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兽药危害食品安全何时休？

第一篇：问题兽药危害食品安全何时休？

问题兽药危害食品安全何时休？

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得到人民的重视，但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谋私利不惜用尽手段而罔顾老百姓的食品安全。近日，一则关于兽药中添加“瘦肉精”的新闻爆出，再次掀起了人们关于问题兽药的讨论。

生猪检测发现瘦肉精

今年的某一天，浙江省海盐县青莲寺村养殖户李强根发现自家的生猪有些异样,便用了从兽药店买回的兽药。很快,生猪的症状得到缓解。不过,让他感到意外是,当地农经部门对他家生猪的尿液样本进行检测时,却发现了盐酸氯丙那林成分。这种成分俗称“瘦肉精”。其实,在海盐,生猪出现这种问题的养殖户,并不止李强根一家。海盐县农经部门工作人员回忆说,他们在对多家养殖户的生猪检测时,都发现了“瘦肉精”成分。

由此,全国首起在兽药中添加“瘦肉精”等违禁物质案件浮出水面。而此案中的伪劣兽药,由于添加了“瘦肉精”等非法物质,在动物体内产生残留,会直接危害食品安全。

兽药产品目前存在的问题

2005年第二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农业部组织全国兽药监察系统共抽取兽药样品22958个，合格率为74.5％，其中从生产企业抽取样品3552个，合格率为94.3％，从经营企业抽取样品17471个，合格率为70.8％，从使用单位抽取样品1979个，合格率为71.3％，抽取水产用药190个，合格率为84.7％。从检测结果看，从兽药生产企业抽检的产品质量较高，而从经营和使用单位抽检的产品质量较低。其中，兽药生产企业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认识不到位

在经历兽药GMP认证的洗礼后，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竞争力差的企业已经被清理出兽药市场，这对我国兽药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无疑是有利的。然而，部分企业对GMP的理解还存有偏见，他们把GMP当成了护身符、通行证，认为过了GMP就万事大吉了，而忽视了按照《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放松了生产质量管理。

二、生产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兽药

个别生产企业在未取得某产品批准文号的情况下，伪造、套用文号进行生产，用同一个批准文号生产多种兽药或使用过期文号。在去年我所开展的兽药质量抽检工作时，发现某企业库房存有大量未批准就生产的注射用氨苄西林钠，库房还存有注射用青霉素钾，该产品已取得批准文号，但标签标注生产日期为2006年5月和6月，而我们抽样日期为2006年4月。

三、任意调整有效成分

为提高产品的使用效果，任意增加主要成份，使某种兽药由一个主要成份增加为两种或更多。为降低生产成本，将原料偷梁换柱，如用安乃近替代青霉素等。这些药物未做过毒性试验、耐药性试验和残留试验等，多数存在着分解和药效不稳定等问题，给动物疫病防治和动物产品安全造成极大的恶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养殖户按照兽药说明书的休药期进行了停药，但饲养的动物仍然被检测出药物残留超标的主要原因。

问题兽药和饲料何时休？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事关民生，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杜绝问题兽药，应当是每一位兽药企业重中之重考虑的问题。如果为了给自己谋取私利而做出违法的事情，不仅损害了自己企业的声誉和利益，更是危害到了将这些问题猪肉买回餐桌上的百姓的身体健康，而养猪户http://www.xiexiebang.com/ 在防止问题猪肉的同时，也应当睁大眼睛，细心辨别，以防上当受骗。要杜绝问题兽药的产生与流入市场，需要多方面来协调：

一、加强对兽药经营企业的监管，坚决取缔无证经营，规范进货渠道，严厉打击假劣兽药流入市场。尽快实施GSP认证，建立兽药市场准入制度和从业人员准入制度，对不具备条件的不予发证。开放兽药经营权，兽药经营人人平等，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制定兽药经营企业考核验收制度，并定期检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和养殖场，危害动物和人类健康。

