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生的事迹

第一篇：李鸿章一生的事迹

李鸿章一生的事迹：

李鸿章（1823～1901）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著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 多个条约根据我所收集的资料，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1 年8 月《中日修好条约》；1876 年9 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 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4 年5 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 年4 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 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 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中日《辽南条约》；1896 年3 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 月《中俄密约》；1898 年6 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 年9 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李鸿章也算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也算尽未到一个外交家的努力，但是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而这些垃圾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有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

对于李鸿章的看法或是评论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而我自然也不例外了。

其实，我觉得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是某些史学家所描述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也不完完全全是某些批判家眼中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而是一个愚蠢、自私、贪婪、懦弱，而又同时具有先进意识和卓越才能的封建官僚者的典型代表.有一些人对李的看法过于偏激，我们应当站在更公平严谨的历史角度来评价李鸿章这个人。固然，他是丑恶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但是这也无法磨灭他在历史上做过的一些功绩。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这一生是过错大于功绩的。

首先，李的最大功绩主要体现在了军事上、经济上和教育上，而他的最大过错则主要体现在外交政治上、对内统治上和日常生活上。

军事上：他主持洋务运动，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着力更新武器装备、训练改革，推行了军事近代化进程；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又创办了近代军事学校；指挥甲午海战。在当时这些对于之前的那些闭关锁国而又自大的清朝统治者而言，足以体现李鸿章的先进意识和理念。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他所领导的洋务运动对当时而言更是一种另一形式的改革。如此，他对军事近代化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济上：他为了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也大大地刺激民用工业的发展，为近代的经济也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这事迹也能体现了他的先明之处。

教育上: 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他还组织创办了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打破了旧时的教育模式，为教育事业开创了一番新景象。这些也是他功绩之一，也体现了他的先进的作风。

顾名思义，他是一个封建官僚，自然是以统治者们自己的利益为先，当然摆脱不了封建统治者丑恶的嘴脸。以上全是他的功绩，接下来就该翻一翻他的大过了。

外交政治上:他在天津教案时，软弱无能，赔款他人；他还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法新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30多条不平等的条约；俄皇加冕作为头等公使出使。这些事件后使国家丧失了大片土地，还使大量黄金、白银等大量外流；国家主权也沦丧，使国家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人民过着丧权辱国的日子，生活备受欺凌。这些不仅体现了他的懦弱无能，也体现了他的自私与愚昧。

对内统治上：他镇压太平军人民的运动，剿杀义和团。这体现了他以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为首，镇压和压榨人民的自私的嘴脸。

日常生活上：李热衷于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就连《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李鸿章还大受贿赂，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在此之外，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曾许以1．5万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账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因而，说他生活奢靡，为官腐败，贪得无厌，一点也不为过。然而，当时民不聊生，他却自顾自已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来换取金钱，过着如此纸醉金迷的日子。

我觉得站在更公正的历史角度来分析，我们应当这样来评定他： 他的一生终究是过错大于功绩的。自然，他也是一个愚蠢、自私、贪婪、懦弱，而又同时具有先进意识和卓越才能的封建官僚者的典型代表，并不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也不是什么忍辱负重、功勋卓著的大英雄。

第二篇：李鸿章事迹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曾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所作的挽联。它所表达的评论性意思，当主要也是就此而生发出来的感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征引著名近代史论家袁伟时先生的新论。在其所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袁先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李鸿章的是是非非”问题，并从下述三方面为李鸿章重新作了历史定位——第一，李鸿章为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总体来看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利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前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员高明。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只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要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七十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19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

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20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而作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李鸿章虽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全是他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最后，我们还想说的一句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

李鸿章首先是大清国的一名忠臣。他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他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作为。这些，本不须多论也。他还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远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此外，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所以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之中，李鸿章本人的睿智和深刻，他的大气和幽默，他的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外国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

为了中国的独立自强，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最后，我想说的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辞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评价》

