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5.张玉法：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按语】张玉法先生从政党、国会、内阁三个方面梳理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请关注思考下列问题
1.了解民初政党政治的运作；
2.关注文章对于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分析，比如，党争的影响、中国政治传统的影响等； 3.通过了解民初政治实践的成败，思考其对于当今中国的启示意义。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张玉法
19世纪至20世纪初年，发展中的西方民主制度，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广泛地被引介到亚洲来，对亚洲各国原有的政治体系和观念，形成一种持续的挑战力量。传统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在这种状况下发生变化。变化常经历冲突和痛苦的过程，本书所述，即为此种过程的一部分。
经过清末十数年的鼓吹，当民国建立时，国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已不陌生，对民主制度中的政党制度也有认识。惟因此种制度为外来，不产于本土，国人对它的了解有深浅不同。进步党人重视议会，其常务活动的模式有如19世纪初叶的西方政党然。国民党人除争议会席次外，也注意争取议会以外各阶层的支持，其党务活动的模式有如19世纪中叶的西方政党然。另如社会党等，对议会政治无兴趣，其活动以群众为对象，有类于19世纪结束前后数十年出现于西方的“超议会政党”。另外，许多从事政党运动的人，对政党制度的社会差异性认识不清，或欲行多党，有如法国所实行者；或欲行两党，有如英、美所实行者；揆诸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实均不切实际。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中国的政治思想是统一的，在一个政权下，很少允许相反的意见存在，此乃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的致命伤。一党制度也许是不太脱离中国传统的制度，但在民初讨论政党制度的建立时，由于西方国家尚无先例，似没有类似的主张。
民初活跃于国会中的政党，可大别为激进、保守二派。激进派的政党，严格说来，只有同盟会和国民党。统一共和党在并入国民党以前，是骑墙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的；民宪党则系由国民党分出。同盟会原为具有理想的革命政党，在民初的政坛上，以激进的纲领，从事激进的政治运动，是可以理解的。统一共和党的党员虽有不少原属革命派，但以出身立宪派和旧官僚者为多，故在态度上较同盟会为温和。初时之所以与同盟会接近，后来之所以合并于国民党，实因同盟会和国民党在政坛上的势力强大之故。同样的，与同盟会合组国民党的其他小党派，亦大多不是起于理想相同，而是因为眼见国民党将能在政坛上占优势。国民党的政纲之所以较同盟会为温和，实系受组成分子温和的影响。至于正式国会后期出现的民宪党，虽系自国民党分出，但以吸收了许多进步党党员，在态度上亦较温和。
作为激进派政党的同盟会和国民党，是使民初国会发挥功能的主要力量。如果在野党的功能是以言论和立法来监督政府，并以诉诸选民的办法促使执政者重视国利民福，同盟会和国民党确是具有这方面的资格与潜能。但以执政者无限制的伸张行政权，在野党和立法者愈伸展其监督权，结果使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当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而又不能取决于选民时，政治的危机即升高。民初国民党之策动“二次革命”、以及“二次革命”失败后执政者一意伸张一己的权力，均为政治走势走向两极端的表现，亦为政治危机升高的表现。结果是两败俱伤。
惟就激进派政党本身而论，在袁世凯权倾一时时仍能发展，虽在受到武力弹压之后亦能再接再厉，证明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所兴起的革命势力和改革势力，并不因为政治环境有利而懈怠，也不因为政治环境无利而退缩。如果把国民党视为革命势力的代表，进步党视为改革势力的代表，他们有时而分（如清末革命与立宪的对立、民初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前拥袁与反袁的对立），有时而合（如武昌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人纷纷响应革命、国民党员与进步党员合组民宪党努力于制宪、国民党与进步党同为反洪宪帝制而奋斗），均为促使中国变革的重要势力。这种势力，有时不能为当政者所容，但从日后的历史看来，却是中国的一种希望。
民国初年的保守党派，分合无常，此落彼起，主要因为组党者的动机不同，态度互异，加以袁世 凯从中操纵，益减低了保守党派的整合性。当时革命初成功，一般在政坛活跃的人富有锐气，如果同盟会初公开为政党时，能够像宋教仁组合国民党时的态度一样，不难网罗天下之才以为己用，但因为急于融合内部，规定在武昌革命爆发之日以前入党者始准登记，于是将一群与革命无渊源，但热衷于政治的人排斥以去，这是使保守党派愈组愈多、愈组愈大的一种原因。
除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同盟会执政外，民国初建时期并无执政党，当时无论激进党派、保守党派均属在野。但就对政府的态度而论，激进党是监督政府，并时思由政府手中取得政权；保守党派是依附于政府，或冀为政府所用以申党见于一二。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论，除特别具有政治理想或特别富有权力欲望者外，一般有志于政治的人大多是依附当权者，自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南北统一，袁世凯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许多在政治上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系对抗的人，自知独力无法取胜，乃恃袁世凯为靠山。袁世凯虽出身军人，但亦在政海中翻转十余年，当知打击政敌不能全凭武力。加以梁启超从中劝使袁世凯扶植友党对抗敌党，故袁对于各保守派的政党在可以利用的时机均着意扶植，这是保守党派能够此落彼起、一直足以与激进党派对抗的另一原因。
尽管如此，保守党派像激进党派一样，却不能继续存留于民初的政坛，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保守党派本身而论，有些人的政治思想与激进派相当接近，只是由于人事的或意气的冲突，与激进派保持一段时期的对立态度，如章炳麟在清末革命时期既为同盟会要员，又为光复会首领，后因光复会与同盟会发生冲突，章炳麒即别树一帜，于民初另组统一党，与同盟会对抗，一度受袁世凯的眷顾。但到袁政府派人暗杀宋教仁后，章炳麟即幡然改计，再回到革命的一边。有些保守党派的人与袁世凯原为政敌，政治理想亦不相同，只是暂时依附袁世凯与激进派对抗，如梁启超，其维新派于戊戌时期曾为袁世凯出卖，到民国建立后，梁所提出的两党政治和政党内阁等主张亦不为袁所重视，虽然在他的策划下先后组织了民主党和进步党，与激进派对抗，但当袁破坏制宪、破坏国会之后，梁即与袁分道。另如原属共和党一派的保守党，原以湖北人为核心，湖北为武昌革命策源地，湖北人在政治思想上应与激进派接受，但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分配使湖北人不满意，此后即拥护黎元洪倒向袁世凯一边。初有民社，继有共和党，后有进步党，但民社、共和党、进步党当中，不乏有政治理想之士，亦不乏有革命热忱之士，故民社社员并未全数加入共和党，共和党员亦未全数加入进步党，进步党员亦非全部拥护袁世凯，正式国会后期所出现的民宪党，就是由部分具有宪政理想的进步党员联合稳健派的国民党员所组。由此一分析看来，保守派政党与袁世凯的合作是有其限度的。
