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县域体育场馆供给机制的创新

第一篇：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县域体育场馆供给机制的创新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县域体育场馆供给机制的创新

摘要：在对我国县域体育场馆供给机制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协同与善治理论构建了我国县域体育场馆的多元协同供给双核结构模型，并提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保障机制和以公民需求表达机制为核心的“五位一体”协同运行机制两大供给路径，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县域体育场馆设施的优化配置。

关键词：体育管理；体育场馆；县域城镇化；供给机制；协同与善治

中图分类号：G80-05；F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3-0060-06

Abstrac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data analysis，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etc，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sports venue supply mechanism in China by referring to the synergy and good governance theory，the authors built a multi-subject synergized twin-core structural model for county venue supply in China，and expatiated on such two supply paths as the multi-subject synergized assurance mechanism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5 in 1” synergized operating mechanism that bases its core on the citizen need expression mechanism，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configuration of county sports venues/fac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sports venue；county urbanization；supply mechanism；synergy and good governance

县域，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我国县域占国土面积的93%、占人口的73.3%，贡献了全国近60%的GDP。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与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成进程。同理，县域体育场馆设施供给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73.3%的人口能否享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享受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权利，直接体现了我国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到全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程度和体育强国建设步伐。《全国第五次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告》显示，在全国40 446个乡镇级行政区划单位中，体育场地数量仅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8.18%，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1.03 m2的水平[1]。《“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指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县（市、区）完全没有可供使用的大中型公共体育设施”[2]。县域体育场地设施严重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是“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构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综合性、基础性和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了“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引入竞争机制，积极采取购买服务等方式，形成多元参与、公平竞争的格局，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的指导思想[3]。《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第五十八条提出“在强化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能的基础上，促进建立和完善政府统筹、社会协同、市场支持和群众广泛参与的体育发展格局。”[4]这些都为我国县域政府创新体育场馆设施供给方式指明了发展方向。显然，县域体育场馆设施的提供不再仅仅是政府统领的范畴，而是由政府、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相互协同合作，共同承担着对体育场馆设施供给的职责。20世纪90年代以来，“协同”与“善治”被广泛使用于社会公共治理领域。论其内涵，协同就是强调不同社会主体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都应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善治是协同治理的核心要素，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它强调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强调公共管理过程的法治化，强调公共管理的责任性、透明性、有效性与合法性[5]。从此种意义上讲，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县域体育场馆优化配置，就是以县域公民体育需求为导向，以强有力的政府为主导，充分发动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与政府之间保持互动、合作、协同，不断提升体育场馆配置数量、质量、效率和公平的过程。为此，本研究从“协同”和“善治”的视角出发，在对我国县域体育场馆供给机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县域体育场馆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模式，探讨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路径。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县域体育场馆供给机制现状

1.1 政府主导性强，民主监督乏力

政府职能决定了政府的规模和政府管理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进展。但是，在县域体育场馆供给过程中，从外部来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还不明确，“等靠要”思想还普遍存在；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关系处理不好，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部分县级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政府与社会、企业、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很好理顺，市场与社会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从内部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知全能型政府”、“无限责任型政府”的管理模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县域体育场馆服务多元治理水平，政府信息不公开，政府在体育场馆等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还存在着“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在县域体育场馆供给中有诸多具体体现：“主官拍板”取代集体决策；政府滥用强制性权力对体育场馆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干涉和控制；滥用行政审批权；基于政府的自利性滋生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等等。善治视角下我国县域体育场馆供给路径的选择

3.1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供给主体协同保障机制

基本公共服务，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8]。提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的核心职责，享有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公共行政的目的都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大众福祉，这是任何类型公共行政的不成文的基本原则[9]。如果没有国家，人们就不能卓有成效地相互协作，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不能为自己提供某些特定的公共服务[10]。因此，以体育场馆设施为物质基础的县域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并不是说政府包办一切，不一定要政府亲自生产公共体育服务，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规划层面，包括制定规章制度、发展规划、维护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障配置公平、为市场提供服务、加强监管能力等方面。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经济资助、政府购买、特许经营、合约出租等方式与私营部门合作，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个人相结合的供给新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需要建立起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

第一，建立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在县域体育场馆规划建设和运营中，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共享是实现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前提条件，无论是政府规划、企业（社会组织）生产还是社会监督都有赖于充分、有效的信息。如果各主体之间存有信息不对称、不充分、不准确以及信息成本高等问题，都会影响体育场馆供给过程的衔接和协同效果。因此，要想实现各主体、各环节的信息充分、准确、有效，除了各主体要广泛收集信息外，以政府为主导建立起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确保各主体间信息交流的路径畅通更显重要。首先，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依托县文体局域网，构建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分配各个主体平等的访问权限，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保障机制。其次，政府直接提供或政府公权力介入私人主体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信息，由市场主体无偿使用。再次，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明确应该准确披露的信息内容，并设计有效的激励制度、监督和约束制度，推动信息优势主体与信息劣势主体之间的信息对称；最后，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和信用体系，不断降低信息成本，促进信息共享。

