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不应被弱化（范文）

第一篇：检察权不应被弱化（范文）

检察权不应被弱化

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

赵殿卿

路保中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学术届关于检察权的问题出现较大争论，不少人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应该被削减。本文从我国的国家制度、世界检察机关的形成以及当今世界检察权的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的检察权问题，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不仅不应弱化，还应该得到加强。

关键词：检察制度化

检察权

法律监督

随着对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修改的讨论，大家也在不停的探讨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近几年，我国的司法体制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公安部门高举着“保卫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旗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地位，现在更是一路闯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核心，而法院也在不断的加强着自己法律最终裁判者的终极地位，只有检察院在近年来可以说是举步唯艰，成为各种声音攻击的目标，在这些声音中，有的要求将侦查权归于公安机关，有的要求将批捕权归于法院，有的要求检察院只保留公诉权，更有甚者要求将检察院撤销，一时间，好象只要对检察院进行削弱和权力弱化，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就万事大吉了。仔细听一听这些声音，大家就会发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理论为基础。笔者认为，我国检察院不仅不应被撤销，权力不仅不应被削弱，反而应该加强。

我国的国家制度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制度 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是由一国的政治体制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一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来决定的。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经济基础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并为它服务；而资本主义的议会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其次，所体现的阶级内容，即阶级本质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质相适应，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而资本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与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相适应，它是垄断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民主，对广大人民实行专政。第三，政权组织原则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 会制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活动的，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国家权力，它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组织、领导和监督其他国家机关而不受其他机关牵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议会制，它是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议会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是一种制衡的关系，三者之间相互牵制，互相制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进行政权建设经验的总结，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在建国后的制定的几部宪法中都加以了确认。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之上的司法制度，在建国以后的几部宪法中也都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它同资本主义国家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司法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

首先，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各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是以“三权分立”制度为基础的，司法机关和议会、行政机关之间是一种相互牵制、互相制衡的关系。其次，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以一党执政为基础的。虽然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但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在我国执政党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执政党。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随着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发展，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同资产阶级多党制溶为一体。三权分立框架内的权力制约，实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竞斗。例如，今天的美国，立法权（国会）和行政权（总统）之间的制约，基本上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制约。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宣扬三权分立时，是同鼓吹多党制相结合的。在他们看来，实行三权分立，必须实行多党制。

中国的检察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官制度 法学界普遍认为，现代的检察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英国，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其共同的背景是，两国当时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同宗教势力、封建领主进行斗争，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对抗封建司法专横。检察制度正是适应这种革命需要产生的。

但是，由于中世纪英法两个国家所处的环境不尽相同，其产生的检察制度也不相同。

法国的检察制度萌芽于十二世纪。当时的法国处于封建割拒时代，各封建领主、教会领地和城市分别设有法院，对 领地居民行使司法权，国王法院只能管辖王室领地内的案件。领主权力很大，而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立代理人。国王代理人在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的同时，还负有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监督国王法律实施的职责。13世纪，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改革了司法制度，将封建领主的司法权置于王室法院的管辖之下，对教会法院和城市法院的审判权也作了一定的限制。1285年，在法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国王菲力普四世即位，他扩大了王权，战胜了教权，把以当事人自诉为主的弹劾主义诉讼模式改变为国家主动追究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此相应，原先仅代表国王私人处理与诸侯发生的涉及财政、税务和领土方面纠纷的“国王代理人”改为检察官，作为国家的专职官员以政府公诉人的身份听取私人控告，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支持控诉，以及抗议法庭判决并代表国王监督地方行政当局等职能，成为国王在各地的耳目。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定名为总检察官，下设检察官于各级法院，从此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法国的检察制度中，检察官除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还行使以下监督职权：监督诉讼的提起及进程；监督地方官员是否竭尽职守；确保国库之收入；检查制度量衡；决定面包售价；监视图书馆和法科大学。建立于封建专制时期的法国检察制度，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得到保留和发展，1790年8月14日及1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令规定：“检察官是行政派在各级法院的代理人”。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全面规定了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职权，法国检察系统在组织体系、领导体制等方面也逐步趋于成熟和稳定。此后的近200年间，法国的检察制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总的来说，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中，检察机关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而且没有独立的体系，是由派驻各级法院的检察官组成的。检察官具有双重身份，他既和法官一样属于国家的司法官员，享有和法官同样的法律保障，被称为“站着的法官”，同时又是国家公务员。总检察长和各级检察官均由司法部长提请总统任命。检察机关内部实行“检察官一体化”原则，上下级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下级检察官必须服从上级检察官的命令，总检察长对全国检察机关具有指挥权。