第三篇：蔡锷的一生事迹

蔡锷的一生事迹？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晚八时发动起义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1916年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教科系09小教3班：刘英

学号：09407050309

第四篇：李鸿章讲稿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史百家讲坛，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共渡这段时光，也感谢科研处领导给我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我们要解析的是一位名气极大的人物，他是晚清的中兴名臣，他曾力挽狂澜，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他积极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活动，后主张自强与求富的洋务运动，他改革吏治，兴办新学，推进洋务，筹建海防，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也有人说他善于玩弄权术，排除异己，一生中签了30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被人骂成卖国贼，我们再看他所处的时代，朝廷腐败、社会动荡、列强环伺、国势危殆，以其个人能力无法达到理想境地，尤其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专制腐朽，朝廷上下一片黑暗。面对无法挽回的败局，他也只能徒唤无奈。这个人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他就是晚清重臣，也是悲情宰相，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呢其实他不叫李鸿章，同学们可能说，古人名字多了去了，我们都知道他有很多称号么，什么章桐，字渐甫，号少荃，仪叟，别号省心，您不用故弄玄虚，没错，古人名字的确很多，改名也很平常，但看听过改姓的么？

李鸿章的祖上其实并不姓李，而姓许，李许两家是世交，许家的许迎溪后来娶了李家的女儿，双方结成了儿女亲家。这许迎溪的小舅子一直没有孩子，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人都特别讲究这个，于是这李新庄就和姐姐姐夫商量能不能过继给自己一个儿子，许迎溪这姐夫当的也挺合格，就把二儿子过继给了许家，这二儿子就是李鸿章的七世祖。

李鸿章的祖上，生活还算不错，但到他爷爷的时候家境中落，生活比较贫困，但李氏在当地也算个大家族，其他宗族里的亲戚有时就给他家一些救济，这时有个人就劝他爷爷，您老是这样也不行啊，不能总靠救济过日子啊。他爷爷就说，那我现在怎么弄啊，那人就说你这穷啥不能穷教育，不如你供孩子念个书，考个功名，将来你家日子不也就好过了么？李鸿章的爷爷这时候还挺听劝，开始供孩子念书，在他爷爷的鼓励下，这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还真就考取了功名，考中了进士，并且和曾国藩同年考中，也是由于这种因缘际会，李鸿章后来还拜曾国藩为师。李鸿章呢就是在他父亲考中进士之后出生的，说起李鸿章出生的时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所有名人出生的时候都一样，历史传说都是这孩子生下来就不同凡响，当年讲刘邦的时候呢就说他是真龙的儿子，说曾国藩是一条大蛇，到李鸿章是什么情形呢？李鸿章出生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说他出生的时候天降异象，刚到正月就春雷阵阵，他出生的时候更是祥云万朵，仙鹤成群，总之就是很吉祥，也预示着这个孩子不一般。

李鸿章从小就特别聪明，打小就读“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直到学雍论孟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到五经，这些全都烂熟于心，这使李鸿章在一生中都受益良多。（播放视频）

总之，24岁之前的李鸿章基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开挂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李鸿章担任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就等于他进入到了国家公务员行列，但这公务员生活从底层做起啊并不好熬，一天基本就是识文断字，抄个文书，写个书评，编修一两本史书，给皇上处理一些基层的东西，你根本接触不到核心的内容，二此时李鸿章的志向是三千里外觅封侯，而这样的生活显然不是李鸿章想要的，我还三千例外觅封侯呢，我在这呆着干嘛呢，把他呆的挺难受。一转眼，四年过去了，李鸿章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而此时的中国，一场声势浩大能农民起义爆发，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清朝呢，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因此在整个清前期，汉族官员是极其不受重视的。这次席卷中国的农民运动不但摧毁了满清赖以统治的八旗军和绿营军，也为压制已久的汉族士人提供了一次崛起的机会，中国的政局开始出现了深刻的变动，一批出色的汉族官员从此登上里历史舞台，这其中就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