就袁世凯的态度而论，袁并无意扶植一个足资与激进派对抗的保守党，导中国于两党政治的轨道，他只是利用激进派的政敌打击激进派。当保守派的势力较小时，他分别扶持了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并联合三党而成进步党。当进步党仍不足以与激进派对抗时，他另用分化的方法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打击激进派，并不完全仰仗保守派。二次革命后，激进派势力转弱，他就不再器重保守派。时保守派以拥袁有功，欲推展宪政的理想，袁就另外扶植没有政治理想的保守派，冷落或打击具有政治理想的保守派。到梁士诒的公民党和大中党出，完全以卫护袁世凯政权的姿态出现，政党政治已无可为。而不久国会停顿，激进派的政党被禁，保守派政党不仅失去了合法的斗争场所，也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自然就逐渐消散。
民初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对抗，历史的意义大于社会的意义、人的因素大于党义的因素。严格说来，同盟会放弃了民生主义、男女平权等激进的政纲，与许多政团合组为国民党，如果不是历史的和人为的因素，共和、统一等党亦未必不可与合并。但由于共和党主要是由革命派（民社）分出对抗同盟会者，统一党主要是由是同盟会分出（章炳麟）对抗同盟会者，各结合了立宪派、官僚派，甚至军人。民主党直接由立宪派蜕变而来，承袭着清末立宪、革命两派对抗的传统，继续与同盟会对抗，并结合官僚派以厚实力。袁世凯因利乘便，拉拢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对抗同盟会及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乃形成民初政坛上两大对峙的势力。
民初两大对峙的政治势力肇始于清末。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对峙，立宪派欲依附清政府，但清政府与立宪派之间的距离很大，特别是因为康梁为戊戌祸首，他们所领导的立宪运动始终受敌视。后来清政府虽欲采行立宪措施，与康梁以外的立宪派人接近，但由于清政府的宪政措施迂回而保守，不能满足立宪派人士的希望，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实际上也是对立的。民初进步党与国民党对峙，进步党 欲依附袁世凯，袁政府与进步党的距离较小，至少在表面上甚愿与进步党接近，特别在1913年11月国民党被解散以前。
清末立宪派保皇，革命派排皇，双方势同水火。武昌革命爆发革命党人遂有仇杀保皇党之举。此举虽在打击保皇势力，但显干民国法纪，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于1月28日电各省禁止之，禁令中有云：
近闻各省时有仇杀保皇党人之事，彼党以康梁为首，弃明趋暗，众所周知，然皆受康梁三数从之蛊惑，故附和入会者，尚不解保皇名义，犹之赤子陷阱，自有推堕之人，受人欺者自在可矜之列。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荡，旧仇污俗，咸与维新。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有无违纪，不得执既往之名称
1以为罪罚。至于挟私复怨，藉是为名，擅行仇杀者，本法之所不恕。
由此禁令可知，清末立宪、革命两派，到民国成立后，由于积怨甚深，颇难和衷共济。另一方面，在1911年革命风潮中失位的中央和地方大吏，如盛宣怀、李准、张彪、张鸣歧、李经方等，此时一度
2与滞留日本的梁启超有所联络，此更壮大了同盟会的反对势力，也使同盟会警觉。
同盟会除与立宪派有宿怨外，在武昌革命爆发后不久又与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北洋军人和官僚集团处于对抗之中。袁任清内阁总理，假拥清帝以自重，欲获民国总统之位。时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在南京组临时政府，与清政府对抗。后虽因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临时大总统之位给袁，使南北归于统一，由于北京政府大体仍以满清时代的军人和官僚为班底，与同盟会间始终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形下，自革命派游离而出的政治势力，以及早年与革命派对立的立宪派势力，转与袁政府结合，对抗同盟会和国民党。
在民初的政党结合中，国民党以及与国民党接近的党派为一极端，袁政府以及与袁政府接近的进步党为另一极端，双方狐疑仇视，终酿**。国民党籍参议院议长张继有论云：
今天民党有恒言，如袁党得专权柄，必至共和扫地，帝制复兴，端人正士，无一在位。而袁党亦有恒言，如民党得势，必至彼党外无噍类，暴民之祸，亘古未有。此种两极端之恐慌，皆无从以言语口舌去其迷信……民党之分子，与袁党之分子，两相比较，平心而论，文采经验，威仪举动，皆后胜于前……民党之学术，偏于进取，以为锁国之策，既不可行，必追逐他人之后，齐其步伐，始能与群强竞存，如此必当有一真正之宪政，始自由强固，而进步奋迅……袁党之学术，偏于保守，茫然于世界之大势，惟迷信其所挟持之保育政策，因彼皆自誉有老练之经验，尽以少年为躁妄，故力任父兄之3责，贸贸然愿保育其子弟。
此两极端，可以说是自南北议和以后，双方未能真正化解，积渐有以致之。
对抗的态势既然形成，国民党谋求诉于选民，希望能透过国会选举的胜利，在政治上取得优势。但袁政府及进步党都不相信选民，恃官僚和军人集团为靠山，与国民党对抗。国民党与官僚和军人集团的渊源，远较袁政府和进步党为浅，国民党虽亦拉拢官僚，且自树些许武力，但与袁政府和进步党相较，自然相形见绌，这是国民党与袁政府争，无法获得成功的最大原因。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以国会为运作的中心。民国初建的两年间，先后成立的中央民意机构有四个，第一个是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1911年11月15日成立，1912年1月27日结束。第二个是南京临时参议院，1912年1月28日成立，4月5日结束。第三个是北京临时参议院，1912年4月29日成立，1914年4月8日结束。第四个是正式国会，1913年4月8日成立，11月4日停闭。除正式国会外，临时参议院及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亦扮演国会的角色。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据此大纲组织南京临时政府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据此约法组织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临时参议院。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据此组织法及选举法，选举成立正式国会。正式国会谋制定宪法，然后依据宪法成立正式政府，因袁世凯不满宪法内容，将宪法会议停闭，仅制成大总统选举法，选举正式大总统，其他的 12 《禁止仇杀保皇党人电》，《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民国元年一月二十八日。