与法国不同，英国的检察制度虽然也是从国王的代理人演变而来的，但是，英国自1066年被威廉公爵征服时起，政治上就已实现统一，随后的法制统一任务，主要是依靠英王设置的王室法院的法官们进行巡回审判，通过判例法来实现的这样，就无需国王代理人承担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任务。公元11—12世纪，英国也进入封建社会，并同样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各领地在司法上自成体系。为维护王室利益，1162年，英王亨利二世设立了专司向法院控告重大刑事案件 的12名陪审员，起到一个公诉人的作用。从公元13世纪开始，英王开始派律师代替他起诉。1461年，国王律师更名为总检察长，同时设置“国王的辩护人”，1515年，国王的辩护人更名为副总检察长。至此，英国的检察制度也正式建立起来。英国的检察官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只是作为国王的法定代理人，向国王提供法律咨询和参与诉讼，而不承担法律监督职责。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的地位要比大陆法系国家高，一般隶属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主要是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兼有作为政府法律顾问的职能。

从检察制度的职能部门来看，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但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检察制度，只能算是一种历史渊源。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检察制度出现于清朝末年，从1906年到1910年，清朝末年司法改革期间陆续颁布了一些法规确立了审检分立，与各级审判机构对应设置了检察厅，模仿当时的日本建立了检察制度。北洋军阀政府基本沿用清末的检察制度，在最高法院内设检察署，其他各级法院均仅设置检察官，是一种合署和配置制的混合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欧美各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仿效苏联建立了检察制度。而我国经过了曲折艰难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建国之初，我国参照前苏联的检察制度，于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各级人民检察属组织通则》中规定了双重领导的体制，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属既受上级人民检察属的领导，又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1954年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把双重领导该为垂直领导，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检察机关受到冲击，到1968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大部分被砸烂，整个检察工作无法进行。1968年12月开始，各级检察院被撤销，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几乎荡然无存，1975年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有公安机关行使”。1978年，党和国家深刻总结了检察机关被砸烂、法制被破坏的惨痛教训，并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的重要性，重新组建了检察院，并在1978年宪法中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 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同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至此，我国人民检察院的双重领导体制确定下来。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相比，我国的检察制度在经历了历史的变遣，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不同与任何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