第二，建立信任机制。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县域体育场馆供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市场经济本身是“信用经济”、“信任经济”，没有信任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11]，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起信任机制是实现县域体育场馆协同供给的内生基础和源动力。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信任机制就是使多元主体间形成信任关系并稳定发展的机制[12]。首先，政府要解放思想，树立“服务型政府”“有限性政府”和公共责任与伦理的理念，懂得“放手”，把原由政府统筹的一部分公共体育事务和全部私人事务交给市场调节，扩大公共体育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促进合作主体信任关系的初步形成。同时，多利用具有权威专业优势的第三方机构对各供给主体的信誉、资质、技术方案可行性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既能减少机会主义、寻租行为和贪腐行为的发生，又有助于合作主体间初始信任关系的形成。其次，在信任关系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体育部门要遵守公正的游戏规则，不断提高体育行政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沟通能力、专业能力和人员素质，提升政府公信力。同时，加强完善各主体间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建立多元主体间常态化交流方式，通过“工作例会”、“政府开放日”、“局长接待日”等活动，推动政府与各方主体信任关系的双向建构。再次，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道德、社会监督机制，做到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道德面前人人自律；对违法者惩处，对守信者褒奖，为各主体间信任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外部保障。

第三，建立协调机制。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协同供给的关键在于协调。协调一致可以生成最大化协同能量，反之，必然产生能量损耗。然而，在县域体育场馆供给过程中，各供给主体在利益分配、责任分工、风险承担、资源配置等方面难免会产生不和谐、障碍和阻力，会增加协同损耗。因此，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协同供给机制中除了需要建立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和信任机制外，还需要建立协调机制。首先，建立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成员组成的体育场馆供给协调委员会，依据合同、契约、协议对体育场馆供给全过程实施协调。其次，加强地方政府对多元主体供给的政策协调、投入协调、环境协调作用，引导市场和社会组织遵循产权、合同、协议、契约关系和行政指令，维持整个网络组织的有效运行。再次，充分发挥组织自我协调能力，建立在一定的良性互动合作基础之上的各供给主体具备了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供给各方通过承诺、互惠、尊重、信任等方式能实现供给目标行动一致性。

3.2 构建以公民需求表达机制为核心的“五位一体”协同运行机制

要想改变我国县域体育场馆供给数量短缺、配置失衡、设计落后、使用效率低下、公平性不足等问题，以及在多元主体合作供给过程中存在的形式大于内容、寻租腐败、恶性竞争等现象，就需要建立以公民需求表达机制为核心的“五位一体”协同联动机制，即以公民需求表达机制为中心，由协同决策机制、协同生产机制、协同绩效评价机制和协同问责机制共同组成的“五位一体”协同运行机制。需求是供给的前提，由于全国县域的地域特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及社会大众社会心理特征的差异所造成的县域居民体育需求与城市居民体育需求不同，甚至不同县际之间或县域内部不同村落、乡镇之间居民体育需求也大不相同，社会大众的体育需求表达机制不畅会导致体育场地供给的不足、错位，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只有全面、真实、准确地表达公民体育需求才能提高体育场馆配置效率。因此，县域体育场馆“五位一体”协同联动供给机制的构建要以构建协同需求表达机制为核心。首先，通过在义务教育阶段增加公民体育意识教育内容，成立能够代表公民利益的基层体育组织等途径不断唤醒县域居民的体育需求表达意识，不断增强县域居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使“体育是一项基本人权”的理念内化为公民体育参与的内驱力。其次，拓宽公民体育需求表达渠道，创建公民需求表达新形式。通过建立政府微信公众平台、反馈热线、反馈信箱、电子政务平台、听证会、社情民意调查等形式，使县域居民的体育需求信息及时、全面地表达和显示，各供给主体也得以准确把握，从而使县域体育场馆供给更具有前瞻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协同决策机制、协同生产机制、协同绩效评价机制和协同问责机制。

首先，协同决策机制是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由县文体局、财政局、城乡规划局、教育局、卫生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私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协商决策的方式，增加决策的民主参与度、可行性、科学性，解决县域体育场馆供给过程中的矛盾和困难的平台。为了实现协同决策，提高决策效率，增强各决策参与方的愿望、热情和决策能力是第一步工作，唯有此才可能构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决策参与路径。具体说来，县域体育场馆设施协调决策机制的构建有以下3项主要工作：一是纵向层级政府间和横向政府间的协同决策，坚持社会公共体育福利最大化原则初步确定县体育场馆供给数量、标准、融资方案、建设次序、服务对象、服务范围、选址等事项，体现决策的前瞻性、实用性、正确性和科学性，制定公开、平等、规范的招投标制度；二是县文体局与体育社会组织、中标承建企业一起按照效率与公平、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可行性方案和不可行性论证，保证多元参与主体的权利和利益，预防政府的寻租和腐败行为；三是就决策方案举行居民听证，即保证了县域居民对体育场馆服务供给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又为多元供给主体提供了利益博弈和协商平台。