《梁启超党恶》，《天铎报》，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一日。3 《公私之别》，《张溥泉先生全集》，而55-56。政府组织及职权行使，大体仍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依据。
上述四个行使国会职权的机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及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成员，皆由各省都督委派；北京临时参议院的成员，大体由各省临时省议会选举，亦有由各省都督委派者；正式国会的成员，众院议员由民选产生，参院议员由民选和各省议会（包括蒙藏选举会等）选举产生，就民意的代表性来说，正式国会较北京临时参议院为佳，北京临时参议院较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为佳。然就其发挥国会功能来说，各有建树。以临时参议院与正式国会比较，临时参议院的议员虽非出自民选，但临时参议院存在的时间较正式国会长一倍，立法的数量较正式国会为多。在组织上，北京临时参议院开幕之初，即选出全院委员长，以及法制、财政、庶政、请愿、惩罚各股委员；正式国会成立后，由于党争激烈，全院委员长及各股委员的选举，迁延半年多，参议院在正式国会停闭前夕始公布当选人名单，众院则未及公布名单国会已停闭。
正式国会的选举，是划时代的大事。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4000余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因选举资格受财产及教育程度等限制之故。有些地区的投票率很高，有些地区的投票率很低。有的资
1料显示，全国投票人数，有400万左右，约只占全人口的1%。以此数字与1909年谘议局选举相比较，2当时全国够资格的选民约只160万人，投票人更较此为少。部分因为投票人数增加，品类不齐，贿选作弊的情形较谘议局选举时为甚。正式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为36岁，较清末谘议局议员（平均41岁）为年轻；教育背景方面，2/3以上在国内或在国外受新式教育，此与谘议局议员90%以上具传统功名者不同。在经历方面，谘议局议员多来自士绅阶层，正式国会议员则多来自官僚、议员及教育从业人员。在党籍方面，清末谘议局议员多来自立宪派，民初正式国会议员以国民党居多数，然其间演变亦多。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及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代表议员以同盟会员居绝对优势，当时无党争可言，但派系之争仍多，如宁汉或沪汉之争，以及南北之争，都造成轩然大波。宁汉或沪汉之争，虽因临时政府北迁而结束，南北之争一直存在，正式国会之召集，有倡议舍北京而就南京者，即为一例。北京临时参议院及正式国会时期，各党对峙，相争激烈。北京临时参议院开设之初，同盟会、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成鼎足而三之势。及同盟会合统一共和党为国民党，临时参议院遂为国民党的势力所左右。除共和党势力较大外，统一党并无议员，新成立的民主党仅议员三四人。正式国会选举，国民党于参众两院皆居优势，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的势力次之。因国民党自始对袁总统持不信任态度，而国民党又于国会占优势，如是政局难望稳定。在袁世凯的运用下，共和、民主、统一三党遂有联合之势。由于在参议院中，国民党的势力较三党联合为优越，故议长、副议长的选举，皆为国民党所得。众议院自三党联合后，三党与国民党有对峙之势，在金钱的运用下，得议长、副议长的席位。及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后，其势于众院驾国民党而上之，于参院仍较逊于国民党。故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前，国会中国民、进步两党对峙，旗鼓相当。二次革命发生后，部分国民党籍议员南下讨袁，部分别组政团，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稍衰，参院议长的改选，即为进步党人王家襄所得。惟自二次革命发生，国民、进步两党皆分化，由国民党分出者，除政友会、相友会等政团外，又有大中党；由进步党分出者，除新共和党以外，又有公民党；而国民、进步两党及新共和党中对宪政抱理想者，又合组民宪党。3国会停闭前，参院全院委员长及各股委员的选举，国民党人之所以获胜，可能即系受民宪党的支持。
正式国会开会不过七个月，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党争上。开幕之初，议长、副议长选举，参院费时二周余，众院费时三周余。议长选出后，国会正式议事，各党派间对法律案件及政治案件的争执甚多。所谓法律案件，包括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立法为国会的职权，大部分法案为政府移送，少部分法案为国会自提，一般说来，政府移送者较国会自提者易于通过，因国会自提者，每有党派利益存乎其间。但政府移送之案件，若破坏国会职权或影响党派利益，国会或有关党派必加阻挠，如大借款案及中俄协约案等。法律案件的另一类属司法范围，构成政治案件，国会只能质询，无权纠正，譬如宋教仁被杀事件，政府指为司法事件，一切听法律解决，国会即无能为力。又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政府逮捕涉 12 B.L.Putman Weale,The Flight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P.37.页450注①。
此处与下文所据谘议局资料，见张朋园，《清季谘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思与言》，五卷六期。3 觉公，《民国二年第一次国会始末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三号（民国三年五月十六日），页1-2。嫌参与革命之国民党籍议员，议员可做者，除质询外，仅提案通过“国会议员内乱外患罪逮捕法”，以图自保。至于对革命起兵事件，拥袁派议员提议征讨，政府事实上亦派兵征讨，国民党籍议员虽在要求袁世凯退位案，以图对抗，并无效果可言。大借款案及中俄协约案等，系介于法律案件与政治案件之间的案件，其本身虽为法律案件，但因涉及国家利益、国会体制及党派利益，造成政治案件。有关大借款案，国民、进步两党皆不反对借款本身，反对的只是政府违法签约，即未经国会同意而借款。因此，众议院通过将政府咨文退还，参院亦主退还，但因拥袁派议员的杯葛，皆无结果。及政府违法借奥款之案被发现，两党议员益愤激，纷提弹劾政府案，终引起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的免职，此案乃为无结果之结果。至于中俄协约承认外蒙自治一案，进步党从事实考虑，主张承认；国民党从影响考虑，反对承认。结果，众院通过，参院否决，使中俄协约在法理上不能成立。此亦政党制衡中一个收获。
主要由于党争激烈，各政党太重党派利益，缺乏有效的协调，使法案的制定，多慢如牛步；另一方面，政府常争取舆论同情，多方对国会加以丑化，而为息事宁人，又多方对国会议员加以收买利用。在这种情形下，在清末被视为神圣的国会，到民初既有国会之后，竟被视为是非的渊薮、罪恶的泉源，国人多不再以国会抱热望。梁启超早年是国会制度的梦想者，当时他所办的《庸言》杂志，屡发议论1丑化国会，吴贯因的丑化言论尤具代表性。在国会开幕月余后，吴贯因在《无能力之国会》一文中有云：