对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学术界有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行政性质，检察机关自身实行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因此，检察权应当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第二种意见认为，将司法权仅仅理解为裁判权是狭隘的，由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其侦查、公诉以及诉讼监督等活动，都符合司法机关追诉犯罪、依法主持和进行诉讼的特点，因此，检察权应当属于司法权。第三种意见认为，我国的检察机关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但在体制上应将其归为司法权。第四种意见认为，检察权的性质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行政性质，在某些方面具有浓厚的司法性质，但其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权。笔者认为，我国的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而不是行政权、司法权 或其他混合的权利。根据1982年宪法和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人民检察院在性质上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也不同于国家审判机关。它既不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独立的体系，也不象英美法系的国家那样仅仅从事于刑事案件的公诉工作，我国的检察机关是专门行使检察权的机关，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职务犯罪侦查、侦查监督、公诉、执行监督等检察权，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实行专门监督，并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刑事案件的判决执行等活动是否合法等实施监督，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当今世界各国检察权的发展趋势是强化而不是弱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渐密切，表现在检察制度上，各国的检察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国普遍认识到不同的检察制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从检察制度建立的那一天起，不同的检察制度之间就出现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趋势。总的来说，当今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强化检察权，而不是削弱检察权。首先，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范围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来说，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一直很广，其在建立之初大陆法系检察官就兼任着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的特殊角色，“法国检察官在司法活动中，特别是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唯一介入全部司法程序的司法官员。” 并且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这种作用仍在继续加强。而在传统上职权较小的英美法系的检察机关，其权力也由起诉阶段向两端即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延伸，成为刑事诉讼中唯一的一个能参与各个阶段诉讼活动的机关。并且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权在进一步扩大。以英国为例：1985年5月，在撒切尔夫人在位期间，对检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刑事起诉法》获国会通过。按照该法规定，自1986年10月 1日起，成立英国皇家检察院，并制定皇家检察官法，在全国设立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检察机构。在中央设总检察长和皇家检察院，下设各级皇家检察院。除原来检察制度比较完善的苏格兰地区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境分设 4个地区检察院、31个区检察院和55个检察分院。检察机关不对地方政府负责，不受制于警察系统，实行垂直领导，统一行使公诉权。后又依据《严重欺诈局法》，建立了总检察长领导下的严重欺诈局（即反贪污贿赂局），直接立案侦查起诉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的欺诈案件。1998年，英国议会 又决定对检察院进行改革，以加强检察院与警察局之间的联系，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检察官在警察局中派驻他们的律师，以向警察提供建议，从而加强检察官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在同属于英美法系的美国，检察机关的权力比英国更大，有很大的侦查权和指挥侦查权。在美国，总检察长有权侦查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联邦检察官对在其司法区内实施的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行为，有权要求进行或继续侦查。另外，美国检察机关还有监督狱务假释事宜，联邦总检察长有权监督司法行政管理、监狱和其它惩办机关。

其次，检察机关的职权呈现从刑事领域扩大到了民事、行政领域的趋势。现在，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权利观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无论是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都开始比较广泛的干预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诉讼。如美国联邦政府检察官可以“对政府主要合同中所产生的民事欺诈行为提出诉讼„„。”英国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享有提起诉讼、参与诉讼、在法庭上发表评论、提出意见、向上级法院或主管法院提出控诉、上诉或复审请求等的权力。

第三、检察机关的权力呈现出逐渐从诉讼领域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领域的趋势。近些年来，随着政府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加强，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的权力逐渐从诉讼领域向社会的其他领域延伸，检察机关干预社会生 活的职能在不断加强。如1981年12月30日公布施行的西班牙《检察部组织章程》规定，检察机关负责“为丧失能力或自己不能解决合法代理人的诉讼人，代理或提供保护，并促进建立民法规定的保护性机构及其它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和无人保护者的机构”。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不是在削弱，而是在逐渐加强，而我国的现行的检察制度正是代表了今后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综上所述，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它在经历了多年的艰难曲折的发展之后，是我国在研究了各国检察制度之后，去起糟粕，留其精华，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它代表着今后世界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虽然我国检察适度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只是细节问题，不应成为影响我国检察制度顺利发展的障碍。那些要求削弱我国检察权的声音，有的是因为害怕检察机关的存在影响到他们获得非法利益，有的是从本部门角度出发，以期获得更大的小集体利益，更有甚者，试图以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理论为基础提出削弱我国检察机关检察权的做法是想以检察权为突破口，达到改变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目的。

参考书目

①

《检察制度理论与实践》，程荣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中国检察考察团《法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2期；

③

《西班牙〈检察部组织章程〉简介》，《人民检察》1996年第7期 ；

④

《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王以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

《当代检察机关的架构》，张穹，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5月29日；

⑥

《宪法》，许崇德

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202年12月第8次印刷；

注：本论文入选2005年11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山东省检察机关“公平正义与法律监督”理论研讨会

第二篇：浅谈职务犯罪预防检察权的行使

浅谈职务犯罪预防检察权的行使

检察机关的职能是法律监督，职务犯罪预防作为法律监督的拓展和延伸，其职能的行使，应当立足于检察权的行使，这样才不背离检察权的范围，真正起到法律监督的作用，确保国家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

