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应该提高烟草税一辩稿5篇

第一篇：当今中国·应该提高烟草税一辩稿

当前中国应该提高烟草税税负

谢谢主席！今天我方的观点是当前中国应该提高烟草税税负。我国目前的香烟需求价格弹性-0.75左右，而我国烟税只占烟价38%，发达国家这一指数在70%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为72%，泰国为63%，巴西为65%。可以看出，我国的烟税处于国际较低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今天我方主张的政府提高烟草税税负是基于政府减少烟草消费，保障国民身体健康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讨论的，接下来我方将从两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提高烟草税有利于控烟。吸烟已经是当今世界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2000年我国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使用相关的疾病，超过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的总和。此外，目前每年因被动吸烟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长此以往，2050年将有300万人死于吸烟，二分之一的人会在35至69岁死亡，吸烟者的人均期望寿命要比总人群的期望寿命平均缩短15年。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控制吸烟，保障国民健康。世界银行报告，在中国烟税中百分之十的额外烟税将减少百分之五的香烟消费，当卷烟的价格提高百分之三点四时，卷烟的消费将降低8亿包，会有一百万吸烟者戒烟，还会使得25万人避免因烟草相关疾病而丧生，当每包卷烟定额消费税增加2元、3元、4元时，可能挽救的生命树约为160万、250万和320万。我国虽然在过去已多次提高过烟草税率并通过税价联动机制引起了香烟零售价的变化，但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控烟效果，原因主要在于香烟的售价增长速度低于国民平均购买力的增速。鉴于我国烟草税负仍处于较低水平，建议较大幅度提高烟草税，使得烟草价格增长速度高于国民平均购买力增长速度，以达到有效的控烟目标。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青少年吸烟者、贫困人群及将要吸烟者对烟草价格的敏感性比普通人群要高得多，因而烟税的提高，对上述三部分人群的控烟有着特殊的作用，这对我们的未来有着深远的意义。控烟，具体的包括以提高烟草税来控烟是符合国家和全体居民的利益的。

第二，提高烟草税可以增加政府收益，这是政府提高烟草税负的一大好处。首先看一组数据，2005年，我国吸烟导致的疾病直接成本为1665亿元，吸烟导致的间接成本，包括误工成本、被动吸烟、火灾、环境污染等为1200亿元，成本总和超过当年中国烟草生产上交国家的税利总和。其次，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模拟测算，当每包卷烟定额消费税分别增加2元、3元、4元时，国家当年来自卷烟税收的财政收入分别为4700亿、5600亿、6500亿。可以得出结论，提高烟草税一方面会引起卷烟消费量的下降，另一方面又会引起单位税额的相应上涨，二者相抵之后，政府财政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逐步上升态势。虽然提高烟草税会使地方政府蒙受潜在损失，但中央政府所增收的财政收入要远远高于地方政府的潜在损失，所以通过转移支付实现财政内部的再分配完全可以实现。这些收入完全可以采取专项补贴的方式帮助烟农转产，对卷烟工业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对低收入人群提供卫生和福利项目以及推进控烟项目。

综上，我方认为当今中国应该提高烟草税率。

第二篇：中国应该提高烟草税一辩稿

一辩稿

众所周知，吸烟会导致多种疾病，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是我国面临的最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但是我国吸烟人数多，烟草产量大，烟草危害重，烟草控制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加强烟草控制任务非常紧迫、意义十分重大。而提高烟草税尤其是当中的烟叶税则可以减轻以上状况。烟叶税指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购烟叶(指晾晒烟叶、烤烟叶)的单位为烟叶税的纳税人，应当依法缴纳烟叶税。在我国卷烟公司便是烟叶税的纳税人对于增加烟草税所能带来的利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