自国会召集以来，垂四十日矣，而两院之中，但闻灌夫之骂座而已、力士之决斗而已。若夫关于
2立法之事，未闻能为国家议决一法案，则所谓国会为立法机关者，征之我国全名不称实也。又在国会开幕五个月后，吴贯因在《今后政治之趋势》一文中有云：
自两院开会以来五阅月矣，语其成绩，但闻灌夫骂座，角力屡行，以破坏议场之秩序；私改记事，捏电各省，以颠倒事情之是非；而于国家之大本大计，则未闻有所建白。其能踊跃议定者，则在于索取六千元之岁费，而匠心独运于岁费之外，发明万国所无之出席费，以为朘削民膏民脂之口实。国会之为害于政治上既如此其烈矣，而且投票视金钱为从违，卖身等牛羊之论坐，狗苟蝇营，以破坏天下之廉耻也……故数月来自各省都督、民政长、自治团体，以至政党、学会、新闻杂志，对议员或严词训饬，或声罪致讨，皆冀其痛改前非，得以维持立宪之政体，无奈彼之终不悟也。国民既已绝望于国
3会，于是对于议员但视之如禽兽，听其自生自灭。
至于各省都督、民政长等对国会之攻击，因纯站在行政一方，此处不多引。本书第五章曾引述各省都督、民政长等攻击宪草之电74件，可资参阅。
正式国会在不负众望的情况下，被袁世凯停闭。停闭的原因很多，可从三方面加以分析：其一，国民党具有革命政党的性质，政纲及做法都较为急进。影响尤大的是革命政党喜以武力解决问题，自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后，二次革命之说即此落彼起，使袁世凯不仅视国民党为反对党，且视国民党为革命党，使袁觉得其政权受到威胁，暗杀宋教仁、免国民党三督等事，皆由一种保位的心理所造成。及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即予袁以摧折国民党的口实，更以停闭国会为手段，以消除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反对势力。其二，宪法问题是促使国会停闭的重要症结。其他问题袁尚可假进步党或其他党派对抗国民党，独对宪法的制定，国民党与进步党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袁不欲受制于宪法，又无党派足以阻止宪法的制定，袁只好假剥夺国民党籍议员证书为手段，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闭。其三，国会停闭乃是政治反动潮流下的必然结果。自国会成立，即与行政部门发生冲突，这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有关。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行政权独大，虽有监察权稍事约束，其效力仅及于一般官吏。对于享有最后裁决的皇权，仍无能为力。国会在政治上的地位，或谓参政、或谓监督，皆系对行政权的干涉与制衡。主政者不了解制衡的意义，乃百般对制衡的力量加以摧折。尤为国会所不谅者，不仅制定官制官规不经国会议决，即对外借款亦不经国会同意。此种反动潮流，到国会停闭后，1 除下文引证者外，另如《庸言》，一卷十五号，“时事汇报”栏，载预算案提交众议院条有“国会开会两月有余，议员日事捣乱，固不足语监督政府„„”等语。2 《庸言》，一卷十二号。3 《庸言》，一卷十七号。益为显露，随之而来的有省议会、地方自治的停止，继之有祭天、祀孔、跪拜礼的恢复，更假肃政听以恢复都察院之职，甚至有恢复谥法、停办学校、撤销司法独立之议，终有帝制运动的出现。
国会停闭后，国家的形式即残缺不全，临时约法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政府没有国会，在法理上不能行使统治权，因此袁于国会停闭后，先后召集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但皆非民选，在性质上亦仅为谘议机构而已。
民初政党政治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内阁问题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有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总统制获胜后，孙中山网罗各派人士组织政府。当时同盟会以外之政党势力不大，争执亦少。南北统一后，依照“临时约法”，行内阁制。内阁制之实行，当时有两种困难，其一，袁世凯野心大，不甘为傀儡总统；其二，党派斗争激烈，阁员不易遴选。唐内阁之失败，由于前者；而陆内阁之失败，乃由于后者。唐、陆皆为混合内阁，实行失败后，组织内阁之理想分为两派：其一为政党内阁派，赵内阁原欲走此路线，结果形似而实非。其二为超然内阁派，熊内阁原欲走此路线，终亦流于混合内阁。就当时情形论，诸党势成水火，勉强混合组阁，无法订定施政方针。而政界人物多有背景，所谓超然内阁，亦难处于超然地位，故较有价值者，为政党内阁。同盟会及由同盟会扩大而成的国民党，一直坚持政党内阁说，其宣传机关，无不以此说相鼓吹。1913年5月，岑楼氏于东京《国民杂志》第二号发表《中华民国非政党内阁不能救亡论》一文，就政党内阁的利弊反复说明。作者首就民国成立后的内阁实情，说明非政党内阁之大害，实系对民初历届内阁的综合评论，他说：
溯自武汉起义，东南光复，定南京为国者，举孙文为总统，采美国制不设总理，内阁人人皆极一时之彦。吾人深幸同盟会以天之骄子，不以政权私于一党，而博揽群贤，中华民国可建筑于纯粹平民政治之上也，乃阁员张謇、汤寿潜辈挟以非嫌，延不就职，或就职而不列席，以致阁员意见不一，终其取消，无政绩可言。倘当时同盟会不事谦让，直接组织政党内阁，决不至毫无展布，如昙花一现而已也。此非政党内阁之害一。
南北统一，孙总统引退，推荐袁项城（世凯）于参议院前，得被选为总统，于是采法国制建责任内阁，在唐绍仪为总理，一时阁员又皆极人才之选。吾人深幸中华民国可以巩固，四万万人可以享真正之幸福也，无何借款事起，熊希龄心怀不仁，承认银行团严酷之条件，舆论攻击，党熊者谅人情，反借此而攻击唐总理。党争之端开，内阁成为矢的之薮。袁总统且乘势而侵犯总理之权制。唐氏欲以一身当党界之冲，暴总统之罪，遂告病辞职。同盟会阁员以政策难行，亦相继承退，由是唐内阁倒，政绩无复可言。国势之危殆，朝异而夕不同矣！此非政党内阁之害二。
唐内阁既倒，国民党发生（按国民党成立在陆内阁成立以后），力主政党内阁，他党反对，袁总统从中破坏。国民党顾全大局之心切，退虚不问，继任提出者为陆徵祥氏。吾人亦深幸陆氏熟于时务，敏于手腕，可以保临时政府之期间无使再变化也，不幸陆氏第一次到参议院宣布政见，言语琐屑，即遭打击。后提出阁员名单，悉数被参议院否认。袁总统恐国民党复主张政党内阁，用军警干涉参议院，各议员胆小如鼠，通过第二次提出阁员。陆氏卒不胜任，未及月余，借病辞职，政绩更无可言，国势更危殆而不堪问。此非政党内阁之害三。
陆氏辞职，继其任者，即今之赵秉钧氏。阁员仍旧，因循苟且。蒙藏风云，无所筹画，财政前途，徒仰借款，致令总统借内阁为傀儡，实行阴险之手段，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吾人襄者希望之心顿若冷冰，此非政党内阁之害四。
在剖析非政党内阁的害处之后，作者进一步阐述政党内阁的好处，约有四端：
其一，政治上富有弹性：政党内阁之能成，必其党于议会占过半数，党纲政策得社会赞同，其阁员又皆英伟俊杰之士，能代表党中之意见，影响于政府之政策。故其成立行政、立法两部，能互相策励，互相融洽。内阁对于议会负责任，议会对于人民负责任，志同道合，进行活泼，不至如混合内阁，飘摇靡定。设成立之后，两相昏庸，无效可言，人民可直起质问，宣布罪状，亦不至如混合内阁，今日成立明日即辞者，致使人民问之而无可问，罪之而无可罪。
其二，专制政体难以发生：世界行政党内阁之国，英与法最为著，英为君主国，预防君主专制之发生；法为民主国，预防君主专制与民主专制之发生。故英之政体，学者多称其含有共和之意义；法 之政体，学者更不以其为非共和国。中国国情与法相似，稍一不慎，立招拿破仑二世之祸。混合内阁既不能稳固，政党内阁岂可俟诸后日？杜目前之流弊，规久远之宏模，政党内阁自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之势。总统不论属于何氏，凡有能力之政党，皆可起而组织，谓曰防君主专制可，谓曰防民主专制亦可。