（一）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加强职务犯罪预防，从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已经深入人心，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纷纷从本地实际出发，布置和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使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呈现良好的态势。具体来说，一方面，各地正逐步健全预防工作机制。很多地方建立了预防工作网络，形成了全社会齐抓共管的预防气候。有的地方还建立了预防调研机制，起到准确、全面的预测作用。还有的地方，甚至出台了《预防工作条例》，使预防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强化了预防工作的组织管理，从成立专门的预防工作机构、充实专职的预防工作人员，从制定预防工作制度、工作细则、岗位目标等方面，加强预防工作的组织管理。第三方面，各种方式开展预防工作。如前文所介绍的个案预防、行业预防、专项预防、教育预防等，都是各地在实际工作摸索出来并不断完善的工作方式。不仅如此，各地在具体开展的过程中，还纷纷出新招，找新亮点，使预防工作呈现出许多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然而，从目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和不足。有一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预防的效果；有一些问题的存在，则影响了检察权的正确行使。

1、工作上的盲目性。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均一头扎进预防里，有的地方，见什么新就做什么，见什么热就跟什么，对本地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缺乏具体的分析和思考，有一些工作的开展,甚至并不切合本地实际，预防效果难以起到。同时，作为上级检察机关，则缺乏宏观的预防规划和指导，各地埋头各搞各的，造成许多研究成果得不到推广和应用，也造成了检察资源的浪费。

2、形式上的表面性。许多地区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仅仅流于形式，缺乏具体深入的工作措施。这一问题，在行业预防中表现尤其明显。有的地方，为了完成岗位目标考核任务，片面追求面的拓展，但由于后续力量和工作措施跟不上，从而造成只有架子没有梯子的局面。有的行业预防联系点建立多年了，仍然缺乏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有的行业预防联系点虽然建立了，却还不知道下一步工作应该怎么做，抱的是边摸索边干的思想，使行业预防工作流于形式。

3、职责上的超越性。不少地方检察机关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没有准确把握到位而不越位、服务而不代替、帮忙而不添乱的度，有的大包大揽，与预防单位签订廉洁协议、廉政责任状；有的超越检察权，在工作中脱离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分工和定位，插手企业经济活动，干预行政机关的正常管理；还有的，搞了预防，忘了查处，使预防成为部分单位干部的保护伞，出现“种了别人的田，忘了自己的地”的情况。

(二)立足检察职能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关键所在

由于检察建议权其实质是其他检察权的延伸，检察建议权的行使必须依附于其他检察权的行使而进行。因此，作为以检察建议为主要工作方式的职务犯罪预防，其开展也必须立足于检察职能，以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和对相关部门的行政监督权为前提，否则，不仅师出无名，而且，可能因为缺少对存在问题的了解和分析而使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流于形式，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那么，检察机关又如何立足检察职能，正确履行检察监督权，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呢？先让我们分析一下职务犯罪行为的几个必要条件。

1、职务犯罪行为的三个必要条件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定的条件，职务犯罪行为也不例外。虽然不同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职务犯罪行为分别要借助于不同的条件，但总的来说，有三个条件却对每一种职务犯罪行为都适用。那就是行为人所拥有的权力、职务犯罪动机和职务犯罪机会。

之所以有人甘冒风险向公职人员行贿，某些公职人员能够以权谋私，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人代表国家掌握一定的稀缺资源并负责分配，因而也就拥有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权力。正是由于这些资源的稀缺性，使得管理和分配这些资源的公职人员有了充足的职务犯罪本钱。由于对这些稀缺资源的需求永远存在，以及围绕这些资源而产生的供求矛盾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必然会有人不惜通过行贿在内的非法手段来获取这些资源。因此，在一对一的职务犯罪交易中，需求这一方永远存在。职务犯罪交易的供给方，即公职人员这一方，同样深知自己掌握的权力的价值。当他们面对远大于其合法收入的贿赂，抵挡不住物欲的诱惑的时候，便会产生强烈的职务犯罪动机。在职务犯罪动机产生之后，职务犯罪行为就进入了临界状态。这时候，职务犯罪行为能否顺利完成，主要取决于职务犯罪机会的多寡。而职务犯罪机会，其实质就是制度的不健全、规则的弹性过大等等制度漏洞。在这里，国家控制的稀缺资源即权力构成了职务犯罪行为的物质条件，职务犯罪动机构成了职务犯罪行为的心理条件，而职务犯罪机会构成了职务犯罪行为的制度条件。