太平天国爆发的第二年，也就是1852年，李鸿章已经30岁了，古人讲三十而立，李鸿章回头审视了一下自己的人生，这30年中，前24年好像再做高铁，在人生的轨道上飞速疾驰，而24岁之后好像就换成了超级无敌大绿皮，进程缓慢，没什么实质性的成就，一种挫败感油然而生。而此时他的老师曾国藩，丁忧守制回到湖南老家，组织家乡的地方武装势力，出任团练，其实就是地方武装的首脑，这部分人主要去弥补大清军力的不足，去镇压太平天国。李鸿章看自己的老师在地方上取得的成就，觉得三千里外觅封侯的机会来了。（插入视频）

经历各种失败和历练之后，机会终于来了。（插入视频）

第五篇：《原来李鸿章》读后感

落日孤“鸿”

——读《原来李鸿章》有感

起家源自淮军，没落始于甲午。在这部讲述了近半个世纪历史的书本中，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大家所认为的卖国贼，而是一部关于李鸿章的又悲又壮的历史。

其实李鸿章原名章铜，后来其父李文安改其名为鸿章，希望他能“鸿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果然没有辜负其父的殷切希望，二十四岁便成为安徽最年轻的翰林，日后更是鸿图大展，只不过李鸿章并没有“文章经国”，可以说，他大半生的心血，都花在了洋务身上。

点评这样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并非易事，有人认为他毁誉参半，有人则认为是他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将其视为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其实，毁也好，誉也罢，总有些史实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沉暗暗的大清帝国，涌进来的每一缕新鲜空气，都与李鸿章这个名字紧密相连。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强大的海军力量，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员首先提出加强海防。而“阿思本”事件之后，又是李鸿章首先提议建立海军衙门并且一手创建了近代中国最强大的一支水师——北洋水师。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巩固国防，同样是李鸿章主持成立了上海炸炮三局，江南制造总局。

在那时，许多官员甚至是皇上都认为西方的洋枪洋炮洋船是奇技淫巧，不值一学，也许只有李鸿章能真正正确的对待这些所谓的“奇技淫巧”吧。

那个时代的中国，每一步改变，都要面对重重阻力。只有李鸿章勇敢的逆着顽固派的重重阻挠，硬生生的把西方的先进技术搬到了中国，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冒着“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说法，天津电报局成立了；顶着“抢夺天地之精华”的舆论压力，开平煤矿开挖了；顶着“惊动龙气，扰民伤财，为西方列强至侵略大开方便之门”的风险，唐胥铁路铺设成功了。同样是在李鸿章的倡导下，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了，而在这批幼童中，不乏詹天佑、唐国安等这样优异的人才。那时的李鸿章，抛却其与顽固派以及洋人的一些小的过节，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李鸿章在洋务上真的成功了吗？这个问题我们不好下定论。但李鸿章毕竟是在一个曾经的风气未开的中国，他创办的北洋水师内部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旗人，组织涣散，训练技术落后，其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的结果更是令人惋惜。而江南制造总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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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低下，成本又高，内部人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最后同样以破产告终。其所创办的电报、矿业、轮船招商局等企业多半也没有逃脱如此噩运，实在令人惋惜。梁启超所云“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用在此处确实也不无道理啊。而连李鸿章自己也承认，他办了一辈子的事，都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只可敷衍一时。李鸿章对洋务之遗憾，由此可见一斑。

除却这一缕缕短暂的新鲜空气，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也同李鸿章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每当清朝战败，要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首当其冲的人总是李鸿章。而李鸿章则俨然因此成为了历史的替罪羊，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甲午战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没有发挥威力就全军覆没，李鸿章因此“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愤不欲生”。他也因甲午战败被革职。而当中日要谈判时，慈禧最先想到的还是李鸿章，她当即决定启用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而后来有人也如此评价此事：中国的政治实在民主，前天是权倾一时的重臣，昨天就变成罪该万死的误国蠢材，今天又成为代表大清帝国谈判的代表。

