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警执法风险的特点、成因和对策思考

第一篇：关于民警执法风险的特点、成因和对策思考

关于民警执法风险的特点、成因和对策思考

课题组负责人：章鑫彪

成员：吴晨达 沈丽娜

2008年7月1日上午，发生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的袭警案件，造成6名民警牺牲和4名民警受伤的特大恶性事故，举国震惊。而究其原因，是由公安民警执法引发的。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担负着惩罚改造罪犯、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能。作为监狱工作主体的监狱人民警察和公安民警一样，都是执法者，都面临着特殊职业的挑战和考验，其中之一便是执法风险。近年来，随着监狱押犯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民警面对的执法风险有日益增加的趋势。客观审视监狱民警的执法风险，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化解，避免类似闸北案件的发生，是一个现实和紧迫的话题。本文试就监狱民警执法风险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监狱民警执法风险的内涵和种类：

监狱民警的执法风险，是指监狱民警在参与刑事司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使民警招致严重后果的危险。在监管改造实践中，这种风险有多种表现形式：

1、暴力袭警。部分罪犯因仇视社会和犯罪心理较强，为了达到脱逃的目的或对监狱民警的教育管理不满，伺机报复，采取暴力手段，武力袭击警察，给民警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如福建省龙岩监狱罪犯林培清和何锦龙，趁打饭和送开水之机，窜入警察值班室，持凶器报复袭击值班的大队长陈雄平，致陈重伤。湖南省郴州监狱罪犯邓勇根趁监狱民警朱红兵与其谈话不备之机，将朱红兵打晕（后经抢救无效牺牲），邓犯趁机换下警服脱逃，后被抓获。

2、行为对抗。有些罪犯因犯错误被处理或对处理结果耿耿于怀，总是想找机会对民警的正常执法工作进行阻挠和破坏。如我监罪犯田启峰，离开自己的劳动岗位，窜到玩具装配线上与他犯聊天，经值班民警数次劝阻无效。当民警欲强制其回自己劳动岗位时，田犯突然恼羞成怒，挥拳击打民警。省长湖监狱罪犯司徒安国，在改造期间曾多次因违规被严管和隔离审查。在小组月正常调动时，该犯拒不执行命令，认为民警故意在整他，当面顶撞民警，并说出“我就是不搬，有种就搞死我，搞不死我要你们好看”等话。

3、辱骂诽谤。在民警的执法过程中，一些罪犯总是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一旦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对民警出言不逊。例如浙江省第一监狱罪犯祁江华，收到家信后，向主管民警报告说想打一次电话，民警认为该犯不久前刚打过电话，要求他先写信回去，该犯因而产生抵触情绪并开口骂民警“他妈的”等，态度十分嚣张。我监罪犯林秀记，在日常考核中，以加分太少为由，拒绝在考核单上签名，当民警指出错误时，林犯非但不听，还出口辱骂民警。

4、寻衅滋事。有的罪犯因对民警管教不服，故意挑起事端，引发冲突。如浙江省第三监狱罪犯唐朴车，趁民警在值班室教育随意行动的罪犯之际，在劳动现场故意大声叫嚣：“队长打人了！”造成多名罪犯超越警戒线到民警值班室门口围观，现场秩序一片混乱，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又如我监罪犯孙伟，因多次违反监规而受禁闭处罚后，抵触情绪严重，以监狱是现代化文明监狱，民警必须文明管理为理由，不服从民警的日常管理，公开顶撞民警教育，并扬言自己不怕被再次禁闭。还有我监罪犯鲍国丰，七进宫，因与生产组长发生争执，被民警批评教育，心生不满，后在收工途中途经禁闭室时，就赖在禁闭室门口不走，要挟民警关他禁闭。

5、威胁恐吓。有些罪犯认罪服法意识淡薄，抗改心理突出，想通过威胁恐吓民警及其家属子女的方式，达到超越监规纪律约束，享受某种特权的目的，使监狱民警及家属造成心理恐惧。如浙江省第二监狱罪犯石小敏，因涉嫌严重违规被隔离审查。石犯在隔离审查期间，不但拒不承认和交代违规事实，还公然写恐吓信给监狱办案部门，公开威胁部门领导和办案民警，让他们小心自己的性命和饭碗，气焰十分嚣张。

6、不实投诉。一些罪犯对民警的批评、管教及处罚心存不满，动辄投诉举报，夸大其词，无中生有，使民警名誉受损。如我监罪犯陈献忠，因无故殴打同犯，遭到对方报复（被日光灯管戳伤），但其不吸取教训，又殴打他人，被扣2分，由此产生不满情绪，扬言进行报复，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监狱将陈犯调离监区，但其仍不依不饶，在民警找其谈话时公开顶撞，还多次通过非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寄内容不实的告状信。

7、拉拢腐蚀。一些罪犯改造动机不纯，坚信“金钱万能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错误言论，不愿通过积极改造得到奖励，而是通过各种手段，企图拉拢腐蚀民警，达到“轻松”改造或减刑解释的目的。这就使得监狱民警的廉洁防线时时面临着风险考验，政治立场一时的不坚定，就可能让罪犯有机可乘，对民警的职业安全和政治前途带来严重的威胁。

二、监狱民警执法风险的特点

从形形色色的执法风险表现形式上看，监狱民警面临的执法风险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客观性和普遍性。执法风险是伴随着监管工作而产生的，客观上说只要有监管工作存在，监狱民警就面临着执法风险的可能性。因为在民警对罪犯的管理过程中，管理和被管理的矛盾是时刻存在的，只要与监管工作相关的某一个细节没有做好，都有可能产生执法风险，这种风险与民警的执法行为始终相伴，是监管工作中的普遍现象。

2、多样性和隐蔽性。监狱民警面临的执法风险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罪犯借口民警执法不公而暴力袭警、对民警处理不服而公开对抗、自恃有理而拒不服从民警的现场指挥、故意在自己看不顺眼的民警带班时制造麻烦等等。这些事故的发生往往没有明显的征兆，有抗改意识的罪犯大都暗中观察、背地谋划，时刻寻找突破口来实施抗改行为，让民警防不胜防。