二、完善法律法规，为兽药监管提供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兽药行业已出现了不少新的情况和问题，从安全动物性产品生产要求和目前管理执法的需求来看，目前的兽药管理法规已很难适应新的形势和发展的需要，尚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三、加快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目前，国家兽医管理体制已基本完成，农业部已把兽医管理职能从原来的畜牧兽医局中剥离出来，组建成立了兽医局，负责全国的兽医管理工作。各省市应在国家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下，加快辖区内兽医管理体制改革。

第二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问题浅析

【论文提要】：食品安全是全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面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充分利用刑事审判职能，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文首先分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现状，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差异，提出司法实践中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建议。笔者认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础。当前，首先要做好刑事司法与《食品安全法》实施的衔接，修改和完善犯罪要件，加大犯罪的打击力度。然后结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食品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各部门间的工作协调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体系。

【关键词】：食品安全 犯罪 问题 理性之策

一、司法现状：在罪与非罪和宽严量刑间徘徊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实施，预示着应该尽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为一个新课题，展开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犯罪活动，它直接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从犯罪构成上看，该类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单位；主观方面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有关食品质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包括社会公共安全；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非法经营行为等，并应达到一定的危害后果。由于目前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属性和特征，理论界没有统一认识，因此，在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为逍遥法外。同时，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归属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之中，而忽视了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况。下面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的情况，窥视一下司法现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虎头蛇尾。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在全国引起轰动，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12人，轻、中度营养不良的婴儿189人，重度营养不良患儿28人。虽涉案2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最终主要被告人生产商池长板只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5万元，销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罚金2万元，这与该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显得不太相称，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2]

——没有记者暗访，“毒火腿”案何去何从？浙江金华火腿全国闻名。2003年10月底，因记者暗访发现永泰火腿食品厂曹锡平、曹锡洪兄弟用兑入“敌敌畏”农药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毒火腿”真的是记者暗访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厂这一家生产？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为何之前对此无人问津？虽然内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由此判断，曹锡平、曹锡洪兄弟因300只未销售出的“毒火腿”而领刑，只是代人受过而已。[3]

——广州苏丹红“元凶”罚人未惩企业。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生产、销售含有“苏丹红”成分食品添加剂数量为23万余公斤，销售金额400余万元，谭伟棠、冯永华作为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处罚金，应该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该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样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4]

——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园“陈馅月饼”和“毛发酱油”事件在“报道是否属实”的争执中“消化”；北京蜀国演义酒楼用福寿螺替换海螺，致70多人引发广州管圆线虫病，以酒楼民事赔偿宣告结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盐、油到各种中高档食品，几乎无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够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

——三鹿案件的查处，彰显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与力度，但罪名的适用却引起各界争鸣。2009年3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张玉军、耿金平、田文华等人分获重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处罚金。该案的查处，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对同一犯罪事实根据不同的参与环节，分别适用三个罪名引起争议。特别是对三鹿总裁田文华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有疑问，有的同志认为“三聚氰胺虽非剧毒，但根据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质，起码是非食品有害物质。这样，三鹿高管完全应该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田文华的辩护律师梁子侃则认为，三鹿案发后，无论是调查组还是媒体，都称之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华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可能更妥当。[6]

二、实践困惑：罪名竞合的选择与犯罪情节的认定

分析司法实践现状，之所以出现处理结果迥异，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护等人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和对犯罪情节的认定上。

（一）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

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等。刑法在此设置了两种形式的罪名竞合：

一是法条竞合。法条竞合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因刑事立法对法条的错综规定，导致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发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法条竞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间存在重合和交叉关系。

二是想象竞合。想象竞合也叫观念的竞合，是指基于一个犯罪意图，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情形。[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为了牟取利益，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时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罪名和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罪名，这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竞合。

首先，在法条竞合时，要求重法优于轻法，适用处罚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条文认定犯罪的标准不一致，而致实践中不好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司法机关往往习惯于以“疑罪从无、疑案从轻”的原则选择轻法。

