住班子建设这个重点，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通过抓班子、带队伍、促工作，抓好班子建设的关键要注意“用好人”。
三是坚持原则，处事要公道。作为“一把手”，对班子成员一定要一视同仁，做到不偏不倚，赏罚分明。
（三）充分调动积极性
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大家的智慧和作用，是对“一把手”素质的基本要求，能够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他们就会自觉地、主动地、心情舒畅地为工作大局考虑，在工作上认真勤奋，给你捧好场、拉好套；否则，他们就会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管你工作搞成啥，反正“一把手”负总责。因此，要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积极性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对副职放职放权，使他们感受到自己在班子中的地位和作用，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二是对副职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的要适时予以表扬，使他们有成就感。三是对副职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偏差，既要适时指正，敢于批评，以理服人，使他们心服口服，而不要伤害他们的自尊。四是作为“一把手”要推功揽过，敢于承担责任，为副职撑腰做主。五是关心副职的需求，使他们意识到干好有好处，不干没好处，干坏有坏处，创造工作动力，确立传先争优的理念。
二、带队伍强化纪律
大力倡导全员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着力提升学习力、执行力和创新力。用学习型组织理念改造机关工作，组织开展读书活动，搭建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平台。倡导感恩、善念、包容、快乐的人生态度，努力构建和谐、活力、效能、快
三是实行全员目标管理。在今冬明春造林绿化工作中，按照市、县两级签订的今冬明春造林绿化工作目标责任书，根据工作分工，班子成员向局长签订目标责任书，股室长向分管副职、一般工作人员向各股室长分别签订目标责任书，将责任落实到位，形成人人有目标、个个有压力的工作机制，在造林实施工作中，对在造林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个人予以奖励，充分调动了全体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三、高站位统揽全局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一把手”应站在全局的高度总揽一切，做到宏观在胸，微观在握，并通过抓大事，抓根本，抓主要矛盾，带动全局工作。一要能在事务堆中识大事，要在庞杂的事物面前认真分析哪些是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哪些是影响本单位发展的关键问题，哪些是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做到重点突出，层次分明，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一起数”。二要能排除干扰抓大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排除各种干扰，把主要精力用在揽全局、抓大事上。三要能调动力量干大事。调动集体力量干大事，既是“一把手”组织协调能力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完成好重大工作的根本保证。“一把手”不能只唱“独角戏”，跳“单人舞”，必须注意提高“领班”的艺术技巧，调动全体干部职工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在工作中实现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
同时，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并以自己的学习行动，带动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的学习，形成学习的良好氛围，打造学习型机关。
二是率先垂范，带头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机关的制度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只有“一把手”带头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根据情况的变化逐步修订完善各项制度，在抓好制度建设的同时，通过抓制度的落实来保证制度建设的效果。
三是带头勤政为民，为群众谋利益。只要真正为群众办事，群众就会拥护你，“一把手”要有务实的精神，积极谋划和论证2012-2013年县级林业重点工程和乡级造林绿化工程，重点打造“两路一园大外环”，搞好项目申报和政策性资金申请当作工作的重心，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总之，只有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千方百计让群众得到应该得到的实惠，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篇：防止干部带病提拔问题的研究
“带病提拔”一般是指干部在走上新的岗位或提拔到更高职务前就有问题，继续得到使用甚至提拔的现象。近年来，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已成为选人用人的一个突出问题，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组织人事部门的声誉。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从严治党竖起了从严管理干部的鲜明旗帜。新常态、新形势下，如何从严管理监督干部、防止“带病提拔”已经成为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干部“带病提拔”的主要特征及原因分析
要有效遏制干部“带病提拔”的现象，应该首先从剖析原因入手，对思想、任用环节和环境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对症下药。经认真研究、仔细分析、归纳总结几十个国内干部“带病提拔”的典型案例，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潜伏型”。提拔前就存在违纪违法情况，都是在之前的岗位上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但一直未被发现，潜伏期很长，没有举报或者事情败露，则很难被发现。二是“关系型”。一些领导在各种关系的影响下，明知被提拔使用的干部“带病”，还要委以重任，并把手中的权利变成私有化、商品化的象征。三是“争议型”。有的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但领导认为其有才干、人才难得等理由，在举报、争议中顺利升迁。四是“执着型”。有的干部正处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调查核实、但尚未公开且结果没有认定中、仍义无反顾坚持使用。