其三，可以消灭党争于无形：中国之有党争，实由于混合内阁，然所争者意气，非政策，鉴已往而戒将来，则政党内阁为尚。盖一党在朝负其责任，一党在野从事监督；甲党不善，乙党可出而代理；乙党不善，甲党可起而维持；随社会之欢迎与否以为转移。党争之端既无从发生，纵有所争，乃政策之比较，非意气之用事。论者谓吾国政党林立，万难组织政党内阁，不知英国当19世纪之中叶，有自由、保守两党外，又有社会党、工党之发生，不闻英国废政党内阁而采别种制度。英国既如此，中国何独不能？
其四，足以清内患而御外侮：大凡内患之起，外侮之来，必国家政局不一，无负责之人，国无论君主、民主、立宪，莫不皆然。中国自唐内阁以至赵内阁一事未行，外而边患，内而各省，祸乱愈炽，殆由于内阁之不健全。内阁既不健全，故总统之逆迹日张。有人陈说者，推于不闻；有人规谏者，置之不理。一举一动，几有满清朝廷自有权衡之概。倘正式政府成立，不行组织政党内阁，恐民国前途1不堪设想。
“超然内阁”、“正常内阁”在当时具属理想，实际政治，唐、陆、赵、熊皆为混合内阁。同时宪法尚未制定，总统制与内阁制尚在争论中，此亦分散国人对政党内阁的注意。主张总统制者，力言内阁制度易起党争，总统制则足以调和之。1913年1月7日《时事新报》有论云： 欲行内阁制，必有二大政党，此一定之理也。藉曰有第三党，则内阁制不能行；藉曰有第四党，则内阁制更不能行。盖有第三党，则势力之畸重畸轻，至不一定，譬之天平，忽而畸左，忽而畸右，则内阁之解散，将史不绝书。如用今日之约法，而内阁无解散议会之权，则内阁之解散，将如棋弈。忽而组织，忽而解散，忽而信任，忽而弹劾……即充极其量，修改今日之约法，而内阁有解散议会之权，则议会之解散，亦将如弈棋。忽而召集，忽而解散，忽而重选，忽而重解散……故欲行内阁制非有二大党不可……今日中国固已不止二党，试问国中大有力者，能使之为二党乎？即强合之为二党，能保其不分裂乎？
针对《时事新报》反对内阁制的论调，1月9日《民强报》著论提出反击，其言云：
今数总统制之利，不过曰行政、立法两权相对待，总统、议会各有任期而已……昔满清季世，亦有所谓资政院焉，议员欲强政府对议会负责，政府视议会为政府作顾问。非牛非马之内阁，不痛不痒之议会，实不啻为今之总统制铸一模型耳……大抵世界有政党内阁之国，行内阁制者则由一党之魁杰任组织内阁，行总统制者则举一党之首领为候补总统。吾知无论何党，其属意者要有在。试问此国人之属意之大总统，果有党籍与否？藉曰有之，其党人果能占国会之大多数，而预决选举之得胜利与否？3
此不过略举一例，当时报刊对总统制与内阁制讨论者尚多，如有署名亮公者于《政党内阁决定论》中谓内阁制具有七种优点：其一云：“总统制以非国会所能纠责，故易流于颛制；而内阁制则起伏升降
4悉仰国会之鼻息，而无颛制之隐忧，此总统制之不及内阁制者一也。”
惟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系就立法之目的言。就当时政治情形而论，表面上是内阁制，实际上为总统制。盖袁世凯自逼唐绍仪出走津门之后，即完全以一身当政治之冲。所谓阁员，不过为其御用之机械。凡一切军政财务，皆以己意为之，对公开的讨论，皆不之顾。及其当选为正式总统以后，即逼令总理熊希龄署名，解散国民党，以为解散国会地步，使内阁与国会永远绝迹。故当时曾为众议院议
5员的王恒有云：“袁世凯时代之内阁，可谓为美国式之内阁无疑也。” 2 12 岑楼，《中华民国非政党内阁不能救亡论》，《国民杂志》，第一年第二号（东京，民国二年五月十五日）。
见《民国汇报》，一卷一号，“内阁与党争”栏转载。3 《民国汇报》，一卷一号，“内阁与党争”栏转载。4 亮公，《政党内阁决定》，《国民月刊》，第一号。5 王恒，《现代中国政治》，页132。
袁世凯不肯稍稍抑制行政权，以及欲永久把持政权，是民初政党政治的致命伤；制宪之争是另一明显的例子。综观制宪期间的政潮，大概在1913年4、5月间，国会初开时。在国民对国会的热望之下，国会意气昂扬，其表现在制宪上者，为对于行政部门的抑压，如主张解散众院须求参院同意，如不信任投票，如国务员任用须由国会同意等，不仅民权派之国民党有是类主张，即国权派之进步党人士，亦有人倾向此种论调，论者称此两个月为“国会神圣时代”。此后至于10月间，国会初则因大借款案、中俄协约案等喧闹不休，继则因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部分议员因革命嫌疑被捕，国会议员人人自危，为制定议员逮捕法，以及争取岁费5000元等，又喧闹不休，对议决重要法案反无成就，部分政界人士，在袁政府不断丑诋国会的情况下，渐觉国会不可恃。及袁世凯有电征求各省对宪法的意见，反对宪草、反对国会的文电乃溃涌而出，如反对国会有不信任投票权、反对任命国务员须经众议院同意等，虽是各省军民长官、御用政客，见意希旨，国会实有大不理于人口之势，论者谓此1期为“国会厌弃时代”。
就1913年的政象观之，国会由神圣而转受厌弃，与国会在制宪过程中，图引进西方三权制度很有关系。传统中国政治行政权独大，今欲以立法权限制行政权，一般国民固难理解，行政部门尤直接受其害，故不惜破坏国会，以达到破坏制宪的目的，时人梁启超有论云：
第一次国会之夭折，虽原因复杂，更仆难数，而宪法起草委员大多数皆非识时俊杰，不能将顺政
2府之意旨，为其原因之最大者也。
政府因宪草不合己意而破坏国会，假口国民党曾发动“二次革命”而剥夺国民党议员证书，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顿只是手段。梁启超分析宪草委员会之结构，初虽国民党占比较多数，但任何委员，皆发表其个人主张，无所谓党议。其后由于国民党分裂，新党发生，国民党籍之委员转居少数，经常出席开会者不过五人。故梁启超有论云：“宪 法草案之不为政府所容，事实上并非因一党之关系。”3证之前述各项史实，梁启超在当时的观察，可谓相当深入。
（本文为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第六章，见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41至459页。文章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王登乂，《八个月间国民对于宪法心理之回顾》，《宪法新闻》，第二十四期。
觉公，《民国第一次国会始末记》，《中华杂志》，一卷四号，页1。3 觉公，《民国第一次国会始末记》，《中华杂志》，一卷四号，页7。
第二篇：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政治为什么失败
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政治为什么失败
刘松吟 1200012634 2013年4月17日
摘要：辛亥革命实现了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的目标，而为“恢复中华”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在制度上确立了民主议会制的政体，革命派和立宪派等独立的政治力量纷纷产生了一个宏伟的构想，即模仿西方民主政党政治的形式，通过竞选获得组阁资格并把中华民国建设成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议会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确实有模有样，几大政党通过激烈辩论，阐述政见，与西方的议会选举并无二致。然而，随着宋教仁遇刺和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的失败，乃至袁世凯解散国会并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议会政党政治在风雨飘摇中彻底失败。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纷繁复杂，失败的原因也有很多，但究其根本，议会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的失败在于超越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企图将空想的主义和照搬的政体在刚刚脱离数千年封建统治、缺乏民主基础的旧中国实现。本文试图以背离中国国情为主要失败原因，从不同角度来探索议会政党政治失败的多方面因素。