其次，由于行为人在犯罪的各个环节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选择适用罪名的差异。如三鹿奶粉案。“三鹿集团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进入市场后，导致众多婴幼儿引发泌尿系统疾病、多人死亡”这一事件，虽然从原料的购置到奶粉的生产、销售是三鹿集团一个完整的生产线，但是，因行为人在不同环节参与的程度不同，而致触犯的罪名不同：张玉军等人提供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配制原奶添加剂，构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耿金平等人给三鹿集团提供含有添加剂的原奶，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三鹿集团及主要责任人使用含有添加剂的原奶生产婴幼儿奶粉，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此细致的划段定罪，给司法实践出了一道难题：是适用共同犯罪理论？还是每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要进行划段定罪？

第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的多是选择性罪名，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包括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个罪名。从理论上讲，选择性罪名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开使用，但是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独立的生产伪劣产品罪。因此，在实践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应如何解决？

第四，对想象竞合犯，要求从一重罪处罚，但是由于该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不同，可能导致犯罪主体和附加刑的差异，且有时可能很难作出孰轻孰重的判断，这时，对罪名选择也就大伤脑筋。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比较，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刑起刑点（三年以上）高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五年以下），但是二者的最高刑期（死刑）是一致的；同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且有罚金附加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假如一个犯罪行为在这二者之间产生竞合，该如何选择罪名呢？当然，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考虑，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难题。

（二）犯罪情节的认定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构成，一般都需要一个特定的客观要件，上面已对几个罪名进行了列举，不再赘述。理解和把握这些要件是确定罪名和科学量刑的关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有的要件本身存在瑕疵及一些职能机构的不健全，以致于造成违法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无法实现打击犯罪活动的目的。下面着重谈一下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销售金额”的认定问题。

“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也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判处罚金的主要依据。但是，“销售金额”恰恰又是司法认定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只有着手销售才会产生销售金额，而在司法实践中查获的多数是在生产环节，销售金额无从谈起。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金华“毒火腿”案，由于记者暗访发现了加工中的“毒火腿”，然后在其即将进入市场销售时，一举查获，根本不存在销售金额。其次，即使有销售行为的，因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蔽，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小作坊没有正规的经营账目，造成侦查取证困难，具体销售金额同样难以查实，这是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得到查处的主要原因。生产伪劣产品按货值金额高于销售金额的三倍的标准，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这相对于销售者来说显失公平，也有违于立法的本意。同时，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时，并处或单处的罚金刑应如何计算？只能面对罪不能罚的尴尬局面。

第二，食品的卫生标准问题。

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同时废止，《解释》中规定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依据将不复存在，急需依照《食品安全法》出台新的标准。但是，《食品安全法》只是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并在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给食品生产经营者确定了具体经营要求和禁止性规定，并未对食品卫生标准作出解释。虽然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 3 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但并未对司法程序的依据作出解释。法律法规之间的不衔接，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难和困惑。

第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问题。

刑事案件的鉴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鉴定，如故意伤害案件的伤情鉴定，是由司法机关授权的机构行使，这样才能充分维护刑事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解释》第四条规定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行使，这是否有悖于刑事司法原则？卫生行政部门的鉴定结论是否能够直接运用于刑事审判？这是司法人员经常讨论的问题。

三、理性之策：食品安全犯罪理论体系的确立

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2009年年初，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云波教授在接受《食品指南》记者专访时讲到，法律和法规体系不完善，让人有空子可钻，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食品生产领域的掺杂使假为什么屡禁不止？原因就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以及执法不严格。[9]面对频发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需要大家通过多层次的调查研究，形成一套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论体系，规范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完善犯罪情节的使用瑕疵，然后施以有效打击，才能维护良好的食品安全市场秩序。