一．增加烟草税中烟叶税的税收会使香烟的价格上涨，公民将花费更多的钱来购买香烟而烟价上涨影响最大的是青少年，高昂的烟草价格将大大增加青少年接触香烟的成本迫使大多数青少年放弃购买烟草。请大家想一想是让一个有着30年烟龄的老烟民戒烟更容易，还是去影响一个只有一两年烟龄的青少年更加现实呢？何况，加大对青少年控烟的力度，长远来说，不无裨益。试想，10年或者20 年后，如今的青少年成为了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了社会上消费的主力人群，而他们在青少年时候就已经养成了远离香烟的好习惯，吸烟人群的数量不就减少了吗？ 二．由于烟价上涨老烟民的吸烟频率也会有所下降，一方面会降低其他人吸二手烟的概率另一方面由于消费量的减少势必也会使烟草公司收益额下降而如果烟草收益下降那么烟草公司还会增加香烟的产量吗，不，由于需求量的减少烟草公司也势必会减少香烟的产量。

三．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进入关键阶段，财政压力大增。而提高烟草税还能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财政税收则可以运用到各项领域而提税顺价也是履行控制烟草框架公约的重要途径。而从《中国的烟草税收及其潜在的经济影响报告》来看如果将烟草税率从目前水平提高到零售价格的51％，也就是每包卷烟增加1元钱的从量消费税，则吸烟者人数将减少1370万，340万人的生命将得以挽救。与此同时，政府税收将增加649亿元，这些税收可以作为医疗保障的资金来源。

让我们来看一个实例英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间将烟草消费税率增长了10％，相应的烟草制品价格提高了26％，导致烟草制品消费量下降了20％。同时，由于提高了烟草消费税率，烟草税收收入随之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因此增加了3600万英镑。综上所述既然提高烟草税的利是很大的，他的利是远大于弊的，既然利大于弊为什么我们不去提高他呢？

补充：烟税约占卷烟出厂价的36％到56％，而国际上烟税则占烟草零售价的65％~70％，目前中国烟草税仍有上调空间。中国财政部2015年宣布调整卷烟消费税至今已过去一年整，根据世卫组织今日发布的提税分析，中国烟草价格有所上涨，烟草消费总量有所下降。其中最低端品牌卷烟总销量下降了5.5%，表明低收入烟民是卷烟消费量下降最明显的群体。

问：会增加犯罪率答：禁毒也会增加犯罪率，因为怕犯罪率上升就不禁毒了吗？

问：用思想教育来控制吸烟人数答：提高烟草税能够起到减少潜在吸烟人群的作用，从多个方面控制吸烟人数会更加有效果。

问：香烟产量下降价格会上升不一定使收益减小答：烟叶税增加的是烟草公司的成本。成本的上升需要价格上升到同样高度才会和原来的利润相同而此时的销售额却降低那么何来的收益上升呢？

第三篇：当今中国应该延迟退休年龄 (一辩稿)

当今中国应该延迟退休年龄

（一辩立论）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当今中国应该延迟退休年龄。

首先，开宗明义，什么是退休年龄？我们这里所谓的退休年龄是指指有关法律或者政策法定退休年龄，在国外也叫做“强制退休年龄”、“制度退休年龄”，或者叫做“标准退休年龄”、“正常退休年龄”。

然后，再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讨论着这个辩题的背景：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也不断延长，到现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3岁。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明显，养老压力巨大。而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已实施了60年，早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并且，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女差异大，也不适应社会公平的需要。

我方坚决认为当今中国应该延迟退休年龄，其理由有三： 其一，延迟退休年龄有其必要性。从现实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 如果一个国家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以上, 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2005 年底, 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显示: 我国65 岁以上人口超过1 亿人, 占总人口数的7.7%，而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8。87%;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5%,现在为13.6%，2050 年将上升到28%以上。老龄化问题给我们社会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不仅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劳动力的缺乏，更重要的是加重了整个社会的负担。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并且我国社保养老体系本身就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使养老金的支出金额逐年增加，并且增加的速度很快, 直接的后果就是“空账”规模日益扩大。（由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主持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的课题报告显示: 退休年龄每提高一年, 基金可增收40 亿元, 减支160 亿元, 减缓资金缺口200 亿元。而事实上“截至2005 年底,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就达8000 亿元, 而且每年以1000 多亿元的规模扩大。）关于这一点，我方二辩会详细论述。同时，老龄化问题也大大地加重了年轻人的赡养压力。据国新办2010年9月10日发布《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到2035年，我国每两名纳税人要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所以，延迟退休年龄，缓解养老压力，势在必行。