主题词：民国初年、议会、政党政治、中央威权
清朝末年，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再也没有能力维持这个庞大而繁杂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随着武昌首义的爆发，辛亥革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中国，清王朝最后的皇帝溥仪下诏退位，中国的历史迅速翻开新的一页——中华民国。然而如此迅速的革命带来的是政治权威或者说权力中心的缺失。此时，作为重建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新型组织形式——政党成为实现社会整合的主要政治力量，一时间政党林立，竟达百余之多，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深入人心并达到了高潮。而就在中华民国成立两年之后的1913年3月20日晚，刚刚成为国会多数党国民党党魁的宋教仁，正踌躇满志地准备从上海北上组阁。一声枪响则让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革命党领袖的议会政治梦梦断沪宁车站。临终前，他交代了三件后事，除了捐书、托母，他要求国民党同志继续奋斗救国。然而这个人称“议会迷”的责任内阁救国之路终究也没能走到最后。杀害宋教仁的幕后黑手不言自明是善用暗杀手段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宋正是因为不接受袁的威逼利诱，直接威胁到了袁的统治而遭杀身之祸。宋教仁的死虽然暗示了袁对政党政治和内阁国会的极端厌恶和全力打击，但当时多数国会议员仍幻想通过宪法来限制和约束袁世凯，并否决了袁世凯为扩大权力而提出的“增修约法案”。袁世凯随后采用抹黑国会、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等一系列手段最终迫使国会落得停顿乃至解散的命运。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政治破产速度之迅速，生命力、复原力之脆弱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始料未及的，为什么在西方得以成功并繁荣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土壤中无法结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水土不服
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 政党政治和民主观念虽经清末十数和辛亥革命的极力鼓吹和宣传使国人有所了解。然而面临周秦以来的数千年封建专制产生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阻碍，在极短的时间在民众中推广政党政治理念并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无异于天方夜谭。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需要有与之匹配的社会文化背景，需要国民对政党组织、活动和制度的广泛认同。然而事实是，儒家文化占了上风，人治的传统也未能向法治过渡，即使是今天，这种影响依旧深远。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缺位，即使对政党政治有所了解，有些国民仍抱着反对甚至强烈批判的态度。上海《独立周报》的载文《痛哭中华民国之前途》中写道: “苟为救国计, 非毁尽一切政党, 而本吾真正纯洁之民意以为治, 未有能济者”。这种激烈言论虽然有失偏颇，但是民众中的反对意见可见一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贫瘠土壤注定结不出正常的政党政治果实。
二、作为议会政党政治的主体力量，资产阶级势单力薄
民国初年，议会政党政治不仅民众基础相当薄弱，代表改革中坚力量的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均无法担纲起变革的大旗。首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中国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然而在这件首要大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强行要移植西方的政体可谓操之过急。其次，中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群体。中国的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壮大自己，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但为了生存，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不敢彻底决裂，有妥协、软弱的一面。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夹击之下，既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又无坚定的政治核心，同时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资产阶级，却妄图通过社会阶级力量而不是通过掌握中央权威来推动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确实充满了空想性和不切实际的特点。同时，当时较为重要的政党，如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从本质上讲都不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更加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成功实行议会政党政治，也没能找到适合推动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正确之道。