而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后，便开始据理力争，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他甚至在马关遭遇了刺客的袭击，尽管如此，他还脸上缠着绷带坚持和日本人谈判。那时的他已经年逾古稀。最终，李鸿章虽然把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争取了回来，但对辽东半岛、台湾岛等地却无能为力。回国后，李鸿章瞬间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罪人。而这些人是否知道如果没有李鸿章，整个山海关、大沽甚至包括天津都将成为日本人的地盘，是否曾想象一个古稀老人，脸缠绷带同蛮横的倭寇争取主权的场景。

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逃西安，他们首先想到的出面调停的人还是李鸿章。而这时的李鸿章远在广州而且已经病入膏肓。临行前，他感叹道：“我尚有几年？一日合上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而李鸿章的此次北上，果然使他一去兮不复还。李鸿章来到天津，看到昔日熟悉繁华的天津城已是残破不堪，不禁失声痛哭，而他在北京的待遇，顶多也就算一个受到礼遇的俘虏罢了。就这样，这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拖着衰朽的身躯，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而在他给光绪帝的奏折中，他写道：“臣等俯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这样一位老人，在写下如此文字时，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恐怕是我们这等人无法体会的，也许是自责，也许是无奈。

而就在他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李鸿章便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伤心离开了

人世。

每当清廷把这个巨大的帝国毁灭的边缘，他们最先想到的人总是李鸿章，他们想要得到的总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却未曾见过这个老人在面对蛮横无理的列强时的渺小与虚弱。于是他们一次次的将其革职，又一次次的把他推向风口浪尖，他便一次次的曾为了国人眼中的卖国贼。于是李鸿章便像清廷、帝国主义乃至国人之间的玩物一样，而这个“玩物”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的一生算不得成功，但却是绝对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在德国会见俾斯麦时曾得意地说：“有人恭维我为‘东方的俾斯麦’。”而俾斯麦却答道：“但我却很难被称为‘欧洲的李鸿章’啊！”这足以见得李鸿章在当时国际上的地位。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在李鸿章接手“天津教案”事件之初，曾国藩曾问他：“你准备如何同洋人交涉？”李鸿章先是谦虚一番：“学生正要向老师讨教呢。”随后李鸿章又说到：“同洋人交涉，我首先要向其打起‘痞子腔’！”曾国藩大怒道：“痞子腔？你倒打给我瞧瞧！”随后曾国藩说：“同洋人交涉，关键在于‘诚’。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一定会令其感化。”

曾国藩身上流露出的还真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精髓，而在外交上，曾国藩的“诚”却往往适得其反，令洋人得寸进尺。而李鸿章的“痞子腔”则着实为他赢得了些许尊严。

1897年李鸿章接见法国公使施阿兰，这个施阿兰少年得志，根本没把李鸿章放在眼里，态度极其傲慢。而在交谈几句后，李鸿章突然问道：“阁下今年贵庚？”施阿兰一愣，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年龄。李鸿章缕一缕胡须，大笑道：“你和我的孙子同岁啊！我在巴黎曾和你的祖父谈得很投机，不知你是否记得？”施阿兰自讨了没趣，此后见到李鸿章便异常恭敬。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位有天赋的外交家，若不是生活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外交家。而这也恰恰反衬了李鸿章命途之悲。

在近代中国，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之一，在开辟新风气引进新技术方面功不可没。他用自己开明先进的思想揭开了罩在中国上空几千年的沉浮而坚固的幕布，放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这股新鲜的空气让进取之人兴奋不已，让退缩之悲恐慌惊诧。而面对朝廷内部的腐朽与管理机制的落后，李鸿章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亲手创办的企业一个个的走向夭折。这不可不说是令人悲痛的。而李

鸿章一次次的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引得谩骂之声接踵而来，他便是有千万般的外交手段，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也是无法施展的。我们也只能奇李鸿章之才而悲李鸿章之遇了。