3、针对性和有限性。链条最容易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罪犯实施违规行为的对象，往往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他们针对的民警大多是思想麻痹、缺乏警惕的民警和刚参加工作、缺乏管教经验的新民警，以及执法能力不强、方法不当或平时处理不公的民警。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民警每天都会遇到执法风险事故，事实上，执法风险的发生几率还是有限的，主要存在于民警对罪犯的直接管理过程之中，而且风险源头在极少数顽危犯那里。

4、危害性和可控性。毋庸臵疑，执法风险的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它对监狱机关及监狱民警有重大破坏力。不仅危害监管改造场所的持续安全和稳定，影响监管执法工作的正常进行，破坏监狱机关和民警的声誉和形象，而且会严重损害监狱民警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安全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风险无法控制和防范。通过制定有效的措施，对症下药，执法风险是可以被预防、被规避、被化解的，是能够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

三、监狱民警执法风险的成因分析

民警执法风险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民警执法方式的原因，但主要是罪犯自身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原因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其监管工作必须在法律的授权下进行，但如果作为执法依据的有关法律本身不够完善的话，也将给监管工作带来一定的风险可能性。

纵观我国整个法律体系，有关监狱工作的立法明显偏少，而且存在立法滞后，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等缺陷。虽然《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明文规定了罪犯对警察辱骂、殴打等违规行为应追究法律责任，根据《监狱法》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罪犯有辱骂、殴打民警或寻衅滋事等破坏监管秩序情形的，监狱可以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三种行政处分手段，惩戒作用较弱，对民警执法风险的保护力度有限。刑法中虽有一条破坏监管秩序罪，但这一条款过于空泛，缺乏很强的操作性，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对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再加上监狱上级管理部门对监狱狱内重新犯罪率有考核指标，监狱一般很少应用，一定程度上纵容罪犯抗改行为，给民警执法风险带来隐患。对于监狱民警经常面对的来自罪犯的威胁、恐吓、诬告等常见的精神损害行为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和具体制裁措施。《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在《监狱法》的大框架内，对罪犯的日常行为和权利义务进行了规范，是对监狱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在押犯，《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所规定的惩戒制度，仍有不少弊端，如惩戒的层次不尽合理，手段显得单一；适用的条例过于笼统，难以把握尺度；缺少明确的运用程序，不利于依法执行等，这使得实践中个别民警在管理中瞻前顾后，不敢大胆管理，深怕对罪犯严格管理反而会惹祸上身，工作中产生畏难情绪，反而助长了罪犯的嚣张气焰。

（二）罪犯原因

1、押犯构成日趋复杂，使得民警面临的风险加大。近年，在押罪犯的构成较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暴力犯增多，累犯、惯犯增多，外省籍犯和流窜犯增多。这些罪犯入监以后认罪服法意识淡薄，抗改心理突出，往往不顾及监狱的惩罚性和法律的威慑力，采取对抗性的方式来逃避改造，使得监管改造难度加大，监管秩序难以维护，监狱的安全稳定工作形势更加严峻，民警面临的风险也就相应加大。

2、少数罪犯权利意识膨胀，改造意识淡化。这部分罪犯身份意识淡薄，过度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往往不恰当地将自己的权利放大，超越监狱保障罪犯权利的法定界限和基本的社会评判标准。同时却不同程度地忘记或否认自己所应接受的惩罚和应尽的义务，自我改造的标准降低，改恶从善的动力减弱，遵规守纪和服从管教的意识淡化。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权和“罪犯人格不受侮辱”的人格权理解为与监狱民警平起平坐，彻底否定了监狱民警的执法权、管理权、教育权和惩罚权，有恃无恐，把违反纪律、哄监闹事等扰乱监管改造秩序的事件当成家常便饭。

3、部分罪犯心理问题突出，性格孤僻，遇事易采用极端手段。罪犯究其犯罪的原因，是由于其社会化过程失败。大部分罪犯心理有一定的缺陷，极个别罪犯心理问题更为严重，心胸狭隘，猜疑性强，自控能力差，情绪变化大，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对待错误不能客观分析，爱钻牛角尖，易归结迁怒于他人，攻击意识强，报复心重，往往喜欢采取攻击他人或自己（即选择伤害或自杀）的方式解决冲突。

（三）民警执法原因

1、一些民警法治观念不强，使得民警和罪犯之间的矛盾升级。根据我国的法治精神，职权法定，即监狱民警的权力来自于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但世界上没有无限的权力，法律在授予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权力履行过程中要受限制、受监督、受制约。民警权力的行使要出于正当动机，符合客观规律，不能损害罪犯的合法权利，不能要求罪犯承担无法履行的义务。当前还有少数民警，仍十分怀念过去那一套权力的行使模式，认为监狱就是剥夺服刑人员权利并负责进行关押隔离，民警享有绝对的权威，民警的一言一行对罪犯而言，都是命令，罪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民警和罪犯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剧，加大了执法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2、个别民警素质低下，执法能力弱，管教处臵方法不当，易引发和激化罪犯矛盾。部分民警对当前犯情缺乏正确的认识，敌情观念不强，对罪犯日常行为的洞察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不够，对罪犯犯罪思想的顽固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思想上麻痹松懈，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防范意识十分淡薄，使罪犯有机可乘。还有极少数民警廉洁意识弱，往往受人情、关系、金钱、物质等因素的影响，不能秉公执法，严格执法，使有的罪犯受到不公正处理，从而产生对立情绪。