其二，延迟退休年龄有其可行性。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均寿命和受教育时间增长，人们的可工作时长也在延长，这就为延迟退休年龄提供一个可行的前提。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年龄，对于那些有意愿且有能力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来说是可行的；而对于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够继续留在岗位上的人来说，我们可以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允许允许劳动者在退休年龄、退休方式和退休收入方面具有某种弹性、较为灵活的退休，因而也是可行的。我们知道，退休年龄的设置是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防止职工劳动过度，但它不是用来限制提早退休的。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劳动者的利益，这也就为延迟退休年龄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措施。

美国和上海成功的例子也已经验证了这一点。此外，我方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应该考虑到性别和工种的差异，通过不同幅度地合理地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效率，最大程度地保障民权。早在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就称，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这也为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提供了另一个可行的措施。

其三，延迟退休年龄利大于弊。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导致增加就业压力等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本就已经存在，其根源在于我国不合理的人口结构，而不在于退休年龄，并且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等诸多途径解决。而同时，延迟退休年龄有着我们无法忽视的许多好处。首先，延迟退休年龄可以缓解社会养老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养老金的亏空，促进养老金的制度改善和自我平衡。有专家测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我国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而且，延迟退休年龄也可以缓解子女的赡养压力。其次，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扩大劳动年龄的供给，实现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中老年劳动力，与青壮年劳动力相比，在精力上可能有所不足，但其经验和阅历却青壮年劳动力难比的。试想一下，如果刘诗白老教授能够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多留几年的话，那能为我们社会多培养出多少人才？延迟退休年龄，不仅能够有

利于实现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也能够让那些有意愿且有能力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更多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且从中也能有所获益。

所以，综上所述，我方坚决认为当今中国应该延迟退休年龄！谢谢！

第四篇：当今中国,流动商贩应该合法化一辩稿

当今中国，流动商贩应该合法化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流动商贩，即指以流动的形式进行交易的商人和小贩，合法化，指让事物符合法律规范，而流动商贩的合法化指，让流动商贩们拥有营业执照从而获得法律许可的地位。今天，我方认为，当今中国，流动商贩的存在无可置疑，是有其必要性的。第一，流动的形式是流动商贩们最能维持生存的方式。因为固定商铺的经营方式成本过高，资本过重，而流动商贩中大部分是下岗职工及无稳定的工作者，他们难以负担。并且这些人往往年龄偏高，由于缺乏一技之长难以找到工作，政府和企业也很难解决其就业问题，面临着庞大生存压力且寻找正规就业无望后，他们只能选择经营成本低和门槛低的流动商贩行业养家糊口，摆摊卖小商品来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对于他们来说，摆小摊是既无奈又积极的生存行为，虽然收入不高，但对于摊贩个人和家庭来说始终是一条出路，这一点微薄的收入就是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和经济支撑，是其生存权的保障，而这种就业方式不仅有充足的存在依据，而且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不仅有利于创建社会文明和建设和谐社会，还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二，流动商贩的存在形式弥补了城市服务功能的不足。作为一种流动的形式，首先，他们为城市服务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方式，弥补了固定商铺所无法满足的需求。其次，他们填补了正在城镇化地区某些有限的功能。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收入水平差距，甚至发生两级分化，不可能所有人都进入大超市大商场消费，也不可能在一个商圈内满足人们的所有生活需要，所以，流动商贩的存在不仅适应了市场要求，还能满足市民多方面的需要，因此，为了满足低收入者和市区居民便利的需要，流动商贩必然长期存在。