其次，协同生产机制从生产主体确定、生产方式选择、生产过程互动协调、生产风险再分担等机制提升了县域体育场馆供给效能，并控制了系统运行的风险。在公共体育服务复合型供给模型中，政府尽量从生产中“抽身”，将公共体育服务生产职能交由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对部分服务生产者自身不能生产或者不能高效生产的服务，也可由政府进行生产。其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多采取特许经营、购买、委托代理等合作形式，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之间多采取特许经营、援助、合营等合作形式来组织体育场馆设施服务的供给。在具体供给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还要根据各自业务的相似性或互补性，扬长避短，从事自己擅长的事情，在资源、信息、资金等方面进行协同合作，按照某种组织形式形成相对稳固的合作关系，即体育场馆设施服务供给链。但有一点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政府在供给链中应保持游刃有余，一方面尽量协调具有业务相似性的供给主体之间的竞争共存关系，另一方面要能够及时发现、协调、和前馈控制其他供给主体因利益博弈而产生的风险，保障体育场馆设施供给链具备风险再分担和供给可重构性能。

第三，协同绩效评价机制以公民需求满意度为导向，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为评价主体对县域体育场馆的选址、规划设计、建筑质量、服务质量、使用效率等内容进行绩效评价；各参与供给主体共同从投入指标、过程指标、产出指标、效果和影响指标来构建县域体育场馆多元协同供给绩效评价体系，实现对体育场馆设施多元供给主体的全过程动态考核。

第四，协同问责机制的建立，可以溯源至责任主体，纠正其妨碍县域体育场馆有效供给的行为，即时对监督机制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回应，保证了县域体育场馆“五位一体”协同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县域体育场馆设施供给协同问责机制的建立应当包括3方面的问责体系：一是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县文体局之间的问责体系；二是构建服务规划者（政府体育部门）与服务生产者（多为企业和体育社会组织）之间的问责体系；三是体育场馆设施的使用者――公民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文体局之间的问责体系。以明确县域体育场馆设施各供给主体的责任边界，提高县域体育场馆设施服务的供给效率和公平，不断增加县域体育公共福利水平和居民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满意度。

结论

1）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促使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转变职能和推进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因县域居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快速提升而加剧县域体育场馆设施供给不足的矛盾，这对县域体育场馆设施服务供给机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2）我国县域体育场馆设施供给中存在着政府主导性强，民主监督乏力，市场力量参与积极性不高，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公民需求表达机制不畅，多元主体供给缺乏互动合作等问题，应当在强化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能的基础上，促进建立和完善政府统筹、社会协同、市场支持和群众广泛参与的县域体育场馆设施多元协同供给机制。

3）借鉴协同与善治理论，构建了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保障机制（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和以公民需求表达机制为核心的“五位一体”协同运行机制（协同决策机制、协同生产机制、协同绩效评价机制和协同问责机制）的我国县域体育场馆的多元协同供给双核结构模型，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域体育场馆设施的优化配置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EB/OL].http：//.[2] “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EB/OL].http：//.[8]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29号）[EB/OL].http：//.[9] 汉斯J? 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23.[10] MICHAEL T.The possibility of corpora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11] 叶小文.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N].中国青年报，2011-10-17.[12] 齐艳芬.城镇化加速期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新路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1）：165-168.

第二篇：我国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速率逐年提高，这对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状况，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有重大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增长，与之紧密相连的房地产业也得到了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房地产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且也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动力，怎样处理好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关系，使他们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现阶段我国发展重要关注的焦点，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提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城镇化；房地产业；重要动力；协调发展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化建设得到快速的推进，伴随而来的房地产事业的需求也逐年增加，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城镇化的加快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房地产业的蓬勃又积极推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当前我国房地产业不健康发展，导致各地房价过高的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速率，因此，如何避免城镇化进程和房地产业的发展的利益冲突，使他们相互促进，达到和谐共赢的局面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1 城镇化进程与房地产业的相互关系

城镇化主要是指城乡人口分布结构变换，越来越多的人口由分散的农村向城镇集中，城镇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城镇空间更加文明和设施不断完善，产业水平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和房地产业都保持良好的上升趋势，他们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为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贡献。

1.1 城镇化速率的提高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导致城市的数量和规模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向城市，住房需求摆在了首要位置，这直接导致了房屋刚性需求的变化，此外，人口的增加将会导致各种产业结构的变化的发展，工厂扩建，企业办公、服务行业及房产投资等对房屋的需求也拉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多非住房消费如休闲场所、度假区等，这些都对人们的生活和消费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广阔发展。

1.2 房地产业的发展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房地产业是我国国名经济的基础产业，它是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资料，它通过城市功能结构的演化，对城市人口和市场结构进一步扩大，对改善居民居住坏境，促进城市发展有重要作用，只有房地产业的运行，才能建设良好的城市空间，为外来人口提供物质保证，为城镇化进程的实施打好坚实的基础，因此，只有以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健康运行来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才能达到和谐发展的目的。