3、个别民警教育方法简单，心理疏导不到位。有些民警对罪犯的教育方式简单化，对那些改造上遇到挫折，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而引起情绪变化的罪犯，没有从深层次上了解发现问题的症结，工作浮于表面，应付了事，不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谈话教育，以至于不能及时发现罪犯中存在的矛盾和隐患。思想教育不深，心理疏导不通，使得一些罪犯心情郁闷，日积月累，一旦爆发就会发生暴力袭警、行为对抗等严重违反监规监纪的事件。

四、对策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我们建立起应对监狱民警执法风险的有效机制，立足于早预防、早发现、早解决，就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最大程度地保障日常监管安全。

（一）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合理规避执法风险。

1、法律明，则权责清。我国的监狱法律体系应尽快明确规定监狱机关和监狱民警所负的责任和履行职务需要的权力，使民警在监管工作中有法可依，有制度可依，从而把执法风险降到最低。现行的《人民警察法》用列举式的方式对公安机关民警的职权做了具体的规定，《监狱法》在修改时可以参照《人民警察法》，对监狱民警的职权也详细予以规定，明确监狱民警在监管工作中的权力范围，使民警在监管工作实际中能逐条对照实施，减少因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带来的执法风险。立法机关还应早日出台《监狱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罪犯的权利义务和对罪犯的奖惩考核办法，将罪犯的权利义务具体化，以增强操作性。对那些反改造尖子和危险犯，要给予管理这部分特殊罪犯的民警充分的法律保障和行使特殊手段的合法权利，以利于对这部分罪犯进行有效管理。

2、在较高层级的法律不能在近期修改完善的情况下，可考虑制定一系列层级较低的监管工作标准。监狱内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罪犯的日常管理制定监狱内部统一规定的工作标准，这样就既有了切合实际的可操作性较强的工作标准，又可以防止民警随意运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即使执法风险发生，也有工作标准可以对照，有利于执法风险的及时有效化解和处理。

（二）增强民警法治意识和执法能力，提高风险自我防护能力。

监狱民警每天守在“火山口”、“炸药库”，好比处在危险的高空作业中。因此，要从各方面武装自己，提高自己，来不断应对执法风险的发生。

1、强化执法风险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监狱民警要从现实的和潜在的执法风险事故中吸取教训，深刻认识监狱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危险性，消除麻痹松懈思想，端正执法工作指导思想，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公正执法的自觉性。要强化廉洁意识，算好政治帐、经济帐、家庭帐，自觉抵制各种干扰，做到公正、文明执法，尽可能减少和避免与罪犯形成对立情绪。在出现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执法风险时，要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化解风险，实现自我保护，争取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自己人身安全不受威胁，精神生活不受侵害，政治前途不受影响，社会关系不受破坏。

2、加强业务学习，全面提高执法能力。监狱民警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种新的精神和要求，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尊严，坚持公正执法，严格依法办事。对变化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了解，不断学习、思考、总结，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如对法律的运用力，对制度的执行力，对犯情的判断力，对罪犯的管教力，对紧急情况的应变能力和处突能力等，使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减少执法风险发生机率。

3、加强民警与罪犯之间的沟通。改造与被改造关系的存在，在罪犯与民警之间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一些小矛盾，由于缺乏疏导，逐渐累积，最后越积越大，从而爆发。因此，监狱民警应加强与罪犯之间的沟通，对于那些因各种原因不愿意改造自己的罪犯加强教育，从思想道德、身心健康、人之常情上关怀他们，及时帮助他们解困释惑，以稳其情绪，激其改造信心，将矛盾尽量化解在萌芽状态。使其由抵触乃至反抗改造逐步向自觉接受改造过渡。民警与罪犯间的成功沟通，会在无形之中大大减少执法风险的发生。

4、加强岗位练兵。警体技能薄弱的民警，容易成为罪犯实施违规行为的突破口。因此，要抓好民警警体技能训练，练好擒拿格斗术、警棍术、搜身术，以及面临危机和突发事件时的应变反应能力，以减少执法风险，避免由于个人素质和技能的不足人为造成权利受侵害的现象。

（三）整顿监规，打击抗改行为，肃清不良风气。

1、要继续加强罪犯认罪服法教育。使每一名罪犯明白“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的改造义务意识，充分运用刑事、行政处罚等手段，严厉打击暴力袭警、对抗管教、辱骂诽谤、寻衅滋事等严重违规违纪的行为，该警告的警告，该记过的记过，该禁闭的禁闭，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以震慑反改造意识强的罪犯。

2、针对罪犯权利意识膨胀，改造意识淡化的现象，要旗臶鲜明地向罪犯强调遵纪守规、服从管教的义务。监狱“文明执法”并不意味着放松管理，要让罪犯认清自己的身份，不要拿“文明执法”当挡箭牌，不要存在逃避惩罚与改造的妄想、侥幸和企图。

3、在罪犯中加强正当举报教育，既要强调正当举报的权利，更要阐明诽谤、诬告的责任后果。对一些经核查确属诬告或失实的举报，要对当事人严肃处理，并在罪犯中进行通报批评，达到威慑的目的，遏制不良举报行为。

4、要加强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积极运用心理学原理，及时疏导罪犯紧张情绪，缓解心理压力，消除心理障碍，培养健康心态。注重个别谈话教育，加强思想引导，突出个案矫治，提高教育针对性和有效性。积极开展监区文化活动，培养罪犯的良好生活情趣，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

（四）加大“三情”收集分析力度和物防技防能力。

1、加强“三情”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虽然执法风险具有隐蔽性，但在发生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出现。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狱内耳目的作用，根据他们提供的征兆性线索，民警可以运用多种狱侦工作方法，及时地发现狱情、敌情、犯情中有可能导致民警执法风险的因素和线索，及早布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加强监内设施装备，提高物防技防能力。针对目前监内技术装备落后的实际情况，应大力改善各类监控设施，改变警察上岗时的个人装备，改变警察手无寸铁、赤手空拳的现象。要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应用于监狱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力消耗，打破时空限制，使民警可以看到、听到以前无法感知的事物。把靠人力战、疲劳战发现风险的被动应付工作模式转变为依靠科学技术防范风险的工作模式。