（一）针对《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尽快作出配套的刑法规定

第一，从食品“卫生”到食品“安全”，并不是简单的词语更换，而是一种新理念的树立，是将食品事件正式纳入了社会安全的范畴。

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很难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食品卫生事件牵扯在一起。现在，三鹿案的判例和《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使二者产生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建议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章节里面增添危害食品安全的内容。第二，《食品卫生法》已经废止，与之相应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亦应随之修改，可变更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样就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不再存在法条竞合。第三，犯罪成本太低，是我国食品行业制假、售假猖狂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刑事立法也要随之调整，应对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扩大罚金刑的倍数，彻底消除制假、售假分子重新犯罪的机会。第四，《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检验机构的设立作出了规定，建议刑事司法鉴定，应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中，由司法机关的委托认可后选择确定。

（二）修改“销售金额”要件

实践证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单纯把“销售金额”作为量刑依据是不科学的，尽管《解释》做了补充规定，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议。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将“销售金额”改为“经营金额”；[10]有的同志则认为，可根据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同时适用“经营金额”与“销售金额”两个标准。[11]笔者认为，适用“经营金额”同样不可取，所谓经营包括买进和卖出两个环节，因此，设定“经营金额”，有可能造成犯罪数额的重复计算。设定犯罪数额要件，要根据具体的犯罪行为来确定，这是立法的本意。《食品安全法》第九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中，一直是适用“货值金额”进行处罚，因此，我们可以将“货值金额”确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标准，这样，一方面可以与《食品安全法》的处罚相衔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的不科学的说法。而对销售伪劣产品的或即生产又销售伪劣产品的，应定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标准仍沿用“销售金额”。需要说明的是，设置的“货值金额”犯罪标准可以稍高于“销售金额”。对于其他的将“销售金额”作为罚金刑标准的罪名，可以增加一项内容，即“产品未销售的，并处或单处货值金额的**至**倍罚金”。

（三）规范对单位犯罪的处罚

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中大多数都将单位列为了犯罪主体，但是，不知何种原因，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均将单位犯罪排除在外。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有利于保障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健康。[12]三鹿集团是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中国企业500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就是这样的大型企业，在其触犯法律时，仍不惜以其破产为代价而予以严厉惩处，这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讯号：一切危害食品安全、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严惩。由此，笔者认为，各地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均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不为违法行为做保护伞、开绿灯，加大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和惩治，坚决清除一切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动。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防控机制

不法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但社会监管和防范体制的不健全，却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强，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空间。因此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食品的安全隐患，不能单纯地依靠司法机关的打击和惩治，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法》从理顺监管体制、建立风险监测制度、统一食品标准、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强化食品企业责任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下一步需要各有关的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工作间的协调和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机制。同时，应不断加强食品的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识。要经常性地通过各种媒体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宣传食品安全法律知识，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等。应尝试把食品安全纳入职业教育规划，努力培养食品安全专业人才；把食品安全常识列入中小学的教育课时，引导学生不买街头无证商贩出售的各类食品；加大对公众的食品科普教育，教育公众掌握简单的食品质量识别方法和正确的食品加工烹调方法等等。只有我们把预防食品安全的工作做到前面，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

【参考文献】：

[1] 2009年3月1日新华社记者张景勇、周婷玉、吴晶撰写的《食品安全法诞生历程：从“基层民声”到“国家大法”》一文。[2]根据新浪网的资料整理。

[3]根据金华新闻网的资料整理。

[4]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内容整理。

[5]王文琦撰写的《问题奶粉是伪劣还是有毒？》一文，2009年1月1日《广州日报》。

[6]南方报业网2009年2月2日《田文华上诉否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要求撤销》一文。

[7]高铭暄《刑法专论》（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94页。

[8]同注（7），392页。

[9] 2009年第三期《食品指南》杂志。

[10] 《人民法院报》（理论专刊）2001年12月17日杨万明、刘为波撰写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完善》一文。

[11]网络资料，《也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作者解春。

[12]高铭暄的《我国刑法单位犯罪几个问题》一文。

第三篇：食品安全危害

食品安全危害是指食品中所含有的对健康有潜在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物理因素或食品存在状况。食品安全危害可以分为三类，即生物的、化学的和物理的危害。