1.3 房地产业与城镇化发展具有利益冲突关系，城市化速率的提高，拉动了房产需求，使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过热，房产投资和投机日趋增多，直接表现就是房价过高，过高的房价不仅给房地产开发带来了风险，而且与居民收入不相协调，造成外来人口买房难的问题，对大学生、农民工等群体在城市居住设置了关卡，这种现状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进而又反作用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城镇化背景下房地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1 没有合理规划城镇建设，使房地产业的开发无序化，由于城市竞争加剧和房地产业巨大开发利益的驱动，出现了房地产开发的速度高于城镇化规划的速度，使房地产开发出现无序甚至失控，从而城镇功能分区和布局不明确，这不仅对城镇化的发展注入了不利因素，而且造成了资源、环境和经济的不协调，从而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和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2 城镇房地产市场体制不健全，造成产业结构失调，由于城镇房地产利益的拉动，市场机制失调，导致房地产市场开发火热，房地产价格混乱，从而盲目的进行房地产投资，因此占用了其他城市建设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的资源，影响了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且城镇房地产开发商大多实力小、规范化程度低，使房地产业走向批量大、档次低的尴尬境地，影响了城镇的发后续展。3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涌入城镇，政府发展经济适用房优惠政策和廉租房的建设明显偏少，使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却难以实现，从而生活标准难以达到城镇化的最低生活标准，从一方面又减少了房地产开发所需要的劳动力，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促进城镇化进程和房地产业共同发展的方法措施 1 切实保障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房地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为城镇化进程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当前中国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日趋加强，对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的投机、价格泡沫等问题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作为房地产业本身也应该严格落实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来完善自己，打造自己的品牌，注重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标准，进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健康、有序，此外，在房地产开发的同时，也要加大对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环境、资源的保护，使二者协调发展解决好二者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投资风险，在城镇化进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与房地产业开发发生利益冲突，只有房地产开发商有效解决好城镇化过程中与政府、区域经济和农村、农业、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才能是城镇化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投机和投资住房越来越热，因此城镇化进程下的房地产开发需要有长远的规划，避免城镇开发不合理而面临的财政风险，合理定位城镇化目标，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合理开发、合理定价，加快促进城镇化进程。3 采取有效房地产开发管理，促进城镇化进程，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有效地房地产开发管理措施能够加速城镇化的实现，首先调整与大中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政策，取用与县域房地产相适应的引入政策，其次加强房地产业务管理，提升房地产管理水平，符合国家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择优办理房地产开发业务，加强和银行的合作，做好贷款方案和贷后管理工作，建立绿色房地产业，保证县域向城镇化的健康有序转变。4 加快房地产开发的法律法规建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合理构建城镇房地产市场，城镇化进程下的房地产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了房地产业无序化发展，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健全城镇房地产开发法律法规，突破户籍制度，处理好常住人口房地产市场和流动人口房地产市场的关联，通过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形成合理的人口流动速率和房地产价格市场，加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扩大廉租房的覆盖范围来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性住房，实现公平公正的房地产开发环境，确保人人有住房，形成房地产开发层次结构，确保城镇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结语

房地产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房地产业还将持续发展，而城镇化进程的速率也不会停止，它们是不可逆转的过程，我国当前的任务是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加快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的房地产市场开发，发展和完善二手房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促进房地产住宅消费从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变，才能使城镇化建设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加大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使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1]张勇等.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利益协调，现代农业科技，2007(14)．

张奕河，郑大川．城镇化与房地产市场需求关系研究[J]．特区经济，2009；(12).李东．浅谈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发展[J]．今日财富，2008；(6).龙佳宜，鞠慧雅．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北京房地产，2008；(12).尹中立.房地产调控与宏观调控的矛盾与出路．固际经济评论，2007(11)．

据上海证券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亮点之一是要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但城镇化有两大前提条件：进城的农民要买得起房；通过农村土地流转能为农民提供经济保障。城镇化对增加城市住房需求和调整供求关系等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这次会议的亮点之一就是要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即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并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由此，城镇化发展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个发展方向，并有望继续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确实，城市化进程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自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重大改革以来，城市化发展突飞猛进。由2004年统计资料显示，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美国只有9个，在中国则有166个。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也曾指出，中国的城镇人口正在以每年25%速度增加，中国成了世界上城市化增长最快的国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促进了不少城市的快速发展与经济繁荣，并带来或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摆脱了贫困；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和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化结构等因素导致农村居民在城市中很难生根下来，成为城市经济生产与消费的动力，从而减缓了城市化进程，抑制了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消费。有研究表明，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

透过上述数据，一是受经济快速发展及城市化率提高等因素影响，城市居民消费增长的占比远高于中国城市化率增长，这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降低；二是分化的二元城乡结构，不仅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而且也不利于农民分享中国改革的经济成果；三是制度安排和城乡二元分化结构导致了农村居民消费

水平过低。所以，只有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利益分配关系，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有效促进农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从这个角度分析，放宽中小城市的户口限制，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大改革举措之一。