第二篇：税收执法风险成因分析及对策

税收执法风险成因分析及对策

税收执法风险是指因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执法不当、执法错误或行政不作为而引起的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以及导致国家税收损失而被追究刑事、行政责任等不良后果。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税工作的不断推进，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细化明确，行政执法相对人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日渐增强，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从税务机关加强自身建设角度出发，如何避免和预防执法风险的发生，成为基层税务执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税收执法风险的表现形式及成因分析。

（一）税务人员执法风险意识不强，执法能力不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干部风险意识与执法能力直接决定了执法行为合法与否、风险大小。实际工作中，仍有个别干部受“人治”思想和执法惯性思维影响，重任务轻执法、重实体轻程序；或缺乏责任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对与税收执法权利相对应的责任、义务认识模糊，执法不作为、缓作为、滥作为；或受“人情”、“关系”等因素影响，执法随意性大，税务处理、纳税核定、行政处罚欠妥；或执法水平不高，对本岗位税收执法程序缺乏深入学习，业务知识掌握得不深不透，存在断章取义、误解、曲解税收法律法规的现象，也缺乏应对、解决复杂、疑难问题的能力。

（二）个别税务人员素质低下，有权力寻租现象。每一个税务人员手中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定的税收执法权或行政管理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面对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面对一夜暴富的明星大款，个别税务人员也会心理失衡，踏踏实实干工作、一心一意为革命，到头来还不如一个个体户。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们便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的私利。个别税务人员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擅自减免税款，随意审批缓缴税款，甚至有个别税务人员与纳税人沆瀣一气，共同偷逃国家税收。

（三）由于财政体制税务经费等原因，使依法治税政策措施难以落实。个别地方政府为了保增长、保政绩，不考虑经济发展现状，给税务部门下达不切实际的税收任务，税务部门为了与政府保持一致，也为了保经费，就会出现寅吃卯粮，转引税款，压库混库等现象。

（四）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执法依据不规范。税收执法是一项依规则而为的活动，规则的缺陷必然使执法压力与风险倍增。在税收立法层面，除税收征管法外，尚缺少统领税务工作与税收执法全局的税收基本法；除企业所得税法外，各主要税种实体法规范层次较低，多数为行政法规，甚至部门规章，权威性较弱。在规范性文件制定层面，有的政策出于方便宏观管理等因素考虑，规定较为宽泛、伸缩弹性大，使不同税务机关在对同一具体税收行为进行处理时，采取绝对从严或绝对从宽的迥异措施，导致执法不公正；有的政策缺乏足够的上位法支撑，制度风险很大，例如评估和约谈制度就缺乏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支持，合法性、合理性屡受质疑；有的政策由于制定机关怠于解释，或实施机关越权解释，从而“释”出多门，甚至相互矛盾；有的政策脱离实际，未充分考虑征管系统容载量，而以个案标准来判断和制定，对税务机关和人员工作职责的界定明显超出实际。

（五）税收执法风险的防范监督制度亟待完善。一是岗责体系设置还不能完全实现权力监督制衡要求，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执法权力被违法扩张、压缩、重复交叉等现象普遍存在。二是税收执法权力制约机制研究和应用不足。现行税收制度中，已有不少关于执法权力分配与制衡的规定，但仍没有比较清晰思路和分解、设置的科学方法，使权力制约呈松散状态，效果不理想。

二、合理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努力提高执法水平。“打铁还需自身硬。”不敢执法、不会执法的根源在于法律知识欠缺。各级税务机关不仅要注重干部业务能力的培养，更要在增强执法能力上下功夫，要在内部加快“复合型”人才培育，建立一支“一专多能”干部队伍和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库。积极鼓励税务干部参与“三师”（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资格考试，多方提升干部综合素质，不断增强各级地税机关及干部执法规范性和准确性，有效降低和防范税收执法风险。

（二）牢固树立依法治税观念，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积极预防职务犯罪。一是要加强勤政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深入典型案例剖析和宣传，切实增强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依法治税观念，从思想理念上积极预防税务职务犯罪行为；二是要继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主题教育，引导干部常算政治账、经济账和家庭账，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和利益观，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三是要落实好“交流轮岗”制度，制定并落实有效的交流轮岗机制，有效规避风险，防止和减少失职、渎职行为，更好地爱护和保护广大税务干部的作用。

（三）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努力提高税收管理水平。随着以电子申报、网上税务为代表的多元化申报和涉税服务方式的推广，信息化应用广度和深度正在不断加强。只有实行集约化、专业化管理，才能减少执法主体，合理分解税收执法权，优化配置征管资源，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的制衡关系。建立预警机制，做好提醒服务，既起到监督和规范税务执法行为，又达到保护干部成长的双重目的。

（四）完善干部奖惩激励、选拔任用机制，引导干部树立“有为才有位”的理念，自觉规范执法行为。税务机关作为国家重要执法部门，必须完善内部制度，加大执法监督、检查的力度，规范执法管理。但是，地税机关还应该全力缓解干

部执法恐惧心理，在制度建设和用人标准上引导和鼓励税务干部勇于承担责任，真正使想干事的有机会、敢干事的有舞台、会干事的有地位，逐步在系统上下形成“见旗就杠、见活就抢”，执法规范、服务优质的良好氛围。

（五）加强税务文化建设，破除不良倾向，全面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孔子日：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地税机关要在物态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要大力弘扬和发展先进地税文化，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要让每一名税务干部头上有担子、肩上有责任，更要让他们脑子里有充实感、心里有幸福感，切实做到热爱、投入、珍惜和维护这个集体，自觉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执法、优质服务，积极营造务实高效、文明和谐、开拓奋进的良好工作氛围，以实际行动多角度预防执法风险。

第三篇：当前银行卡风险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浅论

当前银行卡风险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浅论

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当前银行卡风险特点及成因的分析，概括性的说明了银行卡的重要性，并就这些特点及风险原因提出了一些预防措施。