食品中的生物性危害是指对食品原料、加工过程和食品造成危害的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包括致病性微生物（主要指有害细菌）、病毒、寄生虫等。食物中的生物性危害有可能来源于原料，也有可能来自于食品的加工过程。

食品中的生物性危害（主要指微生物危害）按生物的种类，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1）细菌性危害:包括引起食物中毒的细菌及其毒素造成的危害。（2）病毒性危害:包括甲型肝炎病毒、诺瓦克病毒等病毒引起的危害。（3）寄生虫危害:包括原生动物(如鞭毛虫等)和绦虫（如牛猪绦虫和某些吸虫、线虫等）造成的危害。

（4）真菌性(霉菌、酵母)危害:包括真菌及其毒素和有毒蘑菇造成的危害。食品中的化学危害是指食用后能引起急性中毒或慢性积累性伤害的化学物质。各种有毒化学物质进入食品并使其具有毒性，主要是由于食品在生产、加工、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受到这些化学物质的严重污染。

根据食品中化学危害的来源，可以将其分为三类：（1）天然存在的化学物质（2）有意添加的化学物质（3）外来污染带来的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急性中毒、慢性中毒、过敏、影响身体发育、影响生育、致癌、致畸、致死等。

食品中天然存在的化学危害物质主要指食品中自然存在的毒素。根据其来源可将其分为5类：真菌毒素、细菌毒素、藻类毒素、植物毒素、动物毒素。前3种自然毒素属于生物污染剂，是微生物分泌的有毒物质，它们或直接在食品中形成，或是食物链迁移的结果。后2类是食品中固有的成分，但是对人类和动物均有危害作用

有意添加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是在食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过程中人为加入的，主要是指各类食品添加剂。只要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要求使用食品添加剂，应该是没有危害的，但使用不当或超剂量使用，就有可能成为食品中的化学危害。

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很多，如防腐剂、营养素添加剂、抗结剂、消泡剂、抗氧化剂、漂白剂、膨松剂、着色剂、护色剂、乳化剂、被膜剂、保水剂、稳定剂、甜味剂、增稠剂、面粉处理剂、香精等。

外来污染带来的化学物质。这类化学物质是食品生产（包括饲料作物生产、畜牧养殖与兽药生产）、包装、运输中或环境污染造成的，是非故意加到食品中去的。这类化学物质包括：（1）农药残留。

农药残留是指使用农药后残存于生物体、食品（农副产品）和环境中的微量农药原体、有毒代谢物、降解物和杂质的总称，是一种重要的化学危害。当农药超过最大残留限量（MRL）时，将对人畜产生不良影响或通过食物链对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造成危害。农药将对人体产生危害，包括致畸、致突变性、致癌性和对生殖以及下一代的影响。

（2）兽药残留。包括兽医治疗用药，饲料添加用药，如抗生素、磺胺药、抗寄生虫药、促生长激素、性激素等。这些化学物质可以在动物体内造成残留。（3）环境污染带来的化学物质。如重金属（镉、汞、铅、砷、铬等）、化合物（氰化物等）、有机物（如多环芳香烃等）等，这些化学物质可以污染土壤、水域，从而进入植物、畜禽、水产品等体内。

（4）食品加工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如清洗剂、消毒剂、杀虫剂、灭鼠药、空气清新剂、油漆、润滑剂、颜料、涂料、化学实验室的药品等，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污染食品。

应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并在生产、清洗、消毒过程中严格执行，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加工中化学药品的危害。

（5）食品加工中产生的化学物质。食品在加工中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如3，4-苯并芘（发烟燃料烘烤食物时容易产生），亚硝胺、氯丙醇等。控制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有害化学物质的措施包括：改进生产工艺、规范操作过程以减少危害物的生成。