根据上述四个主要特征，存在“带病提拔”的原因有很多，情况也很复杂，首先，在“带病干部”的思想状态方面，“带病干部”党性修养不强，没有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出发点，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商品化，作为一种政治资本、谋取私利的手段，内心被私欲侵占，那么违法犯罪在所难免，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无所顾忌、私欲膨胀。同时，大多数的“带病干部”伪装能力强，表面正人君子，姿态颇高，私下里道貌岸然，表里不一。其次，在任用环节方面，在初始提名中如果提名的领导出现问题了，在丧失公心、有失公德的前提下提名的干部，“任人唯近”、“任人唯亲”、“任人唯钱”，那么被提拔的干部也必然不会“孑然一身”。选人用人标准有时出现偏差，以才掩德，一些地方只偏重“能耐”和“本事”，有的领导本着实用的原则，往往忽视了对干部德的考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把一些政治素质不合格、思想作风不纯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干部提拔考察，往往了解被考察对象的工作圈子多，考察生活圈、社会圈的情况少，很难及时发现干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平时考核功能弱化，使真相难查特别是在廉洁自律方面，单凭提拔考察难揭其底。有的即使在考察中听到一些反映，也因缺乏具体线索，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查清楚。在少数地方既不对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核实，也不对违反规定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予以纠正，对在用人上确有问题的领导干部，不批评教育，不进行组织处理；对严重违反规定且已构成违纪的，也不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最后，在社会环境方面，自古以来“官本位”的思想泛滥，一些人把当官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一理想，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处在了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制度和体制机制方面还不完善，某些人利用制度漏洞和薄弱环节，为了谋求个人利益，结成形形色色的“关系网”和腐败圈子，为干部“带病提拔”创造相应的环境。可以说，“官本位”意识和庸俗关系网是导致干部“带病提拔”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二、我市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主要做法
我们感到，防止“带病提拔”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单单是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更应该需要整合力量、联动联防、综合治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近年来，沈阳市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要求，一方面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优化政治生态，从根本上铲除干部“带病提拔”的土壤；另一方面以《干部任用条例》为准绳严把选人用人关口，最大限度把“带病”干部挡在门外。
一是明确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标准和导向就是风向标,我市严格按照中央提出的好干部“五条标准”来选贤任能。一是正向倡导。开展学习培训宣传，使好干部“五条标准”和“忠诚、干净、担当”、“三严三实”、“讲诚信、守规矩、守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方面的要求，真正深入人心。2014年1月以来，先后分8期对1600余名市管干部进行了全员培训，召开2次全市组织系统干部大会，对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培训，举办全市组工干部综合业务培训班，对全市各区、县（市）和市直各单位的组工干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全员培训。一系列的培训，让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同志知晓政策，让组织人事干部熟悉政策，扎紧干部政策法规这个“笼子”。同时，采取编印资料、学习测试、知识竞赛等方式做好普及工作。特别是通过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把这个标准和尺度在每次选人用人的具体实践中全面清晰、不折不扣地体现出来。二是执行到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不动摇、坚持德才兼备标准不降低、坚持贯彻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不含糊、坚持抵制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不正之风不妥协，坚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龄”，牢固树立重德行、重实绩的鲜明用人导向，注重搭建善于领导科学发展、驾驭全局能力强的班子，注重选拔坚持科学发展有韧劲、谋划科学发展有思路、推动科学发展有激情、实现科学发展有贡献的优秀干部，从而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三是逆向问责。从严整治“为官不为”、档案造假、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等问题，建立倒查机制，凡出现“带病提拔”、突击提拔、违规破格提拔等问题，都要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一查到底、问责到人。2013年以来，我市分别对9名处级干部和5名科级干部的选拔任用进行了倒查。通过上述举措，使选人用人的标准和导向立了起来、严了起来、实了起来。从近年来开展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三评议”的结果来看，我市干部选任工作的总体评价满意度分值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市市管党委（党组）的评价满意度分值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二是完善机制，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干部任用条例》的修订出台，为规范选人用人行为提供了制度保障，给“带病提拔”设置了一道“防火墙”。