关键词：银行卡风险 特点 防范 对策

银行卡作为便利、快捷的电子支付工具，受到越来越多社会公众的青睐。银行卡已日益成为社会公众消费最频繁使用的支付工具。伴随着银行卡产业的高速发展，各类银行卡风险也逐渐凸显。因而，研究银行卡风险及对策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银行卡风险的特点

随着银行卡的不断发展，银行卡风险发生的几率也在不断加大。随着发卡银行、银行特约商、持卡人数量的增加，目前我国的银行卡表现出风险类别多样、危害程度深、可识别度差等特点。

（一）银行卡风险类别多样

a、持卡用户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交易对象或所持金融商品的发行者出现不能支付行为，或其信用度发生变化所形成的风险。主要包括四种情况：一是持卡人将信用卡转借给他人使用，发生纠纷造成损失；二是持卡人利用信用卡的透支功能，恶意透支引发风险；三是持卡人信用发生变化时，发卡行无法及时发现，造成持卡人无力偿还透支款或逾期还款；四是信息无法共享带来的个人信用膨胀风险。当前各行在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上，重规模、轻质量。不能有效区分潜在客户，对客户授信未予严格把关，发卡对象有向高风险群体扩展的现象，过度消费、严重透支炒股等高风险事件时有发生。

b、操作过程中的风险

首先，表现为特约商户操作不当风险。如收银员没有按操作规定核对身份证件及预留签名等，导致信用失控。其次，是银行工作人员工作失误的风险。以转账为例，收方账号如果输错一位，资金即转入到另一账号，而要从另一账号把钱转回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第三，是作案风险。主要存在与银行内部，有关业务人员利用职权在内部作案，或者同社会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共同作案，如伪造或者修改凭证、违规授权、盗用持卡人资料卡等。这类案件往往隐藏较深、金额巨大，因此，给银行带来的损失无可估量。

c、技术上的风险

我国银行卡的技术风险主要表现在：银行卡应用软件存在的安全风险、银行卡磁道技术的风险、操作系统和操作员密码管理中存在的风险等。另外，技术风险还表现在风险控制技术落后上，特别是事前的风险预警和实时动态风险监控的技术手段相对薄弱，这就造成了风险信息反馈慢、风险处理效率低，制约了银行卡业务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银行卡业务风险危害性大

我国目前银行卡犯罪金额已经上亿元。各类银行卡犯罪呈现境内外相互勾结、集团化专业化等特点，从窃取、非法提供他人银行卡信息资料、制作假卡，到运输、销售、使用伪造的银行卡等，分工细密，十分猖獗，给银行直接或者间接造成损失；同时给整个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给社会安定带来严重危害。

（三）银行卡风险的可识别度差

要做好风险管理工作，首先要识别风险，其次要评估风险发生的概率及所造成的影响。如果不能准确及时的识别风险，那么在风险暴露之时就错过了最佳控制风险的时机，很难控制风险。近年来，我国的银行卡虽然得到了飞速发展，然而银行卡犯罪的形式及手段也变得越来越智能及隐蔽。我国相关部门对于银行卡犯罪的识别能力不足，不能有效预防风险的发生，这为银行卡安全留下了隐患。

二、银行卡风险的原因分析

（一）银行卡技术相对落后

银行卡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在金融管理领域的具体应用，它以计算机技术及信息通信技术为依托。面对银行卡犯罪的形式及手段不断智能和隐蔽，我国银行的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显得相对落后，这不但严重影响了银行卡的未来发展，同时也是银行卡的风险来源。此外，我国的银行卡受理审核程序还相对落后，缺乏先进的技术支持，这就使得银行工作者无法了解客户的信用水平，只能凭着主观判断来进行审核，这为银行埋下了信用风险。

（二）银行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

银行内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给银行卡风险的形成埋下隐患。有的银行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发卡任务，随意简化操作程序，对申请人进行资信评估不严格就发卡，造成了风险隐患；客户在申请领取银行卡时，工作人员并没有提醒办卡人需不定期更换密码；网点柜员核对资料不认真，可能造成不法分子利用虚假身份冒领银行卡；甚至还有银行打卡员与电脑编程人员兼职一身，倘若其伪造银行卡，后果将极其严重。

（三）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

目前，我国的银行机关及银行卡使用者的防范意识不足，提高了银行卡的风险。有些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缺乏监控装置，或监控装置久坏失修，这就为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有些银行在银行卡挂失过程中审核不严，使得犯罪分子可以利用挂失为由盗用他人银行卡信息；有些网络黑客通过制作“伪网站”来骗取银行卡用户金额或银行卡资料；还有些银行卡持有者设置的银行卡密码过于简单，很容易被犯罪分子破解。

（四）银行卡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银行卡业务中日益加剧的信用风险之所以频频发生，关键则在于尚还没有完善的信用法律和法规来约束持卡人的恶意透支行为。另外，由于银行卡透支金额多，户数多，既使构成银行卡诈骗罪，执法部门的打击力度也远远不够。再者，现在沿用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不利于发卡机构对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但新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或《银行卡管理条例》却又迟迟不能出台。

三、银行卡的业务风险规避对策

（一）健全银行机构的内部管理体制，特别是风险管理体制

无规矩就不成方圆，体制是规范业务、约束行为以及防范风险的必要方法和手段。通过强化对银行机构的风险管理，找出现行制度所存在的漏洞，完善与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才可以积极有效的促进从业人员依章办事、依法经营，规避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例如完善岗位责任制，健全值班制度，制定规范化的管理标准，业务操作的规章程序，系统维护体制，会计档案的管理办法等等。只有这样，对各项制度进行完善，对银行卡的各项环节严格把关，才能规避风险、化解风险，从而保障持卡人与银行双方的资金安全。