第三，将流动商贩合法化，出台配套政策，将可以与不可以划清界限，鼓励支持流动商贩的正向功能，限制他们的危害，而不是全盘封杀，才能够更好的管理他们，保障他们可以更好的运转，更好的发挥必要性。且事实证明，流动商贩的合法化具有其可行性，如美国,韩国已相应出台流动商贩合法化的法律，细化管理规则，调整管理思路为服务型，这样不仅调动了商贩的积极性，增强城市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又最大限度的避免小商小贩因为乱设摊点而给城市带来不良形象和影响。中国同样可以通过如建立经营专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规定开放时间，开放地点，定期检查食品卫生等方式，对合法化后的流动商贩进行有效管理。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当今中国，流动 商贩应该合法化。

第五篇：是否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一辩稿

一辩：应该进一步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尊敬的裁判，对方辩友，大家好，我方很荣幸在此能够讨论本次辩题。我方认为，应该进一步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开宗明义，本次辩题中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指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即按照一定标准从征税对象总额中预先减除的数额，并对超过免征额部分征税。2011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6月30日表决通过了个税法修正案，个税中涉及起征点，即免征额部分的，主要是个人薪酬与工资类，因此，本次辩题将主要围绕这个方面展开讨论。

我方认为：之所以应该进一步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因为目前的个税征收制度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不能促进个人消费需求、不利于缩小地方差距等。

第一，目前的个税起征点过低。起征点往往与CPI指数和通货膨胀率紧密挂钩。当通货膨胀发生，居民手中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货币贬值，如果个税起征点不随之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将随之降低。而2011至今，物价水平大幅上涨，五年间甚至平均工资水平都上涨了1500多元，但个税起征点一直没有变化。实际税负的加重抑制了民众的消费需求，无法对经济市场做出贡献。

第二，现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是全国统一的，导致税收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效果不足。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不同地区消费水平存在差异。全国统一标准使高收入地区的实际生活支出费用高于起征点，从而增加了实际税负。而对于低收入地区，民众实际生活支出低于个税起征点，地区实际财政收入便较少。

第三，存在对高收入人群纳税情况监管不力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税务机关对个人收入信息掌握不全面，再加上执行不力，高收入者存在大量的避税、逃税手段。

可见，当前个税制度存在很大问题，不改动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打击。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全面配套的税制改革，而在近期提升个税起征点便是改革的突破口。接下来我方将具体阐述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作为先决措施的合理性。

首先，提高个税起征点符合政府改革的目标。

当下的中国经济看似增长迅速，其实已经出现“高位滞胀”。人口红利的衰减、过高的投资率、危险的房价，多重压力不期而至。经济自2011年以来呈现持续性增速下滑。同时，政府管制过度，经济活力丧失。

面临这些问题，中国明确承诺不搞“强刺激”，彰显以改革促增长的决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国家急需释放广大工薪阶层的购买力，解决产能过剩所引发的经济问题。而提升个税起征点正与改革目标相符。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适度扩大需求总量，投资消费有机结合。”提升个税起征点，实行宽松财政政策，可直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压力，释放购买力，有利于刺激消费，既拉动了中产阶层的内需，也协调了城乡区域的发展。可见，提升个税起征点正符合我国十三五规划中的路线要求，势在必行。

其次，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可操作程度最高。从1980年首次起征个税开始，我国经历了3次起征点提升。政府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起征点调整方法。而操作成本、耗费时间相对较低较少，使得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相比其他税制改革效率更高，有利于税制改革的较快开展。

综合以上两点，进一步提升个税起征点符合经济改革目标，并是后续税制改革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步的实施，后续的税制改革就将阻力重重。

当然，我们坦承，面对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严重问题，仅仅提升起征点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提高起征点的基础上，需要有更为完整的系列措施跟进配合，例如：可以调整目前的累进税率。而政府应严格监管税收过程，消除征管盲区。税制改革组合拳的使用，才是真正解决中国个税问题的有效之路。

综上所述，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际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并与中央加强供给侧的大方向不符。既不能促进个人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复苏，也不能缩小区域差距。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以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突破口来进一步减轻各个阶层的税收负担，通过一系列配套措施，达到刺激社会消费，推动经济发展，完成税制改革的目标。因此，我方坚持认为，应该进一步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