在明确了职务犯罪行为的三个必要条件之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消除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从而彻底切断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链条。由于第一个条件即权力的形成并不是检察机关职责之所能及，因此，作为检察机关来说，所能够做的，便是针对后两个条件，开展预防。

2、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全力开展职务犯罪动机预防

在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模式中，我们往往把打击与预防分开来，认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是打击，所开展的教育、宣传、建章堵漏等等是预防。检察机关内部职责分工中，查处与预防也是两个不同的部门。但是，在我们分析过职务犯罪行为的三个必要条件之后，我们就清楚了，打击是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最有力的手段，其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预防职务犯罪手段所不能比拟的。

一般来说，在动机预防中，我们首先想到并实际在做的，是加强对职务犯罪行为主体即公职人员的思想教育，以防止思想腐败。具体的包括法制教育、警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努力均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平心而论，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因不懂法而犯罪，因不知会被查处而犯罪的公职人员毕竟太少了。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些公职人员挺而走险，从而使职务犯罪的发展态势愈演愈烈呢？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打击力度不够，查处数与实际犯罪数相差悬殊，职务犯罪黑数过大，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曾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在我国目前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总数中，只有10%的犯罪线索被群众发现而举报，而在检察机关受理的举报线索中，受到初查的也只占10%的比例，在初查的这一部分线索中，真正能够立案侦查的，又只有10%。虽然这一说法所反映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它反映的职务犯罪真正受到查处的数量，在职务犯罪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微弱这一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从职务犯罪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当行为人犯罪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的时候，行为人便会选择犯罪。而犯罪案发受到查处是犯罪成本的主要内容，当这个成本付出的机会处于非常小的概率的情况下，职务犯罪的发生便成为一种可能甚至必然。因此笔者认为，要打破职务犯罪行为人的侥幸心理，降低他们实施犯罪的动机的产生机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增加职务犯罪查处的数量，减少犯罪黑数，从而提高职务犯罪的惩罚成本，使行为人不敢犯罪、不愿犯罪。这是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过程中最应该采取也是最能够采取的一个有效手段。

3、规范和完善检察建议权的行使，多角度开展职务犯罪机会预防

职务犯罪机会是职务犯罪行为人在以权谋私进行犯罪的过程中所借助的各种机会。职务犯罪机会在职务犯罪行为中同时发挥着两种作用，一是能够使职务犯罪动机转化为实际的职务犯罪行为；二是能够显著增强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动机。因为公职人员只有在制度存在缺陷、管理存在漏洞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利用这些缺陷漏洞进行犯罪，因此，对职务犯罪机会的预防，也就理当成为我们预防工作的重点。

那么，如何才能够消除职务犯罪机会呢？笔者认为，在这方面最好的做法，就是实行“三步预防”，所谓“三步预防”，就是指在职务犯罪行为暴露之后，检察机关首先应当深入研究职务犯罪行为发生的制度原因，并向发案单位提出具体的检察建议，也就是进行我们平时所说的“个案预防”；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还应当根据典型的职务犯罪案例暴露出来的制度缺陷，对有关部门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从而把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发挥到最大限度，这一工作体现在“行业预防”和“专项预防”中；同时，检察机关还应当力争在新的法律法规正式出台之前，就从职务犯罪预防的角度，认真审视其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和漏洞，从而把职务犯罪机会扼杀在襁褓之中，这实际上就是立法建议。