（二）加强对银行员工的培训，提高银行员工的素质

随着银行卡业务的迅速发展，自助设备的不断普及，各种新业务、新功能的开发面世，要求银行机构加强对银行员工银行卡知识的培训，及时更新银行卡业务知识，提高银行员工的素质。如为了迅速提高银行员工的业务水平，一、二级分行可定期举办银行卡业务知识培训；而支行要不定期地进行再培训，同时做好检查辅导工作；作为客户经理要熟练掌握银行卡业务知识；作为一线柜员要经常学习银行卡业务的有关规章制度、文件精神，熟练掌握银行卡业务操作技能。

（三）不断加强银行卡风险识别的能力，加大对其的科技投入

加强银行卡风险识别的能力，加大对其的科技投入，提升其科技含量。就目前情况而言，网络银行逐渐成为银行未来发展的趋势，占有主导型的地位，信息与技术成为核心竞争力，电子货币就成为其主要交易手段。所以，银行机构更加应该加大科技的投入，对设施设备进行及时更新，加强金融系统的内部电子网络建设，使运行程序加速，实现网络信息共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子化结算与自动授权网络，采用先进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与通信网络，加强系统防御网络黑客攻击的能力。同时在设备方面，考虑在ATM自动柜员机上设置动态密码框，操作者通过触摸屏幕输入密码，加大不法分子的偷窥难度。此外在密码的设置上，可以加入字母的运用，使密码变得更加复杂，从而保障银行卡的安全性。此外，加大其科技投入，能够不断提升系统的识别风险能力与控制风险能力，银行通过数据分析，对客户群体、消费习惯、消费信息、还款能力进行分析，对客户的风险状况进行动态分析，使信用额度的调整具有有效性与针对性。通过对客户的系统跟踪，可以提升银行卡的风险预警能力。

（四）加强ATM机等自助设备管理

一要切实加强对银行自助设备的日常检查。银行机构要严格落实ATM机等银行白助设备的检查制度，定时对自助设备工作区域进行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尤其要加强自助银行区域的安全管理。二要定期检查监控录像设备和相关录像资料。各银行机构必须在自助设备营业场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报警系统、24小时监测系统等。要完善相关制度，按制度规定调阅银行自助设备区域的全套录像资料，重点查看有无可疑人员在银行自助设备上安装非法器件，并做好调阅情况记录。

（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一方面，银行机构要加强持卡人安全用卡知识的宣传，通过典型案例介绍，引导持卡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采取多种形式向客户提示犯罪分子利用银行卡作案的新手段和新动向，提高客户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对干部员工的教育和思想动态管理，加强内部员工的合规和职业操守教育，重视对有异常活动员工的排查。

参考文献：

[1]莫志芬.当前银行卡风险的主要类型及防范[J].时代金融，2011.[2]张霞.论银行卡风险防范与控制[J].河北金融，2010.[3]朱青.论银行卡风险特点成因及防范[J].金融与保险，2010.

第四篇：浅议税收执法风险及其成因和防范

浅议税收执法风险及其成因和防范

从近几年税收执法检查掌握的情况看，税收执法风险伴随于税收工作的各个方面，并呈逐年增大之势，可以说依法治税的高要求与治税环境不协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税收执法工作，深刻认识税收执法风险的种类及其表现，深刻剖析其形成原因，力争从观念、制度、执法队伍和执法行为等方面可以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控制，不断将执法风险降低到最大限度，提升地税系统的执法公信力和执法形象。

一、税收执法风险的种类及其表现

根据税收管理行为的构成要素及其内容，税收执法风险有共有风险行为、具体风险行为两种。

(一)共有风险行为及其表现

一是行政决策方面，主要表现为作出决策依据的事实与实际不符，或者未依法定的权限、条件、范围、程序和方式作出决策。二是法律关系主体方面，主要表现为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不具有执法资格却实施执法行为。三是执法依据方面，主要表现为法律的适用以及法律规范的援引存在错误。四是执法程序方面，主要表现为在实施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未依照法定的顺序、步骤、方式、方法、时限实施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的职责与义务，导致执法行为程序违法。五是履行职责方面，主要表现为税务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国家税收利益或者税收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

(二)具体风险行为及其表现

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及管理事项划分，有以下八类税收执法风险：

一是征收管理方面，主要是在税务登记管理、纳税申报管理、发票管理、票证管理和税款征收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二是税务检（稽）查方面，主要是在实施税务检查过程中，存在不依照法定权限、内容、程序、方式实施检查的行为，导致处理结论与管理相对人的实际状况差异较大，损害了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三是税政管理方面，主要是在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以及税收业务解答过程中，存在与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上级规范性文件相冲突的行为。四是行政审批（行政许可）方面，主要是在审批减免税以及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存在未按法定条件、范围、类型、程序、方式、时限审批减免税和作出许可决定的行为。五是税收保全和行政强制方面，主要是在实施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定条件、权限、范围、内容、程序、种类、原则的行为以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六是税务行政处罚方面，主要是在对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管理、帐簿资料管理和税款征收等违章处罚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定条件、权限、内容、程序、种类、幅度、原则实施处罚的行为。七是执法证据、文书与卷宗管理方面，主要表现在执法证据、执法文书记载与反映的内容与案件事实本身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否具有直接的、充分的证明力。八是税收法律救济方面，主要是在办理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案件过程中，存在不按照法定权限、范围、内容、程序、时限办理复议、赔偿事宜的行为。

二、税收执法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内生性原因

一是对税收执法风险的主观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风险和责任意识，实施管理行为的随意性较大；二是政治业务能力不强，综合素质不高，造成违法执法或者工作失误；三是缺乏法制观念和廉政意识，在人情、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四是税收计划管理体制诱发执法风险，各级税务机关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心”，追求的是完成税收任务，向上级和当地政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刚性的任务指标必然会弱化了刚性的税收执法，从而产生不应有的法律风险。五是税收制度机制不完善。近年来税收征管模式的不断变化，但监督意识、监督机制却滞后于征管工作，执法责任制并未形成完备实用的体系，没有建立完善的税收执法岗责体系，造成岗责不清职责不明，对税源管理工作的成果也就无法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