（6）来自于容器、加工设备、包装材料、运输工具的有害化学物质。如包装纸上的荧光增白剂等。

（7）食品中含有的高浓度放射性物质。食品加工或食品原料受到放射性污染而导致食品中含有天然放射性物质和人工放射性物质。

物理性危害是指食用后可能导致物理性伤害的异物，如玻璃、金属碎片、石块等。物理危害的来源包括:原料、水、粉碎设备、加工设备、建筑材料和雇员本身。物理危害可能是生产、运输和贮藏过程中不小心加入的，也有可能是故意加入的（人为破坏）。

当一个消费者误食了外来的异物，可能引起窒息、伤害或产生其他有害健康的问题。物理危害是最常见的消费者投诉的问题，因为伤害立即发生或吃后不久发生，并且伤害的来源是经常容易确认的。

第四篇：危害食品安全就是危害

危害食品安全就是危害“公共安全”

发布日期：2013-03-12 来源：新京报 浏览次数：79 核心提示：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五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升级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更有力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 观察家·代表委员议政录

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五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升级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更有力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河南法院审理“瘦肉精”系列案件的成功实践，引起了我们进一步完善有关食品安全立法的思考。为更加有力地震慑食品药品违法犯罪，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建议将《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五个罪名--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纳入《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当中，从刑事立法上旗帜鲜明地表明国家严厉打击这些犯罪的决心。理由如下：

其一，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破坏的是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犯的则是公共安全。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设定之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家着眼于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列入该章无可厚非。但随着时代发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侵犯日益严重，尤其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因此，应把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需要放在首位，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五个罪名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体系，从而更加有力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公私财产权。

其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包括实害和危险两类。危险是指即使没有造成客观实际的结果、但已形成了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危险”足以生成某种实害结果的发生，这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最本质特征。食品、药品等是公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有毒、有害食品及假药、劣药等直接影响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危。《刑法修正案

（八）》之所以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由“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去掉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这一后果要件的表述，就是考虑到此类犯罪具有严重的危险性。换句话说，犯罪者一旦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行为，就足以造成对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的威胁或重大公私财产的损失。

其三，人是最宝贵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实际上是对人权的保护，是对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维护。现阶段，我国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解决，如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不统一、检测检验技术落后、监管部分权限划分不清、管理混乱、对相关犯罪打击惩治不力等。因此，把对此类犯罪的惩治提高到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度，不仅体现了对人民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也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切实体现。

最后，治乱必须用重典。违法成本太低，刑法的震慑力不够是食品、药品领域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保护好民众的粮袋子、药罐子已刻不容缓，应当在刑事立法上开宗明义地表明国家严厉打击上述犯罪的决心，让胆敢以身试法者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使犯罪分子付出高昂的代价，警示后来者。

第五篇：猪兽药的残留原因及危害

猪兽药的残留原因及危害

正阳县兽药饲料（动物产品）质量检验监测中心 张利勇 皮斌

摘要：随着人们对动物源食品由需求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动物源食品尤其是猪肉的兽药残留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联合专家委员会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评价有关兽药残留的毒性，为人们认识兽药残留的危害及其控制提供了科学依据。本文针对猪兽药残留产生的原因、危害进行阐述，以供同行参考。关键词：猪兽药； 残留原因；危害

兽药残留是“兽药在动物源食品中的残留”的简称，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FAO/WHO）食品中兽药残留联合立法委员会的定义，兽药残留是指动物产品的任何可食部分所含兽药的母体化合物及（或）其代谢物，以及与兽药有关的杂质。所以，兽药残留既包括原药，也包括药物在动物体内的代谢产物和兽药生产中所伴生的杂质。

一、猪兽药残留的原因分析

猪兽药的应用保证了畜牧业的增产、增效，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兽药残留。尤其是某些人大范围、过量、不正确地使用，有害物质残留超标现象严重，给猪肉安全造成极大隐患。造成兽药残留主要原因如下： 1.、屠宰前用药