第三篇：垂直领导体制与检察权独立

司法公正是人类法制建设中永恒的追求，而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法治原则。1985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中规定：“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我国《宪法》第131条也对司法独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实与现代法制中司法独立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层面，即使在立法上做出了声明和宣言式的规定，制度保障问题亦未解决；二是实践层面上，现实与设想的差距更为突出”。①笔者在此力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的各种理念障碍进行分析，从变革观念入手，使司法独立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一、对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理性反思现行《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领导体制上实行上级领导下级，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及专门人民检察院。这种规定表面上看实行的是一重领导，但事实上，根据正在运行的各种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难以定论，名曰直接领导，实则管家太多。“上级管指标、党委管纱帽、政府管钱袋、人大管选票”。具体表现在：一是检察权力地方化。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检察院，司法管辖区从属于行政管辖区，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使设在行政辖区内的国家检察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检察机关”，处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的地位，造成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不合理现象。不少部门和领导出于地方或个人的利益，利用手中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直接干预检察工作，而检察机关亦往往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委曲求全。二是检察活动功利化。由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费是由各级财政负担，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成为影响检察系统内部各地区经费保障不均衡的关键因素。于是，一些检察机关在地方政府创收指标和自身利益驱动的双重制约下，违心地将办案与创收联系起来，使得检察权不得不向行政权妥协。三是检察官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我国几千年来沿袭着以行政权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导致构建我国检察体制时也沿用了行政化的体制。诸如检察官的职务、级制、晋升、奖惩、工资、待遇等都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特别是检察人员的录用，不仅要参加行政机关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而且要经过公务员管理机构的审批，执行着一套标准的行政人员录用程序。四是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格式化。具体表现在：其

一、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行政化。例如疑难复杂案件向上级院请示、汇报，上级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决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行政性指令。其

二、检察院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各级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首长，对党务、队伍、业务等承担第一责任，院内设机构负责人，在自己管辖部门内，也扮演同样角色。其

三、检察机关办案决策过程的行政化。目前检察机关实行的批案制度就是这种决策行政化的典型。这种建立在行政等级秩序上的批案制度，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有案件决定权的人不直接审查案件，而直接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又没有最后决定权。即便是现行的主诉检察官，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同样会受到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二、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必要性鉴于以上论及的现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当今的检察实践不相适应的状况，笔者建议实行省级以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以确保检察机关独立、公正、高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其理由：一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党的十五大已正式提出我国要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法律至上，依法办事。要实现这一点，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肩负着维护法制统一的神圣任务，能否充分正确地履行职能是关键。二是司法独立的要求。作为实现国家司法权的组织，应该以独立的物质保障和地位保障来抗衡来自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各种干预，确保司法独立这一原则的实现。在垂直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的真正“管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上级院，从而可以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和干扰，避免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插手办案的现象，远离类似“查办某级干部需某级党委讨论批准”这样不合法理的“地方保护制度”的制约，使检察机关能真正独立行使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三是入世的要求。加入WTO后，检察工作肯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随着进出口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外贸相关的纠纷案件会进一步增多，如何适用我国法律，参照国际惯例和公约处理涉外案件，给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而WTO三大基本原则：透明度、平等和市场准入。要求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检察机关只有摆脱对各级行政的依附，才能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从而平等地为境内注册的所有企业，包括各种形式的外资企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充分发挥

第四篇：垂直领导体制与检察权独立

司法公正是人类法制建设中永恒的追求，而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法治原则。1985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中规定：“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我国《宪法》第131条也对司法独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实与现代法制中司法独立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层面，即使在立法上做出了声明和宣言式的规定，制度保障问题亦未解决；二是实践层面上，现实与设想的差距更为突出”。①笔者在此力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的各种理念障碍进行分析，从变革观念入手，使司法独立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一、对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理性反思现行《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领导体制上实行上级领导下级，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及专门人民检察院。这种规定表面上看实行的是一重领导，但事实上，根据正在运行的各种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难以定论，名曰直接领导，实则管家太多。“上级管指标、党委管纱帽、政府管钱袋、人大管选票”。具体表现在：一是检察权力地方化。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检察院，司法管辖区从属于行政管辖区，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使设在行政辖区内的国家检察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检察机关”，处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的地位，造成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不合理现象。不少部门和领导出于地方或个人的利益，利用手中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直接干预检察工作，而检察机关亦往往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委曲求全。二是检察活动功利化。由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费是由各级财政负担，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成为影响检察系统内部各地区经费保障不均衡的关键因素。于是，一些检察机关在地方政府创收指标和自身利益驱动的双重制约下，违心地将办案与创收联系起来，使得检察权不得不向行政权妥协。三是检察官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我国几千年来沿袭着以行政权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导致构建我国检察体制时也沿用了行政化的体制。诸如检察官的职务、级制、晋升、奖惩、工资、待遇等都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特别是检察人员的录用，不仅要参加行政机关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而且要经过公务员管理机构的审批，执行着一套标准的行政人员录用程序。四是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格式化。具体表现在：其