我市在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过程中，突出重点，着力抓住关键环节，严把动议提名关、考察考核关、廉政体检关、全程记实关。一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把关作用。研究出台《关于拟推荐产生市委管理干部建议人选沟通工作办法（试行）》，对全市各区、县（市）和市直各单位拟推荐产生市委管理干部建议人选的酝酿沟通工作加以规范。明确经过区、县（市）委“五人小组”会议或市直单位党委（党组）会议充分酝酿后，可提出本单位拟推荐产生市委管理干部建议人选，要求所在单位须同时上报推荐干部的廉洁自律情况及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核实情况，并作出是否影响使用的结论性评价。二是细化动议酝酿程序。制定出台了《关于市委管理干部任免事项动议酝酿办法（试行）》，将酝酿沟通工作计划分为“提出启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意见”、“提出干部任免初步建议”、“召开市委组织部部长办公会”、“个别沟通汇报”、“提请市委‘五人小组’碰头会酝酿”以及“报送干部任免工作方案”等六个环节，全面细化酝酿沟通工作程序，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到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三是制定干部选拔任用一揽子实施办法。在认真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严格落实省委“一个意见、七个办法、两个通知”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起草了《沈阳市市管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试行）》，通过清晰明确的程序要求和一目了然的流程图设计，使干部任免工作各个环节有章可循、易于操作，同时也客观真实地记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主要程序和重要事项，真正把严格的监督措施嵌入推荐、考察、公示、决定等关键环节，做到同步监督、环环把关，实现干部选拔任用“阳光操作”，让制度在阳光下规范运行，让干部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四是严格把好听取纪检部门意见和任前公示两道关口。在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政策基础上，参照省委相关做法，重新调整和规范了市管干部听取市纪委意见和任前公示受理两项工作流程，按照《市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市委组织部听取市纪委意见和市纪委回复市委组织部意见试行办法》中8种情况，及时提出任职意见，对收到来信、举报，正在就反映问题进行核查的，坚决暂缓任用；对收到来信、举报，经核查确有严重问题的，坚决排除出考察对象或拟任人选。对公示期间受理的群众举报，尚未核查或正在核查的，坚决不予办理任职手续；对有反映但不构成违纪的，坚决从严掌握。
三是综合研判，全面准确评价干部。近年来，我市在如何考准考实干部，真正发挥干部考核评价的指挥棒作用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一是注重加强日常考核。在一些市管单位探索试行“蹲点”考察，考核人员深入被考察单位，通过参加单位的重大活动，参与班子成员组织召开的会议、调研等日常工作，召开小型座谈会，与班子成员、后备干部和广大群众交流交谈等形式，切身观察和了解情况，从不同侧面、不同环境实地考察干部工作业绩和现实德才表现。二是着力探索建立权重分析制度。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参加人员的推荐和测评，设计不同的权重比例，适当加强领导班子、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的权重，在2014市管干部考核中，分管领导评价结果占到总权重的30%，组织部门日常考核占30%。三是建立综合分析研判制度。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主的原则，综合各类考核情况以及纪检、审计、信访等方面意见，结合平时考核掌握了解的情况以及在重大事件、关键时刻的表现，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价干部。
四是从严管理，抓实干部管理监督。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能不能有效做好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工作，取决于能不能把干部的管理监督落实到位。一是选人用人检查。加大对各区、县（市）及市直单位进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重在工作规范，制定检查细则，完善检查程序，重点围绕学得实不实、用人导向树得正不正、资格条件把握得严不严、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得好不好、程序履行得对不对、选人纪律严不严等多个方面，重点查处违规违法违纪问题，有力推动市管单位选拔任用工作规范化、正规化。二是严明纪律。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情况，实行零容忍，坚决不放过，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就是坚持做到“五个一律”，即对跑官要官的，一律不得提拔使用，并记录在案，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对拉票贿选的，一律排除出人选名单或取消候选人资格，已经提拔的要责令辞职或者免职、降职，贿选的还要依纪依法处理；对买官卖官的，一律先停职或免职，移送执纪执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做出的干部任用决定，一律宣布无效，按干部管理权限予以纠正；对说情、打招呼或者干预下级干部选拔任用的，一律坚决抵制，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三是做好提醒谈话。充分运用好中组部印发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和省委组织部印发的《关于建立党委组织部门与干部谈心谈话制度的意见》等文件，明确了提醒、函询和诫勉的适用情形、办理程序、工作要求和结果处理等内容，发现倾向或苗头，及时进行提醒，有效防止“小病”变“大病”。
三、对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对策建议