(二)外部原因

一是税收法制环境尚不健全。税收法律级次、效力低的，而且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税收制度不具连续性或过于原则而与基层管理现状脱节。如对于应征营业税和应征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规定、企业所得税国地税征管范围等。

二是税收执法环境不佳。在生产经营方式日益复杂化，偷逃税形式多样化、隐蔽化，税收部门税源监控、税收检查的难度与日俱增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违规出台优惠政策，干预税收执法，替纳税人说情，为涉税事项打招呼，致使税收政策难以执行到位，而执法风险却由税收部门独自承担。同时工商、银行、房产、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配合不力，造成执法力度难以到位。

三是在仍然缺乏依法诚信纳税的风气的同时，税收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行为能力日益增强，通过法律途径，包括复议、诉讼、控诉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为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所接受和采用。

四是市场经济环境里存在利益寻租行为，在趋利心理与趋利行为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带来税务人员让渡国家税收利益，换取个人非正当利益的行为，由此产生执法违法行为。

三、防范和化解执法风险的工作机制和有效措施

在推进法治化、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进程中，地税部门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税，从税收执法风险产生的根源出发，积极探索建立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的长效机制，将依法治税工作推向深入。

（一）加强组织和领导，落实制度和责任

必须深刻认识到税收执法风险是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当前所面临的首要执法问题，一把手担当推进依法治税、防范执法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对防范执法风险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要立足长远，统筹兼顾，研究建立适合本单位实际的执法风险防范机制和有效工作措施，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并逐级抓好落实，扎实有效地推进税收执法风险防范工作。

（二）严抓税收法制建设，增强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一要严格执行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规定，充分揭示和反映税收管理的客观规律和要求，避免文件、制度与上位法相冲突。制定的税收制度要具有操作性，既要避免制度陷阱，又要防止制度泛化，不成熟或者不必要的制度不宜出台。二要探索建立涉税规范性文件听证、税收政策评价反馈和定期清理制度，深入推行促进税收管理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三）加强检查与监督，多层面发挥监督效能

一要坚持全面落实税收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以岗位设定为基础，依岗定责，明确具体岗位的执法内容与执法程序，减少不作为、慢作为或任意作为等行为。

二要切实发挥税收执法检查的功效与作用，通过日常、专项和执法检查，查摆问题，纠正错误，落实责任，并加强整改工作的跟踪问效管理。三要依托计算机网络系统，借助税收执法考核系统、税务纪检监察管理信息系统等，健全完善评议考核与执法责任追究制度，采用计算机考核与人工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评价税收执法质量，增强评议考核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四要进一步加强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监督，同时要积极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群众举报制度，全面推行政务信息公开，重视人大、政协、司法等部门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并依法及时处理。

（四）强化纳税服务及协作机制，构建和谐的税收执法环境

一要严格执行纳税服务制度，牢固树立公正、公开和文明执法是最佳服务的理念，满足税收行政管理相对人正当、合理的需求，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水平，促进纳税人依法纳税，努力营造和构建和谐的税收管理环境。二要积极探索建立税务系统内部纵向与横向之间的工作配合与协调机制，提高税务系统内部的协调性与一致性，减少因内部配合不利而导致的执法风险。三要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建立相互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扩大协税、护税网络，加强税源管理。

（五）加强执法管理，提高税收执法质量

一要切实坚持依法治税和依法管理，严格执行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熟练掌握履行管理职责所必需的法律依据、执法权限、范围、幅度、程序、步骤、方式方法、时限等内容，全面、准确、适当地实施执法活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二要进一步转变管理理念、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优化办税流程，简化办税程序，减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注重保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三要加快税收执法信息化建设进程，将执法环节、执法内容与执法过程固化在计算机系统中，提高管理效能。

（六）加强税收执法基础工作，保障税收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要严格执行税务稽查案件管理、税务稽查证据规则、税务稽查卷宗管理以及执法文书规范的规定，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规则，不得先作决定后补证据。二要正确使用并准确填写和制作各种税收执法文书和证据材料，依照档案管理规定立卷保存案件的检查记录、证据材料和执法文书，进一步提升执法案卷质量。三要建立健全行政救济工作制度，包括税务行政赔偿工作制度、行政赔偿听证及协商和解制度、复议调查和听证制度，并严格依法抓好落实。对于能采用调解方式处理的案件，要采取调解方式结案。四要正确对待并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建立执法机构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并自觉履行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

（七）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税收执法队伍整体素质

要强化税务人员的教育培训，增强执法工作中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对法律知识以及税收实务的学习，使其能够熟练掌握并应用各项规章制度，通过提升税务人员的依法行政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执法的随意性，切实降低并有效化解税收执法风险。

第五篇：浅析非法传销的特点成因及其对策

非法传销是信息时代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滋生的怪胎，属于经济邪教，其根本目的是非法聚集公众资金，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传销组织严密，传销渠道隐蔽，发展规模大，欺骗手段高明，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本文结合江津实际，就非法传销活动的特点、成因及对策作一探讨。

一、主要特点

（一）组织严密，内部分工细，呈“金字塔”管理模式。传销组织不仅有严密的工作和组织纪律，还有一整套的操作流程，分工细，责任明确，易于躲避打击。一个“品牌”的传销，多个窝点授课，少则10人，多则20余人，窝点头目实行单线联系，直接对其上一级负责，其它成员互不往来，而且采取人盯人的办法，互相监视，互相控制，以防与外界联系和外逃。传销人员之间只知道自己上线，真正的幕后老板谁也不认识，从我市查获的14个传销窝点头目来看，也只是四、五级的位置，大老板从不与窝点头目联系，只是电话与下一个级别联系，层层传递信息，实施遥控指挥。