屠宰前使用兽药用来掩饰有病畜禽临床症状，以逃避宰前检验，这也能造成肉食畜产品中的兽药残留体内。此外，在休药期结束前屠宰动物也出现兽药残留体内量超标。

2、促进生长，提高效益

由于猪兽药具有预防和治疗许多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有的还能促进动物生长，因此一些生产企业为了追求高额暴利，违反国家规定，在饲料产品中超剂量或滥加猪兽药和其他违禁药品，如在饲料中添加“瘦肉精”、喹乙醇等禁用兽药，并大量向饲养场或养猪专业户出售；另一方面，一些养殖场或养猪专业户，法制观念淡漠，仅从短期经济利益考虑，为非法兽药生产企业和添加违禁物质的非法添加剂产品提供了“地下市场”。

3、非法使用违禁或淘汰药物的 我国农业部在2003年(265)号公告中明文规定，不得使用不符合《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规定的兽药产品，不得使用《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所列21类药物的及未经农业部批准的兽药，不得使用进口国明令禁用的兽药，畜禽产品中不得检出禁用药物的。但事实上，养殖户为了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将禁用药物的当作添加剂使用的现象时有发生。

4、预防疾病，减少损失

为了预防阶段性寄生虫病(如球虫病，蛔虫病)和白痢等，在猪饲料中大量使用各种抗菌(虫)药物，其中有专用药，如氨丙啉、氯羟吡啶、球痢灵，盐霉素等，也有抗生素，如四环素类、呋喃唑酮等，大多具有药物残留。有的养殖场或养猪专业户，常常盲目大范围用药或大剂量用药，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非法产品的使用者。

二、猪兽药残留对畜牧业的危害

1、影响畜产品的市场消费

畜产品质量安全与人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近年来，瘦肉精、三聚氰胺等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给畜产品市场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降低了消费者对国产畜产品的消费信心，消费信心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减少消费行为，国产畜产品市场萎缩。同时，如果人们长期食用因兽药残留超标而污染的畜产品会导致“三致作用（致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急慢性中毒和过敏反应以及性早熟和耐药性问题。因此，受兽药残留污染的畜产品对人体的危害非常严重。一旦发生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必将会给畜产品市场带来最直接的负面影响，降低消费者对畜产品的消费信心，影响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2、影响畜产品外贸出口

近年来，我国畜产品贸易不断出现滑坡。畜产品药物残留是导致中国畜产品出口受阻的重要原因。我国兽药及有害化学物质残留的检测方法还不够完善或不够先进。监控力量不足，管理不严、用药不规范、一些饲料生产厂家和养殖户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使用违禁药物或添加剂等。这都成为我国畜产品安全潜在的隐患。药残超标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畜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之一。

3、影响畜牧业健康发展

近些年来，由于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细菌耐药性不断加强，而且很多细菌已由单药耐药发展到多重耐药。饲料中添加抗菌药物，实际上等于持续低剂量用药。动物机体长期与药物接触，造成耐药菌不断增多，耐药性也不断增强。而且，如果长期使用抗生素易造成畜禽机体免疫力下降，影响疫苗的接种效果。还可引起畜禽内源性感染和二重感染；此外，耐药菌株的增加，使有效控制细菌疫病变得越来越困难。长期滥用药物严重制约着畜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结语：

当前，出现众多食品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药物残留，药物残留也是影响人类生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此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提高肉类市场的稳定性，规范兽药的使用，我国必须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建立健全从畜牧到产品加工这一整条生产链的管理和检测工作，通过相关部门的努力，最大限度上降低兽药残留对人体的危害，为消费者提供放心的肉制品。

参考文献：

[1]李伟华，袁仲，张慎举.兽药残留对动物性食品安全的影响与控制措施[J].安徽农业科学.2007（19）

[2]李小丽，蔡纯，王雄英，阮征.供港原料奶兽药残留危害及控制[J].中国乳品工业.2005（10）

[3]曹斌.肉品中药物残留的危害及控制[J].肉品卫生.20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