三、中央权威的缺失 当时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以美、英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其在中国推行的不现实性。另外一种是以德、日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德、日的崛起有很大的启示性，即在较为落后的国家，为实现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中央威权来推动制度的变革。其实近代以来，如洋务运动的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清末新政的失败都直指中央威权的缺失。只是当时的各个所谓的政党，只关注西方政治制度的形式，而不探查其内在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而正是因为缺乏对中国国情和西方制度的深入思考，民国初年林林总总的党派虽然仿照西方国家进行各党之间的相互竞争，但实际上使得原本就缺失的中央权威得不到重建，民主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生命力被严重削弱。以宋教仁为例，他为了改组国民党以争夺国会席位而自动卸任农林总长的职务时说，“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运动”。在中国亟需中央权威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的时候，资产阶级政党却舍本求末，放弃外争民族独立，内谋进步统一，而把主要政治目标和精力放在争夺国会和内阁席位上，无异于自掘坟墓。民国初年有五大政治力量，而民主议会制度只是建立在各利益集团的脆弱平衡之上的。因此议会政党政治的根基并不牢固，政党组织处于十分涣散的状态。当把握重兵的北洋派的利益受威胁从而出手打击议会政党政治时，平衡的局面很快倒退回独裁统治和军阀混战的状态。可见，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不致力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威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而是无休止的议会和内阁席位的争夺，盲目追求西方民主形式而忽略制度变迁的实际，注定无法成功。
四、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的阻挠
袁世凯手中掌握着一支无人匹及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左右着清末到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局。他显然懂得军队对政治的重要性，因此在各党派热衷于政党竞争、政党组织涣散的时机下，他进一步发展了军事实力并操纵党争。从国会召开地点最终定在北京，到许多政治人物的死亡，再到国会被停顿乃至解散，民国初年的政坛到处有袁世凯军队力量优势展现的手脚，任其摆布。袁世凯本可以凭借军事实力扭转民国初年混沌的政治局面，建立强有力的集权而推行现代化进程，然而他骨子里封建皇权思维和对民主的极端反感使他丧失了成为历史伟人的机会，终落得一个万人唾骂的下场，留下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政治之所以昙花一现而迅速落败，在于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在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军阀势力强大的现实里，在资产阶级基础薄弱、中央威权真空的状态下盲目推行西方式议会政党政治的尝试是失败的。我们不应该否定民国初年仁人志士对议会政党政治所做的努力和牺牲，但操之过急的拿来主义和缺乏对国情的深刻思考确实是扼杀还在摇篮之中的民主制度的元凶。因此议会政党政治失败的意义，在于启示了后来者应以史为鉴，避免盲从，从国情出发，自主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 张永
《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失败原因探疑》 缪国龙 《浅谈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王书英 《论中国政党模式问题及历史探索》 周淑真
第三篇：张玉翠——读后感（模版）
【读一本好书征文】
不能以大欺小
——读《聪明的小白兔》有感
东营区牛庄镇庄小学
代 梓 璇
不能以大欺小
——读《聪明的小白兔》有感
大象是森林里的大力士，个子大，力气大，发起脾气本来能拔起一棵小树。它仗着自己力气大经常欺负森林里的小动物，尤其是森林里的小白兔。于是森林里的小白兔用知识证明了自己比大象比力气大：开瓶盖、拔钉子。大象服输了。小白兔告诉了大象自己力气变大的秘密：运用了“杠杆”原理。大象从此再也不欺负小动物了。
通过读这个故事，我懂得了我们不能仗着自己力气大欺负幼儿园小同学，要互相帮助，团结友爱，而且，我们要努力学习知识，因为知识能帮我们做很多事。
作者：代梓璇
学校：东营区牛庄镇陈庄小学
年级：一年级 指导教师：张玉翠 电话：***
【读一本好书征文】
骄傲使人落后
——读《小蜜蜂学飞》有感
东营区牛庄镇陈庄小学
孙 婧 妤
骄傲使人落后
——读《小蜜蜂学飞》有感
暑假我读了《小蜜蜂学飞》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一只小蜜蜂出生不久就学飞。从一开始能飞到蜂窝旁边的花丛中，到后来能飞过高山、越过大河，到很远的地方去采蜜，它学习的非常认真、刻苦。后来，它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不用再学飞了，于是，它每天躺在窝里除了吃就是睡。就这样，冬天马上就要到了，它觉得自己该飞出去找些过冬的食物了，可是，当它张开翅膀想要像从前一样飞上天空时，却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它发现自己又不会飞了。一切从头学起，再想找食物时已经到了冬天了。
小蜜蜂好可怜呀！可是，这是它自己造成的，怪不得别人。它太骄傲了，使自己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还退回到了原点。通过这个故事，是我懂得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骄傲，要努力使自己做得更好。
作者：孙婧妤
学校：东营区牛庄镇陈庄小学
年级：一年级 指导教师：张玉翠 电话：***
【读一本好书征文】
骄傲的后果
——读《爱显示自己的青蛙》有感
东营区牛庄镇陈庄小学
薛 毅 辉
骄傲的后果
——读《爱显示自己的青蛙》有感
今天早上，我读了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显示自己的青蛙》。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有一只青蛙在一个湖里快乐地生活着，可是好景不长，遇上了大旱灾，湖变成了干坑。青蛙被太阳晒得皮干肉裂，急得大喊救命。正好有两只大雁路过，青蛙让它们找来一根木棒，自己咬在中间，抬起来向大海飞去。这景象被很多人看见了，都觉得这办法真妙，认为一定是大雁想出来的。爱显示自己的青蛙不服气，就张嘴喊道：“是我……”结果它掉下来摔死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觉得青蛙太骄傲了，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结果从空中掉下来摔死了。如果它谦虚一些，就不会丧命了。
作者：薛毅辉
学校：东营区牛庄镇陈庄小学
年级：一年级 指导教师：张玉翠 电话：***
第四篇：张玉梅工作总结
工作总结
2011年5月，我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踏上了社会，走上了工作岗位。匆匆忙碌之中，来到亿利金威已经几个月时间。回顾这几个月自己的工作，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使自己对工作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也有利于自己在日后的工作中顺利开展，让自己得到更好的锻炼，也可以使自己出色的完成本职工作。