之所以说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现在和将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动力，是因为 “城镇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即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二是基本住宅建设，以住房产业为龙头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此外，城镇化还有助于集约性使用土地和解决当前土地矛盾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以农民进城的方式带动房地产业发展，必须基于农民有支付能力去购买他们希望进入城市的住房。但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火爆，导致各地城市的房价全面飙升，不要说大中型城市房价的快速飙升，就连中小城市的房价也出现快速上涨。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85%以上城镇家庭无能力购买当前房价高企的住房。因为，城市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已达到8.31倍，农村居民的房价收入比更是高达29.44倍。如果说城市中都有85%以上家庭购买不起住房，那么要想让农民进城购买所需要的住房只能是“天方夜谭”了。所以，加速城镇化进程，最为关键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要使进城的农民购买得起住房。

事实上，要让进城农民真正能在城市中“生根落地”，不仅需要有适度的房价以符合他们的购房支付能力，而且还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由此形成有效的农村土地市场。因为，农村土地市场不仅可以增加土地供给或给土地定价，而且也可以为农民进城提供一种经济保障。

在笔者看来，只有在上述两个前提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放宽中小城镇居民户口限制才能达到推进城镇化的预期效果。否则，这个制度改革所能起到的作用将是十分有限的。

放宽中小城镇居民户口限制的城镇化，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确实，通过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落户，这样的城镇化进程将增加农民对城市住房的很大需求，但前提条件是城市房价应当接近当下农村居民的购房支付能力。还有，农村土地要能够流转，并能成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一种经济保障。这样，如果农村土地能够流转的话，土地资源就能起到增加住房供给的作用，并能改变当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当然，这个市场方向究竟会向何处发展，还要看下一步政策细化而定。（作者 易宪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第三篇：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城镇化有力地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城镇承接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城镇化有利于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别。

今天我们组的报告是讨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着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这直接影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值，这个比值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预值范围，这两者之间要相互适应，一般来说城镇用地的增长弹性系数来衡量，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标准，应该是在1：1.12之间。从目前我国城市发展情况来看，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从20年的数据表明，在我国建成区的快速增长，而同时城镇集聚的人口明显滞后，造成了城镇的过度扩张，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过快。

分两个时段来看，第一个时段1990年到2000年，这个时候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71倍。如果再看到2000年到2010年10年，这个趋势更快了。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83%，但是城镇人口仅仅增加了45%。我们的发展现状是土地城镇化一直保持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的情况。

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我国城镇用地增长的弹性系数大大超过了合理预值，从2000年到2010年，土地城镇化速率是人口城镇化速率的1.85倍。如果再考虑人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不能充分享用城镇用地的情况，实际上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还应该更快一些。其实在2010年的城镇化速度，应该达到的城镇化率应该是59%，也就是说现在在城市里的人口数量，如果跟土地相比，整整大概慢了10个百分点。

为了解决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的状况，办法有两个，第一个是加快人口集聚，第二是控制城镇用地规模的过快扩张。

第一个是增加城镇人口，特别是定居的人口，充分释放城镇集聚人口的功能，首先是加快各类人口进城定居，把享受城市保障和福利的资格，与户口脱钩，使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人群成为城镇人口。其次逐步解除户口的限制条件，消除外来人落户的限制，切实增加落户人口。第一条，要把这些能享受的条件逐项逐项享受，比如说原来没有城市人口不能念书，现在逐步变成没有城市户口念书还是可以的，只是在选择学区上有所差别，这样逐项来解除跟户口挂的太紧的各项政策，这样一步步使城市的进城人员落实下来。第二步才是开放户籍。

第二个是加强对城市土地扩张过快的管控。这方面主要有几项措施，在土地规划中，国土的政策中也做到了相应的一些工作。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来制定用地的极限。通过这样的规划来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目前的城镇用地水平，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粗放。根据最新的土地调查结果，目前城市的用地已经超出建设部和国土部制定的城市人均用地水平。因此，目前的情况就是，局部是节约的，但是总体上城市用地是浪费的。可以通过设立城市的发展边界和有条件的建设区，来优化城市布局。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设定城镇发展的边界，确定容许建设区，防止特大城市、大城市面积的过度扩张。同时还要划定出限制建设区，这是农业专用的区域，和禁止建设区，就是生态专用的区域等等，使得农村和城市协调发展。

还可以通过约束城乡建设用地的总量来开展增减挂钩，防止人地进一步的分离。这个就是把城市的用地和农村用地统筹考虑。建立人口土地联动的机制，以土地的联动带动人口的流动，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条件下，增加城镇的建设用地，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和城市集聚，防止城市扩大，人口不增加。

只有解决了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城镇化的进程才会健康发展。给大家说这些，谢谢大家。

第四篇：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转自发表吧论文范文发表论文发表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王敏鸽