一、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行政化。例如疑难复杂案件向上级院请示、汇报，上级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决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行政性指令。其

二、检察院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各级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首长，对党务、队伍、业务等承担第一责任，院内设机构负责人，在自己管辖部门内，也扮演同样角色。其

三、检察机关办案决策过程的行政化。目前检察机关实行的批案制度就是这种决策行政化的典型。这种建立在行政等级秩序上的批案制度，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有案件决定权的人不直接审查案件，而直接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又没有最后决定权。即便是现行的主诉检察官，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同样会受到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二、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必要性鉴于以上论及的现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当今的检察实践不相适应的状况，笔者建议实行省级以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以确保检察机关独立、公正、高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其理由：一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党的十五大已正式提出我国要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法律至上，依法办事。要实现这一点，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肩负着维～制统一的神圣任务，能否充分正确地履行职能是关键。二是司法独立的要求。作为实现国家司法权的组织，应该以独立的物质保障和地位保障来抗衡来自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各种干预，确保司法独立这一原则的实现。在垂直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的真正“管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上级院，从而可以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和干扰，避免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插手办案的现象，远离类似“查办某级干部需某级党委讨论批准”这样不合法理的“地方保护制度”的制约，使检察机关能真正独立行使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三是入世的要求。加入WTO后，检察工作肯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随着进出口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外贸相关的纠纷案件会进一步增多，如何适用我国法律，参照国际惯例和公约处理涉外案件，给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而WTO三大基本原则：透明度、平等和市场准入。要求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检察机关只有摆脱对各级行政的依附，才能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从而平等地为境内注册的所有企业，包括各种形式的外资企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的保证。“对其人生活有控制权，就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如果检察院在人、财、物上从属于或受制于行政机关，在行使检察权时就不得不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这势必会影响检察监督职权的有效实施。

三、完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构想增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为此，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及俄罗斯都有相关规定。英国议会1985年通过了犯罪起诉法，设定了独立统一检察机关，它以中央检察长为首长，实行全国一体化且分层管理的原则，为了确保这种独立得以实现，检察机关财政独立，其经费由议会独立掌管。其它发达国家也大体如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实践基础和

第五篇：加强外部监督让检察权更阳光

加强外部监督让检察权更阳光

近两年来，湖北省蕲春县检察院新一届领导班子积极探索和实践检察权监督制约机制，大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不断积极拓展外部监督空间，努力让检察权运行更“阳光”。

一是让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把脉”。将“两类案件”、“五种情形”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依托人民监督员对所办案件的监督评议，确保检察权依法规范履行。通过采取定期召开座谈会、走访、函询、邀请参加案件质量评查、向人民监督员通报职务犯罪案件查处情况、邀请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等多种形式，拓宽人民监督员了解、参与检察业务活动的途径。

二是主动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问诊”。每年“两会”结束后，该院认真研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审议和讨论意见，逐项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并主动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法律监督、贪污贿赂及渎职侵权等工作，积极配合开展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不断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工作，定期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寄送检察工作情况等资料，主动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不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和评议检察工作；每年向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专门汇报检察工作；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汇报、通报检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办理的重要职务犯罪案件等，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

三是架起公众“连心桥”。运用新媒体强化对检察权的监督。把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开通了检务微博、微信，充分发挥官方微博、微信在网络问检、法律咨询、舆论引导、检察宣传等方面的作用。加大检察门户网站建设力度，开设检察长信箱，在门户网站上公布举报投诉热线，方便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每年统一开展两次检察机关“公众开放日”活动，诚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参加，通过介绍检察工作的基本情况，使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拉近检民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