我担任的是资料员的工作，主要工作就是进行项目的合同流程经办、工程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管理工作以及各类信息报表的汇总 在工程施工期间能够协助项目管理人员并为他们提供相关工程资料。
短短的三个月，我从一项目部的资料员调到拌合站做资料，虽然工作内容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领导、同事、工作环境的变化，使我有一种陌生之感，自己的工作又重新开始。可令我满意也最令我兴奋的是：领导和蔼可亲与无微不至的关注，同事之间热情的帮助使我很快融入工作中。自己在一项目部的一段时间的锻炼，在合同流程经办工程中还是比较顺利的。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加之一点粗心，在信息报送方面做得不到位，感谢我们经理在细节问题上对我的指导，现在工作有所长进。我自己总结了如下几方面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
首先，将合同进行分类，如工程承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购销合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建立合同台账，这样可以直观明了的看出合同的履行情况。
其次，对信息的汇总一定谨慎，小心，反复核对。
最后，加强与各同事之间的沟通协作。
衡量一个工程的好坏，除了通过工程实体反映外，资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通过资料能反映出工程所使用材料的优劣、工序之间的交接是否符合要求，工程是否按图施工等等。所以资料员在工作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作为一名资料员，我认为主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重视对资料的管理，做到“资料预控”
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是做好资料管理的必备条件。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现场决定一切，资料只不过是现场的附属物、是可以补，甚至可以写“回忆录”的，以至于出现工程进行了很长时间，资料还是一片空白的怪现象。更有甚者，有的工程资料是竣工后闭门造车一次性“造”出来的。试想，不见证取样、不进行任何试验编造出来的资料能真实反映工程实际吗?要知道，工程建设资料是项目管理机构对工程项目实施监督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工程建设过程真实、全面的反映，对控制工程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如果资料不符合要求，工程实体质量根本就无从谈起。
由此，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重视对资料的管理工作，要坚持报验必须资料先行，争取做到“资料预控”。
二、加强资料和现场的联系。
三、要加强学习。
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并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多向领导、同事们学习，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与效率，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好的为公司服务。
除了做好以上三点以外，对工程信息的报送必须做到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在短短几个月的实习生活中我作为资料员，工作中还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在即将来临的工作中我会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努力的专研业务，不断更新和补充新的专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总结经验，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呼集公路实验室
张玉梅
第五篇：个人简历-张玉秀[定稿]
个人简历
基本信息：
姓名：张玉秀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89-12-08
学校及专业：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学历：硕士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163.com
教育经历：
2011.8-至今北京邮电大学硕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IT技能：
具有较强的计算机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数据结构，组成原理，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知识，能够熟练的完成简单C、C++、VB、VF、Java 的编程以及网页制作，网站设计等。
英语能力：
大学英语六级CET6具有较强的英语阅读能力，翻译能力和表达能力。
项目经验：
2011-1 至 2011-5基于ASP的班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项目描述：实现的主要功能有：用户注册和登录、班级新闻、班级通讯录、留言板、班级相册和上传照片、文件上传和文件下载等。本系统充分利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思想和开发方法，巧妙地将开发一个完整的班级管理系统的过程分解成各个模块，然后逐一实现各个功能模块。页面设计主要是在Dreamweaver环境下完成的，通过引用ASP技术和数据库技术使得班级管理系统的动态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项目职责：一个人从问题定义，可行性研究，需求分析，总体设计，详细设计，编码与单元测试，综合测试直到软件维护全权负责，但完成系统的期间老师，同学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基于VF的计科071成绩查询系统。
基于Java的简单计算器的实现。
利用C,C++实现多个小程序。
获奖情况：
2010-11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0-11优秀学生
2009-12国家励志奖学金
2009-11外语优秀
2009-11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山西赛区二等奖
2009-11优秀学生
2008-11优秀学生
个人评价：
我热爱互联网，富有热情，勇于解决难题；为人诚实开朗，拥有很强的自制力和毅力；勤奋好学，仔细认真，吃苦耐劳；拥有很强的团队精神，积极乐观向上。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好这份工作，希望您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展现自己。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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