摘 要：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如下：改革规划管理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形成促进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改革投融资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提高城镇化水平；推动城乡产业化，增强城镇建设的经济基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走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制度改革；对策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69-02城镇化主要是指伴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和分工细化而产生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6%，超过50%的中国城镇化正在驶入加速的快车道，然而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还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乡分割严重，二元结构明显

改革开放后，先富带后富的政策使得我国东部和沿海地区快速发展起来，成为我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后备力量。但是在随后的逐渐发展过程中却造成我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后果，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分割严重，贫富差距大，二元结构明显。因此，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分割化的现象成为我国城镇化所面临的障碍和问题。同时，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差很大，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而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农村居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在这种背景下，农民进城只是身份变了，居住地变了，不能享受同等的福利，生活条件等各方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一大批进城农民由于缺乏资金或技能，很快就沦为城市贫民。所以，现阶段我国的城镇化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外在的城镇化，是以城镇人口数量提高为目的的城镇化过程。

2.规划体制不健全，土地制度存在弊端

规划体系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规划缺乏前瞻性，城镇建设只谈城镇，忽视了农村的发展，不能将城乡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城乡分割。而且，政府的一些政策严重向城镇偏移，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廉租房建设等一系列为农民进城做保障的政策缺失，政府城镇建设规划与农民实际需求不相符，不利于城镇的长远发展。另外，土地制度的弊端也为城镇化的推进带来了障碍，土地产权不明晰、流转制度不规范制约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自由流动，而且农民依靠土地所带来的收入相当低，农民物质基础薄弱，很多农民处于亦农亦工的状态，辗转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利于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快速转变。

3.产业发展滞后，不能带动城镇发展

城镇化建设需要经济的发展作为依托，特别是需要第二、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产业发展相当滞后，许多地区生产力低下，虽然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但未形成农业产业化生产，第二产业又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餐饮等服务行业，没有形成具有强大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产业发展的滞后直接导致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下降，外来劳动力和人口难以进城立足，制约了城镇经济的发展。

4.城镇体系不健全，功能不佳

首先，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一些地区小城镇数量众多，缺乏大城市的支撑，而与此同时大城市又不能充分发挥带动作用，使得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经济发展相互制约。其次，城镇经济结构不合理，城镇地区不能有效利用地区特色，建立具有特色产业链的农业经济。忽视与周边经济的联系，不能将农村社会服务和农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第二、三产业发展不足。最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不佳，比如生活垃圾的无害处理、用水普及、人均绿地面积等等公共服务不能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

5.资源环境压力大

在加快城镇化步伐的同时，工业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理念也带入了城镇化建设中，使得很多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一方面，有些地区片面地把城镇化理解为城镇建设，滥用土地建设一大批形象工程，同时城乡规划不合理，农民良田被强占并用于城镇建设，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环保意识的缺乏，人们随意排污，生活垃圾、生产废水随处可见，大气和水体污染严重，同时由于缺乏对环境的管理和监督，污染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这些行为都使得城镇化的推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推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研究

1.改革规划管理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形成促进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一方面，改革规划管理制度，合理进行城乡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实现城乡发展的全覆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使城市和农村得到同步发展和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同时加大对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建设，特别是保障房、社会保障等覆盖要广，使农村人口能够获得同等的机会。另一方面，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明晰土地产权，规范土地的使用和流转，使农村土地真正为农民谋福利，同时合理规划土地用地，减少对农地的行政侵占，完善土地征收制度，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另外，探索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方式，缓解城镇化过程中的用地供需矛盾。通过改革规划管理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为城镇化的推进创造有序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2.改革投融资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

城镇化过程需要城镇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而在现阶段，一些地区城镇产业化发展滞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融资渠道的缺乏，资金紧张将会导致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并制约城镇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对于促进城镇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除了政府的财政投入外，应充分调

动起国家、社会、集体、个人、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作用，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在这之中，政府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或者个人投资到城镇的建设中来。只有广泛地利用多种投资渠道，才能使地区经济发展更活跃，更有吸引力。

3.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提高城镇化水平

我国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限制人口流动，对城市人口严格管理所建立起来的，而传统的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当前必须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从目前来看，先放开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对已在城镇取得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来源但仍是农村居民身份的人员，居住满一定年限后优先办理；对具有投资移民性质的人员，在户籍管理上相应实行优惠政策。然后再逐渐放开小城市、中小城市、大城市的户籍管理，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应城镇化建设所需要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需要重视的是户籍改革不单是改变户口，更重要的是户口背后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服务，只有实现了社会福利的均等化，户籍制度才实现了实质性的改革。

4.推动城乡产业化，增强城镇建设的经济基础

产业化是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我国一些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落后，没能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建立起特色的产业链，导致城镇化进程缓慢。所以，建立起地区特色的产业，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具体来说，一方面，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积极发展科技农业、特色农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深化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实现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开拓农业生产的新市场，以农业经济为核心，辐射出其他具有市场价值的产业，将农业经济与乡镇企业发展相衔接，选择地区主导产业，组建地区企业集团，强化产业带动功能，给城镇经济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