在实践中，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其实是一个准确选人识人的问题，具有复杂性。因此，要在加强对干部进行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基础上，从加强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入手，坚持标本兼治，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必须坚持把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始终。干部素质的核心是政治素质，干部才能的基础是知识素质。选任干部，配备班子，既要考虑年龄、文化、能力的因素，又要有政治条件上的硬性规定，绝不能让政治上有劣迹或“带病”的人钻进领导干部队伍。即使对年纪轻、本事大、文化层次高的“难得人才”也不能在政治标准上降格以求。对那些思想政治素质差、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甚至以权谋私的干部，不但坚决不能提拔重用而且要果断地调整下来。尤其是对人民群众反映问题比较多的干部，在使用上要慎之又慎。
二是必须坚持把深入考察了解干部的真实情况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始终。要准确识别干部，就必须完善干部考察制度和方法，不断提高考察工作的质量。考察干部，不仅要征求同级干部的意见，征求考察对象的下级干部的意见，还要听取考察对象所在地方和单位群众的意见和反映。既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又注重考察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既考察干部在本单位工作的现实表现，又重点了解他们在“八小时以外”的社会交往情况。对在任用考察过程中群众反映问题突出、线索具体的，要集中考察力量，拓展考察渠道，查清干部存在的问题。抓紧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形成科学的实绩考核指标体系。
三是必须坚持把民主决策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始终。要科学界定一把手的用人权和责任，对一把手在动议、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各个环节的用权行为作出具体规范，对容易出现问题的行为作出相应规定。要继续做好干部任用备案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检查制度、上级组织部门派员列席下级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会议的制度，不断加强上级组织对下级党委（党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要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并严格控制领导干部任期内的职务变动。四是必须坚持把加大对反映问题的查核力度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把监督贯穿于干部培养教育、考察考核、选拔任用和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努力拓宽监督渠道和覆盖面。要加强和改进举报受理工作，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沟通和联系，严格执行任前公示制度，加大对群众反映问题的查核力度，建立反应灵敏的工作机制，及时发现和严肃纠正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党的干部工作的严肃性，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健康开展。对领导批办的信访举报件，要深入调查核实，确保件件有回音。对群众反映的干部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廉洁自律、选人用人等方面的问题，内容一时难以查实又不能轻易否定的，应当暂缓任用；反映的问题情节轻微、不足以影响任用的，在任用的同时要与其谈话，进行教育和告诫。
五是必须坚持把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始终。实行责任追究，对于强化选人用人责任、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是要完善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以明确干部推荐、考察、讨论决定等各个环节的责任内容、责任主体和责任追究方式，切实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主体不明确的问题，要按照有关要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论是上级组织还是下级单位，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要做到谁失职谁负责，避免出问题无人负责、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对因弄虚作假、瞒天过海导致干部“带病提拔”的，一经查实，坚决处理；对在干部选任中因失察失误导致干部“带病提拔”的，也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做到不查清原因的不放过，不确定性质的不放过，不处理责任人的不放过，不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整改措施的不放过。
六是必须坚持把完善制度建设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始终。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治本之策还是要在深入抓好已有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贯彻落实的同时，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要把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切实贯彻到干部考察考核的具体实践中去，不断完善领导干部选拔提名、考核、监督的机制，扩大考核工作中的民主，扩大选人识人的视野，真正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出来。要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扩大民主和依法办事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改进群众参与的方式，进一步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实群众公认原则。始终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和干部交流的力度，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各展其能的机制，让“带病”干部相形见绌。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健全党委集体决策制度，让“带病”的干部无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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