（二）跨地区传销居多，人员结构复杂。一是传销公司不在其注册地而是跨省、市进行传销活动；二是传销公司不在传销行为地发展本地传销人员，传销人员均来自外地。我市查处的传销人员中，湖北、河南、广东、安徽等省市的人居多，达146名，且人员结构复杂，由原来的城市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到大中专学生参与，给我们查证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三）传销人员文化层次较高，公关能力较强。我市查处的146人传销人员中，高中文化以上的占80%，其中大专以上文化有52人，可见，这些从事传销的人员素质较高，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有的还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并且加入传销组织后还要经过传销专门培训，为传销产品和发展“下家”提高公关能力。他们能言善辩，增加了传销产品的可信度，故易于打开传销局面，导致更多的人受蒙蔽。加之这些大中专学生都懂计算机，使得“传销”这个“虚拟网络”的“虚拟”空间扩大化，你诱我，我诱他，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四）传销对象特殊，欺骗性大。传销商品与其它商品的销售渠道和对象存在的根本的差别，在于它不需进入商场，也不需要用产品面对面的与消费者交流，传销靠的是传销者对产品的夸大其词和巨额的利润回报。销售的对象也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而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学这一特殊的群体，传销者正是利用这一特殊的关系，使其传销屡屡得逞。

二、基本成因

任何一种行业，都有其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环境，传销行业也不例外。究其成因，主要有：

（一）虚夸传销致富捷径，“一夜暴富”颇具诱惑性。按照传销组织内部人的说法，加入传销，一个人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最慢需要一年多时间。传销组织利用青年人发财心切的特点，以宣扬“高收入”的伎俩进行洗脑，并让所谓成功人士交流心得，软硬兼使，直至受骗自甘陷入传销泥潭。一位沦为传销的大学生告诉笔者说：“参与传销就是为了赚钱。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赚到钱，一年可以赚一两百万。如果是真正按照其模式运作，一年赚几十万没问题”。可见其诱惑性之强烈。

（二）以传销为就业的新门路。传销活动之所以盛行，就是利用了当前就业难的困境，投机取巧，以“高收入”，“好工作”为诱饵，骗取无业人员的信任，特别是大学生，刚步入社会，对生活充满激情，急于实现人生价值，却因社会阅历浅，易上当受骗，甚至执迷不悟，甘愿陷入传销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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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直销”为幌子进行非法传销。当前传销和变相传销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很强，既以经济利益，快速致富或高额回报作诱饵，又以所谓的“直销”、“科学营销”等加以伪装并大势宣扬“合法”。一名“讲师”在介绍公司直销“欧丽曼”化妆品时称，每套产品3350元，其中3200元是产品的费用，150元是网络管理费，交了3350元就加入了公司，在以后销售时，拿包括有18件一套的化妆品就不用再另外付费了。再以后，你就介绍别人加入组织，你介绍的人越多，工资升得越快，从几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如此很大程度上骗取了一部分想快速致富、快速脱贫的人的信任，大部分人因受诱骗所致加入到非法传销的行列。

（四）打击犯罪存在四难。一是取证难。传销活动上线人员取得非法所得后，立即将非法所得转移，使在追缴非法所得上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同时，下线人员在缴纳“加盟费”后都未取得缴费凭证，也使在非法所得数额的认定上，缺乏有效的证据。加之一些“入迷”者在被查处后，执迷不悟，不讲实话，传销者之间互不往来，给侦办案件带来困难。二是主犯难抓。传销主犯躲在幕后，身居异地，遥控指挥，抓获查处的传销窝点的主要头目大多在四、五级人员，一旦案发，无法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难以达到打击的目的。三是定罪难。利用传销或变相传销手段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由于对传销的违法性没有科学界定，给实际工作中对立案查处传销就无法准确定性。刑法认定问题，则是困扰公安机关侦办此类案件的主要难点，影响了公安机关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和积极性。

此外，打击非法传销还存在遣返难的问题。公安机关在打击处理过程中，对绝大部分参与传销的人员必须实施遣返，遣返工作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面临着很大困难，加之个别执迷不悟者，想另起炉灶，想方设法逃避遣返，给遣返工作带来难度，甚至影响打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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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措施及对策

（一）广泛宣传，切实加强群众对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性的认识。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不仅具有较大的欺骗性、隐蔽性，而且裹胁群众多，涉及面广，有的甚至对参与人员采取各种精神和暴力控制手段，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使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知道国家禁止一切形式的传销，传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要公开曝光典型案件，深刻揭露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危害性、欺骗性，大力营造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的浓厚氛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勤劳致富理念，采取“发动群众、摸清情况；公布电话、扩大线索；集中力量、分头行动；发现一处、查处一处”等措施，联合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加强对本辖区实有人口的清理，对涉嫌传销的人员及时报告，同时发动群众举报，提高群众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自觉抵制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彻底铲除其滋生、蔓延的土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要尽量创造条件，给待业青年、在校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尽量不给传销组织以可乘之机，减少其参与传销活动的可能性。

（二）严格依法处治非法传销活动。针对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要密切关注，切实掌握传销组织违法犯罪证据，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本着“依法严惩策划、组织者，摧毁传销网络，教育解救广大受骗群众，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予以处置。对于传销和变相传销组织的发起人、负责人、组织者，多次参与传销、非法获利数额巨大的骨干分子，要依法严惩。对于被骗加入传销组织的，要进行教育，并及时遣散，对于执迷不悟的顽固分子，要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查处。

（三）加强流动人口、租赁房屋及场所管理，努力提高防范能力。传销组织活动特点之一就是跨区实行异地区传销。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加强流动人口和租赁房屋的管理，将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切实纳入辖区派出所的管理之中，社区民警及协勤人员等力量要经常深入社区，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外地人租住房屋以及外地人经常聚集场所要加强管控；还要及时与社区和中介组织加强联系，建立起信息通报线索移送渠道和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机制，把打击和防范有机结合起来。以“准确分析、精确打击、有效防控”为原则，提高防范和打击能力，切实掌握工作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