5.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率虽然已超过50%，但目前的城镇化过于追求城镇人口数量，是低水平的城镇化。据调查，城镇化背后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农村人口不能同等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体系。所以，现阶段，政府应采取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面向所有农村人口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同时，给予失去土地且暂时无法自力更生的农村人口最低生活保障，避免他们沦为城市贫民。另外，积极组织农民工就业，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使农民工能真正地在城市立足。总之，政府应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使城乡都能享受到均等的社会福利，使农民能够真正“市民化”。

6.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走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会议提出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集于一体。可以看出我国对建设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重视。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建设也必不可少。当前，一些地区在推进城镇化时完全不顾环境的承受力，大肆地污染与破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因此，新型城镇化需要以绿色生态环境为前提，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积极宣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让绿色生态的理念根植到城镇化建设中，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行为，走生态城镇化建设之路。

三、结语

城镇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面临着挑战和风险，城镇化进程也存在很多问题和阻碍，现阶段，我国的城镇化是一种低水平的、形式化的城镇化，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城镇化水平，从土地管理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到生态环境建设，都需要优化和改革，使城乡实现均衡协调的发展，使农村人口能真正地融入城市，使区域经济得到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广德福，刘刚.对我国城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J].农村经营管理，2008，（4）.[2]李铁.城镇化管理的重点是户籍制度的改革[EB/OL].城市中国网，2011-11-14.[3]杨平平.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4，（5）.[4]刘恒.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理论观察，2011，（4）.[5]陈甬军.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J].前线，2009，（5）.

第五篇：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论文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将水资源承载力置于城镇化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成果则较为缺乏。钟开友（2007）在分析成都水资源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成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存在着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突出、供水水源紧缺、水资源浪费严重、水资源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为了缓解水资源对成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水资源的认识；二是依靠科学技术，提高水资源综合效益；三是加大投入，适度超前抓好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王小军等（2008）以榆林市为例，从水资源开发利用对城镇分布、规模、产业模式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对增加用水需求、改变用水结构、加剧水体污染、促使水资源高效利用、改变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许英明（2013）认为，水资源约束趋紧，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峻、内涝频发等水安全问题已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造成瓶颈性制约。杨开宇（2013）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水资源的供需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将水资源供需系统分为供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生态用水和污水处理六个子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未来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水资源供需形势将日益严峻。马海良等（2014）以城镇化进程为视角，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率与全国用水总量、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预测2020年城镇化率到60%时的水资源利用情况，结论显示，当城镇化率达到60%时，我国用水总量将突破红线控制要求，水资源作为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制约作用更加凸显。杨亮等（2014）基于IPAT模型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构建了包括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等人口因素在内的水资源消耗驱动因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的历史驱动贡献率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给予高度重视。不难发现，以上研究成果大多以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为基础，以某一具体城市或地域为实证研究对象，围绕其经济社会发展中水资源禀赋状况、水资源消耗现状、水资源消耗预测和提高用水效率等问题进行研究，对水资源承载力相关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但分析不够全面，也未明确城镇化与水资源承载力的作用关系。一般而言，根据用户特性，可将城市用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产用水，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水；二是生活用水，是指居民住宅日常生活用水；三是生态环境用水，包括人为措施调配的城镇环境用水（含河湖补水、绿化、清洁）和农村生态补水（对湖泊、洼淀、沼泽补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首先导致的便是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用水的增加；其次，由于城镇规模的扩张，在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下，也会引起生产用水总量及结构的变化；再次，由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已步入以质量为导向的新阶段，相关的生态环境用水增加也会对水资源消耗产生影响［3］。

二、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成都市境内河网稠密，西南部为岷江水系，东北部为沱江水系，全市有大小河流40余条，水域面积700多平方公里。近年来，成都市在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提高用水效率，提升水资源承载力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2008年，成都市颁布了《成都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条例》提出了“合理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建设节水型城市”的目标，并重点针对城镇和农业的节约用水管理进行了规定。2014年10月31日，《成都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出台，《办法》决定以每五年作为一个考核期，对各市区县采取评分考核的办法，且不合格地区将会面临暂停部分建设项目审批的严厉处罚。

（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供给能力分析

2001-2012年，成都市水资源总量（本文所提水资源总量均为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重复计算量）由72.71增长至82.01亿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则由712.92降低至698.94m3，说明虽然水资源总量有一定程度地增加，但是由于人口增加的幅度要大于水资源总量的增加幅度，仍然表现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下降的总趋势。

（二）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需求水平分析

1.总量指标分析。2001-2012年，随着成都市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成都市的用水总量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001-2012年，成都市的城镇化率由34.79%提高至61.08%，提高了26个百分点，相应的，用水总量也由430600万m3上升至644322万m3，上升幅度接近50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当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用水总量则会增加大约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2001-2012年，成都市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分别由270822、105617、54161万m3增长至301400、124409、77289万m3，增长幅度分别为11.29%、17.79%和42.7%，不难发现，虽然生活用水在成都市用水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增长幅度却是最大的。的数据中2001-2007年的用水总量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用水，2008-2012年的用水总量则计入了生态环境用水，为了分析的前后一致性，2008年以后也没有单独列出生态环境用水的数据，但是在总用水量中有体现。

2.单项指标分析。2001-2012年，成都市人均用水量由422.2增加至549立方米，增加了30.03%；万元GDP用水量由288.8下降至79.16立方米，下降了72.59%；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数量由194.8下降至39.5立方米，下降了79.72%；农业灌溉亩均用水量由497下降至470立方米，下降了5.43%。

（三）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承载力提高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1.水资源紧缺现象显著。2001-2012年，成都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最高值为2008年的899.85m3，最低为2006年的553.38m3。根据国际公认的缺水标准，当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500-1000m3区间时，为重度缺水，不难发现，2001-2012成都市一直都处于重度缺水的范围，而对应的人均用水量却在不断上升，由2001年的422.2m3上升至549m3，可预见的是，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新增的城镇人口在摊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提升总用水量，使水资源紧缺现象进一步凸显。

2.水污染问题突出。2012年，成都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量73120.62万吨，较2011年增加5971.44万吨，增长率为8.89%。目前，成都市境内的岷江、沱江、南河、西河等主要河流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除了地表水外，某些区域的地下水也已受到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

3.水资源利用效率尚有提升空间。2012年，成都全国万元GDP用水量为79.16m3，比上年下降9.84%，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9.5m3，下降17.45%，虽然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成都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2012年，天津万元GDP用水量已降至20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也降至9m3。可见，成都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和潜力。

三、提高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承载力的对策建议

水资源作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制约愈发显著，为了提高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追求享受、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对水资源无节制的使用便是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为了缓解水资源对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约束，需要积极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在全社会中树立保护水资源的理念，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具体来讲：第一，采取多种形式的节水宣传教育，包括在特定区域悬挂和播放节水标语、展板、横幅、LED短片等，全方位地宣传成都市水资源情况和节水带来的好处；第二，政府有关部门向居民免费发放节水宣传材料、指南和小贴士等物品，使居民了解日常节约用水的各种途径，增强居民在节水方面的常识，为节水工作的顺利展开打下基础；第三，在各种评奖评优中，突出对节水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奖励和宣传，真正在社会上形成爱惜水、节约水和保护水的风气；第四，节水要从青少年抓起，在辖区内的中小学、普通高等院校等开展节水教育实践活动。在以上环节中，尤其要发挥宣传部门及各类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使节水意识深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二）加强节水的管理协调工作

各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节水工作的领导，以《成都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出台为契机，全面推进节水的管理协调工作，包括：第一，政府相关部门需将节水工作纳入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去，推动建立由市水务局、发改委、国土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对全市范围内的水资源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利用行政手段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提供支撑；第二，明确领导小组的评估考核内容，考核内容应紧紧围绕“三条红线”的控制目标，针对用水总量、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等方面来设计考核指标。在考核目标的制定中，要注意目标的设定需要立足于成都市的现实状况，一方面，目标不应设定过高，脱离本地区的实际，另一方面，目标也不能设定过低，以防止无法形成足够的激励，另外，考核指标的设计还应注意需要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第三，各级政府需要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情况作为干部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第四，明确考核结果的奖励惩罚措施，从评优评先、项目审批等方面对考核优秀、良好、合格或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或惩罚，完善节水管理工作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大力提高用水效率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除了生态环境用水外，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是水资源需求端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大力提高用水效率，也应将这三方面作为切入点：第一，农业用水方面，作为水资源需求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始终占据着成都市用水量40%以上的份额，要提高农业用水效率，需要实现农业技术、基础设施、作物结构等三方面用水效率的提高，首先，在技术环节应积极推广高效输配水、生物节水、膜上滴灌等输配水技术，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防渗、喷灌、微灌工程，从用水末端减少水资源的损耗，再次，立足区域实际，大力发展低耗水作物的种植，优化农产品结构来降低农业用水量；第二，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率，我国近年的节水实践经验表明，工业用水领域的高效循环利用是提高水资源承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成都市需要“多管齐下”充分发挥工业用水的节水潜力，譬如，通过加快节水型企业的建设，借助技术创新、节水改造等措施，淘汰高耗水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水平；第三，生活用水方面，主要有赖于公民节水意识的提高［4］。

（四）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水价作为水资源调整配置的杠杆作用，在全社会全面推行阶梯水价，即针对工业用水和商业用水、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利用市场机制来对全社会的水资源利用情况进行调整，具体来讲：第一，在工业和商业用水方面，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选取部分高耗水、高污水排放的行业企业进行阶梯水价试点，明确阶梯水量、分档水价、计价周期，抑制工业和商业用水的过度消费，促进企业加快节水设备的更换和改造，总结推广试点中的经验教训，为工业和商业用水的阶梯水价提供参考；第二，在生活用水方面，要提高阶梯水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应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不应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负担，保证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对阶梯水价涉及到的各个方面，诸如实施步骤、阶梯水量区间、价格区间、时间周期等来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